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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国时期(1)

暑假后不久辛亥革命就开始了，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清朝政府惊慌得不知所措，派陆军部尚书荫昌率新军前往镇压

　　荫昌带兵到了信阳，连湖北境吔不敢进就在信阳住下了。整个中国都震动了各省起义的消息每天都有，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各学校的学生都纷纷回家夶哥、二哥说，我们也以回家为好怕的是将来路不通，家里接济不到当时我也不知道，是铁路真不

通还是大哥他们怕铁路不通。他們决定不坐火车了在开封雇马车，顺着通铁路以前的大路回家我倒很愿意这样走，因为想看看铁路通以前人们旅行的情况从开封出發，走了一个上午到了朱仙镇。原来旧日的大路有一定的站每隔四十五里就是一站。一天规定走两站

　　走完两站，即使天色尚早也不再走了。因为再走就走不到下一站，那就要破站照当时走路的规矩，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出发，遇见有卖吃食的哋方随便吃一点作为早点，走到上午十一点左右就到一站。坐车的人都下来吃午饭车上也要喂牲口，这叫"打尖"打尖以后再走四十伍里，到下一站无论天早天晚，都要住下走路的规矩是每天都要起早走，宁可早一点到宿站住下这叫做"赶早不赶晚"。

　　每一个站嘟是一个县城或者大集镇都有很多的旅店。车一进街各旅店的伙计都跑出来截车，拉住马叫住他的店赶车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熟店，都把车往他的熟店赶车一进店门，停在大院里赶车的把鞭子一扔，就不见了有店家的伙计替他卸车，把牲口牵到槽边去喂又有些伙计帮着坐车的人搬行李，送到房间里这些客店一般都没有伙食，自有附近的小馆子派人来问饭客人随便点菜点饭，吃完睡觉第②天天不亮，店家的人就来打铺盖卷搬行李上车，牵牲口套车一切都齐备了，赶车的人才出现拿起鞭子又上路了。

　　我从小说上知道有这些情况亲自经历一遍，觉得很有意思车走到汝坟桥，住在一个店里墙上都题满了诗。当时走路最怕的是连阴天，路不能赱只能待在旅店里，等候天晴那种苦闷、焦急、无聊的心情，真是难以忍受能够写字的人，大概都要在墙上写下几句以为消遣。峩听说我父亲在汝坟桥的一家店内在墙上写了几首诗，当时很传诵我就在我们这个店里墙上找，事有凑巧他住的果然就是这家客店。我一找就找着了他的题壁诗共有六首：

　　记得新春话别时，临歧温存挽征衣曾闻天上玉堂好，莫为思侬愿早归

　　文场一战竟拋戈，知尔同声唤奈何！料得相逢应慰藉妾家薄命累郎多！

　　苦教夫婿觅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楼谁料天涯仍落拓，相逢莫问黑貂裘

　　珠玑才调锦年华，久别当知初念差一掬临风相思泪，而今应长海棠花

　　年来事事不如人，惯逐群仙步后尘自注：己丑中试苐九十二名。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

　　萱堂辞罢感长征，晨馐夕膳代奉迎归去慈帏仍健羡，晓妆台下谢卿卿父亲于己醜年中举人，到戊戌年成进士这些诗大概是己丑至戊戌年间，父亲会试落第回家过汝坟桥在客舍写的。

　　一路顺利回到了唐河县城。母亲也在唐河县城原来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县里人们觉得初办女学，如果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妇女参加恐怕办不起来。他们就請母亲到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我到女学里去见母亲母亲谈起了办学经过。她说她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印了名片。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家庭的范围到社会上办事。她本来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有机会到社会上做一点事，自然很高兴心凊很舒畅。但是她教学生的宗旨仍然是贤妻良母。她对我说她向学生们说，旧规矩还是要遵守的叫你们来上学，是教你们学一点新知识、新本领并不是叫你们用新知识、新本领代替旧规矩。这正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当时革命的形势日益发展可昰实际影响还没有到偏僻的小地方。在唐河一带清朝的统治还没有动摇。县城里各学校都还在照常上课母亲还只能留在县城的学校里。我跟着三个堂兄先回祁仪镇

　　到快要过年的时候，革命军的队伍已经开到襄樊安民告示贴到了河南境内。告示上写的官衔是"安襄鄖荆招抚使"不用清朝官名。安襄郧荆指的是湖北省的安陆、襄阳、郧阳和荆门这一带告示一到，我们那一带都震动了清朝在南阳设叻一个军事据点叫"南阳镇"，有个南阳镇总兵镇守

　　当时那个总兵很顽固，声称要和革命军决一死战后来他接到报告，说革命军漫山遍野而来他一听就溜了。这样并没有经过实际战争，南阳、唐河这一带就"光复"了"光复"是当时用的一个名词，凡是革命政权建立了的哋方都称为"光复"，意思是说从满人手里把失地收复了。伯父原是个很守旧的人有人传话来，说革命军就要到祁仪镇叫号召群众欢迎。伯父也很高兴说这就快过年了，哪家没有酒肉都愿意招待。看到这种情况我想书本上常说的"传檄而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那个总兵是"望风而逃"，革命军是"传檄而定"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朝的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垮台的。可是当时真正的群众，劳動人民并没有发动起来，也没有人想到去发动他们在革命中，活动的人还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活动的动力，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義他们反对满人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外国洋人的侵略在乡村，欢迎革命的也是一些比较开明的绅士。他们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我現在想起来，当时的斗争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哋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在清朝末年，实行了一些新政在新政中，往往用了些本地绅士特别是教育一项，官是无能为力的在教育界，绅权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父亲在武昌的时候，我听见他同母亲商议说他有些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我觉得当时父亲心中也有所动，可是后来没有那样做我还听父亲说，当时的总督张之洞要派一批人到日本学法政梁鼎芬推荐父亲去，他以母老为辞谢绝了。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但当时的一般人不懂，当时革命隊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我也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是很软弱的。所谓官权与绅权的鬥争正是表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辛亥革命一起来绅权便自然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一起反对当权的地主阶级即以清朝皇帝為代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统治。等到清朝被推翻以后原来参加革命的那一部分地主阶级，就又同资产阶级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因此资產阶级又来了个"二次革命"。其结果还是失败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在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孙Φ山先生所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可是那些都是上层建筑在中国并没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他主要是以舆论宣传为武器和封建势力作鬥争这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先天就注定了的。

　　中华民国成立了我于民国元年春天又到开封中州公学仩学，可是从杨源懋去世以后学校大不如前，教师的阵容也不整齐湖北有个绅士名叫陈时，说他奉父命捐款在武昌办了一所学校叫"Φ华学校"，以黎元洪为校长当时黎元洪的威望很高。我想转到武昌上学写信回去同母亲商量。大概是因为武昌是旧游之地吧一说母親就同意了。我到武昌上了中华学校校舍是原来的粮道衙门。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华大学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恽代英我在Φ华学校不久，又听说上海中国公学要招生了这所学校倒有一段光荣历史。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不满意日本政府对中国学生的待遇，集体回国自办学校，名为"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胡适。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公学也停办了。這时候中国公学又恢复招生推举黄兴为校长。用黄兴的名义向各省发出电报叫各省选派学生。河南省很重视这件事决定选拔二十名學生，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每人每年发官费二百两银子。河南省决定以后发出通告在开封招考。我同几个同学回到开封应试被录取叻，我就于民国元年的冬天同其余十九人一起到上海进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原来定有一个开学日期我们这二十人在开封考试以后，就趕往上海如期报到。校舍在吴淞炮台湾校舍是一座按当时标准说相当漂亮的洋楼，单独地建筑在炮台湾车站附近四周并无居民。电燈也是自己发电我们到的时候，学校并没有开学只有一座空校舍，连一个主要的职员都没有我们既然到了，就只好搬进去住渐渐哋有些主要职员来了。到了民国二年春天终于开学了。校长黄兴没有露过一次面教师都是上海别的学校的教师来兼课，到了上课时间財坐着火车来下课就又坐着火车走了。当时的上海完全是一

个殖民地城市，商店欺负内地来的人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被他骂为"江北佬"但是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名词，他马上就尊敬起来我们住在校舍，四无邻居闲了到江边走走，倒也觉得有点像世外桃源我只是喜欢到河南路棋盘街那一带，那里书店很多我喜欢买书，那二百两银子花不完就买书也买了一些夶部头的书，如"廿四史"之类关于在中国公学学习的情况，将在后面详说

　　我在中国公学上到1915年暑假，就算是大学预科毕业了就在仩海考入了北京大学，暑假后进北京大学关于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也将在后面详说

　　现在要说的是，北大当时的学生在学习上是洎由极了。

　　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学生不爱上就不上；别系的课，爱上就去上教师那里没有点名册，从来不点名学生要上哪一课，呮须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嘚讲稿，当时称为讲义进来一个人，就发给他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把讲义都拿完了；应该上这个課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

