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丞相苏颂
科技丞相苏颂
苏颂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在以官为本、以权为准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属于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与雕虫小技。苏颂却能“两手抓，两手硬”，像他这样政治、科技并举的“双料冠军”，在中国古代社会，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人。他那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故居芦山堂，大门两旁有副楹联写道：“尚书御史翰林第，将相公侯科学家。”
苏颂活了八十二岁，别说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即使今天，也算高寿。表面看来，苏颂左右开弓，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其实，他的一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风光”。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每项科技发明的突破与成功，发明者必须具备超人的秉异天赋，更得刻苦勤勉、孜孜矻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努力。而在科学遭受冷漠与歧视的古代，哪怕成功，等待的也并非鲜花、荣誉与掌声，成果难受重视，常常束之高阁，寂寂无闻。
即以做官而论，苏颂从政五十多年，历经五朝，受过迫害，蹲过监狱，仕途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
苏颂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二十三岁考中进士，第二年任宿州（今安徽宿县）观察推官；后任知县、馆阁校勘、大理寺丞、太常博士、正议大夫、吏部侍郎、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虽时上时下，辗转于婺州、亳州、杭州、濠州、沧州、应天府等地，但总体而言，还是不断往上升迁；直到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六月，年已七十三岁的他，擢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掌领尚书省、中书省政务，统管六部。隋唐时期，皇帝为了控制相权，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个部分，宋朝沿袭如旧。因此，苏颂所任之职，即实际上的丞相。须发花白的他，好不容易荣登百官之首，可不过大半年时间，即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又遇党争，无辜受牵，遭到弹劾。洁身自好的他，认为高居相位，必须受到朝廷所有官员的尊重与拥戴，一旦出现物议，则应激流勇退。因此，他当即上书，主动请辞。宋哲宗、高太后一再挽留，苏颂毫不恋栈，连上三书，辞去相位，离开汴京，出知扬州。也就是说，他在丞相位上，呆了仅仅九个多月。两年后，苏颂以中太一宫使的荣衔致仕，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病逝。
苏颂的政治生涯可谓跌宕起伏，但政绩平平。也许是活得太久，经历太多之故，他不露锋芒，不喜事功，处事精审，守成持重。当然，这更多的还是个人性格、内在修养等因素使然。
尽管没有突出的政绩，没有显赫的功勋，可苏颂忠于职守，为人正直，恪守法规，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楷模。就连强调个人道德品行近乎苛刻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也对他盛赞、仰慕不已，撰文称他“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惟公始终一节，出入五朝，高风响乎士林，盛烈铭于勳府”，“以是心每慕其为人”。
苏颂自二十三岁入仕，此后虽有升有贬，官职有大有小，但都在官场奔走。若予分类，他一辈子做过四种官，即地方官、中央官、科技官、外交官。
