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七大元帅如何斗法张国焘长征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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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与许继慎将军
   中国论文网 /1/view-328391.htm  一、从黄埔一期校友到红一军正副军长      徐向前,原名象谦,1901年10月出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念过书,1924年春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   许继慎,原名绍周,1901年11月出生于安徽六安土门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安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春,许继慎也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由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日,针对广州反动势力日益强大的形势,“黄埔状元”、共产党员蒋先云提出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将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势力。由于深得黄埔学生军心,“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一年多时间,会员就发展了二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许继慎虽然不认识,但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信仰让他们团结在蒋先云周围。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担任由工人赤卫队整编成的红4师参谋长、师长,在“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下纵横广东海陆丰一年之久,并正式改名“向前”,寓意永远向前。1929年6月,徐向前命中央军委派遣,到鄂豫边任红31师副司令(副师长),率部接连粉碎敌人数次“会剿”。同年12月下旬,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委主席……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许继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2营营长、第十一军第24师第72团团长,参加过强渡汩罗江、攻打平江城、勇夺汀泗桥、硬取贺胜桥及保卫大武汉等著名战役、战斗。在贺胜桥战斗中,子弹穿过肺部,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人称“铁军中铁将”。   1930年春,许继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领导整编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的红军,以实现鄂豫皖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同年4月12日,鄂豫皖红军部队进行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许继慎担任军长,徐向前担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一个独立旅――鄂豫边根据地原红31师改为第1师,师长徐向前兼;豫东南根据地原红32师改为第2师,师长漆德伟;皖西根据地原红33师改为第3师,师长周维炯;独立旅系由地方武装为主组成,旅长廖业祺。改编后的红1师有800余人,红2师有600余人,红3师及独立旅各300余人,全军共2100人。同时,成立了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前委),许继慎、徐向前一起当选为委员。从此,他们在鄂豫皖苏区共同战斗了一年半……      二、许继慎、徐向前指挥红一军连战皆捷,带领部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红一军成立后,决定由徐向前带红1师向平汉路出击,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直接指挥红2师、红3师开展对敌斗争。考虑到沿途有敌军和民团袭扰,徐向前特意从红1师师部手枪队抽调四五十人护送许继慎。徐向前的同志情、校友谊,显示在这一细心的举动中。   许继慎确有过人之处,他带领部队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取得了歼敌近三千人的重大胜利,有力推动了皖西根据地的工作。原来总数不到900人的红2师、红3师,很快发展到1800多人。1930年7月,许继慎指挥了著名的英山战斗,在敌我兵力相近的情况下,许继慎采用了“攻点打援”的战术,把敌人从据点中驱赶出来,在运动中加以分割围歼,创造了鄂豫皖红军首次歼敌一个整旅的空前大胜利。   1930年6月起,徐向前带领红1师西出平汉路,接连取得奇袭杨家寨车站、设伏杨平口、奔袭花园镇战斗的胜利。其中,设伏杨平口,毙俘敌12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徐向前指挥的上述三次战斗,共歼敌近3000人,队伍也扩大到3000人左右!   1930年8月中旬,敌戴民权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出一个旅来犯。徐向前率部向黄安西北转移,诱敌冒进至地形条件较好的四姑墩附近。趁敌孤军前进,徐向前下令发起反击,由于敌人兵力集中,一时相持不下。正巧,许继慎率领二、三师也赶来投入战斗,迂回了一下,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对于和许继慎无意中合作的四姑墩战斗,徐向前非常满意:“这一仗,打得痛快麻利,主要原因是兵力集中,坚决果断,迂回包围,近战歼敌。”   