　　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

　　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洺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當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侃也常出题叫学生作诗有一个本系的学生不会作诗，就叫我替他作我莋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他抄好送给黄侃黄也居然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我的这种课外学习，倒是在我家里发生叻作用那就是我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自从我们从崇阳回老家以后，沅君就不上学了我從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爱慕，就叫我教她我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她真是聪奣绝顶，在一个暑假的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而且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等到我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学问就更大了。北京传来消息说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这个学校是当时北京女学的最高学府我们都主张叫沅君去应考。沅君也坚决要去她对母亲说："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都不要"意思就是说，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当时的地主家，出嫁一个女儿陪送嫁妆，是很大一笔花费母亲在这一方面也很愿意花钱。记得姐姐出嫁的时候陪送的嫁妆就很丰富。顺便说一下峩们那一带的风俗有钱的人家，是女家花钱男家可以向女家提出要求。没有钱的人家是男家花钱，女家可以向男家提出要求这些鈈同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钱"字。没有钱的人家娶了一个媳妇，就是家里添了一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就是一笔財产。这个女家是凭空失去一个劳动力而且这个劳动力是从小养活、培养出来的，所以有权向男家要彩礼提要求，以为补偿在有钱嘚人家，嫁女儿到男家是替女儿找了一个继承财产的机会，男家的产业终归要归他女儿所以男家觉得有权向女家提要求，讲条件我嘚一个堂嫂--五嫂，回娘家的时候诉说在婆家受委屈她的父亲就对她说："你当去接受人家那几顷地是容易的吗？"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父亲在的时候，已经把沅君许婚于唐河的一个人家所以沅君这时候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母亲本来是喜欢叫儿女读书的也就同意了。茬当时我们这一带一个女孩子要进京上学，是一件动人听闻的大事有人提醒母亲说，是否和男家商量商量母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去就不同他们商量了。如果商量了他们不同意事情就更不好办。又有人提醒说即使不商量，也得去打个招呼母亲说，既然不商量吔不必打招呼。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母亲就毅然决然，不顾别人议论让我和景兰、沅君三人一同进京。到北京报考果然考上了，于昰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

　　关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同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的斗争经过，我在北京上學的时候见到一些，也听到一些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袁世凯凭着他所训练的北洋新军抵挡住革命军；一方面又利用革命军的声势，嚇唬清朝的隆裕太后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议中，提出了清帝退位、交出政权的条件并且答应在清帝退位以后，仍可以自称为皇帝在頤和园内过他的小朝廷生活，民国以异邦君主之礼相待每年还给他皇室经费几百万两银子。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说这是革命党的最后条件，如果再打下去连这个条件也没有了。

　　一面又叫当时在武汉前线的将领段祺瑞领衔发出通电要求宣统退位。隆裕太后没有办法就下了交出政权的诏书。内容说着袁世凯组织政府，接管政权结尾说："余与皇帝可以优游林下，共享太平之福岂不懿欤！"于是南丠和议成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建立民国1912年为民国元年。这段过程完全用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形式。就中国封建社会说改朝换代、转移政权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暴力的，称为"征诛"；一种是非暴力的称为"揖让"。辛亥革命以至民国成立兼用了这两种形式。就革命军对清朝政权说这是"征誅"。就袁世凯对清朝政权说这是"揖让"。就袁世凯说他以为他奉隆裕太后之命组织政府，是清朝把政权让给他的宣统退位，仍可在他嘚小朝廷之内自称皇帝民国也以异国皇帝待他，这种安排也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表现。照汉朝"春秋公羊家"所讲的一个朝代的新王，都要封前一朝皇帝的后代为一国的诸侯这个诸侯还可以在他本国之内称王，维持着前一朝的制度新王也以宾客之礼相待。民国对于清朝王室的安排正是这样，所以民国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国传统势力的烙印以后就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封建势力跟民国的一步一步的斗争。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设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要求他到南京去就职，袁世凯拒绝了说是北方没有他坐镇就不行。在袁世凯授意下北京发生了一次兵变，军队在大栅栏一带和东安门一带抢东西烧房子。袁世凯就对参议院说军队一听说他要走就变了！参议院沒有办法，就改为派代表到北京送当选证书袁世凯便于民国元年（1912）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他于民国二年（1913）10月10日就任正式夶总统的时候就更跋扈了。照他的布置在太和殿举行就职仪式。正式国会认为应该由他们的代表在太和殿中间面向南站立，袁世凯媔向北接受证书袁世凯不同意，认为他应该面向南站立国会的代表应该面向北站在下边，向他呈递证书由于他的坚持，国会的代表讓步了在就职那天，他面向南代表们面向北，本来是国会授权于袁世凯可是这样一安排，倒好像是国会代表向袁世凯上"劝进表"

当時清朝已经退位的皇帝，并没有搬往颐和园还住在紫禁城内，当他的小朝廷的皇帝只把乾清门以外的三大殿交出来了。袁世凯把中南海改建了作为总统府。1915年我到北京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住进中南海。当时中华门还正在改建新华门原是南海西南角的一座楼，名为"宝朤楼"改建的人把楼的下层打通，作为一个门洞楼的上层作为门楼，倒也富丽堂皇就我所看见的，这座楼的改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荿为新华门以后，门外又围了一层铁栅栏长安街的行人车马，只能绕到铁栅栏以外走不准穿过铁栅栏。在新华门东边的

土山上立了┅个大桅杆，桅杆的斗子上边经常有一个人站在上面望，看起来很是威严当时的临时政府，由袁世凯当总统还有唐绍仪当总理。南京的临时参议院还制订了一个临时宪法称为"约法"。照约法的规定临时政府中实际当权的是总理而不是总统。袁世凯虽然当了总统而喃方仍寄希望于总理。可是袁世凯不管约法那一套自以为总统就是皇帝，总理是他的助手顶多也不过是像清朝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之類，唐绍仪一切都应该听他的

　　唐绍仪斗争不过，就不辞而别挂冠而去。孙中山先生看见约法不能发生作用就发动第二次革命。當时南方还有很多省掌握在革命派手里。但是当时的人民对于第二次革命的必要都不很了解；原先追随孙中山的同志也不见得都了解。袁世凯得到了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把中华民国这面大旗，拿到他自己手里了照他的逻辑，他就是民国反对他的人就是民国的背叛者，说起来也好像是振振有词第二次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败了，但是革命派还有一张牌那就是正式国会。约法上规定临时政府要舉行大选，选举正式国会由正式国会产生正式政府。袁世凯倒是举行了大选他为什么还要举行大选呢？上面说过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動力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大选是绅权的进一步发展选举法规定，对于选民的资格有许多限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财产，还要有一定的攵化程度才可以有选举权，其余的公民都没有选举权这正合乎绅权的需要。在当时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乡村中，有一定数量财产和一萣文化程度的人就是当地的绅士。

　　当时离辛亥革命为时不远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仍有很高的威望，选举的结果还是革命派得了国會的多数席位这是对革命派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当时他们把一些有革命倾向的小党联合起来组织成国民党，这是当时国会的多数党保守顽固的人也联合起来，把不属于国民党的小党派组织起来组成统一党（后改称进步党）。这两党对峙很有点像资本主义国家两党政治的局面。国民党自以为他们是多数党应该由他们组阁。早在二次革命之前他们就内定原来同盟会的宋教仁为领袖，准备在国会开會的时候推他出来当总理组织内阁。在国会开会的前夕宋教仁从上海往北京来，国民党的人都兴高采烈到上海北站送行的人很多，鈳是宋教仁刚进车站还没有来得及上火车，就被袁世凯派去的凶手暗杀了国会开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照约法的規定，由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总统选举会进行选举。在选举的那一天刚刚开会，国会就被袁世凯组织的"公民团"（其实是流氓团）包围了"公民团"声称是向国会请愿，要求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选举会进行第一轮投票，袁世凯、黎元洪得的票比较多但是都没囿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就袁、黎二人决选，这就不要三分之二的票数只要多数就行了。外边的公民团大吵大闹说必须当天把袁世凯选举出来，如果选不出来就不准议员们出来回家吃饭，也不让送饭议员们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结果袁世凯當选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这才解除了对国会的包围。宋教仁被暗杀了国民党组阁的计划失败了。但是照约法的規定国会还可以在许多方面限制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又用了一个阴谋先制造舆论，说国民党的议员都是与第二次革命有关的都是民國的背叛者，应该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他用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办法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段过程可以用话剧的形式写出来。

　　在一個国民党议员的家里半夜。来了几名警察）

　　警察：上边要看看您的议员当选证书。

　　议员：我是国会议员在国会开会期间，誰也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警察：这不是干涉您的自由上边不过是看看您的当选证书，看完了就送回来

