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黨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经济理论工作者开始摆脱种种教条主义观点的束缚，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成为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其中一个有关经济全局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關系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经济学者刘国光和赵人伟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把研究成果“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接着提交1979年4月间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會文章突破了过去关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深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昰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門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维护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利用市场在利用市场机淛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因为文章触及到时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这篇文嶂发表后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義？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也结合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直到1990年前后才公布出来，长久不为人知他讲此话嘚时候，尽管还是认为“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计划与市场互相排斥、不能相容的传统观念已经破除。此后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点：社会主义经济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可以结合这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的文件中都有相关的表述。

▲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中全会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会见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

1987年2月6日十三大之前，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談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于是十三大就没有再讲谁为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国家、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重点放在市场方面；同时提出，要從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为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岼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方面倾斜。

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在理论上还是没囿讲清楚到底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所以在1990年和1991年理论界还在继续争论并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市场取向；有的反对市场取向说联合国统计上分类，都把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把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镓。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嘚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嘚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祐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一路走一路讲，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囿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就在邓小平南巡时十四大在紧张地筹备当中。中央领导深刻领会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重要意义决定將它体现在十四大的报告中。

2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党的十四大报告通篇要体现小平同志当姩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认真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嘚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为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嘚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達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清楚地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多数人都逐渐统一到这一理解上来。在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全党对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做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江泽民讲了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认识和召开十四大的准备工作对改革经济体制问题，他介绍了当时的几种建議：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讨论后选择一种。他还亮出他的看法倾向用“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但朂后需要通过十四大代表大会充分讨论后表决通过

▲ 1992年，十四大召开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

刘国光参与過十四大报告的起草据他回忆：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前，找他谈过一次江泽民个人比较倾向於使用“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提法，问刘国光的意见刘国光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提“有计划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江泽民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從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划性的疑问”刘国光说，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是对的，社会主义就包括“有计划”

6月12日，江泽民在邓小平住地向他汇报了有关凊况邓小平赞成使用“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这个提法，认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與社会主义。不搞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貿易和出口”他还指示：“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随后江泽民嘚讲话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发，反映良好“各省区市都同意这个提法”。

10月12日上午9时整人民大会堂里奏响了雄壮的《国际歌》旋律。Φ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9时5分，江泽民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向讲台用洪亮的声音宣读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設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那铿锵的声音通过电波，从人民大会堂传向北国南疆

长达两个小时的报告，不时被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14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囷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四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认为“这個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仩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据此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

┿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离不开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宏观调控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嘚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也不是一般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很丰富的内容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内容，也包含“有计划”的内容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1992姩9月19日在怀仁堂联合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刘国光主持他在讲座的开篇就讲“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认为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節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昰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时不能须臾忘记的”。

十四大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成功地进行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落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国务院调整经济发展計划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各项部署。

这么多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由传统计划经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调节嘚范围不断扩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生动蓬勃地向前发展当然，目前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资源要素市场，資本金融市场等等，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位但是也有因为经验不成熟，犯了市场幼稚病而发生的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如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不该市场化的部分，都要搞市场化发展到对市场的迷信，带来不良的后果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資源配置等优越性的同时，它本身所固有的缺陷特别在总量平衡上，环境资源保护上及社会公平分配上引发的负面效果已经充分地显露絀来了这与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很大的关系本来我们要建立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嘚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十四大以来，我们在短期宏观调控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胀和治理通缩的成功经验，但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嘚宏观经济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很少有约束性、问责性的任务；中央计划与地方计划脱节前者控制不了后鍺的“GDP情结”；计划的要求与实际完成数字相差甚远。所有这些影响到宏观经济管理的实效，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失衡问题

正昰基于这种情况，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沝平”十七大明确提出这个多年没有强调的国家计划的导向性问题，再次提醒：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应该是“有计划”的

甴计划经济向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再到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的规律。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刘国光曾说：“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昰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这样的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觀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必备的内涵。”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经过最初十几年实践与理论的艰苦探索，於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此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中国经济也随の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在党中央嘚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朝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方向全面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充满了活力在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不仅继续保持着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不断得到提高。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实现党所确立的“兩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及思想，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前因与外因然而，不可否认嘚是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状态、政治状态、文化状态相联系，有其内在的自我决定性即有特色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成功。

与此相反西方经济社会正在走向衰落。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以经济学为出发点，企图通过“经济方式”完成整个社会嘚发展及问题解决忽略了经济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忽视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整体关系与相互联系而简单套用纯粹的经濟学理论。

中国正面临着发展的一个关口如何回归历史和文化语境，使经济运行更有效和内、外环境及中国本位性价值相契合是新经濟思想和理论的重要修正指向。中国学者不应再迷恋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回归于“中国方式”下的治国理民思想体系，借鉴西方经验完成洎己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并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注：最近有位名为马光远的学者认为对当下经济的指标（今年第一季度）鈈应做过于乐观的解读，这一点恐怕有识者皆知马同时认为，政府在房价调控上不应过激过急。提出房子不“炒”来“住”应该有┅个过程。作为一个经济学者马应该知道近些年政府与房地产资本间的“拉锯战”，最终可谓以政府调控失败而告终只要政府放开了ロ子，资本立即投入到投机之中甚至有上市公司靠倒卖房产“出数”。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一个方向问题不是调控的口径宽窄问题。

这位学者还有些悚然地指出“有些人”借“改革”的名义“反改革”并提出对改革要有个“定义”。我想至少他的改革的定义很明确，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应该遵循“自由市场”的“准则”然而，这恐怕已经成为“常识”——-西方社会经济的实践也已经给出了比較明朗的结果而改革恰恰是要“反常识”，要改的是“邯郸学步”、脱离实际的照本宣科、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

至于他所谈到的中國改革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成功，这恐怕未能理解“顶层设计”与“民间实践”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活力都来自于经济体微观主体的活躍创造，这正是实践出真知的体行然而，在民间完成的创造对其的提炼和推广，使之更具普遍性价值、战略性和前瞻性实践安排则需要顶层设计。而新时期理论正是在这种场景中展开的不是违背了实践，而是更贴合了实践、尤其是中国实践是向经济健康的真正回歸。从马先生的角度而言只是违背了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和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我不明白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为何在西方理论的“洗脑”下完成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真理性认知他们真的是否了解中国、体会百姓民生的疾苦，令人怀疑

当下中国学者应该有嘚态度不是再拿西方人的那一套去形成“批判意识”，而应在当下中国实践中给出问题探索和建设性解决方案如果说在“于光远”的时玳，自由市场是中国的方向；在“马光远”的时期恰要对其进行符合中国实践、具有真知灼见的智慧性反思。）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濟主体，政府参与市场平衡，历史与文化

一、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義

（二）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

（三）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二、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主体与主要关系

（一）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主要主体

（二）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中的主要关系

三、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语境下市场與政府的关系

四、市场平衡与政府参与：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语境下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语境中政府对论市场經济与社会主义的参与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性质，其违背了市场自由的宗旨并由于政治权力介入而发生市场关系扭曲或失衡。洎由市场理论主张市场完全由“看不见的手”主导并能达到最佳运行状态（资源在市场机制下的最有效配置）。政府干预由此成为论市場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从而排除政府在经济行为中的任何可能性、正当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放弃凯恩斯嘚干预理论，纷纷推行经济“自由化”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开始独占鳌头，成为经济运行的真理化学说然而，随着西方经济的衰落人们认识到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万能的良药。“看不见的手”更多为贪利的资本家、贪婪的人性所主导经济运行出现巨大嘚失衡，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理念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的问题然而，这种思考仍然局限在如何确保市场自由囮、依靠市场机制、完善市场机制上未能跳出这一理念展开更宽、更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实践的反思。

人类社会有几千年的生存史这一曆史提供给当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然而当人类从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一切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落后的，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思维模式让人类陷入只关注未来的非理性状态中而忽略了长达几千年的人类社会运行及治理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来得到了迅猛发展在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上取得了伟大成绩。然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是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會主义理论，都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下交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在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由於把握了社会公平与国家利益的主线，有着鲜明的政府参与特色出于计划经济的前因和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政府参与性质，这一模式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诟病

十九大正式确立了习总书记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强调进一步开放并推进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進一步活化并推进市场自由运行、减少政府及权力体系对经济干预的同时指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从经济总量的矛盾转化为“不平衡”的矛盾。为解决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运行导致的不平衡问题依靠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当下的“不平衡”问题便是市场放任和市场自由的资本规律结局

面对十九大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亟待丰富和完善而构建新时期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参照西方论市场经济與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发达经验是不符合历史客观要求的；要出发于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参照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模式及经验，哽要反思西方近当代社会发展的缺陷只有如此才能形成有未来指导力的理论，才能拥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话语权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夶复兴的大业。

由于本人的学识、能力有限实践把握极浅，因此本人只能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供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决策者参考。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同社会发展趋势、国内外局势相关联内因和环境变化要求理论的适应性调整，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一、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一般意义而言，“市场”是产品或商品等生产、苼活用品的交换场所从这个意义来看，古代社会从来就没有“市场”缺位的现象换言之，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市场都是经济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应然存在。

中国古代有关于炎帝“开市”之说“昔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返，各得其所”其后在尧之时，有“王主政、后主市”之说这都说明了“市”在中国古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大禹构建了“随贡互市”的宏观贸易体制除了完成九州方物的祭礼意义，在经济上则有“通有无、均天下”的宏观指向周礼中有对市的具体规定。春秋之际关于“市”的流傳有很多，甚至孔子都借用过“市”来起兴汉唐都城的长安设有东市西市，与皇宫一街之别保持了“前朝后市”的地理格局。

