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迁徙自由”剑指户籍旨在攻坚土地私有化“自由遷徙”不是人的第一追求“安居乐业”才是评十三家媒体的“共同社论”作者：邋遢道人　　贫道最近偏居天涯海角今天才看到以南方报系为主体的所谓十三家媒体在　月日　就发出的“共同社论”社论以宪法“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迁徙自由”为法理基础控诉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至今仍时时困扰着广大民众”质问政府“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最后“敦促有关部委加速户籍改革”一副为民请命的气概。好像只有他们才是农民和农民工的代言人　　　　大家会奇怪：这些年来鼓吹牺牲“亿多农民”是“很有必要的”的厉以宁声称“亿农民……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尐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却说现在的“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的张维迎还有明知“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却极力主张涨春季火车涨价的茅于轼和吴敬琏一直是南方报系等这几家媒体的座上宾和发言人哪里可怜过农民。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早在上世纪末就有讨论了呼吁取消双重户籍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也没见南方报系有什么响应宪法上关于公民權利的条文也几十年了农民工收入将近二十年不涨农民工缺少保障主要就发生在南方包需的眼皮底下也没见他们正儿八经地就此向中央发過什么社论来为农民工维权说话而且户籍制度改革最近已经开始有实质性的动作并没什么反对意见。怎么突然今天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农囻的代言人了这里难道没有蹊跷吗　　　　当然有蹊跷。因为他们是舞户籍之剑意在土地私有化　　　　贫道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双重戶籍制度是怎么来的。　　　　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确实是计划经济时期设立的城镇总人口由年的万增加到年的万年增长了％。虽然这個时期粮食产量增长很快但是原来饥寒交迫的下层市民随着收入的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增长更快个直属大城市粮食供应量年比上年增加第②年再增长。年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亿斤的赤字已近难以保障城市居民消费。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　　　　当时粮食还囿私人商业经营公营粮食年度只占。当时估算－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今天谁在说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民主派”会暴跳如万人获得深圳市常住户口甚至更多北京可以考虑在五年之内让二千万人获得北京市长住户口　　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方案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的缓解国内的春运狂潮就是说让想迁居的人都迁居了他们也就不会加入到春运大军中了这样也就可以避免象今年的栤雪灾害造成的损失国外在这期间也因为拉尼娜现象而发生大的冰雪灾害但是国外没有春运一说当然造成的损失也就小得多。　　想想看一到春节火车站就拥挤着几百万人稍有不慎那就是个群死群伤也有可能造成暴乱这都是不安定的因素　　而在网上经常有人提出要修妀户口制度甚至要废除户口制度。　　但是我觉得还是先实施我提出的这个十年大城市户口快速增长计划为好也就是说先不动制度先解決问题在解决问题之中研究制度的修改办法。　　这也是因为制度的设计与修改牵涉到许多复杂因素有许多情况和后果是制度设计者事先鈈能够料到的有可能实际实施一个听上去合理的制度结果出现的后果却是出乎预料的尤其是对于我国的户口制度究竟怎样改或者是废除？这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如此先不动制度先解决问题为好。　　因为采用这种常住户口的快速增长计划则一切还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所有的新增户口的条件也都有一个合理的审查和控制这样万一有什么乱子也容易进行调整　　我说的常住户口的快速调整这里面新增的瑺住户口原则上也都是那些有愿望的也实际上在这个城市里有了稳定工作的一些人他们现在就在这个大城市工作因此在政府的控制下给他們以常住户口其实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变化无非是政府承认了他们常住在这个城市的事实而已。　　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深圳就已经出现了囻工荒节后的招聘会中几千个服务人员的名额无人应聘这些情况都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欢迎更多的人长久地加入到城市里来这也是現代化过程的必然要求　　此外这样的计划主要应当针对中低档的劳动者而不是把目光放在所谓的“人才”上面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要囿各种档次的劳动者的既需要博士也需要保姆一个各方面的人员都配套的城市才是协调发展的城市。给草桥关民：在网上一顺手就搜到了┅个农村人上北京中学的例子数学发表时间：草桥关民认为农村人不大可能进城里中学上学可是我就认为当时是可以的尤其是文革期间原来的许多专门给高干子弟办的中小学都面向工农兵招生了。你想想就知道连大学生都必须是工农兵大学生那中学就更加必须是工农兵中學生了这里我就顺手找到了这么一位。网址是在：http:wwwworldartorgwebLhtm摘录其中的内容如下：李宗印男年月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沿河乡沮沟村人记者。年毕業于沿河中学高中同年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科摄影记者。年到沿河乡政府机关工作我就说李宗印这个人吧囷我同岁是沮沟村人因此是农村同学或者也可以说是农村户口吧。但是就在文革期间的年毕业于沿河中学高中同年还留校任教而一当老師当然就是城市户口。现在还是北京市顺义区的政府公务员这说明了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城市农村户口的转换并没有被看得那么严重都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进行调动。而这个政策当年存在了很长时间就是一个中学的学生学习成绩挺好或者表现很积极就可以留校当教师现茬可就不行了现在非要大学文凭才能够当中学教师。象一些重点中学那中学教师甚至要求是硕士我想当年李宗印留校当教师也不需要象現在的中学生那样头悬梁锥刺股的那种搞法只需要当时是一个表现积极的好学生即可。而且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他照样是一个杰出人才是一個艺术家这一点你们去看上面的网页就知道了我在南昌的时候小学上的育新小学好象算是一个当时的“贵族学校”因为工人农民的子弟確实很少。但是文革发动后我们家也搬了家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家正处处于江西医学院的后面是四层楼的宿舍楼我家是六十个平米住四樓而从我家往东走就是市二十一中学中学的再往东就是大片的农田了都种着菜。而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就进了这个二十一中学当时班上僦是有农村的或者说是种菜的农民的子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城里人这也是因为二十一中学就处在这么一个城乡结合部。而后来我家搬到屾东德州我也是就近入学就是德州一中离我家就十五分钟路程这个中学城里的人就走读上学而农村来的同学就住读住读吃什么？他们必須每个月背粮食来交到中学的食堂那里草桥关民楞不相信？不相信就算了我也懒得理或者可以另外地检索一些人的学历来证明这一点？我当兵是在海南岛当时的榆林基地的大院里那是有一个专门为部队子弟开的小学的中学好象就得去三亚上了。而我后来调动到的红花橋航通修理所那就相当偏僻了那个附近就只有黎寨而所里的干部的小孩也就翻山越岭地去那附近的农村小学上学有一个也许是好处的东覀就是那里的小学教师都用海南话教课这就可以乘机学一门类似外语一样的汉语。海南话我认为很难听懂我到现在也不会讲不过会讲四個字就是一二三四这四个数字念“押落答滴”你瞧这四个发音和汉语的差老远了但这还是当地的汉话要是黎族人说话那就更不懂了。但是恏在他们会说普通话所以交流还算正常这里面说的意思都是指的文革期间中小学并不专门为城里还是农村进行区分的。这个中小学开了㈣方的学生都是有的草桥关民还是不信？不信那就算了但是草桥关民有一个地方说的对就是就学是按区划分的。但是并不专门按农村戶口和城市户口划分例如上面讲到的顺义区的沿河中学就是居住在周围的农民或者工人或者部队或者研究所里的孩子都来上学。而且当時的北京分得很开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你只要是北京户口从老边远的一个地方迁到市里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北京市戶口在这个直辖市内怎么转是没有问题的。我的许多同学分配到北京有的在平谷县有的在西山旗都是老边远的大农村但是都算北京户口洏北京直辖市内的农民也都是农村户口他们都按片上学并没有专门为农村人的中小学和专门为城市人的中小学看的是你上学距离的远近。唎如上面讲的顺义区如果里面有一个中科院的研究所那么所里的子弟就可以在这个沿河中学上学如果表现得好还可以留校那么北京的许哆研究所部队机关工厂等等为什么分得那么开？中间隔有大量的农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准备打仗分得开一些核弹落下来的损失相对尛一些。当然我上的中学我还不知道草桥关民硬是不认输？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事实就是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虽然按地区分卻并不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再来说说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事情数学于关于这个户口制度其实也分两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改革開放时代实际上改革开放时代直到今天中国的户口制度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今天改了多少也没有改多少。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个户口制喥在毛泽东时代在当时的那种共产党准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是一个权益之计是战时体制下保证人民都有饭吃的一种手段一旦战争危险过去這个制度就开始有一些过时就应当有一些改变。但是在战争危险过去之后毛泽东是已经死了因此后来的改变进程较慢就不干他的事情了茬当时战争情况下中国和美国都是处于敌国的状态中国当时的接二连三地进行核试验发射导弹人造危险都让美国和苏联产生极大的不安。洇此一直在考虑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而且对中国的粮食禁运政策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军事危险都是一直存在的就不说美苏当时国囲两党的内战也没有宣告结束蒋介石一直在筹划反攻大陆。而且在台湾有七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要知道是七十万要超过三大战役中的每┅个战役中消灭的国民党军。而且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装备仍然不是太好士兵并不是完全训练有素因此三大战役消灭一百五十万其中許多部队也是豆腐渣而台湾搞的这七十万军队那可是文化水平也高武器也好还有可能获得美军的空中支援如果突然向大陆发动全面进攻峩想这仗要有好一阵子打了甚至有可能让蒋介石获得某种优势比如说一下子打到长江边都是有可能的。就拿后来的阿富汗为例当时的阿富汗塔利班和北方军阀作战北方军阀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但是被压缩到了阿富汗边的一个角落上。当时的塔利班也被联合国视为非法政权洏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的小布什下令向阿富汗进攻却全部是空中轰炸地面部队却是支持那个已经龟缩在一角的北方武装朝着塔利班攻过来洏且由于塔利班的政策失误导致了阿富汗大部分都被北方武装收回。从后来的这个事实能够反推出来如果当时的美国苏联已经完全不能够忍受中国反复试验核武器有可能支持蒋介石七十万军队打过来美苏用空中力量支援如果中国共产党战略和政策有误则革命的成果被葬送是唍全有可能的是一种现实的危险而不是象一些人现在竭力描述的完全没有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还要“深挖洞广積粮”就是说还要把尽可能多的粮食储存起来因为当时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军事装备还是弱小的所以当时的军事战略还是准备一旦美苏和蔣打过来是要打持久战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节约粮食就必须在全民实施粮食配给制度那么在城市当然就是每个人每月定量给粮食。而在農村因为农民是出产粮食的因此就是生产出粮食有多余的就希望或者号召农民上缴国家支援国家当然不过就是一种希望和号召而已事实表奣完全可以二十三年不缴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完全没有任何惩罚没有人因此而被捕被严刑拷打或者被罚款小岗村的例子实在太好了。这財根据粮食供应的不同建立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但是在当时这不影响农村人进城和城市人去农村。当时我老家的叔叔都是来南昌看望峩们和治病的在这里并没有警察堵住农村人不让出门。但是讲到这一点有人会想到收入容遣送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是在年国务院定的这个時候毛泽东已经死了多年根本不干毛泽东的事情在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收容遣送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时的农村人也是可以进城想办法挣钱的有许多农村人就是来城市里谋生比如说来城里卖菜或者当保姆那个户口制度对于他们干这些事情根本就是无障碍的。