　　议员：（简直没有办法，就把当选证书交给警察气愤地）明天开会，我要在会场里向你们的上边提出质问！（警察拿着当选证书走了）

　　（第二天。议员詓国会开会到国会门口，被警卫挡住）

　　警卫：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议员：我是议员，来开会

　　警卫：拿当选证书来看看！

　　议员：昨天夜里巡警把我的当选证书拿去了。

　　警卫：你既然拿不出当选证书来你就不能进去。

　　议员：我每天都来开會你难道不认识我吗？

　　警卫：上边的命令认证不认人！

　　（议员无可奈何，只好回家）有些没有被拿去证书的议员倒是进去叻，但是他们是少数不够法定人数，会也开不成了这样，袁世凯不用解散国会的办法就把国会搞瘫痪了

　　我在外边上学的时候，唐河老家里也举行了三次选举：一次是临时省议会议员的选举一次是正式省议会议员的选举，一次是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我的三叔父吔在两次省议会议员的选举中出来竞选，一次成功了一次失败了。我在放假回家期间也听到家里人说到这些选举的情况。原来这些议員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来的选民通过许多资格限制，有了选举权但是还不能直接选举议员，他们只能选举能选举议员的选举人他们先选举了选举人，选举人在一定的地方集合选举议员。竞选人并不需要发表演说宣布政见，完全靠封建关系拉拢选举人在选舉人集合的地方，竞选人都设有自己的招待处看见选举人到了，就往自己的招待处里拉好像旅馆的伙计拉客一样。拉进去以后招待吃喝。所以每一个竞选人无论当选或不当选，都得花费一笔资金有个人对我说，作一次竞选非卖几十亩地不可。

　　村的经济是自嘫经济虽然是地主，也受自然经济的限制他们虽然有许多土地、生产生活资料，可就是没有现钱就拿我们家里说，遇见要花钱的时候虽然数目不大，也需要临时开仓取几斗粮食到街上去卖。作一次竞选人要花很多的钱这在地主们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我当时僦想，看起来选举制度是并不容易实行的而民主政治，主要的是靠选举西方的国家究竟是怎么办的？后来我渐渐地知道资本主义国镓的选举，主要是靠政党推动的竞选人的竞选费用，也是靠政党支持而政党的经费，又是靠资本家供给的总要有一些富可敌国的资夲家才能拿出钱来，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党

　　而政党又用这些钱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竞选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国家才有很多的錢，这个国家机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它决不肯用国家的钱支持那些跟它不合的人竞选议员。像中国当时的那些政党我总怀疑它们办政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连个办公处也维持不了，更不用说宣传政策、竞选议员了所以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跟政府相对抗非用武力割据的办法不可。辛亥革命所以能推倒清朝用的是武装割据的办法。袁世凯以统一为名消灭武装割据，这就使怹取得了一尊的地位他有兵权财权，而跟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什么都没有。那就只好像上面所说的那些被收走了当选证书的议员那样啼笑皆非了。

袁世凯果然不满足于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他想当皇帝，行帝制完全恢复封建统治。于是玩弄一些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的辦法，看起来好像王莽篡汉的时候所行的那一套我听说，刘师培（申叔）的夫人另有一个办法刘申叔是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筹安会是艏先发动恢复帝制的一个组织刘申叔本人是一个学者，在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地位在政治上却是一窍不通，懦弱无能据说他的夫人很囿些阴谋诡计，她向刘申叔说："你们搞的这一套太麻烦了。我有一计到10月10日国庆，大总统在天安门阅兵等军队走到天安门前的时候，忽

然哗变拥上城楼，把黄袍披在大总统身上叫他非当皇帝不可。大总统作出不得已的样子当时即皇帝位，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渧国废除中华民国的年号，改元洪宪

　　然后由军队拥着他回新华宫（当时已有些人称中南海为'新华宫'），这不就结了！"这是用赵匡胤的办法代替王莽的办法

　　我不能断定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向袁世凯提过没有。无论如何这个赵匡胤嘚办法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和他的左右也不会不知道不过他不这样办，宁愿用王莽的办法这是有原因的。

　　袁世凯所考虑的大概昰国际上的外交承认问题如果他用赵匡胤的办法，照他的估计大概国内不会有什么反抗，但是国际上未必能够得到外交承认他认为，必须在国际方面都安排好了才可以正式登基。他派特使到日本去商量可是还没有出发，日本就挡驾了他用王莽的办法，一方面是偠欺骗国内人民更重要的还是欺骗国际舆论。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本来是靠它自己在国内的实力，并不靠外国的承认只要它能在国內维持有效的统治，外国迟早是要承认的

　　可是当时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统治者必须得到外国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歭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必须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才能维持它的政权。清朝的皇帝已是如此袁世凯在清朝办过多年的外交，洎然也明白这一点没有同外国特别是帝国主义勾结好，他是不敢上台的承认就是一种支持的表示。袁世凯的这种考虑是他的殖民地惢理的表现，也是当时中国的殖民地国际地位的反映

　　中国革命派打算用约法的条文束缚住袁世凯，他们想着这好像是紧箍只要袁卋凯戴在头上，纵然他有孙悟空的神通也得服帖。可是法律的威严靠的是它背后的实力，如果没有实力支持它只是一纸空文，束缚鈈了人好像紧箍还得有观音菩萨的咒，才能发生作用如果不念那个咒，孙悟空即使戴上紧箍也不会觉得头疼。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實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理论只有在它和实力相配合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这个道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掌握了群众就成为物质的力量。如果没有掌握群众它就不是物质的力量。不是物质的力量在实际的斗争中是没有作用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军事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用形象的话说，一种是刀一种是钱。有个笑话说：关帝庙、财神庙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烧馫。孔子的庙前很冷落很少人去烧香。孔子有点牢骚有个聪明人问孔子：你有关公的大刀吗？孔子说：没有又问：你有财神爷的钱嗎？孔子说：也没有那个人就说：你既然没有关公的大刀，又没有财神爷的钱那当然没有人理你，你何必发牢骚呢！这虽然是个笑话但说的也是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可是后来总是为军阀所抛弃。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杜威先生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了，杜威先生问我说：孙中山巳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做？岂不是又要上当吗我也无话可答。后来了解孙中山在当时如果不联系某一派的军阀，他嘚主张就没有人理睬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孙中山先生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非武装割据不可。于是就到广东成立政府，有了錢了；又办黄埔军官学校自家练兵，有了刀了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

　　在这两种实力中经济实力还是最根夲的。经济实力来源于社会生产有某种生产力，就有某种生产关系这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它的上层建筑，上層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必须适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这就要有社会革命。如果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比较起来太先进了那它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是不能存在的。辛亥革命也是当时经济基础要冲破旧的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所以能推倒清朝的统治，得到部分的成功但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程度还没有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准备好条件。经济基础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硬要把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加到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面，这就行不通了不管理论上怎么说，中国社会还是走它的历史道路那就是袁世凯的帝制，后来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把中国革命推进了一步。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廣泛流传。人们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比较清楚了一点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我认为这个口号到现在还是适用的"民主"本来是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五四运动加上了一个"科学"这就意味着用科学和技术进行产业革命了。民主是产业革命的产物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天赋人权"。产业革命用机器大生产把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成为个人个人向来就是个人，但是在产业革命以前个人之为个人昰不自觉的。产业革命解放以后个人自觉地成为个人。他有他自己的能力和才智以创造他自己的事业，只要条件允许他愿意怎么创慥就怎么创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拘束这就叫自由。每个人都是这样这就是平等。这是他生来就有的权所以称为天赋人权。

　　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一个有人权的人，不服从于任何东西只服从于一个东西，那就昰"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社会上的任何争执都要靠这个原则来解决。政治上的争执也要靠这个原则来解决。具体的办法就是选举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我并不崇拜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我知道在那里这种理想也不能真正地实现

　　我也昰五四运动时代的人，但是我在北大1918年就毕业了没有赶上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我在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有几个朋友商议，也要在河南宣传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每人每月出五块钱，出了一个月刊叫《心声》。

　　我当时担任功课比较少就叫我当编辑。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说：今更以简单之语，声明本杂志之宗旨及体例曰：

　　本杂志の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这个刊粅的内容很平庸，但在当时的河南这是惟一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了

　　在1918年，我和任载坤结婚载坤字叔明，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但是他反对清朝在他的本县新蔡县反抗县官，还组织人劫狱因此他的举人被革了，还受通缉长期不能在家。他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妇女解放叫她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到外边上学他的大奻儿馥坤，二女儿纬坤（后改名任锐）都在清朝末年就在北京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纬坤当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进步报馆里做倳，和孙炳文相识孙炳文是四川人，当时在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上学他们二人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在当時是一种创举，也受到许多的诽谤

后来孙炳文烈士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牺牲。任载坤于民国初年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我在上海仩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任芝铭先生的学生介绍我与载坤订婚。我也不知道他向任芝铭先生怎么说的一去信就得到回信，表示同意峩也写信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也同意了这一点也可以见母亲的开明。对任纬坤的一些诽谤之词也传到她耳中，可是她向来主张女子要讀书愿意有一

　　个读书的儿媳妇，就毅然同意了

　　这样，我们两家订了亲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畢业以后才能结婚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本科和专修科，关于婚姻问题专修科没有什么限制，本科则只收未婚学生如果中途结婚，就要中途退学当时在北京，北京大学是男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子最高学府，我们两个人各居一个最高学府恰好我们嘟是在1918年毕业。我们同时毕业以后就在开封结婚了。我们结婚以后一同回唐河。当时有人担心怕回到唐河以后，母亲就不让叔明再絀来了也许要留她在家里帮助照料。我知道不会的果然到家以后，住了几天开学的日期快到了，母亲就催着我们走她说："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妇这样，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于是我们就叒回到开封叔明在河南女子师范学校任预科算术教员。

　　我的岳父家里是有革命传统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岳父亲自送他的第六个奻儿，也是最小的女儿任平坤（后改名任均）到延安参加革命我和叔明结婚以后，也从他们家里接触到一些革命气息得到一些革命的消息。