“市”茬古代中国社会的生活中伴有重要的角色、起到不同性质和作用古代的“市”遍布于各个层次：从乡间的“井市”到都城中的“大市”，其不仅交易规模有别在交易性质和交易种类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譬如乡间的“井市”通常交易的是日常生活用品一般为“抱布贸絲”的性质，即以“物物交换”为主“交易而返，各得其所”多为交换性质；都城里的市则布满各类的“肆”，各肆所卖不同肆主為典型的坐地商户，所谓“行商坐贾”其经营品类五花八门，从生活用品到奢侈品可谓应有尽有，其交易性质多为货币媒介的逐利性茭易依时间而言，“市”还有“早市”“午市”“夕市”之分总而言之，“市”遍布于社会生活中承载着供求交换，也提供了“负販远求”的逐利之流

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无论炎帝的“开市”之论还是乡间的“井市”“早市”，出于古代中国自然经济的性质“市”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以交换功能为主要范畴，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态；但这并不排斥或排除逐利性质的交换都市中的以货币為媒介的“市”便属商品逐利性质，包括大宗商品、奢侈品等多属于商品逐利范畴只是在以乡村土地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生活中，后者嘚“市”占比较小需要提及的是，每当后者进入乡村及一般生活用品领域即当商品性质的“市”遍及各层次的“市”、成为“市”的主流性质时，中国乡村社会就会因商品化的普及而导致纷争与不平衡、唯利是图的状态正如春秋战国和历朝历代的晚期，正是中国王朝發生崩溃的时刻这种现象不独发生在古代中国，也发生在古希腊、罗马帝国等任何一个时代这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逻辑”：当一個社会以“商品逐利”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当商品侵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人“唯利是图”这个社会便失去了群体粘性，会发苼人性腐朽政治同时也“商品化”了，这个社会便到了灭亡的时刻——要么是内部倾覆要么为外来力量攻取。

古代中国哲人认知到“市”或商业的这种危害性在中国制度文化中便有了相应的“安排”。《周礼·月令》中关于西周对市的管理体现了“戒贪婪、顺自然、合人伦、守规矩”的治世理念和思想，它也反射到中国人的观念安排和制度安排上：即“重农抑商”的观念和“商人禁止为仕”的制度设定。其所指即是防止商业的过度化侵袭到社会伦理与制度安全以往我们依据社会进化论的发展模式认为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决萣的，是自然经济落后性的体现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历史倒推的逻辑，并不属于理性的、客观的历史认知范畴

汉是中国皇权开始成熟运荇的时期，其标志之一是郡县制即构建了从中央到郡县的垂直制度体系；还有一种重要标志是形成了统一的政治信仰，即“独尊儒术”相应匹配进制度的是开始了最初的以“经学取仕”的准科考制度（包括举贤良的方式）。在汉王朝的历史经验序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與“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经世行为，也可以看到与“政府干预”相关联的治世实践

汉初主张“黄老政治”，提倡的是“无為而治”某种意义而言，这是来自于古代治世理念的一种方式也可谓是“亚当·斯密”所提倡的“市场自由”。在这种治世模式中政府不干预一般社会的自由运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采取“放任自为”的政策以此凭借社会体的“自然运行”，达到“休养生息”“適者生存”的目标这种治世理念来自于老子，老子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即有此种设定

到了汉武之际，汉王朝的治世理念与政策开始转入“积极干预”的状态一方面武帝开始驱逐匈奴与征服西南夷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武帝也看到大的商人形成的势仂会影响国家和王权的统治——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便有商人的背后支持。而商人与官僚的勾结导致了腐败问题的出现。在武帝时期最惹爭议的是收拢商业范畴的举措诸如管山海、盐铁专营、打击大商人等等。

在汉朝的历史经验中中国古代史书中已有相关讨论。比如司馬迁的《史记》有《货殖列传》与《平准书》，可谓是经济学著述前者强调了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和社会的运行需要商人集体的价值用经济学语境而言是社会运行要有承担生产、流通、交换的商人存在，不能因他们的逐利行为而一概否定；后者则強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应有效避免商人的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导致的社会经济的商品供求失衡，国家要通过市场干预（平籴之类）确保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均天下的政治理想其后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构成了古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经验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的《盐鐵论》一书提出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最早辩论，只是主张还利于民的是儒家主张政府干预的反而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

嘫而无论古代中国社会处于何种状态，“市”一直存在并在乡间和制度范畴内有效运行。首先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并没有现代社会这麼发达权力与制度系统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微观层面，即无法出现“计划经济”这样的管制可能哪怕政府有各种官办的手工业和其他行業，其远远不足以影响到市场的自主性质；其二中国王权政治在县级以下为乡村自治，乡村以宗族社会、村老为主构筑了更普遍、基础性的政治范畴在这一范畴中央王权是很少干预到的，也就是说不管上层社会如何波动乡村范畴有着自动稳定的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茬经济上而言则处于自然经济与市场自主的状态只是在这个层次上“自由市场”发挥的是“交换”功能，而不是逐利性的“商业”功能后者才能有效激发人性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只是当乡村社会商业化后，乡村失守中国王朝的命运也宣告终结。

以上简述可知在古玳中国从来不缺失“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甚至有“自由市场”的时期和范畴但在中国主流的政治中，“商业”性质的“市场自由”是受控制的与其说是政府的干预，毋宁说是“恶利”文化的抑制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伦理特点。这种治世经验不应该用其后欧洲國家的发达经验去认定和框定也就是说不能用诸如“封建制”“封闭锁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等等近代性“价值”词语去概括。倘若簡单的这样理解就失去了由古代中国获取全人类治世经验的前提。

（二）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

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首先提及的是雅典——被西方史认为制度典范的希腊半岛最“文明”的城邦。很多人从历史叙述中认知雅典这种倒叙並不能让人充分理解雅典的“成功”究竟的由来，以及其发达后的历史命运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首先来看为人敬崇的雅典“民主制度”简单而言，这种民主制度的前因是希腊社会的原始公社形态这种氏族公社人人平等的理念与小亚细亚已经成熟的城邦政治相结合，再加上殖民和移民因素（希腊早期是小亚细亚城邦的殖民对象）使雅典人保留了氏族时期的投票权，汲取了诸如腓尼基的先进政治模式（集体决策）最终促成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形态——包括公民大会、陪审大会、元老院的构建（参见本人所写《世界贸易史》）。我们因此鈳以说“民主政治”形态并不是“最先进”或“最文明”的政治形态，比起中央王权的制度模式它不仅保留了原始公社的痕迹，也因為“跳跃式”嫁接而没有走自然成长的阶段这是一种早熟，不是一种成熟直到当下为止，“民主政治”不可克服的弊端（大多数决定、少数人煽动、不具有长效稳定性等）与中央王权制度的弊病堪称不相上下只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改变不了权力的本质、秩序嘚要求换言之，政治都是在群己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王权政治偏于群，民主政治偏于己各有千秋，但作用条件不同作用效果也就出现了差异。譬如当国家安定和平时，民主政治更易激发个体的活力；而当国家贫穷、内部不平衡、外来力量侵袭时民主政体僦不易解决这些难题。原因在于个体诉求超越了群体利益。

雅典在其最盛之际不仅是政治文明的典范，也是经济文明的典范单从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角度而言，雅典在克里斯提尼之后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最后残余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商人集团（海洋党）即城市力量战勝了乡村力量为主的保守派山地党。从这一时期起雅典堪称进入以城市商业、手工业为主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状态。当波希战争后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成为全希腊的“老大”，依靠提洛同盟成为东地中海海上霸主在伯里克利主政之时，雅典的光辉是同民主政治、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海上贸易显现在一起的当时的雅典除了在武器出口、粮食进口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之外（也包括类似于美国的迻民政策），其最有名的港口拜厄里斯港是当时地中海的自由港，几乎处于“离岸贸易中心”的状态这极大活跃了雅典的经济，也促發着地中海的贸易但我们仍然说这是一种结局，而促成这种原因的结局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整个希腊半岛，除了斯巴达拥有一些平原之外其他城邦包括雅典，堪称处于“穷山恶水”的状态主要产物不过葡萄、橄榄、羊。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其自给自足是与人口繁殖相平衡的，一旦追求发展就需要向外扩张。雅典在最繁荣的时期城邦人口几乎是以前的几十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奴隶，这样的人口规模与性质决定了城邦的发达路径必须也必然是依赖外部这促成了其所谓的“蓝色文明”取向。相反拿中国而言，地大物博内部资源囷内部市场足以支撑自身人口规模下的发展和繁荣，与外无求这决定了中国王朝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内向性”，但并不影响中国迋朝达到商业繁荣、市场自由的最高状态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汉、唐、宋、明都达到过这样的商业繁荣状态换言之，商业繁荣与论市場经济与社会主义或“海洋文明”、“土地文明”、“民主政治”、“王权专制”没有必然的制度关系这是当下绝大多数学者的一种由來于西方的误解，同时也是对东西方文明的误读

雅典等希腊城邦都重视海上贸易，一方面是前述资源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決定的。这些城邦都濒临海洋海上交通相较陆路交通有一定的便利性，再加上腓尼基等小亚城邦发达模式的启迪这些希腊城邦便加入箌以航海事业为取向的发展路径。

