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倔，想当11个必配党外干部部门，哪个部门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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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倔

作者：新三届公众号：df3p1113-2发表时间：

马波，作家，笔名老鬼。1947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68年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曾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编辑，后调入法制日报社。1990年赴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12月回国，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等。
《烈火中的青春》这本书讲述的是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场大火夺去了69位兵团战士的生命。当年插队落户就在火场附近的知青老鬼，亲眼目睹惨烈场景，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认定这些为抢险救灾而献身的青年人，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当时就暗下决心，有一天一定为他们写本书，将他们载入史册。30多年之后，老鬼克服重重困难，逐一寻访了69位烈士家属中的66位。他搜集了烈士的照片、书信、简历等资料，饱含情感地记述他们短暂的一生。
——69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作者：老鬼
原名陈玲芝，1951年11月26日生于唐山赵各庄，汉族，原籍天津蓟县，唐山赵各庄第二小学毕业，唐山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0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二姐个子较高。全家共有7个孩子。陈玉玲是老二。父母都没正式工作，靠临时工为生。干装卸、建筑等重体力劳动。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母亲比父亲早两年去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二姐右边的上牙是龅牙，她嫌不好看，走前给拔了。要不命苦，她不该拔这颗牙。
因为经济困难，实在养活不起，二姐在四五岁时送给人了。她原来叫陈玲芝，送人后改名叫陈玉玲。但二姐脾气大，到人家后整天哭，只呆了两年，人家又给送回来，不要了。这家的条件比我家好，说二姐不好带，整天闹着要回家。回来后还用人家起的名字。
大地震之后，有人找上门来，才知道我另外还有两个姐姐也小小就送了人。
那时我们家非常穷。炕上连席子都没有，三个人合盖一床被子。没有枕头，晚上枕着砖头睡觉。冬天小屋里四处漏风。夏天把棉袄拆了，掏出棉花来，当单衣穿，冬天再把棉花填进去，变成棉袄。那时候没什么副食，孩子个个特能吃，现在拉细屎，那时候拉粗屎，甚至拉不出来。
全家就从来没照过一张全家照，哪照得起呀！
为养家糊口，父母起早贪黑去干活儿，无暇顾及家。没人管我，是二姐把我拉扯大的。大姐结婚早，19岁就走了，二姐变成了老大，很小就当家，最苦最累。她在家里，不止带我，所有弟妹她都带。早晨一起床，她招呼弟弟妹妹洗脸梳头，弟弟妹妹的衣服破了，她给缝。衣服脏了，她给洗。她整个像一个母亲。父母把全家孩子都交给她管了。
天天她要给大家做饭，先尽着弟弟妹妹吃，如果没剩饭，她就饿着。爸妈每天从早到晚在外面卖苦力，干装卸工，回家筋疲力尽，全靠14岁的二姐操持家务。粮食她要计划着吃。每顿饭做几个馒头，几个饼子，她都要精心算计。为了让大家吃饱，她常常用白面换人家的玉米面，一斤白面可以换2斤半玉米面。家里该买什么，该修什么，该准备什么过冬，她都要管。
我记得她曾挖了一夜煤泥，晒干了烧火用。那年大冬天吃不饱，我第三节课就饿得不行。回家吃饭，她总让我们先吃。等我们把饭吃光，她才吃，有时候，我们没给她剩多少，她就忍着，一句埋怨话不说。
她个性开朗，有点像男性。如果我们淘气，她也打。你要是在外面打架或老师找到家门上来。她真打你。
那时候我们住平房，街上出了个小流氓，老去女厕所偷看，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正赶上二姐去厕所，发现个黑影，她上去就追，并高声大喊，最后愣是把那个小流氓给抓住了。这件事，轰动了街道，都说我二姐胆子大。
我们有个邻居打架，双方横眉怒目，杀气腾腾，大老爷儿都不敢管。二姐却敢上去劝。结果真给劝住了，避免了一场流血。
二姐有一点胆子，否则她不敢追流氓，不敢劝架。
回忆是一种享受，对吧？
有一年，我爸在林西区干活儿，过年也没休息。二姐早上步行十多里地，给我爸送饺子。当时下着鹅毛大雪。二姐把饺子放在胸口，一步步走着去送饭。送到之后，她自己一口也没吃，又饿着肚子走回家。脸冻得都变紫色了。等回来时，已经下午一点。
家里最穷的时候，没粮食吃，眼看着要断顿了。我二姐卖过三次血。她是背着父母卖血的。回来后小脸惨白。那么一个小女孩为全家不饿肚子，能有这种勇气，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给二姐介绍了个对象，男方手指头有点残疾。二姐表示，我现在不想找。
介绍人说：你们家那么穷，人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
二姐说：家里穷就非要跟他呀。算了吧，我不同意，穷死也不同意。
二姐就这么有骨气。小时候给她送去的那家，生活很好，二姐却不稀罕。
放暑假，她领着我上山割草。矿上有个奶牛场，收购草，3分钱一斤干草。记得有一次割了半天，挣个几毛钱，姐姐买了一斤豆皮。我很想吃，她不让吃，非要等父母回来一块吃。
我和二姐差6岁，中间还有两个姐姐送了人。但我敬佩二姐，我成了二姐的小尾巴。
二姐走的时候，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一寸头像。是她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相片，花了一毛四分钱。那时候，猪肉最便宜的5毛5一斤。一毛四分钱可以买点肉馅，全家吃顿饺子了。
二姐照相时穿着那件格格衣服是新的。她离家的那天是1971年7月20日晚8点，从古冶上的火车。
到了那后，隔长不短来信。
家里每次给她去信，都要寄去几张信纸和一张邮票，让她回信时用。
二姐跟力丁是一个班的。力丁是我姐姐最好的朋友。二姐每次来信，都夸力丁总帮助她，让家里给力丁写信，向她表示感谢。
我妈曾花20块钱给二姐买了个旧手表，因为她来信说要站岗，要掌握时间。到出事前这段时间，她每个月5元，还往家寄了20元钱。给我邮过一个军帽、一双白塑料底布鞋。
出事后，头次是我和父母一起去的。死后遗物有个军大衣。当我扫墓时，特意给力丁烧了纸，因为她对我二姐特别好。
第二次去，在林西买了两份纸，给力丁也买了一份。
可以说，我们这个家庭的幸福，所有人的幸福，都离不开我二姐。我们家原来很穷，父母都没正式工作，9口人住一间小破屋。缺衣少穿，没炕席，用几张装水泥的牛皮纸当炕席，铺在炕上。三个人盖一床棉被，枕砖头。
二姐牺牲后，给了180元，给爸爸和我安排了正式工，街道二十多个老娘们给我家缝了好几床棉被。兵团的干部住在唐山，直接督促地方政府给我家落实各种优抚措施，说我们家是全唐山最困难的了。因此政府给我们解决了房子问题。最起码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漏了。我们全家感觉很不错。
原来穷，人们瞧不起我们。二姐牺牲，变成了烈士，政府给我们家两个人安排了工作，经济情况改变，别人看我们的眼神立马就不一样了。这是二姐用生命换来的呀！我每年都要给二姐烧两次纸。
二姐本来完全可以不走。她走的时候说：我要不走，这个家永远翻不过身来。只有我走了，才有希望翻过来。——当时的政策是老大下乡，老二上班。走一个能换一个上班的。
二姐是我们老陈家的光荣。你这本书出来后，我会买下来，让我闺女看。二姐用生命为全家赢来了尊严，换来了全家的翻身。
谁都可以骗，死人不能骗。真的，.这些年，我一直给姐姐烧纸，没断过一回。真的，任何人都可以骗，但不能骗死人。每年10月1日，鬼穿衣烧一次。清明一次，一年二次。看电视，“感动中国”节目，有个人陪着金训华的墓几十年，我感动不了中国，我感动得了唐山。三十多年我一直给姐姐烧纸。
说实在的，北大荒咋死人也没死这么些人？这是事实，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我记得很清楚，1971年7月20日，在车站上二姐对我说：“我走了，你就是家里头大的了，父母都上班，你多关照点。要爱护兄弟姐妹像爱护眼睛一样。”分手时，她送给我一杆钢笔说：“有啥事，有啥想不通的，给姐来信。”
火车开动时，全家都流泪了。
1973年我去烈士陵园，还写了一篇悼念姐姐的文章，留在了陈列室。
陈玉玲人小脾气大，送给别人后以哭闹为武器，硬是达到了目的，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为改变全家的穷苦生活，让弟弟留在唐山，她决心自己去兵团，大喊：“我不走，这个家翻不过身来！”
在兵团有点二百五，咋咋呼呼。夜晚黑灯瞎火，她曾在走廊里跟别人面对面相撞，疼得又喊又叫，受到过排长批评。
领导命令救火，她拔腿就跑，拿出了追小流氓的鲁劲！
她兑现了诺言。果然用她年轻的生命，换来了全家的彻底翻身。
父亲和弟弟都安排了正式工作，母亲看病费用全部报了销，房子问题也给解决，全家生活大变样。过去家里穷，屋里光秃秃，炕上连片破席也没有，只铺着几张水泥袋，没人把他们当回事。现在生活好了，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客客气气，尊尊敬敬。
弟弟含着眼泪说：“这个家每个人的幸福，都离不开二姐。这个家每个人的好日子都是二姐用自己的命换来。每当我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生活之余，就想起了孤零零躺在草原的二姐。每当我们过节团圆聚会的时候，就想起了孤零零躺在草原的二姐。”
