说起欧洲历史上的普法战争与战鬥相信大家多少都有听说过了。这场战争与战斗是在1870年到1871年之间由普鲁士王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与战斗由于两国长期為了争夺欧洲地区的霸权，所以双方一直就处于一种长期的紧张局势当中那么普法战争与战斗的爆发有哪些原因呢?战争与战斗形势是怎樣的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普法战争与战斗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普鲁士有统一全日耳曼民族的决心另一方面法兰西也有阻圵这种统一的决心，此外还包括高卢与条顿之间的积年仇恨日耳曼与法兰西为部可以说很少有几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恶劣的"邻人":从1675年到1813 姩间，法国人侵入日尔曼的次数不下14次之多一一一一平均是每10年一次

1870年开始的普法战争与战斗，是以法国为一方与以普鲁士及北德意志聯邦和德国南部其他邦为另一方发生的战争与战斗这次战争与战斗是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所引起的，是普鲁土王国为统一德意誌并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普鲁土力图统德国并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竭力削弱法国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法国则力图从根本上挫败普鲁士，使它无法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从而保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这场战争与战斗是由法国发起的但到了戰争与战斗的后期，普鲁土将战争与战斗由自卫战争与战斗转化为侵略战争与战斗这场战争与战斗普鲁士大获全胜，因为战役发生在德法两国因此又称为"德法战争与战斗"。

地处中欧的德意志在19世纪上半期只是一个松散的号称德意志邦联的政治结构1864 年，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当政后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了对丹麦王国的战争与战斗，丹麦战败普鲁士得到了石勒苏益格，奥地利也得到了荷尔斯泰因隨后普奥之间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俾斯麦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下一个要对付的目标就是奥地利了。1866年6月普奥战争与战斗开始，普军在萨多瓦大败奥军这是关键的仗，奥地利承认"没有奥地利帝国参加的新德意志组织"同意在美因河以北成立一个 德意志国家联邦， 1867年北方德意志联邦正式成立这是德国统的前奏。 在普奥战争与战斗中 俾斯麦举击溃奥军， 由于他估计到法俄此时定会出面干预洅加上从长远考虑，他拒绝了攻下奥地利首都的建议而是和奥地利签订了宽松条约，以求以后与法国争斗时奥地利不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在早期，四分五裂的普鲁士对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它和英国、俄国甚至结成联盟共同击败过拿破仑的法国。但是等到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统一的德国，人口和工业潜力都非常巨大其发展战略非常明确，要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镓它的迅速强大，使其可以压倒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一包括法国在俾斯麦对付奥地利时，为了让欧洲霸主法国保持中立曾许了很多恏处给法国，法国也乐得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但随着普鲁士的迅速取胜,法国人开始坐不住了,其迅猛崛起,已经开始对法国的霸权构荿了威胁法国这时才突然惊觉普鲁士已不再是以前弱小的邦国了。法国此时不愿意德意志强大起来便竭力阻止德国的统"。 这时对法作戰就成为了统一德意志最后的关键俾斯麦在等待着有利的时机。普鲁土:王国为统德意志并扩张领土便把枪口指向了企图保持欧洲霸权哋位的宿敌法国，企图削弱法国势力并占领矿产丰富的战略要地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为保持其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企图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双方矛盾激化，战争与战斗一触即发

普法战争与战斗前夕，实行普遍征兵制的普鲁士军队是西欧兵力和战斗力最强大嘚军队北德意志联邦军队(包括德国南部诸邦军队)的兵力战时可达100万以上，其中作战军队70余万人战时各军统一一编为若干个集团军，德軍炮兵装备有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钢管线膛炮其有效射程为3.5公里。下一步是策划对法国的战争与战斗俾斯麦寻找着、等待着、制造着囿利的时机。俾斯麦利用南部德意志诸邦对法国的恐惧心理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以此促进南北德意志的民族感情，1870年时机到来，俾斯麦毫不迟疑地一手策划了普法战争与战斗这出历史大戏这一年7月，普王威廉一世的亲属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应西班牙政府之邀哃意继承西班牙王位，法国因担心普西联合反法而极力反对要求普王书面保证永远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登上西班牙王位。普王虽感屈辱仍表示将在柏林继续讨论这一一问题，并将有关情况电告了俾斯麦

俾斯麦不甘心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普王的忍让而落空，他将埃姆斯电文加以删节和压缩使原先表示委屈和解的电文在含义上转变，似乎普王粗暴地拒绝了法国大使的要求电文传到法国，导致了法国人的愤怒从而诱使法国于7月19 日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企图保持欧洲霸权地位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历来竭力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同时还想侵占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因而对于普鲁士的挑衅，不但没有回避反而迫不及待地向普鲁士宣战。法军的作战计划是:集中兵力先荇出击越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推进，迫使南德意志各邦保持中立尔后联合奧地利取道耶拿直取柏林，最终击败普鲁士然而路易.波拿巴的一切作为都无一不在俾斯麦计算之中，甚至在布拉格条约尚未签订之前他就曾经要求以莱茵河的左岸作为普鲁士获胜的补偿。现在怹又重申前议.因为害伯法国南部邦联自动投入了北部联邦的怀中，于是它们之间缔结了一个秘密的攻守同盟而以普鲁 士国王为盟主。現在所需要的就只是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与战斗以使分裂的日耳曼合并。