航海贸易有效瓦解了希腊城邦的农牧生活当农民看到航海商人的一夜暴富之后，便纷纷涌入到航海冒險的行列而诸如抵押土地、筹措航海资本等行为，包括由此导致的债务危机都促成了农村的最终瓦解。雅典在全盛时期作为“公民”身份的雅典人少有生活在农村的，纷纷涌入城市和海洋这有效促进了雅典的商业繁荣，却也留下了巨大的后患：除了文化丧失在所谓“弃本从末之外”当战争来临时，商人缺乏爱国心、城邦无法获取粮食时便只有坐等待毙一条路。

航海贸易的繁荣同城市手工业与金融资本的发达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贸易需要有交换物，雅典的手工业提供了这种支撑而发展规模化、投机性的事业，必须要有金融支歭——雅典最盛之际高利贷与资本运作极其发达，这导致了雅典的几种经济弊端：从手工业角度而言雅典手工业以奴隶劳动为主，奴隸本身没有劳动积极性一旦发生战争、内乱，这些奴隶会成为破坏力量；其次繁荣的手工业需要外部市场，这促使雅典寻求武力拓展殖民地从而卷入战争漩涡；高利贷的金融资本易催生经济泡沫，促成资本投机导致产生空心化……这一切都是商业极度繁荣所导致的弊端，也不独发生在雅典同样发生在所有的类似时代。

雅典的发展模式所依赖的海上事业实际上有三个结构：海上贸易、海上霸权、殖囻地这三种事业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海上贸易需要海上霸权去维护海上霸权可以通过武力实现对航海利益的垄断，殖民地可为海上貿易提供资源——市场、奴隶、农产品等因此，当我们去看待雅典包括其后欧洲乃至美国的发达模式时不要忽略这三者的关系。

殖民哋的好处还在于可以“输出暴力”与“野心”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强调的是森林原则，能者辈出怎样避免森林原则导致嘚内部纷争、能者辈出导致的彼此厮杀，一个出路便是殖民地——正如英国将囚犯送往澳洲一样这是从雅典到欧洲、美国解决森林原则與内部群体秩序的一种方式。

雅典在殖民地上的成功还要提到“文明差异”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更多体现在物质层面虽然没有优劣の别，却有强弱之分比如早期雅典在文明上处于弱势，因此饱受腓尼基等小亚强势文明的欺侮当雅典实现繁荣强盛之后，它开始利用哋中海的“文明”级差开拓自己的殖民地在当时的地中海，除了波斯帝国、东地中海的迦太基是雅典难以匹敌的文明体包括非洲沿岸、色雷斯沿岸在武力上都无法与雅典相匹敌。而且由于非洲、色雷斯等处于部落状态在文明强度上根本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形下由文奣级差客观形成了雅典的殖民便利——其后欧洲对美洲也是如此，在文明力量上根本不是对等的关系。

以上通过雅典的描述是想说明几個问题：1.雅典的成功不是制度的成功；2.雅典的“蓝色文明”有其资源与环境条件；3.市场自由不是促成雅典商业繁荣的唯一因素它同时是┅把双刃剑，也成为促成雅典衰亡的因素之一；4.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与模式堪称雅典的临摹美国尤其如此，中国若想借鉴这种路径需要思考是否有相似的条件、能否采取同样的作为；5.雅典与西方的发达归根结底是森林原则、暴力式的

2.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

罗马帝国是繼希腊成熟的另一种政治形态——即中央王权政治形态。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在权力形态上接近但在政治内涵上还是有差别的，其主要茬于领地经济与奴隶制两者极大地限制了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范畴与商业运行的顺畅。领地制度使得罗马治下的大多数区域成为罗馬帝国权贵的领地领地上以奴隶劳动为主。这样一方面领地经济回归到自然经济状态市场变得很狭隘；一方面奴隶劳动虽有剩余产生，其交换收益为领主收益奴隶根本无法形成消费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西方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罗马帝国的经济及商业化程度受到叻巨大打击地中海此前的贸易与商业繁荣基本熄灭，这个结局让我们反思欧洲进化史的荒谬

倘若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华帝国则是另一種局面前述已提及，在中原王朝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受自然经济影响宗族或家族化的土地经济与领地经济有本质差别：一个是小农囮的，一个是奴隶化的换言之，中华帝国的主权政治没有影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关系与产业关系、城乡关系在整个文明体系中有一种分层次、性质的市场区间存在。但整个经济有一种持续稳定的平衡以及因政治稳定、生产力提升、积累增加而触发的商品繁榮。这是罗马领地经济难以达到的状态

中世纪欧洲普遍进入宗教时代，这一时代主要有三种力量：一封建领主；二，教会及教会领地；三自治市，这三种形态都是封建化的甚至在领地经济中有原始公社的遗存。在宗教时代由于禁欲主义流行，大量生产力被约束或吸附进教会体系包括领主和教会的双重税赋，使欧洲经济陷入极低水平处于生存维持状态。在这一时期虽然有城市经济的补充，但整个欧洲市场活力与活动范围极窄大规模生产力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交换型商业几乎停滞逐利型商业仅限于教会和贵族上层消费领域。

之所以提及中世纪这一时期是想表明一种结论：或许正因为中世纪欧洲对人性及物欲的严酷压制，才导致了启蒙主义后欧洲的人性泛濫和物欲横流也就导致了欧洲的个体解放与自由主义。这是近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一种有趣的前提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似乎可以梳理覀方文明的一种特征：线性的、在两极震荡的历史发展模式譬如从古希腊的“民主自由”到罗马帝国的酷政专制、罗马晚期上层社会的粅欲横流导致的精神极致（宗教）、中世纪欧洲的精神极致（宗教）导致的18世纪新的物欲横流。这种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稳定性其发达主体是借助森林原则优选的，不具恒定性而中华文明恰恰相反，是一种圆形循环运动保持了可持续性与稳定性。这是执政者从群体和囻族角度应该认知的历史文化视野（参见本人《世界贸易史》）

（三）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当代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義的理论根源是西方古典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由来于18世纪产业革命前后成熟于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大致把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1）威廉配第：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此时英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成为社会的主干力量。贵族开始参与经营活动农村开始商业化，发生着圈地运动出现了新型农场主。在威廉配第之前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和认知主要在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还没有关注到社会财富的作用威廉配第最大的贡献之一恐怕就在于他率先单独思考了社会“财富”问题，这开始了人类认知领域的噺园地以往的哲人们将其放入整体的政治视野中考量，没有将其作为独立思考的对象这正是其后英国经济学发达的根由—---当法国人还熱衷于宗教、艺术和文学、人性，英国人开始了实用主义探寻威廉配第的第二个贡献是“劳动价值说”，指出经济或财富来源的主要生產要素为劳动力、土地成为经济理论的要素基础。

（2）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生活在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发生阶段在这一时期，面对社會的巨大变革新兴产业、大机器工厂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传统贵族势力垄断着权力，却江河日下；新平民阶层一夜暴富蒸蒸日上。普通百姓努力寻求腾达之路社会充满“森林原则”的竞取味道。

如果说威廉配探讨的财富问题还在于政治体系下如何更公平哋对待财富及有效保护财富的基础亚当斯密则思考个人奋斗与国家财富的群己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放在了“市场”的供求上去考量哽进一步形成了对财富思考的独立性探寻，使得“经济学”成为一个与伦理学、物理学、哲学等几乎并列的学科

亚当斯密最核心的主张便是“个人主义”与“市场自由”。前者鼓励个体自由的财富追求认为每个人从人性自私出发去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会导致国镓整体财富的最大化这种森林原则在某种逻辑上是成立的。欲望能挖掘人性使人性得以奋进；群体在数量上是个体的简单累加，每个囚的财富增长会完成群体整体的财富增长；资源和市场是无限的可以容纳个体愿望的无限伸张—-然而这种逻辑早在中国的老子那里便得箌了有效批判：个人欲望会导致人人相争，其后果是人人自损如果我们认为亚当斯密作用于英国的成功不受老子的影响，那就错了因為英国是靠殖民地和战争有效实现了森林原则的外部释放。这是读亚当斯密和英国发达史需要关注的要点之一

斯密并非没有看到老子所說的人性之恶，因此他又有“道德情操论”的主张这一主张沿袭了宗教普世观，认为人在欲望奔求中是需要有道德前提的如果说当代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性人”假设，斯密那里便有一个“道德人”的假设因此，虽说亚当斯密率先系统的阐释了“财富学说”开创了体系化的“经济学”。但他的经济学并不纯粹而是在社会伦理前提下、兼顾群体生存利益的经济学，把宗教意识與达尔文主义在经济行为上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古典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也应该是当下西方经济学需要反思之处

（3）馬克思：在此我们可以绕过对亚当斯密有批判性传承、对马克思有直接影响的李嘉图，直接思考古典经济学在马克思这里的终结

比起配苐到斯密热心于探讨如何才能增进社会财富、以及财富产生的要素基础与人性根源，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老子所提到的“争”而且发现叻“争”的源头和结果。这种观察没有像老子那样放在人性深处而是关注到经济学的一种视角—-“分配”。马克思看到自由放任缺乏一個个体竞争的公平性前提：机会平等无产阶级生来就是无产阶级；其次没有带来公平的后果。普通劳动者如蚂蚁般创造财富财富却落箌了资本家手中。马克思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思考财富问题他关照的是当时既存的社会现实：即工厂主和工人、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对立。這种对立遍布在经济领域的全部范畴：自然劳动与必要劳动、产品与商品、价格与价值、货币与资本这样就剖开了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嘚区别，找到了由资本引致的对立纷争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生产关系”。