初入官场，苏颂最早担任的就是地方官——宿州观察推官，第二年改任江宁知县。他一生做过五次地方官。第二次是潁州知州；第三次，先任婺州知州，后改知亳州、知应天府、知杭州；第四次权知开封府，再改知濠州、知沧州；第五次，也即最后一次，是辞去相位后出知扬州。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颂任地方官时，总是关心民瘼，体恤百姓，尽其所能地“惠爱于民”。比如他十分注重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在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不久，马上奏请疏浚自盟、白沟、圭河、刀河等四条河流，以防水灾；知沧州时，疏浚沟河、支家河等工程，解除黄河泛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在杭州知州任内，将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这恐怕是当地最早饮用的“自来水”了；在淮南转运使任内，盐价上涨，又赶上一场饥荒，苏颂不仅降低盐价，还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以致神宗皇上对他赞赏有加：“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
苏颂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关爱百姓的情怀，还反映在他创作的不少诗歌之中。如他因暴雨肆虐、农田受灾而哀愁：“滂沱连月雨，愁叹斯民病。已紊四时和，更伤群物性。垄麦将萎摧，况值风威劲。我愿天地心，慎举阴阳柄。庶令疵沴消，永保寒暑正。无复三月中，惨惨行冬令。”在《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他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直向岁寒期茂悦，肯同时俗论甘辛。优游且做江南令，惠爱于民此最亲。”
苏颂一生，与“五”似乎十分有缘，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五次担任地方官员，五次出任外交官处理民族事务。
苏颂参与的五次外交事务，或为伴送使，或任生辰使，虽职务有别，但都是出使辽国。他遇事镇定，随机应变，分寸有度，举止得体，每次都不辱使命。回国后，苏颂根据自己对辽国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为朝廷的外交决策建言献策。对此，《宋史·苏颂传》有所记载。当皇帝神宗问及辽国的“山川、人情向背”时，苏颂答道：“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仪，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二之意。”他认为宋、辽两国，应继续和平相处。“神宗然之”，认可、采纳了他的外交建议。
出使辽国，苏颂收获颇多，他根据自己的出使路线及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创作了《前使辽诗》三十首、《后使辽诗》二十七首，记载辽国的山川风光、道路交通、农牧特点及风俗民情。这两组外交组诗，在宋人诗歌中可谓独一无二，除文学意义外，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后来，他以宋辽外交往来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编写了一部名为《华戎鲁卫信录》的书籍。
苏颂担任科技官员时，广泛搜罗人才，发掘潜能，量才器使；既总揽全局，又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刻苦精研；他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不迷信，不盲从，反复实践，终于攀上了时代的科学高峰。
北宋后期，政局动荡，党争十分激烈。苏颂为官之时，先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争；哲宗朝时，帝党与后党斗争激烈；新法遭废，守旧派受到重用，其内部又形成以洛阳人程颐等为主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刘挚为领袖的朔党，三党互争，形同水火。其实，“党”在古代多为贬义，繁体字“黨”从“常”从“黑”，意为“黑帮”，常与“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豺为虐”、“群而不党”、“党争”等连在一起。苏颂为官五十多年，历经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政治事件，各党各派都在争取他，比如王安石大刀阔斧地革除旧政，希望他能“加盟”改革派；苏轼是他的同宗之侄，曾一同坐牢，可谓患难与共，亲情加友情，蜀党自然极力拉拢他；刘挚与他同署办公，两人诗文互答，政见颇同，朔党将他视为同道……可是，苏颂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位居京城担任中央高官，始终坚持不树党援、不入派系、处事以公、不营私利、洁身自好的政治原则。
