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中华之剑》这部纪录片？ - 知乎485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8,291分享邀请回答5056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2434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 2
中国人的精神 张文襄幕府纪闻 卷下（3）&&& 不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谙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逍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需者是无所不通。今昔轨放得苟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 看画&&& 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日中国派五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有一份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具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从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某少年即入赘作土财主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 华侨&&&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余谓范蠡者，即当日之华侨也。想当日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大开欢迎会时，必定要请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惜太史公记载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之，至今犹令人费三日思云。&&& 照像&&& 辜鸿铭部郎云：“余昔年初到英国，寓学堂教授先生家。一日诣通衢，见道旁驻一高轮马车，乘坐其上者为美男子，衣服丽者，花簇簇缀冠，上衣缘边悉用金缕蟠结，似显者状。旋见一旧服者，自市肆出，升车接缰在手，扬鞭而去。余归告先生曰：‘今日见一贵官。’并言其状。先生曰：‘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余曰：‘贵人何以不自著金缕衣，而反以施之于仆，胡为邪？’先生曰：‘不然，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者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此与吾《中庸》所谓‘衣锦尚纲恶其文之著也’同义。我中国风俗，向贱优伶，固谓其欲取观于人也。不谓今日中国号称士大夫者，事事欲取观于人，即如摄影小照，亦辄印人报纸，以夸眩于人，是亦不知贵贱之分也。”噫，陋矣！中国人的精神 张文襄幕府纪闻 卷下（4）&&& 发财票&&&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荀子曰：‘国法禁拾遗，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此语有味。人偶有所得于分外，必不能复力于分之内，其得失常相敌，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力，则立尽之术也。原其始，则五分之得为之祸也。”余谓无分之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今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亦须观时局如何，若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约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趣。今并此生人之趣而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 卖穷&&& 袁简斋《诗话》有句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此仁人之言也。我中国江浙两省，素号繁华富庶之区，倚门卖笑者固有其人。然昔年所谓苏班妓女，其声价甲于天下，未闻肯跋涉他省作卖笑生涯者。今则不然，凡行省商埠，无不有苏班妓女展转营业，托足其间。观于此，今日中国尚谓有教养之道耶，可慨也。有西人曾谓余曰：“今日上海卖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卖娼也，卖穷也。”&&& 不枉受穷&&& 国朝张尔岐《蒿庵闲话》云：“邹吉水曰：‘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这穷字断送多少豪杰，试看先辈赫赫者大段穷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处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辈药石。又念耐穷，如何得赫赫出来。此中大有事不得所事，只知耐穷，一赖惰无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从事遇穷，便自增长气骨，开通识见，不然，富贵枉受富贵，穷亦枉受穷也。勿求增财，但求减用，减欲斯减用矣。”余谓吾人居今之世，当以“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字书诸绅以自儆。&&& 叶君传&&& 辜鸿铭部郎曾撰《叶澄衷传》，其文曰：“太史公作《游侠传》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云云。近世自称中国弛海禁，沿海编氓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赀财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或弄法买奸，宗强比周，侵凌孤弱，类皆鄙琐龌龊不足道也。我独见沪上富人叶氏，当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矜己诺，此犹是古之任侠而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豁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BC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无状，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宁饿死沟壑耶！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麇集于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初肆规甚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佣妇同苦乐，又能择人而任事，故数年间肆业日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火柴诸厂，以兴工业，且以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赀财，自奉一若平素，绝无豪富气象，若构洋楼、集珍物之类。遇人固肫肫，言必信，信必果，交友必诚；见显贵士大夫，言犹訚訚也，毫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客外虽久，戚邮有缓急厄困者，苟有请，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义庄，以赡族之贫苦无告者，附以义塾、牛痘局，蒇事则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举，必力任其成。在沪北购大地，立蒙学堂，以教贫穷子弟，拨十万金充经费，又特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业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岁时存问，俾免饥寒。至各省遇有水旱之灾，则必出巨资以助赈济。封疆大吏高其义，尝请于朝，屡邀宠锡，并传旨嘉奖。光绪已亥年十月，在沪病笃，召其子七人曰：“叶昔日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以继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荐升候选道，随带二级赏加二晶顶戴。余谓王者驭贵驭富之权，操之自上，日渐陵夷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也，悲乎！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泽于苍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犹其次耳。故司马迁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云云。”余谓辜部郎此作，乃讥世语，非谀墓之文，故录之。中国人的精神 张文襄幕府纪闻 卷下（5）&&&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氏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时余差次武昌省垣，蒙松枝君屈驾来访，余亦诣战舰答。礼遂即在汉臬邀集东客六七人，借西人酒市命酒，叙谈主客。萍水相逢，欢若平生，余心感焉。余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因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夫西洋近百年来风气盛开，讲智术，精造器，惟生齿日繁，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诸国因亦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欲苟安，土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日本国人，近日既习西人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咨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日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兵略航海之术，然尤好中国文学，故能荷其国家重任。余于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余不能操东语，前日与松枝晤谈，用英语以酬对，未尽欲言，今聊书数语，以志景仰云尔。&&& 士说&&& 张文襄曾问余曰：“外国各领事本文职，而佩刀何故？”余答曰：“此士服也。”西洋本以封建立国，一国之中有贵族，有平民。平民脱民籍后，武者为士，文者为史。其服制，史则宽衣博带，如今在中国牧师神父所服者是，土则短衣佩刀。领事虽文职，亦属士类，故遇大典礼，则短衣佩刀，服土服也。窃谓今日我中国有史而无士，考古制、通六书者为史，在行伍者为士，故有甲士士卒之称。两汉、三国时，宰相犹以剑履上殿，为当时朝廷特赐异数，然于此见士制尚存，是时为士者亦尚知士之本义。自唐以后，古制渐泯，乃以能文章应科第者为士，于是名则士，实则为史，士之本义全失矣。吾故曰：“今日中国有史而无士。”&&& 在德不在辫&&& 近有英人名濮兰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书记官后至北京为银公司代表，著一书曰《江湖浪游》，所载皆琐屑，专用讥词以揶揄我华人。内有一则曰《黼黻为厉》，大致谓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抑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事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之为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于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云云。按如濮兰德以上所言，其藐视我中国已极。然君子不以人废言，其言我中国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惧，虽系戏言，然亦未尝无至理寓乎其中。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且尝揆之人情，凡遇人之异于己者，我不能窥其深浅，则有所猜忌，故敬心生焉；遇人之同于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蕴，则无所顾畏，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中国人的精神 张文襄幕府纪闻 卷下（6）&&& 自大&&& 光绪十年，日本名下士冈千仞振衣氏来游中国，曾撰《观光纪游》一书，内载其友人樱泉氏论中国弊风一则，谓樱泉氏游学中土，其论弊风极为的切。