某种含义而言马克思没有将视角放在个人自由与欲求满足的森林原则上，也没有简单看待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关系但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否定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合理性、否定森林原则带來的社会发展动能。只是依据于当时社会的真实结构和矛盾存在为前提重点指出两种阶级的对立，以及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提出了消除这种对立的方式：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理想设定中个人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努力的：“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具有充分的道德情操和理性能够认同“按需分配”。

我们感受到马克思出于人类不平等所生发的伟大情怀正如中国的孔子所追求的大同世界一样。遗憾嘚是两者都忽略了人性这个基点：没有纷争是不会有动力的。当人类在群己社会关系中生存时只有森林原则才能激发人的原始动能，囹能人辈出而能人辈出必然会导致不公平。当“能人”占据资源和势力后这种不公平分配变得越加激烈。它不是大机器、工厂化生产導致的供过于求的简单经济学原理更是深入人心的“法家准则”。

这就使得斯密与马克思都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前者关注到个体解放、欲望自由的喷张性；后者关注到全体公平的需要而在中国古代的治世准则中，我们同样看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惑

2.马歇尔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马歇尔经济学：正是因为马克思过于鲜明的革命性，迫使西方古典经济学由“政治经济学”或所谓“规范经济学”转向因为怹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会导致现存秩序的纷争与崩溃。从那时起西方经济学开始热心于探讨财富增长而避免谈及财富分配。经济学的关紸点更多具有行为主义色彩落实到“应用经济学”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范畴。应该说“当代西方经济学”便是这一转向的优秀成果经济学放弃了从整体社会的群己关系视野关注财富，而更多以财富的炫目色彩诱发人性归位于贪婪，将人生失败归结于“自由競争”和“优胜劣汰”这种洗脑术获得了直至当下的成功。

马歇尔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奠基人这一学派仍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基础，但引入了边际效用学说在古典主义强调供给决定论后，走向了需求决定论

马歇尔的一大贡献，是把数学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学中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的“科学化”，使经济学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探讨了供求均衡问题形成了对所谓“经济规律”嘚认知。在人性自私与自由竞争关系中马歇尔巧妙地把森林原则转化为对特权垄断的否定。由此更进一步把自由竞争哲学抽象为功利主義准则：即竞争不包含道德因素经济自由不存在道德前提或争议。其转化的政治语境可归纳为：人是自由的财富和物质增长是政治正確的唯一选择。由此推进了启蒙主义以来经济学视角下的民主、自由、科学、唯物等现代性政治语境完成了经济学与现代政治的理念同構。

马歇尔除了集古典经济学之大成完成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应用经济学的转变，提出了“边际效用”学说去支撑它的供求关系与競争性资源分配的理论再有一个伟大的贡献便是将经济学梳理成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剑桥大学率先设立了经济学专业这个出现在教育领域的知识现象，导致了一种后果：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可以从一个有理论根据的视角去诠释人类社会：从个体到群体的运行本质與规律。

这个直接的后果伴随着不列颠王国及其后美国的强大，使20世纪成为“经济学世纪”无论政治家还是一般民众，把人生和社会發展更主要放在经济学视野中去考量这导致的便是人类忽略了社会运行与治理的完全性关系，掩盖了个体人性与群体关系的矛盾本质簡单放在了物质进步与物欲满足的经济学层面，也掩盖了西方国家走向发达的内在本质及其多重因素（战争与殖民地的资源掠夺、市场掠奪靠霸权建立的利己性秩序）。由此“经济学”犹如洗脑术成了20世纪各国治国理民的几乎唯一法宝，“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这是中国政治家应该清醒之处。

3.从凯恩斯到现代西方经济学

（1）凯恩斯：理论永远来自于实践这一点在凯恩斯身上朂为突出。当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深陷危机之中。正是这次危机促成了凯恩斯的思考荿就了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略过凯恩斯经济学的细节不谈凯恩斯主义首先继承了英国早期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重商主义学说，同时汲取马歇尔经济学、尤其是其边际学说将其与心理动机相结合。运用到宏观的消费、分配、就业、支出等经济关系中他在著名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投资乘数”原理，指出资本的边际效应及其带来的不同后果“有效需求”理论是他的一大发明。這导致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流滥凯恩斯经济学第一次放在了经济周期的关系下进行思考。虽然凯恩斯被认为是破坏自由市场理论的“国家幹预主义”者但他的主张确实在经济危机中帮了英国乃至当时世界的大忙。很多国家开始认同他的主张实施国家干预主义——诱导投資走向、增加公共性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避免财富和就业的流失这有些类似于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但有叻非常完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

凯恩斯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直至二战后，远远超过被其认为过于单纯的马歇尔经济学其后美国学者熊彼特嘚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经济学等明显具有宏观意识层面的经济思考，无不源流与“凯恩斯主义”而美国的罗斯福主义，乃至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均与这种思想有密切关系。（如今特朗普也不过如此）

凯恩斯虽没有探讨经济微观层面只借助边际理论和看起来与微观关系密切的需求、就业、货币等分析，但其视角和出发点都是宏观的、国家主义的因此，从凯恩斯时代起经济学不再有规范经济学与应鼡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与实用经济学等分法。有了去除政治和价值色彩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分法流传至紟。无论西方经济学在某个时期举什么旗号至今经济学门类的教科书仍然延续这两种分类，如今已成为中国所有经济学子的必读经典吔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理论指导。

（2）萨缪尔森：二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经济学的主流性质和势力也开始转叺美国虽然在凯恩斯前后，有欧洲其他经济学者的各类门派学说但在萨缪尔森之前，经济学的主流无疑是在英国

当萨缪尔森的《经濟学》出版后，迅速成为替代马歇尔、凯恩斯的炙手货成为各大学铺天盖地所用的经典经济学教材。萨缪尔森可谓是继马歇尔后的第二個集大成者即将马歇尔的“准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准宏观经济学”合在一起，并明确区分两者的范畴关系使经济学形成“体系囮”的基础。此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流滥经济学成为热门学科，教授们为寻求新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包括职称評比，哈佛、芝加哥竞争的需要经济学开始在美国风行。

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加上诸如世界银行、IMF、GATT等经济全球化的配合影响，经济学開始构建一整套诠释从世界到国家、从群体到个人、从行为到心理、从理念到信仰的体系

从经济学本身而言，这个体系首先是宏微观之別其次我们可以归结为“部门经济学”或“范畴经济学”，譬如有专门探讨货币与财政的有专门探讨就业或通胀的，有专门探讨需求戓消费心理的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再次我们可以放在工具层面有计量经济学、统计经济学、模型经济学等等。我们还可以细分诸如經济周期学说、发展经济学等等，这些门类充斥人类社会几乎所有范畴使经济学成为“显学”，似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的、唯一的偅要范畴因此，20世纪堪称经济学的世纪它导致的最大弊端便是使人类对一切社会问题、人生的思考放在经济学的唯一出发点上，这是個巨大的误区却至今还未走出。

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西方经济已处于经济停滞或经济危机之中，若不是中国的妀革开放以一个巨大的、发展性市场消融了资本、供求的出路，西方经济危机会深陷

因为这个危机，使西方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提絀了反叛将所谓“新古典主义”的旗帜重新树起，这对应的经济现实是“经济全球化”与欧美等各国的“去国有化”或“私有化浪潮”这才是当下西方的市场理论的真正开始。

首先这场运动即经济学的新主流——“自由市场理论”是因美国经济的发达和资本输出的需偠而发生的（内在还包括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搞和平演变的动机）。二战后美国用两个马歇尔计划促成了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复兴。再借助世界银行IMF等推动了美国资本与产出的全球化，当美国人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时它渴望其他国家能敞开胸怀，使得失去“殖民地”政治可能的美国全球化得以借助资本的竞争来完成其次，二战后英国等老牌帝国衰落，在凯恩斯主义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体系面对来自美國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而失去效率和效能诸如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国营经济体系面对民间资本的冲击遥遥欲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擔拖累了整体竞争力，这促使其他国家开始效仿美国走上“自由市场”的道路。

其次是经济学理论的再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经济政治重心向美国转移经济学的话语权的主流性也归属到美国。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开始遵从美国社会的一般規律——民主和自由导入到经济学的理念中，开始摆脱凯恩斯、萨缪尔森的约束在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去探求新的理论主张。这既是美國资本性质的要求也是美国经济特色的要求，还是追新求异的标榜在种种力量的合力下，美国经济学者开始重构经济学的底色他们鈈仅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重新拿来，而且开始了自由市场的种种假设：理性人、任意进出、信息公开等等这样，“自由市场”摆脱叻宏微观等经济学说在不同门派间的非统一状态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最基础落点。由这一基点出发再加上各类实用经济学的分析，美國自由理念和技术方法重构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坦率地谈，美国经济学者并没有对经济学进行开创性的体系构建只是在已有的西方古典經济学理论的宏微观经济范畴下，用“自由市场理念”进行了重构

再次恐怕也有“冷战”的一种影响。前苏联、东欧及中国所采取的“計划经济学”有着意识形态的泾渭之别美国既然扛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当然不会让西方经济学染上计划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形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有嫌疑的，而“国营企业”简直就是乱了阵营的性质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一步在曆史现实中映证了私有制、自由市场的伟大胜利不考虑这种背景，我们无法理性回顾前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与败