不介入党派系列，苏颂势单力孤，要想办成一点大事，形成规模效应，却无人支持响应，这，恐怕也是他政绩平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苏颂孤身一人在风波险恶的官场奋斗，也就难怪屡经挫折了。纵观其政治生涯，曾有过两次生死考验。
第一次是宋熙宁三年（1070年），任知制诰时。
知制诰之官始于唐代，专为皇帝起草、撰写诸如册立太子、任免高官、宣布征伐等重要的诏书、文诰。知制诰又称内制，与起草一般诏令、文书的外制——中书舍人相对应。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王安石颁布新法，受到朝野上下的争议乃至反对。朝廷急需得到基层支持，于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经人推荐召至汴京，拟任命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
宋神宗批示李定任职的词头之后，送中书省，正值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当班，他认为李定不符合任命要求，拒绝起草诏书，并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神宗收到封还的词头，当即免去宋敏求官职，并御批道：“速送别官命草。”于是，苏颂被推到了“前台”。他没有被神宗的愤怒与权威所吓倒，陈述李定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举荐失当的原因：资历不够，政绩不显，不符合选用擢拔规定，违反了宋朝选官旧制。因此，他不仅反对李定任官，还为宋敏求辩护。神宗态度坚决，命令又一当班的工部郎中、中书舍人李大临起草诏书，没想到他也封还了词头。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人的一致封还，被人称为“三舍人议案”。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神宗第四次命令苏颂撰写任职诏书，苏颂依然封还；又第五次批送李大临处理，李大临也不屈服，拒绝听命。作为至尊无尚的皇帝，神宗自然不肯罢休，他召见苏颂，以商量的口吻望他“速为草制”。苏颂不为所动，于是，神宗加重口气道：“久格诏命，恐将得罪，卿宜思之。”苏颂回道：“臣闻治道在察臣下之邪正，邪正之分，唯所操守。若臣前以为不可，今蒙陛下召谕，遂变前言，乃奸邪固位之臣所为也。”
神宗的任命被三舍人多次驳回弄得极没面子，便找重臣商量对策。韩琦认为苏颂份量更重，不必再找李大临了。于是，神宗的词头再次送到苏颂手中。
苏颂依然没有妥协，在封还词头的奏书中，强调自己为了朝廷法制、个人职守，“不避斧铖之诛”；又说皇帝若依特旨行事，应有文字根据。当神宗堂札特批之后，苏颂仍坚持己见，建议先将李定置于京师别授一官，等有了政绩符合条件之时再任监察御史里行，并指出神宗的特旨是以言代法，甚为不当。
苏颂多次抗命违旨，神宗恼羞成怒，忍无可忍，终于免除了他的职务。同时免去的，自然少不了另一主角李大临。而李定也没有授任原定之职，而是改知通进银台司。
这一任命反反复复多达八次，双方僵持一月有余，最后以三舍人免职、神宗让步而告结束。
苏颂因恪尽职守、不为身谋，被称为“三舍人之冠”。其实，他这样做时，早已作好承受一切后果的准备，流放、坐牢乃至杀头。丢掉官职，在苏颂看来，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结局了。这也说明宋代皇帝多少还有一点宽容、开明与大度之气，若在刑罚严酷的明朝，苏颂违命不遵，不仅处斩，说不定还要牵连亲友，诛灭九族。
当然，他这样做，也为自己埋下了隐患，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受迫害囚入牢笼，面临人生的第二次生死考验。
元丰元年（1078年）五月，苏颂在权知开封府任上，遇到了一桩案子。
相国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师傅、主持行亲，说他将寺院的粥钱支给了官员孙纯。苏颂了解到，原来是行亲花了孙纯的钱，孙纯讨账时，行亲手头拮据，就用寺院的粥钱抵债。孙纯遭到控告，马上将钱还给了行亲。苏颂认为孙纯讨账无可厚非，而寺院的钱募自民间，由主持支配也无不可。于是认定这是徒弟宗梵无事生非，扰乱风纪，便以杖责罚处。