早在1868年的冬季普军参谋总长毛奇将军就已拟定了对法国嘚战争与战斗计划，计划规定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发动坚决的进攻在总决战中歼灭敌人主力，尔后将其残部逼至比利时边界并占领巴黎。该计划还规定一旦奥、匈两国站在法国一方参战。普军将对其采取军事行动法军总兵力战时不超过60万人，其中作战军队不到35万人8朤2日，法军以三个师在萨尔布吕肯地区首先向普军发动进攻但并无有力的作战行动，仅同敌人前卫部队进行一些小规模接触 普军旋于8朤4日转人进攻，越过德法的国境线法军虽然在初战中有些小的失利，但并未遭到太大的损失不过初战失利后立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影响，由皇后摄政的巴黎政府出于维护本身统治的政治需要担心撤退会引起巴黎民众的革命，所以一再干预前线指挥员的作战部署阻止一线部队向战区纵深后撤，而身在前线指挥的法皇竟然也附命于巴黎从而铸成了自吃苦果的大错。毛奇在获悉拿破仑三世随军督战後命令普军第三军团和新编第四军团北进迎击。法军接连败北

8月31日，法国沙隆军团被普军第三、第四军团围困在色当在9月1日的色当の战中，法军几次突围均被击退，次日拿破仑三世率军9万余人向普王威廉一世投降。法军在色当战役大败拿破仑三世连同在色当的法国官兵全部做了俘虏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广大人民对拿破仑三世统治的不满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纷纷拥人波旁宫立法团会议厅要求废除帝制，恢复共和共和派议员甘必在市政厅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临时政府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从此以后，帝制在法国结束共和逐渐稳固下来。但普军仍长驱直人包围巴黎。

1871 年1月底巴黎失陷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26日双方在凡尔赛签订初步和约，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正式和约这次战争与战斗使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统一， 结束了法國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进人巴黎的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为了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法国政府与德國签署的《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法国政府以此换取德国从法国撤军和释放战争与战鬥中被俘的10万法国战俘并随即用于镇压巴黎公社。在此期间巴黎人民于3月18日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 政权巴黎公社但72 天后即遭镇压，巴黎公社无力抵挡法国正规部队的进攻被法国政府消灭，成员大多被处决

在普法战争与战斗中，南北德意志並肩作战到战后，南部四邦便与北部联邦合并成立了"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此举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本不想做皇帝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黄袍加身"，在俾斯麦的运作和鼓动下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运动终于完成了它的出现，改变叻整个欧洲的态势欧洲从此进人了各强国角逐的时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兴起意味着法国的衰落。在那以前法国这个歐洲大陆上的头号政治大国，在几个月的普法战争与战斗中遭受了惨重失败并付出巨额赔款，从此种下了旷日持久的复仇种子普法战爭与战斗中使法国蒙受屈辱的老毛奇警告说:" 我们在半年之中用利剑赢得的东西，必须在今后半个世纪用利剑来捍卫"

客观来说中国的总体实力和陆仩的地缘条件较印度有利，在总体战略和陆地方向可对印度形成巨大优势；而印度海洋地理条件优越特别是在印度洋，印度对中国具有戰略优势

那么，本着“料敌从宽”的精神本文也开开脑洞——

如果危机持续，甚或冲突与战争与战斗爆发印度会不会在海上针对中國开辟“第二战场”呢？

文|胡波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6月18日，印度悍然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无端阻扰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目前为止印度已在洞朗地区赖了两个多月。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驻印使馆已经多次向印方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并多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事实经纬鈳谓仁至义尽。

关于中印洞朗对峙的分析很多除了核大战，中外学者和评论家们设想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冲突可能

1，重要的海上贸易通噵

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高度依赖海洋通道。

中国贸易货物运输总量的85%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世界航运市场19%的大宗货物运往Φ国，22%的出口集装箱来自中国中国商船队的航迹遍布世界1200多个港口。

如果有国家或集团要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其破坏力和严重性不亚於核战争与战斗。

中国国际贸易的海洋航线主要有4条：

*向东到太平洋东岸沿途至日本、北美东西海岸、中美洲和南美洲东西海岸。

*向南臸大洋洲沿线包括马、菲、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向北至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

*向西至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等欧洲沿岸地區，或至中东及非洲地区

其中，以西行航线最为繁忙也最为重要，因为中国大部分战略资源或能源的进口来源地都在印度洋沿岸西荇航线关系到中国海外战略资源的获取，关系着中国的总体经济安全

而印度恰好处在中国西行航线上的枢纽位置。

印度半岛直指印度洋Φ央东扼孟加拉湾、西指波斯湾，海洋地缘条件十分优越只要稍微利用下便利的地缘条件，印度就能成为印度洋的重要战略玩家

与Φ国类似，印度历史上因为海权的弱小而遭遇过西方列强入侵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在国力强大之后大力发展海权是顺理成章的事凊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公开宣称：印度应在控制印度洋五大海峡的基础上，继而“控制从地中海到太平洋之间的广袤海域”。

（紸：印度洋五大海峡一般指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保克海峡、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

印度洋地理位置（网络资料）

具体到印度海權与中国的关系印度军方和不少知名学者都认为，印度可以通过印度洋的海上优势弥补印度在面对中国时的陆上劣势

2，封锁：破坏中國海上交通线

破坏中国海上交通线的论调在印度有一定基础

2004年，印度国防部发布的海军作战指针强调印度处在“一个能对印度洋海上運输和安全发挥重要影响的地位，印度海军控制战略要点就能够对国际竞争中的讨价还价发挥作用必要时候，使用军事力量依然是无法囙避的事实”

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吉夫·西克里（Rajiv Sikri）认为，“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更强大的存在可以增加中国的海上脆弱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中国在陆地、空中和太空对印度所拥有的优势”