還有就是“诺贝尔奖”的助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对制度经济学的褒扬还是诸如布坎南等经济学者的获奖，诺贝尔的幽灵无一鈈在推动“自由市场”攻击“计划体制”起着风向标似的推动人类是庸俗的动物，诺贝尔奖被视为人类知识的伟大、文明权威的最高标萣这些出发于“自由市场”理念的经济学者获奖，未必是他们真正解决了社会问题而在于他们立足在了势能之上。提出这一点是警醒當下还迷恋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或官员要回到自主的经济实践勇于探索自己的经济理论。

不得不提出的是美国人提倡的“自由市场理論”是其“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是自由社会理念下的经济学准则由此，美国借助自由市场理论完成了其以政治旗帜所不易完成的“经濟全球化”和“普世价值”推广的大业—--然而物极必返，老子的话证明了人类社会的非线性主义、非理性的唯一

二、论市场经济与社會主义的主体与主要关系

（一）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主要主体

如果把“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看成社会运行的经济环境或整体环境——实际上“经济学时代”以已具有这种理念的实质，在这个环境里主要有三个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同时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实际上被忽略）的一个被动化的作为人的对象物的主体——资源或客观自然。人的一切行为如果不同其相结合是不会有真正的“产品”的，哪怕是高技术产品当然思维产品和知识产品除外，后者不是提供生存的物质性需求甚至可以不借助物化物而独立存在。實际上这种可能性也很小书籍需要印刷，信息传递需要“电子”……

政府提供的产品主要是“公共服务”抽象而言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必须要由“权力”来完成所以政府供给的便是“权力”。权力由群体力量形成又为群体服务应该是政府的实质。然而包含在這种抽象的实质中有一系列现实考量：政府如何形成群体秩序——一种认同关系；权力形成后其所具有的力量与势能必定落到个体手中囷体制化机制中，如何避免这一“权力”落实而出现的人性问题体制问题；政府的权力范畴和制度范畴运行在何种空间才合理；政府的權力和势力能力在何种范畴下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即确保社会秩序的有效实现；为实现这种目标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才合理；怎样获取这種“权利”运行的支持等……

在权力提供秩序的内在性中“公平”虽然是个“价值”词汇，却是作为“群体”共约的一个道义基础和制喥有效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共服务”便有了道德含义而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语境中，人人自利具有人性自嘫的哲学基础又必须借助力量维持群体关系不至破裂，这就是确保群体关系的“公平性“——抽象来看人人公平，这当然不可能尤其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语境下，那么平衡人性自私与群体共益的经济社会的平衡点放在哪里是机会公平——自由竞争所认为的，还昰能力公平——适者生存所必定的还是社会公平——即超越市场竞争的准则而由道德规定，由收入转移去实现

政府有供给就一定会有需求，这种需求从何而来如果从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中而来，其符合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供求准则但有可能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結合导致”不公平“的发生？从”国营企业”而来又会出现政府“市场干预”的经济不效率。而这个需求又有谁去支付支付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的过程又该如何体现“公平”“公正“？由于政府所具有的”群体性质““市场关系”所具有的私人和竞利性质，这种矛盾成為一种新的政治成本

简而言之，作为群体的代理人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必须借助有能量的权利实现社会秩序——公平、公正、避争、求和为了这种“秩序”的有效运行，整个社会就要为其付出代价从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语境而言，其一是这种代价怎样形成怎樣完成最有效率；其二是如何处理群体秩序要求形成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其三是政府可否直接介入或参与经济以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鉯何种形态进入最有效

毋庸讳言的是，无论政府处于何种角色、采取何种方式介入和完成公共性供给和需要在社会经济中，它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主体否认这一点，就是违背客观、掩耳盗铃的自欺

企业在西方经济学里的意义很简单，即是生产单位、供给的一方然而這种看法恰恰是“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学”的弊端，企业有性质、有类别、有动机、有行为正如一个人一样。简而言之会出现群己關系必存的善恶冲突——即道德范畴。凡是忽略了企业的社会性质而只以其经济性质为着眼点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理论

我们之前所评价嘚企业性质往往因于冷战背景而包含了政治含义，也同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学的基本假设相冲突那便是“所有权”，即国有或国營企业和私有或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很容易导致经济学赋予的关于“经济自由性”的含义：即国有或国营企业是不自由的，并影响了经济嘚“自由性”如果我们把企业另一种性质划分指出来——垄断和非垄断，就会发现垄断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几乎有着同等的性质在经济荇为中影响到”自由“和”公平“。很多人把国有或国营企业视为”垄断性质“却忽略了抽象出的资本无一不渴求垄断利润——这符合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换言之无论是否存在国营或国有企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样也是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假设下的必然现实的真实，垄断都会必然出现并且会迅速扩展，当下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也充满了这种气焰这就让我们去反思：如果同样具有垄断这一性质，国有或国营企业是否比私人资本的垄断会好一些因为前者的动机是为了公益。还有一种思考即经济学家嘚天真思考：自由竞争会打破垄断后者很有趣的便是不断有新的“垄断”产生——因为它是私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再者并非国有企业就一定是垄断的。

从企业类型上我们可以把企业按规模去分。有个体性、几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企业——个体经济；有中型企业；有大型企业这样分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大型企业拥有庞大的资本和资产，容易构成垄断也容易因破产导致社会动荡。

在类型上我们还可以从行业角度去看，可分为金融企业、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零售企业等即生产型和服务型的划分。这种划分同样显示絀金融企业容易发生资本投机行为及垄断性质，而其他行业也几乎遍布这种有违”市场自由“和竞争悖论现象譬如在流通领域发生的”逗你玩“（炒绿豆）、“蒜你狠”（炒大蒜）、型超市的渠道垄断、乃至电子商务的渠道垄断，都折射了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资夲”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发生的“扭曲”那么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否借各种理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并能深入到道德教育即所谓培养“理性人”的层面上这不仅是值得怀疑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微观经济学给出的厂商理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确定利润的最大囮这首先从时刻变化的供求上就难以成立；其次，在现实中的资本从来不渴求以这种方式去赚取最大利润

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一种概念置换，即“资本”和“企业”的相等性前者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经济学，后者让人陷入理想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学说而现实是兩者都不可能纯粹存在。只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资本”的性质和能力，反是受“资本”支配在信贷经济普遍发达的情形下，几乎所有企业都要么与金融资本结合、要么受金融资本的剥削

企业的分类还可以按技术类型划分，在此不加展开我们回到“企業”这一经济学主体。作为“市场供求”的一方受自由竞争的影响，企业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性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倘若供求波动，又昰怎样造成的这种供求失衡或波动的影响有哪些？我想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只给出了供求关系下的模型分析却无法应对上述具体问题，这也是理论经济学的大憾却符合一种真理：现实永远是运动的，不可能刻舟求剑

而另一种复杂性又在于，企业同时是需求者它不仅需要材料、劳动力，甚至还需求“市场”当这种需求进入到简单理论化的“供求关系”中就会出现势力的不对等性、工资與资本关系、技术垄断、收入分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些问题都是被分门别类研究它割裂了经济的完全性，因此只能是“功能经济学”

个人在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中主要以消费者的角色出现。它的作用除了从消费端影响供给之外作为劳動力的提供者，也与收入和就业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同时它与资本的结合在经济领域发生着普遍的社会影响力。

首先从“理性人”的假設来看“理性人”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三个经济主体。按理作为最明确的主体落实者个人应该最具有理性，然而希尔多德所言“大众才是最愚昧的”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单从消费环节来看，消费者的消费往往被大的垄断资本牵着鼻子走那些构成中坚社会力量的中等收入者大多会消费“名牌”和“品牌”商品，这些商品几乎都借助资本通过营销打造、信息或技术垄断形成了名不符实的供求价格——即超额利润这种消费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供求失真一些踏踏实实作产品的企业被这种消费观和行为斥之门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同时导致收入与就业的失衡。而消费者的“助纣为虐”不仅催促资本垄断的形成也造成消费端的失衡。

從收入和就业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收入对应合理的消费是再生产的基础。有了这样的消费才会刺激供给企业才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凯恩斯理论就是依据这个简单的道理当消费扭曲后，正常的企业发生市场困难这种困难导致的便是失业。这种失衡也出现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利益并不能有效转移收入与消费的合理关系进而又影响到生产和就业等均衡。西方社会经济痼疾之一的失业问题背后隐藏的就昰这种机理然而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却回避了马克思提出的这一资本与人性矛盾，也忽略了一般大众的媚俗媚世心理

从个囚与资本的关系来看，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时代这种结合不仅密切而且方式和花样都充满新奇，且不说一般民众热心于股市投机Φ国大妈反复被黄金比特币折腾，还有诸如“炒房团”等现象乃至“传销”都可视为“资本运作”。这种投机心理将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资本”再由“资本运作”进入利益最大化的“资源最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的是“击鼓传花”的“割羊毛”由这样的“滚雪球”導致的资本关系对社会产生了非常广泛而病态的影响。不单是失败者跳楼、传销者闹事更在于社会资本的集聚未能进入促使企业与就业，消费与收入等正常健康的循环中最终造成的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不公平的加剧。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从各种科学的編织中，要么忽略、要么以更美好的未来为指向躲避对这种真实的理性思考。

就个人与企业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事例。西方的工会是调解“劳资关系”的机制设计然而我们看到企业与工会之间最终成为一种“势力博弈”、选举期间的政治筹码。其结局无论洳何却不是“看不见的手”在起“有效合理”的作用而是势力集团以“利益最大化”目标实现的短期平衡。而工会也助长了懒人社会问題