一般来说，案子一结，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有人却拿苏颂断的这桩案子大做文章，被城皇卒参了一本，状告他偏袒孙纯。御史台官员舒亶审理此案，他是李定的朋友；而此时的李定，已升任御史中丞，是舒亶的顶头上司。“三舍人事件”虽然过去了八年，可李定总想着有朝一日报仇雪恨。机会终于来了，他自然不肯放过。于是，李定与舒亶密谋，制造了一起冤案。
舒亶经过审理发现，苏颂与孙纯乃亲戚关系。两人既为亲戚，就可定苏颂徇情枉法的罪名。
原来，苏颂女儿刚刚嫁给同事李徽之子，李徽家族十分庞大，有数百人之多，如果“顺藤摸瓜”地牵扯，则可牵出孙纯是苏颂女婿李徽儿子的从妹之子这一“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苏颂当初判案时，并不知晓这一姻亲。于是，他被传讯到御史台，接受舒亶的审讯之辱。仇人为他寻出这么一个确实存在的远亲，哪怕百般冤屈，也有口难辩。于是，苏颂以故纵、偏袒孙纯之罪，受到惩罚——降职秘书监，出知濠州。
苏颂遭贬，离开京城赴濠州上任，可李定、舒亶却不肯罢休，对他继续加以迫害。一番策划，他们翻出苏颂元丰元年（1078年）六月判决的另一桩案子——陈士儒案，送交大理寺重审。
这桩案子，因国子博士陈士儒的母亲被奴婢害死而起。陈士儒之妻李氏厌恶他的生母，常对奴婢们说：“博士母亲死后，愿意留下的，增加薪金；想要离开的，赠送银钱。”法吏审案时，认为李氏虽暗示奴婢杀母，但没有明言，情虽不容，罪不至死。作为主管官员的苏颂，其态度是不以行政干预司法，由法官以事实为准，依法判决。
案子了结上报，被大理寺驳回重审；再次上报，又被驳回；几经反复，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就连神宗皇帝闻知此事，一次上朝时对苏颂道：“听说你和法官想对陈士儒一案宽大处理，奴婢杀母，此乃人伦大恶，要穷究到底，不可纵容。”苏颂回道：“办案当以事实为准绳，对当事人，我既不敢宽容，也不敢加重处罚。”
陈士儒案久拖未决，一直拖到苏颂受贬赴濠州任职也没有最后判定。此案一经翻出，苏颂便难以逃脱李定、舒亶编织的第二次罗网与冤狱。他们仍像上次那样，从亲友关系入手予以加害。一番摸排，李定、舒亶又拎出了一条特殊的关系网：苏颂与吕公著是好朋友，而陈士儒妻子李氏的母亲是吕公著的妹妹。这样一来，苏颂又成了罪人，且“言之凿凿”：原来他在好友吕公著的请托下，有意宽纵李氏，哪怕皇帝过问，也不予理睬。
元丰二年（1709年）九月，苏颂从濠州回到京城。此次并非荣迁，而是以待罪之身，受到押解，关在汴京御史台监狱。
凑巧的事，苏轼也因乌台诗案被关进同一监狱，苏颂在三院东阁，苏轼在知杂南院。两人仅一墙之隔，狱吏审讯拷打苏轼的声音，苏颂听得一清二楚。
更为巧合的是，乌台诗案这一冤狱也由李定一手制造，并亲自主审。
苏轼与苏颂曾一同反对李定任职，所不同的是，苏颂为“三舍人之冠”，苏轼则写诗反对。苏轼的诗名太盛，诗歌很快流传开来，弄得李定丢尽了脸面。此后，苏轼又为孝子朱寿昌出版的诗集作序，对他千里寻母的行为激赏不已。李定为了升迁，母亲仇氏逝世，也不肯守丧，还编出自己非仇氏所生的谎言。于是，在李定看来，苏轼表彰孝子，就是变相抨击自己。怀着一股刻骨仇恨，李定“鸡蛋里面挑骨头”，布下罗网，将苏轼笼罩其中。他对苏轼亲自审讯用刑，并不断扩大冤案，将司马光、孙觉、张方平等二十多人牵连其中。
由此可见，李定属真正的无耻小人，苏颂当初反对他破格提拔，当属先见之明。
苏颂知道苏轼就在近旁，却无法联络互通声气，便赋诗四首表达心声，为苏轼声援，打抱不平。其中一首写道：“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文章高绝诚难敌，声气相求久益勤。莫为歌诗能数眯，圣朝终要颂华勋。”
当然，苏颂自己也时时面临苏轼相同的处境——审讯、追逼与拷问，还有利诱。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想扩大冤狱，许之以利，让苏颂诬告陈世儒一同参与谋杀。苏颂闻言，当即大义凛然地回道：“使某诬人，死不可为！”但凡关涉他本人的，则“大包大揽”地应承下来，为他人减轻罪责。
最后，苏颂冤狱在神宗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才得以宽大处理：释放出狱，撤职归班。
朱熹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首仕泉州府同安县主簿时，离苏颂逝世不过五十多年，有感于他的故乡同安已不知其人，“虽其族家子不能言”，遂建苏公祠以作纪念。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为立苏颂丞相祠堂，写了五篇相关文章，对其科技成果只字不提，他所看重的，是苏颂的平生节俭，公正清廉；他所弘扬的，是其道德修养，“然而始终大节，可考而知，则未有若公之盛者也”；他建祠的目的，是振兴教育，扭转社会时风。
