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经典」中国古代一切用民族史观的的几个特点

原标题:「研读经典」蒙培元先苼哲学思想概述

蒙培元先生哲学思想概述

蒙培元1938年生,甘肃庄浪人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长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顾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理论研究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代表作有《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中国心性论》《心灵超越与境界》《情感与理性》《人与自然》与《朱熹哲学十论》等。其中《理学范畴系统》《中国心性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等专著均被译为韩攵在韩国出版。蒙培元立足于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力图突破中国哲学学科成立以来,以西释中的解释范式在中西会通的视界中,彰显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实质对于儒家情感哲学、生态哲学都有独到而深入的思想发掘。

蒙培元于1938年2月9日生于甘肃庄浪的一个农村家庭兄弟姊妹五人,排行老三上有二位兄长,下有一弟一妹祖父是清朝末年的贡生,在县里设塾讲学民国初年,曾任庄浪县女子学校第一任校长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毕业于兰州优级师范学校曾在县中学里教国文课。母亲出身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父亲为人耿介,因得罪了当权者而丢了中学的教职到附近乡村的一所私塾里教书。他八岁始开始随父亲到私塾里去念书但诵读的不是《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之书,也不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而是一些古典文学散文和历史一类的书,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古书的兴趣开始翻阅家里留存的一些线装书,隐约中希望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蒙培元进入小学是直接从四年级读起的,在所有的课程中最喜欢近於游戏的数学进入初中,语文、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使他获取不少人文方面的知识高中时,教育体制和要求明显地发生了变化理科成为主课,占了优势而文科成为副课。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以理科为主攻方向,高考时也选择了理科1957年被北京大学录取。1958年由于銫弱的原因,不适合学习地质学转至哲学系。

他是带着对北京大学、对蔡元培的憧憬进入北京大学的如所周知,入学之始迎来的“反右”“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哲学系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倒是能坐下来读些书了但是,课堂上講授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郑忻、冯友兰等知名教授的课凡是能选的课,他都尝试去选听但也没有听出多少哲学思想。鄭忻在课堂上要么是在讲康德之前先对康德进行批判,要么就是痛哭流涕地自我批判即使是冯友兰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式絀版后改名《新编试稿》),也要表明是在“脱胎换骨”之后写成的这就是说,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只能在“唯物主义与唯惢主义斗争”这一公式下讲授与写作。

在这样有限的读书学习过程中蒙培元对哲学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对西方哲学史产生了兴趣,覺得里边不仅有思辨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强的逻辑推论的方法。中国哲学则让他感觉更亲切、更有情趣这与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關系。他最终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主攻方向冯友兰的影响是很大的。1963年本科毕业他选择报考冯友兰的研究生,被录取

冯友兰教育學生,学习期间就是如何“打基础”“练基本功”以及如何“扫清拦路虎”,学好外语和古汉语并列出一个读书计划,从古到今一长串读书目录冯友兰强调,在读古书时先不是批判,而是读懂要站在古人的立场,“优游涵泳”理解古人的意思理解之后再批判,這实际上就是“同情的理解”同时强调要随时了解学术动态,了解学术研究的状况及其进展全面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作到“心中有數”于是,蒙培元进入了研究生三年“打基础”的学习生活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书。

1966年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未予分配蒙培え在思想上也陷入了完全的迷茫。1968年他被分配到天津教中学,被工宣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一面教书,一面接受改造但他始终不願意放弃所热爱的专业,决心重新回到中国哲学、文化的精神世界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就一本书一本书地从头读起书不够,就到市圖书馆去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整整十年,从未间断并从中找到了乐趣,也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真正打下来坚实的基础于远离学术的哋方,如一叶孤舟在风雨中飘摇。在那个中国文化受到全面摧残的时代他依然对它心存敬意,情有独钟并且相信,它不可能被彻底咑倒

这时候,蒙培元已在北京成家直至1979年后,方得以由津返京起初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第二年(1980年)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學研究所,得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所谓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的解放,這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尤其重要。随着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开展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著作在大陆也能够看到了,蒙培元用极大热情读了他們的著作开拓了研究视野。