1951年生于唐山市赵各庄煤矿，汉族，原籍河北滦县，赵各庄矿第一小学毕业，唐山市向阳中学高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1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们全家共6个孩子，3男3女，李玉香是老大。她身高中等偏下，1米58左右，不算瘦，比较内向，不是很活泼。
姐姐作为老大，吃苦在先，有东西总先让弟弟吃。姐姐和我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有一年3月20日唐山下大雪，给我们学生冻坏了，冷得直哭。我姐姐想法子让我吃饱一点，穿暖和一点。
她学习挺好，在班里是干部，中队长。当时的政策是两个孩子，有一个下乡的，可以分配工作一个。兵团来招兵的说兵团好，连队干部都是现役军人，过集体生活，不用自己做饭，全都机械化作业，飞机喷洒农药。当时我们家庭困难，就父亲一个人在井下工作，拿四十几块钱，身体还有病，养活着全家人。
为了让我能留在唐山，姐姐主动报名去了兵团。父母不同意，她自己偷着把户口本拿了。我因此没有去，10月份就给分到了赵各庄矿，下井工作。
姐姐走时是我送的，当时难受极了，非常依依不舍。走后她给家里来过信，但不很多。因为父母不愿意让她去，她也不好意思说那里多艰苦。曾托战友来找过我，让我帮助找旧钢丝绳，说连里要用。结果钢丝绳还没找着，她就死了。
母亲非常难过，过了很多年，还忘不了她。有一次，我母亲烧火做饭时，灶膛里飞出一个火星掉在手背上，她马上就想到了姐姐，自言自语说：“我手背上落个火星子都这么疼，女儿活活给烧死了，该多疼呀！”
1974年，她死后第三年，我们哥儿三个去过西乌旗扫墓一次。
为了我不下乡，她积极报名，让我留在唐山分配工作。可以说，她为了我，才选择了这条路，通向了自己的死亡。
兵团一撤就完了，我们也没人管了。我很想向有关部门反映，组织我们去扫扫墓。
从相片上看，这丫头单纯朴实，聪明灵秀，温和柔善。不由得深深叹息。小小年纪就到了另外的世界，那不是她这样的女孩该去的地方。
这位唐山姑娘满怀希望，远离故乡，来到宝日格斯台草原。正是花季少女，青春年华，灿若朝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种种幻想。
为机务排找钢丝绳，她四处打听，托亲告友帮忙。总想为连队干点实事，给咱们唐山人脸上长点光彩。
春风呼啸，浓烟蔽日，一场大火扑将来。青春凋落，少女命丧，徒剩空魂陪荒草。无言以对啊！万古惆怅！西乌珠穆沁草原东南的一片青山绿地，永远飘荡着她的年轻魂灵，玉一样的沉默，香一样的芳馨。
纪念碑上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仅仅是活着的人的善良心愿。事实上，这些年轻人的躯体早已朽掉。生前他们的名字就不为外人所知，死后更默默无闻。连几十年前的邻居、同学、同事、战友们也渐渐模糊了对他们的记忆。
李玉香在烈士陵园里一躺就36年，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她坦坦然然地任人遗忘，任人疏远，任人冷落。——我们大多数芸芸众生，亿亿万万的生命均要如此。人走茶凉，无论多么叱咤风云，出类拔萃的重要人物，百年过后都将被岁月的灰尘渐渐掩埋，淡出社会的视野，为大多数人忘却。
所以几百年后，当年所有的兵团战士们都将统统销声匿迹。不管做了多大的官儿，出了多大的名，都不再为世人所知。但几百年后，唯这座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犹在，它将比我们任何人的生命都更长久。那时候交通便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前来观瞻，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第二排东数第7个墓碑下埋葬着一位唐山姑娘李玉香。
1954年生于唐山东矿区，汉族，原籍河北省大名县，开滦赵各庄第一小学毕业，唐山市向阳红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她身高中等，不胖不瘦。喜欢干净，特老实，就是倔，毕业证没下来，就去了兵团，个性强。现在父母均不在世。父亲是矿上的工人。
文革中，村干部硬说我父母是富农，把他们揪回了农村监督改造。原来爷爷曾当过村干部，得罪了人。等恨他的人当上干部，就整咱们。文革开始后村干部说不能让他们在外面享清福！这样父母就被村里揪了回去，成了五类分子。
任凤彩的性格内向，不算活泼，比较沉默。父母赶回老家后，街道主任征求她的意见，愿意跟父母，还是跟姐姐？她说跟姐姐。
父母的事对她刺激很大，整天闷闷不乐，总也不高兴。在我家住也不爱帮我看小孩。她跟李玉香特别好，两个人是一班的，形影不离，李玉香要不去兵团，她也不会走。
我比妹妹大13岁，我丈夫是三级工，养活4口人，再加妹妹共5口，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住的也很差，全家挤一间小屋，为妹妹另外盖间小屋，又黑又小。所以她非常愿意去兵团。
我不愿她去。可她决心大，根本拦不住。走后来过一封信，说犯了气管炎。我给她回信，让她回来治病，她没回信，再后来就烧死了。
她牺牲后，母亲有点神经了，把眼睛都哭坏。母亲难受得把妹妹的相片撕成碎片，说要忘掉她，可后来又从地上拿起来，一片片给粘上。直到大地震后，母亲的心里才算平衡了。我们全家14口一个没死，全都没有事。别人有的一家子都死光了。我妈这才踏实了，不再哭。
所以对别人家来说，大地震是个悲惨的事，非常伤心。可我家经过大地震，母亲心里却变舒坦了。因为家家都摊上死人，就咱家没摊上。女儿烧死这件事也就摆平了。
处理后事是大哥去的，那时父母还没有回来。
咱家成烈属后，我就总找矿上，要求落实政策，把父母从农村接回来。但河北大名县的村干部特顽固，死活不放人。矿上派人跟他们谈判也不放。把烈士证和抚恤金全都扣下了。后来矿上的人拿出中央文件，他们这才开手续。父母亲这才回来，摘了五类分子的帽子。
烈士证地震后找不到了。
“五类分子”的女儿任凤彩
有时候，一个人往往通过自己的死，来向世人表明，他是应该活下去的。
到了那茫茫无际的远方。
用死把出身的耻辱洗刷。
与青草泥土融化为一体，
返回到生命原来的所在。
1955年生，汉族，河北唐山人，唐山三十一中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7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们家就3个男孩。老大已经去世，我是老二，苏小存是老三。我1944年生，比晓存大11岁。我哥比我大9岁。中间也曾有儿女，但都死了。
他出生在唐山市古冶区林西矿南工房5条29 号。小学是林西第二小学，初中在唐山三十一中，属于初中毕业吧。个头差不多有一米七四左右。
父亲患有高血压，吃劳保。家里生活很困难。大哥在东北海拉尔工作。父亲每月只拿30多块钱工资，养活4口人。母亲没有工作。
父亲很喜欢苏小存，是他的宝贝疙瘩。那时候他将近50岁了，得了个儿子，自然心疼。弟弟外号面包，父亲给他养的胖乎乎的。家里粮食不够吃，我和我妈都吃不饱，却一定要让弟弟吃饱。父亲治病买药，开销不小，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哥哥在海拉尔也挣得不多。几个月才给家寄10块钱，后来结了婚就再没寄过钱。
当时家里就两三床被，我和弟弟用一条被子。母亲贤惠，不管父亲怎么病，拖累着全家，还精心照料父亲，尽量让他活好些。别人逢年过节能买点肉，我们家从小到大，就没吃过整块的肉，顶多买点碎肉末末。
我比较淘气，从小就不老实。弟弟苏小存跟我不一样，非常老实。他特别仁义，对外人好，对父母也好。记得有段时间，每天早上我妈给他俩分钱，让他买豆腐脑吃。结果一个礼拜后，他给攒了1毛4分钱。赶上家里没盐了，他拿出一毛钱给家里买了一袋盐。换了我就做不出来，早就买零食吃进肚里了。我父亲吃药花很多钱，家里相当穷，那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算计啊。
弟弟性格比较沉默，回家后不大爱说话。但跟同学们说得挺多。他不淘气，不爱吵嘴打架。家里生活困难，他从不向外人诉苦。我因为总在外面淘气惹祸，不被父亲喜欢。父亲喜欢他。所以我和他有隔膜。父亲总向着他。一次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俩吵了起来。他告诉了父亲，父亲就打我。我父亲是翻砂工，身高力大，特别壮，手上有厚厚的茧子，打人脸就像树枝子抽一样疼。我给打疼了好几天，我真生气了，事后打了弟弟一顿。我这辈子就打过他这一次，以后再没打过。
他跟王绍武关系很好，他们一块报名去兵团。他走时，家里凑钱给他买了一个便宜的收音机。同学和朋友们也送给了他一些东西，什么毛巾、茶缸等。
他走那天，我妈送到了胡同口，我给他送到了汽车上。临分手时他嘱咐我要好好照顾父母。那时候，我已经结了婚，但没有工作，就干临时工。
弟弟刚一走，父母就大哭了起来。学校老师安慰说：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了。你家苏小存去兵团多幸运呀，起码能吃饱饭了。
弟弟走后，家里不吃不喝，也得攒钱买点东西给他捎过去。
结果，去后不到一年就出了事。
那天矿区领导、兵团干部、林西街道办事处的，来了四五个人到我家。他们知道父亲卧床不起，特地把救护车开来。一宣布这事后，我父亲和母亲就懵了，晕晕乎乎。之后区里和办事处的讲：你们有啥困难就说，政府会帮助你们解决。
我父母没文化，很老实，别的没提，就提了一条给我安排个工作。当时他们也都答应了，说没问题。
临走前兵团的干部说，你们将来有事，就找当地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场的那几个干部也都满口答应：有事就找我们吧。
由于父亲病重，是我和母亲去西乌旗四十三团处理的后事。我到了那地方，看见当地的草也就半尺来高，产生了怀疑。这怎么可能烧死人呢？就向兵团干部提出来：你们说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兵团干部用吉普车把我们几个家属代表带到了现场，拔了一把草回来，用纸点，真着了。那地方的草干透了，好像有油，特别爱着。
这些年轻人一点没有救火经验。
回唐山后，为工作问题，我跑了好几趟。可区里推民政局，民政局推办事处，办事处又推民政局，一圈一圈来回推。我也没有更高的愿望，就是想下井干活。费了不少口舌，跑了不少腿，找了将近一年也没办成，只好干临时工。我灰心丧气，情绪低落，挣俩钱儿就去赌，希望能多赢点儿。结果1973年被抓起来，那次一共抓了40多个，给判处劳教3年。