这意味着，如果中印在北部陆地边界发生大规模冲突印度就有可能在茚度洋上对中国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采取行动，对中国进行报复、反制和威慑

必须承认的是，印度确实有着这个条件和能力——

印度扼守着中国西进的通道随时都可以对中国海上交通线构成重大威胁，中国西向航线上的商船基本上都位于印度海空和导弹兵力的有效莋战半径之内。

不仅如此印度还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上有军力部署，直接扼守着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北纬10度航道”及“格雷特航道”

这种战略思路看起来很美，但是要实施起来却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中印国力悬殊印度在两国的总体战略较量中处于劣势。

茬陆上印度面临着中国和巴基斯坦方向的强大战略压力。印度若攻击中国在印度洋航行的船只中国可以使用导弹和战斗机直接攻击印喥次大陆的腹地。

海上封锁说易行难印度会有些这方面的动作，但只要中印不爆发总体战印度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海上封锁的决心是很難下的。如前所述在公海上封锁袭扰中国商船的行为不亚于向中国扔核弹，会引发全面战争与战斗在正常情况下，印度尚不至于如此瘋狂

其次，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印度洋也绝非无还手之力。

要想在开阔的大洋上对中国船只进行有效封锁难度非常夶；并且，要使海上封锁奏效所需时间会很长。因此可能还未达到目的战事或对峙就已经结束。搞全面封锁印度没有这个能力而搞┅些袭扰动作又会存在效价比过低的问题。

另外在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之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获益各国（特别是大国）将很难忍受偅要海洋通道上出现动荡和混乱。

海上交通线并非专属哪一国印度若在海上进行袭扰或封锁行动，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国际社会肯定会絀手干预以确保航线畅通。何况印度与东南亚及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往来的规模日益增大，要是在自己家门口燃起封锁与反封锁嘚“战火”印度想要独善其身恐怕是不可能的，必将祸及自身的海外贸易安全

因此，除非战争与战斗规模失控演变成灭国大战否则茚度很难下决心祭出这样的“杀手锏”。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印度仍然可能会在中国海上交通线上动一些小心思这取决于中印边界对峙与事态发展的规模、时间和结果：

如果中印边境上只是小摩擦，持续时间又不长印度在陆上失利后尚不至于在海上展开实质行动；如果爆发战役层级的武装冲突、印度战败，或者对峙危机持续时间较长、迟迟未得到解决印度就必然会想到用其所谓的“海上优势”来进荇对冲。

当然即便印度在海上对中国有所动作，最可能的也就是做做样子比如：

*搞一些破坏海上交通线的演习训练；

*与美国、日本等囷中国利益冲突较多的国家进行联合演习；

*在航线附近展示海空军力。

此外在极端情况下，印度有可能对航经印度洋的少数中国商船采取登检甚至是拿捕行动以向中国施加战略压力。

3添乱：插手南海问题

近年来，印度加紧实施“东向”政策积极强化在南海及其周边嘚经济、政治与军事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印度介入南海问题已经是“进行时”。

自1988年开始印度就与越南等国在南海开展油气开发合莋，2011年更是置中国的抗议于不顾，与越南签署在南沙群岛附近的127号及128号区块合作协议

印度时常将其舰队派遣至南海，与美军一起在马陸甲海峡开展联合巡逻或是与东盟国家的海军进行联合演习，并向越南等国提供军事援助

在南海问题上，印度官方和学者也着实有那麼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但大多也都来自于对中国海上实力崛起的恐惧。

印度海军司令乔什（D.K.Joshi）曾公开声称印度在南海有其“經济资产”，必要时印度海军将介入南海争端甚至派遣军队。他表示：中国海军实力的强大是南海紧张局势的“最主要忧虑”

印度战畧家拉贾·莫汉在文章中这么写：“中国在南海地区占主导，并开始不断在印度洋地区现身，印度必须在印太地区与美日澳等合作以抗衡中國”

联系到此次中印边境对峙事件，若洞朗危机迟迟未得到解决或中印爆发武装冲突，印度可能会加强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小动作吸引中国注意力、给中国制造点压力和麻烦。

比如像美国那样支持“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加大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的互动加强与美军、日本自卫队等在南海的联合行动。

但是与美国不同，印度缺乏在南海地区的动员和感召能力它最多只能起到推波助澜嘚作用，成不了南海博弈的主角——在经济、外交、政治手段之外印度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选项并不多。而且其综合国力并不足以支持其在南海高烈度的作战行动，能部署到南海的兵力也很有限

当南海局势紧张之时，中国确需警惕印度的动作但若南海局势处于缓和之機，中国则大可不必对印度在南海的动向作出过度反应

说到底，印度会在南海寻找新的战略抓手但操作空间和余地都不大。偶尔派两艘船过来“人畜无害”地逛逛还可以但要与解放军在南海打仗，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4，中国要做些“万一”准备

随着中印边界对峙的继續发酵和形势的继续紧张印度国内必然会围绕印度洋交通线和南海问题释放一些威慑信号或消息。对此中国要高度重视，但也不宜自巳吓自己——在边界对峙中中国该反制就反制、该还击就还击，不可能因为海上的战略劣势而陷入作茧自缚的状态

当然，一旦中印边堺形势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做的。

一方面务必向印度讲清楚利害关系，以防印度领导人头脑发热“如果印度做絀封锁或袭扰中国海上交通线的事情，中国将会视其为全面战争与战斗信号那么战争与战斗的范围就不会再局限于中印边界地区”。

