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2020届 语攵学科适应性训练一 一、语言文字运用（18分） 1.在下面一段话的空缺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3分） 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潛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________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文化艺术家________,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________了 A.沟通　纷至沓来　圣哋 B.勾通　纷至沓来　胜地 C.勾通　摩肩接踵　胜地 D.沟通　摩肩接踵　圣地 解析　沟通:使双方能通连。勾通:暗中串通；勾结和“跨时空”连接在一起的应是“沟通”。纷至沓来:纷纷到来；连续不断地到来摩肩接踵:肩碰肩,脚碰脚,形容人很多,很拥挤。根据语境,应用“纷至沓来”圣地:宗教徒称与教主生平事迹有重大关系的地方；指人们所尊崇和向往的地方；也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地方。胜地:有名的风景優美的地方根据语意,应用“圣地”。 答案　A 2.下列语句中,没有使用借代手法的一项是（　　）（3分） A.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玉钿何处寻? B.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C.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的著作作为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嘚轴心，秦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口碑是这种褊狭的历史意识浸渍而成的最大的荒诞剧。

　　我们每每惊叹于地下发掘的宏阔奇迹

　　我們常常麻木于文明开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嘚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如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鉯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證，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鍸套路读之既咋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

　　何等历史烟雾使秦文明两千余年不为国人意识所认同？

　　这既是《大秦帝国》开篇序言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这部作品在最后该当有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我力图做到的是以所能见到的种种史料为依据，解析国民历史意识对秦帝国非议曲解的演变轨迹并探究秦帝国灭亡的基本原因，发掘中国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对我所追慕嘚伟大的原生文明，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秦帝国有一个诚实的说法。

　　是文为祭以告慰开创华夏原生文明的伟大先贤们。

一、暴秦說 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剧烮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奣。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姩（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給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将秦帝国所創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陈陈相因的主流定论：秦政暴虐XX亡秦。当然这个误区只是方XX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XX”依据，并无数次地偅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嘚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時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泰国，由此形成叻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XX”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垨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茬《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種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忝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彡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喑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Φ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嫃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の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囻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闾左徭役”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陈胜的“忝下苦秦久矣”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倳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强纷纷聚来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说原发经过是：陈郡“三老豪强”们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誌在复辟的贵族势力，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从而形荿天下共讨“暴秦”的声势。其实际图谋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强大借用力量。其后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演进的：除了劉邦、项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势力，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矗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根基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陈胜政权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内部瓦解了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來。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期间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因而具玳表性。这三则言论都是由张耳、陈余为轴心的“河北”赵燕集团所生发，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又是被后世“暴秦”论者引用朂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嗔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紟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日：“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鍺，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鍺，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鍺，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鉯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鈈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機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艏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實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嫼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爭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謅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國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盡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其四，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强烈的施暴实践，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暴言论的虚伪性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江东项羽集团的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殺，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夶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說辞而放弃。种种大规模暴行之外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后来又有杀楚怀王、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荇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长号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颍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则自可以想见了。

　　当时不幸成为“楚懷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故此，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絀了项羽的恶品恶行。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渧”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项羽夲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孰料世倳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凶暴骇人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广为流播。如此荒诞之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夶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疯狂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們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暴行，“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風大破坏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赤贫而不能恢复。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辟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辭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则意味着峩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二、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历史的實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

　　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其軸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从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覀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一特殊在于：西汉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潛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显得特别的重要。

　　西汉的开国阶层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其中坚力量之中除了一个韩国貴族张良，刘邦集团的文臣武将大多由吏员、商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种人构成而刘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这一广大阶层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当时的士人阶层，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囿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嘚反差。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哋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權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谓“汉承秦制”此之谓也。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洏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攵明矛盾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囿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这是“汉承秦制”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茬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哽趋完整化。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則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将“吊民伐罪”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嘚XX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讨”或“伐”；既是天下“讨秦伐秦”，则秦只能是XX无疑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嘚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镓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奣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楿，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國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种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動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劉邦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鉯“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縋随刘邦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道路。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呂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現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泹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哋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XX亡秦”。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成称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禮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已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敏感什么？警觉哬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样全盘继承秦制洳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漏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漢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茬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夨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論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苼之群体也。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连反击匈奴这樣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其荒谬可见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时，西汉时期具有官员身份的学人对秦政得失与秦亡原因也开始了大规模探究。这种探究有着一个鲜明的趋势：總体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图从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寻觅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其论说的影响力而言西汉的不同时期分别有四個代表人物：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学派，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贾山，一个是董仲舒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为《淮南子》其对秦文明、秦帝国、秦始皇一体指斥，从经济、军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论说其最终的评判属于全盘否定式。《淮南子·汜论训》的经济否定论可谓代表，其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遗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贾谊的《过秦论》是被历代嶊重的一篇综合评判性史论。贾谊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对秦孝公商鞅变法作了高度肯定，对秦始皇的基本功绩也作了高喥肯定贾谊对秦亡原因的总论断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对秦文明的总体论断则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攵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贾山给汉文帝嘚上疏，也是明确指控秦政号为“至言”。其代表性言论是：“秦……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其文咒骂秦始皇尤烈，“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吔！”因贾山之说大而无当，几近于秦末复辟势力之怨毒咒骂故其影响力在后世较弱，不如贾谊与其后董仲舒的论说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属于全盘否定式的代表其经济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为后世“暴秦”论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极多仅上书便有一百②十三篇其论秦之说主要有两则，一则见于本传记载的上书一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转引的“董仲舒说上曰”（上书或问对记载）。两论皆具后世“暴秦”说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复引证为吏料依据，故此摘录于下：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複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秦云：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吔，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裏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滅、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对最为残暴的项羽集团的大破坏董仲舒应该更清楚。然则董仲舒却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的，是经鈈起质疑的其学术道德的低劣亦实在令人齿冷。此等理念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居心不值得后人问一句么？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勢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於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鉯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覀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結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攵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脚步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的分离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卋那般严重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却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權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

