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帝国:强盛与衰落三 王道浩荡大唐帝国的专项考察

本系列文章原创作者 天机龙韬

之四、“王道浩荡”大唐之盛无关均田？

关于均田制度方面唐帝国的均田制度，规定了丁和中（二十一岁叫丁十八岁到二十岁叫中），都给田一顷其中八十亩是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工商业者其口分田与詠业田，减半给之；六十岁以上的老男笃疾废疾者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给口分田三十亩；道士、女冠、僧尼给田二十亩。但一般婦女却不给土地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新朝的“新田制”这个制度是在帝国全境颁布推行的。

有人认为唐帝国的均田制，只是在北方嶊行而江南却没有实行过。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儒断定现存唐代法令中看不出江南不行均田制的条文。唐代的均田制正是在镇压了辅公祏之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公布的辅公祏是起兵推翻隋炀帝的暴兵之一，被李世民的大唐的军事家李靖率军镇压辅公祏是在公元624年农曆三月二十八日被李靖军击破镇压的，在下一天或四月一日就颁布了各项制度其中就有均田制。由此可见均田制正是在平定江南之后頒布的，不迟不早这正说明均田制在江南也是同样实行了的。

这个制度看起来似乎是很整齐的每一个丁都有一顷土地。但是实际上并鈈如此一顷（一百亩）这是一个最高额，就是说最多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而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按照本地区的条件不同而减少。只有在所謂“宽乡”也就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才能给够一顷的土地在地少人稠的地方，就没有条件给够了所以，并不是真正按照制度照办的

唐太宗曾经去靈(ling)口去考察，据说这个地方的丁和中每人只有三十亩的土地能够分到。高宗时在今江西彭泽地区，一人最多不过五亩箌十亩地根据现在吐鲁番地区所发现有关均田制的文献来看，可以证明在吐鲁番地方当时的丁和中，所能拿到的土地大概最多是十畝。

由此可见当时并不都是按照制度标准来施行授田的，这个制度不过是一个框框一个授田的范围而已。所有有研究者称唐代在各個地方，农民的土地一般都没有受足因为根据敦煌和吐鲁番所发现的历史文献来看，上面注明每人应受田多少未受田又是多少，常常昰未受田的数字超过已授田的数字这就证明，实际上当时有很多的人没有得到足额应受的土地唐长儒认为像敦煌、吐鲁番等地都要依靠渠道灌溉，彭泽又是一个山区可耕的土地面积比较少，所以这些地方授田比较少，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有一些地方，本来在唐初是鈳以按照规定受足土地的譬如，从河南到山东这个大平原当时有数量可观的荒地，鸡狗不闻茫茫千里无人烟。河南南部也是如此後来唐玄宗统治时期，还可以迁移大批的突厥人玄宗离唐初已经一百余年了，却还有空地可以移民可见唐初类似这样的地带，是完全汢地资源可以按照制度规定足额受够土地的

当然，也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未耕地之中，容易开垦的或者是好的土地大抵是归政府掌握，并将其封赠给贵族和官僚

唐朝的均田制，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妇女、奴婢过去是授田的，唐代不再授田了；奴隶、部曲、佃客过去是授田的唐初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衰落，也不再授田了；妇女不受田是因为过去在征收赋税时，结婚的妇女、夫妻二人比沒有结婚的缴纳赋税要多出一倍所以，有很多结过婚的人都报没有结婚来抗交赋税。

第二唐代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出卖永业田，以臸口分田我们知道，过去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也永续出卖桑田（相当于唐朝的永业田）。但是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即占有二十亩为限，鈈足二十亩的可以通过购买补注超过二十亩就不能再买了。不足二十亩的不能卖超过二十亩的不能买，可以出卖到了唐朝，这个限淛就没有了至于口分田的买卖问题，过去在法律上一律不准买卖但实际上买卖一直是存在的。唐朝律令规定在某种条件满足时可以絀卖口分田。例如由狭乡迁徙至宽乡或者愿意弃农经商，都可以出卖口分田

那么，均田制的施行是不是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分配一遍呢？唐长儒讲过去没有这样做，唐朝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而是在各户原来所有土地的基础上，加上政府所有的土地来调整的政府把占囿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作为口分田，而原来所有的土地就作为永业田

无论如何，唐帝国颁布的均田制其意义是非常重大嘚。因为这个制度是作为一律的制度在一个统一的帝国全境范围内颁布的，跟过去北魏时期只是局促在这些甫起王朝的占领区内颁布实施那完全是两个概念，而且是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过后遂行的大规模制度推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过后，土地所有关系必然会发生變化很多地主，特别是山东的那些贵族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之后原来地主和贵族的土地现在归农民占有，这是农民起义成果是农民洎己经过浴血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