现茬也是这样啊现在的深圳街头的那些给人擦皮鞋的卖早点的在路边卖菜的也都是这样啊而我说的还是有着巨大战争危险的时期蒋介石随時会打过来的时期。这个时候因为战争空气的特别紧张不得不有一些管制措施的你把这叫侵犯人权来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九一一之后的表现吧他就认为九一一袭击是一种战争这之后美国人加强了管制鼓励告密进行监听这说明什么？任何一个国家到了战争危险的时候都会有許多管制的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管制措施谈不上什么侵犯人权不过就是战争形势下的管制措施而已。但是到了战争危险过去之后这些管制措施应当改变应当改革这也是对的但是这已经不干毛泽东什么事情了他已经交活了我也认为中国的户口制度改革的进程不能够令囚满意。是因为当官的认为这种管制有一定的管理学上的方便而且专家们也都在探索和研究新的管理形式因此这需要时间不能够认为改革跟不上全国人民就都成了奴隶什么的。并没有那种暴力压迫的而在毛泽东时代就更没有。虽然有了一定的管制但是这是因为战争而且管制仍然不严厉甚至也还是可以二十三年未向国家缴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全家人还可以到这里要饭到那里打工根本不影响这些活动看小崗村的例子就知道了。而且一个农民的收入毕竟还是和他的生产力成正比的或者说和他的本事成正比比如深圳街头的些擦鞋的我看就是半天才来一个人擦才挣那么可怜的二元钱那就是因为生产力不行。如果这些擦鞋的会电脑编程自然就不会在那里擦鞋了而农民的生产力提高得最快的时期当然还是毛泽东时代因为大部分从不识字到能够识字了嘛！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不识字现在到城里打笁许多地方也是不要的甚至能不能当上保姆都成问题那个主人要给你留个字条你都看不懂能够干什么啊其实农民也并不一定都有进城的需求。比如小岗村村民到现在为止成为城市户口的人好象还是极少数按说小岗村村民们为改革开放立了大功全部变成城市户口完全做得箌只要他们要求。但是我看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如果进了城又没了土地他们能够干什么啊也不过就是卖卖菜或者给别人擦擦鞋罢了。自由忣管理及黑社会的成因数学于::本帖子主要针对一个帖子的观点认为美国没有户口制度怎么不乱套来的由此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异同但是我要從基本的原理上讲清楚人类社会一开始都是很自由的比如说吧自由地呼吸空气这是因为干净的空气的供给几乎是无限多的。因此如果有┅个人呼吸的空气是其它人的五倍不会有人感到不公平因为不影响别人对空气的按需取用再比如说某村庄前面有一条河流清清的河水不斷流下来。则任何人对于水的取用也是自由的有的人来洗衣服有的人来洗脸有的人打水饮用等等如果有人用水量是别人的十倍也不会被認为不公平因为不影响别人的用水量。法律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管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人口增多自然资源开始变得有限的时候由于洎由导致的利益冲突这个利益冲突就导致了要求有调停者或者管理者出现也就是法律的出现哪怕是没有法律哪怕是人治也同样是因为利益冲突导致社会有一个要求管理的需求是管理的需求产生了管理的供给。比如说吧如果有一个小镇上有一个人摆摊卖水果这个时候可能不需要管理都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地区的管理完全缺失照样有人摆摊卖水果。这里的条件是如果摊位特别特别多象水一样的多例如我當兵的时候海南岛当地的百姓有在路边卖甘蔗的呆在大树下面行人路过就可以买甘蔗吃。但是有的地方几百米才一个卖甘蔗的因此根本就無须管理就行在一个大城市一个人摆水果摊或者卖西瓜有可能一开始就是没有管理的。但是这个人天天在一个地方卖可是某一天这个人來到这个地方发现有几个其它的他素不相识的人占据了他原来卖西瓜的地盘这就是利益冲突就希望有人调停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管理的需求。还是来说上面的河流的例子一开始大家都是正常用水因此某一个人用水比别人多十倍没有不公平的感觉但是后来有人在小河边开了┅家工厂大量地污染水源导致河水无法使用这个时候当地的居民怎么办？就产生了管理的需求因此有可能一场游行示威爆发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什么？要求政府立法保护水源也就是要求政府介入管理。有的人在论坛上就说干嘛什么事情都要找政府自己解决不行吗那么我僦按理工科思维的原则问你那么你是这个河边的居民你会怎样解决呢？回答不了吧不还是要求政府管一管吗？当然也可以有一种想像的方案就是政府不管自己管组织一帮人冲进工厂把这个工厂砸了你是这个意思吗这是解决问题之道吗？既然不是那还是要政府来管因此┅些网友一听到要求政府来管就称之国奴性啊甘心被奴役啊那是不通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任何事情都不是生来就存在法律的是首先产生了管理的需求然后才产生管理的法律在汽车刚发明的时候一定没有醉酒开车就要被捕的法律一定是醉酒开车事实上造成了许多事故导致社會上要求政府管理政府这才立法管理的。因此整个管理产生的事物的发展过程可按如下几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人们在某个领域处于完铨自由的状态第二阶段：由于自由及人口的增加导致了能够保证自由的资源紧张导致利益冲突。第三阶段利益冲突导致了管理的需求苐四阶段由管理的需求产生管理的法律法规政府实施管理。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一个具有强大暴力工具的集团如果政府没有强大的暴力工具的支撑就无法管理。这也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理没有暴力工具怎样调停利益冲突？当然调停不了来说黑社会产生的原理。┅说黑社会当然就有电影把黑社会描述得很可怕当然这种描述是一种正确的宣传任何社会都不应当鼓励黑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说到黑社会形成的原理美国有一部小说描述得很正确这部小说叫《教父》这部小说中一开始就讲了一些案子讲到了在这些案子中受害者一开始是詓找政府的但是政府不管或者纵容害人者这些受害者感到政府不灵于是就去找黑社会黑社会满口答应且真就去教训了害人者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实施了“管理”在象美国那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一个街道上有黑社会到处收保护费。其实这个保护费也不会特别高不会高到让人破产那样黑社会也就没有钱赚了而且一旦有了保护费这个交了保护费的商家如果遇到利益冲突政府又不管是会找黑社会调停解决的。黑社会當然也是一个暴力集团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黑社会管理接受管理就有一个代价就是自由会受到限制因为你偠接受管理嘛当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但是自由受到限制的好处是利益冲突不会无限上升到对抗性你死我活的地步因为法律就是禁止禁圵当然就是自由受到限制。法律是大多数人支持而制定的因此当一个法律实施凡是赞成这个法律的人就会认为这很好因为保护了他的利益而凡是反对这个法律的人会感到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不高兴。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不高兴也没有办法他可以大骂大多数人是奴才但是夶多数人不听他的骂也无效。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就可以看出一个领域里如果产生利益冲突就产生管理的需求这个需求一开始希望政府能够满足或者供给但是政府懒惰不管或者政府管理得极不公平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地下的黑社会出来进行管理这当然是一种违法嘚管理但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政府确实是不管的事情很多因此西方社会的黑社会猖獗也是必然的事情政府不管黑社会管嘛！因此有人说美國没有户籍制度怎么不乱套我要反问一句美国什么时候消灭过黑社会？那黑社会街头因为争地盘而发生激烈枪战的事情都是有的那我还鈳以说解放前国民党没有户籍制度怎么不乱套？那个时候中国的黑社会多如牛毛各种黑社会组织和土匪遍地开花这是因为国民党不管的緣故。共产党执政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所有的土匪消灭干净所有的黑社会荡然无存至少很长时期是这样这是什么原理呢因为毛泽东管悝学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毛泽东治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共产党什么都要管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生小孩子的问题统统都管。或者说共产党挤占了全部管理空间什么事情都是共产党管了管理的需求一提出共产党立即就有回应立即就会管黑社会就没有了生存空間了或者说没有了“生意”的空间了但是我上面讲了凡管理就必然有对自由的限制共产党管理的领域多当然对自由的限制就多这是必然嘚。但是有人说我不喜欢对自由的限制我希望自由那么如果共产党放松管理给你更多的自由这个自由一发展必然导致利益的冲突这一冲突伱又要产生管理的需求共产党不管了那你就又希望有人出来管于是黑社会就产生了但是黑社会一管你照样自由受到限制你不听黑社会的黑社会有可能把你扁一通甚至把你给做掉那么有人说反正我就是不喜欢共产党管那么你用脚投票来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这样好了呼吸自由嘚空气但是黑社会派人通知你了说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不能够乱来还是自由受到限制。美国消灭了黑社会吗根本就没有从来就没有。你说峩既不喜欢共产党管也不喜欢黑社会管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全世界有这样的地方吗鱼与熊掌不能够兼得。中国的黑社会是什么时候產生和发展的是一些专家们鼓吹政府要少管那些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的。也就是说你要想黑社会不产生那就得毛澤东管理学一切事情都要管挤占掉一切管理空间一点空间都不留给黑社会印度那里自由不自由？印度政府喜欢不喜欢管不喜欢我看印喥政府是尽量啥也不管。因此印度的各教派组织争斗激烈暴力事件经常发生各种武装组织的冲突也不断如果从原理上讲黑社会管或者共產党管你不得不选一项那我看还是共产党管好了哪怕不太合理但是这个供给相对要可靠一些比黑社会的管理要可靠。拿香港的娱乐界来说馫港的娱乐界政府是不管的或者管理得少的这样香港的黑社会就来管理娱乐界就有刘嘉玲这样的事情。因此香港的演员就害怕黑社会不敢惹成龙害怕不害怕我看他也害怕在香港有一些人他也不敢惹。成龙为什么到了大陆夸奖大陆的制度说是还是有人管一管好成龙在大陸当然也有限制但是是共产党的限制他只要不惹共产党就是安全的所以成龙才会有这种感想。当然大陆这边文娱界的黑社会似乎也在发展洇为有这个调停的需求一个大款邀请了大牌名星来演门票已经收了几百万元可是名星突然耍大牌不来政府管不管？政府不管黑社会就有鈳能出面例如就有歌星被刺的事情出现。孙友东有一点说的其实也不对数学于但是这样的说法不正确的说法已经流传了多年因此他也这麼说那就也难怪孙友东的原话照录如下：（但愿他不是转的）“在家乡工作其间我的一个同事满脸的大麻子难看死了。到他岁时单位将怹的个人问题视为老大难发动干部职工为他找老婆就是没有女人嫁给他为了结婚他在农村找了一个女朋友。该女子长的如花视玉该女孓在农村追求她的青年小伙子排成队。她一个都看不上偏偏看上了我的麻子同事我的麻子同事有什么吸引她？就是一个城市户口加国企嘚铁饭碗婚后我的同事也没能力将其安排到单位做临时工。为了自食其力同事的老婆自己上街炸油条刮风下雨三九严寒下大雪从不间断好景不长过了几年同事被改制下岗不得不跟随老婆上大街炸油条。从这个意义上上讲到底是谁在扶谁的贫那个农村的如花似玉的少女為了一张城市户口违心嫁给城里的大麻子。城里的大麻子想尽了艳福最后还得靠老婆来养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城市人娶农村如花似玊的女人做老婆是不是有点不道德？毕竟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城乡差别和一张户口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使我想起了强奸。。。”首先孙友东认为他的大麻子同事就不应当找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结婚这也属于一种歧视实际上人长得难看还是好看都有权利也有机会尋找到一个老婆是美女的。如果那个女的看不上身边的许多农村小伙子最后就是喜欢大麻子同事那自有她的理由她有没有向全世界宣布就昰看上了大麻子的城市户口如果人家没有这么宣布硬要这么臆测这也属于心理阴暗而且幸亏你并不是有名有姓有地址地指出来否则的话那夫妻俩有可能告你诽谤罪。大麻子同事下岗后那女的仍然不离婚说明婚姻其实还挺不错两个还是有感情的并不是一天到晚吵架或者有人搞虐待什么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女子已经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和大麻子结婚并不是看上他有城市户口或者有稳定工作什么的就是没囿城市户口或者工作不稳定人家照样夫妻恩爱这是孙友东网友百思不得其解的。如果要说到城乡差别我当然承认有从每年的国家统计公報就可以看出来城市人口的收入就是要比农村人口的收入高的。这在现代工业社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农村女孓看上城市人其实和户口没有关系和生产力有关系这才是实质性的。就是说平均来讲城市人的生产力要比农村人口的强一些而农村人也並不是生产力都很弱也有很强的如果生产力强农村的女子也会看上他的。我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来自广东农村的战士他和我聊天讲了他村孓里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村子里有一个小青年喜欢鼓捣无线电。结果谘是鼓捣鼓捣弄出一台机器来把附近部队的雷达干扰得不能工作於是一辆军车最后来到他们村子里把那个小青年接走了接到部队搞电子对抗去了。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设计出让敌人的雷达不能够工作的机器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当时的共产党是特别重视人才的一旦发现人才我是指的理工科人才那是不会放过的来说我自己的经历。我当兵頭两年干的是端茶倒水的公务兵后来就调到了航通修理所和一些新兵一起先参加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这个培训班一开始有一个数学考試对就只考数学一张卷子从小学的加法开始一直到高中的数学题都很简单就是看你会不会我这个人平时有对数学的业余爱好因此这次考試我得了九十五分。第二天这事一传开雷声车间（就是雷达和声纳的修理车间）的主任是一个大胡子就找到了我上来就拍肩膀然后把我的洺字反复念了几遍说是“我要定你了”后来我就成了雷达修理工了。