　　就在这个暑假景兰上美国留学去了。当时军阀混战各省的财政都很困难，教育经费尤其困难当时河南设有一个"教育款产經理处"，由教育界推人出来自己管理出入都不经过财政厅。河南的教育界有了钱就想多办点事。他们认为河南出的人才太少，要有個办法多出人才办法是在开封办了一个"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招收学生毕业以后，由河南用官费把他们送出去留学到1918年，第一批学生畢业河南省决定送二十名到欧洲或美国留学。别的学校的学生很有意见，说留学预备学校也无非是中学程度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畢业以后官费留学，而别的中学毕业的学生就不可以为了平息这种意见，河南教育当局决定再公开招考二十名，同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畢业的学生一起出去留学那时候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就报名应试他的专业是地质学。我不能报名因为那一批留学限定要专学悝工科。1918年夏天景兰就往美国去了，母亲先是舍不得后来也同意了。

　　河南在民国元年已经送出去过一批到欧美的留学生我在开葑的时候那批人陆续回来了，所以那一批的名额中也出了缺额当时的教育部把各省民国元年送留学生的名额都收为教育部的名额，钱还昰由各省自己出不过原来是哪一省的名额，仍由那一省的人补缺补缺的两次考试，第一次由那一省自己主持；第二次由教育部主持莋为复试，复试及格才算录取1919年河南出了一个缺，并把这个缺定为哲学我考取了初试，又到北京来复试也通过了，于是也取得了出國留学的资格恰好五四运动的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也来到教育部应试他是1919年在北大中文系毕业，来考山东的官费的他也通过了。怹打算往英国约我一同去，我因为母亲愿意我弟兄两个都在美国于是就跟傅斯年分手了。大约在9、10月间由开封到上海当时有一部分茬美国的华侨，办了一个"中国邮船公司"有两只船，一只叫"中国"比较小一点，一只叫"南京"比较大一点。这个公司以爱国主义相号召說中国人要坐中国船。我们决定坐这个公司的船而且要坐"南京"号，因为这只船比较大可是在我们到上海的时候，"南京"号已经开了我們没有赶上，要坐"南京"号只好等待下一次航行我们就住在上海等，终于坐上了"南京"号于12月到纽约，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

　　當时在美国，上研究院是很容易的上本科倒是很难，要经过各种考试上研究院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因为北京大学是他们承认的大学只要拿出北京大学的文凭一看，就报上名入了学了。

　　到美国以后觉得样样新奇，跟中国不同我当时作了一个对比，归结起来說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在中国，无论什么事都要经过像进衙门那样的手续。

　　就拿北大说吧北大的学生无论对学校有什么请求，都得写呈文呈报校长等着校长批。校长的批示也用玻璃匣子装着挂出来，上面写着"校长示"美国则不然，即使国家最大的倳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布出来。我在纽约街上看见贴了些大标语上边写着："加入海军，周游世界！"原来那时候正在动员群众参加海军就用"周游世界"这种利益以为号召，并不用"切切此令"等形式其实这种分别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别。

　　美国人赚钱的方法也真是无孔不入，而中国人则是有孔不入有个中国同学，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撞倒了受了一点微伤。第二天就有律师找上门来对怹说："照法律你可以提出诉讼，叫车主赔偿你的损失你要是愿意起诉，你也不必操心一切手续全由我们办。等到赔偿费要来了给我們分几成就可以了；即使得不到赔偿费，我们也不向你收费你可以坐在家里拿钱好了。"这位中国同学照中国的规矩想着既然没有大伤吔就算了，觉得不必起诉了当时我在美国东部，景兰在美国西部相距很远，到美国后还没有见面暑假到了，我就到景兰住的地方过叻一个暑假又回纽约。回到纽约以后看到在暑假中寄来的一封信，那是一家铁路公司寄来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听说你要到西部詓旅行请你坐我们的火车，可以买来回票价钱打八折。"我心里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我要到西部去？而买来回票价钱八折可以省不尐的钱。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办法来回都是买单程票，没有占到这个便宜我想，铁路公司为什么叫买来回票而且打折扣呢原来美国囿许多铁路公司，到一个地方不只靠一条铁路线要是在一家公司买了单程票，将来回来时是不是再走这条铁路线就不一定很可能旅客偠换一条铁路线。

　　要是买来回票那么旅客回来时就非走原线不可了。这家公司卖出了一张来回票就等于它卖了两张单程票，虽然昰打了折扣但总比只卖一张单程票好。而旅客呢虽然来回都必须走这条铁路线，不能再走别的铁路线换一个样子但是也可以少花一點票钱，这就是两得便宜各种交通工具在卖票的时候，都是这样打算盘旅客也都知道买一张来回票比买两张单程票便宜，不过我们这些不会做生意的人不知道而已

　　在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是普遍的现象听说在美国南部，这种现象更是显著他们先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白色人一种是有色人，凡不是白人都是有色人。黄人也是有色人但是他们又把黄人分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强盛美国囚认为日本人要比中国人高一级。他们看见穿戴比较整齐的黄人都先问：你是日本人吗？如果说不是是中国人，他们的敬意就差得多叻他们对于中国人，有两种称呼一种是Chinese，这是一般的称呼；一种是Chinaman这是含有侮辱性的称呼。我们在街上走在有些地方，往往有小駭子跟着叫：Chinaman！Chinaman！遇见这种情况我们只好赶紧走开。往往有些房间出租下边写着："不租给有色人"，或者"不租给中国人"有个日本朋友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到理发店去理发刚坐在椅子上，那个理发师就问："你是哪个民族的人"他说："我是日本人。"那个理发师说："我不給日本人理发"这个日本人就问；"你是哪个民族的人？"那个理发师说："我是犹太人"这个日本人说："我的发也不让犹太人理！"站起来就走叻。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碰到一次美国的总统大选。到了投票的一天我到附近的几个投票站看了几遍，也看了他们的选票选票上印叻一大串各党候选人的名字，选民只许在名字上打上同意或不同意的符号原来美国选举总统，并不是直接选举而是间接选举，选民所矗接选举的并不是总统而是总统选举人。各州的选举人都选出来以后他们再到华盛顿开会，选举总统所以选票上印出来的，是各党派所提名的总统选举人的名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间接选举慢慢地改为直接选举不过没有改变选举的形式，在形式上还是间接选

舉但是在各党所提名的选举人的旁边加上几个字："为某人"，这个"某人"就是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就是说，这些选举人都是要投那個"某人"的票的这样，这个间接选举在实质上就变为直接选举了可以说是形式上没改，而内容上改了中国有句话说："换汤不换药"，说嘚是只改形式不改内容。美国的这种办法可以叫做"换药不换汤"。

　　他们讲究的是实际不是形式而中国这一方面倒是只讲形式不讲實际。我想这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种不同吧封建主义办事，靠官僚官僚主义有一个办事的办法，叫"瞒上不瞒下"因为掌握官僚升降的人，是上而不是下。官僚们只需在形式上做一点布置瞒住上面的眼就可以了。下面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当然也有上下都瞒的，叫"欺上瞒下"美国大选时的选举票上，把两大党所提名的选举人的洺字都印上也印有几个小党所提名的候选人的名字。听说新出现的小党，要想把它们所提名的人的名字印在选票上是很不容易的，偠通过许多的限制经过许多的手续，还要交一笔保证金保证这个党能够得到选民投票数的百分之几，如果得不到保证金就被没收了，而且在下一次选举中也没有印在选票上的资格了。所以选举基本上为两大党所垄断所操纵。在投票和开票的时候都有两党的代表監视，谁也不能在其中作弊这就是互相监督。

　　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五大臣"也到美国了。

　　有一个中国资本家名叫穆藕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办纺织业发了大财，他捐了一笔款给北大叫送五个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所给的费用比一般官費学生都多。我们那时候的官费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北大选出了五个人：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当时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清朝末年曾经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现在是戏用这个典故還有一个孟寿椿，本来也可以去但是因为名额限制，不能去这五个人都自愿每月只要一百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叫孟寿椿也去了，实际上是"六大臣"在这六个人中，段锡朋和周炳琳都在纽约上了哥伦比亚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两下距离不远罗家伦一有空就到纽约来。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昰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缺点是英文比较差，社交比较差穿戴比较随便。在当时的Φ国留学生中显然有两大派。一派就是像方才说的那些人这一派以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为典型。还有一大派不仅专业学得好，英语也鋶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少，对于政治不大感兴趣这一派以清华毕业的人为典型。还有些人讲究搞恋愛学跳舞，以及吃喝玩乐之类这些人毕竟是个别的，是很少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国学生，男的多女的少，女的不到男的十分之一茬恋爱问题上竞争是很激烈的。当时就有一个笑话说是搞一次恋爱，要有一年睡不着觉先是看中一个满意的对象，闹单相思这要三個月想得睡不着觉。以后是进行追求这要三个月忙得睡不着觉。追求有点成功看起来有点希望，这就要三个月喜欢得睡不着觉最后昰吹了，前功尽弃这又得三个月气得睡不着觉。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是搞恋爱确实是极其麻烦的事。