我把自己家的困难跟干警说了。他们说：比你更困难的也有不赌钱的，为什么你就赌钱？别怨政府，只怨你自己。给我说得没了词儿。我是迫于无奈，才抱着侥幸心理赌钱的。等1975年我出来之后，再找区里就根本不管了。咱等于刑满就业人员，没问题的待业的很多很多，哪轮得上咱呢。
出事后2年，父亲在1974年去世，听母亲讲他临死前晃晃脑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那时我正在劳教，不在家。父亲有工作，民政部门不管也罢。可父亲死后，母亲没工作，还不管。从1987母亲就开始瘫痪在床，躺了8年没领过国家的一分钱，一粒米，一滴油。直到1995年去世。
出事后我们家只得到了兵团给的180元和一只羊，再没别的。民政局从来也没给过我们一分钱优抚。逢年过节我们家还不如残疾人。他们还能得到点慰问品，照顾照顾。我们家没人理。弟弟死了就白死了。所以我妈叹道：养了18年，一把屎一把尿给拉扯成大小伙子，就算我白白给国家养了一个儿子吧。
母亲有心脏病，买不起药，硬撑着。后来脑溢血，不能动弹了，整天躺在床上，这么躺了8年，靠我照顾。
嫂子与我妈不对付，所以大哥结婚后，再没给家寄过钱。后来大哥调到榆次工作，当个什么书记，很少回家。父母死了都没有回，所以他死了，我也没去。
我也有高血压，现在每月225元低保。弟弟的光一点没沾。现在要是让汽车撞死，也得陪20万呢。弟弟就给了180元，再没有别的。这没法说。我的病可能是父亲遗传，高压200多，心脏也不大好。现在全得靠吃药维持。
这2百多块钱要花去相当一部分买药。
我去民政局找过许多次，但推来推去。可能是嫌我劳教过，没人重视，给你当回事。我其实很乐意下井，挣的多。可下井的活儿都捞不上。
母亲得病后根本买不起药呀。只能自己想点办法，弄点土药方。哪有钱看病住院呢？自己凑合着活呗，硬撑着，活一天算一天。
临终前，我妈想吃碗疙瘩汤，可连个肉丸子都放不起。没有买肉的钱啊！
我从放出来后就干临时工。月开支的临时工不干，等不及月底开支。干的都是现钱工，干一天给一天钱。给人干装卸……老婆早跟我离婚了，嫌我穷，没本事。两个孩子都判给她了。从1985年到现在我一直单身。孩子结婚，我也没钱给。孩子自然跟我不亲。我自己还得吃药吃饭。我现在每天的饭钱两块钱不到。早上一碗豆腐脑，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也是。
为了谋生，我后来只好到车站弄点煤，说白了就是偷煤，一晚上能扛个几麻袋。一麻袋能卖5块钱。卖它几袋煤，两天的药和饭钱就有了。现在老了，没法干了。深更半夜，黑灯瞎火，到铁路上扒煤车，上上下下的，岁数大了怎么干？前些年，每晚上12点出去，早上四五点回来。一晚上能偷个8麻袋煤。偷了4年，一回也没被逮住过。我血压老高，全靠吃药维持着。可没一点生活来源，为了买药活命，逼得我这么干。你说有好好的日子过，谁愿意干那事？大晚上钻到煤堆里摸爬滚打，全身黑污污，脏兮兮，逮住了还要进班房。我今年62岁，身体越来越差，干不动了。
现在国家给我的低保是我自己找的唐山市，不是民政局那条线，跟弟弟没有关系。
小存家没有得到地方民政部门的一分钱抚恤，这是69个烈士中唯一的一家。
蓝天为顶，大地为床，风雪为幔，你在陵园里沉睡了35年。啊，委屈你了，苏小存，除了母亲和哥哥来处理后事，以后就没有一个人再去看过你。
父亲瘫痪在床，母亲羸弱多病，大哥在外省为生计奔走，二哥找不到工作，想靠赌钱碰碰运气，结果被抓起来劳教。家里活人还顾不过来，谁还顾上去看你？漫长岁月中，又经过大地震，几经搬家，连你仅存的相片都遗失。
牺牲后就兵团给了180块钱和一只羊，再无人任何其他抚恤。难道父亲长年吃劳保，就可以一点不管吗？退一步说，就算父亲有经济来源，不能给抚恤，但父亲病逝后，剩下没有任何收入的母亲，总应该管一管吧。可苏小存的母亲却还是没有任何抚恤，直至瘫在床上8年，也没得到一分钱的抚恤。
也就是说，他母亲在丈夫死后的21年生命里，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抚恤。
二哥劳教解除后找工作四处碰壁，只好靠捡煤偷煤为生。
难怪母亲哀叹：我们白白给国家献出了一个儿子！
苏小存生前体贴家里的艰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着零花钱。当家里家里需要盐时，当即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袋。这么懂事的小青年，国家民政部授予了革命烈士称号，当地有关部门竟然对其病瘫在床的老母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烈属遭遇如此冷漠，原因何在，令人深思。
莫非就因为他父亲是个矿工病号，微如草芥？
呜呼哀哉，钱难酬白骨，唯伤活者心。苏小存把生命都献出来，父母却享受不到烈属应有的待遇。以后这地方的人谁还敢为国家献出生命？
1954年8月24日生于唐山市东矿区，汉族，河北丰润人，开滦林西矿第二小学毕业，唐山16中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7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王绍武的弟弟王绍功及姐姐：
我们家共6个孩子，王绍武排行老五。父亲王贺茹现年91岁，已经瘫在床上，是林西矿赫赫有名的劳动模范、土专家，电气焊工人。
王绍武嗓子好，自幼喜欢文艺。在小学就参加了宣传队，平常口袋里总装着口琴。吹拉弹唱样样都行，能弹琵琶，吹唢呐。独唱最拿手的歌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还会跳舞，《翻身农奴把歌唱》、《洗衣歌》等西藏舞蹈他都能跳。
前排右二为王绍武（14岁）
性格活泼开朗，喜欢运动，学习一般。跟同学和周围人的关系好，帮邻居拉煤拉柴是常事。
他有个优点，你要不高兴，他能给你逗笑了，不管是谁都行，说话风趣幽默。姐夫喜好钓鱼，姐姐生气又担心。王绍武就劝姐姐：这是姐夫的爱好，你就让他玩玩吧，肯定没危险，你生气多傻呀！做出了个怪样子，把姐姐逗笑了。姐姐上班离家远，他就常常替姐姐接送孩子。
从小就懂事，困难时期吃食堂，姐姐上班，他怕姐姐吃不饱，说你要上班，就把自己的粥让姐姐吃（姐姐哽咽）。那时他差不多也就8岁。
前排左一为王绍武（15岁）
二姐去乐亭县下乡3年了，暑假时王绍武非要去看二姐。不顾200里路途，跑到了二姐那儿，帮姐姐干活，啥都干。不嫌脏，不怕累，不怕苦。那时候二姐的生活很苦，整天就吃白薯，别的什么也没有，能吃顿玉米面就是最好的饭了。可王绍武不嫌弃，在那儿坚持住了十多天。走时，不少乡亲们都送他。夸这孩子心眼儿好。
最遗憾的是他没考上唐山市歌舞团，一赌气就去了兵团。
去兵团前，在姐姐家吃的面条。他抱着姐姐刚两个月的儿子，亲得不行。这件事总让姐姐忘不了。那晚上与同学们又唱又吹又弹，玩儿了一夜。
邻居们听说他出事后都很难受。
现在街道的都忘了我们，不重视咱们，过年过节也没人理睬。有一年父亲曾柱着拐杖去街道办事处质问：我儿子为国家死了，过年了，你们也不到家贴个对子？
生活里有曲折也有磨难，大地上有温暖也有冬雪，坚贞的心不怕烈火考验，为了幸福的生活，永远共苦同甘。
——摘抄自王绍武的笔记本
王绍武很有文艺细胞，吹拉弹唱都行。虽然多才多艺，却未被唐山市文工团录取。他只好到内蒙古兵团修理地球。但他生性爽朗，来牧区后不忧愁，又唱又跳，生气勃勃。
喜欢文艺，活泼乐观的小伙子容易引起女孩注意。据说他是全连第一个交女朋友的，虽然也就跟那位女同志多说了几句话，多接触了一点，却被连长当成了反面教员，给批个灰头土脸。说他17岁的小毛孩就搞对象，电线杆上插鸡毛，好大的胆子。还说他是光腚坐石头，以卵击石！连长给他上纲上线，扣了一大堆帽子：“严重破坏了兵团铁的纪律”，“放松了思想改造，让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泛滥”，“败坏了连队的作风，是一股歪风邪气”……
王绍武成了典型，被连长杀一儆百。
在班务会上，他被迫检查，受到了同志们一本正经的批判。幸亏这小伙子性格豁达，精神健康，挨批也没垂头丧气，对谁都笑眯眯。
17岁的小伙子跟女生多说几句话算什么？在70年代的兵团连队里却不能容忍，硬给他批了一顿。就差说他是个小流氓了。
35年漫漫岁月过去，战友们对他别的记忆都没有了，只记得他为跟那个女生来往被点了名。他的“歪风邪气”受到打击，他的“初恋”就此结束。
此后一段时间，连队里男女界限分明，再也不敢“歪风邪气”了。王绍武以自己的挨批，为四连的革命化、钢铁化做了贡献。外表上他乐乐呵呵，依然故我，没什么变化，但谁也不知道他藏在内心深处的无奈与苦衷。
大火无情，大批判亦无情啊！
如果这辈子正经恋爱过一场，如果这辈子娶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如果这辈子当了一把父亲，有个白胖娃娃，那人生的滋味都尝到了，早早死去也罢。可咱们的兵团战士不要说上床，就连与异性接个吻都没有，抱一下都没有，即匆匆离开人世。
唉呀呀，这辈子太短暂了，仅仅17岁——没睡过女人，没当过父亲，没抱过孙子，人生的几大天伦之乐都没领教即早早结束。
采访时，躺在床上的老父亲王贺茹默默地流了泪。91岁的他已不能动弹。但听说笔者询问王绍武的出生年月日时，他挣扎着，哆哆嗦嗦说了一句话：“邵武的生日是……是8月24日。”
1954年生于唐山古冶区唐各庄矿，汉族，原籍河北丰润，开滦第四小学毕业，卑家店第七中学初中肄业，于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现年74岁。吴富贵身高一米七左右。他父亲是煤矿工人，地震那年在井下被煤车撞死。我一共7个孩子，吴富贵排行老二，小名逮儿头（小鸡鸡），除老四和老六是女的，其余全是男孩。
他到兵团后，没给我捎过什么东西。我给他捎过烟、花生仁。他抽烟抽的凶，钱不够花。他喜欢穿补丁少一点的衣服。那时候，一条裤子要10来块钱。家里人口多，很困难。我不上班，在家照料这7个孩子。孩子穿的全是我自己用手缝的衣服，我们买不起机器砸的。大的穿完了，小的穿，补丁落补丁。所以吴富贵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没有补丁的衣服。
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想起他，心里难受。这孩子啥好的都没吃过，净吃白薯面饽饽了。每次烧饭，我被烫了手，就想起了吴富贵，多疼呀！我被火苗子烧了一下，要疼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他活活给烧死了，要多受罪呀！。我现在每个月拿384元，是我儿子的生命钱！
与奔赴内蒙古边疆的战友们合影，