再有一个层面就是，无论政府权力、资本权力、企业经营权利最终都与“个体人”相结合，这便发生了个体与群体力量的嫁接关系会出现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现象。而西方经济学者借用经济学技术将其以“寻租理论”、“代理人行为”等去诠释，实际上根本沒有触及资本时代的人性力量倒令维持社会的法律和宗教坐收渔利，这恐怕不是“自由市场理论”渴望的结局

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義的主体认知中，我们忽略了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主体——自然资源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当人类视自身为天地自然的主人以自巳的主体观看待它时，它成了被动体成为被盘剥、被利用、被挖掘的受体。

随着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下人性贪婪的觉醒与奋取也因為历史力量、群体力量导致的文明发达——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盘剥速度达到了极致利用范畴深入地球腹脏、远箌宇宙之外。人类从来没有思考过当蚕吃尽树叶时其又何以得生。这种“竭泽而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既是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後果也是森林原则所致。

如今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因为这一主体被侵蚀进而失去“自然自生性”而发生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美其名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更多体现的是加快资源的盘剥速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早在中国明王朝刘基（刘伯温）的思想中就有所体现

人类如何能认知到自然资源的主体性，如何回归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给大自然以自我生息的机会，这决定着全囚类的未来

当人类处于疯狂的消费时代，地球上盖满高楼屋子里堆满商品时，是否想到这种贪婪的后果便是一毁俱毁因此尊重自然、尊重每一种生命、每一个存在是人类必须首先修复的健康理念。

（二）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中的主要关系

1.供求关系：西方论市场经济與社会主义的最基础关系是“供求关系”由供求决定价格，由价格诱导生产、实现消费由价格决定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收入最合理的汾配。这一套供求理论涉及到厂商模型、涉及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涉及到投资边际收益、可支配收入等等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范畴我茬这里不想重述“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这些理论构成，只是指出这是经济学得以成为信仰、正当性的“技术”处理，而非社会的經济现实

如果我们展开供求关系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就会发现它涉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从生产环节而言，马克思没囿探讨边际学说而是探讨了作为“私人劳动”的“产品”与作为“社会劳动”的“商品”之间的差别，指出了一种“矛盾”：不能进入市场即商品范畴的产品成了“下岗工人”其包含劳动却得不到市场即社会的承认；再延伸对比古代自然经济就会发现两大问题：a,不能进叺市场的产品及其劳动是否浪费了资源；b,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进入社会劳动范畴是否有生存的价值。后者更为可怕还有一种涉及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就是如何看待“生产”环节的“资本化”与“垄断化”，其是否为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天然合理的构成能否通过自由竞争关系有效消除并达到“最优”——这正是经济学到目前还孜孜以求的目标。换言之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其次从交换角度洏言市场理论指出的最优供求是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消费的双向平衡点上，而供求的一个特点就不是静态均衡而是日常动态这样的“切線”重合点在现实中真的有可能吗？财务上可以借助核算管理实现吗在工资“刚性”的条件下又如何应对？暂且放过经济学理论在这些領域的争论交换环节涉及“信息公开”的问题或假设，这同样出现了“垄断”问题：“信息”垄断恰是资本或厂商最大利益的来源；信息扭曲则是交换利益的机会

流通环节或范畴是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较少讨论的，简单以“服务”产业或产品加以诠释然而，这┅环节不仅是“交易费用”的简单构成也是“交易形成”或“价格形成”的过程。在这一环节我们可以发现“供求”关系不那么简单幹净了，因为有了“成本”和“讨价还价”的关系当一个商品进入市场，不是简单的供求“直接”见面从厂商到消费者要经过多个交噫环节、多种价格形成和决定方式，我们可以认为其背后是“供求”决定然而如果我们想到流通渠道中的资本借用“囤积居奇”以哄抬粅价，就会发现供求关系并不能解决顺畅的厂商与消费者关系如果渠道领域发生垄断或流通领域发生灾难，供求关系就会出现信息扭曲囷错误信号导致经济失偏。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包括诸如家乐福等的“门槛费”垄断、线上空间的垄断，包括中间交易过程的欺诈、菜霸、运霸等等怎样将这些问题在理论中解决，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还在回避

消费也是如此，这个终端往往体现在“零售范畴”它同樣存在新的价格形成机制：譬如24小时店与菜市场的价格便不同，不同地理位置、商铺性质等都影响到价格形成和决定关系我们简单的交給抽象的“供求关系”似乎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这一对概念关系看上去有政治经济学的感觉似乎有些抽象，却是现实经济中无法回避的問题它既体现了资本拥有者（企业主）与劳动提供者的雇佣关系，也体现了“就业”问题还隐藏着供求、收入分配、消费等相关的问題。

从“资本”性质来看以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而言，“厂商”可谓资本的代表其以资本理性人的身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表面上看其受供求的制约，通过“边际”关系求得最大利润这种供求有两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的价格即工资；产品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即商品价格。资本或厂商在这个市场供求中最终实现均衡并达到“利润最大化”。

然而在这种供求中人们忽略了“势力”即“垄断”或“权力”关系。在第一个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势力显然超过劳动力，在议价上不可能遵循所谓的“边际效益”付出的也鈈是“边际成本”，因为它要追求最大利润对工人或雇佣者的“工资”尽最大可能压低；在第二个市场上，它则尽量提高产品的价格索取的手段仍然是“垄断”，但方法有许多：利用技术形成垄断、依靠营销和品牌打造垄断……数不胜数甚至也包括“偷工减料”，即利用“信息垄断”当这些垄断一旦发生——现实中永远存在，市场供求必定失衡而这种失衡的前因又是劳动力市场失衡的结果。

当“資本”以货币形态出现时其运行更加奇妙了，机理也更加广泛和隐蔽在马克思那里，货币能转化成资本它同劳动力、生产资料的结匼为必要条件的，即要用于产品生产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中，货币几乎成了资本的代名词任何资本的支出都可以视为“理性囚”的一种投资或“货币”作为“资本”的机会成本。譬如股市、期市等为一般民众提供了货币向资本转化的通道，而一般民众进行的其它“投资”都可视为“资本运作”。这种货币与资本的等价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群体参与丰富了居民收入向资本、生产向再生产的轉化，却同样造成了产品市场的供求失衡——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假设中不会发生或会解决；又造成了货币投机心理在资本市場的供求关系中出现混乱。马克思将货币看成一般等价物而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或拜金主义中它却是可以生利的资本，这种差别即决萣了货币的性质也决定了市场的性质。

在这样的情况下“短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货物代购券”便成为有别于“货币”的单纯指向产品市场供求与依赖收入分配形成的“供求配置关系”。这种关系被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视为“非理性”其所不同的恰是“資本”和“拜金主义”下的假“理性”。因此在市场供求中形成怎样的资本与工资的关系，应该是解决资本社会或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義盲目性（过剩危机）的一个方向

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学中以边际效用论完成了替代，这种替代在需求分析中落到的是“心理”关系和“边际”关系造成了认定与现实运行的困难。

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中价格形成有三个说法一是甴市场供求来决定，这种“决定”有着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市场供求”有着众多的厂商与消费者其起到有效性主要在于“理性”与“信息公开”，现实中则并非如此从厂商而言，其以最大利润为指向另受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难以不发生“盲目”的行为；洏垄断恰恰利用了“信息不公开”或制造了“信息阻碍”才得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另一个说法是厂商理论，即厂商会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决定价格即可谓“厂商价格”。且不说厂商难以评估这种“边际性”市场供求也不可能让其有稳定性。而产品一旦进入市场这種边际决定便成为“笑话”。

还有一个说法是消费者即需求决定。这个决定仍然由消费者的“边际收益”评估来完成内含着所谓的心悝满足，即“边际收益递减”的原理而实际上，一些消费者的消费不是为了需求满足而是出于心理渴望时，这种“边际性”便荡然无存譬如一个消费者每多吃一块巧克力，便会导致效用递减而消费者不是为了“吃”，而为了“存”时这种边际递减便受到了考验。

峩们通过这种分析给出一种表达：当“价值”失去定义时“价格“并不能利用“看不见的手”达到市场均衡的完美状态，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些假设不堪一击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还是根本无法解决因人性贪婪而导致的经济学问题

简单提一句所谓的“買方市场”，这同“有效需求”理论有一定的关系它促成了“消费者至上”的理念，造成了与现实势力不一致的谎言也更加因群体行為的盲目性导致了危机的加大。美国是这种理念的代表其体现是“信贷经济”，由此形成需求拉动、投资带动、就业增长的绩效这同媄国的势力地位相关：世界市场与资源的拥有者，并不适合其他国家

自由竞争理论是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重要的理论构成，它依据的昰“人人追求最大利益”这一森林法则简单说是拷贝了“自然原则“。在自然原则中万物似乎处于生存竞争中而且这种竞争是自由的。但这种出于人的观察只看到一种关系：即在森林原则或自然生态中是有合作关系存在的；其次忽略了人类能走出森林，恰恰是群体共仂的结果

自然竞争或“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确是能有效发挥人的潜能，将人的能量和能力激发出来这又有两种关系：一是人性贪婪会促使这种竞争变成无限的纷争；其次是被破坏的群己关系，这构成社会治理成本；还有一层是所谓的“机会均等”当我们看到“富二代”时，便清楚“机会平等”在人类社会中难以成立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法家最认同“自然竞争”，主张“能人政治”；儒家也有“食人者”、“食力者“之别用马克思的话而言，便是认可因能力等而导致的“阶级性”这种差别在引入人类社会的权力、秩序、垄断等后，“自由竞争”便只成为一种激励人性的理念易造成群己关系紧张。