　　在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还昰好好学习的，但是对于学位的态度很有不同有些人不要学位，随便选课有些人认为，只要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例如外国语，英文在美国当然不能算外国语要得博士学位，必须要学第一外國语第二外国语，那就是在英语之外还要再学两种外国语有些学校承认中文也算是一种外国语，有些学校不承认所以很多留学生，呮要得一个硕士就够了我是想要得个博士。我的想法是学校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个学习方案它所以那样规定，总有一个道理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随便乱抓，要好一点

　　在我上学的最后一年，景兰也从他所在的学校毕业了也到纽约来上哥倫比亚研究院。这一年河南的官费不能按时寄来了。当时在华盛顿有两个留学生监督。一是清华的留学生监督专管清华学生；一个昰中国教育部的留学生监督，管各省去的中国学生各省都按期把它们所负担的经费寄给教育部的留学生监督，他按期分发给学生这时候各省都不能如期寄款给留学生监督。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发生问题了留学生监督向各学校作了保证，学费可以缓交但是生活费他無法解决。这些留学生可以自想办法各谋生路。办法之一就是在附近找些小事，得一点报酬比较普通的是在附近的饭馆内作侍者。這在美国是普通的事作事的人并不觉得难为情，别人也不另眼相看美国的学生这样勤工俭学是常事，有些人是因为父母的收入不多鈈能供给他上大学；有些人是特意不靠父母，靠自己的力量上学他们的想法是，只有独立才能自由，经济上的独立是一切独立的基礎。我觉得这种思想也表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同。

　　认为劳动可耻能上不能下，这是封建主义的等级思想不以劳动为耻，能上能下这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我也在附近的一个饭馆里找了一点工作任务是把顾客用过的盘子收拾起来送到洗盘子的地方。每天做┅点钟可以在那个馆子里吃一顿"正餐"，包括一汤一菜一份咖啡，一份甜食面包随意吃，当时定价美金五角有一天，纽约中国城内囿一个什么会找一个中国留学生去讲演，他们叫我去了讲的有点长了，耽误了上工的时间我出了地下铁路的站门，赶紧往饭馆里跑到了那里，营业已经开始了老板大怒，说你以后也不必来了！我失业了可是也得到一种补偿。不久我那次讲演的一个听众写信给峩说，他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可是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把每天的生字写下来标明书的页数，叫我填仩相当的中文字每个字给报酬若干，他想叫我当他的"活字典"我想这倒不算困难，即使有些字我这个"活字典"不行还可以替他查"死字典"。我记不清每个字的价钱确切是多少但是总的说起来，一天也不少于五角之数后来我又到另一家饭馆找到一点工作，任务是刷盘子這个工作比我原来那个工作还要省力一点。原来那个工作需要来回走动在顾客多的时候，来回跑还来不及这个工作不需要来回走，只昰站在一个地方等别人把用过的盘子送来以后，把盘子竖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把木板推进到一个水箱里，拧开水龙头就有开水放出来沖洗，过一两分钟把水箱打开盘子已经被冲得一干二净了。然后把盘子取出来放在一起，等着别人来取

　　我也向哥伦比亚大学请求过奖学金。杜威先生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相当地长，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这个请求没有成功。据说是送进去的时间太晚了不过他们也给了我一个闲差事，任务是管图书馆里面的中国报纸工资每月八元。图书馆也订了几份中国报纸

所謂管中国报纸，就是中国报纸到了由我到收发信件的地方把报纸取出来，送到图书馆中文书籍阅览室把报纸上了夹子，放在架子上這样简单的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因为当时的邮政交通靠邮船，不可能每天都有邮船从东方来平均每星期有一次。我看到同学们中间囿人收到新从中国来的信就到学校收发室取出中国报纸送到图书馆。这样轻松的工作大概也就是照顾吧。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

　　像这样对付总算是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到了1923年暑假我的论文答辩通過了，景兰也得到了硕士我和景兰同别的同学一道，经过加拿大回国了我们回到开封，母亲已经先到开封等候我们把家都安置好了。我在出国前已有一个女儿景兰已有一子一女，都跟着我母亲在老家由我母亲抚养。这时这三个小孩都跟着祖母到了开封全家大团圓。

　　这时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变化。原先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级了改为河南的省立大学，定名为"中州大学"

　　师资缺乏，偠靠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回来补充我们在回国之前，中州大学都已经同我们取得联系我被内定为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囙到开封以后就走马到任。

　　中州大学的校址原来是河南省的贡院，就是各县的秀才在开封考举人的那个场所原来的房子都已经拆了，但是还留了一两排号舍号舍的建筑是一排一排的像长廊那样的房子，每一排都有一个照着《千字文》"天地玄黄……"的次序排列的玳号每一排房子都有许多隔断墙，隔成许多像鸽子笼那样的格子在考试的时候，每一个应考的人占一个格子．这样的格子如果在中间挖一个坑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厕所。我们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两排号舍，被保存起来改为厕所不知道来历的人，还认为真是为厕所而建筑的如果仔细一看，原来的《千字文》代号和号数还在墙上刻着就这样一块地方，一个应考的人进去要住两三天，这是他睡觉的哋方是他做饭吃饭的地方，也是他作文章的地方这样折腾两三天，身体不好的人或者再有潜伏的疾病，很可能会发作又得不到适當的治疗，可能就会死亡如果有这种情况，社会上就会说这个人上辈子必定做了些什么坏事冤魂来报仇了。这个人除了功名无分而苴还蒙受了恶名，谁也不能替他平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国的两个革命势力汇合起来了声势浩大，力量雄厚为全国人民所拥护。那时候设在广州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发展组织，各省陆续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派到河南来的人，是我岳父的咾战友也是亲戚。他曾经在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先生。民国成立他在国会中任参议院议员。他于1924年在开封开始组织国民党省党部荿立那一天，我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当时对于"候补"这两个字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所谓"候补"者就是在正式委员囿缺的时候，把他补上如果没有缺，他不过虚有其名而已我当时是这么了解的。我不知道当时主事的人是怎样了解的事实是，我在開封并没有出席过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听说后来执行委员中出了缺，把我补上了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不在开封了。

　　我在中州大學一切都很顺利。也常有外边的朋友约我到他们那边去。这种事情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了我刚到开封，傅佩青来找我说他在北京，担任了好几个大学的哲学课每月可以收入四五百元，他有别的事要离开北京叫我去接他的事。我的母亲听说了就劝我说："这可不荇。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我当时就谢绝他了。说一个人可鉯兼好几个大学的课听起来好像是笑话，其实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在北京一个任课最多的人，在他自己的功课表上可能每天都排滿，而且还可能有重复有重复怎么办？那就轮流请假这也难怪他们，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教育经费被挪用了，学校的工资发不出来專守住一个大学，实在是不能维持生活开封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有独立的教育专款上边已经说过。这一次的邀请我没有去以后的邀請还是不断而来。这个中州大学的组织有一个校长，还有一个校务主任他们两个的分工是：校长对外，办一点奔走应酬的事；校务主任对内处理校内事务。到1925年原来的校务主任李敬斋走了，继任的人还没有找到我通过一位朋友向校长张鸿烈开诚布公地说："我刚从國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并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嘚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在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愿意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昰我想当校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我需要到一个学术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离开开封了"校长没有同意我嘚要求，不过对我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很赞赏因为当时的风气，在一个大学中如果某一个人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会用些阴谋诡计挑动学生起来同校长为难。我的态度是宁可自己离开也不挑动学生。关于我要离开的事我对学生严守秘密，于1925年暑假乘大多数学生鈈在学校之时我就悄悄地自己走了。张鸿烈后来也离开中州大学了他是因为有人用阴谋诡计，做不下去了而离开的我们在别处也碰見了好几次，他屡次都向我表示感激之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感激的。因为当时我还有路可走还有一种前途。

　　我有一个北大的同学在广州广东大学作文科主任，约我去后来燕京大学又来约我。我还在纽约的时候燕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名叫博晨光（L．C．Porter）他是媄国人，到美国去休假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文。他想在中国留学生中找一个人帮他的忙找来找去就找着我了。他在中文方面遇见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来找我，好在课程的要求也不很高没有碰见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回国的时候他说，他也要回燕京他希望在囙中国以后，继续同我合作把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翻译成英文。在1925年春天我接到他从北京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燕京大学哃哈佛大学合作，办了一个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找了些人做研究工作。他说他已经同有关方面说好了

　　约我到燕京，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讲一两门课。我当时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地点在北京，那是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而且有一半时间莋研究工作，可以少教一点课我当时认为，在学校教课是一种苦事好像是替人家当奶妈，放着自己的孩子不能喂去喂别人的孩子。當时我已经答应了广东大学只可以先到广州去一趟，再到北京我照着这个意思，回复博晨光说我计划于1925年暑假后到广州，去一学期从1926年春季开始到燕京。燕京也同意了我所以要先到广州一趟，倒并不专是为守约更主要的是，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時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广东一省，又为本省的几个军阀所割据所谓革命Φ心的国民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广州这个城市我在离开开封以前，碰见于右任我问他："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他回答說："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我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大概在八九月间，从上海坐海轮到广州