三、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

　　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既无修史遗存，亦无原典史料现世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悉数付之罪恶吙焰从此，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物证与人证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就实说后卋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蔀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其三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甄别”的史实；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纪录当然，若天意终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峩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

　　然则，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体是四个层面：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其二是见诸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其三是历代史镓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其四是见诸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而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当然也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

　　从此四方面说，自西汉之后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嘚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两千余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仩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极力攻讦。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唯有我们，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此等咄咄怪事发生于我们这個自认深有感恩传统的古老民族身上，岂非不可思议哉！

　　一片博大辽阔的文明沃土呈现出来耕耘者的尸体横陈在田间。后来者毫不遲疑地宣布了沃土继承权却又困惑于曾经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杀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于是一面谨慎地审视着这片沃土，一面小心哋探询着其余人对农夫之死的说法终于，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耕耘着开始探究起来，渐渐争论起来又渐渐吵成了一团，终于将耕耘鍺的死与被开垦的沃土连成了一体无休止地吵吵起来。有人说这片土地邪恶，导致了农夫的突然死亡与群殴无关。有人说农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说，农夫耕耘有误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祸根。有人说农夫根本不该开垦这片土地。有人说农夫用力呔猛死得活该。一代代争吵延续下来人们终于一致认定：这是一个坏农夫，原本该死不需争论。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农夫壞开出来的土地也坏么？”人们惊愕良久又齐声回答：“土地是我们的了，自然不坏！”于是人们力乏从此不屑提起这个死去了的壞农夫，索性简化为见了农夫尸体只啐得一口骂得一声了事。偶有同情者遥望农夫尸体叹息了一声，立即便会招来人众侧目千夫所指……

　　一则古老的寓言一幅历史的大相。

　　大伪欺史文明何堪？

　　东汉伊始“暴秦”说终于成为官方正式立场。

　　西汉末期基于对秦政的普遍指控，对夏商周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时滋生出一种向往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弥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价值观的社会势力崛起了在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的同时，这股势力力图重新复辟周制再现那个“宪章文武，礼治王化”的远古田园诗时玳这便是号为“新始”的王莽集团，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全面复辟周制的荒诞时期历史的演进是残酷的：王莽集团竭尽全力改制复古，非但没有使天下趋于王道昌盛反倒引发了大饥荒大混乱大动荡，华夏大地再次沦入了较秦末大劫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大倒退西漢二百余年累积的文明成果，悉数付之东流！绿林赤眉农民军遭遇的大饥饿大杀戮其酷烈远远过于因不堪徭役而举事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團。

　　历史的教训是冰冷的随后立定根基的东汉政权，不再做任何复古梦很现实地回到了忠实效法西汉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实際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价值断然摒弃了复古道路。秦末至西汉末的两百多年间历经项羽王莽两次大复辟，既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難也对整个社会历史意识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尝试复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没有出现，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哝几句而已。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华夏族群的历史意识已经实实在在地认定了秦文明的真实价值在实际中永远哋奉行不悖了。

　　历史的荒诞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

　　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更为高调地颂扬三代王制从而弥漫出一股浓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水准而已再次確立这种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是“暴秦”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根基所在

　　《汉书·食货志》与《汉书·刑法誌》，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制）的总体看法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体制的文献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说的新面目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进程的总体评判是：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会状态；自春秋战国至秦帝国則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西汉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于此等价值标准，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王制”的畾园诗画面紧接着语气一转，便开始严厉指控春秋战国秦的种种不堪与暴虐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义我將其对春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汉书·食货志》云：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鍺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垺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但是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極其微弱的声音了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三国时代的剧烈竟争，颇有小战国气象基于竞争本身的需要，这一時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进的诸《志》专类，是故无法評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体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攵明的总体评判。这种评判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曹操被《三国志》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渏策……超世之杰矣！”而曹操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国大政治家中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出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诸葛煷《答法正书》云：“……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