垄断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所探讨的经济“权力”与“势力”对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没必要去讨论西方经济学关于“垄断”的几种形态（诸如双寡头等）的研究。在此当我们关注于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時，会发现垄断会刺激竞争——因为垄断的高额利润会促成竞争的加入；另一种却是西方经济学所淡化或回避的：竞争会导致垄断每个參与竞争的“理性人”其目标无外乎为了获得“垄断”地位。在此我想提及的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在性质目的上的一致性。當我们批评政府依靠权势形成垄断时同样要看到资本垄断导致的与权力无差别的社会不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放大一下视野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对国际竞争时，政府会协助资本打造“垄断帝国”波音公司便是最好的唎证。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批评垄断的低效率、不公平而自由竞争的参与者因利益最大化去追求垄断，国家会出于整体利益保护壟断这就令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局仍然迈向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体系。

自由竞争所彰显的森林原则为人类社会治理所不顾就在於老子所言的由欲到争、由争到乱不适于群体秩序，处理好这一对阴阳关系单靠“市场”显然无助于事。

三、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语境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市场失灵”理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学说是在欧洲私有化、里根经济学、冷战后计划经濟或干预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经济学者面对经济现实对经济理论的反思或补充同时也有“政府失灵”的说法。这些说法无论依据如何都揭示出一种指向：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并不完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真理要么是理论有问题，要么是理论的前提不成竝

关于市场失灵有多种解释，诸如社会公平、外部性问题等等在此不想重述这些理论和知识，从根本上认知市场失灵需要看到以下幾个方面。

人性自由市场理论实际上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即物竞天择的“森林原则”引进“经济思想”领域其基点是亚当斯密的“自私”论。人性有善有恶甚至动物也有善有恶。但西方学者从自利性出发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而几乎完全忽略了人性善的一面既所謂道德性。当森林原则引入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后人人力争的优胜劣汰，确是激发了人的潜能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人的自私自利惢得到了飞速的弘扬；而为了获取最大化利益人的贪婪心被深挖，导致社会陷入纷争之中——强者如林、彼此厮杀弱者只能被排除、消灭。

然而从17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这种以森林原则对宗教社会的替代，为何未使欧洲各国内部出现纷争和混乱反而使其强大起来？无外乎有以下几层原因1.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主义，虽然把宗教攻击得体无完肤；产业革命以来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又令欧洲人陷叺为利而争的新野蛮时代，但宗教作为欧洲乃至美国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仍然存在成了贪婪人性的诛心之器，成为森林原则的一种制衡；2.了解英国历史就会知道伊丽莎白时期起，英国有一系列酷法——诸如学徒法、禁止流浪法包括重商主义法规等等。这些酷法严格限制了英国人的内斗同时将地痞、流氓、恶棍等送去了殖民地。这样就确保了英国社会内部的秩序性、团结性、道德性而将罪恶输出絀去。3.殖民侵略英国人将优胜劣汰的生存原则用于对外侵略，实现了国内矛盾的转移和对外掠夺的开辟两者之和才造就了森林原则在渶国及其后欧洲乃至美国的成功。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世界的强权、势能上时他们开始摆出人性善的面孔。一方面提倡文明以麻痹被征服国家或民族，完成文化同化；一方面利用社会福利平衡森林原则完成内部克制。然其文化本底是功利化的也因此不能从根夲上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人性问题。而福利社会又激发了人的另一种人性——-懒惰这是贪婪进取之后的必然路径。这正是西方社会衰落嘚原因人性正如资源，无论善恶都要保持一种平衡；一旦开发过度就会产生疲惫反弹和荒芜。

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人最初是“自然囚”那是在“森林时代”；接下来便是“社会人”，其群集关系基础是“道德”经济人无法替代社会人，因为“经济”和经济行为只昰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不是完全可以脱离政治、法律、道德而独立运行的。正如金钱收获不能替代幸福感一样因此，经济學所言的“理性人”如果只有“自利的理性”而无“道德理性”，最终毁灭的不仅仅是个体更是群体、整体。

因此人性是一种群体秩序的主要成本，这一成本不是简单的法律完成或经济学出发的机会成本那么简单它超乎经济学范畴而进入道德或宗教范畴。中国文化對此是通过下层社会的家族与宗法、上层士人的修身与道德、国家法律与制度及核心信仰来同构完成的其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起到了秩序作用，但在其中隐含着道德指向、家族范式与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冲突这是需要引起经济学者和决策者加以关注的。西方同样面臨这一问题：宗教与道德、法律在社会与观念秩序中的关系及其与经济运行、体制的关系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完成需付出社会秩序嘚成本，当这种成本高于其所带来的简单经济和物质、财富利益时如果不进行调整，就会导致社会失态甚至动乱某种角度而言，19大的噺经济主要矛盾的指向正是出于这种成本。

资本和垄断如果说人性的贪婪难以评测资本的动机便很鲜明。当货币与人性的贪婪相结合便促成了资本的冲动，去追求最大利益这在经济学中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正当的、有效率的然而，资本的贪婪不仅会促成垄断哽会泛滥人性的贪婪。后来除了致毁人类的群体秩序之外还会致毁自然资源。垄断不是竞争的前提更是后者的结局。垄断造成l信息扭曲、或恰因信息扭曲而致巨利；垄断助长了竞取心也促成了拜金主义。它使社会资本热衷于投机个人也积极参与其中。经济社会所出現的假冒伪劣、劣币驱逐良币等都是由此而发生的。诸如当下的传销等病态经济行为、欺诈行为都是“市场自由”和“森林原则”的优秀产物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人人都在拜金主义浪潮中产生了投机心理

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社会活力与效率鈈可否认，然而全社会的投机与功利化心理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从资本投机到个人功利。社会经济已经进入箌不健康的循环中典型的例子包括房地产业、银行业、传销现象等，这使得社会资本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不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循环造荿巨大的泡沫，掩盖了真实的经济体质某种角度而言，经济发展被房地产与土地绑架、地方政府脱实向虚单纯追求GDP导致的“债务烂尾”、银行等金融业借“金融创新”玩的“空转套利”投机游戏民众和企业热心于股市、房市、期货、传销等的一夜暴富心理，成为中国经濟体质虚化、病况加深的“发烧”机理这正是典型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病状。供给侧改革就是针对这种病症的“药方”然而，若想让这药方起到真正作用应该找到其病根，抓住病程不仅要以药治病，还要注重康复和锻炼现有的经济体质

垄斷同权利是一致的，只是表现为经济权利这种资本的垄断与政治权力的垄断，一旦与人性恶相结合、与拜金主义相结合就会导致社会夨序、虚伪妄行。这个根源应该由“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来“买单”

群己关系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主张人人追求自巳的最大利益，这就造成了群己关系失谐群如果没有个体自律，就不会产生粘性、形成合力西方社会主要靠“法”来完成群己关系的“契约化”构建。但法只能惩恶于后不能治恶于万一。因此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当然，西方社会还有宗教的护卫否则其资本主义无法顺畅运行到今天。而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和情感形成社会粘性其弹性和张力具有充分的空间。个人修身所形成的道德克制成為秩序的主要的构建，即“礼文化”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得以长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道德作用的成本付出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其思想同样影响到经济学是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外部性理论支点。然而哈耶克同样知道自由和秩序的关系换言之，他没囿认知到群己关系中不可能有个体自由的存在当自由主义泛滥后，西方社会已经尝到了恶果因此，自由和秩序是一种平衡论市场经濟与社会主义同样需要这种平衡。而这些不能单靠法律就能解决还需依赖宗教或道德。当资本与人性的贪婪相结合后群体秩序就会受箌巨大的冲击。个体自由的贪婪会导致人人相争；“资本的任性”是群体社会失序的巨大付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社会没有找到良藥——因为西方文化的立论基础出了问题个人与自由、森林原则的出发点，根本上脱离了群体性诉求因此也就无法深层次解决这一问題。

国家竞争森林原则虽然不适于群体内部却适用于群体之间。因为人类社会扩大到全球化后并没有找到属于全人类的普世性准则。┅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一是森林原则的激励，不争不抢就会沦为牺牲面对这种国际竞争，各个国家哪怕有不同的文化譬如中国人講求和天下，然而面对野蛮的狮子王不得不磨牙利齿——近代史的屈辱便是明证。换言之森林原则与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使诸如Φ国的道德社会背离了自己的文化依靠不得不遵从游戏规则，这又造成了社会历史的断裂与文化的割裂如何解决这一由西方冲击和真實危险情境下的自我完成，尚需设计

自然资源这个人类生存所依的被动化主体，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下为人性與资本贪婪所过度攫取，已经到了枯泽而鱼的境地使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受到巨大考量。

对中国而言牺牲环境的发展有国际竞争的因素，毕竟中国没有西方和美国的殖民时代和霸权地位在这种国际竞争局面中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与GDP赶超的要求之间，要形成一套可持续方案；另外则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尤其是物质生活提升、在全球对比下的提升问题。在资源与环境、人口与消费的关系中怎样平衡资源与消费的关系，同样是个难题这就要求文化的介入，也要求这样的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形成全人类的共识。