曰：“所贵于中土土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孜孜沼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讲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之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竞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妆貌衙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伶，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云云。此日人樱泉二十年前语也。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畲，撰《瀛环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土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孔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所谓廉者无他，但知责己，而不责人；但求诸己，不求诸人而已。&&& 依样葫芦&&& 子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注谓：“学之为言效也。”余窃谓，学之义甚广，不当作效字解，使后之为学者只求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谓依样画葫芦者是也。犹忆中国乾嘉间，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当时又无西人为衣匠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样式即可以代办。”西人检旧衣付之，成衣领去。越数日，将新制衣送来，西人展视，剪制一切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然问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剪之成衣又何以异与，噫！&&& 学术&&& 宋陆象山云：“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政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叫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讲明有所未至，财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拘儒瞽生又安可以轻轻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意笃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云云。余谓宋代学者，偏在践履而不知讲明，故当日象山乃有此论。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土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国无实业为急务，遂至经生学士负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将毕生精神注意于此。顾名思义，尚得谓读书人邪！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中国人的精神 张文襄幕府纪闻 卷下（7）&&& 风俗&&& 管异之拟言风俗书云：“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俗之所以日颓也。而欲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远不可言，臣请以汉论之。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赃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逮光武重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场弊窦百出，买枪手，通关节，明目张胆，习为故常。及咸丰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将当朝宰相柏葰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场舞弊之风少减。可见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政体&&& 国朝潘来上某学士书云：“某闻善为治者，不务为求治之名，而贵有致治之实。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后儒亦言‘有治人无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辇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不以驱策以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纲肃而民生安矣”云云。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昔宋苏轼当哲宗初年，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兹姑撮录前篇为正本清源之论，倘有医国手出，或有取于此，庶不无小补”云尔。&&&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军装生意者，尝与中国官场酬应，不时宴请各省委员以为招徕。每宴会饭罢，出雪茄烟供客，概用上品，价值不赀。而华客每每食未半辄轻掷之。行主人性素吝且黠，以后宴客即暗易以最劣品之烟，而袭以最上品之烟盒。一日有某省办军装之道员，素自名为熟悉洋务者，至该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罢主人出烟供客，道员晌其所装之盒，讶然曰：“咦，我知此品一盒当值拾洋。”即抽取一枝，含嚼之，喷其烟，扬扬自夸曰：“吾说拾洋味道，果不错，果不错。”主人掩口胡卢。噫！西商在中国售洋货，最重招牌，凡有仿冒招牌者，必请官惩办。盖知中国人不论货之优劣，而但看招牌耳。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盖有以夫！&&& 爱才&&& 国朝沈归愚尚书有曰：“昔欧阳义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于道，不惮数千里求之，甚至过于士之求。公良以国家得一人则转相汲引，至于数世犹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笃。”犹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士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文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余记此非特借以著官场炎凉之世态，亦以志文襄之知人爱才，真有大臣风度也！中国人的精神 张文襄幕府纪闻 卷下（8）&&& 不自贵重&&&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赵宣子囚叔向，乐王鲋欲为之请，叔向弗应。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处变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经国远识更不可及。鲋，小人也，小人不可与作缘久矣，况受其脱囚之惠乎？受其惠而与之为异，彼必有辞；徇其所欲，又将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阶之。叔向宁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为所制，大臣之识也。”余谓“小人不可与作缘”一语，最有关系。昔柳子厚因附和王叔文党，身名坐隳，遗恨千古。韩文公谓子厚少年时不白贵重，顾渭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夫以子厚之品之学，一不自贵重，卒不能自展其才，以裨世用。至如今日以夤缘奔竞为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尚望其挽回大局，宏济时艰，得乎？&&& 不拜客&&& 唐李习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凡贤人奇士，皆自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才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行，而常常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丁未年，余随张文襄人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公人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 自强不息&&&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余谓此章，即道不远人之义。辜鸿铭部郎曾译德国名哲俄特《自强不息箴》，其文曰：“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勖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 犹龙&&& 孔子适周，将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余谓，虞舜，圣人也，而大禹犹戒之曰：“无若丹朱傲。”孔子，圣人也，而老聃亦戒之若此。谁谓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纯粹之圣学者，非受老子此一番之告诫也耶？。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总督衙门论文集&&& 这是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善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做的辩护。此书是辜鸿铭的英文代表作之一。1901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1923年曾由日本人办的《北华正报》社重版再印。主要是辜鸿铭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庚子议和前后公开发表的英文文章的合集。此时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幕僚，故称《总督衙门论文集》。封面的“尊王篇”三个汉字，乃赵凤昌（江苏常州人，曾官至广东巡抚）手笔。&&& 怀念赫尔曼·布德勒（HermannBudler，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 红红白白的野李花&&& 在寒空中开放，&&& 阳光照射下的丛林&&& 一片美丽的橙黄。&&& 珍珠般的河水清澈透亮，&&& 静静地流向大海。&&& 那灵魂的骚动纯粹只为了&&& 自己能够自由自在。&&& 爱、鲜花和音乐往日都是你的，&&& 但爱对于你&&& 是一种摧折，就像盐海之水&&& 那般辛酸苦涩。&&& 你诚笃的灵魂渴望着&&& 实现更高贵的计划：&&& 梦想高尚时代能够重来，&&& 唉！这只能是梦想。&&& 年复一年地住在河谷之上，&&& 它成为你这个流放异族者的家乡。&&& 的确，你形同流放，因为&&&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们坐着谈论新式的信条&&& 和古老的学说，&&& 还有那现代的主义，从古至今&&& 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 你渴望的是&&& 最优和最优者的结合，&&& 要打破那&&& 东方与西方的畛域。&&& 啊，朋友，尽管我们种族不同，&&& 你那高贵的面孔，&&& 那过于苍白的面容，&&& 却水远留在我的心中。&&& 虽然你心胸博大，&&& 但仍容不下世事的悲哀，&&& 当我们还在工作和等待，&&& 你却已撒手离开。&&& 别了！我为你伤心地吟唱，&&& 让快帆将它带到&&& 你那遥远的西方，&&& 直到你安息。&&& 辜鸿铭&&& 原注：此诗作于并发表于布德勒先生去世之时，他1893年在广东走完了人生旅途。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序言（1）&&& 下面的文章，除了其中的一篇之外，都曾在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发表过，而那篇文章则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于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发表在上海。这些文章以现在的形式结集再版，目的在于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它。我本来希望像以前一样也匿名发表这些文章，但是考虑到这一系列文章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创作的特殊背景及其性质，我不得不署上真名了。此外，我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其他原因。正如英国人自然会对勋爵之位心存敬慕一样，在华的外国人也会仰慕他们所住地方的总督。