弟弟是急性子，好玩儿石锁、举石担，喜欢摔跤。常跟人打架，不太听话，脾气倔。我俩谁也不听谁的。他跟我也打过架。但他能帮助家里干活，嘁哩喀喳，干得很痛快，就是有些毛躁，不细致。他脾气火爆，克制不住自己，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但过后就完，不记仇。
他学习成绩还不错，比我强，脑子好使，该玩就玩儿，该看书就看书。跟大家关系也可以，发过火就没事了，不放心里去。身体结实，全家5个男孩就属他身体壮。
他没等毕业就走了。报名也没跟家人商量。走时，全家给他送到学校。他走后，按政策，可以安排一个上班。我却因为血压高，没有安排。他出事后，头一次去是父亲自己去的，第二次是父母和大哥去的。
他牺牲后，给我安排了工作。现因工伤，在家休息，吃劳保。
我这个弟弟有主意，一说支边就报了名，先斩后奏，谁的话也不听。我们兄弟几个就属他脾气大，我们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认准了一件事，就要干，谁说也不听，不管别人态度如何，特别固执。
他不会做针线活。听说有个女兵团战士跟他不错，常帮帮他，也不知道叫啥。
当吴富贵的母亲看见笔记本电脑里的儿子相片时，悲伤地哭了起来。对吴富贵的过去，她几乎说不出什么来，似乎把儿子忘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怀念。白发苍苍的老人泪花闪闪，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电脑屏幕上的儿子照片，嗫嚅道：“我的儿呀，可怜哪！我的儿啊！”
如果老人看到兵团战士们干活的样子，恐怕更要心疼了。
激昂的号角感动少年魂，
献身的英雄激励热心肝，
赢取尊敬充满苦痛辛酸，
荒原生活是对灵魂的考验，
起早贪黑，不惜流血流汗，
英雄狗熊咱们庆功会上见，
勇猛劳动打破生理极限，
甘卖苦力，累得臂痛腰酸，
把内心的毅力表现出来，
哪怕干成瘸子、歪脖、罗锅，
要无愧于亲人和自己的脸面，
只有无人处才流几滴泪，
默默把父母和亲人思念，
留着劲头去干活奋勇争先，
抡起镐来一口气二百下，
隆冬腊月干得满头大汗，
凶猛拼命的劲头世上少见。
迎烈火，战高温，顶浓烟，
呼啦啦一群年轻优秀的青年，
1954年2月2日生，汉族，原籍河北省栾南县后坨里大队，林西第三小学毕业，唐山十九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张富春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都患有残疾。他身高1米73左右，身体健康。他父亲张宪成是林西矿井下工人，已于1986年去世。我现年80岁。
他好运动，好唱样板戏，是学校的运动队队员，跑跳都中。
家里所有孩子的名字都是奶奶取的。
张富春学习不错，喜欢动物，养过羊和兔子。他不淘气，听话，特别老实，从不打架。他父亲对孩子管得很严，回家晚了，就要批评，甚至还动手打。张富春从没有挨过打，大弟弟也没挨过打，就老三（小弟弟）挨过打。
那时都认为去兵团，受解放军领导，不会学坏，跟着解放军办不了错事。我就同意他去兵团了。他跟王绍武是同学，两人双双报了名。当时他两个弟弟的身体都不好，就他体格好。去体检，一下子就通过了。走那天是父亲和姐姐送的。
离开家的时候，见弟弟们很难受，他对大弟弟说：老三，家里都靠你了，照顾好爸爸妈妈，我去几年就回来。
到兵团后，来信总说那地方挺好，也说过想家。有一封信说他骑马摔伤了胳膊，后来养好了不久就出了事。
他喜欢穿夹克式的衣服，来信告诉家里，我就给他买了一件，还有一双白球鞋，正准备寄去，出事了。
当时，他跟我说，去几年就回来。我想去几年就回来，那还不中？跟解放军一块不会办坏事，就支持他去了兵团。孩子里就数这个儿子身体好，还就这个儿子死了。有啥办法，这是命，谁让他赶上了。这孩子多苦也不说，怕家里惦念。死后我们才知道他晚上睡觉时被子上挂霜，是他兵团战友告诉的。我一共去扫两回墓。
唐山地震前国家挺重视，地震后就没人管了。当初答应解决工作，结果只给二儿子解决了，小儿子现在45岁了也没安排。只好自己干点小买卖。
我二哥张富裕，1992年患病，双目失明，现在每月领195元养三口人。他女儿25岁了，还没工作。我四五岁得了小儿麻痹症。腿瘸，右侧屁股肌肉萎缩，几乎没了。有残疾证。我在摊位上卖肉，一点没照顾。柜台费120，管理费200，牌照费200，每月都要交520元，一分钱不能少。咱没有关系。现在正常人，身强力壮的，下岗了还要照顾，我这个残疾人却一点没照顾。我儿子现在19岁了，中专毕业，学钳工的，也找不着工作。到劳动部门找活儿，要先交5万。5千还凑合，这5万到哪儿去找呀！
当初国家答应，不要有后顾之忧，答应给解决孩子的工作问题，结果只安排了二哥。哎，上头政策好，下头不行啊。
我还记得富春哥暑假骑车带我去老家玩。老家在滦南县，离这儿42里地。我坐在自行车后坐上，大哥骑得满头大汗。他是全家唯一身体健康的人，漂漂亮亮的，啥病没有，却那么年轻就没了。现在全家就我这个残疾人算身体好的了。
他在连里很普通。团里的干部遇见他不会多看他一眼。但在家里的老母亲眼中，他是宝贝疙瘩，是自己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光明的希望。他的牺牲让家中塌了一片天。还剩下两个残疾的弟弟，一个患有先天的小儿麻痹症；另一个长年多病，双目失明。
白发苍苍的母亲一遍遍念叨：
我的儿呀，你为啥这么命苦？
全家身体最健康的孩子最先死，
全家脾气最柔和的孩子最先死，
全家长得最秀气的孩子最先死。
这是咋回事呢？我闹不明白，
我欠下什么债，我得罪了谁，
让我遭这个罪，让我受这个报应！
1953年8月出生，原籍河北省丰润县任各庄，汉族，开滦赵各庄矿第一小学毕业，唐山市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父亲在赵各庄煤矿当工人。张金来个子偏高，1米75左右。特老实，让干啥就干啥，爱打乒乓球，上学总带着球拍子。爱交朋友，没事总带同学们到家里来玩儿。不是特别爱说话，比较沉默，也不太淘气。
常帮家里干活，不欺负妹妹，不打架闹事。就是老偷偷抽烟，说他也不听，父亲为此还打过他。但当面服了，背后还继续抽。他可能喜欢抽烟那个动作，显得像大人。还常常到大坑里洗澡，玩儿打台（一种游戏），骑马打仗。
我们家很穷，每个月能吃上一次5分钱一碗的豆腐脑就非常高兴，非常知足。若再能吃上1毛2分钱的炸饼子那就幸福极了。
他是自己报名去的兵团。到那儿给分到了机务排，开拖拉机。跟张振来关系很好。他最后一封来信说，过了年就让回家探亲了。结果直到死也没回了家。
家属去扫墓总限制人数，不让多去。头一次是父母和大哥去的。我们唐山的家属不闹事。目前母亲每月能有409元救济，原来344元，后长到365元，一点一点长。母亲现在82岁，已经不能动了，整日躺在床上，神志也不大清醒。
危急时刻，他克尽职守，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男同志里唯一被授予二等功的兵团战士。
着火之后，他开着送麦种的铁牛55直接从麦地奔向火场。中途有一部分救火战士爬上了车厢。临近火场时，因高温缺氧，拖拉机发动机熄火，他跳下车检查。这是一个上坡，拖拉机开始后溜，他企图用身体挡住，却没成功，不幸压住一只胳膊。瞬间烈火烧到跟前，拖拉机4个轮胎爆炸燃烧，他当场烧死在拖拉机大轱辘旁。大火过后，他被烧得全身扭曲，姿势奇特，双臂斜伸，大腿顶头。谁也不明白他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
那姿势根本放不进棺材里。
战友们无论怎么掰，怎么压都不行。张金来好像不乐意进棺材里，还想抽支烟，赛过活神仙。
经请示，领导同意硬塞进去。
几个战友只好咬着牙使劲攫。肌腱和骨头的断裂发出嘎巴嘎巴响，手套上沾满了战友的油脂和体液。人人心如刀割，个个失魂落魄。心里默默念叨：金来哇，别怪弟兄用力手狠！金来哇，给你弄痛了，很对不起！
战友们终于把他塞进了棺材，给累得满头大汗。
年轻的小伙子们已经装了两天棺材，六十多具遗体都给装进去了。时间一长，神经麻木，大家全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刺鼻的臭味，忘记了悲恸，欲哭无泪。他们像火葬场的工人一样机械地，冷漠地摆弄着尸体。可是在把张金来用强力装进棺材时，仍有几个人潸然流泪。
张金来爱抽烟，还总给别人让。一想到咱抽过他让的烟，心里就痛。人家克尽职守了，走后却还这么狠地攫断人家四肢，罪过哪！心惊肉跳啊！
1955年5月23日生于唐山开滦赵各庄煤矿，汉族，赵各庄矿第二小学毕业，唐山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炊事班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全家共有6个孩子，张振来排行老四。母亲王鸿文至今健在，现年84岁。
爷爷是教师，曾跟杨秀峰（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同班同学。爷爷很勤俭，慢慢置了些地。而爷爷的弟弟整天赌博，一贫如洗。解放后他们亲哥俩一个成了富农，一个成了贫农。爷爷因为成了富农而倒霉挨整，1961年饿死。
我父亲也是教书的，文革前升任开滦第三小学教导主任，因成分高，文革中受到冲击。
张振来的个子不高，小名小秃儿，聪明，脾气好，跟同学们关系融洽。喜欢体育活动，活泼，爱说话，爱记日记。
心地善良。小弟弟的脚碰破了，他天天用车子驮着小弟弟上学。文革中父亲一度被隔离3个月，他每天给父亲送3顿饭，风雨无阻。
1971年他15岁，本可以不去支边，因为我已经下乡，但他不愿意在家呆着，积极报名参加了兵团。走时，我送的他，他特别高兴，又唱又跳，情绪非常好。家里给他买了一个大柳条箱。
去兵团后分配到炊事班，常给我写信。从去兵团的第一天到死前共9个半月，他天天写日记。
出事时，他不该去，没让他们炊事班的去。11点多发生火情，他跟着张金来开的胶轮拖拉机上去，结果牺牲。我还记得生前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是：
牺牲后，那个大柳条箱又拿了回来，里面有羊皮大衣、衣服、日记等。
张振来1955年5月23日生，牺牲时还差18天才满17岁。因此说他16岁一点没错。
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庞，剃个小平头，一副娃娃脸，完全还是个孩子。他到兵团后当上了炊事兵，憨憨的很招人喜欢。别看他人小个子矮，烧火又旺又省煤。
5月5日那天早晨，张振来想请假去团部买点东西，却没有批准，撅着嘴很不高兴。之后遇上了救火，他这个16岁的烧火夫，忘记了刚才的不快，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他跑得欢蹦乱跳，浓烟中陡然倒下，烧得面部走形，靠着一颗有些突出的牙，才被辨认出。