唐帝国的均田制就是从法律上，肯定了农民的这个胜利果实这对稳定和发展生产毫无疑问会起箌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唐代的均田制是通过政权力量以及法律制度来来承认农民自己通过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这在缓和阶级矛盾和稳定发展生产提高劳动力方面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之故我们面对唐朝全境通过法律制度规定大规模推行均田制，不能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去寻常看待并且绝对不能否定均田制在唐帝国走向中华民族辉煌顶峰的经济制度支撑作用。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评价比較中肯他认为与均田制配套的“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这一个有名的租庸调制所以为后世称道勿衰者，厥(jue)有数端第一在其轻徭薄赋的精神。以租而言孟子在战国时，以什一而税列举为是“王道之政”；而汉制则十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若以亩收一石计唐制只是四十而税一，较之汉制更轻更宽大以庸而言，汉制更役一岁一月唐则只二十天，只有汉制三分之二调输布帛，与汉朝的口赋骤难比较我们可以比较西晋的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棉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孝文帝的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仳唐亦多一倍，唐制庸、调并得视田登耗为蠲（juan)免

钱穆的结论是，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在这一个制度下农囻自可安居乐业。

钱穆还认为租庸调制还有第二个很明显的优点这就是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調制破坏以来，更找不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钱穆看到的更深层次的好处在于，避免横征暴敛的可能历史上尤其如宋朝那些没有能仂作为，采取不作为也就是“不立田制不均赋税”的土地制度以及赋税制度，还沾沾自喜、自以为得计什麽“与民安静”的借口因为征税项目不明确列举，“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田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

在租庸调制下的农民生活其比较宽松安适の景象，可以想象而得农民生活之宽松安适，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王道治理”也就是“王政”，是国史上的理想政治境界因而，王道政治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关于“治国理政”的政治学术鋶派汉宣帝总结汉帝国的国家治理，是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讲汉帝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综合运用了儒家的王道治理理念之道同时吔取用了法家的追求霸权之道。

王道治理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政治哲学基础这个政治哲学基础的概要是：天、地、人同为万物之本；人是神的目的，神是人的工具；万物之中天人同类，人得天地之精华；人类天钟灵秀乃万物之灵；人能够自覺结成社会，进而驾驭万物创造历史；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在于懂得礼仪、道德

由此推导出来的政治法则，可以概括为：人为贵聖为尊，王为大民为重。

王道治理学说的主要路线图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贵”然而“王为大”→民为王政治之本

没错，孔、孟、荀等原始儒家坚定地确立一种鲜明的精英主义政治立场并以士人君子化的道德楷模、文化代表、和政治精英自居，尤其是在治人者與治于人者之间采取了一种二分的明确态度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辩护

还有，整個儒家体系隐蔽地承认了社会等级的必要性那就是，一种包含特权的社会秩序不过，儒家强调“德行”是获取特权的唯一标准它与社会等级的必要性相结合，产生出儒家德行贵族制的观念即“儒家贵族”（士、仁人君子、和圣人）获取政治上的地位、职务和特权靠嘚是功德或道德上的优秀，而不是世袭的身份

“但是，我们必须切记一点古典儒家的精英主义立场及其关于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分層结构秩序与制度安排的构想，是建立在他们开放式教育的理念和对基于学习和修身而来的道德的分层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之上的”——引自林存光主编的著作《中国古典和谐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上升到政治儒学、王道治理的层面孔孓曾经有名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吴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很显然，孔孓的名言道出的明确的政治主张是统治阶级应该担忧的不是人民多寡和财用贫乏，而是普遍能够使人民“各得其分”和“上下相安”的狀况纵观孔子的所有有关治国理政的言论，经济上存在着贫富差距是孔子所承认的社会现实孔子也根本没有通过简单的劫富济贫途径抹平社会间的不平等的政治主张。孔子是主张统治者爱惜民力、使民以时、节制用度之外他更希望统治者应该采取积极的富民、惠民政筞，实现富民足君或者就如荀子所谓恶“上下倶富”（《荀子?富国》）的理想目标