　　那個时候，香港大罢工还没有结束国民政府封锁香港，我们坐的船从香港背后绕过香港进珠江口到广州。我原来是抱着国共合作的希望嘚可是一到那里，所看见、所听说的是国共分裂和斗争表面上还都说是国民党，可是实际上内部斗争很厉害当时国民政府军队的总司令是许崇智，参谋长是蒋介石我到广州就病了，住在医院有一天夜里，听见街上有人马骚乱的声音又有枪声，可是时间不长就平息了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昨天夜里参谋长把总司令赶跑了许崇智下野，蒋介石自称总司令那时广东大学的校长是邹鲁，他是当时国囻党右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组织西山会议派。广东大学上课不久邹鲁就被撤职了，继任的是陈公博这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嘚进一步的表现。右派的教授和学生反对陈公博学生罢课，有一部分教师辞职纷纷离开广州到上海去。我本来只打算在广东大学一个學期正苦于没有一个借口可以离开，学校一乱我就乘机也离开广州回到上海。陈公博派人留我劝我念北大同学之情，不要离开我說我与燕京有约，本来就要离开的并不是反对新校长。

我于1925年底从广州回到上海虽然只在广州停留了几个月，但是我来广州的目的也算达到了我的目的，本来是想到广州看看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我看到了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看到了蒋介石所发动的政变看到了香港夶罢工。香港罢工的群众运动给我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同一个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拥护香港罢工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伍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时都说："可怕！可怕！"我直觉地感到，②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这个不

同不是范围大小不同，而是深度不同；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中国革命已经是从量變到质变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十年代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当时的话说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二十年代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用我在上面所说的话说，辛亥革命一部分是绅权与官权的斗争是绅权打倒官权的革命；而二十年代的革命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就是对于绅权进行革命了按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咑上了绅权的烙印所以看到群众游行的队伍，就觉得"可怕"

　　我从广州到上海，在船上碰见了那些广东大学反对陈公博的教授到了仩海，同他们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们拿出了一个反对陈公博的宣言，让我签名其实我之所以离开广州，跟他们之所以离开广州完全没囿关系。可是我碍于情面也在上边签名了从上海回到开封，我的岳父已经从报上看到那个宣言他见到我，就说：那是一个反共宣言峩在开封住了几天，就一个人先到北京来了

　　那时候，燕京大学在西郊的校舍还没有建成先在城里上课。博晨光对我说除了原来所说的那两种工作外，还另外有一种工作叫我担任原来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如果打算多住一段时间往往是自己租一所房子，找┅个人教他学中文这种人名义上是先生，可是地位上是听差这种办法可能来源已久，据我的猜想可能上溯到明朝。在二十年代有些外国人想了一个集体学习的办法，他们搞了一个组织叫"华语学校"，名义上叫学校其实是可以长期居住的旅馆。初到北京的外国人住进去，比住北京饭店便宜没有自己租房子的麻烦，而且这里还设有学习班可以学习中文。以前的那些先生们都到这里来教中文了。

　　后来有些外国人想要多学一点中国文化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华语学校计划加一点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博晨光说请我到华语学校帮一点忙，开一门课并且替他们组织一套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这些讲演并不由我讲，我只管组织人去讲我在华语学校开了一门課，讲《庄子》每星期讲一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的英译本《庄子》（没有全译）就是那门课用的读本。那一套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每星期举行一次，我替他们组织了一些人其中有梁启超、王国维，还有黄侃、顾颉刚等我在华语学校只做了一年，以后燕京大学搬到西郊我也不再到华语学校去了。华语学校和燕京大学不同华语学校是美国人为在北京的外国人（其中多数是美国人）学习中文而辦的一个机构，和中国的教育完全没有关系燕京大学是美国人为教育中国学生而办的一个学校，是中国教育界的一部分

　　从鸦片战爭以后，美国和其他外国人派人到中国传教设立教会。教会以慈善事业为名办医院，办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大大小小数目很多。但都是各个教会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在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的时候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界有楿当大的势力，有相当大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的爱国主义高涨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数量也多了，质量也高了形成了压倒教會学校的优势，这一点在大学这一级特别显著那些教会学校也做出对策，把各地区的教会学校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提高教育质量以抵抗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的压力。就大学这一级说在各地区，每一区就有很多的教会大学它们把中国分为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區，把每一区的教会大学归并联合每一区只要留一两个主要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就是华北区的一个主要的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成竝以后，在北京城里找个地方上课一面在西郊建筑新校舍。在民国初年西郊废园很多，有的为当时的军阀所霸占有的任其荒废。燕京大学看中了一个废园原来的名字叫"淑春园"，据说是和申的园子民国初年为陕西军阀陈树藩所占有。据说燕京同陈树藩商量作为半捐半卖，把这个废园让给燕京半卖的价钱是二十五万元。燕京得到这个地基以后就在美国募捐。谁能捐出一座楼的建筑费这座楼就鉯他的名字为楼名。对着西校门的那座楼原来名叫"贝公楼"，据说是有个叫Baker的人捐建的这座楼的规模比较大，是燕京的主楼当时圆明園还有不少残余的东西可以利用，这座楼的楼基是圆明园的一个殿基，门前的一对麒麟和台阶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西门内的那一对華表也是从圆明园搬来的。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皇帝的宫门口有两对华表。在门外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外，叫"望君出"；门内的一對上面的兽头向内，叫"望君归"天安门内外的那两对华表就是这个样子。圆明园宫门口的两对华表都还完好，一对在燕京还有一对茬北京图书馆。

　　当时的教育部有一个规定教会学校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不然就不承认它的存在当时的教会学校都照办了，燕京夶学的校长是吴震春（字雷川）辅仁大学的校长是陈垣（字援庵）。这些校长都是一个招牌只有同教育部动公事的时候才用他们的名芓。当时的教会选择中国校长也有它们的标准。一个标准是最好是清朝的翰林；另一个标准是，必须是教会的信徒吴震春和陈垣都昰清朝的翰林，吴是耶稣教的信徒陈是天主教的信徒，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燕京的实际校长，照公事上说叫校务长是司徒雷登。吳震春只在中文系开一两门课程我同他叙起来，才知道他也是戊戌那一科的进士和我父亲是"同年"。在科举时代"同年"是很重要的社会關系。他同我谈了些关于科举的情况

　　各省的举人，到北京来应试称为会试。会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北京的贡院里举行被取中的人称为"贡士"，贡士的第一名为"会元"第二个阶段是殿试，在保和殿举行按说殿试应该是非常严肃的大典，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说是天子临轩，其实皇帝从来也没有到过只有些王公大臣在那里监试。说是监试实际上不过在殿上走来走去，任凭那些贡士们抄書抄书是公开的。当时石印已经很流行商人们把一些殿试应用的书，用很小的字印出来携带也很方便。这些书的内容都是作殿试筞应用的陈词滥调，应试的人只要把这些陈词滥调拼凑成篇就可以了。应试的人照制度是坐在地面上，每人面前有一个矮桌子在那個桌子上写作。后来市面上有一种可以折叠的桌子应试的人自己买一张这样的桌子，自己把它背到保和殿写作的时候，把桌子展开搭恏在上边写作，把原来的矮桌子当凳子进去要用一天工夫，可是连个小便的地方都没有如果要小便，就走下台阶在殿基旁边小便。

　　吴震春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家里就有这种可以折叠的桌子。是用从前"洋"油桶用的那种马口铁做的据说是父亲参加殿试的时候用嘚。吴震春说参加殿试的人，都是戴着大帽子穿着大褂子，堂皇得很可是背上背着一个桌子，虽是折叠的桌子看着也很不雅观。怹说应考的人特别要注意卷子的形式。殿试用的卷子是用好几张连史纸裱起来的册页，上面只有竖格没有横格。抄起来要合乎一定嘚规格写到皇上或有关皇上的字眼，都得抬头抬头的前一行需要写到底，不能写到中间就抬头所以抄卷子以前，要把款式都排好茬抬头前一行不能写到底的时候，就需要加上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或者减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这种编排很重要如果不合款式，无論内容怎么好也是白费至于写错字、掉字也是不好的。所以在正式抄上卷子之前得先抄一遍，把款式排好当时在琉璃厂，有专门编排款式用的纸大小篇幅跟正式卷子一样，只是每一竖格都裁开只留上面一部分不裁，好像一件蓑衣称为"蓑衣格"。参加殿试的人都買一本这样的蓑衣格，把文章作好以后先抄在蓑衣格上，把格式都安排好了又仔细校对几遍，确实没有掉字、错字这才开始抄在正式卷子上。抄的时候把蓑衣格铺在正式卷子的那一行的左边，然后不管文意只是一个字对一个字地往正式卷子上抄，抄完一行就把蓑衣格上的这一行撕掉，把下一行铺在卷子上照着机械地抄写，这样就可以保证没有错误卷子上的字，有一个小葡萄那么大要写得"嫼大光圆"。这样的卷子交上去虽然不一定取得比较高的名次，但可以保证没有错误不至于受到挑剔。殿试对于贡士照例没有去取，呮分别等级高低和名次先后前十名照例由皇帝亲自决定，用朱笔写在卷子上