由于朱熹的提倡，苏颂这位乡贤渐为当地百姓所知，其学识风范也在不断地激励、鼓舞后人。
朱熹当年所建苏公祠，或遭兵燹，或遇大火，多次毁弃，又多次重建。如今的苏公祠修葺一新，位于同安孔庙之内。进入祠堂，供奉的苏颂半身纪念像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存小心与宋千古，识大义唯公一人。”横幅为“正简流芳”。正简，宋理宗朝时对苏颂的追谥。
其实，苏颂之所以能够流芳千古，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推崇，主要在于他那卓越的科学贡献。
苏颂刚入中央做官时，先后担任馆阁校理、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太常博士等职，其主要工作，就是编撰、校正古籍。他埋首其中，誉抄校勘，一干就是九年。家中所藏古籍，大多为他亲手抄写。这项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培养了他认真求实的科研精神，刻苦沉潜的科研作风以及扎实渊博的文献功底。
苏颂的主要科技成就，一是研制新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二是主撰药物学著作《本草图经》。正是天文学、医药学这两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得他在科技方面独自一人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水运仪象，天文学名词，专业性较强，即使今天，如果对天文学不感兴趣，一般人也难以弄清其内容与性质。仪，指浑仪，一种古代测量天象的器具；象，指浑象，一种球面星图，形状与地球仪相似，上面绘有星象图。水运，以一种漏水驱动装置，促使浑仪或浑象转动，与天上的恒星同步运行。水运仪象，是古人在天文观测中使用的一种人造计时器，现代称之为水力天文钟，其原理是以漏水驱动浑仪或浑象，自动计时。
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人就设计了一种名为日晷（又称日规）的计时器，但它在阴天、夜间不起作用；而水运仪象，则是一种更为科学的，以非天文的物理过程作依据的计时器。
苏颂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是将浑仪、浑象及报时装置组合为一体，由水力推动的天文仪器。
难能可贵的是，苏颂建造的这座高约十二米、宽约七米的巨型天文仪，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论之上的。为此，他撰有《新仪象法要》一书，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零部件形制、总体构造，并配有相应的设计图纸及文字说明。水运仪象台被毁，后人正是根据这部传世之作，“按图索骥”地成功复制。
古人重形象思维，求技巧实用，科学理论与科学精神十分匮乏。而苏颂特别强调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讲究严谨缜密的逻辑推理，坚持理论与实践并举，在古代显得尤为珍贵。
关于水运仪象台的原理与结构，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有所说明：“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这是水运仪象台的结构组成；其运转模式是“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至于效果，则是“备制二器而通三用也”。
苏颂创制的水运仪象台，一个最大的突破与特征，便是实现了观测的自动化。他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层置放观测天体的浑仪，下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中层是使浑仪、浑象转动的机械装置。水流冲激轮轴，仪器开始运行，水运仪象台具有三重功效：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示牌、准确报时。
正是水运仪象台与《新仪象法要》，为苏颂争得了五项世界第一。