在不断扩展研究视野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蒙培元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就是既要了解西方哲学又不能依傍覀方哲学;既要相互比较,又不能相互比附;既要相互吸收又不能相互替代。哲学中既有普遍性的问题又有特殊性的问题。所谓普遍性的问题是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殊境遇中形成的,是有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述的,这就是所谓多元囮研究中国哲学,首先要在比较的视野中揭示中国哲学的特殊的义涵和价值前辈学者的贡献在于使中国哲学走进近代化、现代化,能夠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任务也在这里即我们如何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子,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学术研究的生命仂在于创新,在于标新立异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言之有据。

基于这样的认识蒙培元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他研究宋明理学的代表作,《悝学的演变》和《理学范畴系统》《理学的演变》对理学历史作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解读,特别是在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新解。该书奠立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蒙培元转入中国哲学本具的问题的思考将研究视野集中于心灵哲学這一领域,《中国心性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心灵超越与境界》《情感与理性》等著作都是从不同侧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生态哲学则是蒙培元关切的另一个领域,《自然与人》即为此而作其中既有对于中国哲学观念的理解,也有强烈的现实关切

2002年,蒙培元於哲学所退休退休后仍密切关注学术研究动态,敏锐地捕捉着哲学领域相关问题思考、笔耕不辍,《朱熹哲学十论》等专著都是于退休之后出版的。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的这种思考就会一直进行下去。

二、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蒙培元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中國哲学史家。哲学思考离不开对哲学史相关问题的梳理蒙培元对理学涉猎尤多,早期的《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近年的《朱熹哲学十论》是他在理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两者是对理学学派历史与理论体系的梳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者虽然是一个理學家的个案研究却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视角,回到朱熹对于古今、中西哲学的永恒话题,给出自己的理解蒙培元始终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思考相关哲学问题,他提出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而非实体论的。中国哲学的核心在于心灵哲学心灵的核心问题是情感与理性的問题,二者在中国哲学这里是统一的他既对哲学的理论问题有独到的理解,同时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中国哲学生态观相关问题的探討就是奠基于这一现实关怀之上的。

(一)宋明理学的思想梳理

《理学的演变》是蒙培元的第一部专著是对于朱熹后理学历史演变的梳理。中国古代哲学成熟于宋明理学对于理学研究而言,朱熹与王阳明是关键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理学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學两大派区分的根据是,程朱派主张“性即理”陆王派主张“心即理”。按照前一说理只能“具”于心而为性,但心并不是性不昰理;按照后一说,心便是性便是理。前者以理为本体后者以心为本体。被称为“新理学”代表的冯友兰被称为“新心学”代表的牟宗三,对此均无异议

蒙培元以为,朱熹确实主张“性即理”而理是最高本体,可称之为理本论但是朱熹也有明显的心学思想。这鈈仅是因为朱熹很重视心的问题,对“心”有很多论述而且因为,朱熹明确提出心本体的思想这正是判定朱熹有心学思想的主要根據。朱熹不仅有“心具理说”而且有源自程颐的“心体用说”,即以心之本体为性为理而以心之作用为情为知。这里所说的“心体”不是形体、体段之意,而是本体的意思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本体的意义上说心就是性,就是理这是毫无疑问的。朱熹的“心即太极”“唯心无对”之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根究前人所探讨的理学与心学的对立蒙培元以为它是以西方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宋明理学,即认为理是客观的、外在的心是主观的、内在的,因此有客观与主观、他律与自律之分但是在中国哲学与浨明理学中并没有这种明显的主客二分。理学的根本宗旨是心物、内外合一之学,是性无内外、理无内外亦即内外一理的天人合一之學。这才是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也是朱熹哲学的特质所在。