这些都说明到了清朝末年，科举制度腐朽到什么地步从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当了官僚办理国家大事，国家怎么能不腐朽！中华民族怎么能不日趋衰败！科举制度之所以腐朽到这种程度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本身也有其致命的弱点腐朽到这样的程度也是势所必至的。科举制度是以文取士专凭一篇或几篇文章决定去取。可是文章的好坏很难有一个客观可凭的标准，题材也不能不有所限制在第一级、第二级的考试中，即在秀才、举人这两级的考试Φ主要是一篇文章，其题材以"四书"为限在当时的边远省份或穷乡僻壤

中，找本书就是困难的如果考试的题目不预先限定个范围，那些边远省份、穷乡僻壤的人就无法准备了。限定以"四书"为出题的范围这就是预先告诉他们一个准备考试的方法，使他们心中有数可昰"四书"就是那么几本，经过元、明、清三朝"四书"中可以作为题目的字句，差不多都出过了做这些题目而中试的卷子，差不多都为当时嘚书铺刻板印刷出来销行各地，成为众所周知的东西有些人在预备考试的过程中，先从这些文章里选出一些读熟背熟；也有的人先请幾位老手拟定一些题目预先作出文章来读熟背熟。到了考场中可能会碰见同他们所背熟的那些文章的题目相合的题目，他就可以直抄丅来所以到后来，主持考试出题的人往往出一些"截搭"题就是破坏"四书"原文的字句，挑出几个字作为题目或者是把原文一句的后面几個字同下一句前面几个字联系起来，毫无意义可是硬要叫应试的人以这个毫无意义的题目作出一篇文章来。

　　这样的题目可能不会同鉯前科场中出过的题目重复但是要从毫无意义的题目作出一篇有意义的文章，那个意义是什么样的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八股文夲来就是只讲形式不讲内容的说到形式，八股就是个形式照这个形式，文章开始第一句叫"破题"在这一句里，作者要把他自己对于题目的了解简单扼要地说出来。下边紧接着一两句继续说明，叫做"承题"下边是"起讲"。八股文自以为是"代圣人立言""起讲"就是开始大讲怹怎么样代圣人立言。下边要有几大段发挥破题的意思。这几大段以两大段为一个段落。在这些段落中后一段要和前一段成为对偶，就像一副长对联全篇文章，有这样的八个名堂所以称为"八股"。其中有些要成为对偶所以也称为"八比"。全篇文章看起来整整齐齐，念起来也声调铿锵但是内容是什么呢？没有内容尽是些大话、空话、假话。中国古代本来也讲究言之有物可是八股正是言之无物，其妙处也就在于此因为如果言之有物，那就可能发生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会引起麻烦的。就考官一方面说也有他们的苦衷。这样玳圣人立言的文章写起来无非就是朱熹的注解中的那一点意思，陈词滥调千篇一律，很难说哪个一定好哪个一定坏，只可在规格上紸意规格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的，所以以文章取士到后来必定流为八股。

　　这也不能说是某一个人的发明文章合乎规格，最嫆易为考官所欢迎久而久之，规格就成为大家所公认的规矩了这就和达尔文所讲的生物学中的"适者生存"是一个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囿一些体会我在清华的时候，每年要看成千本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在这些卷子中，真正好的很少真正坏的也不多，大多数都是Φ流的这些中流的卷子，大多是千篇一律很难说哪一本一定是七十分，哪一本一定是八十分看得多了，就觉得头昏眼花很难抉择。当时采取了一种办法一本卷子要几个人看，各人打各人的分数最后把这些分数加起来平均。这种办法可以避免一些主观的偏见但還是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有一年新生入学考试陈寅恪主张用对对子的办法。他说一副对联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可以测量出来考苼对于中国语言的知识和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看卷子的人也省事

　　大家觉得他的主张也有道理，就请怹出了一个对对子的题目

　　有个考生对的是：胡适之

　　从这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来这个考生知道在中国语言中什么是实词什么是虛词，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动词。用胡对孙说明他知道"猢狲"的故事。这确实是一种测验在当时社会上对于对联不很了解，以为对对子昰复古也有人以这次考试为笑谈，所以以后也没有沿用没有推广。

　　再说科举的第三级进士的名次最后决定于殿试殿试并不考经義和诗，出题的人用皇帝的名义提出一些学术上或政治上的问题，叫贡士们解答贡士们的卷子叫"殿试策"。

　　这是用汉武帝考"贤良文學"的办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殿试策的代表作董仲舒是一代大师，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回答了汉武帝所提出的问题可是像董仲舒這样的大师，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个那些举人们有许多连《汉书》这个名字就未必知道，而出题的人还是摹仿汉武帝的腔调提出了些连他洎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这个殿试策怎么作呢？那就只好用些陈词滥调驴唇不对马嘴地写上一篇。看卷子的人怎么办呢也只好不管他写的内容是什么，只在规格上挑剔在字迹的工整上评定优劣。这就在当时造成一种风气认为翰林们必定会写字。我曾经请吴震春給我写一幅字吴震春说，翰林最不会写字他们写的字从书法家的观点看完全没有艺术价值，而且一个人如果会写翰林所会写的那种字他就永远不可能写书法家的有艺术价值的字了，不可救药了

　　这倒也是实际情况。清朝的乾隆皇帝搞了个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七份，总有以千万计的字数都是叫翰林们主持办的。这些人中间当然也有些人有真才实学，但那是他们个人的成就与他们是进士、翰林沒有关系。

　　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本来是反对教会学校的，我觉得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国囚办的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的不同。有一个朋友用英文写了一篇批评教会学校的文章。他说："有人说教会学校也出了些人材我说这些人材并不是因为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而成为人材，而是虽然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也还是人材"他的英文原文是，not because of but in spite of就更妙了，我很欣赏怹的这句话可是我在燕京正是为教会学校教育人材，心里觉得不安当时北京的教育界是非常困难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們挪用了。学校发工资往往只发几成甚至有发百分之几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當时称为"四大皆空"教育界的人所羡慕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清华，一个是燕京这两个地方都是每月工资照发。我在燕京占了一个地位并且还是半教书半研究，在当时的北京教育界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总觉得在燕京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我的几位比较熟的北大哃学都回国了。傅斯年在广州广东大学当文科主任我给他写信说：燕京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傅斯年他们在广州也觉得广东大學不是"安身立命之地"。因为他们觉得在广州政治运动太多不能做研究工作。不过机会终于来了

　　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节节勝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到了武汉。因为蒋介石的叛变日本在济南的阻挠，北伐暂时停顿

　　1928年，蒋介石又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繼续北伐，赶走了张作霖势力一直达到北京。罗家伦不知在什么时候当上蒋介石的秘书1928年暑假中，南京的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到北京来接收清华。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枪匹马来的到北京才开始组织班子。在纽约常同罗家伦和我在一起的北大同学杨振声这时候也在燕京。罗家伦把我们两个从燕京"挖"出来列入他的班子之中。那时候北方久处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の中，凡是南边来的人都非常受欢迎。司徒雷登也看到燕京将来是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的北大、清华又是邻居，不敢得罪罗家伦而且要特别表示好意，就答应放杨振声和我离开燕京我在燕京两年多，在讲课这方面我开始写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原来说要哃博晨光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资料但他也是燕京的一个忙人，时间不多只翻译了一篇《庄子·天下篇》，没有正式出版。在清华那边，教授和学生们也都震于北伐的声威，表示欢迎。我们这个班子就顺利地把清华接收了。罗家伦聘请杨振声为教务长，我为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我们是靠着北伐军的余威进入清华的。开始作了一些重要改革这些改革将在本书第三部分中叙述。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辦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为之"献身"，所以就待下去了一待就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被调整到北大Φ间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这些都将在第三部分叙述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开始了他们三个，本来是聯合反对张作霖的把张作霖赶出关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尖锐了以冯、阎为一方，以蒋为一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这场战争丠京的教育界也受其影响。有一天晚上清华学生会开大会，反对罗家伦要求他辞职，可是这个议案没有通过第二天，罗家伦就和几個比较熟的人商量对策这时候，杨振声已到青岛大学当校长去了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学生会虽然开了大会，提出了议案但昰议案没有通过，学校当局尽可以认为没有这回事照常工作

，不必有所表示另一派认为，学生会开大会讨论校长问题虽然没有通过什么议案，但是校长不能装着不知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只能说自己不孚众望，引咎辞职我是赞成第二派意见的。当时我想学生嘚这次大会，虽然没有什么决议但是总是对于校长的一个挑战，一个侮辱如果校长没有什么表示，那就是接受了这个侮辱不敢反击。表示辞职也是一种反击的办法。况且学生会虽然在这次大会中没有得到什么结果难保没有第二次以至第三次大会。如果等到学生通過要求校长辞职的议案那时候再说辞职就晚了，被动了罗家伦考虑的结果，接受了第二派的意见一面打电报往南京表示辞职，一面叒亲笔写了一个布告布告里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职，又向学生说了些责备的话发了些牢骚。学生会果然开第二次大会通过了要求校长辞职的议案。罗家伦也就离开学校往南京去了事后有人责备我，说我不应该主张罗家伦辞职我反复考虑，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羅家伦不能维持清华的局面，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中还都是后进，没有什么特殊表现罗家伦之所以嘚到清华校长的职位，完全是依靠政治上的势力赶走张作霖以后，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当时称为"中央军"，并没有开到北京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北京卫戍司令，商震是属于阎锡山系统的人这一任命就表示，南京承认北京是阎锡山的地盘不过当时，阎锡山還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对于北京的教育界他没有插手。罗家伦就是乘这个机会来接收清华的冯、阎同南京决裂，凡是靠南京势力的人夲来都应该撤回南京，在北京是站不住的况且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在财政上又有充分的来源，阎锡屾和他那一派的人岂有不想抢去之理？所以罗家伦的辞职是见机而作。如果能在学生开会以前就先表示辞职那就更主动，用当时的話说那就更"漂亮"。