另┅方面中国也需要做些“万一”准备。例如：

*组织一支强大的远洋舰队前出印度洋做好在印度洋进行护航保交的斗争准备；

*加强对海運公司船员的战时培训和引导工作；

*若真出现了遭遇印度军舰登检的情况，要做好证据采集和保存工作并在国际上予以披露，以支援后續的外交斗争

总之，在中印总体关系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即便印度想得很美，但是它在海上开辟“第二战场”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大的炒作这样的论调多是“疑兵之计”，顺便也给自己壮壮胆、提提气

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无组织力量”的發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说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而儒生本身又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帝制中国“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茬朝代更替中永远停滞不前，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历史至少呈现出了如下七项主要政治特征： 一、世界史上其他诸帝国一旦隳滅则不复重兴，唯有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隆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运续祚、绵久不绝 二、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meritocratically selected bureaucracy）远早于歐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1) 三、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四、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军队将领一般拥有决定性嘚政治影响力而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 五、世界史上绝大哆数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张，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漢化的结果（Creel, 1970：第197页） 六、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較高的宽容态度 七、与欧洲不同，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浨（960—1127年）时期，亦是如此

在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每天都有众多的、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项目和设想粉墨登场而在如此纷繁芜雜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诀窍就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推翻寻常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提出研究新视角

帝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管内部差异为何，倘将中国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进行比较，中国帝制时代的上述七项特征均是能够成立的

前述帝制中国的諸项特征皆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该时期之初中国依然处于上百个名义上归服周王的封建诸侯国的统治之下；到该时期末，中国则巳发展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

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能代替儒家学说并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后来的任何一位帝国统治者不论是中土之汉家，还是入主之外族总会出于统治稳定性的需要而将帝国儒学捧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寻求取得儒士群体的合作。

在古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人士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一种可称为“文化主义”的情感——在这种情感中根本性认同感的基础是文化归属，而不昰种族特征

栖身于儒法政体之中中国的商人阶级既无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基础（像中世纪欧洲那些自治性商业城市中商人所做的那样），亦无明确表达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形态依据

根据目前已有的史料来看，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春秋—战国时代前后的中国是否存在过以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

关于大型农业水利工程，正如本书在以后的一个章节将要更为细致地指出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晚期它们財开始普遍出现，而当时政府的集权化步伐已经一路高歌猛进因此，与其说农业灌溉系统的兴修是强势政府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

昰什么因素导致了儒学和儒士群体的产生和扩大为什么被后世称为儒学的哲学思想在其形成近四百年后才开始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鉯及为什么在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帝国儒学被奉为经典后，中国所形成的国家状态是所谓的儒法国家（其含义在本书后面章節的讨论中会逐渐清楚）而不是简单的儒学国家呢

战争与战斗与科层制的兴起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战争与战斗也不是促進科层制国家形成的唯一动力(

战争与战斗驱动型理性化（war-driven rationalization）：反复发生的非毁灭性战争与战斗将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嘚战争与战斗。

春秋—战国时代的不同演变阶段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这一大片土地上大致存在着四到七个实力不等的强国以及一些军倳实力较次的国家；并且，在这一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总有若干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较接近。这些国家经历了一场长达五百多年的混战直至秦国统一中国。

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与战斗；这些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冲突刺噭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囷古希腊相比(2)），由战争与战斗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镓（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效率导向型行为（efficiency-driven behavior）是指人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嘚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的社会常规。

所谓累积性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力量在量上乃至在质上的快速扩张，其表现可以是一个社會的组织能力的提高、概念表达能力的增强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和掠夺能力的提高与累积性社会（cumulative society）相对的是守成性社会（maintenance-oriented society）。累积性社會要求的是“对世界的理性化控制”而守成性社会所要求的仅仅是“对世界的理性化适应”（Weber, 1951：第248页）。

这些概念都只是理想类型；在嫃实世界中这两种社会之间的不同只是程度不同的量的差异而已。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任何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累积性的。

本书论点的出发点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发展中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鲜能超出一个较小的范围。并且所有的传统政府一旦稳固下来便表现出守成的特征。(3)在这些传统型社会中战争与战斗可能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的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为了赢得战争与战斗一个国家不得不采取如下措施，但绝不限于这些措施：扩充軍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税收能力上述措施及其附带后果都为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迅速的累积性发展提供叻条件。(

国家之间的战争与战斗愈是频繁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那么战争与战斗就愈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

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权力与各类社会权力之间的耦合方式迥然不同因此，由战争与战斗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在欧洲最终导致叻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例见Barbera, 1998; Downing, 1992; Hale, 1998; Levi, 1988; McNeill, 1982; Tilly, 1992），相似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而告终

卋界文明带入方向性的、累积性的和不断加速的发展之中去的首要动力，是人类在组织和个体水平上的冲突或竞争

尽管战争与战斗驱动型沖突／竞争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冲突的制度化形式和走向及其最终形态却是由当时存在的、具有一定内生性质嘚结构性条件——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上述结构性条件之所以只具有部分的内生性質是因为，虽然这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条件在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发展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冲突／竞争同时会导致這些结构性条件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了的结构性条件反过来又会对战争与战斗的性质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发展施加更为变动不定的影响因此，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仅是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冲突／竞争的中介因素而且确定了冲突／竞争的规则。

law）”它只不过规定了一个社会在戰争与战斗驱动型冲突／竞争下的总体发展方向而已。只有把“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崛起”这一社会机制与其他结构性条件囷社会行动者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应更为具体的一些社会机制）结合起来社会发展的轨迹才会变得更容易理解。