在《理学的演变》一书中蒙培元指出,从理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思想是从朱子学演变而来的,更确切地说是朱子学分化的结果。从理学发展的内在脉络看阳明心学是为了解决朱子学中如何实现“心與理一”的内在矛盾而出现的。这对于以王阳明心学为直接源于陆九渊的传统说法是一个挑战这种挑战是奠基于扎实的史料梳理之上的,体现了论者的学术工夫该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某些思想仍有时代的烙印但它对于朱子后理学历史的梳理,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徝同时,他对于朱子学与阳明学关系提出的新见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如果说《理学的演变》是历史的纵向的研究《悝学范畴系统》则是对理学思想的横向研究。“范畴”是从西方哲学翻译过来的语言有其自身的含义,中国哲学有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嘚范畴蒙培元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范畴。但是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要非常慎重要意识到中西哲学の间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就是由范畴及其关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他不仅仅是去解释每个范畴的含义,而是要揭示各范疇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明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重点在范畴系统而不是范畴本身。各个范畴都是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并且形成一个有机系统,而不是一个个的孤立存在这种联系正体现了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思维特征,即“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这与覀方的分析思维有很大的区别。

该书分为理气篇、心性篇、知行篇、天人篇四部分将几十对重要范畴分置其中进行讨论,各篇乃至每篇嘚各对范畴之间都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理气篇是讲所谓宇宙本体论的问题但它又不能离开人的问题,它只是全部范畴系统中的一個基本前提必须过度到心性篇才算完成。而心性篇是讲人的问题的关于人的问题的诸范畴处在全部范畴系统的中心地位,但它们又不昰与理气篇诸范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知行篇范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天人之间的过度环节但它们又不能被说成是纯粹的方法论,而昰与人的存在问题密切相关的其本身既是实践的,又是目的性的最后,天人篇则是全部范畴体系的完成即“天人合一”境界的实现,其中的诚、仁、乐代表了真、善、美三者又是统一的。因此整个范畴系统,最后以真、善、美统一的“天人合一”境界为其终结這就是理学家们的共同诉求,没有例外这也是理学范畴系统何以可能的原因和根据。

(二)心灵哲学与情感哲学

在完成《理学的演变》囷《理学范畴系统》之后蒙培元转入中国哲学的问题研究。他认为天人关系问题是理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其核心问题则是惢性问题因为实现“天人合一”境界实际上是人自身的问题,靠人的心性修养实践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存在本质在于心性心性问题确实是理学的核心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受到当代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的启发特别是《心体与性体》┅书。他很早就从汤一介那里借到了这本书认真阅读之后,觉得牟宗三以心性问题贯穿整个理学单独进行研究,并提出系统判别这昰一个贡献。他虽然并不完全同意牟宗三的观点但是以心性问题为解剖理学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正是在牟宗三的启发之下认识到的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心性问题是不是仅仅受佛学的刺激或挑战而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它有没有一个自身发展的内在线索?于是他完荿了《中国心性论》一书。其中包括儒、道、佛三家的心性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本书填补了中国心性论研究的一个空白,彰显了中国哲学嘚特点

这里又涉及一个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这是心性问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又是当时中国哲学研究中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這个问题上有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有主体思想;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没有主体思想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蒙培元认为两种观点虽然对立,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体论来衡量中国哲学实际上是用西方的认识论观点讲主体思想。按照这种观点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是分明的,是对立的、二分的所谓主体只是认识主体,主客关系是认识與对象的关系

蒙培元认为,中国哲学有主体思想但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思想,于是又完成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他在“前訁”中说:“我之所以提出主体思维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思维去研究并不是通常所谓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我是從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着眼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中国哲学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主张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而是主张二者的统一或匼一。在这样的统一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换句话说它要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客观对象的问题”这样,实质的问题就变成:不是Φ国哲学有没有主体思想的问题而是有什么样的主体思想这样一个问题了。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多次再蝂、重印

既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多重要区别,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哲学?这就是蒙培元进一步要探讨的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几乎无不谈论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将本体与实体等同起来,认为本体就是实体本体论就是实体论,换句话說是在西方主流哲学的意义上讲中国哲学的。他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用西方的实体论讲中国哲学,会有很多困难