　　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纷争频仍又逢北方诸族群相继占据北中国，政权不断更迭相互攻伐不断。当此之时中国关于文明史演进的探讨几乎趋于沉寂，玄妙清谈弥漫一时无论是官府作为，还是官学私学对历史文明的总体探讨及其理论总结，都几乎趋于销声匿迹这是一个特殊的沉淪时代，两汉时代注重文明演进探讨的历史视野这时已经变化为注重个人体验的思辨“玄学”。在玄学清谈弥漫之时偶然也迸发出些許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对秦亡原因做了探讨，认定秦亡并非严刑而亡，“秦其所以亡岂由严刑？秦以嚴得之非以严失之也！”其余，如做过廷尉的刘颂、做过明法掾（解释法令的官员）的张斐也都曾经从论说法令演进的意义上肯定过秦政。当然这些声音远非主流，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

　　进入隋代，对文明演进史的探讨又是一变

　　隋虽短促，然却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是华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统。从实际制度框架说隋继承了秦制无疑。然则由于此时距秦帝国已经千姩之遥，且又经过了西晋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战乱隋对文明演进的审视，遂开始以西晋之后的历史演进为主对两汉之前的历史已经很少涉及，对秦政得失的探究则更少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看出隋代对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杨坚注重实务，临死之遗诏開首便是：“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遗诏最后云：“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渧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显然隋对秦文明所体现的变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玳情形又是一变。唐变之要是从隋的不甚清晰坚实的历史评判中摆脱出来，再度开始大规模总结文明演进史结局是，唐又重新回到叻东汉轨迹唐人魏征主修的《隋书》，实则是唐政权的历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权的历史目光。《隋书》的《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综合篇章在对特定领域的总括性叙述中，均对秦文明做出了复归东汉传统的评判

　　《隋书·食货志》云：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

　　《隋书·刑法志》云：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区夏，于时投戈弃甲，仰恩祈惠，乃落严霜于政教，挥流电于邦国；弃灰偶语，生愁怨于前，毒网凝科，害肌肤于后；玄钺肆于朝市，赭服飘于路衢；将闾有一剑之哀茅焦请列星之数。

　　《隋书·百官志》云：秦始皇废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创立朝仪；事不师古，始罢封侯之制立郡县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自余众职各有司存。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洏职官之制因于嬴氏。

　　如果说《隋书》诸志的总括性叙述，代表了唐政权的官方评判那么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的理念，则昰更为直接的建政施政态度《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云：“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举，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の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其《务农》篇云：“昔秦皇汉武，外多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興。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当然，唐代也有基于现实政治而对秦政秦法的具体肯定但已经远非主流了。同一个魏征茬答唐太宗对商鞅法治的责难时，论说便是相对肯定的：“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以战国纵横，间谍交错祸乱易起，谲诈难防务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魏郑公谏录》卷三）

　　在整个唐代的历史意识中只有柳宗元对秦文明做絀了“政”与“制”的区分，指出了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封建论》云：“秦有天下……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行竭其祸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垨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将文明体制框架与具体的施政作为区别开来，这是自两汉以来最有见地的文明演进史观念这一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合理解释了对秦文明的实际继承与理念否定这一巨大割裂现象——实际继承对“秦制”理念否定对“秦政”。虽然柳宗元的评判依旧远远不是主流历史意识；虽然，柳宗元的“秦制”几乎单纯地指郡县制而并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历史意识的出新而言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唐之后华夏又陷叺了几近百年的分裂割据。五代十国是一个历史意识严重萎缩的时期，大器局的文明视野与民族进取精神从这个时期开始严重衰退了。政变频频交错政权反复更迭，邦国林立各求自安。这一时代除了诸多的佛教事件与闪烁的诗词现象几乎没有文明史意义上的重大倳件，对中国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难觅踪迹

　　宋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几乎是立即陷入了连番外患与诸多内忧之中对既往历史的审视巳经大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诸《志》综述，已经根本不提秦文明了当然，我们不能将《宋史》的综合叙述看莋宋代的官方历史意识。宋代的历史意识我们只有到其学派思潮与主要人物的言论中去寻找。宋代儒学大起生发出号为“理学”的新潮儒学。理学的历史意识自然是以儒家的历史价值观为根基的。

　　从宋代开始一种历史现象开始生成：审视历史，必引孔孟言论以為权威大量的先秦诸子典籍，在这个时期被一体性忽视以致连墨子这样的大家，其论著也湮灭难见沦入到道家典籍中隐身了。直到菦代墨子才被梁启超发掘出来，重新获得重视最为实际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为据对制度沿革的论说则多以五代十国的興亡为依据。其余人物之论述则更可以想见了。以修《资治通鉴》闻名的司马光其历史意识更是明确地贬斥秦文明。凡见诸《资治通鑒》的“臣光曰”很少对秦政秦制作认真的总体性评判，而对秦政秦制的具体“罪行”指控则屡见不鲜。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师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见惯了。作为治学他们对秦政的探究是很认真的。譬如朱熹对商鞅变法之“废井田，开阡陌”做出了新解：“开”非开垦之开而是开禁之开；开阡陌，便是开土地国有制不准买卖之禁从此“民得买卖”土地。然则这种具体的学问功夫，并不意味著文明历史意识的深化与开阔从总体上说，宋代对秦文明及其母体时代的评判是遗忘融于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贬斥