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注：意思就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关注的是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而道德低劣的人只关心地位的高低与实际利益的得失。）因此，当人们知道这些作品不是一个总督写的，而是出自一个总督的幕僚之手时，这些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吸引“怀土”诸君的魅力。&&& 鉴于上述原因，这些文章这次便以我的真名面世了。下述戈登先生评价埃及的话，似乎也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异族统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声音被压制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低等王国的时间就有多久。”&&& 我拟在后面的文章中阐明的道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现在呈现出的所谓“和解”状态是非常虚假的。中国国内时局的态势，在去年的一系列事变中达到了激化的顶点——我绝对不会把一切错误都归于外国人身上，而是认为中外双方都有错，正如慈禧太后在她的手谕中所说的那样：“彼此办理不善。”这一认识，也是慈禧太后的清政府企图从欧美列强那里所寻求的解决问题的基点。作为对教案事件的回应，“文明开化”的列强需要的则是——斩首！在被夸大的恐惧感激起的兴奋面前，要求惩罚和复仇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以后，列强就已经牢牢掌握了局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那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们提出这些冷静的，甚或说是冷酷的、顽固的斩首要求，则体现出了一种道德上的自甘堕落和行为上的犬儒主义。所谓的“文明”国度的政治家们需要为此负责，并为之蒙羞——这一行为可以说不比横行在中国北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野蛮行径强到哪里去。大清国的亲王和一些大臣在这次事变中自杀，因而导致一些中国人需要对此负责，我确实很同情这些无辜的人。至于慈禧太后，据称她曾说过“人的一生无非一死”这样的话，而但丁则说过，人“无望求得彻底的死”——实际上，慈禧太后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再引用一句法国革命家丹东的话，“Toutestperduforsl’honneur！”（“除了荣誉，一切都可以舍弃！”）&&& 牛津大学齐舍勒外交学教授蒙特古·伯纳说过，“和平条约必须包括消除一切可能引起战争事端、救济下民报上的冤情并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以上是必需的条款。这是谈判者们一定要处理的事情。如果不对这类事情加以有效、清楚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所谓和解，也是虚弱无力的。”时下，驻在北京的外国官老爷们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去平息已经出现的事端，他们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那些可怜的人。反而，这些官老爷们竟然主张要拆掉吴淞炮台！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炮台”这个词，乃是想让整个世界关注列强最近硬生生地架在中国国土上的那一座座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测，除非中国的“传教士炮台”问题得到全世界应予以的关注，否则，将来外国人在中国就很难再混下去了——除非依靠抢劫。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序言（2）&&& 我要在这些文章中申明的下一件事，详情如下：时下，对于想要在中外贸易中获利的诸国来说，我想，很明显的，也是作为首要条件的，中国必须存在一个好的政府。但是，除非北京的清帝国政府获得足够的自由，并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能够决定何事对中国的“好政府”来说是正确以及有利的，否则，所谓的“好政府”无疑就是镜花水月。需要我再次阐明的是，欧美列强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支持各省所谓的“开明总督”反对所谓的“反动中央政府”，即慈禧太后和她的顾问们。这一精心谋划并准备贸然付诸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旨在分裂清帝国，或者说至少要把中国的政局搅乱，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到不可救药的混乱与无序中去。可以预见，这一无序与混乱最终将使欧美列强控制中国的迷梦破灭，作茧自缚的他们将不得不再收拾乱局，以让一切回归秩序。&&& 目前，西方人对中国国情和时局的认识不足与他们掌握的相关信息的虚假，其荒谬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制定、采用的可以称得上是正确、甚或显得比较实用的对华政策，不是“门户开放政策”，而是“让中国人独立”。这一政策应该由列强中的领头羊带头采纳，并努力在道德上强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制列强中别的国家也同样采用。除此之外，只要能够保证治外法权的享有，列强中的领头羊应该坚持：列强都应该为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并进而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声誉，我要在此力陈，关于列强应该为所有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之事，究其所作所为，英国人所做的一丝努力便是在上海设立了不列颠高等法院。一些未谙世事的英国年轻人，他们被任命至各通商口岸领事馆工作——我在这里必须公平地指出，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真正体现了“责任”二字的分量，颇为符合人们对于一个英国人的期望。但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的热情却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勇气无法得以彰显。一个英国领事曾经在一桩显然是非正义的案件中，对一个当地总督手下的官员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无法考虑事件的正义与否，因为我身不由己。”另外一个在华的英国人也曾经写信给我，说：“我必须要依靠您和我之间的友谊，只有您的帮助才可以使我不至于陷入困境（hotwater）中去。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曾经给您写过关于这次冲突（即传教士问题）的信，否则情况会对我极为不利。”诸位请看，可怜的维京海盗的后裔啊，如今竟然连热水（hotwater）都不敢趟了！&&& 作为对列强这一正确政策的回应，并为了更好地执行它，首先，列强应该向中国派遣更优秀、更能干的代理人。爱默生说过：“政府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会明白，用一个靠不住的代理人，对于国家与对个人同样有害。”现在，一个真正靠得住、真正能干的驻京外国使臣，不用我教他，他也能够明白，他的任务不是教习或者帮助他的同胞们做生意，或者是以兜售信仰、叫卖狗皮膏药、出售铁路股份以及后膛装填步枪来谋生，而是要让他同胞的行为规矩些，以体面、守序的方式做生意，并努力在一个文明有序的国家内建立所谓的“好政府”。已故的新加坡殖民总督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他曾经为了改善种植园的中国苦力的生活条件做过一些事情。一个来自英国的代表团为此前来劝他就此事发表一些演讲，他对苦力们说：“别忘了，你们这些种土豆的家伙！是女王陛下派我来统治你们的。”但是，在列强向中国派遣的公职人员中，从政府高官和舰队司令到普通的船长和警察，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不断被邀请参加宴会，发表演讲——在这个前提下，当外国老百姓看到中国义和团兴起和欧美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惊奇？&&& 总之，列强实行的惟一正确的对华政策就是“让中国人独立，并为在华的外国人寻求一个好政府”。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又作何解释呢？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官，或者至少找到一个像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那样的官员，让他们可以管束进入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使其循规蹈矩，搞“门户开放”倒也没什么。“不过，噢！”刚正不阿的洋清官对我说，“究竟有哪些外国人在中国不守规矩呢？”这个问题就像当年下令钉死耶稣·基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问过的话一样可笑——“到底什么是真理？”那么，听着，去年夏天，在天津和北京，就有外国公民、传教士，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官员，竟然在中国的大街上极不体面地公开劫掠！《字林西报》，这份在上海出版、并算不上是明察秋毫的报纸也为此感到羞愧，因而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呼吁：“难道中国和本国都没有政府当局了吗？谁能来阻止这一可耻事态继续在北京蔓延？”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序言（3）&&& 一年前，罗伯特·赫德爵士带着他为之苦心孤诣而作的学术新作，在世人面前宣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因此，很明显，无论是让彼拉多总督做耶稣的法官，还是让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脑子里少根“道德之弦”的学者来判断事情的是非，都很不容易。近日，上海一个被称为“玛丽·菲奇夫人”的女传教士，针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在华洋人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到底谁是魔鬼？”&&& 现在说到最后一点了。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系列文章中曾努力阐明，有人告诉我，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文章让西方人看了以后会很不愉快，特别是英国人。我想说的是，我是故意以现代英语“公平竞争”的调子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我很明白，无论如何，当这种调子被一个中国人所使用时，是很不讨英国人喜欢的，因为现代的英国人相信，或者至少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最近，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对我这样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但是，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我并没有反驳这个出言不逊的英国人，也没有争辩说只有死海古猿才没有记忆力，而是想起了曾国藩大人的忠告（见本书第52页）。我温和地笑了笑，并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愚蠢。那么，在英国人身上，在他们所有那些让人厌恶的国民性中，最糟糕的甚至还不是他们那种麻木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态度往往会以所谓“冷酷的英国式逼视”把人吓呆。我想说的是，英国国民性中最糟糕的乃是现代英国人满口伪善言辞的语言习惯。在英国人说的所有伪善言辞中，最荒谬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们硬说自己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身为一个受过近代教育的人，持有这种信仰，真是不可思议——即便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只有部分是真诚的。对于这真诚的部分，我不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不禁要为可怜的现代英国人如此忽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感到悲哀。对于时下的现代欧洲文化，如果说这一文化可以承认、包容一切，那么也应该认可孔子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教无类。”最后，我要认真地给现代英国人一句忠告——前提是听忠告的人知道该把黄油涂在面包的哪一侧——那就是公平合理地参与竞争，将骨子里的伪善清除掉；如果非要保持那份傲慢，那么也请在自己的傲慢中贯之以真诚。