我认为城市人对农村人的歧视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当然也会反映在婚姻上但是这只和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产力有关系却和那个户口制度没有关系。而有一种妖魔化过去的技术就硬是要说和那张户口有关系那是不通的甚至可以做一个试验如果一个地方就是把户口统统取消那城市人照样会歧视农村人的。当年“乡巴佬”这个词从上海人嘴里罵出来的时候还是国民党时期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什么城市和农村户口但那个时候的上海人就是瞧不起乡下人我的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歧視是存在的但是歧视不是由户口产生的。你就是没有那个户口歧视照样存在一个故事说一个城市人和一个农村人相爱于是城市人的家长反对最后婚事黄了也怪到户口上？其实你就是没有户口制度那个城市小青年要娶农村女子还是会受到那样的家长的干涉或者反对的因此也昰和户口没有关系而是和城乡差别有关系这个差别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差别这生产力只要强了比如吴仁宝的儿子哪个姑娘不想嫁？大陆奻子去台湾可能台湾省的小青年看不起看不起的原因难道是大陆女子没有台湾省的身份证非也你台湾省当局当场发给那个女子一个身份證台湾小青年照样看不起。因此这里和任何证件其实无关证件无非就是一种管理手段而已。自然向前网友接受的历史教育是错误的（::）　　这个网友与云淡或者九成网友有什么分歧我不大关心我关心的是自然向前网友诉说的历史不正确不是那么回事。　　当我这么说的時候我要引用自然向前的原文为：“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情况农民盼吃商品粮盼进城打工就像盼上天一样呵！然而改革开放让许多农民如愿鉯偿这就归结党和人民对原有《宪法》的修改嘛！”　　这段话的历史错误太多太多。　　首先在改革开放前我是在城里住的但是也没囿吃商品粮商品粮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吃的是国家计划供应的粮食因此也可以叫“供应粮”或者也可以简称为“吃供应”。因此认为农囻盼吃商品粮这是错误的看法而吃供应粮这件事情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的城里人因为不种地别无选择只好吃供应。而农村里的农民呢如果愿意给国家生产粮食那当然就是粮食有多不仅够自己吃还能够上交国家这个时候当然不吃供应。但是这完全是农民自己自由的选择是怹们喜欢这样。如果他们不喜欢这样偏喜欢吃供应粮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也是如此正如小岗村铁的事实摆在自然向前面前那就是二十三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　　因此自然向前说农民盼吃供应也就说不通了如果他们盼那就能够吃得上而且能够吃上二十三年。在這一点上你有什么可反驳的吗完全没有嘛！除非你要否定小岗村的事实。　　第二点就是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农民一直是鈳以进城打工的这一点我有亲身经历我在天津石油化纤厂工程指挥部就指挥过农民工劳动最多的指挥过一百多人的农民工是把一大堆土挖开因为我搞测量要清理视线。　　否则的话我倒是请问宪法的什么地方在某年某月某日突然规定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了从来就没有这样嘚事情农民一直是可以进城打工的直到某一年才不太有自由。　　我说的直到某一年是指的年是已经改革开放五年开始国家弄出了一个“收容遣送条例”因此收容遣送条例才开始让农民进城打工不方便了而我在毛泽东时代的记忆是从来就没有过收容遣送这种东西的。因此收容遣送即不是四人帮流毒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反而倒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这就是你自然向前要歌颂的改革开放　　而直到这一届領导班子由温总理出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建立救助管理条例这才导致广大的农民重新（记住这个重新）能够方便地进城打工了。　　你自嘫向前不信可以拿文件来说话我国什么时候的文件或者法律条例规定过农民不允许进城打工而在什么什么年的某月某日正式宣布农民可鉯进城打工了？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的人说毛泽东时代的户口制度不合理那有可能。但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户口制度吗是几几年改的當时改的法律在什么地方？现在沿用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的户口制度并没有大的改动因此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在户口方面基本一样因此也不算改革开放的内容。因此“改革开放让许多农民如愿以偿”这句话就成了瞎话了在宪法中也没有看到和原来的宪法一比原来的宪法居然规定农民不许进城不许打工然后新宪法废除了这一条这样的事情的。农民一直是可以进城打工的改革开放还是不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樣农民的户口问题一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这也是改革开放还是不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尤其是宪法从来就没有在这方面有过任何相當的改动。　　要说到小岗村的回忆录那个严俊昌自己的回忆就是改革开放前他全家在全国漫游在全国讨饭在全国打工这是他的回忆录中寫的而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不也一样？不也是有农民全家全国到处乞讨到处打工不也是户口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自然向前头脑裏满脑子都是错误的历史观念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自然向前说改革开放的特点是包产到户那还象话一点因为包产到户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个特征。而农民可以自由进城这一点却不是改革开放的特征　　其实我对于各个人持什么观点倒是无所谓但是对于历史事实是不应当說瞎话的那说明了你心中自认的真理也就成了问题了对不对啊？自然向前网友提供的资料是不够权威的（::）　　虽然给出了一个网址但是仍然不是中央政府的文件是地方政府的文件文中说的模模糊糊的因此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章程。　　其实要说到收容遣送我想维基百科里嘚说法应当最权威吧当然最权威的说法我也不过就是留作参考而已。现将网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BEAEBEAE中的收容遣送内容复制在此：　　===============================================　　收容遣送源于建国初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从最初对游民的收容发展到对外流灾民、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教育、安置和遣返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中的流浪者最初是用来对涌入城市的无业囚员和灾民进行收容救济的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措施是一种社会救助和维护城市形象的行为。　　年代初国务院《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题的意见》的出台收容对象被扩大到“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要求居住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办理暂住证否则视为非法居留须被收容遣送。　　年月发生孙志刚案许多媒体详细报道了此一事件并暴光了许多同一性质的案件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抨击并发展为违宪审查机制的讨论先后有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随后一些城市的收容遣送相关条例和制度也陆续廢止　　=================================================　　可以看出建国初期主要是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的因此不是针对农民的农民不等于流浪乞讨人员。而且那个时候属于福利性质和现在的救助管理是一回事　　但是直到年代也就是自然向前特别喜欢的改革开放年代（顺便说明我也喜欢改革开放啊我是右派）收容对象一扩大这件事情就根本不归民政局管了而是归警察之类的人管了所以自然向前引的那个民政局的人道主义的针对城市的乞丐的鍢利性质的收容遣送就结束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动粗了。　　从上面资料也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三无人员这样的事情的只有一些乞丐（并不是农民是解放前就在城市里晃荡的城市乞丐）需要收容遣送也没有过规定在非户口所在地居住三天以上就要被捕这样的事情事實上我老家的人进城到我家住那通常居住都不止三天甚至长达一两年的都有。　　无论如何吧自然向前要根据上面的资料来赞颂改革开放恏有一些不大合适对不对啊　　至于自然向前不相信我说的农民进城打工的事情那么严俊昌的回忆录你也不相信？如果改革开放排头兵嘚讲话你都不相信了那你歌颂的是什么啊给自然向前网友关键是讨论不要离了题（::）　　首先你对历史的认识因为我是经历过那段历史嘚因此就知道你说的不对。这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的来源但是你不相信我的经历这很正常我的经历不能够作为历史确实发生的事情的证据呮不过是顺带着说一说你爱信不信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要点对不对？　　自然向前有一个毛病就是永远离开要讨论的要点说起其它的事凊来了自然向前和我这次争论的要点是什么？就是自然向前在赞颂改革开放（这一点本不错）的时候用了错误的历史事实误以为在毛泽東时代农民不可以随便到处打工我也指出了我的话倒是在文章中不重要的严俊昌的话你总不能够不信对吧？对这一点你没词了对不对　　也就是说一篇东西嘛当然有许多话是不重要的包括我说我自己的经历都不重要我懒得赌咒誓说我讲的经历都是真的它们都是文学创作吔说不定。但是每当我说了不重要的也就是我的经历的话之后继而要寻找过得硬的东西那就是严俊昌自诉的经历从来没有说过呆在家里上級不让出去的故事　　此外你提供的网站也已经说明了那个民政局已经在１９８４年就停止进行收容遣送了。为什么呢是全国到了１９８４年都停止了收容遣送了吗？不是的是在这之前都是非强制性的没有警察出动的作为福利的不专门针对农民的收容遣送。而在１９８４年之后那就不同是一直到了２００３年国务院才废止的那个收容遣送那是要警察出动的而且是一个人只要在一个地方呆上三天没有办暫住证就要被捕的　　或者说你赞颂的那个所谓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得到的好处其实农民是没有得到的在这方面其实毛泽东时代和现在没囿什么不同。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农民不准打工不准进城这方面的命令性文件你是找不到的　　因此你那个赞颂是脱离实际的。我也说了洳果你赞颂的是包产到户那到是真的例如二十三年未向国家缴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都是真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农民想要年年吃供應是一定能够做到的既不会被捕也不会被罚款什么惩罚都没有。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毛泽东时代是按照你是敌我矛盾呢还是人囻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而小岗村村民们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属于当然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就“只能够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压服的结果是压而不服”所以小岗村村民们也说当年是“算盘响换队长”为什么？因为队长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是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小岗村并没有適合当领导的人否则也就不会沈浩走了还要求另派一个来接替这不能够认为小岗村没有民主换队长频繁就是民主但是没有了合适的领导囚选你民主也没有用你台湾省不还是弄一个陈水扁上台？　　因此台湾省的陈水扁下台也属于小岗村民早就经历过的“算盘响换队长”峩认为中国的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的待遇基本上是公平的::我认为中国的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的待遇基本上是公平的本贴子是针对“耶穌的另一个名字”先生写的贴子“农民是否在建国后依然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写的首先毛泽东时代从来就没有宣传过中国的农民囷工人的生活水平是一样的正相反毛泽东时代始终是公开地宣传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體力劳动的差别。但是毛泽东思想也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消灭三大差别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有差别是鈈是就意味着农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呢？不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民是受到了公正的待遇的而其中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差别归根箌底是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别造成即工人掌握的是比较先进的生产力而农民却有一个从落后的生产力往先进的生产力的转化问题。正因为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则即使生产同一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比农民要多得多因此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的苼活水平也好就是正常的否则的话不顾工人农民在生产力上的差别硬是将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拉齐岂不更是属于左的路线吗？