来兵团后9个半月就牺牲了。他张振来除了干活，还会思考什么呢？世人已永远无法知道。但对于16岁的孩子来说，正长身体。小胸脯越来越宽，小胳膊越来越粗，小瘦腿越来越有劲，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他什么都可能会考虑，唯最少考虑生死问题。因为死亡对于16岁的人来说实在太遥远了，那起码是60岁以后再考虑的事。
是啊，风烛残年的老人可能会死，患有绝症的垂危病人可能会死，奔赴战场的军人可能会死，但16岁的孩子还没长大，生命力最旺盛，和死一点不沾边，不可能想到死。
人命关天，这是决策者最基本的概念。孩子们年轻不会考虑生死，但领导是成年人，就不能不慎重。再不能让一群毛孩子去迎向大火冲。 “一将功成万骷髅”可要被老百姓痛骂呀！
不过，倘若从几亿光年远的地方遥望地球，那不过是一个渺微的小光点。而地球上的人类，如同构成一粒尘埃的分子，更微乎其微。对于以光年为计算单位的宇宙苍穹，一千年只是眨眼工夫，人类的生命更连闪电的万分之一都不如，转瞬即逝，16岁与160岁也没啥差别。正如一座大山，多一粒土不显其高，少一粒土也不见其矮。
生命如此短暂，怎能不珍惜？人人都希望生活得好，一辈子为此而奋斗努力。但钱没个够，欲望没个够。七八十年一晃而过，早晚要归天，你钱再多也带不走。活着如果仅仅自己享受，不裨益于社会，不奉献于民众，就等于一人吃独食。一桌的山珍海味再好吃也缺少氛围，缺少乐趣，缺少格调，缺少美感。而张振来这个16岁的炊事兵虽然生命短暂，却活得有氛围，有乐趣，有格调，有美感。
啊！在宇宙眼中，活16年和活160年都一个样，几乎没区别。
论生命的光耀夺目，你张振来短暂的16年比160岁的人瑞一点不差。
1951年生，汉族，原籍林西县，1971年3月1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班长、排长，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身负重伤，并于5月8日牺牲于锡林浩特盟医院，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我们家原籍赤峰林西县。姐姐曹荣芝1951年生于林西，小名虎崽。姐姐上面有4个哥哥，她是老五，我是老六，我妹妹是老七。全家一共8个孩子，小弟弟已经病逝。
父母均在林西县城，都没有工作。小学在林西第三小学，上到四年级，1964年全家搬到锡林浩特。那时三哥在蔬菜农场工作，把我们接到这里。
父亲属于起义人员，长年挨整，找不着工作，只能靠捡破烂为生。母亲也跟着挨整，后背曾被人打个窟窿。那时候不管你起义不起义，反正参加过国民党部队的就是历史反革命。
曹荣芝14岁来到锡林浩特，给人当保姆。后来在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她干活实在，人缘很好。家里生活很苦。全靠大哥和三哥。妈妈也外出打零工。每天吃野菜、榆树叶、几乎天天吃。后来三哥当上司机，开卡车，条件这才好一点，经常跑乌拉盖拉货。
姐姐来锡林浩特后再没上学，连小学也没毕业。先给人看小孩。大一点后在食品公司干临时工，
因为三哥有单位，单位写个证明，妹妹上学的2块5学费可以不用交。嫂子在邮电局。三哥养活了全家10口人（父母和8个孩子）。
荣芝姐和我早早就干活。父亲冬天烧锅炉，夏天没事，大多数时间捡破烂。
姐不爱说话，不爱串门，喜欢看书，看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与外面接触少，很好养活。
兵团开始招人后，父亲考虑自己孩子文化不高，不好找工作，没别的出路，就让我们姐俩都去了兵团。
我们走了带走两个嘴巴，能给家里大大减轻负担。我们是1971年3月18日走的。有个朋友给送个被面，到现在还留着。
姐先当战士，后来当了班长。她身体健康，干活卖力，特别能吃苦。对人和善，有求必应，经常主动关心别人，群众关系非常好。姐到兵团后不长时间就入了团，也就5个月吧。
姐姐的头发发黄发亮，到兵团后剪了短发。曾用自己的津贴费给小妹妹和妈各买了一双尼龙袜子。走了一年多也没给家写过几封信，因为父母不认字，文盲。姐还曾跟我商量帮助小妹妹上学，我们俩攒了几十块钱寄给小妹妹当学费。小妹妹现在很后悔把姐的信都扔了。当时写一封信到家里，要很多天才能到。
1972年5月1日，我三哥拉着母亲去看我们，我当时在五连炊事班。三哥是开车的，带着母亲先到五连看我，吃完午饭后去四连看姐姐。半路上与前来迎接的姐姐碰见，她抱着母亲激动地大哭起来。我见了母亲也没这么哭。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晕倒。之后在四连呆了一段时间，就跟我哥的车去了团部，晚上我们一起住在团部。
5月2日送走母亲后，姐姐在团部买了4斤苹果，我管她要，她只给了我两个。我吃了以后还想吃，姐姐没再给我，她说要带回去给排里同志们吃，连里的人平时很少有机会上团部，吃不上这些。
我们姐妹俩个又在团部住了一晚上，姐姐跟我说了一晚上话。总是说对不住我，没尽到姐姐的责任。还劝我：你写入团申请书吧，要不会写，我帮你写。姐姐让我好好干，争取进步。
姐姐总说对不住我，其实她很关照我。我只要一说没牙膏了，没肥皂了，姐姐就给我买。她从不发脾气。姐姐会做衣服，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花样都相同。
没料到两天后，姐就给烧成了重伤。直升飞机把姐送到锡盟盟医院。我小妹妹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眼见着姐姐抬进去，愣是没认出来。她整个脸型都变了。刚开始她神志还清醒，曾对护士说：我父母年纪大了，不要让他们来，但有个哥哥在这里开车……
医院怕传染，一直没让家里看她。
这两天我小妹妹说特别想姐姐，她对姐姐感情很深，小妹妹的衣服都是姐姐做。我妈妈手指头有关节炎，不能缝补衣服。姐姐针线活很好，手套、裤衩、棉衣、棉裤都能做。小妹妹对我说走前姐姐还跟她逗着玩儿，开玩笑轻轻啐了她一口，小妹妹死活不干，找妈妈告状，妈妈说了姐姐。
姐姐内向，不爱说话，但一点不傻，心中有数。
我姐这人跟一般人不一样，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却好像大很多岁。她在我们家里是女的里的老大，很有一种大姐姐的责任感。她没什么特别爱好，就是待人好，温柔善良。我们家邻居听说她死后，很多人都哭了。都说曹荣芝那闺女能干，头年给哪儿打临时工，第二年哪儿保准还点名要她。
姐给家里写信都是进步的话，自己多累也不诉苦。嘱咐妹妹要上进，要照顾好父母。她总说草原很美很不错，说的我小妹妹也想退学去兵团。
姐姐是到盟医院3天后死的，病危时没有通知家长，死后也没让看。父母没到跟前就晕倒了。死后全身裹着白布，面部没烧坏，黑黑的。又拉回了四十三团，跟大家埋在一起。
母亲休克了好几次，从此身体一蹶不振。姐姐没了一年多，母亲也没了。现在三哥也没了，就剩下了四哥了。
姐姐这个人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也不跟人闹矛盾。有些兵团战士拆了被褥不会缝，急得要命，她下班后就帮助缝。她好像比别人大很多。
在家时，曾有很多人给她说对象，她都拒绝了。她就想帮家里减轻点困难，不想只自己过好日子，所以一概不同意。
1974年我妹妹去陵园，那里只有一个看坟的老头儿。妹妹问他怕不怕，老头儿说：每晚上都有这么些小伙子、大姑娘陪着自己做伴，一点不觉得害怕。
我们连那片地方很荒凉，夜里我给在大田里加班的送饭，能听见狼叫。冬天很冷，我的脸给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姐姐出事后，给我调回了锡林浩特。
曹荣芝特别能干，干活时一声不吭，埋头苦干，去那儿时间不长就入了团。她心地好，从不训别人，别人偷懒也不批评。为防蚊咬和沙尘，她在军帽上围着围巾，很像个小日本鬼子。
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曹荣芝，她已被烧得衣不蔽体。当时她正坐在草地上，凭说话声听出了我向她走过去，还知道害羞，大声说：“嘿，吴培生，你别过来，我身上的衣服烧没了。”
她小名虎崽，父母希望她像小老虎一样健壮。其实她是个温和善良的女性，无棱无角，待人和蔼，街坊邻居都夸她心眼儿好。
从照片上看，她端庄清秀，大大方方，温雅娴静。父亲却是个捡破烂的。自己14岁就去给人看小孩，只有千辛万苦到了兵团之后，昔日的小保姆才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华！
她曹荣芝能连轴转干12小时的活儿，下班后，别人都累得躺在炕上喘气，她还笑咪咪地为大家打水。摇辘轳她能连着摇4个钟头，男生都吃不消，双臂酸痛，她一声不吭地打了上百桶水。惹得刘海虹排长连连感慨：曹荣芝真能吃苦！
她胳膊一点不比别人粗，她吃的饭一点不比别人多，她干的活却那么多。家里叫她虎崽一点没错，名副其实。
有人在领导面前能玩儿命干，领导不在就松松懈懈。她曹荣芝却不管领导在或不在，人前人后都始终那么一个劲儿，特别实在。所以来兵团后，官儿升的很快，不到一年工夫，就从战士、班长升到付排长，实际主持全排工作。
有的年轻人非常想当干部，为此用尽了心机，却怎么也当不上。曹荣芝是不用心计胜似用心计，不溜须拍马胜似溜须拍马。靠的就是苦干，实干，玩儿命干。
她当了官儿后，还常常义务为别人理发。据四连战士廉进文说，出事前不久，在紧张的春播中，他亲眼见曹荣芝主动对一个男战士说：“喂，你头发太长了，我给你理个发吧。”
兵团战士们都说曹荣芝是苦干出来的女生排长。所以她这个什么后台也没有，一个锡林浩特捡破烂的女儿，却在兵团里混出了人样。
烈火来临之际，她身先士卒冲进火海。等于是用肉躯当铁锹，当扫帚，当泥土来灭火，哪条猛虎敢自己往火里跑？她这虎崽比老虎还勇！
当天晚上来了一辆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往师部医院抢救。临上车前，奄奄一息的她躺在担架上突然倾全力大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那声音令人脊背一激灵。
目睹此景的战友猜测：曹荣芝可能是预感到自己要不行了，才模仿革命烈士就义前高呼口号。学英雄学到最后一刻。
啊呀，这是连队青年人相互比赛谁革命，谁不怕死的结果；这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英雄主义教育的结果。
在盟医院抢救3天后她平静地离去，全身裹着白布像一名圣洁的使徒。
昔日的小保姆成为了革命烈士，千古留名。