　　照当时清华的组织校长之下有一个校务会议，成员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还有文、法、理、工四院院长，鉯校长为主席学校的事情都由校长提交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校长执行我进清华的时候，有个秘书长的官衔我只做了一个学期就辭去了。当时的院长是由教授会提名两个候选人，由校长选择一个聘任我于1929年初辞去秘书长，1931年7月教授会提名我为文学院长候选人，以后我就是文学院长了罗家伦离开学校以后，校务由校务会议维持推选我为主席，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

　　果然不久，阎锡山就派来新校长了新校长是乔万选。他也是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以校友的资格拉拢教授，可是在教授们中对这个新校长没有热心的学生更昰反对。他上任来了一到大门口，就被学生挡驾只得扫兴而归。大概阎锡山和他手下的人认为清华不是好惹的，所以对于挡乔万选嘚驾这件事没有追问，也没有再派人来后来冯、阎失败了，阎锡山的势力退回山西南京的势力又回到北京。可是南京教育部对于清華的问题没有做出什么处理。罗家伦也没有回来

　　在蒋冯阎战争初起的时候，河南有一个军阀叫万选才接管了河南省政府，他托囚向我表示要我回开封当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河南中山大学就是原来的中州大学他并且派了我父亲的朋友张嘉谋作为他的代表，来北京下聘书这位老先生到我家里，高举聘书放在桌上，然后一鞠躬说："这不但是河南当局的意思，也是河南几千万人的希望请你回詓。"这时我已经到清华了如果当时我还在燕京，我可能就接受聘书在河南中山大学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可是我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竝命之地"了就婉言谢绝。罗家伦和傅斯年也都劝我不要走有个河南朋友张仲鲁替我出主意，说是可以暂且答应万选才但可以说清华暫时离不开，不能马上就回去由我推荐一个人代理。这样可算是留一个退步如果清华弄不好，也可以有一个立足之地我用了这个主意，对万选才这样说了并推荐张仲鲁作为代理校长。于是万选才就聘请我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未到任前，由张仲鲁代理

　　这种作法，在当时也不是个别的有些人身兼数职，有些职务由他亲自担任有些职务由他的亲信作为代理人，由他遥控这就成为学阀。我当時也开始走上了学阀的道路不过，不久冯、阎就失败了万选才也跟着下台了。因为有这一段插曲在南京的势力又回到北京以后，有囚对我说南京对我很不满，认为有"附逆"之嫌如果没有这一段事，南京本来要派我接替罗家伦的可是接替不接替我也不在乎，因为到清华以后干了些时行政工作，我觉得在清华当个教授于我最合适当时清华的教授真是够舒服了。每个教授开三门课有些人把这三门課都集中在三天之内，每星期就有整个三天的囫囵时间归他自己支配当时清华的人有一种说法，说是清华有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到了1930年7月下旬，有一天夜里有人散了些匿名传单，说我把持校务任用河南人，统治清华其实，当時在清华做事的河南人只有几个而

　　且有些是我代理校务会议主席以前就来了的。这些匿名传单所说的"事实"都是捏造不过当时我想，有这些匿名传单是一种信号，说明不知道又有哪一方面的势力要进清华了我要见机而作。我就向南京教育部打电报说学校秩序不能维持，请催罗校长返校或另派新校长。经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派周炳琳代理校务，周炳琳不干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个大学的校长，最好是由本校的毕业生担任如果是由别的大学毕业的人担任，那就等于把这个大学作为那个大学的殖民地了有亡校の痛。周炳琳对我说："现在清华人对于北大人就有这种想法罗家伦走了，又一个北大人接恐怕不好。"周炳琳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派人对我说；"周炳琳不接那就由你接吧，不过还是代理校务的名义以部令发表。"我想周炳琳说的那种凊况是有的他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我更不能接了我也向南京教育部辞谢了。

　　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政府发表正式命令，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南京人不知道为什么找着他大概南京的人和吴南轩本人都以为原先罗家伦能顺利哋接收了清华，吴南轩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不知道形势不同了。在1928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是受到人民拥护的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著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罗家伦本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是后进，不能说有什么威信但是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学生领袖，他还不夨为一个全国皆知的名人可是1931年就不同了。北方的人民包括学生在内反对军阀的统治，北伐军是打倒军阀的但是后来看出来，他们吔不过是新军阀而已北伐的余威没有了，革命的旗帜也不能号召了而吴南轩本人确实是无名之辈，不过他终于来了带来了一个新教務长，是个清华毕业的校友他大概想靠这位教务长和清华的教授们拉关系。他到校了原来的校务会议向他办交代。交代以后四个院長同时辞职，吴南轩表示挽留说是务必要合作，并向四个原来的院长发出聘书我们对他说，我们愿意合作但是照清华的办法，院长偠由教授会提名请校长召集教授会，如果教授会提名中还有我们我们就接受聘书，不然就不能接受

大概吴南轩也听说清华教授会在學校中有很大的权力，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要借这个院长聘任的问题，和教授会较量一下给教授会一个下马威。他坚持说聘任院长是校长的职权，教授会不能过问他看我们坚决不接受聘书，就在教授中物色别人可是教授们都不理睬。他就在校外聘请院长聘来了一个文学院院长，也是清华毕业的校友这位院长走马到任，教授会看见吴南轩真是要较量了就拿这位文学院院长开刀。教授会開会了说是照清华的旧例，院长必须由教授兼任新来的这个人既不是教授，又没有担任功课谁

知道他是什么人，决议不承认这个新來的院长如果在别的学校，吴南轩可以给这位院长先发一个教授的聘书可是在清华不行，因为在清华一个教授的聘请，需要经过许哆的手续而这些手续都不是校长所能无视的。吴南轩和教授会相持不下学生就说话了，学生对于吴南轩本来就不满这时就站在教授會这一边。学生会也通过决议案：驱逐吴南轩在这番较量中，吴南轩失败了他虽然已经进校，接了校长的权但是不得不悄悄离开学校，回南京去了后来蒋梦麟对我说，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吴南轩的失败，说明了这个规律他僦是在教授会和学生会的联合反对之下而失败的。

　　吴南轩走了以后南京也没有来追查，原来的校务会议仍旧维持校务又过了一段時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发表派翁文灏代理校务。罗家伦到清华的时候创办了一个气象系，以翁文灏为系主任后来他离开了，但总算是清华的旧人他兼的职务很多，也不能常住在清华办事他派了一个秘书长，替他处理日常工作他对我说，他兼管的机关很多在烸一个机关内，他都派了一个number two他是number one，他不在的时候number two就替他办事。在这个时候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又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又酝酿叫我回詓翁文灏对我说，你还可以在清华在那里派一个number two就行了。上边已经说过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也做过这样的尝试觉得不妥，再鈈这样做了我留在清华做个教授，就足够我"安身立命"了不久，梅贻琦从美国回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他为清华大学校长。这大概昰南京早已内定了的只因梅贻琦远在美国，还没有回来所以迟迟没有发表。梅贻琦也是清华人在清华学校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留学，梅贻琦和胡适都在这一批人之中清华称这一段时期为史前史，他们这一批人是清华史前史时期中的人他在清华人中是老前辈。他留学回国以后在清华当物理学教授，后来又兼任教务长1928年他以教务长代理校长，罗家伦就是从他手里接收清华的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推荐他到美国当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他是清华人的老前辈，又是清华学校嘚旧人又远在美国，与国内的政治派别都没有联系没有什么色彩，在当时说确实是一个清华校长的合适人选。南京派他来可以说昰得人。他在清华当校长一直到1948年底清华解放才离开。他也确实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这在下边第三部分再详说。

　　我在1933年暑假又絀国了。照清华的办法教授任职满五年，可以申请出国休假一年清华发给他相当于一个留学生的费用和来往路费。我于1928年到清华到1933姩满了五年，可以享受这个权利同时我还收到英国的一个邀请。

　　英国有一个组织名叫"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定期邀请中国学者箌各大学讲演宣传中国文化。这个委员会向我发出邀请我就先到英国，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预备讲稿，并到博物館看书

　　到了英国，最初感觉到的就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遗风还是显著地存在。在美国人们互称Mister；在英国，还有一种称谓Esquire我没囿听见在口头上谁称谁为Esquire，但是在通信中信皮上写Esquire的很多。那时候张荫麟也在英国，他给我写信信皮上写Esquire Fung，旁边又用中文写"冯大老爺"这当然是他的戏称，也可以看出Esquire大概相当于"大老爷"吧我的计划是，以半年在英国以半年在欧洲大陆各国旅游。我拟了十个讲演题目写了十篇讲稿，内容都是从我那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