&&&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在那些写于近日的札记中要说明的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中国——尽管如今中国人正在饱受其折磨——而是在欧美诸国。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无政府状态，并不在于境内或者统治范围内是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以及管理不善的状况。“无政府”（Anarchy）一词原来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无君”，即“没有君主了”。&&& 这种所谓的“无君”或曰“无政府”状态，总共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个民族或者一国缺乏雄才大略、其才能足以安邦定国的君主；第二阶段，人们开始公开地或者在暗地里不再相信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性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最坏最可怕的阶段，即人们不仅不再相信、承认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甚至开始连“君主统治”这种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体本身也不相信了——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人们便丧失了辨识“君主政体”、自身之道德价值甚至人类尊严之所在的能力了！在我看来，现在，欧美诸国——恰恰是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度”，其本身正迅速地堕落至“无政府状态”这一最后和最坏的阶段。德意志诗圣歌德曾在18世纪末以下列诗句哀叹这种时代精神的没落：&&& Frankreieh’straurigGeschick，dieGrossenmoeen，bedenken；&&& AbetbedenkenfirwahrsolhnesKleinenochmehr．&&& GrossegingenzuGrunde；dothwetbesehitztedieMenaeGegendieMenge？&&& DawarMengederMengeTyrann．&&& 译成英文，意思就是：&&& DreadfulisFrance’smisfortune，theclassesshouldtrulybethinkthem；&&& Butstillmore，Ofatruth，theMassesshouldlaytoheart．&&& Cwell，then，whowillprotectnowtheMasses&&& AgainsttheMasses？TheMassesagainsttheMassesdidrage．&&& 上面几句诗的大致意思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暴民们的怒吼声余音未消，该欧陆文明古国所遭遇的不幸让人觉得实在可怕，但是，“肉食者”（theClasses）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过，更为必要的还是普罗大众（theMasses）也应该认真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肉食者”们全部被打倒，那么谁来操心大众们不曾操心过的事，谁来保护彼此争斗的大众们？彼时，所谓“大众”可能已经成为压迫“大众”本身的暴君。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序言（4）&&& 现在，在欧美诸国，“肉食者”乃至所谓的“好人”们出于绝望之心态，都开始对本国的“群氓”（或曰暴民）放任不管——甚至部分“肉食者”为了所谓的“民主”而迎合为数众多的“群氓”，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眼下，各国官老爷们惟一要处理的事情，便是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去愚弄本国的“群氓”，以转移他们的斗争视线，转嫁本国的统治危机。我们以中国的情形为例：英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导致一个大困局的出现，因此，他们现在通过所谓的“中国协会”，试图愚弄上海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借机胡作非为的“群氓”，其手段便是拆除吴淞炮台！然而，我认为，当权者应当尽量保持一些“诚实”。我在这里所提的“诚实”，不仅是指财政方面，而且还指理智方面——总之，当权者要老实承认错误，勇敢面对困难。法国先哲伏尔泰说过：C’estlemalheurdesgenshonntesqu’ilssontdeslaches——意思就是“怯懦乃善人之不幸。”中国的圣人孔子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君子应该追求的“义”，就是我所说的“理智之诚实”或者“诚实之理智”——反过来意思也差不多。最后，歌德的诗句亦足以平静地陈说“义”之微言大义：&&& Sage，thunwirnichtrecht？WirmossendenP&&& Siehnur，Wieungeschickt，siehnurwiewildersichzeigt！&&& UngeschicktundwildSindallerohenB&&& SeidnurredlichundsofahrtihnzumMonschlichenan.&&& 译成英文，意思是：&&& Aren’twejustdoingtherightthing？Themob，&&& See，now，howshiftless！Andlooknowhowwild！Suchisthemob.&&& Shiftlessandwildall！SonsofAdam&&& Bebuthonestandtrue.Thusyouwillmakehuman，themall.&&&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瞧，他们多么懒惰无能！看上去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的时候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惟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我们再回过头来评价评价中国。即便到了眼下的地步，我们也不能说大清帝国已经完全陷入纯粹的无政府或者“无君”状态。去年夏天，八国联军悍然侵占了中国的首都，两宫西狩，洪水肆虐，当整个中国政府机构的运行几乎完全陷于瘫痪时，中国的民众却仍然忠诚地服从于他们认定的权威，并没有起来作乱。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对此深信不疑。总而言之，眼下中国可能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只是一种功能失调，而欧美诸国本身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乃是更要命的组织混乱。&&& 接下来，我想从我的一本书中摘录一段话，以说明当前中国的统治状态——这本书写于四年前，我准备在将其进行压缩后以《中国的治体和公职服务》为书名出版：&&& “在一个公允无偏的旁观者眼里，中国政治今日存在的弊端实在不是‘误治’，而是‘无治’。所谓‘误治’，是指任意地、没有限制地滥用权力——不受节制的贪官污吏们公然欺上瞒下，残酷、专横地践踏民众的根本利益，伤害他们的感情，乃至盗用、挪用公款，导致贪渎横行的恶劣局面出现。目前，中国政治的腐败尚没有外国人想像得那么严重，但不幸的是，这类事情的确存在。不过，我必须指出，现在此类腐败的情形主要存在于有关‘洋务’的那些部门或者事务上——诸如建立兵工厂、购舰、购置外国机器及战争物资等事。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以前，天津（1）出现的情形大抵就是如此。我们将这样一种事物状态称为‘误治’，是非常恰当的，并且这已经成为致使中国公职人员道德堕落的最恶劣根源之一。至于各省的公务部门，其所存在的弊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误治’情形远不如‘无治’情形严重，而所谓‘无治’，就是完全忽视地方的利益和人民的福利，甚至连官员自己所欲求的好处都得不到满足了。”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序言（5）&&& “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无治’状态，其原因不难找到——为了应付洋老爷们到来所引发的统治危机，也即为了满足列强的侵略野心——洋老爷们称之为‘帝国之目标’，整个清帝国被压榨得油尽灯枯。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国各省的地方利益也不得不被忽略了。当太后陛下的政府在全力关注清帝国统治命运的时候，那些封疆大吏们（诸如各总督，或者准确地说，应当称他们为‘制军’大人）被赋予的职责是关注整个帝国的问题和利益，因而，他们手中的权力实际上被无限扩大了。他们不仅享有挥霍公款的特权，甚至开始拥有官员的任免权。至于那些本该对各省或者地方负责的巡抚们，则什么权力也没有了。此外，在现在中国的公职服务体系中，还存在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或者说是‘派系’，他们伪装‘进步’，以获取洋人的青睐。当大清政府的政策合乎这些人的洋主子的意愿时，他们便被起用，以管理‘洋务’——这些人一上任，便开始大捞特捞帝国的‘油水’，同时，其他本分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须对地方负责的官员，则被抛下与饥民们一道挨饿。”&&& 鉴于上述理由，我想将我要阐明的观点进一步总结，罗列如下：&&& 第一、目前，在中国达成的媾和是虚假的，因为欧美列强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去弄清中国眼下的“无政府”局面出现的根源。&&& 第二、欧美列强可能在中国施行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只能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洋人，使他们循规蹈矩，安居乐业。”&&& 第三、遍观当今世界，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在中国，而在欧美诸国。&&&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件事：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非常伤害我自尊心的事——&&& 如果说中国有人有权利抱怨太后陛下的清政府，那么我就有这个权利。我已经为这个政府工作了十八年，但是至今我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官位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再论及我现在的薪水，甚至还不如赫德爵士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种事非常有损于我那颗在西洋诸国培养起来的自尊心。总之，我强调这一现状的意图，与其说是要证明我写上述文字时所持有的正直无私的心态，倒不如说是我想让人们记住这么一个教训：现在，在欧美列强的对华政策之下，如果有人像我这样只关心中国现实的“善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状态，那么他绝对升不到一个最能使他为国家尽忠效力的位置上，因为这不是列强想看见的事情。反之，那些热爱李提摩太先生兜售的“进步”、“文明”等诸如此类狗皮膏药的人，或者那些欣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提出的“秘密满洲政策”的老爷们——这样一些身居中国政府高位、却受洋人操纵的官老爷们，终将使整个国家蒙受耻辱并走向灭亡。因此，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美的。否则，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就会站在太后身边为她出谋划策了——如果必要，我甚至可以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仅仅通过撰写这本书在国际社会中大声争辩，以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 辜鸿铭&&& 于武昌，日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1）&&& 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的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箴言&&& “请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的军队。”&&& ——出自一封戈登将军发于毛里求斯的信&&& 中国的事态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某些人看来，眼下似乎只有奉行“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信条，非诉诸武力不可了。