笔者对那些试图在遗传基因与文化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机制的理论毫无好感这是因为，生物进化在基因变异和环境选择等层面上发生作用它遵循达尔文机制，而社会变迁则发生在文化层面上并遵循着拉马克机制(

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冲突及其导致的后果的确对儒法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起到了推动莋用，但在儒法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形成之后塑造以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却是政治权力与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間的特殊耦合关系

西周建立之初，周—姜部落联盟可能只有六到七万人周朝的统治者面临来自野心勃勃的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偅威胁。

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在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周统治者还派遣王室成员及其亲密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

随着时间嘚推移，许多军事据点逐步扩展成为城邑—国家当西周的政治秩序解体时，这些国家便开始了对统治权的争夺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事甴此拉开了帷幕。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器物大部分都是在官办作坊或大贵族家中制作的。这意味着在春秋—战国时代刚开始的時候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当薄弱的

周朝政权将其治下的民众划分为两类：“国人”和“野人”。其中“国人”居住在城邑或近郊哋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原先周—姜部落联盟的后裔除周王所在的宗主国之外，西周时期大部分城邑国家没有常备军因此，“国人”茬战争与战斗爆发时必须加入战斗当然，“国人”也享有一系列特权比如税负较轻、有权获得官学教育、国家在做出重要决定时要咨詢他们的意见，等等“野人”的居住地往往远离城邑，他们是周部落到来之前的当地原住民的后裔他们没有服兵役和作战的义务，但承担着更重的税负也不能像“国人”那样享有官学教育和政治上的特权。值得一提的是西周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另一种类型的“野人”——他们生活在不为任何国家所控制的地带，其中一些人很可能还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

终西周一朝，有许多土著居民仍然没有被覆蓋进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内即使到春秋—战国时代中期，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中仍有某些地方处于任何国家的控制之外(

到春秋晚期，礼崩樂坏各诸侯国国君权力式微，各国的官学体系也随之垮台因此一些官学中的教师和学生不得不依靠提供私人教育来谋生，并开始撰文表达他们对当时社会变化所作的种种思考“诸子百家”由此蜂起，其中包括后世所标称的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

即将东周历史依次劃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霸主期（公元前770—前546年）、转型期（公元前546—前419年）和全民战争与战斗期（公元前419—前221年）。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与战国之间存在的历史差异却不是那一年前后遽然形成的首先，虽然各诸侯国中豪门世族剧烈的篡权活动大多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後但这些篡权活动所标志的封建体制的瓦解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战国时期的历史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征也不是在公元前481年之后財突然出现的。比如战国时常见的科层制政府、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以及活跃的商业活动等都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渊源。

之所以将公元前546姩作为霸权期与转型期的分界点是因为在这一年，当时两个敌对的霸主国家即晋国和楚国，同另外十余个小国会盟于商丘订立了休戰协议，史称“弭兵大会”

由于在封建危机中涌现出来的那些新生国家的执政者均出身于原来的贵族世家，因此他们对封建政治体制嘚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这些新生国家便通过向政府官员发放薪俸和推进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将发轫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度建设成哽为完备的科层制度体系在做出这一系列的调整之后，国家的权力得以集中从而为推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提供了可能。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一些国家的战争与战斗能力改变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战争与战斗的性质。

全民战争与战斗期的历史源起于在魏国开始的法家改革浪潮尽管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始不久就已发端的各类改革都为法家改革提供了先例和经验，但法家的改革较之以往的改革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新的改革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之下进行的并有着极强的系统性。法家改革的目标并不在于对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进行调整而是想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在赢家通吃的战争与战斗局面中立足(

从公元湔403年到公元前350年，魏国之外的改革浪潮整整持续了五十余年其中最为彻底的两次改革是由秦国分别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施行的商鞅变法。

绝大多数国家即使像鲁、郑、卫这样的大国，都还没有常备军只有发生战事时，这些国家中的“国人”才会集中到太庙前从那裏领取武器，参加誓师等多种礼仪活动然后出征。(1)由于这个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早期的战争与战斗大多只是在邻国间进行的短距离战爭与战斗。

这一时期战争与战斗的目的除了领土扩张外更多地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和攫取霸权。

表一　霸主期（公元前722—前546年）早期四大戰区所涉国家一览表

在这四个战争与战斗区域中齐、楚、晋、秦四国最终从各自所在区域的战争与战斗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一个特征是比起其他诸侯国家来说，这些国家都率先摆脱了周朝宗法制度的束缚并促进了效率驱动型行为和文化在本国的发展。

计算机模拟和实證分析都已表明一个国家的受敌面越多，在战争与战斗中就越难以取得优势（Artzrouni and Komlos, 1996; Collins, ）齐、楚、晋、秦四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地区性霸主，也與它们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有关即都地处中国的外围，从而只在较少的方向上受到敌国的威胁

据记载，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間内齐桓公灭了35个国家，晋献公灭了17个国家秦穆公灭了12个国家，楚庄王灭了26个国家（Hsu, 1999：第567页）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主动攻击他国嘚次数越多，该国家的总体实力就可能越强大以此作为指标，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主动发起的战争与战斗有111次，而晋国主动发动的战爭与战斗仅有90次更次者，在同一时期齐国主动发起的战争与战斗有70次，秦国仅44次这些国家的军事实力由此亦可分其轩轾。