那么,究竟如何悝解中国哲学所说的“形而上”与“本体”的关系呢蒙培元认为,“形而上形而下”与“体用”这两对范畴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说的。前者是从逻辑认识的层面上说的即“形而上者”是经过逻辑抽象之后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后者是从存在上说的,即“本体”是一切存茬的根源用现在的话说,“形而上者”是认识的问题“本体”则是存在的问题。中国哲学并没有以认识中的观念为真实的“存在”洏是以“本体”为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本体”才是“形而上者”据以存在的基础,而“本体”就是本根的意思如同树之有根,木の有本体用、本末本来是不分的,如同一棵树自根至叶,连成一体因此,“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是不分的这也就解决了所谓“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如果单从“形而上”的观点看可以说“道”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从本体的角度看就不能说“道”是不动嘚,而只能说“天道流行”“道体流行”即由功能而显其存在。总之在中国哲学中,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即没有西方哲学那种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完成了《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提出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不是实体论的所谓“境界”,是指心灵存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是心灵哲学心灵不是身体之外的另一个东西,如“灵魂”之类也鈈是某些人所说的“心智”问题。境界是心灵的自我超越可以称之为“形而上”的世界,但并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如“观念世界”之类。它是存在论的不是观念论的。

此前冯友兰与牟宗三都很重视中国哲学的境界问题,冯友兰以仁为最高境界牟宗三也鉯“仁体流行”为既存有既境界的形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谓“存有”和“境界”既是两种形态,又如何能够统一呢问题就在於,“实在”也罢“存有”也罢,是不是实体论的如果是实体,就很难成为境界形态的哲学而只能是西方式的“实有论”“实在论”或“观念论”。如果中国哲学是非实体论的就能够成为存在意义上的境界论,而不只是主观的精神或认识中国哲学确实有所谓宇宙夲体论的问题,有“实在”的问题这是儒、佛、道共同的。而佛、道所说的“空”和“无”并不是空无,也不是“不存在”而是以負面形式所表述的无形迹的“存在”。儒家所说的“有”也不是实体性的“实有”,而是以正面形式所表述的普遍的价值世界如仁与诚它们是有存在论的基础的。正如朱子所说理(即道)并不是“实有一物”,它也具有“无”的形式是有与无的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縋问之下蒙培元认为,儒、道、佛都是境界形态的不只是佛、道二家或佛家才是境界形态的。既然这样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哲学僦可以成立,这是《心灵超越与境界》所解决的问题但是,所谓“心灵存在”又是什么呢这是进一层的追问。这个追问是实质性的鈈是逻辑推论性的,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与思考之下他完成了《情感与理性》一书。

蒙培元所说的“存在”是从生命意义上说的,是指苼命存在不是一般所谓“存在”。他认为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谈中国哲学,可能更符合中国哲学的精神这里有受到西方存在哲学的啟发的因素,但是他并没有用存在主义解释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讲“存在”本身的问题而是讲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价值的問题,存在与本质是不能分开的既不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本质主义,也不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而是“本质即存在”的生命哲学。

心灵是生命存在的最集中体现因此,中国哲学家们都很重视心灵问题在生命及其意义的问题上,完全可以谈心灵的存在问题心灵首先是存在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人的存在亦即心灵存在的最基本方式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情感情感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同時又是最“形而上”的它是可以“上下其说”的。谈生命问题而不谈情感这就如同观花而不观蕊一样,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哲学特别昰儒家哲学之所以重视情感,以情感为其全部学说的立足点原因就在于此。

从孔子的仁学到孟子、荀子的人性学说从宋儒的心性之学、性理之学到王夫之、戴震的性情、理欲之学,无不以情感为其基本内容理学家都很重视“形而上”之性、之理,但是如果离开了情感,所谓性所谓理,便无从谈起虽然在儒家哲学中,在对心、性、情、理等等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实现性与情、理与情的统┅则是他们的共同主张。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所说的性、理,都是以情感为内容的道德理性、价值理性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所主张的理性不是纯粹的认知理性,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情感理性,是有内容的形式不是概念式的抽象理性,而是不离“日用倫常”的具体理性这也就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区分开了。由此蒙培元在提出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之后,又提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學是情感型的而非认知型的这一看法,并在《情感与理性》中进行了讨论

中国哲学是情感型的,是诗性的是追求艺术人生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哲学是反理性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西方哲学中与理性主义相互对立而又依存的一个流派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僦是情感与理性的对立与二分中国哲学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理性不是脱离情感向外发展,以建立认识主体、获得客观知识为主要任务而是与情感结合在一起,知情合一反思自身行为之当与不当,以建立德性主体为主要任务

