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阳明心学对后世的影响

　　摘要：阳明即没，心学仍存。蒋中正、毛泽东等人有心学学以致用开创一片新天地，日本人将其作为行动学。知行合一让阳明心学的追随者们在治国章程上推陈出新，心中装满国家的人可以用心学推动国家发展，而心术不正的人却使心学落得个“谋叛哲学”，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在世界掀起怀疑心学的思潮。日本学者将心学视为圣学，然而中国却将它片面的定为唯心主义，整天抱怨中国文化的落后，将“立德、立功、立言”圣人的精神弃之不理，整天实行“拿来主义”。学术界的剽窃、抄袭比比皆是，学术界的腐败触目惊心。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梁启超关于心学的“利益之辩”，似乎现今的学者也深受“功利之毒”。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物欲横飞的时代，“知行合一”变得格外珍贵。

　　关键词：王阳明 知行合一 心学 蒋介石 东乡平八郎 圣人 学术界

　　自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程朱理学便不再一枝独秀，而心学从此扬名天下，盛名远播日本、欧洲。而心学中的核心“知行合一”更是在其问世后影响着多位国家级领导人，其中就有毛泽东、蒋介石，日本的熊泽蕃山、山田方谷等。任何一种学说的提出肯定是符合当时的时事的，并且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然而为何王阳明的心学却独能延续至今呢？并不断有治世之才将王阳明心学提到治国之道上来。可见阳明心学对后世影响之大呀！

　　民国时期，蒋介石等人便是王阳明心学的头号追随者，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中国革命是上留下辉煌一笔的他，居然也是王阳明的心学折服者。他曾因阳明心学改名为“蒋中正”，更在其退守台湾后为了纪念王阳明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其心中的地位。蒋介石在其统治的民国大行其道，将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发挥到极致，他大力鼓吹的“行动哲学”便出自阳明心学了。在笔者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如王阳明所处的明朝，空谈之风盛行，学者们，有识之士都大谈救过之道，然并未有将其设想付诸实践。而蒋介石提出的“行动哲学”就有点阳明心学的意思了。然而阳明心学更在于解决当时空谈盛行的学术之风，而蒋介石的行动哲学则是对切实救国之道罢了！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语出《传习录·答路东明书》） 。在阳明先生看来即知就应去行动去实践，知就必定的以行动去证明。王阳明在其年轻时候曾用七日企业不吃不喝去“格竹子”。正是这种知必行的思想让他后来在龙场悟道，知行合一。正是这种思想延生了阳明心学特有的行动力，也是蒋介石“行动哲学”，日本人“行动学”的宗源了。

　　正是因为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所特有的行动力，使得王阳明在后来平定宁王府叛乱中，仅以22天的时间便平息了密谋七年之久的谋反大案。如此显赫的战功不正好体现了他的“知行合一”么？若你觉得这是偶然，那你就错了。无独有偶，在嘉靖二年（1568年），王阳明奉命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而王阳明仅用了3个月便理清了这一团乱麻。阳明先生先知后行，一到广西便派人将叛贼基本情况、实际战斗力、山川地势等摸清楚，在发挥“知行合一”的强大威力一举攻破贼窝。蒋介石亦然，让“知行合一”摇身一变成了“行动哲学”，将民国打理的井井有条，然而蒋介石却并未把“知行合一”发挥到极致，反而是他的老对手毛泽东，阳明先生的二号粉丝，将心学发挥到极致，这位新中国的开篇的创始人，不仅是马克思的忠实追随者更也是阳明心学的实践者，或许你会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功劳，那你就错了。若你细细研究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多次战役中都有阳明心学的影子，其战略布局与王阳明的军事思想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是时代的不同而已。毛泽东在革命期间提出的“实践出真知”等思想似乎是出于心学“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更是深远，最初的熊泽蕃山、山田方谷，此二人是日本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两人将阳明心学学以致用，开创日本盛世。于是日本民众便形成了一种共识：“阳明心学若不经世致用，不具体实践，那么就不能称之为阳明学”（语出《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由此可看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阳明心学领悟至极的必有一番作为。后人还将明治维新的辉煌成果归之与阳明心学。笔者认为阳明心学不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有重大的意义。所以这种观点是有他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阳明心学还是因人而异的，有成功的必定也有失败的。如在长华发动叛乱的大盐中斋、密谋讨伐幕府最终失败被处以斩刑的吉田松阴、发动勤王运动的东泽泻、煽动自卫队谋反的作家三岛由纪夫。而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使得美国学者将阳明心学视为“谋叛哲学”。但他们的失败并不能说是阳明心学的弊端，是的信奉阳明心学的人总能做出一番大事，总是敢于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而他们的是在于心学的本心“人人皆可成圣”并未能超越他们的野心，他们并未将心学用于正道，最终使他们走向歧途。然而能够说明此点的就是东乡平八郎了。东乡平八郎他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军神”，为了维护民族统一，维护民族自尊心而战的民族英雄，如此战功赫赫的一代军神却随身携带一令牌，上写着“一生俯首拜阳明”。若心学真的是“谋叛哲学”那么佣兵自重的东乡平八郎早就谋叛了，何故死守为国捐躯的誓言战至死？明治维新的成功更是逃不开阳明心学的影子。更有冈田武彦（日本著名学者）深入研究心学，并深深为其所折服，在病重之际仍要完成为阳明先生著作的心愿，以此让日本民众改变阳明心学为“谋叛哲学”的认知，让日本民众知行合一。日本至今还有很多学者前仆后继的研究阳明心学，而冈田先生更是出资多次组织学者研究心学，并多次赴中国阳明旧址，为阳明旧址缮修，更甚在阳明先生仙逝之地潸然泪下。不仅仅为阳明先生折服感叹，更是对世风日下的悲叹。