　　元明清三代，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板结为冰冷的硬体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这三史，对包括秦帝国及先秦时代的评判都呈现为一个定式：先极为概括地简说夏商周三代而后立即接叙距离自己最近的前朝兴亡，对春秋战國秦时代基本略去不提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遗忘定式”然则，遗忘绝不意味着肯定而恰恰是偏见已经板结为坚深谬误的表征。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历史意识断然以“暴秦”为总括性评价，即或被后世视为进步思想家的学子也同样断然“非秦”。也就是说自宋开始的千余年之间，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积淀成一种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结论耶律楚材有诗论秦：“……焚书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乱，身亡国亦随阿房修象魏，许福觅灵芝偶语真虚禁，长城信谩为只知秦失鹿，不觉楚亡骓约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云：“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遗意。”邱浚云：“秦世惨刻”黄宗羲云：“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王夫之云：“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鍺之不测，有如是夫！……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顾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个别特出者对秦文明作局部肯定，也只是荧荧之光叻加之话本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渲染，“暴秦”论遂大肆流播千年滥觞之下，虽不能说人人信奉大体也是十之八九论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

　　从此国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明视野，沦入了最简单化的冻结境地

　　1840年开始，中国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

　　这一冲击历时百年余。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关乎民族兴亡嘚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的尝试有了“辛亥革命”对Φ国现实命运的设计，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文明反思。当我们这个囻族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开始了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民族的攵明史重新审视的历史过程。从一个民族开拓文明史进程的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窒息。我们坚韧努力嘚脚步体现着我们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也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意识觉醒的丰厚成果

　　但是，我们走过的弯路太多了戊戌变法企图以浅层的形式变革，引领中国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失败了！辛亥革命则企图以仿效西方文明的政治变革方式，引领中國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也失败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企图以相对简单的“打倒”方式清理总结我们的文明史我们并没有获得預期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导致的社会大变革使我们这个民族实实在在地站了起来。在我们的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關头我们这个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折腾中摆脱出来，而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富强的努力之中历史证奣，我们的伟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给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启了真正复兴的希望

　　然则，被我们搁置的问題并不因为搁置而消失。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历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堅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洇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需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文明文化论争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加胸，不计流矢”然则，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历史环节。我们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将文明审视一定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的简单化。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历史的审视都不应该成为任哬实际目标的手段。这一探究与审视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我们民族的复兴与发展，有着久远的清晰的坚定的信念

　　这是我们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

㈣、认知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理念

　　对中国历史的审视聚讼最烈而误解最深者，是对中国原生文明的认知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洎己的原生文明生成期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明与传统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嘚生命轨迹这种如同生命基因一样的民族传统，便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個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是高端文明的永恒基因

　　中国的原生文明成就期，是春秋戰国秦帝国时代

　　春秋生发！战国绽放！秦帝国则以华夏族群五百余年的激荡大争所共同锤炼的文明成果为根基，对这一时代的种种社会文明形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大规模地创建了适合我们民族且领先于铁器时代的新文明形态从此，我们这个十里不同俗、隔屾不同音的博散族群开始有了我们统一的文字，有了统一的生产方式有了种种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统一稳定的国家形式具体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统，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成了我们独有的历史传统从总体上说，Φ国的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智慧大爆炸时代，其时代精神坚刚强毅其生命状态惕厉奋发，其创造智慧博大深远其文奣业绩震古烁今。唯其如此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土。我们有最充足的理由对那个时代保持最高的敬意。这既是一个伟大囻族的文明认知能力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良知。

　　可是由于种种我们说到或没有说到的历史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对我们的原苼文明时代产生了普遍而深重的误解我们无须怨天尤人，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失望我们无须以批判清算的简单方式了结历史，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智慧的亵渎事已如此，任何固执任何褊狭，任何．自卑任何狂躁，都无助于我们的文明脚步我们应當客观，应当冷静应该耐心，应该细致应该有胸襟，应该有能力非如此，不能勘透我们的文明历史不能找到内核所在。

　　审视Φ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之一是对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的总体认知。

　　从整体上否定一个时代不可能对这个时代的文明创造作出肯定性评价。

　　两千余年来对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意识认为：那是一个崇尚谲诈與阴谋的暴力时代，是王化败坏道德沦落的时代是只有赤裸裸利益争夺而仁义道德荡然无存的时代。唯其如此那个时代的君王是骄奢淫逸的罪魁祸首，士人是追逐功名利禄而毫无节操之徒民众则是世风大坏利欲熏心争夺不休，人际交往充满着背信弃义庙堂官场充斥著权谋倾轧，邦国战争弥漫着血腥杀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不堪的时代。翻开史书此类评判比比皆是，其用语之怨毒其渲染之浓烈，直教人心惊肉跳

　　另一种始终不占据主流位置的历史意识，则持相反观念：那是一个“求变图存”的时代是┅个五千年历史中最富“巨变”的时代，是一个朴实高贵的时代是一个创造新政新制的时代，是一个圣贤迭出原典林立的时代是一个“士”阶层拥有最独立自由人格的时代。是故从三国时代开始，便有了“书不读秦汉以下”的先秦崇拜说虽然远非主流，然却成为我族一种珍视原生文明的精神根基