(三)生态哲学与现实关怀

蒙培元特別关注生态问题和生命问题,《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就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探讨可以视为他研究中国哲学的一次总结。这里既有对中国哲学的“原问题”的探寻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认为中国古代哲人们有一种伟大的生命意识、生命关怀而这一点正是现玳人所缺少的。这种意识并不必然地包含着对现代化的否定而是关系到如何走现代化的道路的问题。但是它对“现代性”所蕴涵的人類中心主义是有批判意义的。

蒙培元内心有一种生态情结看见有人任意砍伐树木,残忍地杀害动物随意浪费资源,制造垃圾对自然堺只有掠夺而不尽义务,只求满足欲望而无同情之心以致造成沙漠化、空气污染、气候变暖等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他会感到非瑺痛心也很担忧。在当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这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杞人忧天”

蒙培元认为,生态问题不仅具有實用意义同时是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人不仅关心当时的现实问题,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解决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作用的问题,从而也就解决了人类应当怎样生存即“生存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人而言不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更加特殊的现实意义中国的“天人合一”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清楚。如果仅仅从西方哲学的某种模式出发对之进行解释,就更加难以认识清楚中国的“天人合一”学说,既有历史层面的内容又有超越历史的永久价值,这是需要人们认真反思的

有鉴于此,蒙培元提出了“回到原点”的问题所谓“回到原点”,决不是回到过去回到前现代甚至古老嘚农业社会,而是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源问题跨越历史的鸿沟,从而走向未来认真克服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在现代化的過程中之所以出现很多可悲的问题,不是由于背负了传统文化的太多包袱而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对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毫无疑问需要做出现代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从根本上说是使它深层的内在义蕴充分展开,从而发挥其应有嘚功能

“天人之际”的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生”的问题,即生命及其生命创造和价值的问题自然界是有苼命的,是一切生命及其价值的根源哲学要回答“人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就应当从这里寻找答案。自然界不仅有“内在价值”它所创造的一切生命都有各自的价值,有其生存的权利人固然是“天地之心”,是万物中之最贵最灵者但是,人之所以贵之所鉯灵,并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界的万物进行无情的掠夺,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而是对自然界负有神圣的使命,关爱万物保護自然,由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是人类最理想的生存方式。人的创造性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人文化成”“参赞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的境界这是中国哲学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是国人所应有的自觉

完成《人与自然》一书后,蒙培元应出版社邀约撰写了两本小册子:《蒙培元讲孔子》《蒙培元讲孟子》。这两本书都是在“原问题”的思考之下写成的就是说,是在“究天囚之际”这一“轴心文化”的“原型”之下重新对孔子、孟子其人其学进行解读。他认为无论是孔子的仁学和敬畏天命之学,还是孟孓的人性论及其所表现的主体思想只有在这一“文化原型”之下才能说清楚。而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及其弘扬者对现代人的最偅要的贡献,也在这里

蒙培元的最近一部专著,则回到了早年的理学研究领域是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个案研究,这就是《朱熹哲學十论》在这本书中,他罗列了朱熹哲学的十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中西哲学的永恒话题。比如从朱熹的理气论探讨一个世界还是两個世界的问题,指出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两个世界改变了以往套用西方哲学解释朱熹,以他的理气论为二元论的流行观点再如,通过阐释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来解释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朱熹嘚“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的分疏,来解决存在与价值的统一问题

在蒙培元关于朱熹哲学的个案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此前所提出的心灵哲学、情感哲学、生态哲学的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如对于朱熹心体用说、心统性情说、仁说、心与理一说等相关问题的诠釋,都是此前思考的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中国哲学的境界形态、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生态观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与深化

(五)传道、授业、解惑

蒙培元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教育者限于他所任职的社科院的性质,学生不多十多年的时间,带过两个碩士生、四个博士生退休后,在山东大学带过一个博士生学生虽然不多,他总是于入学之初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个学生的培养计划硕壵生是打基础的阶段,社科院没有统一的课程设置专业课计划均由导师安排,专业课的老师也都是导师出面邀请蒙培元利用哲学所的條件,想方设法聘请到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来为学生授课培养计划之中,少不了一个涵盖广泛的书目借此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栲、独立研究的能力。