　　王阳明虽死，但他留下的心学确是永恒的，直到现在仍是我们可学习的。《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中说到：“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这是阳明先生批评当时学风的，意思是人们认为“困知勉行”是学者，是圣人的事，与普通人无干。然而现今的我们有何尝不是这样的了？现今为什么会出现社会道德沦落，频繁出现“扶不起的中国大妈”事件了？就是因为人们都觉得行善、乐于助人的都是素质高的，我一介凡夫俗子没必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知似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被遗忘在那渐行渐远的传统文化中了。我们似乎已经把自己的良知丢掉了，剩下的之不过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的一具行尸走肉而已。这个物欲横飞的时代让每个人的行为都处于利益的支配下，每一个行为之前都得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将来。现在的人做事总是建立在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之上，根本就忘记了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君子贵人贱己，先人而后己。”（语出《礼记·访记》）的名言。就八九十年代的人们还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的，当时的人们就是一家有难十方支援的。似乎那个时候没有你我之分，大家总是互相帮助。虽然不知什么“人人心中有仲尼”（语出《王阳明全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但大家的行为确是这样做的。大家都在践行着“修身以俟”的名言。为什么现在的人却不能如此呢？我们常感叹中国人的道德已经沦陷，常说我们现在比不上古代，可你为什么不去学习圣人们的精神了。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不正，总是将一些自己就能够做到的助人的事归到圣人、素质高的人身上。中国的道德是在落下，但若人们以追求努力实现以道德性命为目标的理想人生，并在生活和实践中时刻实践良知，那么中国社会就一定能恢复到以前的礼仪之邦时代回到那个“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必实行其温清奉养之意，务求自谦而无欺，然后谓之诚意。”（语出《传习录》）这个就是说在奉养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使父母感到满意自己开心的那就是诚意了。而阳明先生说的诚意在现今也是很不可靠的，现今多少欺诈案，多少的心不甘情不愿。就说学生吧，很多人都是被迫上学，被迫去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现在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就把他们送去各种艺术、辅导班，从未考虑过是否是他们喜欢的。一味的强加思想让他们成为自己所认为的优秀的。而王阳明他家人却没有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这也表明了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没有外国人强的原因。中国学生的理论知识很丰富，但是动手实践的能力却很差，以至于出现了全能的学霸，可是却不能自理生活，考上了清华却因生活不能自理而被劝退。学生所想做的被无情的学业给抹杀，没有诚意，只能死板的被灌输知识，没有自由，就不能达到“自谦而无自欺”。学习起来就不是诚心的。就不能做到“知至而后诚”。

　　在说说学术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让人们称赞，然而也常常出现剽窃、抄袭、作假、炒作的卑劣现象，这是一种腐败——学术界的腐败。学术就被看成了可以用GDP来量化生产，并可以带来名利双收的东西，于是剽窃的剽窃，抄袭的抄袭，粗制滥造者纷纷出来炫耀，低水平的乐此不疲的重复着，罔顾前辈、优秀者的研究、独自闭门造车而自以为是的人比比皆是。种种学术界的腐败让人触目惊心，各种学术弊端达到极限，若用阳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洪水猛兽”的地步。梁启超也在他的《梁启超将阳明心学》中痛批这种“功利”之毒，称其已经深入人心，积习成信了。不只王阳明先生所在的时代和梁启超在的时代，现今的中国也是。“人们在知识上互相夸耀，在权利场上相互傾轧，在利害上相争，在技巧上相互攀比，只想沽名钓誉。”梁启超对时风的批判。语句中肯，现在学术界不就是这样么，没有百家争鸣时候的批判学 同进步。都是想着怎么去迎合这个时代，谋取利益。而且人们都把博学多才视作通向圣人之道，就像子张好高骛远，以为博学多才就是学问，不曾认真反求内心以存惑，言语里总是充满着埋怨和悔恨，而那所谓的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正好滋长了他好高骛远的缺点。和他形成对比的就是那“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再说子张若不是孔子的谆谆教诲那他也将陷入功利之毒，无法自拔。子张都会犯此错误，更何况现今在这物欲横飞的花花世界里的学者呢？知识的多并不能代表什么，在这个物联网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博学多才，人人都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天下尽在电脑中，这样在博学的你也是多余。真正的博学就要以“君子多识前言而往行，以蓄其德”（语出《易经》）为目标。