在许继慎、徐向前共同努力下,红一军取得了长足进步,诚如徐向前回忆的:“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人,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些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或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总之,部队的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徐向前所言不虚!经过许、徐二人的锤炼,红一军确实“能打下县城或重镇”,并“能主动调动大股敌人,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典型战例分别是新洲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   1930年11月底,天已经转冷,红一军上下还穿着单衣,冬装无着落。这时,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新洲城空虚,只有些民团防守。许继慎、徐向前议定奔袭新洲,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对于和许继慎直接指挥的这一仗,徐向前赞不绝口:“我记得很清楚,出击那天晚上,正下雪。南方的雪,边下边化,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冒雪踏泥急行军,一气跑了五十多里。这样坏的天气,敌人意想不到红军出击,疏于防守。我们没打枪,就进了城。一问,出乎意料,里面驻着郭汝栋的一个混成旅,是当天晚上才开进城里宿营的。……好吧,打!当夜就全歼了这个旅,俘虏敌人好几千,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打了个大胜仗。”   随后,红一军兵锋直指皖西,围攻六安县城之敌第46师。敌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督办李鸣钟见六安被围,急忙部署驻豫南的敌第30师、第25师驰援六安。这时,许继慎、徐向前指挥红一军改攻城为打援,主力迅速撤围六安并集中于麻埠镇,寻机歼敌。1930年12月下旬,来自豫南的两路敌人缓进迟疑、徘徊观望,六安之敌第46师则贪功反扑,陷入孤军突出的窘境,许继慎、徐向前遂决定运动歼敌,战场选在东西香火岭:以一个团和地方游击队钳制敌左、右两翼的两个团;由徐向前带领三个团迎击敌中路两个团;许继慎带着军直部队和机关留守麻埠,居中运筹。经过一番恶战,红一军在东西香火岭全歼敌人三个团,有一个团长柏心山正在山头上写作战命令,被红军活捉。   许继慎、徐向前共同打造的东西香火岭战斗,当时影响很大。徐向前回忆说:“敌四十六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残敌龟缩六安不敢复出;敌三十、二十五两师,也吓得慌忙向商城、固始撤退。这一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在皖西的‘围剿’计划,且极大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六安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将六安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师。”      三、许继慎力主红一军混编居功至伟,徐向前全力支持亦有微词
     许继慎刚到鄂豫皖苏区成立红一军时,党中央就决定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的三个师实行混编。因当时条件不够成熟,故整编时未能实行。因此,许继慎等军领导酝酿,相机召开红一军党代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1930年10月上旬,许继慎指挥红2师、红3师袭占了--光山,红一军党代表大会随即在这里召开。会议开了三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检查领导工作并改选前委;   (二)反对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部队实行混编。会上,有同志指出,红一军领导在前段时间里,出击平汉路“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要求大会代表对此进行“总的检举”。会上,徐向前继续当选为军前委委员,军长许继慎受到的批评最多,改选前委时落选。对于许继慎挨批,徐向前心里是不满意的,他当时就公允指出:“许继慎这个同志是行的,指挥打仗有一套,带兵也有经验,就是英雄主义厉害点。”“会议的方向是有问题的。”   在红一军混编问题上,徐向前充分肯定许继慎的作用并予以支持:“许继慎同志一直主张部队早日混编,做过不少动员工作,我们也赞成。把三个师捏在一块,他有很大的功劳。”光山会议上,许继慎、徐向前等认为:“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实践证明,红军要担负起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艰巨斗争任务,将三支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部队,打乱原建制进行混编,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一是利于打破地方观念。三个师过去来自三个地区,基本上是按地区系统形成建制的,地域观念、山头主义较明显地存在着。……甚至相互瞧不起,闹矛盾,妨碍部队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二是便于形成三个拳头。三个师建立的时间有先有后,实战经验、战斗作风、武器装备都不一样。红一师成立早,底子厚,人多武器好,战斗力最强。相对说来,其他两个师就显得弱些。混编后把红一师的干部和武器多调些给二、三师,就能进一步加强这两个师,使全军力量相对平衡,形成三支有力的拳头,协同作战,打击敌人。同时,通过混编,各部队亦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最终,决定部队实行混编。   光山会议后,在许继慎、徐向前具体领导下,红一军着手混编部队:除干部交流外,红1师、红2师各抽五个连对调。部队混编后,全军共6000余人,许继慎担任军长,徐向前专任副军长,免兼红1师师长职务。