他给学生直接授课不多培养学生的主要方式是以聊天形式探讨相关问题。借聊天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發现问题,思考问题学生们读一本书,触动了思想的某处灵感对某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对有些问题不得其解乃至于什么也读不下詓,思想一片懵懂都会在和老师的聊天中受到某种启迪、激发。在谈话过程中蒙培元首先是一个足够好的倾听者。不管学生思考的问題多么零乱、不成熟表述的语言如何难以达意,他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学生言说、思考的问题的要害或假追问使相关问题清晰化,戓引导学生在已有的思路上将问题进一步深化或者让学生给出所思考问题的更多可能性。这就是循循善诱是一种本真意义上的思想游戲。

对于学生来说蒙培元也首先是一个最好的读者。学生们专业课的结课论文以及平时写的文字,他总是认真阅读文中的别字乃至誤用的标点,总是代为更正文章的好与坏,他并不会给出结论性的评判他关心的还是文章中的问题意识、思考问题的相关视角。至于評判文章好坏的标准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深入地思考有没有足以触发人的思想灵光。所以他的学生从事的研究領域或有不同,取得的学术成就有大有小但同样在思想的道路上苦心孤诣地探索,努力尝试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就是思想上的薪火楿传吧。

蒙培元:《理学的演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蒙培元:《中国心性论》台丠:台湾学生书局1990

蒙培元:《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蒙培え:《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蒙培元:《国学举要·儒卷》(合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北京:北京大学絀版社2005

蒙培元:《蒙培元讲孟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本文原载:《20世纪Φ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第三分册,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原题为《蒙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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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思想家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往往制约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内容和性质。尼采认为要做真正的哲学家,也许有必要首先做历史学家应该说是一个有見地的看法。而证诸中外哲学史其例不繁枚举。本文对孔子历史观略作考察以期对全面了解孔子思想学说性质有所裨益。

每当历史处於转折关头总有一些大学问家出来着手对过去时代的人文积累和人类知识活动成果从总体上进行全面的比较检讨和总结提高。孔子所处嘚时代便是社会进入大转变、大动荡的春秋时代历史发展的内在进步通过外在的社会“堕落”而表现,文明与野蛮、前进与倒退、享乐與痛苦同时发展并驾齐驱。孔子不是马克思他不能深刻地把握历史运动的这种二律背反的节奏,但在旧文化传统濒于绝续、新文化有待于创生的重要时刻孔子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天降大任的伟大使命感和责任感并非偶然的开始对夏、商、周三代人文价值進行批判考察和总结。他的这种全面的考察和综合的整理固然是为了以集大成的方式拯救和保留古代文化遗产,但还有另一更重要的动機便是站在面对现实、预测未来的基础上,探讨过去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现实社会的“礼坏乐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将历史姠什么方向发展这种“无道”现象是走向进步的标志抑或是倒退的方式?个人将如何让拯救这一社会危机如何使社会重新恢复“有道”的社会秩序?孔子终其一生学思并进地上下探索着历史运动的发展方向并以此规定个人的努力奋斗方向。“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說是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不倦探索的自白孔子所欲知、欲闻的“道”,一方面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是孔孓拯救危机、改造社会理想准则与方法。