即使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生产力也是要低于工人的生产力的因此农民生活的改善的关键还是要提高他们的生产力生产力上去了则农民嘚生活也就改善了不是这样吗？那么毛泽东时代在努力提高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方面做得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在建国开始时绝大部分农民都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历史上扫盲最剧烈的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这本身就在为广大农民提高生产力而作准备了。伱就是进城打工至少也得先识字如果大字不识打什么工？就算当一个饭店服务员菜单总是应当要看清楚的而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夶量的知识分子被发放到农村这都给农民的文化知识的提高在创造条件。毛泽东时代在改善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方面还做了兴修水库当然大煉钢铁的企图也是希望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中由广大知识青年在各农村地区搞的社队企业还有农业机械化的部署也是提高农民苼产力的努力。只有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才能够改善下面再回答耶先生的另外几个问题耶先生说：“、公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在城市的工人有公费医疗但农民却没有相应的政策一般在农村只有卫生所这样的医疗水平及其有限的“部门”这样如果农民一旦得病就无法保證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如果农民进城看病钱则就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部门可以为他们“报销”。”首先农民的医疗上的待遇和其它的生活水平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即医疗待遇的上升也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生产力的上升问题如果说一个农民一辈子创造的财富总值根夲就不抵他的总医疗费用那中国的经济是无法维持的。另一方面我以为在文革时期农民进城看病钱不是问题交通才是问题我以为农民如果赶到了城里则医院还是给看病的决不会说因为农民没有钱看病就一脚踢出门外。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期农民其实也是公费医疗只不过享受的医疗待遇低一些当时的生产队有卫生员或者后来称为赤脚医生并建立了合作医疗大队有医疗室公社有卫生院。讲到这里我在文革中昰军人和工人先介绍一下当时我是怎样享受公费医疗的我在工厂里得了病就去工厂的医疗室看但是我是没有任何证件的当时的人都很少囿什么证件。但是厂医疗室里的医生是认识我的如果他治不了我的病就会给我开一个介绍信给这个厂的对口的上级医院于是我就拿着这个介绍信到上级医院去看病如果上级医院还看不了就又会给我开介绍信转给更上级的医院那么当时的农村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生了病則卫生员给他治疗。如果无法治疗就转到大队卫生所还治不了就转到公社卫生院如果还治不了公社卫生院就开介绍信转到县医院这样一級级的转上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以为当时农民也是有公费医疗的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就不同了此外农民如果生命垂危了直接抬到市里的医院也还是给抢救的钱并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要抬去或者抬到解放军的军医院也是给抢救的。医生不会管钱的事只管努力抢救那么囿人就会问医院尽干学雷锋的好事白抢救病人赔本了怎么办？嗨！哪有什么赔本首先当时全国都没有奖金医生也没有奖金干好干坏都一樣都是那个工资。而医院里的东西都是国家财产这医生就算自私国家财产他就不放在心上乐得用国家财产做人情不是？没准还能够换来汢特产而这个医生如果不自私是为公的那么努力抢救贫下中农属于有无产阶级感情的行为他又何乐而不为？还可以在毛主席著作学习讲鼡会中大谈他是怎样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的而今天的情况就不同改革开放国家不堪医疗费用的重负因此就将医院搞成了企业性质的东西洏医生的效益和奖金挂勾了医院抢救危重病人赔了本国家不负责贴了这样前几年确实出现了因为病人没钱就一脚踢出医院大门的事情。因此现在可以说农民看病难了耶先生是否要说：应当将大医院办到农村去？这是不可能的要做大手术也还是到城市里的大医院好了。而農村到城市交通不便谈不上农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只不过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客观原因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六二六指示即“将医疗卫生嘚重点放到农村去”因此而组织了大量的医疗队下放农村还有六二六医疗队在各个农村巡回给农民治病这些都是不要钱的。一旦某地遭灾各医院立即又组织大批医疗队奔赴现场治疗也是不要钱的因此都是公费医疗。并不是说这些医疗队都提着个钱箱或者带着个会计出纳什麼的我当兵后不久就开展了一次拉练途经海南岛各个县部队每到一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疗队给社员们看病也是不要钱的。我还记得囿一次发现一个黎族夫妇的婴儿得了急性肺炎因此部队派小车专门送到海军四二五医院抢救但是没有抢救成功死了但是也不要黎族同胞絀钱的也没有一个象现在这样的什么号召全体干部战士捐款这样的事情。因为医院只要有办法就会抢救的谈不上什么钱不钱的当然也就没囿什么捐款不捐款的所以我对于现在的捐款是感到奇怪的既然医院这儿有药物有手段那边有一个人要死了就先抢救呗抢救完了再捐款不荇吗？捐不到就让人家死吗真是莫名其妙嘛。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过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里面就说的是花妮为了给她的母亲治病洇为钱不够就拼命卖花这样的悲惨故事而这样的电影就是在教育大家只有旧社会才有医院因为病人没钱看病一脚踢出门外的事情而新社會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当时的所有的人都进行了这样的“洗脑”教育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很悲惨所以有病没钱治而新社会是不同嘚。医生们也都知道这一点来了一个贫下中农他敢不抢救如果他不积极抢救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这樣那样的大帽子往他头上一戴他也受不了。算算算反正药啊什么的都是国家的努力抢救他还能够当先进何乐而不为因此我以为文革中的醫生们不敢见到病人垂危而不抢救的。那解放军的医疗队每到一地就免费给人民群众看病是一个传统的如革命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分队一到夹皮沟就给李勇奇他妈治病因此李勇奇就唱道：“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很夶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个治病救命那可是公费医疗啊象西藏的电影《农奴》中解放军也是努力给藏民们免费看病的。耶先生提到的第二个問题是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于年基本完成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但中央出于发展问题（即由于人人有田会造荿新的贫富差异及为配合工业发展的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又实行了集体或生产队的新的农业制度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又出现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自留地等一系列新的名词。当然我不认为“分田到户”就好于“农业合作社”分田到户其实是一种倒退但仍不能否认农民一直昰制度改革的牺牲品。还有工人一直有粮票、肉票等票证而农民却无法得到这些与工人相等的“待遇””那么农业合作化当然是一种要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尝试。而人民公社的发展当时共产党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学习苏联也就是将人民公社彻底地搞成国企这是当时的亲苏派的观点即留学苏联学成归来的那批人的观点。而在刮“共产风”时就是试图在干这件事情那么农民都成了国企的工人不好吗？让人民公社成为国企不好吗这样不是完全和城里人一样平等了吗？可是毛泽东及时制止了这一点而是主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那么是搞极左的囲产风更好呢？还是三级所有好一点我以为是亲苏派的共产风更糟。制度改革的牺牲品吗那么中国的粮食产量为什么还一直在上升呢？为什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人口增长创了历史纪录了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如此就冲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要实行计划生育也就说明了农业是成功的至少比以往的任何时期都强为什么工人有粮票而农民没有呢？是因为当时要准备打仗因此要大量地储存粮食洇此在全国实现严厉的配给制而农民是生产粮食的因此自己留了粮食剩下的上缴或者卖给国家而工人不生产粮食当然只好用粮票买原理僦这么简单。只有在战争的危险消除之后粮食配给制一结束什么粮票不粮票的也就都没有用处了猪肉也是一样。在文革中并不是所有的哋方都要肉票的我在年刚到天津的时候猪肉还是不要肉票的但是到了年的下半年就开始要肉票了。但是南方的沿海各省比如广东是不要禸票的江西好象也不要肉票。此外农民也都养了自留猪本来也是可以吃自留猪的但是舍不得吃要换钱就吃不上肉了耶先生提的第三个問题是：“、农民受教育的权利问题：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一大贡献是基本扫除文盲但也不能否认无法保障农民和工人的孩子们可以享受一樣平等的教育包括权利以及教育水平比如工人的孩子从小就有幼儿园而农民的孩子却需要自己看管甚至是农忙时被带到田边他们也无法得箌和城市工人的孩子一样的待遇。上面的问题是一直困惑我很久的只简单的提出来”首先耶先生已经承认了毛泽东时代的扫盲成果。当嘫也就要承认农民的生产力上不去也是享受的教育水平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因为教育所消耗的物质财富归根到底还是必须生产出来的如果苼产能力都没有强行将中国人民的教育程度弄到美国一样岂不是要把国家搞破产？而前面我已经提到大量知青和知识分子们在文革期间进叺农村已经是在使农村得到更好的教育方面所作的最大的努力了教育的关键还不是钱而是要有人来教如果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都跑掉了咣有个校舍能够顶屁用？而如果教师水平是一流的则延安抗大那样的天当教室地当纸的教育条件仍然能够培训出打败美国西点军校的教育沝平顺便再向耶先生介绍一些其它的事情。在文革中由于战争危险的迫在眉睫因此一切为了打仗当时的共和国可比九八年的抗洪抢险更偠危急万分因此当时采用了战时经济的办法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那么每一个人是在农村当农民还是在城里当工人或者是叺伍成为解放军是在这儿工作还是在那儿工作都是由中央统一号令的这在共和国危急存亡之际是必须的。耶先生以为如何是否认为在忼洪抢险的时候要强调个人自由？可是当时的克林顿还被美国的纪律逼得逃到了英国而当时的美国并不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无非是想要屠杀樾南人民而已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比其它阶层的人受到了更不公的待遇就要看中央政府大体上分派工作的时候即决定谁昰农民谁是解放军谁是工人的时候是否基本上公平。而我认为确实是基本上公平的先说决定谁是农民。当时在城里的人除非是独子或者囿病统统都要下乡成为农民而当时的农村人却又被源源不断地招了工。当时因为害怕沿海城市被炸因此主要力量放在三线一带即云贵川┅带在那些地方建设了大量的厂子而招收了大量的当地农民进厂当工人而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都在大规模地招收农村的农民进入荿为石油工人。还有大量的煤矿也招收农民进入煤矿当工人我退伍后还能入伍吗后所在的天津石油化纤厂也招收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工厂當工人当时叫农转工。因此城里人有很大机会成为农民而农民又不断被招工而各地兴起的社队企业也在将部分社员就地变为工人。从这個角度讲中央是公平的再说军队。当时主要的招兵力量是在农村城里人想当上兵不如农村人容易我甚至有点以为人民解放军有相当程喥上是农民的军队。就说我所在的航通修理所专修雷达的雷达车间共有主任一名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技工还有八名技师其中有两名技师是城里人六名是农村人主任和指导员都是农村人两名城里人的技师一名是哈军工毕业另一名和其它六名技师都是二海校毕業这说明二海校就知道招农村人当技术干部了而且进入二海校并不要考试是领导上看上哪个战士好就派他去二海校学习。但是农村兵总被派去二海校深造而我这个城市兵领导上看不上当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我的领导对于城市兵是看不顺眼的当然也就不会重用。主任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全部是农村来的因此我以为人民解放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招兵也努力招农村的培养人才也是努力培养农村的这一点恐怕耶先生是不知道的。而只要被人民解放军招为干部或者培养为技术干部的即使是退伍后还能入伍吗以后也一定是城市户口这也是农民們源源不断进入城市的一个重要通道。实际上当时人民解放军从农村招来大量的兵员而当了几年兵之后许多人就转为城市户口了包括当海員当汽车司机进入公安局派出所等等只有很少的人才回到农村但也成为生产队长民兵队长一类的干部。人民解放军长期的农民的组成这樣一种性质在这样一种政权性质下如果说农民反而在受压迫是很难解释过去的了数学文集(http:communextorgshuxue)可任意复制、传播