对于这次混编,徐向前有赞有弹:“这次混编,在统一全军的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及打破地方宗派观念上,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问题,如对一师,拆得太厉害,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是不妥当的,也是军领导对一师不够信任的表现。”      四、许继慎由军长降为师长,“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毒手      1931年1月,在湖北麻城县福田河,红一军同来自鄂东南的红十五军胜利会合。根据党中央决定,两军正式合编为红四军,由鄂豫皖军事委员会(这年2月成立,主席曾中生)直接领导,全军共12000余人,旷继勋担任军长,徐向前担任军参谋长,下辖红10师(师长蔡申熙)、红11师(师长许继慎)。对于换下许继慎,徐向前非常不以为然,当时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改组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皆捷,发展很快。……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   这时,蒋介石抽调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平汉路南段空虚,红四军决定乘虚西出,部队迅速开至武胜关路东的三里城地区,首先派许继慎带领红11师攻打李家集车站。他在红四军首先采用“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部队冒雪夜袭,截住一列兵车,全歼车上敌新编12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继袭柳林车站,又歼敌一个营,溃敌两个团,这两次战斗,共毙俘敌2000多人。捷报传来,徐向前由衷感叹:虽然从军长降为师长,许继慎革命干劲不减,作战指挥越来越地道!   1931年4月,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抵达鄂豫皖。根据党中央决定,组成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中央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领导一切,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张国焘担任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改任副主席)。鄂豫皖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同时,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亦进行了调整,旷继勋继续担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改任军政治委员,下辖红10、红11、红12、红13师,许继慎改任红12师师长,徐向前改任红13师师长。   月间,鉴于根据地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向中央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根据地内残存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随后,红四军南下作战。这年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改组:原军长旷继勋到红13师当师长(他在5月间向党中央写:[作报告,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党中央的指责),徐向前调任军长。对于这个任命,许继慎非常高兴:向前能够担此重任!   红四军南下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派了一个姓钟的特务来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下书,搞反间计。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写的,表示欢迎许继慎带队伍去投蒋,定将受到优厚待遇,云云。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徐向前审讯了特务,迅即转送中央分局处理。8月20日,徐、曾在致党中央的报告中,曾述及此事:“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敌人的反间计,为张国焘残杀许继慎提供了借口!   应该说,张国焘一开始是想拉拢许继慎的。但是,“许继慎对张国焘的拉拢不予理睬。在张几次找他谈心时,他都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张在苏区推行的错误政策和打击苏区原来干部的宗派主义。”直到晚年,徐向前仍然记忆犹新,“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再这样讲。”   9月底,张国焘动手了!红四军开拔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许继慎被新上任的军政治委员陈昌浩逮捕了!“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
治委员。……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当时,徐向前真的是爱莫能助!   说许继慎是反革命,当时就难以令人信服,徐向前就不以为然:“如果仅仅为了这桩公案,就逮捕许继慎,有什么道理!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当时,倪志亮从上海开会回来,曾悄悄对徐向前说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徐向前不敢苟同,一直认为,“他是有些毛病,但不能说他就是反革命。……他很早就入了党,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四军一块工作,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在军队中,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生活上散漫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点。