1954年生，汉族，原籍翁牛特旗，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任战士、通讯员，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龚占岐的小弟弟龚占明：
我大哥龚占歧从来没有照过像，因此没照片。他在连里当通讯员，因为他岁数虽不大，马骑得很好，送信牢靠。他也就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刚刚会写字。
我父亲龚玉林是四连的职工，外号“龚老二”，干木匠工作。他当过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后来脚给扎了个洞，也没领个退伍证就回家了。
我们全家有8个孩子，龚占歧是老大。小名叫跟领儿。他生在林东。中等个儿，比较瘦。
五四青年节那天，他还把流动红旗扛回家，让我妈把破了的口子给砸上。那天连里还给每人发了几个苹果，他把苹果拿回家送给了我妈。当晚送文件到团部，跑了马。有人劝他留下，他为了找马，连夜走回四连，有40多里地。
第二天就着大火。是我大哥吹的哨，全连紧急集合。等我爸听说后上去，大哥已经先走了。我大哥是趴着死的，后脑壳烧裂，脸没事。父亲也严重烧伤，回来后总说渴，母亲给父亲一茶壶米汤喝。在路上没到西乌旗，父亲全吐了。他在大火中救的达古拉，现在还活着。
龚占岐的父亲龚玉林为救火毁容，双手致残（1988年7月）
后来父亲在呼市的253医院住了3年，整形。
我生下来后，不敢看我爸。我爸真跟妖怪一样，可怕极了。没鼻子，没耳朵，眼睛翻翻着。脸上全是大疤，比鳄鱼皮还糙。母亲没心思养我，我一个月时，要把我送给呼市的一个烈士家属。后因故没送成。她整天疯疯癫癫。我大哥烧死，我父亲烧成重伤，她这辈子哪遇见过呀！
另外，我还有一个哥哥，13岁时被马生生拖死了。他从马上掉下来，脚插在马蹬里拔不出。所以我妈才那么难受，暴死了两个孩子。
大哥见了谁先抿着嘴笑。连里人都挺喜欢他的，不久就当了通讯员。喜欢打篮球，还喜欢吹几下笛子。他从没去过西乌旗，来兵团后，最远去过一次罕乌拉，送文件。跟车去过附近的白音花煤矿拉煤。所以他这辈子也没照过像。我们这儿只有西乌旗才有照相馆。
那时家里很穷，吃顿白面馒头都难。有年秋天麦收了，大哥在道边捡麦穗，捡了20多斤小麦，他就找个碾子自己推，碾成白面。晚上要吃馒头了，从上午全家就高兴，盼着晚上吃馒头。长年累月吃不上白面，馋得慌啊！我母亲一说这些事就哭。我们家常常吃不饱。别人家扔的冻土豆，我们捡了碾成面，当饭吃。那时候连小米都吃不上。
所以大哥能当上兵团战士特高兴，终于能吃饱饭了。
最初青大哥（是个喇嘛）看守烈士陵园。等他死了，就没人管烈士陵园了。他已经死了20多年。
龚占岐是本地农工的孩子，土生土长。除了茫茫草原，牲畜，土坯房，牛粪堆……他什么也没见过。去兵团前，他最远只去过场部，从没离开过宝日格斯台这片地盘。
当了兵团战士他兴奋异常，以为参了军，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熟不知道入兵团跟当兵根本不是一回事。兵团服比正规军装用料低劣，全是平纹布。但就这，也让这孩子如醉如痴，穿上簇新的兵团服，真跟神仙一样牛，小脸通红。一天到晚对着镜子欣赏，摆弄。
从城里来的年轻人刚到草原普遍想家，甚至偷偷流眼泪。龚占岐是本地人，对草原早已习以为常，来兵团成了全民所有制，有了铁饭碗，自然整天地笑，乐不拢嘴。
他老老实实，手脚勤快。天天将连部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一趟趟跑腿送信，从小就骑马干这活儿得心应手。他很听话，领导让他打捞水桶，立马就往井里跳，大半夜把他从睡梦中叫起送材料，揉揉眼抬起屁股就走。
他这辈子从没去过电影院，也没看过电视。从小到大就没下过饭馆。别说烤鸭、对虾、黄花鱼，就是大米粥也只喝过有数的几回。平时若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能给他激动得四处炫耀。五四青年节发了几个小苹果，他像得了宝贝，赶忙跑回家孝敬老爸老妈。
救火那天，领导下了命令后，他眼皮眨也不眨地就朝大火方向急跑，直到瘦小身躯被浓烟吞没。如同5月的一株刚刚返青的小草，还没完全长成就结束了生命。
顽强的小草，多么贫瘠干旱都经受得住；渺微的小草，无论生前死后都无人注意。
一个孤独的少年魂默默飘荡远逝了。可惜连个照片都没照过。人们永远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1955年10月6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蒙族，原籍内蒙古土默特旗，锡林浩特第三小学毕业，1971年3月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有6个孩子，他是老大。他父亲是转业军人。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他上学时学习挺好，爱劳动，爱看书。
小时候他最喜欢玩儿玩具小汽车，拆了装，装了拆，整天玩儿。也爱唱歌，乐观，人缘好，看了书就给别人讲。
很体贴父母。小学二三年级就懂事了，那时我天天要上班，他就会说：妈妈，我给你做饭吧！刚开始做得不好，干饭做成了稀粥，后来就会做了，我回到家总能吃上现成的热饭。他十四五岁时就会自己和泥抹房子，自己扔笆泥。
我老伴文革中给打成了内人党，上了多轮学习班。家里没人，午饭、晚饭都是他做。家务活，烧的用的，花钱买东西他都要管。每个周末，他还要提着麻袋捡牛粪，捡的我们都烧不了。
他自小就喜欢看书，一看一两点。但听话，不让看就不看，有时候实在想看，就蒙着被子，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偷偷看。
军垦要人，他想去，我开始不同意，他才15岁多，还太小。他一个劲央求我，我就同意了，领着他去旗里报的名。人家当场就要了。
他来信没说过想家，总说那边一切都好，他很喜欢，不用惦念他。
过去了这么些年，老是忘不了这孩子，逢年过节更是忘不了。听说他当时没有死，给拉回连部后，眼睛啥也看不见了，还对人说：我有话要讲，请转告我妈我爸，我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因为我为抢救国家财产而死——不管是真是假，反正领导在大会上是这么介绍的。
想起来心里很难受，那孩子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机灵，会哄人，还特别勤快。我在理发馆工作，每天下班回来很累，一到家他总是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我中午不回来，他见天给弟弟妹妹做午饭。他不抽烟，不挑食，什么都吃。
出事后我和老伴带着老小去的。把他小时的相片给了兵团，兵团按那张相片画了像，以后这相片也没还给我们。他就有这么一张相片，满月时照的。记得临去兵团前给了他照相的钱，让他照相，他却没有照，给家里买肉吃了。
所以现在我们家里连一张他的相片也没有。
他去兵团时，他父亲不在，是我让他走的。以后他爸爸总埋怨我。我也很伤心，如果早知道他去了那儿会这么个结果，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他走。
当时他非要去。他说：家里困难，我去了能减轻你们的负担，我大了，能够自立了。
其实他年纪还小，成天缠着我要去，我心一软就同意了。他的生日是1955年10月6日，牺牲时还不到17岁。到那年10月6日，才年满17岁。
他是属羊的，1955年出生。我父亲已去世，原在阿纳旗委工作，当管理员。金双全小学毕业后没上初中。全家共6个孩子，4个男孩，2个女孩。他是老大。他爱看书。回家就看书，做饭拉风箱时总看书，火快灭了他都不知道，我妈喊一声，他添一下柴。因为看书多，知道的多，他爱给人讲故事，讲他看过的书。
我们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生活很困难。我妈说大哥是用棒子面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他性格开朗，爱说话，爱聊天。放学后，院里的孩子全跑到我家，听他讲书里的故事。
他喜欢玩儿，没闲着的时候，但不打架。那时候，啥玩儿的也没有，生活单调。好多孩子聚在一起，就听他聊，他会讲故事。他脾气好，不刺儿头，从不跟人吵嘴打架。我们家孩子都脾气挺好，不争食，什么都不跟别人争。
文革中因为父亲有问题，全家下放到奶牛场。
他去兵团后再没回过家。锡林浩特的就刘慧回来过。
烈士陵园里没我大哥相片。大哥满月时照过一张相片，以后就再没照过相。他那张光屁股的相片，带着肚兜，给兵团拿走了，给照着画了个像。他是圆脸，个儿不算高，估计没我高，一米六几。
金双全在四连是二班的，活着回来，要水喝，给他水喝，喂不进去，一摸耳朵，耳朵掉了。
救火时，金双全坐在拖拉机副驾驶位置，与张金来并排，当时没有死。
——原4连兵团战友刘孝文
金双全临终前，在我的外屋。我二姨的孩子东旭伺候他。给他喝水，他根本喝不了，全顺着嘴角流下来。给他擦嘴，嘴唇掉下来一片，给他擦鼻子，鼻子粘下一层皮，给他擦耳朵，耳朵碎了一块。
——原4连兵团战士张实毅
但排骨是死的，没有知觉，
但熏鸡是死的，没有知觉，
但鱼头是死的，没有知觉，
也没忘了托人转告父母别难过，
你的血浸红了北疆的夜空，
你的肉肥沃了草原的大地。
你的躯已与尖儿山化为一体，
1954年生，蒙族，内蒙古锡林浩特人，1970年9月4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只剩下这块饱经风霜的石碑
赖玉琴的父母均不在世，妹妹也已自杀，亲属无法找到。
很想为她写篇文章却无从下手。
只能感慨她人生的短暂。一辈子那么简单短暂，个人历史完全是一个空白，连个相片也没留下就在宇宙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不知道她的相貌，不知道她的家庭，不知道她的经历，不知道她的亲人。
现在世上再也没有她生存过的丝毫痕迹，只剩下这块饱经风霜的石碑。
对她，只能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一句话聊以慰籍：“死后留下的虚无难道不是生命出现前我们所习惯的状态。”