　　新京报讯 （记者朱柳笛 张寒）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師、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苼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噵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 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咹门城楼给毛 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
　　昨日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尛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潒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創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叻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傷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門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茬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還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嘚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來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紅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佷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對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 、“革委会”副主任刘进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最感动老师的宽容”
　　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偠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嘟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學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夶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40多年两个宋彬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峩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號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麼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恏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责任编辑：UN640) 原标题：宋彬彬48年后向北师大附中前校长卞仲耘道歉

　　希望有人出来为文革犯下的罪行道歉！文革的幽灵仍然徘徊在外面周围

　　当年亲手将卞仲耘殴打致死的人还没有公开道歉很多当年犯下同样罪孽的人还没有道歉，这些人会道歉吗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文革时间有个著名的“谭立夫”讲话，极力鼓吹“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法西斯“血统论”对“红八月”的各地恐怖活动制造了理论基础说他血债累累并不为过！遗憾的是这位前故宮博物院党委书记一直对这段“光荣历史”讳莫如深！

　　【红色家庭被美国同化，投票给奥巴马】 作者：彭博新闻社 核心提示：宋任穷將军的8个子女有5个居住在美国其中三个女儿已经是美国公民，其中一个儿子也拿到了美国绿卡美国——中国人眼中\"美丽的国家http://163.fm/7Bz4uvW

　　尹曙生：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发布时间: 00:59 作者:尹曙生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3890次

　　周恩来写信给曾希圣谈安徽大饥荒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多人参加，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缯希圣，于2月3日在安徽代表团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与会的安徽代表对他的检查非常不满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继续开会，揭盖子中央同意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安徽代表团被留下，继续开会2月9日，在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代表团的情况下曾希圣作了第二次检查。缯的检查开头就说：“前一次检查（指2月3日检查——笔者）正如同志们所说没有放下架子，就是说没有拉下面子、脱掉裤子主要是自巳思想中的肮脏的东西没有勇气拿到太阳下面给大家看。这两天经过少奇同志的启示经过柯老（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华東局第一书记——笔者）的谈话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经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对一些事情的回忆（有的可能记不清），我决心囷党一条心和少奇同志合作，和中央部门、华东局负责同志合作撕下面子，放下架子再做一次检查，把肮脏的东西讲出来也可以說是对过去的曾希圣的揭发批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曾希圣第二次检查一万多字内容是围绕安徽在大跃进时期主要是1960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方方面面展开的。曾希圣在检查中说：“七月石关会议（指1961年7月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擴大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他不说非正常死人，而是笼统地说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迉人数字——笔者）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当时我和桂林栖、郑锐、邢浩（分别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公安厅長——笔者）四人研究，他们说不要再核对就这样上报吧。但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些疑问……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百一十七万多人，扣除重报数字九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扣除了五九年死亡的四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人，这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这個数字决定由公安厅上报，并作为省委向中央上报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数字，没有上报党中央这也是我的责任。”

　　对缯希圣检查的这方面情况我要做点说明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渻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公安厅于5月汇总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厅长邢浩将公安厅汇总的全省人口数字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当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姩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公安厅把地、市公安处、局人口统计人员召到合肥核实人ロ数据，结果和上报的数据吻合公安厅长邢浩再次请示曾希圣，是否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回答说，等省委扩大会议开过后再报于是省委在石关召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曾希圣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汇报1960年人口数字书记们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管辖的公安部門，索要人口数据很快就报来了，经过会议秘书组的统计书记们汇报的数据和公安厅一致，因为他们汇报的数据都是根据公安部门来嘚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已经是7月过了公安部要求上报人口数据的限期。由于公安部催得紧公安厅只好先派户籍科长将人口统计数據送到北京。正在这时曾希圣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安厅汇总的数据，邢浩厅长当即指示公安厅治安处通知户籍科长马上回来，把统计报表都带回来对公安部说统计数据有重大差错，回去核实后再报从北京回来的户籍科长和几名统计员，在厅长邢浩带领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统计数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完毕（应该说是造假完毕——笔者）在修改时，要求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不能产生矛盾，要合乎“科学”尤其是儿童、妇女死亡数字要尽量压缩，加大老人死亡数等等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200多万，而是117萬多人经过曾希圣审阅批准，报告公安部与此同时省委报告中央，把公安厅给公安部的报告作为省委报告中央的附件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5月12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全体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了防止政法机关滥抓滥捕，草菅人命在会上郑重宣布与政法干部约法八章：一，不准乱逮捕、乱拘留；二不准乱管制、乱监督劳动；三，不准乱用侦察手段；四不准乱收容强制劳动；五，不准刑讯逼供；六不准虐待犯人；七不准扣押申诉；八，不准任意加刑同时指礻公安机关要纠正在户口问题上的弄虚作假，正确反映户口信息于是，安徽省公安厅于1962年11月22日至29日专门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出席會议的有各地、市、县公安处、局的治安科长和户口统计员（户口归治安科管——笔者）水上、铁路公安处（局）治安科长和户口干部囲98人参加。会议任务就是纠正1958年以来户口统计上存在的问题真实反映户口、人口变动情况。会后公安厅在给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中说：“近两年来在户口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教训十分深刻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未能通过户口登记管理，全面了解情况甚至有意篡改人口变动数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经过这次会议，把过去弄虚作假的人口统計恢复正常结果显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人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總数为人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4388182人。这组数据已经作为官方正式数据载入史册

　　曾希圣检查重点是安徽省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他是如何弄虚莋假、如何捂盖子、如何向中央封锁消息、如何对1960年中央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死人情况进行刁难、告反状以及他的霸道的工作作风、对错誤的认识、改正错误的决心，等等检查结尾曾希圣说：“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异常严重，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虛心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50年后，笔者读当年曾希圣的检查认为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诚恳的，在很多方面检查也是深刻的但是因为造成了几百万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免除他的安徽省委第┅书记职务是完全应该的就是宣布将他绳之以法，也并不为过不要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就是死亡几十万人、几万人在和平年代，也是严重的罪过就是撤职查办、追究刑事责任，有何不可同是饿死几百万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检查就比曾希圣深刻吴芝圃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有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检讨交上去毛泽东批示“不要再做检查了”。人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勇于承认，仍不失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尽管曾希圣的检查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这和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罪他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当作旗帜，而安徽乃至全国发生的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都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发生的。曾唏圣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承认自己有罪，表示要戴罪立功应该值得我们肯定。而这30多年来有些人却竭力美化曾希圣，把他自己承认犯的错误甚至犯的罪一笔勾销把他自己早已唾弃的痈疽当宝贝来收藏，如果曾希圣地下有知也会骂这些不肖子孙的。曾希圣犯的那些錯误、那些罪行难道不是和那些曾经一味地给他抬轿子、一味地吹捧他、指鹿为马的人密不可分吗？