这算什么大问题呢?……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难以理解。”   1931年10月,年仅30岁的红军名将许继慎惨遭冤杀。“许继慎一案,是张国焘作文章的借口。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   1944年夏天,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尾声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许继慎冤案得以平反昭雪,许继慎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许继慎遇难后,徐向前则继续为中国革命南征北战,并成为开国元帅。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多方打听许继慎后代的下落,可惜毫无结果。令他惊喜的是,有一年许继慎的儿子竟然主动到北京看望他。徐向前当时身体不好,不便接见,就立即派秘书去见他,并给他送去路费、生活费。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许继慎的家乡没有承认许继慎为烈士,家属也没有享受烈属待遇。徐向前当即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写信,说明许继慎是“肃反”中被错杀的革命干部,要关照他的后代。万里接信后,妥善地做了安排。此后,安徽省政府在六安皖西烈士陵园专门开辟了占地400平方米的“许继慎将军陵园”,徐向前亲笔为墓碑题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同志之墓”。      参考文献:   ①《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4版。   ②《徐向前与陈昌浩》,《湖北文史》2008年第二辑。   ③《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④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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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张国焘在长征中的较量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是一部用崭新视角反映“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力作。该书作者王树增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说,就史实本身而言,《长征》中披露的那些对红军命运以及中国历史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电报,是普通读者很难看到的。他在事件、人物、历史流程以及细节方面经过了艰苦的考证、收集和鉴别,才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长达60万字的纪实作品
 在欢迎张国焘的酒会上,大家都有意回避着不同意见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届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    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    张国焘在抚边停留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毛泽东则忙着部署即将开始的松潘战役。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七月六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七月九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九号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十号这一天,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惟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    芦花会议只有一项内容:解决组织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想当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    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突然向中央发难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徐、陈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关于张国焘选择嘎曲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的借口,一直跟随朱德行军的康克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老总说:*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说:*我去!*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的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总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耳光。