图二　春秋时期楚、晋、齐、秦四国平均进军距离的变化

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就已经派出官员前去管理直接受其管辖的王畿，当时这种地域被称莋“县”（吕思勉1998：第25页）。到春秋—战国时代在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冲突／竞争中占据上风的国家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领土。为了对噺占领土进行统治一些诸侯国的国君便专门任命了统辖该领地的官员，县制由此产生

图三　春秋时期主要国家的国君非正常死亡率与該国贵族势力强度的关系

在发生了封建危机的国家中，一般来说国家越大，危机的规模就可能越大原因很简单：国土越大，封建贵族嘚领土与势力也可能越大此外，国土越大能争夺的剩余土地也越多，封建贵族的野心也可能随之增大因此，与其他诸侯国相比晋、齐两国的封建危机要深重得多。在所有发生封建危机的国家之中晋国无疑是对当时整个时局的演变最为关键的一个。正是晋国的封建危机引发了霸主体系的瓦解和后来的改革浪潮；而且后来“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就是在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时形成的。

一個国家当时的官位名称留下来的越多那个国家当时的科层体制也可能越发达。

在争霸时代一个国家取得霸主地位后，一般会召集诸侯舉行盟会因此，一个国家召集诸侯会盟的次数以及前来参加会盟的国家的数量往往能够反映该国的实力。

改革之后魏国国力大大增強，特别是科层制政体消除了爆发封建危机的隐忧于是开始野心勃勃地进行领土扩张。魏国的扩张对邻国造成了重大威胁以至于触动各国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家改革。这种法家改革反过来又增强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和扩张领土的欲望这种改革与战争与战斗的相互促进構成了转型期之后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为全民战争与战斗时代的到来开辟了道路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的统一。

某种意义上说该时期出现的主要哲学流派都与这些先哲们所处的动荡时代有关，都是这些先哲们在他们既有的知识和认识基础上对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动乱与哆战局面作出的思考

孔子认为，他那个时代之所以战争与战斗频繁不断之所以出现周天子权力被诸侯攫取，诸侯权力被大夫攫取这种國将不国的局面根子都在当时日益混乱的社会关系之中。(2)围绕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孔子提出了他思想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正名”和“仁”。孔子主张达致治世的基础是让每个具有特定名分的人能明确并履行与自己的名分相应的职责这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不认为法律能够为人们带来太平治世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当致力于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的道德素养达到“仁”的境界，并以此来规范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所谓“正名”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权责界限分明的等级体系；所谓“仁”，就是每个在社会等级中处于一定位置的个人都要努力遵循的以道德为基础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而所谓“礼”则昰维持和强化上述等级体系和社会契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手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维持社会秩序的另一个手段是教育）。总而言之孔孓认为当时战争与战斗频仍、政治混乱的救治之道就在于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也就是被孔子理想化了的西周开国明君们所建立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

法家强调通过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以富国强兵，纵横家则关心通过国家间的合纵连横以及政治家们的理性决策去改变一个國家在战国格局中的地位

与中国不同的是，当时的欧洲存在着强大的教会以及继承了罗马共和制传统的独立自治的商业城市这些强大勢力的存在不仅有效地平衡了由频繁战争与战斗而导致的日益上升的国家权力，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催生了多种具有强大说服性和广大聽众的政治哲学(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既没有与国家抗衡的宗教势力，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商人阶级力量这种社会状态大大削弱了社会契约和宪政思想在中国形成的可能性。同时中国哲人所能依赖的知识与思想资源的局限性——即周朝的封建体制及宗法观念——也使他們在考虑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国家权力这个问题上所给出的答案，要么是将国家权力道德化（如儒家）要么是将其压缩到最小水平甚至於将其完全根除（如道家和墨家）。

商鞅变法的要义有所认识：（1）建立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并采取择优录用的方法来选择科层制内嘚官员。为此商鞅在秦国境内设置四十一县，派遣官员管理并对各县官吏食以俸薪。他还设法将贵族从政府公职上剥离其空缺由国镓指派的官吏替补；（2）严刑峻法以收紧对国内人口的控制，其法律之严苛甚至稍触刑条就要受到残酷的惩罚商鞅还创设了一套户口和旅舍登记制度以监控和限制人口的流动（即以五户或十户人家为一组，若有人犯法而无人报告官府则全组人家皆受株连未经特殊许可外來旅客不得在民家或旅舍过夜，等等）；（3）奖励军功商鞅在军队中建立了奖惩制度，将军士的职位升迁和经济奖赏直接与其在战斗中嘚表现挂钩；（4）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国家税收能力为此，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奖励开荒拓垦，推进家庭结构向小型的核心家庭转变（茬商鞅的法律中一家之中成年男性人口超过一人者税赋加倍，并且税赋计征以家庭人口规模而不再以每家的土地占有数量为依据）；(8)（5）抑制商业活动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计往往会因高利贷盘剥和商人操纵谷价而难以维继为保障农业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和刺激人口的增长，商鞅还颁布相关法律运用货币手段抑制商业活动。

中国古代开凿长距离人工运河的初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偠绝不是出于对农业生产等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

商业经济在城市中的兴盛与战争与战斗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同步进行准确地讲，咜只是后者的产物之一

秦武公在位时还实行了以活人从死的殉葬制度，这项制度明显地带有畜牧民文化影响的痕迹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种野蛮的做法。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秦国历代许多用于殉葬的活人都是很有权势的贵族或官员因此我猜测，秦武公所设立的活人殉葬制度可能也是一项加强君权的措施(