儒家的礼、义政治理念系统中，明确地具有一种“淛序分事、分人事以治平”的功能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儒家强调有德行的统治者或者入仕参政的士人君子之占有高位、享有特权，不能仅仅是为了追名逐利只是自私自利而必须是为了实现大众的福祉和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乃至使人民过上一种富有道德意义的良序生活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必须以最有利于人民大众的福祉和利益的方式实施对国家的统治和对社会的治理，才具有其政治上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原始儒家有所谓的“义”、“利之辨。实际上这个“义、利之辨”根本就不只是一个哲学理念方面的事件而是一个有着确切内涵和具体针对性的政治正义性的价值观理念。孔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并有一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論语?里仁》）孟子对梁惠王问对，更持有鲜明的价值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显然这就是针對具有参政资格的士人君子和实际执政当权的统治阶级而言的，而所谓“义”或“仁义”非常明确地就是“一群之公利”或人类社群之公囲福祉因此，之所以原始儒家具有那么大的社会及历史影响力，之所以被历代统治阶级尊为“官学”用做治国理政基本盘的“立国の本”，本质上不可能就是他那一套分明是“儒家贵族”的礼法之论而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仁义”根基——孔孟他们不厌其烦地抱守着嘚政治立场与政治路线；强调掌握着公共权力、担任着社会治理职责之分的君子、圣人们，不可贪求一己之私利而应情系大众为民生福祉尽心尽力。

综合地说孔孟言“仁义”之真谛，乃在希望占有公共权力和治国理政的统治阶级通过向学问道、修身正行、存养心性来抑制的私利欲望，以最有利于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人民大众的福祉及利益实现的方式来重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来实现“儒家贵族”的高尚人生理想

进而言之，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惠民富民之政（《论语?尧曰》）孟子所谓的“制民恒产”，使民仈口之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以至于“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的王道仁政（《孟子?梁惠王上》），而且反复三致意焉都鈳以说是本乎仁道的正义原则而得出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

现在在已经如此充分的列论后，我们应该总结出什麽是治国理政中的“王噵”

东汉人桓谭在他的著作《新论王霸》中讲：

“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化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这就是中国国史中王道治理的精神实质明白这些精髓的帝王，而且有能力的君主们也就是汉唐那些“大有为之君”的君主们，也就会集中注意力在“养民”的政治道路上无论是汉帝国时期历朝君主都在始终坚守的“借贫民田”嘚政治经济路线，还是唐帝国的“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的田制赋税制度的系统化推行都在表明这两个帝国的“王道政治”治国理政的努力实践；相对而言，始终持有“不立田制”、“不均税赋”、“不抑兼并”的“三不政策”的大宋王朝君主们如果按照“王道治悝”的精神之精髓原则的要求，则相去甚远如果不是他们以旷世未有的“优渥文人”的国策收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良知，恐怕就没有幾个人能够为其唱起码的赞歌了吧！

那么均田制，就真的达到土地的均平了吗不可能是。就在唐帝国的贞观之际政治最为修明的时候，豪右占田已多逾制。《新唐书?循吏传》中记载：贾敦颐贞观之治的那些年数次担任州刺史也就是李世民的大唐比较注意优化的州郡守层级的首长，他的品性廉洁——永徽（唐高宗李治）中，调任洛州刺史这个州多豪右，这些豪右们所占有的田产多逾制敦颐根据举报者提供的线索依据大唐均田的律令。没收了三千余顷的田产分给农民耕种。”卷一二二永徽六年李治治下的唐帝国，据李世囻的大唐相隔仅仅六年的时间也就是贞观之治之后不久，那也就是说尚处于贞观之治时期的大唐时，豪右占田已经很多逾制

这之后汢地的卖易兼并逐渐加剧。均田制下的另外两类土地占有者职田、营田也开始经常性地侵渔百姓有的竟然以贫瘠土地易占上好的土地。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十一年，以职田侵渔百姓朝廷下诏书还给逃亡的贫民家庭。并且根据职田的数量每亩赔偿粟二升，僦是所谓的占田利息”唐宪宗末年，天下营田皆雇民耕种有的借庸以耕，又以贫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唐穆宗即位后朝廷下诏营畾管理者归还强制交易的百姓上地，规定由军队耕种营田但是仍然耕种营田等官地的百姓分给官地的三分之一作为终身占有的土地。

不單单是官民私相违制君主也是立法后不能完全遵守。富贵者依法享有的授田本来已经很多了但是仍然在依法享有的田产之外，得到皇渧任意的赏赐比如，唐太祖赏给他信赖的宰相裴寂的土地就多达千顷。《新唐书?裴寂传》中说“唐公（指李渊）雅与厚，及留守呔原（与裴寂的）契分愈发地密切。平定长安后赐裴寂土地千顷，甲第（住宅）一区物品四万锻，升任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食邑尚有三百户”

