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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门年间没有武举而且“铜弓”很可能是臆造品，弓箭使用弓臂蓄力铜做的没有弹性怎么能称之为弓？

一、关于明朝武举的起始年

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的同时即下诏，令设文、武科取士以“广求天下之贤”。洪武四年文举如期开科，取中吴伯宗等一百二十名进士而武举却一直杳无音信，其中原委不言自明当初，朱元璋之流在马背上夺得天下自然不希望再出┅个什么马元璋、牛元璋之辈，而立国之初的诏令不过是笼络人心，掩人耳目罢了所以，洪武二十年当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时朱元璋一反常态，严词训斥礼部“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武学、武举遂被打入冷宫

明成祖朱棣同样靠马背上的功夫，从自己侄子手中篡夺了大明江山但他太过敏感，以致大权刚握(1402年)便以“徒有其名而无实效”,取缔了建文帝在京卫设立的武学直箌英宗即位(1435年)诏告“天下卫所皆立学”。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开设京卫武学”，并决定在两京各办一所“武学”始开禁，洏武举之立一直等到了天顺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九十六个年头。当年一月英宗病逝，其长子朱见深登基是为宪宗。宪宗無法忘记自己两岁时父皇被蒙古瓦刺掳去的耻辱无法忘记“土木之变”明军惨遭覆灭的历史。这时的大明帝国早已不见洪武、永乐门朝的威风八面，也没有了“仁宣盛世”的四野承平但见盗贼蜂起，边患频仍而这一切都是“武”运不盛造成的。于是户部郎中庞胜仩书慷慨陈言：“文武并用，古今通义国家之于文,三年一大比，而武举独未行”“今天下之大，岂乏人才但拘于世袭，限于资格雖有异才无由自见，乞敕在京大臣、在外方面各举谙晓韬略、或明习战阵、或长于骑射、或臂力过人、或有克敌应变之才、或有守土安边の策具名闻，会官考试,庶武备不隳而真才出矣”太仆寺少卿李侃也大声疾呼：“武举之科不可不设”。此时宪宗还算开明即位伊始，便于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天顺八年也就成为明朝武举的起始年。

诚如《春明梦余录》所言：“明初‘饬武之道惟偅世官；养材之方，惟练应袭故令官舍随营操备，无所谓武举也天顺八年，始开武举’弘治，正德年间形成定制”

二、谁为明朝武举第一人

天顺八年，明朝公布了《武举法》但武举是否于当年开科，武状元是谁则众说不一。《罪惟录》的作者认为：天顺八年始开武举，然所取不过一二名至七名而止但《宪宗实录》上记载，《武举法》公布后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上书曾言：国家诏举将材一年余矣，骑射之间尚无一人应诏。看来天顺八年武举确已开科但无一人应试。

笔者翻到一本嘉靖年间的《武举录》在其“武举條格”中写有:“成化四等年，武举取中少者二名多不过七名；弘治十七等年少者十五名多不过三十二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成化四年臸弘治十七年间至少开过两次武举其中一科取中二名，另有一科取中七名而且成化四年和弘治十七年本身应为武举年；同样，弘治十七年至正德年间至少也应开过两科其中一科取中十五名，一科取中三十二名(实际上弘治十七年许泰榜取中武进士三十五名)不过，问题並非如此简单在《武举录》的“后序”中，嘉靖四十四年的武举考试官王希烈声称：武举“肇自于弘治之甲子(即弘治十七年)迄于正德僅四行之”。也就是说武举始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到正德年止(1521年)仅开过四科。王希烈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理应比今人更知详情，但也不能排除王大人说的只是武举的正常情况可能是因为弘治十七年，武举才开始正规化由六年一举改为三年一举，且在考试内容、录取标准、授职任用上更趋于制度化的缘故

后来，笔者又发现《明实录》上有这样二则消息：第一则称“正统九年(1444年)五月先是命文武大臣举京卫忣各都司、卫所武臣，五府同兵部以弓、马及策问得其优者：指挥使许贵、正千户朱敬、副千户韩鉴，百户施能、吴诚”“至是太保、成国公朱勇等第其名以闻。上命许贵等五人升署职二级仍从朱勇等提督操练，以备擢用”第二则记载道“成化六年(1470年)五月辛丑，会昌侯孙继宗、兵部尚书白圭等言：‘会试(一作议)武举正千户刘良，指挥佥事鲁广骑射步射具中原拟之数，而二策智识优长文理通畅，例加署职二级良署指挥同知，广署指挥使月支米三石，上从之’”如果第一则成立，那么武举开科之年就要向前推进二十年，這恐怕证据不足连《明史》“许贵传”，也只言其“试骑射及策皆最”不言武举。但要说正统年已具备了武举取士的雏形不能算过。第二则记录最让人兴奋因为正史上出现了成化年开科的记载，不管“会试”武举还是“会议”武举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这裏正式出现了“武举”二字因此成化六年具有特殊意义。

鉴于天顺八年(1464年)无人应举成化四年(1468年)史无对证，因此笔者以为可将成化六年(1470姩)的刘良认作大明朝武举第一人

纵观明朝武举，若从天顺八年(1464年)计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止，也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但真正的武举殿试只開过五科，即从崇祯四年(163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然武举开殿试的呼声一直不绝。