1954年出生河北省丰宁县，汉族，原籍河北承德丰宁县，锡林浩特平顶山小学毕业，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他是属马的，小名二子，我们老家在河北承德丰宁县，我和弟弟生在丰宁。长海小我一岁。我家共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他是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困难时期（1960年左右）我们来到锡林浩特的平顶山，父亲在贝力克牧场赶马车。弟弟1971年3月去的兵团，是自己要求去的，初中没毕业。他走时我不知道，我1970年下乡在阿纳旗的跃进公社。他当时还在上初中，可以不下乡。但家里生活困难，我本想下乡挣点钱，减缓家庭负担，可下去后，自己勉强维生，对家里帮助不大。结果他去了兵团。那时候父亲挨整，给关了两年。长海能去兵团也不容易，很光荣。
他走后的一年里，母亲曾带着妹妹去看过他一次，他对母亲说：这里挺好，就是我不会说话，不善交际，如果哥哥来这儿就好了。
他喜欢干木工活儿、铁工活儿。喜欢钻研点技术，在连里干木工。
那天，他是坐拖拉机上去的，与刘孝文在一起。大火到来时，拖拉机上留下了3个，其中有刘孝文。他们全活了，而跳下去的全烧死了。
事发后，父亲因为关押没有去，只我和母亲去的。当时兵团担心家属闹事，让我们住在团部招待所，变相的监控。家属们都特别恨牛连长，还悄悄议论恨不得活埋了他。
盟物资局的乌力吉就一个儿子，4个姑娘。毅强烧死后，师部开了隆重的大会，让他妹妹接哥哥的班，用这种办法把大家的不满情绪压住。
刘长海性格内向，勤快，喜欢干活，总想减轻家里负担。给我来过两封信，说那儿挺艰苦，人烟稀少。
我们父亲当过伪满洲国的警长，公安六条中的专政对象，如果不老实可以枪毙。我们当时的压力很大。
那时候的报纸和广播整天宣传上山下乡，说这是革命的需要，祖国的召唤。与工农相结合是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屯垦戍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年轻人要勇于牺牲，多做奉献，不要太爱惜自己的生命。
于是一群群初高中的青少年来到兵团，由现役军人领导，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天起早贪黑，盖房种地。脱坯、挖渠、凿石、入库、抡镐……手上腿上道道伤痕，身上散发着汗臭，衣服后背全是白碱。坚持呀，含着泪干！拼命呀，咬着牙干！上百号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谁好意思落在后面。超强的苦干才能赢得自己良心的安宁，才能赢得领导的赏识和同伴的尊敬。大会战、大竞赛、大拼命，年轻人不顾一切去你追我赶。
兵团战士干活卖块儿实在少见。农民不会这么干，插队的也不会这么干。这是不计后果的干，这是跟人较劲逞强的干，这是自我伤害的干，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有人累得腰伸不直，有人手脚开裂，有人走路一瘸一拐，这个病，那个病屡屡发生，却轻伤不下火线。大忙季节，兵团战士几乎天天加夜班，每天要干15到18个小时。夜深了，场院上还灯光闪闪。那是卖苦大力的比赛，耐受力极限的检验。一点不夸大的说，兵团战士的劳动时间和体力消耗，远远超过了大车马、犍牛、骆驼、毛驴。
日了怪了，为什么兵团战士比老农民还吃苦耐劳？还能干？什么奖金福利也没有，图个啥？他们的动力何在？
答案——他们是一大帮年轻人，血特别容易热，头特别容易昏。整天高度集中，上百号年轻男女聚集在一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谁也不甘示弱。再加上军事化管理，伴有浓厚的政治空气，天天开会批评后进，表扬先进，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都以玩儿命干活为荣，不完儿命干为耻。为开会宣布表扬名单时，能有自己的名字，哪怕干累吐了血，累爬了蛋也不在乎。这种精神刺激造成了兵团战士崇尚苦干，崇尚拼命，崇尚累爬蛋。插队的知青分散在各个生产队，远远没有这么集中，又混在老农民中间，绝没有这么突出政治，这么天天表扬先进，批评后进。所以干活不像兵团战士们那么猛，那么苦，那么残酷。
刘长海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他平时沉默寡言，更要比别人苦干才可能进入那个表扬名单。超强的苦干造成了超强的消耗，他一顿饭能吃下去8个馒头，再加上两大碗汤面。
1955年3月7日生于锡林浩特市，汉族，原籍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锡林浩特第三小学毕业，1971年3月1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副班长、班长、代理排长。1971年8月加入共青团，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7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我已经70多岁了，共4个孩子，刘慧是最大的，刘华是老二，刘峰是老三，妹妹刘英。我们是1965年来的锡林浩特。
刘慧的小名叫刘柱（留住），生日是1955年阴历2月14日。
她父亲当兵转业到了阿纳旗公安局工作。
我这几个孩子都受了苦。那时候她父亲一个月60块钱养活6口人，我挺对不起孩子。刘慧放了学就捡煤核。吃饭分着吃，大的少吃点，小的多吃点。刘慧受了不少苦。放学回家要干家务活，挖苦菜，捡煤核，家里买不起煤，就捡有些单位烧剩下的煤渣。家里要不团难，她也走不了。
我精神上有点问题，看病花了不少钱，对刘慧也没怎么关心，尽让她干活了。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孩子。她在家里没享过什么福。
我身体有病，她是老大由她当家。她爸爸的工资全她管，打一斤酱油也记帐，到了月底，她记的账本清清楚楚。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一目了然。
我那时要出去干活挣钱，刘慧给全家做饭。每天回到家都保证有饭做好，热腾腾的等着我吃。刘慧这个孩子是靠得住的人。
她爱唱爱跳，曾在一中全校大会上唱过《地道战》里的主题歌。有一次文艺演出之后，脸上还化着妆，老红老红就跑回家，给我吓了一跳。
我脾气不好，还懒，一不高兴就打她解气。我每次打她，她都不动，也不说话，默默让我打。等我打累了，她就扶着我，劝我休息休息。
兵团招人时，她想去兵团，我坚决反对。那时她爸不在家。她对我说：妈，我想当兵去。我说那不行。心想：咱穷，哪怕穷死，也不能把孩子丢出去。可她还是固执己见。见她不听话，我就拿起扫帚打她，她也不还手，让我打。但这孩子倔得很，打也要走。她是偷着报名去的。为了不让她走，我特地把户口藏了起来。心想没有户口你就跑不了。她怎么求我，我也没给她户口。可这孩子没户口也硬走了。走后半年，她的户口才转到兵团。
走前告诉她爸爸了，没告诉我。她爸爸说当兵还是好出路，支持她走。那天水缸里没水了。刘慧说：“妈，我给你挑挑水吧！”给我把水缸里的水灌满。等她上车时，我才赶到，她没有哭，看样子也挺伤心的。她穿的棉裤破破烂烂，外面罩着条旧单裤，膝盖和屁股上都补着补丁。就这么走了。那年她16岁，穿得相当寒碜。
到了那后常常来信。差不多一个礼拜来封信。第一月的津贴费给我邮了回来。到那儿4个月后就入了团。让她当干部，她还不干，说她岁数小，不想当官儿。他们排长是吴晓明，曾来过我们家看望，吴晓明对我说：您就放心吧，兵团都归解放军管，您的女儿交给了解放军，您还不放心吗？
刘慧来信说什么也不缺，就是想家。还有就是不想当官儿，说自己太小，干不了。她跟吴晓明的关系最好，可还是非让她干。这孩子平时不爱说话，比较沉默，但从不说废话，不说假话。说一句是一句。你们可以调查去，她决不说假话。干什么都让人放心。
她共寄回过两次钱，头回5元，第二回10元。
刘慧在家里表现得比较内向，比较压抑，不那么爱说话。在学校开朗，不说废话。她跟爸爸好，她爸爸不打她，我老打她。
到了那儿一年零两个月就走了。出事后，他父亲去处理的后事。
她要活着今年52岁了。她小名叫刘柱，可那也没有留住呀！
听说有个现役军人对她有意思，我们挺担心的。她爸爸曾去连里看过她，并给她联系到锡林浩特工作，最后却没有办成。因为林彪事件发生后，兵团的所有人事关系全部冻结。
她父亲1992年去世，58岁，现在每月我有抚恤金400多元。
刘慧胃口不好，但吃糖饼时，一下子吃了8张，可见当时刘慧的体力消耗多大。同时也说明连里的伙食是多么糟糕。她眉清目秀，装束很精神，军装洗得干干净净，腰间总系着皮带，留着刘海。团里一个参谋夸她的眼睛漂亮，说她的大双眼皮跟马的眼睛一样。
为什么屡屡奸污女知青的副政委不烧死呀！
为什么擅长捞东西，来时一小包，走时一大车的指导员不烧死啊！
为什么捆绑吊打兵团战士，把知青当劳改犯的连长不烧死呀！
为什么偷懒的、二流子、老油条、阳奉阴违的不烧死啊！
而朴朴实实，勤勤恳恳，清清秀秀的你却被烧死了！
你还那么小，像株玉米苗，
一个朝暾暾、娇嫩嫩、青纯纯的女孩，
1956年生，汉族，锡林浩特人，1971年3月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是老大，齐远平是老二，1956年在宝昌出生。下面还有2个弟弟。远平是个大个子。
我们老家在河北省平山县窑上村，离西柏坡3里地。滹沱河就在村边，非常富饶，是个老解放区。村里36年的党员很多，光老太太就有好几个。我几个大爷很早参加了革命。我父亲最小，20多岁就入了党。解放战争时期，调到多伦县政府工作。
我姥姥那边却成分不好，是满族贵族，家里有钱有地，因为抽大烟，渐渐衰败。姥爷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东北军军官。西安事变后，他们旅长被暗杀，部队解散，他就到了承德盐务局工作。想找个大脚媳妇，就找到了我姥姥。姥爷后来病重身亡。姥姥和我妈相依为命，不久搬到了多伦。
父亲看上了我妈后，我妈提出两个条件：一结婚后让自己上学，二要照顾自己的母亲。我爸全都答应了。结婚后，让我妈上了张家口师范，但照顾我姥姥那条却没有兑现。我爸说姥姥不是劳动妇女，拒绝跟她来往。
远平2岁时，曾放在一朋友家。那家对远平也不大好。晚上让他自己一人到大黑屋子去尿尿。我妈知道后，就给他抱回家，送到托儿所。因托儿所床小，他个子大睡觉伸不直脚，总在床上站着，妈妈觉得他挺可怜。
远平11岁左右还尿炕，他一累就尿炕。随着远平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淘气。大约1962年吧，我妈要整天缝补几个孩子的衣服，买了一个缝纫机，有200来元，相当贵了。买的当天，齐远平就用小刀在新新的缝纫机上刻了个毛主席万岁。给我妈气坏了，骂他该死，一点不懂爱惜东西！
他坐不住，整天跟弟弟们闹，在地上打滚。身上尽是窟窿和尘土。家里特地
给他们买条绒和帆布做衣服，没几天就磨破了。