　　阳明先生是明代“立德、立功、立言”第一人，心学的存在让笔者不得不反思为何古代就能出现全能型人才了？像让曹操哭泣若卿在此何复此境的郭嘉；像一人可顶百万师，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诸葛亮和刘基；清末“立德、立功、立言”的半圣人曾文正（即曾国藩）；盛名诗坛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还曾在江南水利设施上大展才华的他。他们都是全能型的人才，然为何现今没有这样的人才呢？阳明先生对此已作出答案。阳明先生认为现今的学者都是急于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知道的，他们不通过学习而知晓，反而迫切地把圣人所不能知的作为学问，这就是阳明先生说的“拔本塞源”了。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们忙于学习那些已被认知，已经得到的东西上纠结，学来学去就只是个皮毛，并不去深究，并不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这样你学的再好都只是他人的，你在棒也超越不了这个观点的主人。阳明先生就说了“孔孟即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而现今的人们并不懂什么圣人之学就胡诌乱说的，让他们的学生不明所以。古人为何能在仅有的书本上学习到圣人之道，就是因其在一处学问上深究，在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外化成圣人之道。若今天的学者能如此那出现个圣人就容易了。深究阳明心学的现今价值不仅适用于明代，清末。更在这经济高速发展，传统道德沦陷的中国适用。阳明先生的伟大成果更是唤起人们道德、良知的良药。

　　阳明已逝，心学仍存。前辈们的学术成果直到如今还被人啧啧称奇。阳明先生的心学是哲学，更是治国良方。心学的“知行合一”直到现在还是学术界、思想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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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郭齐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学习王阳明思想的重要性。王阳明的一生很短暂，仅有五十七年，但他留给世人的财富却是无穷的。阳明心学要旨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生态智慧。阳明心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其思想所焕发的光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

对我国的影响。阳明心学产生后影响巨大，朝廷大臣、学者士大夫、贩夫走卒当中，都有阳明的信徒，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引发了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明亡以后，阳明心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近代以来，孙中山、蒋介石、杨昌济、毛泽东等都十分强调阳明心学。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就包含有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蒋介石特意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也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大致就是按照阳明心学的路子阐述的。

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如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大师熊十力主张“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他自己也说，其哲学体系中的“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

对日本的影响。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桂悟东归，日本始知有阳明心学。明万历年间，阳明著作就传入了日本，被称为江户儒学鼻祖的藤原惺窝就读过《阳明文录》。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心学，被称为日本阳明心学的“元祖”。中江藤树之后，出现了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心学大师。三轮最先注解了《传习录》，这个注解本甚至早于中国本土。佐藤提出朱陆(王)会同的理论，从而使得日本阳明心学成为幕府之学，具有官方地位。大盐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心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心学的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心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心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已经是国际学界的共识。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心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对朝鲜的影响。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心学，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辩》，专门驳斥阳明心学。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心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心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时，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心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心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主要流派的重要学者，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无不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心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阳明心学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越是重要的思想家，其内在张力越大，矛盾也就越大。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本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但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则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不道德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借口，所以王门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阳明心学是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克服了朱子学的一些弱点，同时也有自身的弱点，也需要朱子学的补充。

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意义

挺立道德主体。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其实是由其本身的特质决定的。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自由活泼、积极主动的，极具创造性。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阳明心学告诉我们，良知是心之本体，知行的本体。人是有良知的，人应该不断地发明良知、实践良知，振起人的精神生命。“致良知”是学问修养的灵魂与第一原则。他告诉了我们一条道德人格的上升通道，彰显了人性本来的光辉，强调人性的光辉不仅要照亮我们自身，甚至还要照亮他人。人不应该向下沉沦，不能为物欲所遮蔽，不能陷入异化之中而否定自我的人性。这一点，可以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反抗当下社会拜金主义、权力崇拜、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拯救当下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伦理危机。

提供生态智慧。王阳明对自然万物，包括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了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在他看来，不仅是动植物等自然之物，甚至人造之物(如瓦)，因其源于自然，又是人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物品，也都有生命，都有存在权利，都要顾惜。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

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大众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认可书本上、讲堂上的道理，但离开书本和讲堂后却难以躬行践履。“知行合一”其实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做不到是因为还没能理会得透，理会透了自然做得到。阳明心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涵养官德。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社会风气不好，首先在于官德不好。阳明在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领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四百年来影响深远，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慢慢品味、躬身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