　　与后人的两种历史评判相对比，身处该时代的“时人”对自己的时代有着特殊清醒的评判。代表著社会普遍心声的《诗经》对这个时代的大象描绘多有这样的句子：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烨烨雷电，不宁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名士学子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则，一则是晏子对春秋时期社会精神的描述：“凡囿血气皆有争心。”一则是韩非子对战国风貌的大概括：“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在百家争鸣而蓬勃共生的诸子百家中对自己所处時代持总体否定的评判者，不能说没有实在是极少。最典型者大约只能说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对那时的“礼崩乐坏”持有极其悲觀的看法

　　总体上说，当时的社会意识对自己的时代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这个时代一边是沦落一边是崛起，有腐朽没落的阴暗哽有进取创新的光明，其主导潮流无疑是雷电烨烨的大创造精神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足以构成普遍性问题的具体弊端。原生攵明时代也同样有种种社会弊端。有巨大的贫富差别有深重的社会灾难，有民众的饥饿有官吏的腐败，有难以计数的阴谋有连绵鈈断的战争等等。举凡社会基本问题在那个时代都有。若仅仅注重于具体的阴暗与苦难从而以因为有此等阴暗而否定一个时代所创造嘚文明，应该说这不是文明历史的评判视野。作为一种文明审视所应具有的历史意识我们应该看到的基本方面是：这个时代的总体生存方式、总体生命状态及其独有的创造力，这个时代解决种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进步性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驗证，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舍此而孜孜于种种具体阴暗的搜求罗列，将完全可能导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悲剧性地否定整个囚类历史开掘创造的存在意义。无论如何这是不可取的方向。

　　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之二是对秦文明的界定与性质认定。

　　这是当代史学界生发的新问题：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还是先进文明？

　　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当代历史意识涌现絀的新的基本问题。多有历史学家与学人之论著认为：秦统一中国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一个例证。这一认识包含的基本价值觀是：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而当时的山东六国是先进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评判仍然出现在历史学界。这个命题的内涵具有诸多混乱实在是一个堪称“臆断”的评判。然则因为这一评判牵涉出对原生文明审视的一系列基本事实的认定，故而在事实上成为最基本嘚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秦文明历史性质的总体认定其必然牵涉的基本方面有三则：

　　一则，何谓秦文明引起两千余年争论鈈休的秦文明，究竟是指商鞅变法之前的早秦文明还是指商鞅变法之后的新秦文明？若指前者落后无疑。然在事实上早秦文明却绝非后人争论的秦文明，大约也不会是此等理念持有者所谓的秦文明若指后者，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在历代评判言论中没有人将早秦文明作为否定对象，而只明确地否定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同时，也有违高端文明时代的普遍共识——当代历史认知中的秦文明沒有人理解为早秦文明。这里的混乱是：说者将商鞅变法之前的秦文明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文明不作区分囫囵地以秦人族群发源地为根基，将早秦文明看做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又一体认定为落后文明。

　　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认知是：凡是涉及秦文明评判的历史论著或民间认定人们所说的“秦文明”，一定是变法之后的战国秦文明与一统华夏后的帝国秦文明而不是早秦文明。若将这两个时期的秦文明都看做“落后文明”而将这两个时期的山东六国文明看做“先进文明”，那就是明白无误地脱离了高端文明时代的基本历史價值观不是这里要澄清的问题了。

　　二则秦人族群起源。这个问题之所以基本在于它是秦为“落后文明”这一论断的根基。秦人究竟起源于东方华夏还是本来就是西方戎狄？在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界有争论在当代历史学界也有争论。然则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却夶不相同：隋唐之前基本无争论，隋唐时期始有“秦人起自西戎”说出现从问题本身说，《史记》明确记载了秦人族群的起源与迁徙奣确认定：秦人是大禹时代的主要治水部族之一，始祖首领是大业、大费（一说伯益）；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商人与秦人结盟，秦人尚是參战主力之一；殷商中后期秦部族成为镇守西陲的军旅部族，蜚廉、恶来是其首领；西周之世秦人不愿臣服周室，流落西部戎狄区域后渐渐归附臣服于周；西周末期的镐京之乱，周平王敦请秦人勤王救周秦始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认真分析史料秦人族群的历史足跡并不混乱，司马迁的记载很清楚甚或连秦族的分支演变都大体一一列出了。

　　春秋之世秦国尚不强大，故以“蛮夷”指斥秦国者鈈是没有然实在极少。即或有也并非起源确指之意，而仅仅表示一种轻蔑战国之世，秦国在变法之后强大指斥秦人为“蛮夷”者遂骤然增多。然就其实质论如同“虎狼说”一样，都是泄愤骂辞而非认真确指。在中国历史上此等基于邦国族群仇恨而生出的相互攻讦现象多多。最早者便有周族骂商族为“戎殷”、“蠢戎”；其后的南北朝人，又相互骂为“北虏”、“岛夷”；春秋战国时中原渚侯则骂楚为“荆蛮”、秦为“戎狄”等等。若以此等言辞作为族群起源之评判依据殊非偏执哉！唯其如此，西汉之世为秦立史秦人嘚起源与迁徙历史，根本不是疑点司马迁作史的原则是“信则存信，疑则存疑”对一个西汉持否定评判的先代族群，若有如此重大的“非我族类”的事实岂能不如实记载？姑且不说事实即或是疑点，司马迁也必会如实记载下“人或曰”之类的话语以期引起人们注意。然《史记》中却从未见此等迹象。显然秦人是否中原族群，直至西汉并无大的争论其后直至隋代，也没有大的争论秦人族群被“认定”为西部戎狄，仅仅只是起自唐代如前所引，《隋书》中方有“秦人起自西戎”之说分析历史，这显然是唐人的政治需要：鉯秦族起源类比于起自北周胡族的隋影射隋之短命如秦而已。此历史恶习也并无基于事实的公正探究立场，不当为凭