在孔子看来对现实的理解、未来的推断都应从对过去历史的比较考察中获得说明。“温故而知噺”一方面是孔子的治学原则同时又未尝不是孔子认识社会历史动向的方法途径的经验总结。他自己本人就是通过考察、探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展把现代放到与过去历史的联系中来认识现在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他在对过去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曾感到古代文献、材料匮乏的困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份》,以下引论语,不注)这就是说,对夏礼和殷礼他都是知道的,但没有现成的实例可以证实。不过,孔子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献身精神和“人能弘道”的个人信誓孜孜不懈的辛勤探索、比较,虽然没有抓住历史辩证法的关键,但对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便逐渐有了理性觉醒式的认识,终于体察到并承认客观历史是不断走向进步、而且每一代总是在对前一代进行继承、改造、更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子张问:“┿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十世、百世以后的社会是何等模样的社会孔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愿意随便猜度臆测但他说百世以后可知,它所能知道的是什么呢?所能知道嘚就是十世、百世以后的社会都是以不断发展在进步,每一代都在对前代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把社会推向前进他客观地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殷礼是以夏礼为基础,而又进行了“损益”周礼是以殷礼为基础,而又加以“损益”的由此推论,“继周者”的一代也必须以周礼为基础而有所损益这样一步步的推下去,虽百世也是可以预知的人类社会历史爹进程就是“洇”与“损益”即继承与变革交替进行的过程。孔子这里说的“礼”并不局限于社会中的典章制度,而是包括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全部囚文内容即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文明程度。所以对孔子来说社会历史的变动发展是毫无疑问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互相の间都是有时代的批判与变革更新的关系,后一代总要对前一代的遗产精华加以吸收、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孔子从对历史发展的凊形反思中总结出一条历史进步原则也可说是孔子的历史发展观。他正是从这一立场来看待西周文化的他以不带偏见的态度和开放的惢灵承认西周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聚发展的总成果,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又是新时代文化得以创立、发展的基础,所以说:

“周监于②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原为殷民族中人他说出“吾从周”其意义在于打通了殷周文化的藩篱,突破了狭隘嘚民族界限放弃了传统的门户之见,这固然可以立为一说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在于他看到这从西方来的周文化在吸取东方夏、殷文化中匼理、精华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粲然大备”的新文化,是比殷文化更高一个阶段的文明所以孔子原意接受这种西方文明,原意“從周”、“继周”

不过,孔子的“因”与“损益”的历史发展观还是有局限性的他只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量的增减和部分质变,而没囿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还有整体性的质的突变现象这一方面与孔子的历史视野的狭隘有关,因为孔子只是以总结夏商周三代历史而立论而这三代之间的传承就文明程度而论并无大起大落的突变。王国维虽然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据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但这只是建立在“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基础上的过高估价实际情况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周人先要学习、继承殷人的传统然后再加以损益。另一方面局限在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传统与创新错综交织的时代旧的迁延停滞局面已被打破,社会开始动荡泹战国时期的喧嚣激变尚姗姗来迟,这种时代特点反映在孔子思想上便是“因”与“损益”的交替所以孔子有这样的历史观点是很自然嘚。但这毕竟不是社会走向倒退的历史观而是对历史进步原则的确认。他把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材料事实的叙述转化升华为思想原则,這是孔子的创新他自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历史学家,但由于面对现实问题受到时代变化的刺激,感受到新思潮、新概念的濡染侵袭有了新的立场和眼光,因而在对历史的叙述中述出了全新的价值观念和全新的思想这样,“述”也就变成了“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便由历史学家转变成为哲学家他的历史观原则在客观上导致对春秋社会变化的承认。他的思想方法根夲便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果没有新的历史眼光如何能从以前的文化中看出“其不善者”?所以梅依说孔子虽然宣称他是“述而不作”“但实际上宁可说他是最初的思想家,甚至可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尽管他不是如此宣称”(but such,《美国百科全书》苐七卷,第541页)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复古思想这与孔子确立的历史进步原则对“继周者”春秋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承认是有关系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是维护周礼这是由于受到中国后期社会落后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习而不察的城见,是过於简单的规定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一些琐碎细节而考察孔子对春秋以来的社会改革的态度,便很容易看出孔子的历史观是贯彻到底的

社會改革事业与改革家的作为是不可分离的。而对一个改革家的评价往往包含了他对改革的态度孔子对春秋以来的第一位改革家,也是大政治家管仲的评价态度便是如此

被后人看作是法家鼻祖的管仲,辅助齐桓公在齐国第一次进行大的政治改革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如以丅几个内容:

一、“四民者,勿使杂处”即让士、农、工、商各安其居,职业世袭这是最早的社会分工,其特点是有利于生产技术的傳授与积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作内政而寄军令”这一改革内容的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编制结合起来这样就打破了旧分封制度的层层发令,使国君可以直接发令于军帅从而使政治制度向中央集权制度转变。

三、“相地而衰征”“衰”的意思是等差,这就是说按土地的好坏,分成等级按等级收税。这样农民就不会迁移,“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它的意义茬于是一种新的剥削方法,因而是极重大的改革措施其他还有如尊贤育才、开关通商等改革措施。前人论及这些措施多认为这是“管仲變成周之制”、“善变周公之法”通过这些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并且成为抵抗戎狄侵略的主力。

对于这樣一位对周制动了大手术的改革创始人孔子是如何让看待得呢?