然而，本人却宁可倾向于赞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做法，他在克里特危机发生之后，为了支持海军将领，反对那些只会卖弄口舌的外交官员，应付那场严重的危机，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强权即公理”的看法。同样，在中国这里，自这场危机（庚子事变）爆发以来，欧美列强所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乃是联军司令所发布的那则重要通知。那则通知发得正是时候，它使得中国南方各省的督抚们能够以之安抚其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使他们不必再面对那种正在中国北方蔓延的恐慌。&&& 不过，此时此刻，所有具备思考能力和责任心的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所谓‘公理’，它还可行吗？”对于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如果说正义还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为了有助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本人拟通过报章杂志等媒体提出下列建议：&&& 首先，列强应尽可能快地同意我们的做法，他们必须充分而清楚地说明此次各国联军出兵中国北方的目的，以及他们关于中国之未来所存的意图；列强应专门指派某个人，并令其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去公开地向所有中国人宣布这一消息，而这个人必须具有权威性。&&& 其次，除非列强决定承担统治中国的责任，否则，他们首先应该立即向外界公开保证，在对待我大清国的皇太后陛下时，要与对待我国的皇帝陛下一样，不得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利、尊严和荣誉。&&& 下面，本人欲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其一，各总督、各省巡抚以及所有现在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的善治和秩序维持负有责任的人，都绝对不应该同情设立于上海的外国报刊媒体谈到的所谓“新党”。&&& 其二，对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及其正统权威所存的感情，那些所谓的“新党”在国内散播、随后又经上海的外国报刊加以附和的断言，绝对是虚妄而毫无根据的。&&& 其三，中国是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因此，中国最根本的国法乃是基于子女绝对服从父母的原则。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得到了中国人的绝对认可，这一点毋庸置疑。&&& 其四，在当前局势中，所谓的“新党”在中国的上海及国外报刊上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以及那些被用来诋毁皇太后陛下的关于其品质、意图和所谓“反动政策”的毫无根据的报导，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很大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由这些谣言所造成的成见使得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增加，破坏了外国使节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存在的那种原有的良好信任。目前，皇太后陛下要以坦率、自信和坚定的态度去处理帝国政府所面临的许多新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中国与列强彼此间重新建立信任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声明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后，我想进一步对这些声明所包括的一些观点提供几点建议，它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观点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国的所谓“新党”，西方人是十分偏爱和支持的，因为这些自命为“维新人士”的人，声称自己是“进步”人士，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是西方人的朋友。然而，关于这帮政见鄙陋、知识贫乏的年轻狂热分子对所谓“进步与文明”的拙劣模仿以及他们此举的真正意图，我们只要问一问这帮头脑发热的人为什么希望中国进步和强大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从康有为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这篇文章被翻译后，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那些所谓的“维新人士”在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了他们的真实嘴脸。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2）&&& 公正地说，人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被无端夸大了。这场运动在方兴未艾之时，确实得到了很多热心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的支持，因为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然而，与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在这场维新运动中，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这些分歧也引起了国民的不满。所有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由一心救国、社会经验丰富且具备出色判断力及辨别力的人组成，他们希望在中国推行近代化改革，希望中国能够进步，对于这些人来说，在西方文明中，只要是同中国现实国情并行不悖、且能使这个古老国度实现长治久安之“善治”事业的事物，他们都会尽可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尽量使用；至于另一派，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过激派”，这个派别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这些狂热分子自称是“爱国人士”，其实他们的本质是浮躁的，他们虚荣、自私、野心勃勃，既没有治国的实践经验，又缺乏判断和辨别能力。这帮狂热的年轻人倾向于要求在中国推行彻底、全面的改革，实现快速进步，而毫不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即便那样会意味着要冒颠覆大清帝国的危险，他们也在所不惜。究其目的，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他们充满无知地设想，以为通过推行这样的激进改革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中国获得现在西方列强所掌有的财富、权力和荣耀。这就是“新党”——康有为及其党徒的真实嘴脸。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些狂徒居然还能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如此之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人之所以整天叫嚷着“维新”和“进步”，是因为他们尽管渴求、艳羡西方人的财富和权力，却又极端憎恨他们——不难理解，这种极度的憎恨正是由前面提到的渴求和艳羡本身所滋生的。因此，他们也恨皇太后陛下，因为他们认为她对列强过于温和。&&& 外国媒体报道说皇太后陛下推行所谓的“反动政策”，并断言这些政策对中国所要追求实现的“善治”事业已产生了恶劣影响，以我之愚见，这些报道是无知、鲁莽又毫无道理可言的。如果想要证明事实与此大相径庭，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即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仅不“反动”，而且，实际上，大清国能在今日国际社会博得当前的地位，正应归功于她一贯坚持的稳健温和的政策与足智多谋的机会主义的从政风格——这是一个久经政治风浪考验、有着四十年治国经验的国家元首经深思熟虑后所制定的政策——此时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所能发挥的影响，乃是大清帝国保持稳定与团结的惟一保证。&&& 为了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想我不用精心准备什么论据，下面这几个众所周知、简单明了的事实便足以为我证明。&&& 事实之一：翟理士（HebertAllenGiles，）博士在他的《中国人名辞典》一书中（第799页），关于皇太后陛下的生平细节是这样记述的：“（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西太后；同治皇帝之母；咸丰皇帝的妃子（在她的儿子同治皇帝登基后，她被提升到与皇后同等的地位，同尊为皇太后）；此外，她还是光绪皇帝的姨母（一说为养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行宫，八个极端仇洋排外的王公大臣被指定为小皇帝的辅政大臣。当时，恭亲王正在北京与英国和法国议和。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站出来支持恭亲王。在醇亲王的帮助下，那八个排外的辅政大臣被抓了起来，有的处死，有的则恩准其自裁。”&&& 翟理士博士这段不带偏见的历史记述中的最后两句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彻底推翻关于皇太后“一贯排外”或“反动”的指控——人们甚至可以反问一句，如果当时皇太后陛下真的排外并站在辅政八大臣一边，那么现在的中国将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事实之二：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借口都难以否认，北京的总理衙门诸大臣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中外双方彼此间存在的不信任和猜疑，并进而引发的这场灾难负有责任，因为他们除了公事公办地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官方交往外，同其他一切外国事物都持与之隔绝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北京的当权者中，皇太后陛下是惟一一个尽管身居高位，却愿与外国公使的夫人们交往并成为知心朋友的人，胸怀广阔的她甚至还会请那些外国女人去宫里做客。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动、令人产生同情感的证据，更能表明皇太后陛下渴望自己以及治下的臣民与外国人和平友好地相处呢？然而，对于那些听风就是雨的新闻界的政客们来说，他们只会从这一切当中嗅到深藏其中的虚伪气息，这一点不假。但是，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同意——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帝国国母以这种礼貌好客的态度对待外国人，这样的“榜样”岂不会事与愿违地对臣民们产生极坏的影响？除此之外，人们还应记住的是，可能是生怕臣子们指望不上，出于这种绝望心理，皇太后陛下甚至还一度让她的儿子，即年轻的同治皇帝学习起英语来！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3）&&& 事实之三：应该承认，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诸省享有和平，应归功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的智慧、人道和政治家风范——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辜鸿铭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我不便为张（之洞）大人邀功。在眼下这个攸关社稷存亡的关头，幸亏有老成持重的刘坤一大人坐镇南京，南方诸省才得以免遭生灵涂炭之苦。本来刘大人曾屡次乞骸骨，要求退隐，他之所以至今仍担任两江总督之职，应该完全归功于仁厚的帝国女主人的热情挽留与个人恳求。因此，如果说这一事实与皇太后陛下之间还存在某种逻辑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以及所有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正凭着一股愚蠢的狂热与冲动在上海的报章上歇斯底里地对皇太后陛下大加诋毁和持有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在中国南部我们现在还能幸运地享有和平与安全，归根到底应当归功于皇太后陛下的圣明和远见卓识。可是，迄今为止，有些人竟然还在一味指责她“排外”和“反动”！