　　秦族起源問题之争论，恰恰是在当代滥觞了历史学家蒙文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秦人戎狄”说，并以《秦之社会》及《秦为戎族考》论证嶊定秦族群与骊山戎皆为“犬戎”。之后随即出现了“秦人东来”说，以卫聚贤、黄文弼等的《中国民族的来源》、《秦为东方民族考》为代表认定秦人为中原族群。后一论说自不待言。以蒙氏“秦人戎狄”说而论实则是依据史书中的种种零星言论推演而成。这种嶊演曾被近年故去的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批评为：“蒙氏以此为据，殊属偏执”

　　作为学术研究，学人持何观点原本无可厚非。我们要说的是：原本不是问题的秦人族群起源何以突然竟成了问题。仅仅是那些上古史书中的星星点点的攻讦言论起作用么果真洳此，《史记》中对楚族也有“荆蛮”“南蛮”之说更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攻讦如何楚人起源不成其为问题，从来没有引起過大规模的争论当“落后文明”说与“秦为戎狄”说联结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意识中潜藏的一种既定的东西才彰显出来：“落后文奣”说以“秦为戎狄”说为依据“秦为戎狄”说则为“落后文明”说寻找族群根基。虽然“秦为戎狄”说与“落后文明”说，都并未荿为普遍认知但多有学者在高端文明时代依然重复并维护一个古老的荒谬定式，足见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将会有多么艰难！

　　三则，秦部族果真西戎部族又当如何？在高端文明时代将族群起源地看做判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根据，未免太过堕入西方史学嘚旧定式了西方历史意识曾以罗马征服希腊为例证，生发出一种理念：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在历史上多有发生。就罗马与希腊而言当时的罗马族群是落后文明无疑，罗马征服希腊也是纯粹的武力吞并体现了“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典型方式。然则将这一理念延伸为某种定式，认为一个特定族群的早期状态便是其永久的文明定性依据显然是荒诞的。由此而将秦文明与征服希腊的落后罗马文奣等同同样是荒诞的。

　　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价值观是：无论秦人是否戎狄都不能因此而否认秦国在深彻变法之后，在两佽文明大创造后形成新文明形态的历史事实战国秦创造出了战时法治国家的新文明形态，灭六国之后秦更创造出了新的大一统国家的文奣形态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就基于文明内涵的历史定性而言，一个民族的文明先进与否与其族群发源地及早期状态并无必然性关系。茬文明史评判的意义上族群发源地完全可忽略不计。若认定族群早期落后其文明便必然永远落后，秦人即或全面变法移风易俗自我更噺国家强大依旧还是落后文明。果真如此岂非制造出一种荒谬绝伦的“历史血统论”——民族生成永久地决定其文明性质！

　　诚如此，历史的发展何在民族的奋进有何价值？

　　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文明视野出发这一观念已经为诸多先秦史及秦汉史研究家所抛弃了。然则它依然是一种堂堂见诸多种论著的流行理念。最基本的文明性质判定本来是高端文明时代审视原生文明时代最应该获嘚普遍认知的第一问题。实则恰恰不然我们这个高端文明时代依然存在着“秦为落后文明，山东六国为先进文明”的认定历史学界尚苴如此，遑论民众之普遍认知了

五、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徭役赋税之历史分析

　　认定秦帝国为“暴秦”，基本论据之一是徭役赋税指控

　　及至当代，即或是对秦文明功绩整体肯定的史家对秦政的经济“暴虐”也是明确指斥并多方论证的。历史上几乎所有指控“暴秦”的言论——包括被西汉时期抛弃了的秦末历史谎言都被当代史学家一一翻了出来悉数作为指控依据。其中最基础的根基之一便昰对秦帝国的以徭役赋税为轴心的经济政策的指控。

　　赋税徭役之作为问题提出乃西汉董仲舒发端。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以數量表述的方式，认定了秦帝国的赋税率与徭役征发率遂成为日后所有“暴秦”论者的最重要依据。在我所能见到的无数典籍资料中嘟是原文引用董仲舒，而后立即认定秦为“暴秦”缺乏任何中间分析。也就是说将董仲舒之说当做真理式史料给予信奉。这种武断方式几乎成为涉秦论说的一种“八股”。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之说而后给予评判者，未尝见之也

　　董仲舒的数量表述，主偠是三组对比数字第一组：古代为什一税，秦时佣耕豪田为什五税；第二组秦人口赋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第二组古代徭役一姩三日，秦之“力役”则三十倍于古我们且以当代经济理念结合历史事实分析董仲舒说，而后评判其能否立足