第一、二、三项世界第一，均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的高度评价与定论，他认为“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因水运仪象台的顶部设有九块活动屋板，他认为苏颂是世界上最早设计、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又因水运仪象台可以循环往复地等速度运转，这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是现代钟表的先导与前驱。
《新仪象法要》中绘有水运仪象台的全图、分图、详图等透视图、示意图五十多幅，绘制机械零件一百五十多种，是世界上留存至今最早也是最为系统的机械设计图纸，为苏颂创下了第四项世界第一。
在《新仪象法要》中，绘有星图十四幅。为免图象失真，使绘制更加精确，苏颂采用圆、横结合等新的绘图法，绘星一千四百六十四颗。而欧洲晚四百年观测到的星数，也只一千零二十二颗。西方科技史专家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苏颂由此创造了第五项世界第一。
水运仪象台落成之后，苏颂又研制了一台假天仪。假天仪也叫天象仪，是一种普及天文知识的仪器。与人们站在天球外观察天象的浑天仪不同，假天仪则可进入仪器之中，看到逼真的人造星空。因为这样的天象是人为模仿假造的，故名“假天仪”。在古代，欲将天象模仿制造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技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据相关资料记载，苏颂所造假天仪“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笼象，因星凿窍，如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王振铎先生研究复原了苏颂这座假天仪，并发表论文《我国最早的假天仪》，后又提出苏颂所造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假天仪，也属世界第一。这，便是苏颂创立的第六项世界第一。
苏颂的第七项世界第一，是编撰了《本草图经》一书。苏颂在研读《内经》、《外台秘要》等历代医学专著，校订整理《神农本草》、《灵枢》、《素问》、《千金方》等医典八部，编写《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了《图经本草》二十一卷的编撰工作。
《图经本草》所收药物九百三十三种，全都绘有图样，注明花形、果状、效用等，对药性、配方提供依据，纠正了历代本草书籍中的谬误。该书集古代药物学之大成，新增药物百多种，附单方千个，并一改过去本草著作的单纯药物学性质，将其提升到博物学的高度。明代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便得力于这种博物学特性，他对《图经本草》不仅赞扬有加，还大量征引。李约瑟认为“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的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而11世纪《图经本草》就已问世，在同类医学著作中自然名列世界第一。
其实，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图经本草》的编撰，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并非苏颂一人所能完成。但苏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两项创世界之最的成果，都是在他担任科技官员时取得的。
第一次是嘉祐二年（1057年）任校正医书官，苏颂最初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便挑起了主持编写《本草图经》的大梁。
作为一名科技官员，既要懂行，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又要做好管理工作，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所有科技人员的潜能与积极性，苏颂正是二者兼顾；他既重历史，也重当下，开展全国性的医药普查工作，发动广大医师、药农提供医药标本、图谱；既进行从书本到书本的校订，更以实物对照书本，相互参证，纠正混乱，去除错讹；最后由他严格把关，统一审理，重行撰述，于是才有出类拔萃的《本草图经》问世。
苏颂第二次担任科技官员，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受诏定夺新旧浑仪。