&&& 如果外国读者对中国过去的四十年历史不熟悉，那么本人恐怕也很难使其懂得，在那四十个灾害频仍、国家动荡的岁月里，身为掌舵之人的皇太后陛下应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耐心、意志和政治智慧才足以驾驭大清帝国这艘庞大的龙舟？本人在此稍举以下一事，通过此事读者足以对皇太后陛下的伟业做一个管中窥豹的了解。1861年，当皇太后陛下与已故的东宫慈安太后一道（众所周知，后者没怎么承担实际的治国工作）为辅佐同治皇帝陛下而垂帘听政的时候，帝国统辖的内地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个省份正惨遭叛乱的太平军与捻军的蹂躏。皇太后陛下既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又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并以此激发御下大臣的忠勇之心，使其鞠躬尽瘁，尽效犬马之劳。同时，她还唤醒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辅助她这个照顾着幼主的可怜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各级乡绅们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以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最终，皇太后陛下得以消弭可怕的叛乱，使整个国家逐渐恢复到往日正常与和平的状态，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在前文中我已经谈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我曾阐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统治阶层以及士大夫们因忧心国事而产生了极度的耻辱感和绝望感，这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源头。从这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到它突然急剧泛滥，正如我曾说的那样，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倾向和形形色色的论调，在中国统治阶层中，甚至还一度存在过因不同派系之间互相倾轧而几乎导致政府崩溃、帝国瓦解的危险。让人称奇的是，正如在所有国家都发生过的政治危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典出《圣经》），出于彻底的绝望，悍然加入到——更确切地说，是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税吏和罪人派”，与“法利赛派”一样，典出《圣经》）中去了。所谓的“过激派”人士则把大清帝国这架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工具搞得一团糟。皇太后陛下获悉这一情况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来一直为她所渴望且极其需要的退隐的休养生活，站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收拾残局，重新料理国政。现在，人们都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应付风雨如磐之时局的：皇太后陛下是一个天赋异秉的老练的政治家，她凭着自己那明晰和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探知，在现存所有的政治危机中，两大派别中对于国家有最大之危害的，在于那些极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出手，给两种极端的偏激派——极端保守派和过激派的首领以迅速、严厉而果断的打击。她褫夺了翁同龢的一切头衔，不过，总的说来，皇太后陛下对其所做的处置还算宽大——这与其说是她仔细掂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出于同情朝廷老臣的恻隐之心。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申明朝廷对其将永不叙用。至于寡廉鲜耻的“过激派”的年轻头目康有为及其党徒，皇太后陛下认为对这些过激分子中表现最为恶劣的人要大加刑戮，以儆效尤，事实证明她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此外，皇太后陛下还通令全国，追捕余下的在逃犯。因此，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她就控制住了局势，重新成为帝国的女主人，使国家渡过了危机。&&& 自从这场我所努力描述的危机过去之后，皇太后陛下已经避开了一切极端的道路，她明智且始终如一地坚持其稳健和通权达变的执政风格，在中国的统治哲学中，这叫做“允执厥中”之道。作为帝国政府的最高首脑，她懂得自己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所以无论她在个人情感上可能同情哪一方，都宣布不许结党营私，即她既不排外也不会媚外，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如果非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话，归根到底，我倒倾向于认为她的思想更接近主张“进步”的一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任何一张有关各省高级官员任用状况的名录上推断出来：在选用朝廷和地方官员方面，她按照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而因材施用。因此，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大人与袁世凯这样的洋务办理者，以及保守的徐桐、李秉衡、刚毅、赵舒翘等人，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是冰炭不同器，但在皇太后陛下的指挥棒下却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仅此一点，便可表明皇太后陛下的统治手段是多么灵活，其心胸是多么宽广，她在事情的判断和策略的使用上又是多么老练！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4）&&& 然而，皇太后陛下之所以成为帝国长治久安的保证，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出色执政能力以及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还在于她在中国所拥有的深刻的实际影响。她以太后的身份君临中国四十年以来，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她历尽发捻（太平天国与捻军）叛乱与列强凌侮的重压，先后遭遇丧夫与丧子的变故——尽管她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坚持不懈地关怀她的苦难臣民并给他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努力要改变他们悲惨的生活与命运。不用怀疑，所有这一切，都存留在大清国朝野上下士民们的回忆中，太后陛下也因此赢得了他们的一致爱戴，甚至还得到她的臣民们的同情。显然，太后陛下在中国民众心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她统治的合法性应该就在于此。依本人愚见，皇太后陛下受到士民们尊敬与爱戴的程度有多深，就意味着康有为及其党徒有多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然而，近来的一些事实证明——对于康有为这些本该很了解过去四十年间本国历史的士人们来说——康有为及其党徒受到的惩罚并未有助于缓减从他们对皇太后陛下的憎恨、诋毁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体面、感情用事和刻毒的情绪。&&& 鉴于此，我忍不住要点明，设于上海的外国报章自以为是地发起的一场针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品质的不正当的非难与不合适的诽谤，对于客居中国的外国侨民来说，这样的有关外国报章的问题让我这个中国人首先站出来提出抗议，实在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无论皇太后陛下她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至少她维持了这个庞大帝国的秩序，因此，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才会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得以在异乡舒心地安家落户。我们在这里且不提她作为一国之母的高贵身分和崇高地位——作为帝国的女主人，实际上，外国人在她统治的国家里过着宾至如归的安康生活。再单就她的性别、年纪以及她那为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个人私生活之不幸而言——她从26岁开始就过着长期孤独的孀居生活，她如同一个帝王般日夜为国操劳，同时还要替她年幼的儿子——真正的皇帝担忧。后来（1874年），她惟一的儿子（同治皇帝）突然患病死去，又给她这个慈爱的母亲一次残酷的打击。对于这个可怜的女人来说，如今所剩下的，只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皇太后的头衔以及一个历尽生活苦难折磨的母亲的孤寂心灵。在了解了所有有关这个可怜女人生活的情况后，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经营的报纸——撤回关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私生活所做出的不负责的中伤与恶评。但是，对于眼下的西方世界的情形，当年埃德蒙·伯克（Burke）那句不朽名言说得好：“在欧洲，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接下来，我打算谈谈在本文要谈的问题中最核心也是最难辩出个明白的部分。之所以说它难以辩出个明白来，并不是表明我在解析将要谈的问题的前因后果时有什么危险倾向或偏见，而是因为被日前所谓的“庚子事变”（我指的是不幸的义和团运动）所激起的那种强烈情绪还阴魂不散。如同在“维新运动”中一样，这场运动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幸的是，对此西方人没能加以区别：其中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御型民众运动”，它类似于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民兵（fyrd）制或德国的战时后备军制。这种由基层民众结合起来旨在共同防御外敌或对抗社会内部动荡的结社，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国内动乱之时，帝国的中央政府就会鼓励民间组织这种结社。这样一种村社防御制度，过去称之为“保甲”，现代则称之为“团练”。“义和团”的“义”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善良、诚实或曰正直（相当于法语中的brave），它的帮规规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善良和忠实可靠的好人，乱臣贼子绝对是要被拒之门外的。而“和”字的意思则是“和睦”与“和谐”，这个字眼意味着“义和团”这一社团原本即是一个友好的团体，同时，其中也包含有mutual（即彼此共有）的意思。至于“团”字，指的乃是一个相同人群之集合，或者说是一个团体。&&& 综上所述，“义和团”最初是一个以练拳术来锻炼身体、保卫国家的社团的合法称谓，广义上它可以被译成“善良、忠实、可靠之民众构成的友好团体”，或“旨在组织共同防御、抵制动乱的良民团体”。为了贯彻这一“义和团”结社的宗旨——即在他们的家乡保卫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免遭贼寇们（也包括居心不良的外国人）的侵犯，这些团体的成员必须练习“拳术”和接受其他一些具备准军事性质的体力训练。此后，这些团体传授给民众的“高尚的自卫艺术”，甚至还包括了中国的古老艺术和学问，而并非仅仅是像社团本身的称谓所显示的那样只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练“义和拳”。&&& 毋庸赘述，我认为，上述理由就是所谓“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它完全是一种合法的仅具备防御性质的村社组织，其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攻击。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5）&&&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倾向——无疑这一倾向的产生应归结于特殊的地方时局——这场运动脱离了原先所应遵循的轨道，使一部分成员变得更富攻击性，进而陷入一种完全失控的狂热状态，无论是对于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成为一大灾难。至于这种狂热状态是如何在这场灾难中达到巅峰的，后面我再做公正的评判。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只有当这一事变的全部来由被调查清楚，在相关的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盖棺论定地搞清楚究竟是皇太后陛下犯了所谓“邪恶、软弱、判断失误或误信庸臣”之罪行，还是“地方乱局”导致了这场人祸的发生——显然，所谓的“地方乱局”，往往是拜一些居心叵测的外国人甚至是外国公使所赐。