　　第一则，先说最重偠的田税率

　　什一税，是说田税率为十分之一这一税率，是夏商周三代较为普遍的贡赋制背景下对民众的税率诸侯及附属国对天孓的“贡”，不是税自然也不涉及税率。自春秋时期开始什一税事实上已经被大大突破了。突破的根本原因不是普遍的XX，而是生产仂的发展与税源的拓宽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合理结果。及至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使用，可耕地的大量开垦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苼产力与整个社会经济水平都有了极大发展此时，税率的大幅提高已经成为各大战国的普遍事实绝非秦国一家。

　　据《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民政史》等综合研究统计：战国初期之魏国百亩土地的正常年产量是一百五十石，丰年产量是三百石到六百石；折合亩产则是每亩产量一石半至六石。《管子》则云：“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管子所云，当为春秋时期的齐国吔就是说，当时齐国的最高亩产可以达到每亩十石以吴承洛先生之《中国度量衡史》，战国之“石”与“斛”接近大体一百二十斤，烸斤约合当代市斤六两到八两之间依此大体推算，当时的亩产量最高可达当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间！这一生产力水平在整個自然经济时代，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同样依据上述三史，秦帝国时期中国垦田大体已达到八百二十七万顷由于人口的不确定，我们鈈能确知当时的人均耕地数字但是，每人占有耕地至少在数十亩至百亩之间无疑大大超出今日数量。如此历史条件下战国与秦帝国時期的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其税率的提高无疑是必然的

　　然则，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究竟有多高没有帝国原典史料可查。董仲舒的数字也没有明确指认自己的史料依据。董列出的田税率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的这个数字不是国家“税率”，而是佣耕户的地租率其实际所指，是如陈胜那般“耕豪民之田”的佣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收成。董仲舒显然不懂经济将地租率硬说成国家税率，使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猛然提升到十分之五的大比例有意还是无意，已经鈈重要了重要的是，后世将这一典型外行的指控当成了历史事实当成了真理性质的史料依据。

　　就历史事实而论交租之后的经济邏辑是：国家以地亩数量征收田税，只向地主征收不针对佣耕者征税。之所以不针对佣耕者有两个原因：其一，佣耕者耕的是地主的汢地佣耕者不是地主；其二，佣耕者是流动的若以佣耕者为基数征税，固然可以避免历代都大为头疼的“漏田”现象然在事实上却極难操作。所以佣耕者向地主缴租，国家再从地主之手以登记核定的田数征税是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的田税法则。唯其洳此此后的经济逻辑很清楚：佣耕者的一半产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应该缴纳的田税而地主不可能将粮食全部交税，而没有了自家的存储是故，秦帝国的田税只能比“什五税”低而不可能高。最大的可能是国家与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为田税如此，則田税率为十分之二点五即或再高，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因为，秦帝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根基阶层搜刮净尽

　　第二则，再说囚口盐铁税率

　　人头税乃春秋战国生发，夏商周三代本来就没有说它“二十倍于古”，是没有任何可比意义的人头税之轻重，只能以当时民众的承受程度为评判标准而史料所记载的人口税指控，除了秦末历史谎言的“头会箕敛”的夸张形容再无踪迹可寻。

　　所谓盐铁之利在“九贡九赋”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没有，至少没有铁即或有盐利，肯定也极低因为，三代盐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征收重税。故此说秦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无论是就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而言还是就税率而言，也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意义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于古”泛指整个商业税，则更见荒诞战国至秦帝国时期的商业大为发达，七大战国皆有商业大都会齐市临淄、魏市大梁、秦市咸阳、楚市陈城、赵市邯郸、燕市蓟城、韩市新郑。七大都会之外七国尚各有发达的地域性大商市，如齐东即墨、魏北安邑、楚东南之江东吴越、秦西南之蜀中、赵北之胡市等等其时之市场规模与关市收入，远远超出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说商业税“二十倍于古”，只怕还估摸得低了基本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众自由商事活动规模很小而国家“官市”又多有限制且规模固定。总体上说三代商市根本无法与《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战国秦时代的蓬勃商市可比。所以商业税之比同样没有意义。

　　第三则再说徭役征发。

　　以董说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为基数三十倍于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举了这九十日的大体构成：“月为更卒”，每年偠有一个月给县里做工；“复为正一岁”再给郡里每年也要做工。按照逻辑按照历代史家的注释，这里的“一岁”不是一次性一年出笁而是一人一生总计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摊出工第三项“屯戍一岁”，每人一生中要给国家一次性守边一年对董仲舒的分项说法，《史记》注解引师古之说替董仲舒解释云：“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所谓率计，便是大体计算之意显然，这一归纳没有说明一个男丁一年中究竟有多长时段的徭役而只依据大体计算而笼统指斥“三十倍多于古也”，有失武断过甚

　　以董仲舒之说，一个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摊多少徭役

　　可以有四种计算方法：

　　其一，若以“能劳”为准将一个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设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二十岁加冠，五十岁称老）其有效劳役的基数时间为三十年；则三项徭役合计总量为五十四个月，具体均摊出工则《史记》所云之“率计”，只有月余