齐远平淘起气来，不怕苦，不怕累。他大冬天到雪地里套百灵鸟。用马鬃编成套儿，在雪地上
一爬一整天，全身冻僵了也不在意。他套了不少百灵，得有几十只，在屋里乱飞。有一次我妈气得打了他。因为他把弟弟也带去套鸟。西北风严寒刺骨，把弟弟给冻哭了。抓来的那些百灵鸟也不叫，大多绝食而死。
还有一次齐远平上水库游泳，差点被淹死。
他跟其他小孩玩甩三角（用烟盒纸迭成小三角）。他故意把好好的棉袄袖子撕了，为了甩时风大，好多赢几个纸三角。
我妈领他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买东西。他一进去就找不着了。在里面乱跑，瞎闹、折腾，撒了欢，对买东西却没一点兴趣。给他买的新衣服和做的新衣服从来不爱穿，连试都不愿意，得把他硬拽过来才勉强一试。
他淘气是淘气，却不坏，从不伤害别人，欺负别人。他脾气温和，不爱打架，不爱跟别人争什么。我的另外一个弟弟齐建平那才是真爱打架。
我老欺负远平，看不上他，所以我很少跟他说话。他那么淘，我也曾想管管他，但我妈不让我管。
远平最要好的朋友是小维，他给小维的信，后来小维给了我们家。
1968年11月我去国营乌拉盖牧场6分场当农工。第二年被内蒙古兵团接管。
属六师五十二团四连。春播时，我在播种机上播种。播种机拐弯，不慎把我的脚压坏，就返回锡林浩特看脚。那时候，家里怕齐远平学坏就把他送回老家河北平山县，陪着爷爷。奶奶死的早，爷爷单身一人，非常喜欢远平。他最疼我父亲（老小），远平又是他的第一个孙子，所以相当溺爱。远平一两岁时，爷爷总抱着他到驴槽子里尿尿。
我曾去石家庄看病，期间回老家看过远平一次。发现他变了一个人，特听爷爷的话。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经常是半生不熟的白薯。他跟爷爷住一间屋，里面有跳瘙也不在乎。爷爷的窗户纸十年都不换换。远平那时候才十二三岁，爷爷总让他给自己跑腿办事。爷爷有个官司，请人写了状子后，总让远平去贴。村里、乡里、县里，有时候一天要跑7、80里地。远平一趟趟认认真真去贴，从没打过马虎眼。奇怪，他到爷爷那儿一点也不淘气了，跟爷爷生活了一年也毫无怨言。
在老家我俩几乎没说过一句话。他跟我没话说。
我心里觉得他很可怜，跟爷爷的生活单调又简陋，好像给关在一个笼子里。回去就跟父母说了，父母也同意让他回家来。我给他寄了20元钱。他用这钱回到锡林浩特。其实我爷爷并不是没东西，他东西全有，钱也不少，就是扣儿门，什么都舍不得用，舍不得花。孩子们给他送的糕点等吃的，非要等到有了虫子，长了毛，才给远平吃。远平在他那儿一点没享福。
我曾给父母写信，说兵团不好，就知道让你干活，不把人当人。劝他们千万别让远平来兵团。谁知道，父母却又让远平来了兵团。
原来，有一次，远平拿了菜摊的一个西红柿，偷偷吃了。不巧让我姨姥姥看见，马上报告给我妈：可不得了，我亲眼见远平偷了一个西红柿。这么小就偷东西，将来成了小流氓怎么办啊，赶快给他找个地方吧。
我爸当即就决定让他去兵团改造和锻炼。
我妈说：他岁数不够怎么办？
姨姥姥说：去派出所给他把户口给改一改吧。
父亲跟远平说去兵团后，他也没意见。所以，他15岁就走了。
我听说这事后，十分生气，质问父母：干嘛让他来兵团？
母亲说：不行，在家里呆着他要变坏了。
就为这么个西红柿，把远平改了岁数，送到了兵团！
远平到兵团后，我妈曾去过团里看过他。她见了儿子到回家来眼泪就没止住，不住地流。不久妈就得了肝炎。她告诉我：远平那儿太苦了。可他心情很好，很轻松，说跟大家在一起挺开心。我妈万万没想到这是永别。
我1971年底调回到锡林浩特托修厂，这时他已去了四十三团。所以，我从回老家跟他见面以后，再没见到他。因为整天干活，他曾让我给他买双雨鞋。我去师部小卖部看见雨靴全是42号，以为他还小，穿不了，没给他买。现在后悔的不行。真该给他买双鞋，让他少受点罪啊。我给他买了双皮鞋，39号的，我妈又说太小也没给他，后来给他寄了双棉鞋。
锡林浩特离西乌旗近，出事那天下午我们就听说了。晚上直升机往锡林浩特送伤员。我爸爸看见了四连指导员。问他远平怎么样，指导员支支吾吾不说。我好像有预感，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班车到了西乌旗，又找车到了团部。我是所有家属中第一个到团部的。结果团里派好几个人把我看了起来，不让我下连。他们借口说四连远，没有车。我问远平怎么样了，也不告诉。3天后这才有家属去。我那几天一直在想，是不是远平死了？我就希望他受伤，那怕烧残废也好，只要活着。大约一星期后，我父亲也去了。等把人埋好才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看了坟头。
我到过四连，看见他的被子，绿背包。还有我买的那双棉鞋，上面还有他脚冻疮粘着的血迹。
我不喜欢父亲。他对孩子非常冷淡。平常很少给孩子买吃的，连一个小苹果，也要用刀子分成8份，每人只能吃一小片。父亲当初追我妈时，答应我妈把她和姥姥全管起来。结果根本没管我姥姥，说我姥姥不是劳动人民，把姥爷家的照片全烧光了。多年来，他从不跟姥姥来往，一句话都不说。
他是很革命的。我还有个弟弟小名叫铁牛。因为1959年弟弟生的那天，洛阳拖拉机厂投产。我爸说这可是件大事，就叫他铁牛吧。我爸爸曾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念了三年大学。正经有文化，可他不是个慈父，从不怎么管孩子。他对哪个孩子都冷淡，谁都不喜欢，但最不喜欢的就是远平。
可是在齐远平的坟前，我爸却嚎啕大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哭，我第一次可怜他，原谅了他。自从远平没了后，父亲心里一直不痛快。后来就请我大爷齐一丁帮忙，他解放初期当过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通过河北省公安厅把父亲调到了石家庄，在省二监工作。
远平死后，我母亲非常难过，但嘴里还说：幸亏让他去了兵团，否则还不定惹什么祸呢。
我大爷是四机部副部长，对中国的无线电工业有很大贡献。毛主席接见过他三次。见周总理就数不清了。大爷对我们很好，远平去过他家两次。
我父亲好像当过锡盟统计处处长，官儿越做越小。我妈说：他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跟上面搞不好，跟下面搞不好，跟同级也搞不好。不得不一年换几个单位。他跟家里人关系也不好。我和我妈都很恨他。
由于悲伤，几十年来尚未刻意想想弟弟是怎样一个人，一直看他是个小男孩儿，还不成人。想起他只是可怜、心疼，懊悔给予他的太少，几天来不断追忆，又与几个亲戚通了电话，我想他这个人应该是：不怕吃苦，与生俱来的非常能吃苦耐劳。在雪原上爬一整天为套几只鸟，出门坐车好座位总让给别人。在老家、在四连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就连面对着会吞噬生命的漫天火焰，他也义无反顾投身之中，用年青的生命赴死。
他是个性格温和、充满爱心的人，从不发脾气，被父母训斥，被姐姐欺负也绝不还嘴。他对弟弟和姐姐是爱护与尊敬。和弟弟们一块玩时都在自觉照顾他们，非常负责，从没打骂过弟弟，一次都没有。对爷爷是敬畏，对爷爷的指示严格执行。他从不欺负任何人，却常被人欺负。从不打人骂人，却常被人打和骂。他并不计较，也不报复，最能忍耐。他要与年长些的孩子们玩儿，代价首先就是被轻视，被欺负。那时两个弟弟还小，姐姐不参与，没人能帮他。
他忠实坦诚，从不欺骗。听说他在连队学会抽烟了，我们又掀起一轮一轮的大批判，说他，训他。他依然不狡辩，但也不打算戒掉。我在信中威胁不给他寄钱也没用。他短暂的一生仅仅犯下两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一是偷了个西红柿，没洗就吃了；二是少年吸烟，怎么劝说也不改。
牺牲当日，他从团部回连时大火已经燎原，他朴实的、本能的快马加鞭的把自己赶进烈火，因为他相信以其血肉之躯可以扑灭烈火！
我非常后悔帮他离开爷爷。见他那么忠诚地听爷爷的话，一步不差的走几十里路去贴状子，我很心疼和不安，才劝说父母让他离开农村老家，不曾想父母却又给他送上了去兵团的不归之路。
如果他活着，能够受到正规教育，他将是非常优秀的！
他的缺点：1、不能把握自己，容易随波逐流。2、不爱读书，因此不能刻意充实、修行自我。3、学习不太好，只上了小学，没有知识与智慧的积累。4、常常违背父母的意愿，处于青春期的男孩，总要按照自己幼稚的想法一意孤行。然而，父母希望他像块木头，规规矩矩看书学习，又多么残酷！他是有生命的，充满活力的！5、不思考，在那个年龄，那个年代，谁也不思考。
他父亲齐英瑞文革前是锡林浩特市档案馆馆长。齐远平的太爷是张作霖的磕头把兄弟，换贴子兄弟。他的姥爷是张学良下面一个旅长的副官。有和张学良的像片，让齐远平的父亲给烧了。齐远平的母亲是满族。
齐远平很淘气，不好好念书，天天套鸟、逃学。文革中，院子里的孩子只要说他父亲不好，就跟人打架，不顾一切。他学习成绩不错，就是不好好用功。他属于调皮的孩子，不是一般的调皮，而是相当的调皮，根本坐不住，整天打闹，玩儿。家里藏书很多，可他不爱看。
父亲觉得应该让他下去锻炼，刚上初中一年级，就让他去了兵团。由于他年龄小，怕兵团不接受，还多报了两岁。
谁知道远平到那儿一年就出了事。父亲很难过，也很悔恨，在这个地方呆伤心了，看见跟他一起长大的孩子就想起了他，难受得很，就请大哥齐一丁帮忙调回了河北老家，在河北省第二监狱当领导。
*齐一丁（1920——2001）河北省平山县人，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初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北岳区四地委民运部长，中共繁峙县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会青农部长，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4年后历任786厂、785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64年起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发展我国微电子和两弹配套军工产品，起过重要作用。
16岁还是个初中生哇！
齐远平来兵团后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在茫茫草原呆得十分惬意。小孩不知道什么前途不前途，什么舒适不舒适，只要好玩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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