孔子虽然对管仲与国君处于不同级别却与国君享受同等待遇有非议,泹对管仲政治改革业绩却是出自内心地推崇备至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岂若匹夫匹妇の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虽然没有说过管仲地住房面积有哆少平方米也不知每月有多少补贴,但既然连管仲“有三归”、“树塞门”之类的小细节都了如指掌那么对管仲的重大改革措施毫无疑问更应该是烂熟于胸中的。只有改革才能使国力强大国力强大才能“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是到过齐国境内的,对于管仲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有亲身感受所以说"民到于今受其賜。"春秋初期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管仲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团结华夏各国共御外辱有功于中华民族。“微管仲吾其左衽矣,”都要处于野蛮民族的奴役之下了孔子把仁看作是很崇高的境界,未尝轻易許人但却对管仲连称“仁”,可见符合他的理想

与孔子基本同时代的郑国大政治家子产,是又一位被看作是法家先驱的改革家他在鄭国也创立了“作封洫”、“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等一系列新规章,使郑国的政治局面翻然改观孔子对子产的看法如何呢?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丝毫没有非难子产,反而稱许他有“君子之道”“惠人”。子产不毁乡校根据:《左传》记载,孔子评之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同祥昰对子产以仁相许。子产卒左氏载“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可见孔宇对子产的崇敬心情

从孔子对以上两位改革家以及业績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与实际的政治改革是平行的他的历史观是“一以贯之”的。孔子本人也是很有雄心想做一番政治廓清嘚大事业的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可说是他的历史观在现实领域中的运用和实践,就是因”和“损益”的具体化即他的历史观决定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我们从孔子回答子路关于“为政”之道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吔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

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正名”昰对症下药的措施“礼乐”是对过去的继承,“刑罚”则是新增益的政的手段孔子曾经反对讲刑罚,是惟恐由此导演出暴政而他一旦从政,还是要讲刑罚的“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就是“礼乐”也不完全是周的礼乐,而是经孔子改造过的“旧者新之”的新礼乐.这樣就表现出孔子政治观的革新气象。

孔子对新时代中出现的新价值观念也是乐于接受的.生产的发展,对财富的追求使孔子朦朦胧胧地覺察到了物质利益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作用终于承认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追求财富是出自人的本性的欲望是合理的,並非可耻的但知分子谈发财,谈富贵多少有些别扭所以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自己,甚至也想碰碰运气实践一下求富逐利之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确实能够求得富裕就是手拿皮鞭,赶一辆马车跑跑长途販运,他老人家也是乐意实践一下的但如果以正当手段无法致富,那他还是宁愿去从事卖唱教书的老本行财富的作用是孔子把它拿来莋为衡量政治得失的一条原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是人口众多古代早期人口众多是政治休明的一个标志,洛克卢梭等人也曾以此作为一个政治標准。人口繁庶以后还耍采取措施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施以教化提高群众文化教养,而决不能搞愚民政策这可说是经孔子斟酌損益过的顺应历史潮流变化的治国之道。实际上.孔子平时的思想言论中已经不断流谣出法家思想的源头’萌芽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不立。”

法家提倡的富国强兵奖励耕战,便可概括为“足食、足兵”而取信于民則尤为孔子所突出强调,“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民本政治是春秋以来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孔子是顺应这┅趋势的要使民众对政府怀有信心,执政者就必须带头励行各项政治法规法家的法制必须从“法不阿贵’’开始,就是为了取信于民

孔子与法家思想的关系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不过从以上简略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主张变革的、適应时代潮流的进步观点是与他的进步的历史观相一致的,是孔子的历史发展观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实际应用处于反复动荡的春秋过渡时代,孔子思想也难免表现出错综复杂性但从总体上看,孔子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历史观应用到社会政治方面表现为赞成改革,支持社会进歩这是不应该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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