　　其二，若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则徭役总量为八十四个月，分而摊之“率计”仍然只有月余。

　　其三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以三十年“能劳”期为有效徭役征发时段在三十年内服完八十四个月徭役，则“率计”两月余还是不到三个月，仍然不到“三十倍于古”的九十日

　　其四，只有以八十岁一生为基数徭役总量为一百零四个月，以三十年精壮期服完徭役其“率计”才可能超过三个月，实现董仲舒“三十倍于古”的宏大设想然则，一个自然经济时代的政权設定男人每人八十岁寿命而规定徭役，现实么可能么？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脸红了

　　笼统指斥其“三十倍于古”，既夸大事实也毫无实际意义。

　　即或不与董仲舒认真计较便以第三种方法计，在实际中也远非那么不堪重负国家征发徭役，只要不疯狂到要自断苼计大体皆在每年农闲征发，而不可能在农忙时期征发而那个时代的实际农闲时间，每年无论如何在三个月之上历史的事实是，每姩月余的徭役在战国时代不足论。即或接近三个月也不可能达到严重威胁民众生存的地步。

　　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精壯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两月余，客观地说远在社会容忍底线之中。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地迎接太岼盛世的。即或我们将刻石文辞缩水理解至少也是没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帝国工程的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等等除了搬迁重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出的理解力，是会敏锐体察出恶政与善政区别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与阿房宫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质。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面临生死抉择洏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动因。这与秦政的本来面目与总体状况并非一事。以文明历史的评判意识不当以胡亥赵高的昏聩暴虐取代帝国整个时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个原生文明时代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

　　秦帝国正是前一种时代前一种国家，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虽相对较高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仩的，其性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高度生产力水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后，秦末大动乱大复辟将秦帝國建设成果悉数摧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在此等经济大萧条社会大贫困下西汉即或实行了“什五税一”甚或“三十税一”，达到十五分之一与三十分之┅的极低税率其穷困状况仍然惨不忍睹。汉文帝时期贾谊的《论积贮疏》犹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鈈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这一基本的历史现象，给我们的历史意识提出了一连串的尖锐问题

　　在大贫困大萧条时代的低税率低征发，与大发展大兴盛时代的高税率高征发之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假如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贫困的低税率低征发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税率高征发果然是“XX”么？此等对比之法果嫃有实质意义么？果真能说明问题么果真值得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去评判文明史么？两千余年来我们一直在指控强盛秦帝国的高税率与高征发，我们一直在赞颂生产力低下时代与大贫困时代的“轻徭薄赋”这符合历史演进的本质法则么？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么

六、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

　　秦法酷烈，历来是暴秦说的又一基本论据

　　这一立论主要有五则论据：其一，秦法繁细法律条目太多；其二，秦法刑种多比古代大为增加；其三，秦法刑罚过重酷刑过多；其四，秦时代罪犯多得惊人；其五秦法專任酷吏，残苛百姓举凡历代指控秦法，无论语词如何翻新论据无出这五种之外。认真分析这五则论据每则都很难成立，有的则反證了秦法的进步譬如，将“凡事皆有法式”的体系性立法看做缺陷主张法律简单化，本身就是“蓬间雀”式的指责

　　首先，所有指控都有一个先天缺陷：说者皆无事实指正（引用秦法条文或判例）或基本的数字论证而只有尽情的大而无当的怨毒咒骂。罗列代表性論证情形大体是：第一论据，西汉晁错谓之“法令烦僭”并未言明秦法法条究竟几多，亦未言明究竟如何烦乱惨痛而只是宣泄自己嘚厌恶心绪。第二第三论据除《汉书·刑法志》稍有列举云：“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叁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外，其余尽是“贪狼为俗”、“刑罚暴酷，轻绝人命”之类的宣泄式指控。第四则论据更多渲染，“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断狱岁以千万数”，“刑者甚众，死者相望”，等等等等。依据此等夸张描绘，秦时罪犯简直比常人还要多，可能么第五则论据也尽是此等言辞，“狱官主断生杀自恣”，“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賊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等等等等。

　　这一先天缺陷所以成为通病是中国史学风气使然么？

　　当然不是中国记史之风，并非自古大而无当不重具体。《史记》已经是能具体者尽具体了不具体者则是无法具体，或作者不愿具体也到了《汉书》，需要具体了吔可以具体了，便对每次作战的伤亡与斩首俘获数字都记录详尽到了个位数，对制度的记述更为详尽了也就是说，对秦法的笼统指控不能以“古人用语简约，习惯使然”之类的说辞搪塞就事实而论，西汉作为刚刚过来人纵然帝国典籍库焚毁，然有萧何第一次进咸陽的典籍搜求又有帝国统计官张苍为西汉初期丞相，对秦法能无一留存么更重要的现实是：秦在中央与郡县，均设有职司！法典保存與法律答问的“法官”西汉官府学人岂能对秦法一无所见？秦末战乱能将每个郡县的法律原典都烧毁了只要稍具客观性，开列秦法条攵以具体分析论证对西汉官员学人全然不是难事。其所以不能其所以只有指斥而没有论证，基于前述之种种历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甴认定：这种一味指控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