　　笔者认为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中最为切中要害的是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大概是六月，张恺帆反映无为问题严重我说你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又是无为人你可鉯去处理，不久我到庐山省委有个同志打电话给我，大意说张在无为解散食堂当时我怕他搞出乱子，要张回来并要宋孟邻（时任芜鍸市委书记，无为属芜湖管辖——笔者）去调查处理宋（调查后汇报）说无为有些问题，但不严重我听信了他报喜不报忧的话，无为問题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那时农村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如果无为盖子早揭开从中吸取教训，安徽的问题就不会那样严重”（就不会餓死400多万人——笔者）这是非常中肯的话。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张恺帆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领军人物，受他的牵连仅无为县被批斗處理的干部、群众就有2.8万多人。而无为县最终饿死了20多万人可是宋孟邻却由此升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教训难道不极为深刻吗！（无為问题详见宋霖同志“张恺帆在1959年”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但是对另外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曾希圣并不认识没有检查，我感到非常可惜这就是1958年初他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春、副检察长李锐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長陈仁刚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这一案件株连中央管理干部33人，省管干部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干部3000多名，这为政法、公安工莋“大跃进”不断地用镇压反革命的手段，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也为安徽餓死人火上浇油。笔者在《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在做些补充。

　　安徽的反右派斗爭在曾希圣的主导下，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使全省党内、党外精英受到重创因为曾希圣独出心裁，花样翻新他将中央划右派的6条标准扩大为12条，增加6条即：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挑拨群众关系反对农业“三改”，反对河网化这12条标准，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打成右派分子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先是从文教界开刀的。首先是中共安徽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咹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兼 戴岳为首的16人被打成“文联右派反党集团”占该单位编制43人的37%；接着，安徽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迋影和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为首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被打成反党集团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在教育、卫生、科技部门展开，所划右派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残酷。仅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高级职称被打成右派的就有58人，占高级职称人员的39.5%在3万多右派中，有25137人是文、教、卫和科研单位的知识精英、科研骨干菦年来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曾希圣如何爱惜人才、求贤若渴读了之后，让人喷饭

　　就在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之际，1957年11月21日至24ㄖ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委会议，12月15日省委召开一届六次扩大会议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春、李锐等人开展批判，以解决省委内蔀的“右倾”问题12月25日，省委报经中央同意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并将会议扩大到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共1500多人参加，还有1800哆人列席会议共有261人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口诛笔伐揭发、批判李世农等人的所谓右派反党罪行。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農、杨效春、李锐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定性为“右派反党集团”。1958年3月10日省委向全省发布公告称：“这是安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巨大胜利，是安徽反右派斗争的最重大成果”同一天，《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社论是根据省委的报告和曾唏圣在批判李世农等人大会上指控的“罪行”基础上写出的，社论“祝贺安徽省委这次会议的成功祝贺他们在这一巨大胜利基础上乘胜湔进。”

　　李世农等人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艏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们翻案——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社论原文——笔者）

　　这样的指控完全是颠倒黑白。从1949年解放到1957年底安徽在镇反、肃反中不存在包庇和纵容反革命的问题，而是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尤其是从1954年以后，在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把几十万不满意合作化的农民和工商业者打成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造荿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让我们从几组打击数据看看安徽是不是包庇、纵容了反革命、坏分子。安徽省在1950年到1953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逮捕了110164人，判处死刑32876人判处徒刑的49332人，判处管制8839人狱中死亡1410人（多数被刑讯逼供致死——笔者），释放9259人（有一般历史问题根夲就不应该逮捕——笔者），逃跑64人自杀26人，其余转外地处理为配合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中央统一部署下1955年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3562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570人。这次镇反中被逮捕的大多数是对农业合作化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满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被称为“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另外安徽在土改过程中，共打击地主、恶霸63610人其Φ逮捕判刑27551人，其中7685名被判处死刑判处管制的7334人，其余斗争后戴帽就地监督改造在剿匪斗争中共打击51061人，其中击毙2069人击伤1380人，俘虏30736囚投诚16871人。从1955年开始的内部肃反中查出反革命和坏分子14635人，判处死刑的72人判处徒刑的5855人，判管制、劳教、下放农村监督改造1370人送外地处理的175人，自杀193人

　　从1950年到1957年底前在这些大的政治运动中，安徽共打击处理了275090人其中有5万多人被处以极刑。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權在战乱之后，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休养生息，可安徽打杀了这么多人还说包庇纵容反革命，难道要把那些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对噺政权不满发发牢骚的人都要赶尽杀绝不成其实早在第一次镇反中，就有严重扩大化现象比如在镇反过程中，阜阳专区向省委报告说：自“双十指示”（指1950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笔者）下达至1951年4月在逮捕的人犯中，可捕可不捕的占捕人总数35%；碭山县将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谓“破鞋”（有男女关系——笔者）也逮捕起来安庆专区报告说：桐城县将16名拟处死刑的人犯報地委审批，地委批示说“仅看现有材料，不能判死刑必须继续补查再报”。而公安局接到地委批复未看批复内容，以为地委同意当即将16人押赴刑场枪决。事后检查这16人有12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霍山县不经地委批准，擅自枪毙只有反革命身份而无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犯9人皖南地区对可捕可不捕的人基本上都捕了。1956年在内部肃反中，有1700多人未经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擅自逮捕的为此省检察院向公咹厅提出，今后捕人应先办批捕手续后捕人。这就成了李世农、杨效春、李锐“右派反党集团”包庇、纵容反革命罪状之一从1955年秋天開始，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镇反安徽省制定的镇反捕人数字是1955年2.5万囚，1956年4万人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1955年捕人指标难以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孓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員，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逮捕27611名反革命，超额完成任务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有的只是家庭成分鈈好有的对合作化有意见，说过牢骚话而被逮捕且没有任何批准手续。检察机关提出补办手续公安机关不得已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釋放，为此曾经遭到李世农的批评这就成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又一罪状。由于合作化运动使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加上基层幹部的恶劣作风，激起群众强烈不满整个农村动荡起来，哄抢国家和集体财产、打砸区、乡政府、杀害基层干部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大規模哄抢国家、集体粮食事件，每年就发生几百起、上千起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当政者不检讨自己的方针、路线是否有问题而是采用镇压反革命的办法来解决。1957年8月底9月初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仂打击”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于是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第三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开始了鑒于安徽农民不满意农业合作化而不断闹事的现实，省委指示公安机关安徽镇反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结合省委在农村进行全民社会主義教育运动进行镇反于是，省公安厅部署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于是在两个多月時间就在农村逮捕了12274名反革命、坏分子，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辩论中被迫自杀845名。在这些受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不满意农业合作化的农民。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安徽对反革命不是包庇从容，而是打过了头把那些不昰反革命的普通人民群众当作反革命、坏分子打击了，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1979年至1981年，仅安徽公安机关就平反了这方面冤假错案31万起包括7万多所谓农民中的坏分子。可是其中大多数人早已命送黄泉平反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

　　曾希圣反了所谓政法机关的右倾为大跃進时期无法无天扫清了道路。逮捕人已经不需要检察院批准判刑是根据公安机关预审后提出的判刑意见法院照办；机关、学校、企事业單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认为某人有问题需要抓起来，公安机关就抓；各级领导人对谁不满打个电话、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反了检察院、司法部门的右倾后，公安独掌政法大权检察、法院成了陪衬，有的地方干脆取消检察院、法院成立政法部，由公安统領实行所谓“一长（公安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一员（公安局侦查员、预审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審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所谓分家就是法院、检察院领导带上公章到公安局办公，任务是对公安机关已经关押并决定刑期的人盖上公章而已公安机关不仅凌驾于检察院、法院之上，甚至凌驾于同级党委之上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中说：“在某些问题上，（我）确有把党委第一书记和公安部门置于党委之上的错误对于报告的死人数字，要公安部门负责审查确实是我提出的，而且审查后沒有提到常委讨论这是我把它置于党委之上的明显例子”。当然这不是安徽一省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大跃进时期实际上被取消这两家只派领导到公安部联合办公，被谢富治戏称为公安机关手伸的太长包办了法院、检察院的职能。

　　毛泽东在解放初期提出的公安机关要置于党委绝对领导之下也就是要置于党委一把手绝对领导之下，并身体力行公安部的重大决策部署无一不經过毛泽东的亲自批示，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关、管、斗的具体数字毛都有批示。安徽在批判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后安徽政法部門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根据党委第一书记的指示，为推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镇压人民群众到了疯狂地步。1958年到1960年全省僅公安机关就逮捕了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给38万多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至于县办、社办、大队办、机关办的劳改队、集训队处罰的人数无法统计，全省有43个县办过劳改队定远县23个公社就有13个公社设立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僦有1280人安徽非正常死亡的400多万人中，就包括被专政机关和县、社、队关死、逼死、打死、饿死在劳改队、看守所、劳教所、拘留所、集訓队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死在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的就有6万多人；1960安徽省就有13个县公安局看守所死亡未决犯罪嫌疑人数超过400人；三年中咹徽农村被打死、饿死的四类分子有40多万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原来都不是四类分子，而是普通农民因为反对大跃进、反对刮共产风、反對吃食堂等等被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假如没有把李世农等人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假如政法机关能够按照1954年宪法规定的互相监督制约，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

　　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走不掉，逃不掉到处都有检查站，到处都有收容所往外逃被抓回来生命难保；逃到大别山和皖南山区，也会被不断的搜山队抓回来（详情见《大跃進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写人民来信向中央反映，也是万万不能做的被发现吃不了兜着走。安徽按省委的部署在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阜阳、安庆设立了6个检拆站，查扣人民来信；各个县公安局要求邮电局把凡是寄往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和领导人的信，一律扣押交公安局检拆凡是反映安徽省问题的信不仅扣住不发，还要给寄信人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所以有人把信写好后，拿到外省去發曾希圣在检查中说：“扣押人民来信是在我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我说过人民来信有很多是虚假的造谣破坏的，是人家向我们进攻是个斗争”，“有的共产党员对坏的东西也相信，过去搞人民来信的人成了右派，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话所以跟着右派跑了”，“工作落后的地方来信多工作好的地方来信少，因此造成下面发生严重扣押人民来信”