因此，外国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妨碍了皇太后陛下的统治事业，使她无法始终如一地以自己那镇定从容和坚定果敢的从政风格去处理眼下的困局。在前述的“地方乱局”中，我要特别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国传教士们的传教方式要不要讲究一些策略？二是现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很陌生的外国技师大量云集于中国内地，又是开矿又是筑路，这些人该不该受到管束？那些来自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洋技师们，身上带着那种近代欧洲文明所谓L’hommesensuelmoyen（耽于肉欲的庸俗之辈）的行为举止（即使不是出于他们的个人品行问题），突然出现在贫弱、古朴、淡泊的穿长袍的中国人面前，难免会引发文化上的冲突，中国内地民情不安，与此不无关系。&&& 同时，在事实真相还没有探清之前，我请求欧美列强，乃至诸国的人民不要忘记你们西方人所主张的现代法治的首要原则：无罪推定。我们不要先下判决，在得到充足的证据以后再作宣判也不迟。&&& 在这里，就有人指控皇太后陛下一开始便拒绝镇压、乃至纵容“义和团运动”中的过激行为的观点，本人拟提出反驳，说皇太后陛下一开始就坚决拒绝这么做，是不符合事实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她所拒绝的只是不加区别的一概镇压。对于义和团运动中那些富有攻击性、真正的好战骚乱分子，她命令朝廷官员对其加以剿灭；而对义和团中那些善良的分子，对于那种只具备纯防御性的举动，对于她的人民为了自卫而付出的努力，她却不同意对其加以镇压。皇太后陛下为什么会这样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驳斥那种指控她阴谋利用拳民驱逐洋人的说法。对于这一指控，毋庸我多言，具备基本时政常识的人一看到这个就会觉得荒谬可笑。然而，不容我们忽视的是，这种无耻的指控也是有来源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皇太后陛下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乱世就要降临在她的国度，她的臣民将要遭受板荡之灾。这种考虑不仅是出于列强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也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大清帝国治下各地可能会陷入一种无法无天的危机状态。&&& 事实上，她以天才政治家的敏锐嗅觉预见到，大清帝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经受一场巨大政治风险的考验，用卡莱尔的话来说，古老的中国也许要陷入一种所谓“警察缺位的社会动乱”中去。可以想像，一个国家陷入这样的状况会有多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治下臣民的爱护和关怀，皇太后陛下感到自己有责任鼓励他们做好与动乱做斗争的准备，重新启用这一古老村社制度，让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诸位请看，寰宇之中任何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引用什么样的正义原则去谴责事实上作为一国之主的她这样做呢？实际上，任何一个有良心与道德意识、能理解中国文字所渲染出的那种情感力量的外国人，只要读一读许多皇太后陛下最近颁发的谕旨——那些嘱托各省的督抚们做好准备去保卫委托给他们统治的帝国的神圣领土，以及嘱托她的人民重新组织旨在共同抵御外敌的村社组织即“义和团”的谕旨，就会感到其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之情和悲怆感，仿佛是一个慈母留给爱子的哀痛的临终告诫，絮絮叨叨而又感人至深：“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生不逢时，赶上这亘古未有的多事之秋，为娘我已饱受痛苦和悲伤的折磨，并照顾你们多年。现在我老了，不久以后就要离你们而去。勇敢些，孩子们，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好自己的家园。那个灾难时刻一旦来临，我将不能再照顾你们并与你们一道捍卫帝国的领土与荣誉了。”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6）&&& 如果说在上述文字中我多少还代表中国人民成功地表达了一点对于皇太后陛下的最个人化的真情实感，那么西方人就应该理解，为什么那些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能够“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地向利用现代化杀人利器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军队发起一次次徒劳的冲锋。崇尚近代欧洲科学及其所滋生的物质文明的人们只要一遇到他们不能解释的有关人类灵魂、精神的特别事物，他们都一概称之为“狂热”。然而，何为“狂热”？所谓“狂热”，乃是一种“惟一之冲动”，即主宰人们的心智，能够驱使他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巨大勇气和英雄气概、需要他们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或使命——总之，它是一种因渴望保卫他们心中赞美、热爱和崇敬的事物而被激发出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被放大到极大限度而越出常轨时，那种勇气和英雄气概也会随之成为个人的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源泉，激发出超出常人的力量——是为所谓的“狂热”。&&&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以及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是什么呢？作为个人，中国人热爱、崇敬其父母双亲，这种情感，为其少年时代所有关于家庭的记忆所萦绕，并被其日常生活经验证明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儒家伦理与秩序中，中国人民由衷地爱戴、尊敬他们的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依照她的意志而指定的帝位继承人——皇帝陛下，整个帝国的国运都系赖于她的个人意志。更重要的是，她的个人意志不是无根无据的私人恣意，而是来自这个王朝——迄今为止，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二百五十多年了。义和团的小伙子们表现出的狂热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这种“狂热”，正如我前面所说，是一种依凭无限、超常的勇气而激发出的冲动，它驱使中国人奋不顾身地保卫他们心中最热爱、最崇敬的东西。迄今为止，从总理衙门接收到的所有消息来看，这些消息对导致帝国首都这场危机骤然爆发的原因还无法做出清楚的解释。不过，我最近从非官方途径得到的一则可靠消息，可以立刻阐明那个一直让我弄不明白的问题——根据这一消息，那个让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其实是一则无耻的谣言。这则谣言，正好赶在总理衙门召开那场预定会议之前，像电击一样迅速传遍京城——那就是外国使臣打算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四项条件之一，即让皇太后陛下归政于皇帝陛下。正是这一谣言，一下子就使得帝国军队的将士以及许多普通民众奋起加入“义和团”，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众所周知，这场危机伴随着大沽炮台的不幸失陷而达到白热化状态。&&& 因此，很明显，中国人针对列强宣战，其真正的Causabelli（宣战原因），以及促使整个大清帝国上下士民都想与西方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冲动情绪，乃是源于他们确信列强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甚或要限制她的自由行动。不客气地说，这场变乱乃是一场“人民战争”，而非一场由政府发动并主宰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是置政府于不顾的。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被西方人称为“现代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诸国那些或多或少具备了民主意识的人民，那些陶醉于空泛的“爱国主义”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他们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记得，在西方过去的历史中，存在一个比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更为神圣的字眼：关于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词试图加以阐明，它就是Loyalty（忠）——即仆人对于主人的“忠”，孩子为父母尽孝的“忠”，妻子为丈夫守身如玉的“忠”——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即人民为君主而奉献的“忠”。如果“文明”的西方人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为何全中国的人——而不是中国政府——都会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徒劳的抗争。这个时候，在古老的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嘶力竭的悲愤声音在空中飘荡：“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说到这里，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有关“公理是否还靠得住”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想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7）&&& 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推翻皇太后陛下本人的统治乃至限制她的自由。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则在于北京的列国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的是，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消弭。事到如今，北京的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列国的公使们一定会被安全地转移到天津。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能够或愿意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的“宣战原因”了。在此，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目前正竭尽全力维持治下领域和平状态的总督和其他官员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决定。眼下，每一次拖延，不仅会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还会削弱获致和平的希望。&&& 附注——&&& 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国君鲁哀公曾经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之事，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之事，人民就不会服从。”&&& 上面的文章于1900年发表在《日本邮报》上，那是一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当时还附有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敬爱的编辑先生：&&& 在请求您刊出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这一做法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文章写作和准备发表的时间是（1900年）7月27日。当时，（张之洞）总督大人刚刚发出那封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联署的致英国政府的超长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授权声明”，本文所述乃是对那份电报的大略意思的英文翻译。其余的内容则是我自己为了使这一声明便于理解而做的评论。