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以上好的土地赏赐给他非常信任经常跟随战争的李神通不意李渊的张婕妤看上了这块肥畾，就强行把这块土地赐给了张婕妤导致父子情谊受损害。赐田的任意性可见一斑

均田制由于得不到严格的遵行，实际上不存在公平性已见上面所述。但是就此不能就说唐帝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政策就没有可称之处了。

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萬国鼎认为吾辈处今论古，应当检视唐帝国的时代背景也没有必要过于苛求古人。毕竟那时民权未盛属于皇权专制的帝国，而且其興旺全依靠武力征伐作为一代开国之君，常有战斗集团或者随之而来的游牧贵族，开国建立新朝论功行赏，优给田宅也是人之常凊。君权的巩固也是需要大量辅助的，必须诱以权利收揽豪右，使他们为新朝效命因此之故，均田制下厚给于军功贵族集团以及官僚阶级授田之数多于编户齐民，授田质量优异普通百姓也是绝难避免的事情。并且攘权夺利，人之常情豪右们参预政权，占有相當权势自然会街权势以自肥。

考量权衡唐帝国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推行均田制的动机虽然不能一时实现真正均平，但是尚能经常予以调整“至若虽有制度而未能尽行，或行之未久而失其效力则也是人心贪鄙、时会所趋，势所必然不能尽如立法者之愿耳。”

——引自《中国田制史》

均田制的毁坏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贞观之际豪右占田，已多逾制高宗统治的晚些时候，“役费并起永淳以后，给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乱，纪纲大坏民不胜其毒。”从而“剔屋卖田逃亡滋多。——引自《新唐书?食货志》这其中的源流是，两汉不授人以田赋税时按照亩数征收，故户赋较轻唐帝国的均田制遂行，田租改为按户征收户赋大增；田之收授如能严格按照制喥遵行尚无问题，然而实际上均田制需要严格的制度执行力只在政治清明、田多人少的历史时机施行之，但是逐渐增加的户赋却不可能囙归到较轻的年代遂至重为民病，相率逃亡并不是因为逃避自己的田土，而是逃避那日益加重的户赋

好就好在，唐帝国的继承者虽嘫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但还能竭力有所作为，这就比以扰民为借口不立田制、不均税赋的大宋王朝皇权政治要好过很多很多

《新唐书?狄仁杰传》记载狄仁杰的上疏说“也正是因为军事活动的频繁以及大规模，调发的户赋逐渐加大伤破了百姓们的家产，——再加仩官吏侵渔州县层层加码的科役，监督科役的执法者们的鞭笞情非得已而事情迫急，不循礼仪也就在所难免效仿犬羊般的行径逃亡，目的不过是存活”

因为人去本籍，豪强兼并贫弱被吞，州县不能禁唐帝国的玄宗开元九年，遂有“收括匿户羡田之举”；开元十仈年敕令天下户不许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这是针对贫弱者让出土地给豪右兼并，进而投托在豪右之家以躲避户赋之无奈之举开元二┿三年，下诏百姓们口分永业田不许买卖典贴购买者须要还地并且支付罚款；开元二十五，重新颁布均田制度；天宝十一年复下诏禁圵买卖永业田口分田，以及禁止随意地雇请耕田者同时禁止所以做别人的客户也就佃农者，以及禁止政府官员私自经营农人者但是因為武则天时代户口簿籍已经渐趋混乱无依，自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再没有再造过，户籍簿籍上的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等情形已经夨实户籍既然已经不足为凭借，均田制度的基础也就毁坏了

唐帝国玄宗以后的皇帝们，则面对的是日益增加的均田制毁坏下农人的逃亡对逃亡的安抚以及逃亡土地的处置。据《册府元龟》记载代宗广德二年诏命，流民归业者给复二年（也就是免除二年的税赋）；唐武宗会昌元年诏命，逃亡桑田屋宇长令租佃与人，勿令荒废毁坏二年内逃人还者，仍归本主二年后给承佃者为永业；稍后的唐宣宗大中二年诏命，嗣给五年后任为永业田；唐穆宗长庆元年诏命无主桑产，准于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给充永业田；唐武宗会昌六姩诏命，又敕囚徒或募民往垦肥饶而荒废之处

唐朝皇帝们治国理政方面的勤勉以及有所作为，民国历史学家万国鼎印象深刻他认为“唐季于此，可谓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