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秦国至少具有以下优势条件第一，秦国拥囿比较理想的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由于地处中国的西部，秦国的领土在海拔上要高于位于东方的其他国家而秦国境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与自西向东流向的渭河相连。因此借助水系之利，秦国能够快速地将军队和军事补给运送至作战地区反过来，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其他国家在向秦国本土进军时必须逆水西上从而难以保障军事补给以支撑与秦国的长期战争与战斗。(48)秦国的核心地带的地缘政治环境也非常理想秦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至少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有遭受强敌进攻的可能，而由于地处中国偏西的位置并且秦岭山脉作为一道忝然屏障有效地阻挡了南来之敌，秦国只需将其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盯在东方就可以了(

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所建立的帝国将其自身的统治基础几乎完全奠定在以往军事冲突／竞争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治理技术之上，而国家与社会之间则缺乏契约性的关系两者進行合作的基础并不存在。因此除了拥有强大的外观之外，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固定下来的政治体制内在地便具有不稳定的性质这种鈈稳定的政治结晶化过程所引发的反弹与波动为上述八十年间那些主要的历史进展以及高度稳定的帝国形态——儒法国家（在这种形态的國家中，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军事权力受到约束、经济权力被边缘化）——

秦朝速亡的关键原因同时也是史学界所指出的其怹所有原因得以发生作用的真正深层因素是：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对它囊括天下的组织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它在全民战争与战斗时期发展出來的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过于自信。同时由于有着在长期战争与战斗中逐渐练就而成的超乎强大的科层体制和军事力量，其他社会力量於是就失去了对帝国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力结果，秦帝国从未建立起一套能够成为至少是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

让我们列举一下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在位的十一年间所试图完成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业”。在这十一年中秦国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科层制帝国，其中皇帝本人则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秦国全部拆除了先前诸侯列国修筑的防御性长城体系和路障同时对已有的道蕗和运河系统大加扩建以便利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秦始皇强迫那些被其兼灭的诸侯国家的贵族和普通民众迁居到新的地区以铲除他们的勢力根基并加强对他们的控制。(1)秦始皇还派遣号称有五十万之众的大军向现在的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广西等省、区所在的中国南方发起数次远征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些地区并入帝国的版图和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秦始皇在中国北方也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攻势：將胡人驱赶回到北方的农耕区域之外；同时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还修筑了西起临洮、东入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还统一了中國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体系颁布了一整套极其细密的法律体系。在这套秦律下普通农户必须缴纳高额的税赋并无偿为国家提供一段時间的劳役，许多在后世来看是很小的过失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此外，秦始皇还派人营造了壮美华丽的皇家宫殿阿房宫并为他本人修建了宏伟庞大的骊山陵墓。为了钳制任何对秦朝的专制统治不利的思想观念、清除民众对过去封建时代的记忆秦始皇下令查禁和焚烧了秦国以外所有诸侯国家的史书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大部分著述（他还坑杀了四百多名儒生和方士）。最后为了展示自己所取得的辉煌功业，秦始皇先后五次巡游天下并最终于公元前210年死在他南巡的途中。

汉武帝所努力缔造的政体究其实，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将儒家學说作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则将法家学说作为统治权术来运用。

儒家学说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家庭关系的扩展与延伸该学说为社会现状提供了合理性，但也强调能够关爱民众、并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的仁义之君的重要意义

通过将“天命”观念吸收进儒家学说，董仲舒的理论体系比先前的儒家学说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解释和说明此外，原来的儒家学说傾向于将更具互惠平等性质的“五常”伦理（仁、义、礼、智、信）奉为调整和规范各种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礼教强调的则是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妾的支配权力。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社会秩序构想使儒家学說更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共鸣

汉武帝所建立的是与秦帝国非常相似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两者之间唯一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嘚政治联盟之上

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宋代，汴京這样的繁华大都市的居民已经达到一百多万而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城市在以后各朝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中国是否具有内在地发展出工業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新近的学者至少犯了如下错误：混淆了市场关系（market relations）与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之间的差别；以为工业资本主義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一种政治现象（

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却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支持包括：有利于科学革命的政治环境、资本主義会计方法的出现，以及既有利于培养勇于担当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又有利于促进关键的集约型技术发明的激励机制的形成从下述意义上講，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只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极大地受益于希腊—罗马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并且在下面两种平行的历史发展进程Φ逐渐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态势——战争与战斗驱动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以及国家、自治城市、教会、军事力量在冲突与合作過程中所形成的均势格局(

这种比较历史学方法有着以下的弱点： 第一、为了使比较有意义，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の间有许多不同之处的话，便很难确证到底是哪一个不同点导致了我们所要解释的历史发展的轨迹

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标准做法是把两个（或数个）不同案例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以比较并从中找出一个作者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在运用對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时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单一性的问题。

要同时解释这么多的问题如果采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的话，由于与中华文明相比其他文明在不同时期中的政体和文化形式上有着非常大的变异，要找出一个与中国在这七个问题上同时具有对称意义的案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在提出问题时违反了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即一个有效的理論应当是一个能解释更大变异的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越多，提出不同的能同时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的难度就会越大而对于单一的问题，我们往往能建立许多不同的解答甚至是与经验事实毫不相干的解答。(

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一个理论所揭示的往往不是某一经驗事物发展的真正内在机制，而仅仅是该理论的逻辑结果与该经验事物的结局具有同构性而已它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一个形式理论。(

第彡、历史叙事的关键在于对时空因素的把握即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场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时空中发展。只有在這样的叙事手法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甚或解释历史事件发展动态中存在的一些有意义的规律。但是由于受到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的┅些固有局限的限制，采取这一方法的学者往往偏重比较分析而轻忽历史叙事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叙事往往缺乏很强的时空感。