&&& 我先是受张之洞总督委托，准备一份内容为体现他那封电报大意的英文翻译，以供在报章上发表之用。后来，在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将其写成一篇关于那封电报内容的长文，总督大人得知此事后，只好收回成命。我没有事先将全文呈送给总督大人，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能尽快见到文章的效应，因为要将这篇东西译成适当的中文，要花费我不少时间。而在当时那风雨如磐的时局中，举国士人心中痛苦不堪，为了尽快给皇太后陛下及其治下的中国正名，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那时我打算以这篇文章来拯救北京以及那里的诸国公使。后来，我相信——至今我几乎还愿意相信——如果当时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西文写作能力成功地消除或缓解部分外国人针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所持的愤激敌对情绪，那么，彼此双方有关人员所遭受的惊恐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会有所缓解，从而也更便于当权的“肉食者”们更清楚地了解时局，在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之前提下解决问题。&&& 于是，我设法让文章能够被递到索尔兹伯里侯爵手里，我相信他即便不会出于慷慨，起码也会出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公平竞争”的热爱而会对我的意见做出积极反应。时至今日，此文究竟是否真的被送到侯爵府上，我仍是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它被送达与否，我都没有发现它对大不列颠帝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对华政策产生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影响。&&& 因此，现在，我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将此文呈现给整个“文明世界”。&&& 由于我打算另撰一文，专门就目前列强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的点评，所以，关于列强为何还没有采取能够顺利解决时下的中国问题的政策，在此我将不再赘述。&&& 同时，除在本文已经囊括的建议之外，我再冒昧地补充三点：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8）&&& （一）英国王后陛下，作为西方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以谦和感人的友好态度直接给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拍一封公开电报——不必用客套的官方语言，而用出自一个王者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陛下、她的儿子皇帝陛下以及她治下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局中所遭受的苦厄，表示同情。&&& （二）外国公使，尤其是大不列颠的公使，应当制定一个条例，给那些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出版的外文或中文报刊划定一些规矩，规定如有报刊胆敢随意发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国的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言论的，要给以严厉处罚。&&& （三）赫德先生应当指派上海的海关人员出版一份《中华帝国报》（ImperialGazetteofChina），除了定期刊登《京报》的准确译文之外，还要登载一些关于中国国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时可能还有必要对其他报刊上散布的不利谣言加以驳斥。&&& 对于有些读者而言，上述建议中的前两条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将借用一句绝妙的法文短语Lapolitiqueducoeur——以不容置疑的极富常识性的实践理性来证明这一“心灵之政治”（Lapolitiqueducoeur）存在并应该被加以推行的必要。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其文明的基础使得他们更加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的力量，而非外在的物质力量。中国人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只愿意肯定外在的物质力量，这种源自对于近代科学的无限迷信的愚昧无知只能使中国陷入道德沦丧的混乱局面。因此，如果西方列强或他们在中国安排的高级代理人真的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那么他们越早意识到必须运用真诚、智慧等道德力量，问题就越好解决。&&& 目前，最为急迫的乃是，西方人要使中国人确信他们真的不是“洋鬼子”，而是如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对于这一点，外国报纸——特别是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常识。然而，如果那些在华管事的外国人也丧失他们的常识，那将会酿成一场可怕的灾祸。正是借助于这种常识，我才得以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辩护——甚至为发生在处于“拳祸”阴影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事件以及参与人员辩护。当年，当英国地方当局动用其全部警察力量也控制不了群氓们的暴力行为，无法制止他们捣毁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们的集会的时候，尊敬的贝尔福先生以其令人钦佩的英国绅士的机智对此加以评论，那时他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性论据。在那个场合，贝尔福先生说，人们对于“人性”这种东西不必抱太多奢望。中国人的人性与欧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人，当他们获悉一则可怕的预兆（即便是谣言），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而且，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最质朴深沉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他人的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可怕的怨恨情感，这种情感能够毁灭一切。&&& 就目前中国的整个局势来看，呈现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彼此畏惧的状况——中国人为亡国灭种而感到恐惧；西方人则为他们在华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感到恐惧。赫德爵士身为大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遗憾的是，他的相关文章让我这个中国人看到，其所作所为加深了西方人的担忧与恐惧，进而导致了局势的恶化。&&& 我绝不会像赫德爵士那样悲观，因此，我认为，为了缓解这种既有的可怕的彼此恐惧之心理，我正在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在华所有外国人）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好事。&&& 以我目前在这里的职位，以我对于中国政府统治现状的了解以及我在中国三个最大的地方政府衙门——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衙门任职十六载的阅历，我想强调的是，当下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消弭一场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内战，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足以摧毁一切外国人和中国人有资格享有的真实与合法的权益。这个人就是皇太后陛下，我的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她得到西方人道义以及智识上的大力支持。&&& 因此，我提出了那个常识性建议：我们必须直接求助于皇太后陛下的心智，要使她确信西方人，甚至于那些在华西方人不是“魔鬼”，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如果说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二个建议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公平，那么，我将把它归咎于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捏造的那一恶毒指控，即指控皇太后陛下试图毒死她的外甥——皇帝陛下。对于这样的恶毒指控，只有当我设想在华西方人都处在一种可怕的恐惧心理状态中时，才可以原谅他们的这种行为。西方人永远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中，在雅各宾派上台大搞专政的恐怖时期，前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Antoinette）也曾遭受到同样恶毒的指控，当时，她曾无助地替自己简单地辩护道：“我求助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 我认为，提及这一恶毒的指控是必要的。现在，光绪皇帝的健康状况如何，国人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国内政局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危险：陛下身体虚弱至极，而目前经中国的合法政府确定，有继承权的人是端王的儿子，爱新觉罗·溥傀。中国人的精神 尊王篇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9）&&& 危机之后，北京的各国公使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已将被告人——中国置于辩护之外（horsdedbats）的地位，即不再听被告人申辩就径直宣判并着手执行——这是“文明”的欧洲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使用过的审判程序。现在，我请求在远东的所有渴望和平的西方人：即便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也应该支持我想出一种办法来制止外国公使即将对中国执行的判决——尤其是对于端王和在目前的灾祸中被指控为“凶犯”的那些人的判决。多年以前，在长江教案引发骚乱时——那时西方人还没有读到我为了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系列文章——承蒙《字林西报》允许，我斗胆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的文章。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它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它不可能出自一个清国大辫子的手笔，如果是的话，“所用语言将绝不会有那种极其高贵的冷静。”&&& 现在，作为一个没什么名望的中国人，我首次以自己的名义自行负责地站出来公开对世界发言，我想，所谓“文明世界”诸公有权质问我就这一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人，他自幼学在西洋，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欧洲列国学习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成年后他又花了二十年时间去研究祖国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传统。关于本人的品行，我只能说，尽管现在的我不能自夸是一个ChevaliersanspeuretSansreproche（无可指摘、无所畏惧的骑士），然而我想，那些在华外国人——无论是与我有着私人交往、深知我为人的人，还是从任何途径同我有过接触的人，当我说自己绝不会因做过任何卑鄙无耻之事以取悦、讨好洋人而应该遭到他们的冷遇和唾弃时，他们都会给予证实。&&& 最后，我冒昧地公开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将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以我个人名义献上最崇高敬意，呈送给沙皇陛下过目。承蒙沙皇陛下记得，多年以前在他访问汉口的时候，我曾有幸在他和张之洞总督大人之间做过翻译。&&& 另外，我还冒昧地请求德国驻日本公使阁下，也请他转达我的最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