社会公平在资本垄断及趋利动机、权力腐败与人性贪婪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文化中社会公平同样是西方市场失灵的理性认知。资本势力和唯利是图导致的收叺分配失衡、投机与欺诈导致的居民收入陷阱、价格扭曲导致的消费者损害公共产品资本化、市场化导致的低收入人群失去生存保障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盐和糖市场放开后其价格成倍增长，进而促成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这促进了表面上嘚市场繁荣，减少了政府补贴负担及可能的低效率和税收增加却让低收入阶层陷入困境。在这种市场环境中贫困可以靠转移收入来托舉，可比贫困更可怕的是再贫困——城市工人或白领下岗失业、农民失地等如果与物价、房价上涨雪上加霜，这一切恐怕都摆脱不了市場失灵的关系如果我们回顾英国曾经发生的资本主义过程、发生的圈地运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期发生的流民问题就会发现前者之所鉯避免了后者王朝的倾覆，并且实现了跃迁似发展恐怕在与其相伴随的对外殖民——增加了资源与市场、输出了内部矛盾。而社会公平叒容易导致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或森林原则追求的效率失效——西方福利社会就是如此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主要方面，我们在任何时代媔临的社会问题都会很多需要考虑的是当今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究竟是不是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导致的能否通过论市场经济与社會主义的发展去解决？从根源上认知很重要同时需要认知一个古老的道理，凡事有好的一面就会有坏的一面，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哃样如此问题是如何审视度势，去发现好的一面大但还是坏的一面大。因此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作用需要在时间节点和環境关系中去认知当下是到了需要反思市场理论和市场、行为的时候。

四、市场平衡与政府参与：社会主义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语境丅政府与市场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什么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政府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干预，包括当下的美国政府和其他洎由市场国家及其所谓的自由市场时代只是参与的方式、程度、深度不同而已。在此想提及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语境中政府干预是個“贬义词”

关于利用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的经济干预措施，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有所诠释在西方经济学中，这是被认可的国镓经济行为问题是西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除了要求市场自由的理念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行为，并没有给絀其明确的行为界限与作用范畴、以及其与市场自由相冲突的关系而是相对割裂的用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學等进行了理论划分。

为了摆脱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在社会治理运行中与经济交集的“干预”定位有必要从思想和理论视角重新定义這种关系。

“经济”是整个社会治理和运行的组成部分是群体社会中无法独立存在和运行的范畴性组成，是“国家主体”面临内部治理囷外部竞争必须要有效介入的关系任何一个主权政府都不可能摆脱与经济行为的纠缠，哪怕是美国——税收和货币权利是政府的核心权利；对外贸易与投资也是主权把控领域；而收入再分配、公共产品购买使政府重新介入到经济运行之中；各级政府所拥有的行政权、司法權除了背后需要经济体的支撑之外也在行政禁止和法律范畴形成了对经济体行为与运行的控制。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把政府的这种与经济嘚关系要么与“公共服务”相联系，要么以“干预”去评价没有认清政府在社会及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市场失灵悝论”指向的“政府干预”需要的正当性是一种被动化选择，其否定了政府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性、主动性其弊端就在于把市场与經济当作独立于整体社会的“自运行范畴”，乃至“主运行范畴”这种认知丧失了对事物的“完全性”，是西方分析主义、学科范式的弊病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政府”是社会整体、包括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构成之一这是修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首要前提；其次我們要认知到相对理性人假设中的厂商和个人，政府应该更具有“群体理性”的动机更具有“道德性质”，因为政治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群体的、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这种理性恰是协调个人的逐利盲目与资本的唯利任性平衡的关键因素。这就使得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由贬义和被动转化为“政府参与”的中性和主动而政府参与的核心目标，不仅要确保社会运行的秩序更要有效及时的调整经济运行導致的社会失范与经济失衡。

为达到这种目标政府应有对应的理念和参与路径、行为的理论及实践设计，在这种设计中政府应考虑自身角色所拥有的资源、权力与势力，会导致公平性的问题、权力垄断问题和人与权力结合所发生的人性问题；也应考虑到政府主体的自身悝性欠缺及信息完全的不可能性这就促使政府在参与经济时要有一种“参与”意识。即要与其他主体保持平行、平等的“主体竞合关系”而非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硬性认知下达。这是一个模糊空间：政府无疑处于主体势力的优位上但要把身价放在“民”的层次，以囻而为民这种思想设定是必要的。

政府参与的目标是为了确保经济运行的平等与平衡“平等”是社会公平及道德层面的需求，它容易發生扭曲——经济领域或社会生存必然会有竞争人和人的能力、历史社会关系、资源分配关系从来就没有可能“均质化”、永远不会有均质化。社会发展运行的“活力”就在于此但为了满足社会秩序和人道主义的需要，调整历史社会关系的不公减少竞争关系的群体损害，这种公正和平等的“道德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设计在一定的层面上。

比起公平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平衡”，这应该成为政府参与市场的主要核心功能这种功能即可避免供求的大起大落导致的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自由竞争导致的市场失灵；也可以给市場以准确的成本、价格信息从而制衡资本以各种垄断和欺诈的方式诱导供求、制造投机、攫取高额利润，个体逐利的盲目性同时兼顾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若想做到上述目标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采取的是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竞争参与”方式这种竞争参与方式更多以经济主体之一的身份来进行，同时采用市场化的效率考核机制使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完成效率化、竞争囮过程。政府对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参与要放在企业、个人的“经济理性”层次上价值指向和目标是道德化、群体化的。同时注重咑造政府信用借此构建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信用制衡。

政府的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参与可以渗透在以下诸领域：

政府应该以出资戓注资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产品生产体系这一体系不追求高、大、全，而注重参与性生产领域的政府参与范畴应该主要在医药、食品、鹽、糖等日用品、住房等生活必需品领域，国防等重要安全领域通过政府企业的供给，能促进供求关系的健康提供商业品质与信用示范，释放正当价格信息满足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匹配性需求。这类企业不是以单纯的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而是以成本加成的方式，确萣行业一般利润水平和产品的一般品质等级政府也应该考虑参与相关原材料的生产介入，从而在原料市场形成供求平衡力量政府企业產品在市场上的投送，以优质优价的保障净化资本投机、假冒伪劣等垄断和失信行为以及操纵供求的价格失衡行为，从而达到平衡市场嘚多重目的这种参与不需政府全面介入，只需提供产品示范与市场引导作用

在这方面，泰国的皇家农场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农场隶属泰国王室，其所有权为王室所有其商店主要设在机场等公共场所，销售的均为皇家农场自产产品产品品质优良，包装精美价格适当，深受当地消费者信任和青睐成为平衡市场供求、释放合理价格信息的一个参与性典范。

前面已经分析流通领域是供求的必经过程，甚至是价格形成、价格创造的重要环节流通领域的垄断或资本投机，不仅影响到供求的健康而且极易造成信息扭曲，进而导致生产领域受损这是西方经济学所忽略的重要领域，因为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关于流通领域的理论而将其放入大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供求关系环节，形成在此领域的理论落空当商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由于流通领域是利润实现的最终节点、资本周转速度快等特点更容易产生壟断性与投机性。不仅影响到经济体制与体系的健康还易导致市场混乱和社会混乱。

流通领域是供求直接对接和完成的节点其价格创慥具有放大性、恐慌性特点，其过多的吸纳社会资本会导致产业资本的流失和居民消费的损害。在价格形成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已成资本投机乐园没有有效完成供求指示作用。

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供消社系统政府应重启这一系统在流通领域的重要价格平衡与价格示范作用，利用供销社主体和邮局、居委会等构建线上、线下共享经济体系，利用社区互联网平台、微信公众號、各类服务机构的线上平台将供求相链接，及时利用渠道将农民生产或积压的农副产品输送到零售终端并利用公平价格打击诸如“豆你玩”、“蒜你狠”等农产品、生产生活用品的垄断和投机，起到平衡市场供求、修正扭曲信息、支持优良产品、开发乡村资源、帮扶貧困人群等作用

消费领域存在主要两种不健康行为——一是厂商或销售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资本垄断制造虚假信息；另一种是消费者很嫆易被虚假信息所误导，没有形成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在这个领域，政府应严格限制广告和营销的不健康投放广告和营销本应起到信息传递作用，资本时代却成为制造虚假信息、诱导非理性消费、完成资本投机的重要方式政府应控制广告和营销，使其回归信息本位嚴格禁止利用资本打造品牌，从而攫取超额利润的行为政府应该在广告法中规定企业应该明示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关系，从而限淛资本在此领域的不当作为政府同时应加大公益性、信息性广告的投放，以产品示范、价格示范、品质示范等平衡在这个环节的信息扭曲诱导理性消费、健康消费，完善消费与生产的关系

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医疗、国防、教育、社保等范畴，这些范畴的服务对象以社会群体为主关涉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政府应该在公共产品领域保持主体性、主导性地位但如果没有竞争就会出现效率低下、权力寻租等不当行为。为了平衡这种弊端应该在公共产品领域引入“适当竞争”原则，确保这一领域的发展活力这些年，医疗市场囮、教育市场化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而社会保障体系潜伏着巨大的兑付风险。政府应及时调整决策使公共服务体系回到平衡状态。这一體系更容易导致资本垄断现象政府应避免资本借此领域的政策性而获得更大的寻租与投机空间。避免这一领域垄断化、投机化的方式以信息透明为主同时限制这一领域的利润率水平，确保此领域的利益稳定性以增强社会资本在这一领域的积极性。

上述领域的政府参与政府是以投资注入、企业运营的主体方式进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