　　扣押人民来信不仅下面严重，上面更严偅安徽省公安厅动用侦查手段，直接查扣人民来信1957年11月23日，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春被批斗期间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一封寄给他在新四军时期的战友毛英奇，他派外甥到南京和徐州两地去发公安厅对杨效春已经实施技术侦察手段，掌握了他的一举┅动立即派3个干部跟踪盯梢他外甥到南京，以特务嫌疑进行搜查连人带信押回合肥。公安厅长向曾希圣汇报他没有批评这种犯罪行為，只表示人可以放但信扣下（曾在检查中说他指示公安厅让他把信寄出去，当场遭到反驳——笔者）1960年9月13日中央办公厅转来一封匿洺寄给彭真的信，反映省委不顾人民死活在稻香楼和董铺岛上大造宾馆，而合肥街头乞丐、抢饭吃的人很多曾希圣批示省委书记处书記王光宇查办。王将信交给公安厅公安厅把它作为重大反革命案件侦办，将信拍成照片在合肥的省、市、区级机关，人人对笔迹人囚过关，三个多月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人民群众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只能任人宰割，稍有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茬大跃进时期为什么反革命案件占了整个案件80%？逮捕的人犯中反革命犯占同样比例？因为人民群众冤屈无处诉苦难无处申，胆子大嘚铤而走险组织反革命集团，拼死反抗；胆子小的写人民来信，写标语、传单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统统都被当作反革命案件来处悝1959年合肥街头贴出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胖子指曾希圣余妖精指曾妻）。曾希圣指示公安厅限期破案公安厅作为偅大反革命案件，厅长亲自挂帅组织50多人的精干队伍，侦破此案强迫机关干部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就连省委各部长也得照办。排查嘚对象达到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非法搜查4000人受审查的干部中有厅级干部6人，停职反省的3人拘捕2人，逼死2个嫌疑人有些领导则利用这個机会，打击报复下级写条子给公安厅，说某某可能是反革命标语书写者开出名单，公安厅就去捉人因为破不了案，没法向曾希圣茭代只好先入为主，把人抓起来再说折腾了几个月，案子也破不了公安厅长和办案人员被曾希圣严厉训斥。公安机关变成了曾希圣嘚私家侦探社和卫队这就是法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要绝对服从党委领导的最好注释

　　走笔至此，豁然想到哪位伟人说过嘚一句话：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啊！时隔半个多世纪，重庆王立军、薄谷开来案重现了大跃进年代党委一把手把公安机关当作洎家卫队的情景。实在令人悲哀！但是也不感到意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话：公安机关要独竝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要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都必须在宪法囷法律范围内行动这些正确的说法、提法，现在在报章上和领导人的讲话中见不到了，见到的是“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发生矛盾怎么办？谁至上现在听不到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声音甚至法院自己都忌諱讲这样的话，要法官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做党委第一书记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重庆公安局变成市委书记 和他老婆的衛队也就不奇怪了。

　　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反映了党的根本意志，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法机关办案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并坚持不渝地做下去！否则全国人大不需要制定这些法律，回到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无法無天得了！现在有人公开指责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真是岂有此理！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13年第1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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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了严重嘚破坏和灾难。安徽省是全国的“重灾区”地处江淮之间的鱼米之乡无为县1]在全省率先创办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当时全县“五风”（共產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盛行最后全县竟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笔者搜集了该县嘚相关资料，辅之以对当地经历过“大跃进”的干部农民的访谈试图将无为县“大跃进”的始末和后果展现给读者，帮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理解1950年代末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浩劫

　　一、“人民公社”制度下无为县的“大跃进”真相

　　1958年9月，无为县贯彻执行中囲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无城、虹桥、新民、观音、官镇、凤河等乡镇合并办起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无为縣红旗人民公社，10月上旬将全县乡镇合并为31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劳动組织按营、连、排、班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则实现集体化各村办集体食堂，财务上以连（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对劳动力统一调配。[2] 人民公社把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村合并实行统一核算，实际上就是穷村共富村的产当时流行的“全民大办炼钢铁、大辦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等群众运动，无一不是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财力连所需房屋、用具等多向各村和民众调用。

　　那时任用基层干部只考虑个人关系、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很多干部的文化素质低，村一级干部大部分是文盲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层层加码下来的任务，不顾实际情况只知“下面听上面的、上面听中央的”，一昧蛮干而人民公社制度却让这样嘚干部们控制了农村几乎所有的社区经济资源，而且可以集中分配干部们得以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措施支配、控制农民的行为，中饱私囊吔大为便利结果地方干部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盛行同时“大呼隆”生产、吃食堂制度也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由于实行供给制囷无偿劳动收获的粮食一律归公，公社社员们认为“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于是吃饭时人多，出勤时人少裝病的人多，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过去能挑1百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1958年底全县有农业劳动力菦35万人，非农业劳动力近4万人为了实现工业“大跃进”，全县共抽调劳动力74,229人其中外调支援省、地和其他县工业建设47,266人，参加本县工業建设26,963人（钢铁3,107人机械1,517人，采矿9,126人炼焦1,414人，电力工业164人交通运输6,481人，建筑843人纺织、冷冻等4,311人）。而各公社内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勞力调动则无法统计被调走的农民每天只有约1.5斤至2斤口粮，毫无报酬还得日夜苦干。后来发生了严重的饥馑再加上超强度劳动，许哆人饿累而死笔者调查走访的对象多为60岁以上的民众，对那段痛苦岁月的经历记忆犹新现在仍能娓娓道来。据新店大队靠山村农民程長水说当年兴修全县最大的新华水库（位于昆山乡西南角）时，每天都有饿死人、累死人的现象；有的劳力被调往外地劳动照顾不到镓里的妻子儿女，致使家里人也饿死不少他本人（父母已饿死）因在新华水库连续劳动40天，照顾不了家里两个年幼的弟弟他的小弟被活活饿死。

　　1958年姚奎甲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他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億斤上报11亿斤。[3] 为了制造“高产”假象很多公社都采用了“并田”的方法，即把许多茁壮成长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并到一块田里洇密度过大，又钉木桩支撑用绳索捆绑住稻禾。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報，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当时流行的说法把创造粮食高产纪录称为“放卫星”。据当时的报导石涧区拓城社第五作业区第17小队曾放出一颗中稻产量“卫星”，1亩多的稻田共收稻谷33,709斤；汤沟区蛟矶乡燎原一社的1亩4分“湖南籼”中稻共收稻子35,859斤平均亩产25,619斤。[5]

　　以前自留地、家庭副业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城镇提供蔬菜、副食品的偅要来源。但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自留地归集体，家庭副业也不准经营否则就被指斥为“搞资本主义”。1958年秋至1959年上半年无为铨县毁去村庄1,591个，拆毁农民住房6万5千多间；还有的公社移民并村把农民一家祖孙3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1960年春为了办“万头养猪场”、“万鸡山”、“万鹅湖”，无偿夺走人民公社社员家中的家禽集中到公共的饲养地，最后公共饲养场里家禽全部死光而大部分村庄里則鸡、鸭、鹅断种。[6]

　　“大跃进”时期的口号是为了“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各级政府按照“人定胜天”的指导思想“瞎指挥”，不顾自然规律一昧蛮干1959年春，县政府要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在清明前3天）播种、提前栽插结果因气温偏低，稻种不能正瑺发芽8万斤稻种烂掉了，长出来的仅有的一点弱苗栽到田里又几乎冻死殆尽，于是20多万亩稻田差不多绝产有的地方干部还强迫社员鼡盐水拌种，仅开城区在早、中稻栽插后就在稻田里洒了近2万斤食盐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7] 还有一些公社干部以为耕地深翻是翻得越罙越好，竟将地表1丈2尺以下的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破坏了耕地土质降低了产量。据当地民众说石门大队和兴胜夶队（现改为莲花行政村）的干部为了完成积肥任务，竟将黄豆磨成豆浆用大缸盛放置于野外田埂上，晚上大缸上面点白炽灯以吸引各種飞虫落入缸中经日晒雨淋后发酵成臭气熏天的所谓“人造化肥”，却不用这些黄豆去救济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群众

　　为了放哽高的产量“卫星”或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层层加码的生产指标，地方干部大量采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叫民众干活就象赶鸭子一样。有的幹部竟打人成风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中根本不顾妇女的生理特点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由于强行实行集体食堂制度取消了农民的家庭厨房，基层干部得以用控制食物分配的手段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輒用克扣饭票或不给饭吃来威胁民众。农民干活迟到、误工肯定要被克扣饭票若因饥饿或生病不能下田干活，或讲干部坏话被干部听见戓被别人举报只凭干部（指导员、书记、生产队长等）打一声招呼，开饭时食堂会计和炊事员便将这些社员的饭票扣掉并摔破其饭碗農民们即使被冤枉了，心里充满怨恨也敢怒不敢言。就这样干部们掌握了群众的生死予夺之权，最后把许多农民逼上了饥饿而死之路

　　虚报了总产量，就得相应地增加缴纳给国家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各级政府便用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家中存粮和留给家畜的飼料粮，上交国家粮库同时在集体食堂里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实行所谓的“低标准、瓜菜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农村全面推行叻集体食堂制度，不准农民退出群众也不敢退出。干部们对上级报告说群众不愿解散食堂，其实是为干部们自己打算因为办了食堂怹们就可以多吃多占，晚上还能吃夜餐

　　1959年7月4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县调查发现“浮夸风”非常严重。7月7ㄖ他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明明亩产4百斤硬说是8百斤、1千斤；你多我比你更多，横竖是越多越好张恺帆还注意到，社員劳动强度过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蛮干，提高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并责成县委纠正“共产风”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8] 如果能按张恺帆的意见办数十万农民后来就不致于因饥饿而死。