虽然有了主持修撰医书的组织经验，并且儿时苏颂就对天文极感兴趣，时常把玩家中收藏的浑天仪小样，渐渐心有所悟；他于历法也有研究，十六岁便作有以天文历法为内容的《夏正建寅赋》；参加进士科考那年，试题为《历者，天地之大纪赋》，结果苏颂名列第一，此文流传至今。尽管如此，苏颂内心十分清楚，这次所担当的重大任务，显然比第一次更为艰巨。
他一上任，便成立了“制造水运仪象所”，所有成员，都亲自物色、考核、确定。作为一名伯乐，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这匹难得的通晓天文历法的“千里马”，立即奏请皇上将他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在外地寻访人才时，苏颂发现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擅长仪器制作，便调他“专监造作”……科研发明，人才是关键，苏颂深明此理，将一大批得力干将“网罗”在自己身边，量才器使。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宝贵人才，不仅成为他的“左右手”，更为研制水运仪象各显其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研制方面，苏颂宏观决策调控，微观把握执行，反复实验，认真严谨，确保万无一失。他先做理论研究，与部下反复研究，由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从可行性上进行论证；再制作模型，进行相关天文实验；当实验成功，“候天有准”后，造成小木样呈报皇帝；尽管这些都没有误差，但苏颂并不急于建造实物，而是制造大木样，在尺寸大小、机件结构等方面，与将要制作的水运仪象台完全一致，演示实验，奏请皇帝派人鉴定；当一应准备工作按照严格的要求检验合格之后，苏颂这才命人制作铜造的水运仪象台，历经三年零四个月，终于大功告成。
其实，除道德、科技外，苏颂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于法律、历法、教育学、地理学、水利学、文献学、民俗学等方面皆有较深研究，并创作了大量颇具文学价值的诗歌，他留下的两册《苏魏公文集》（苏颂死后赠司空魏国公，故名），里面所收文字，便见证了他丰富的思想与才华。
尽管苏颂取得如此巨大的科技成就，而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撰成的《四库全书提要》在论及《新仪象法要》时写道：“我朝仪器精密，夐绝千古。颂所创造，固无足轻重。”实际情况是，苏颂之后，历经南宋、元、明，直到清乾隆时期，再也没有制造出一台可与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相媲美的天文钟，可见“我朝仪器精密，夐绝千古”之语纯属夸饰；而“颂所创造，固无足轻重”，则足以映衬封建专制对科学技术的轻视与偏见。
苏颂官至丞相，并无突出政绩；古代社会对科技视而不见，他的天文、医学成就在皇帝大臣、封建文人眼中，纯属雕虫小技，不屑一提；而道德节义之类的东西又是那么空泛，因此，哪怕在故乡同安，苏颂逝后不久，很快就湮没无闻。
当然，只要我们稍加分析，苏颂在故乡的鲜为人知，也有其他因素在内。
他五岁那年，随即将供职汴京文馆的父亲千里北上，此后“比因游宦，始寓丹阳”，官场沉浮四处奔波，晚年致仕长居润州，死后葬丹徒县。也就是说，苏颂自五岁离开故乡，直到逝世，都没有回来过。乡人对他知之甚少，也在情理之中。
再如《宋史·苏颂传》开句便说“苏颂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同安县在历史确有一个时期隶属南安县，但在五代末期已析出，此后一直独立成县。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同安县本汉侯官县地，晋析置东安县，属晋安郡。隋为南安县地。唐析南安四乡置大同地，五代南唐复为同安县，属泉州。宋元明仍旧。”苏颂出生之时，同安与南安已分割开来，两县均属泉州管辖。官修《宋史》的权威性毋庸置疑，而这一白纸黑字的谬误流传开来，他在家乡的知名度自然会大打折扣。
苏颂故居芦山堂的兴衰，对他的名气与影响，或多或少也有牵连。
苏颂先祖苏益于唐乾符年间（874年—879年）自河南光州固始县“以武备之责，被召为先锋将，入镇福建”，定居同安。其子苏光诲在苏益故宅基础上扩建府第，世称芦山堂。
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芦山堂惨遭横祸，荡为一片废墟。