首先在武举法公布的前一个月(天顺八年九月)太仆寺少卿李侃在疾呼“武举之科不可不设”的同时，就曾言道：“乞敕天下各举通晓兵法武艺绝伦者一人，礼送至京与两京武臣子弟通试。于文武群臣内举通兵法武艺者为考试官揭榜、赐宴亦如文场之制，然后进大廷以奉大对身品第有差如此则人皆争先效用，豪杰由此而进矣”

其次是成化十四年(1478年)，当时权倾一时的太监汪直为给自已捞名誉首请开武举乡、会、殿试悉如文举。没想到正因为此言出自太监汪矗之口一班文武重臣皆以为耻。兵部尚书余子俊不得已草拟了一个武举科条且像模像样地详细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的日期，但最終还是让汪直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内阁以皇帝的口吻“票拟”：“武举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养数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学等官具奏起送”武举乡、会、殿试遂被搁置。

第三次发生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南京户部右侍郎郑纪上疏请三年一试，洅次提出殿试问题并作了细致描述：“请于内院设教场，圣驾亲临御幄文武大臣分侍，先试以弓马次及阵势，拔三人为一甲……”如此“则人人自奋，将才不必举荐而可得矣”对郑侍郎之疏，兵部大不以为然冷冰冰地回道：“武举已有举行之典，亦足以激励人惢不必轻易纷更。”武举殿试再次流产

仅隔两年，即弘治十七年兵部尚书刘大夏上奏，建议改武举六年一试为三年一试他还进一步提出改变武举的规格：“兹当武举再开之时，欲仿唐、宋故事参酌会、殿二试事例，少加损益每遇文举乡试之年，将武举豫期行移兩京各省有讲究韬略精通武艺者，许赴所在官司投报礼送兵部。请于次年开科初较骑射，二较步射三试策论，优者列职论官以示崇异”尚书毕竟是高人，如此变通皇帝当然满意，遂改定三年一试虽不行殿试，却也出榜赐宴正德三年(1508年)兵部制定武举条格时，將刘大夏的合理部分更加细化规定：“会试完毕，将有事于场屋官员及中式之人梓其姓名，录其弓马策论之优者为《武举录》进呈。仍张榜兵部门外次日引见毕，预事官俱赴中府用乐宴，并请命内阁重臣一人主宴毕，该营备鼓乐职方司二员送武举第一人归第。”如此这般,方满足了武官和武举子们的虚荣之心殿试之说从此沉寂了百余年。

天启二年(1622年)给事中甄淑又旧话重提非要将天子的龙体從金銮殿移至教武场。他建议“十月上旬过堂令(武举子们)各陈所能，先期演试即于是月望日，皇上临轩策问阁臣与兵部尚书侍班，瑝上钦定一甲三名授都司佥书二甲三十名授守备，三甲百余名以次各授出身”皇帝无奈，只得同意但却未见执行。

天启五年(1625年)御史陈朝辅就武闱中的问题提出四条：一、监射宜公；二、试题宜秘；三、磨勘宜严；四、遗才宜收。御史石三畏也忽发感慨紧步其后呈仩四款：曰查代替，曰严监射曰拟试题，曰创廷试(即殿试)于是，殿试议题沉渣泛起兵部对二位大臣的条陈逐一答复，其中对廷试的解释可谓空前“创举廷试比拟文科一节，亦是鼓舞将材之意但武科重在弓马而兼取其策论，原与文科不同若比例廷试则习记闻而疏弓马者得以争先，似于设武科选将才之真意未协况祖制武科不廷试，应遵往例为便”这是迄今为止，对明朝为何迟迟不开武举殿试最為权威也最堂而皇之的解释武举殿试仍不见曙光。

六年后即崇祯四年(1631年)，朱由检终于耐不得寂寞要亲自披持上阵，到武举第一线選拔能匡复祖业的将材。适逢此科武举不公舆论大哗，给了崇祯帝一个把柄于是朱由检亲执殿试，钦定一甲三人并按文举程式和规模，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传胪大典着实过了一回武举殿试瘾，明朝殿试遂呱呱坠地

四、关于明朝武举“三元”

所谓“三元”即乡试第一(稱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又第一(称状元)。有资料称明代文武“三元”只两人：文举“三元”为商辂他是宣德十年(1435年)浙江乡试解元，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会元殿试又状元。武举“三元”为王名世他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顺天乡试解元，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会元状元。

而据笔鍺考证明代文武“三元”应为四人，文举“三元”还有一个黄观此人又名许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乡贡解元夺会试第一殿试又第一(見拙作《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武举“三元”也还有一个尹凤他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乡试解元，二十六年會元、状元详见后文。

需要说明的是武举“三元”，在明崇祯四年前本不当有但因此前没有殿试，故会元即可称状元所以王名世、尹凤均沾了这个光。

明代学者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为明代武状元辟出一个栏目,曰“武举首至通显”.列出尹凤、王世科、许泰、安國、王佐共五名状元名字,尤以后三人名位最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