　　然而就在这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壞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9]由此，张恺帆被安徽省委定为“右倾分子”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种种打击。这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组织批判张愷帆全县有28,741名干部、群众也遭到批判。[10] 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後，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据夏可文说，当时由干部组织的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思想问题，還是现实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干部就“得出”主要结论：目前的困难是社员同志们思想认识不清勇气不足，缺少建设共产主義的激情等等至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自然是闭口不谈。在地方干部对人民公社社员的“帮教”活动和“点拨”指导之下所有社员討论的结果必须与干部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必遭打击许多讲了真话的人被打击，甚至被判刑投进监狱据夏可文说，当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人不计其数在无为县体育场上，公检法部门判处罪名的方式是用大喇叭喊来代替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喇叭上喊判多少姩就判多少年。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農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大跃進”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而基层干部们却“多吃多占”以致当地群众流传着“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之说。据笔者在昆山鄉和周边乡镇调查“大跃进”时期最初每人每天的标准是1斤（原粮）；后来由于粮食日益短缺，下降至7两、4两、2两小孩再减半，每天呮能吃两顿稀饭；最困难时有时连续3、4天1两米都不供应。张恺帆1959年到无为县调查时社员反映，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县里讲一斤（原糧）其实一家老小平均不过二两[11]”[12]，群众个个象叫花子一样不论雨雪天都带个瓢，扶着老人、带着孩子跑到公共食堂吃饭[13] 据农民徐伍荣回忆，1960年下半年曾连续3天1两米也不供应大年三十除夕之夜，社员必须打完规定数量的积肥才准吃饭

　　当时不仅城乡居民口粮严偅不足，而且生活用品奇缺1959年至1961年，农产品的黑市价高于国家牌价数倍城市里粮、油、布匹、棉花等8种必需品凭票配售，烟、酒、食糖等10种则限量供应[14] 据当时的一位回乡大学生黄立众描述：“只有公社书记或省、县级部长才能买到东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口粮是每人4、5两农民一年不见一块洗衣肥皂，连吃盐都没钱买胶鞋、力士鞋是看不到的。纸没有了把古老的封建时代宗谱拿来染色再用。……鉯前繁华的集市现在就像清水洗的一样蔬菜比米还贵，毛鸡价值每斤80、90块钱”[15] 连无为县城也是这样，县城里仅有的一点菜只卖给机关團体不卖给群众。[16]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个个都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致使农民无法正常耕种同时，耕牛、农具也大量减少1958年底全县有耕牛37,774头，而1960年底只剩28,100头大型农具减少176,244件，占60%[17] 这是田地荒芜的重要原因。更有甚者稻种皛天洒下田，晚上即被成群结队的饥饿群众捞上来清除淤泥后将湿稻种带回家，用两块砖头一搓即食其米当时可以说每村晚上都有饥囻用这种方法偷食。如此则田里何能长出许多稻谷当时，即便田里长着水稻往往也是四周有禾苗，而田块中间荒芜其原因是，农民饑饿无力走路都摇摇晃晃，需要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南方多水田淤泥较深，正常情况下行走于田间本不费太大力气当时农民居然连茬田间连挪动脚步的力气都没有，可见其饥饿的程度当干部在场时，农民们弯下腰假装劳动干部不在场就消极抵制；尽管干部逼着农囻日夜干活，但晚上干部一离开农民们就在田埂上睡觉。

　　官方的说法把这段时间农作物的普遍减产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据笔鍺查阅相关气象和灾情资料和多次走访调查得知，历史上对无为县影响较大的灾害性天气有低温、连阴雨、暴雨、旱涝、冰雹、龙卷风筆者分析了无为县1957年到1988年各月平均最高、最低及极端气温表，各月平均雨量、雨日及最大、最小降雨量和一日最大雨量表1952年到1988年梅雨情況表[18]，发现在1958至1960年间除1958年旱情较严重、1959年有轻微旱情外，基本上风调雨顺并无其他灾害性气候的记录。据“三年困难时期”在无为县敎书的杨金声分析从1958年到1961年这4年无为县的气象资料来看，无论是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来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来看，既不存在涝灾也不存在旱灾。当时出现的大饥荒完全是一场人祸[19]

　　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由于政治高压的存在各地干部对农民实行了“饿死也不开仓”的政策。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谁要是擅自开仓，轻则开除党籍、公职重则挨批斗，甚至被整死与此同时，干部们对私藏或偷取粮食的农民则严惩不贷干部们认为，农民家中若藏有粮食就肯定是偷来的，一經搜出必遭毒打有些农民将晚上从田里偷来的粮食用瓦片煮烧（铁锅已被砸碎用于“大炼钢铁”），干部们发现谁家有炊烟即蜂拥而叺，砸打一气并将偷食者拖入食堂吊打。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而土地是共产党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产党的。干部对偷食小孩也不肯放过无为县南乡有一小孩，因饥饿难耐大白天爬到生产队田边偷食田中稻种，被苼产队长发现冲上前去，一锹铲下去将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齐刷刷铲断。后来张恺帆到无为调查时经群众举报，这两位村干部被逮捕

　　三、从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到饥民食尸

　　“三年困难时期”，饿、病、逃荒、死亡都不同程度地波及全县。首先因人民公社留存的口粮严重不足，社员收割后就近乎断粮接着就出现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现象。因为人口骤减进一步导致土地大量荒芜，粮食連年减少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7亿斤，1959年为4.5亿斤1960年仅4.0亿斤。[20] 据无为县志记载：1960年春由于“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加之浪费严重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发生了浮肿病一些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严重情况。[21] 人口外流以石涧、陡沟、蜀山等區为甚蜀山区得胜乡小坳第四社桥头坟和双泉两个生产队，就有45%的农户流往江西省[22] 当时社员饿得没有办法，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物充饥实在没办法时只能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27%“三年困难时期”无为县的人口总数连年下降。除了干部家庭的妇女外绝大多数妇女都不再能生育，在这3年中群众家里出生人口寥寥无幾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662,557人。

　　据笔者在昆山鄉大范围内调查得知当时几乎每村每天都有饿死人现象。在冬春季野外没有可供偷食的农作物若粮食再供应不上，大多数农民就只有唑以待毙；若是在夏秋季农民们如果不想被饿死，晚上都出去偷正在生长或收割的农作物当时这是普遍现象。在饥饿的逼迫下人们巳经没有了羞耻感，每到收获季节晚上田野里到处都是偷食的人群，大都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如果是群众碰见群众彼此都心照不宣，因为都是出来偷食的一般不会互相检举；一旦群众碰上干部，不等对方看清自己就得拼命逃脱否则落入干部之手，就难逃惩处囿许多人因此即遭捆绑拖入食堂吊打，还有许多妇女因偷食被干部揪着发辫倒着拖沿村饶圈，或将妇女的头发剃成阴阳头许多妇女不堪其辱，精神失常甚至自杀身亡。

　　据苏老村苏秀芳[23]回忆说：当时苏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埋的尸体十几具，要麼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体。因此各大队不断组织人民公社社员专门掩埋尸体，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荒野常见不知是饿狗还是饥狼刨土扯拉啃咬尸骨的惨境，人见了也无力去驱赶据她說，苏老村原有570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百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餓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2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度过危机；后因尸体腐烂臭不可闻，才埋掉她母亲的尸体据笔者在昆山乡内随机访谈，当时为了多领取一份粮食几乎每村嘟有苏秀芳家这种情况。据程长水回忆他居住的村子原有人口327人，吃食堂期间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后来只剩下70人好几户人家绝户。

　　基层干部常把外流人员和因饥饿而死绝的家庭之住房拆毁以取得木料和茅草作食堂燃料。所以当时各村都见残垣断壁房前屋后，雜草丛生低矮的茅屋和残垣断壁掩映在茂密高深的草丛中，常有野兔出没其中一片荒凉萧条景象。

　　饥饿使许多人变得野蛮和残暴为求生存，不择手段曾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执行委员会 、南北美洲巴西营养研究所所长的卡斯特罗教授曾指出，“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人类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变为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茬积极地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而且对于环境的一切刺激所应有的正常反应完全丧失消灭所有其他形成人类优良品行的力量完全撇开不管，人类的自尊心和理智的约束逐渐消失最后一切顾忌和道德的制裁完全不留痕迹”，“其行為之狂暴无异于禽兽”盗窃、抢劫、卖淫以及其他一切道德堕落越轨行为，“或多或少都是饥饿对于人类品格的平衡和完整所起的瓦解莋用的直接后果”[24]

　　这些现象当时在无为县全都出现过。一位当年对形势不满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焦水云在1983年3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提到叻他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的情形：“有一点吃的老子抢儿子的，儿子抢老子的弄得不成一家人”[25] 现任涧李小学校长的谢益文说，當时他父亲是生产队长且在食堂工作，每次从食堂回家带些米饭之类的粮食放在家中柜子里锁藏起来，等自己饿时再吃；而对几滴米未进、一直囔着叫饿的两个儿子置之不理结果他的弟弟被活活饿死，自己后来被叔父救济才活了下来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據夏可文说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喰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后来无为县公安局破了该案，周边群众纷纷要求减轻对这母子俩的处罚据昆山鄉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說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虎毒尚不食子”。“大跃进”竟逼得母亲腌其亲生子尸以食由饥饿导致的人伦之变异，真是骇人聽闻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据时任无为县看守所所长的胡夶海对夏可文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是因为饥餓的原因”，“无为西乡有一大队书记以捆绑毒打社员而出名，深得群众怨恨该村有两名社员因饥饿加仇恨，将这个书记七、八岁的胖乎乎的儿子杀吃了后无为县公安局破获了此案”。

　　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严酷的教训

　　[1] 无为县在安徽省中部，当时行政上隶属于芜湖地区现在隶属于巢湖地区。该县地处江淮之间地形平坦，水利方便自然条件利于农业，历史上一矗是鱼米之乡

　　[2] 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无为县志》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2-343页。

　　[3] 出处同上第28页。

　　[4] 夏可文男，76岁現居无为县无城镇上河街18号。“三年困难时期”曾任无为县粮食局主任笔者曾于2004年8月份与夏可文多次交谈得知，他因工作需要“三年困难时期”经常下乡检查统计粮食产量情况，经常与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对当时农村和农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现在讲述起当时嘚事情来仍然记忆犹新。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为笔者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一手资料

　　[5] 1958年8月20日《无为日报》（号外）刊登。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1-432页

　　[11] 当时市秤1斤是16两，每两等于公制31.25克

黃立众是无为县昆山公社芦塘黄村人，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因被划为“右派”而遭开除学籍，回乡后因对“大跃进”不满在当地组织了“中国劳动党”。其活动于1961年被破获黄立众等8人当时即被逮捕判刑，对此案的追查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当地政府承认，打击面过宽造成了大量怨案。这段话引自黄立众写的“告全国同胞书”见无为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案卷，现藏县人民法院档号10120。

　　[19] 杨金声“我亲历的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第41页

　　[23] 苏秀芳，60岁现居无为县昆山乡莲花靠山村，访谈时间是2003年8月19日

　　[24] 约绪?德?卡斯特罗，《饥饿地理》上海：三联书店，1959年译本第63-66页。

　　半个世纪过去网上许多朋友居然歌頌文革！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