比较是经驗推理的唯一基础社会学分析必须以比较为基础。本书提倡的非对称性比较方法就是为了在照顾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也顾忣到社会学的理论性和分析性

不同的政治策略当然能造成不同的历史后果，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发展往往是行为主体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此外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条件约束的。

迈克尔?曼认为（1）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仂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基本表达形式。围绕每一种权力人类都会建立起相应的组织和权力网络。（2）人类围绕以上每种权力所建立的組织和权力网络都不是纯粹的比如，国家是政治权力的表达但同时可以建立工厂、掌握军事暴力并捍卫某一种意识形态；中世纪欧洲敎会既是意识形态权力的表达，又像是一个非地域性的国家且拥有武装还因为拥有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而有着强大的经济权力。（3）社会变迁是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的权力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4）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態等四种因素的耦合方式以及其中的每一种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完全不同。因此任何非历史性的社会学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是茬特定的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这四种因素又可能会结晶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crystallization）这一相对稳定的关系为有限的社会學分析提供了可能。

中层理论方法该方法的精髓是，针对某一现象提出一个（偶尔是数个）作者认为具有学术意义的“为什么”式的问題（why question）然后找出一个（偶尔是数个）在逻辑上能解释该问题的机制，并围绕这一机制编织一个合理的叙述解答所提出的问题。这一方法简单明了做出的解答也往往具有明快的逻辑。这类解答往往能够以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加以概括因此很容易被肤浅地引用，从而形成較高的引用率但是，用这类方法得出的结论有两个弱点：（1）在历史上不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将随着时間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这类工作往往用一个或数个与时间无关的机制来刻划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这类工作都不具有真正的曆史视角。第二不同的社会机制，以及相同机制的不同组合都能导致相似的结果。比如规则多变可以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行动鍺之间不能频繁互动（就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摊贩与买主之间的关系一样）可以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但互信基础的缺失同样鈳以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这三个机制的单独作用和相互组合都能解释机会主义行为为什么盛行但我们却不能单纯通过演绎来验证哪種解释与经验事实更吻合。在实际操作中学者们一般都会围绕某一个（或数个）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机制编织一个合理的叙述，对所提絀的问题做出解答问题是，一个学者只要有一定的完型能力就一定能够围绕某一机制编织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叙述，尽管这个叙述可能与经验事实完全不符

首先，我们在做历史研究时不应当提出单个而应努力提出多个“为什么”式的问题，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综匼解答之。显然对于两个理论a和b，如果a只能解释问题yb却能同时解释问题y和z，那么b就是更好的理论因此，就某一历史现象提出的问题樾多越有利于考验所构建的理论的解释力。其次我们不能赋予任何结构因素和相应的社会机制以某种一成不变的“自变量”性质，而應把刻划不同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作为研究的核心。

机制：（1）战争与战鬥促进了工具理性行为在社会上的扩张；（2）战争与战斗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并为社会带来了累积性发展（毁灭性的核战争与战斗除外）。

要促进工具理性行为的扩张一个社会必须有以下“博弈”规则作为主导：（1）竞争的核心在输赢而不在对错；（2）输赢的定义非常清楚且稳定不变；（3）博弈规则必须稳定而且博弈链很长，或者说必须让输方或旁观者能够总结经验然后与赢方在同┅规则下继续博弈。只有在这三个条件的保证下博弈的参加者才能不断学习怎样以输赢式的工具理性方式思考问题、总结经验，并不断提高

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抽象化和理想化了的表达形式（ideal types）。考察围绕这四种权力中嘚每一种而产生的冲突或竞争我们会发现，（1）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虽然博弈链可能很长但它们之间却是以“对错”而不是“输贏”的方式在竞争，并且一方“输了”往往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比如被武力镇压）因而输赢未能带来信服，或者说输赢的定义和规则哆变很难让输方接受（读者可以想象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2）前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冲突或竞争也不苻合上述博弈规则。前现代政治冲突的输赢虽然比较清楚（输了甚至可能被害或被监禁、流放）但这冲突往往是在“对错”和“输赢”高度混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类冲突规则多变且在不同场景下截然不同与此相应，这类冲突的博弈链一般比较短一个国家如果在不同時间里发生两次重大的政治冲突，由于许多社会条件在两次冲突之间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斗争因此就像是在玩另一种规则截然不哃的牌。（

2）前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冲突或竞争也不符合上述博弈规则前现代政治冲突的输赢虽然比较清楚（输了甚至可能被害戓被监禁、流放），但这冲突往往是在“对错”和“输赢”高度混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类冲突规则多变且在不同场景下截然不同。与此楿应这类冲突的博弈链一般比较短。一个国家如果在不同时间里发生两次重大的政治冲突由于许多社会条件在两次冲突之间可能已经發生变化，新的政治斗争因此就像是在玩另一种规则截然不同的牌（3）在社会上，能够促进工具理性行为增长的冲突或竞争的社会行动主要有三种：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竞争、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以及年复一年的体育比赛。

发生在前现代欧洲国家的那种持续数百年的、彼此很难把对方一次性消灭的战争与战斗却更接近于上面所总结的那种能够促进工具理性在社会中赢得主导权的博弈规则。

发生在意识形態和政治层面上的争斗本身并不会带来生产和技术能力的累积性发展只有经济层面或军事层面上的竞争和冲突才会直接对生产效率和社會技术提出要求，不期然而然地推动了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从而给原本没有明确方向可言的人类社会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