事情的起因，缘自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苏益十五世孙三人各带十名家丁领解泉州府三县丁粮上缴国库，途经扬子江时被劫，三十三人当场遇难。苏家当即上书朝廷，详情以奏。此案一直拖了八年，元廷才派邱宗鲁、曾日修为钦差大臣前来查办。没想到钦差歪曲事实，故意敲诈，公开勒索，苏氏子弟一怒之下踢死钦差。这下祸惹大了，当事人被捕入狱，所有田地没收，芦山堂焚烧一空。为求活命，苏氏子孙化为许、连、周三姓，匆匆离开故土，分栖于福建各地。直至今日，苏姓“一夜奔九州，化姓许连周”的故事仍在同安民间流传。
二百多年一晃而过，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同安知县集资，在原址重修芦山堂，名苏氏大宗，由原来的二进双护厝结构扩建为三进，第三进专门供奉苏颂全身塑像。
清顺治五年（1648年），芦山堂被清兵焚毁，荆棘丛生一片荒芜。
又是二百多年过去，1912年，苏氏海内外宗亲捐资重建芦山堂；1987年再次重修，日在此举行苏颂组织创建水动仪象台九百周年暨苏颂故居芦山堂修复落成典礼，盛况空前；1990年，芦山堂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芦山堂初建时，“其地在同安县内西北隅”，当时肯定十分偏僻。房屋背靠高者三四丈，低则五六尺的三座小山。三山相连，“势似葫芦，故谓葫芦山。”而今，芦山堂坐落在一块十分平坦的地盘上，历经上千年的改造，形似葫芦的三座小山早已不见踪迹。我曾两次前往拜谒，但见重修的芦山堂焕然一新，周遭是高耸的楼房，前面是热闹的商贸市场。两次皆任向导的宋永贤先生告诉我，芦山堂前约一百米处，原有一个池塘，他小时候也曾见过的，据传苏颂儿时在芦山堂读书时，常来池塘洗笔，池水都被他洗黑了，可见用功之深。塘因人显，池以人名，乡人将其名为洗墨池。“文革”时期，洗墨池填为水田，如今已是商贸市场的一部分。置身喧嚣的市声，实难想象当年幽雅的书香。但是，我在位于孔庙的苏公祠内，见到了保留下来的“洗墨池”石碑，失落的心中，这才添了些许安慰。
在苏颂故里同安，如今可以觅见的相关遗迹，还有位于锄山上的苏颂入闽始祖苏益与夫人张氏的坟墓各一座。《同安县志》对此有所记载：“唐武安侯苏益墓在苏坑，称苏公墓。”
清光绪六年（1886年），任同安知县的满人八十四对苏颂的忠贞正直甚为仰慕，特在同安岳口岭头崎的接官亭上立一石碑，上刻“宋熙宁三舍人丞相正简苏公故里”文字。据说各级官员路经此地，都要下轿下马，面朝石碑，鞠躬行礼，以示尊重。这块被当地百姓称为“故里碑”的石碑，至今保存完好。
同安市区的一座六层大楼内，辟有苏颂科技馆。里面的大量陈列，令我最感兴趣的，是按八分之一比例复制的水运仪象台模型，虽远小于原物，但经讲解员操纵演示，水运仪象台模型在水流的冲击下，开始机械运转，让我见识了古代天文钟的奇巧与魅力。
如今，苏颂科技馆已搬离那栋大楼，迁至新建的同安文化艺术中心，更名为苏颂纪念馆。走进纪念馆大厅，是按一比一同等大小复制的浑天仪。进到二楼展厅，有关苏颂的生平资料、科技成就、研究著作等实物、模型、图片，比以前更加丰富规范。
在苏颂纪念馆右侧不远处，一座新的公园——苏颂公园正在建设之中。公园两侧，立有苏颂雕像及相应石刻。最引人注目的，是按同等比例复制的水运仪象台，即使今天，一眼望去，仍显高大宏伟，而在古代给人的感觉与震撼，据此可想而知。
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博士认为“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他是一位突出的重视科学规律的学者”。
重视科学规律，坚持科学真理，这在不尊重科学，以人情伦理为重的中国古代社会，显得尤其突出与亮丽。
苏颂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不仅表现在科学领域，还贯穿在人生的诸多方面。比如父亲苏绅在政治见解上与欧阳修有别，两人互相批评指责。苏颂了解详情后，认为欧阳修是对的，便不顾亲情，坚定地站在欧阳修一方。这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古代，苏颂这样做，属“大逆不道”，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苏颂“平生不信命术”，既重科学理论，也讲科学实践，提出了“合道尽理”的科学哲学命题。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苏颂的纪念与学习，不能虚应故事，停留在外表的形式，应注重内在的科学精神，营造浓厚的科学氛围，尊重客观的科学规律，打造名副其实的科学品牌。只有当科学成为一种时尚，当官本位过渡为科学本位，当社会不再因循守旧、模仿“山寨”，而是以知识、创造为本，以科学、民主立国，中华民族才足以称得上强大与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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