他说:*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如何对待张国焘,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至于&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徐向前和陈昌浩请求张国焘&飞示&,因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    〔发总指挥部〕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同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    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    九月八日二十时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他对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晚上十一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毛泽东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到达了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走。&    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李特再次转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九月十日深夜过后,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    林、聂、彭、李〔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六个小时。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
《长征》 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出版
毛泽东与张国焘
徐向前与叶剑英
()接着廖泽除向刘湘和郭勋祺电报日这天的战况,请求增援部队外,遨集团长、参谋长,商讨当晚和第二天的作战准备和部署,作出决定如下:(一)选派受伤的营长、连长的代理人员。(二)两个团的重机枪弹,迫击炮弹不够用,令彭山、成都留守处务必于次日拂晓前,车运黑竹关祌充。(三)两团阵地守备任务不变,重整兵力配备,将第九团柚两个连为旅预备队,第八团的步兵连归还建制。(四)今晚为防备红军夜袭,每团派出一连步兵,在阵地前活动,并注意加强工事,公路附近必须设置障碍。廖泽说:“参谋处正在向各方面联络。据邛崃总指挥部说,今晚可到达一部分增援部队,你们要坚持固守待援。”晚上时,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师)的联络人员,先到达黑竹关廖泽旅旅部,接着范绍增师的周绍轩旅陆续到达増援。廖泽旅官兵精神为之一振,对继续战斗増加了信心。于是将黑竹关南第八团阵地,交给周绍轩旅接替,第八团除以一个营为旅预备队外,其余部队接替公路以北第九团两个营的任务。第九团则集中力量,固守黑竹关碉堡及以北部分森林,与第八团衔接。旅指挥所改设在公路北面农民家屋。曰拂晓,红军攻击部队増加兵力在阵地前全面展开,在黑竹关北面也派队向翼侧延伸,想以田埂作掩护,采取翼侧包围态势。因廖泽第八团增加了两个营在右翼,才阻止了红军的包围。红军在公路两侧攻击碉堡的部队,逐段利用土堆及小高地,以火力掩护冲锋部队前进,节节进逼。上午10时许,在距离约⑶〇公尺处的红军部队,一齐向碉堡冲锋。在阵地前面10—4〇公尺地区,遍地是红军,势如潮涌,杀声震天。虽在廖旅官兵以各种炮火及机步枪火力射击下,红军伤亡很重,但红军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仍无比旺盛,直冲到碉堡跗近的障碍下面,才稍事停顿。廖泽旅由于增加了援军,补充了弹药,又有上级严令要死守黑竹关,凡畏缩不前者,就地正法时指示,官兵不能不拼命抵抗,死守碉堡。冲到障碍物下的红军,因苦攻不克,死伤过半,及时抢救重伤人员向后引退。廖泽旅预备队乘机出击,勉强扫清了近距离的红军,未敢深追。黑竹关南面的范绍增师周绍轩旅守军阵地,在18日上午8时至9时,同样炮声隆隆,战斗甚力激烈,尤其最南侧阵地,多次出现红军和我军反复肉搏,争夺制高点的情况,因廖泽旅预备队及时增加反扑,才稳住了阵地,形成相持态势。最后廖泽旅部通知看到公路两惻的红军,在掩护下后撤到发起攻击的地区,还有等待时机再一次攻击的姿态。当天下午廖泽旅用迫击炮轰击集结在阵地较近的红军,同时蒋介石派来飞机在上空盘旋几次,又飞向名山、雅安方向,然后折回邛崃,在飞机临空时,红军集结的部队都隐蔽起来。夜晚天空乌云密布,又有二三级寒风。廖泽旅部预警今晚正是红军袭击的好机会,各团阵地前方,要加强部队活动,阻击红军秘密接近八团九团主阵地。廖泽旅旅部队因这么多日起,即连续打仗、行军、构筑工事,夜以继日,极为疲劳。士兵们坐着就打瞌睡甚至熟睡,连吃饭也喊不起,军官非常着急。于是,从团营抽调非战斗人员,组织巡逻组,巡视各阵地的守备情况。并由预备队抽出精干的军官、上士带部队到阵地前面,严守各主要道路及开阔地,防备红军夜袭。当天半夜,果有红军沿公路两侧的林地及田埂土堆,向川军阵地夜摸前进。川军部一面开枪阻击,一面逐次掩护撤退。红军也逐段前进到两百公尺距离即行停止,相持约三小时后撤走。红军的多次夜袭,使廖泽旅的官兵增加了疲劳,消耗了不少弹药,战斗力也为之削弱。19日8时,红军又在整个阵地发起攻击,判断不出攻击重点所在。就其猛烈的情况看,似乎要先攻占两侧的阵地,包围黑竹关。大约9点钟左右,红军又从后方派来数百名的部队,从公路南侧直指周绍轩、廖泽两旅的衔接部,企图夺取黑竹关南面髙地。同时,他们又从公路正面,以小部队攻击前进,吸引碉堡附近的我部火力,意在使其主攻方面,减少伤亡,以—举成功。由于红军骤然出现不同于于前两天的攻击方法,使廖泽感到吃惊,周绍轩旅预备队,已移到最南面,缓不济急。廖泽立即令本旅预备队一个营增增援上去,协助九团巩固高地的守备。当预备队赶到时,红军已接近山顶,实行白刃战,形势非常紧张。廖泽又令手枪队及第九团的一个连增加上去,并令重机枪及迫击炮用火力支援,激烈的战斗继续约一小时,双方伤亡均重。最后周绍轩旅的预备队赶到,红军攻击部队伤亡很大,红军才被迫后撤。正在这时,蒋介石国民党飞机又从邛崃方向飞来,发现地面部认正在激烈战斗,尘土飞扬,又看到川军对空联络符号,遂在空中盘旋侦查,并投弹三枚。廖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令预备队乘胜追击,深入到战斗地区以外才停止。飞机于名山黑竹关之间,往返侦查骚扰虚张声势很久,使红军大部队不能不分散隐蔽蔽,同时,经过三天的战斗,红军伤亡极大,弹药消耗殆尽,对黑竹关碉堡阵地,始终没有玟下,不能不变更计划,始于20日向名山方向公路北面山地撤走。廖泽旅在黑竹关战我中,共被打死萧、张两营长,手枪队队长唐伯森等少校级军官3人;死伤的连长、排长人,士兵800余人。至11月20日红军撤走后,该旅奉命调赴邛崃夹门关附近休整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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