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理论探索】王绍光：西方政党政治兴衰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政党政治发源于西方，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政党政治在意识形态、政纲政策、政治基础与动员方式、组织运作模式等方面，都陷入了裹足不前的境地，似乎难以应对时局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本文通过对现代政党政治的跨国和历史比较，廓清了现代政党的历史起源、不同类型及其衰落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与众不同之处。作者认为，从事实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唯有从“政党国家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特殊性所在。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严峻挑战，可行的应对思路是借鉴改革开放的经验，由中央给定一个大方向，允许各地自主探索，从实践出真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政党的兴起：从精英到大众党

“党”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政党”却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中文中的“党”，与西文中的“党”，有着不同的原初含义。《论语》中即有“乡党”的说法，指古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百家为党。《周礼》中也有“五族为党”的说法。此外还有古人经常提及的“朋党”，但古代的“党争”与现代的“政党政治”并不一样。

英文中的party一词，源于法文，其原初含义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往往被用于指代小群体。直到17世纪末，party一词才具有了所谓的“党”的含义。当时的英国议会，出现了托利党和辉格党，英国人开始用party一词指代这种新形成的政治势力。当然，托利党和辉格党，与今天的政党，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个时代的议会政治，只是一种小圈子政治。小圈子当中一定会有派系，最后形成了两个比较稳定的派系，就是托利党和辉格党。因此，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党”的含义基本都是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用现代学者的话说，当时的党都是“精英党”(elite

直到19世纪中叶，“党”的含义才发生了巨大变化。1848年，欧洲很多国家都爆发了革命，然后出现了一种“大众党”(mass party)。大众党与之前的精英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在议会的小圈子里面形成的，而是在议会以外形成的。大众党不仅出现在欧洲，而且出现在欧洲移民去的地方，比如澳洲、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它之所以出现，与当时兴起的两大类社会运动有关。

其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阶级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兴起有关。而这些理念的兴起，又与普选有关。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做关于抽签的研究。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并不意味着选举，而是与抽签联系在一起。直到19世纪初，民主才与选举联系到一起。所谓的普选运动，是要扩大选举权。工人阶级政党也被引入这个游戏当中——在很长时间里，工人阶级争取的就是扩大普选权。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其实不包含普选运动，但1848年革命就包含了普选运动。工人阶级争取普选的社会主义运动，跟大众党的出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其二是民族主义运动。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实也是很晚近的事。即使在欧洲，很多民族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德国，也要到19世纪中叶乃至19世纪末之后，才完全形成。例如，虽然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已经推动了法国的国家建构，但直到19世纪末，法国才真正建立起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更不必说被长期殖民的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都是很晚近才形成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后来又延伸到了亚洲和非洲。19世纪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高潮期，整个世界都被欧洲国家瓜分掉了。但到了20世纪上半叶，各殖民地开始争取民族独立。

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会动员起广泛的大众参与。很多人愿意参与这些运动，以使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满足。这就需要一个大平台，也就是大众党。大众党形成以后，党就不再是一个小圈子，而可能容纳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党员。大众党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党作为精英党的很多特性。比如精英党作为一个小圈子，可以不需要经费。但大众党一定需要经费。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党费”。早期的大众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党费来运作的。党费这个东西，恐怕跟欧洲传统也有关系——既然教会曾经长期收什一税，那么政党似乎也应该收党费。尽管如此，依然有大量的人积极加入各种政党，成为普通党员。

大众党最开始兴起时，普通党员的诉求并不是赢得下一次选举。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来改造现实的社会。例如，工人阶级政党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度、比较好的劳动条件、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但随着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方向从社会革命转向议会斗争，以及欧洲福利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下逐渐成型，大众党也逐渐转型。

19世纪末，“精英民主”的理念事实上成为党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认为，不管什么社会组织都是由精英治理的，政党也不例外，包括那些声称争取民主的政党。到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李普赛特也指出，不管工会还是政党，其内部组织其实都是高度集中的。这样一来，党内就出现了一批精英党员。从精英党员的视角出发，党的定义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政治组织。因此，精英党员的诉求是赢得下一次选举；如果已经赢得了选举，就要努力保住执政地位。由此可见，普通党员和精英党员的诉求未必一致。这使得大众党在形成之时，已经蕴含了日后的危机。

大众党出现的地方包括欧洲、澳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但不包括美国。美国没有大众党，因为美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并不是说，美国从来没有人或政党倡导社会主义，而是说，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大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问题在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运动？

我在读研究生时，写过一篇文章，力图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察。我观察了四个移民国家，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全世界最早实现了工人党执政的国家，加拿大也有大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但美国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对此作出了一个解释：这三个国家的移民来源比较单一，因此，移民中的工人阶级比较容易被组织起来；而美国的移民来源比较多样，分裂的移民很难被组织起来。

美国早期的移民来源是单一的，都来自于英国。但到了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一波移民大潮，这些移民来自不同地方，如爱尔兰、北欧、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是出现过社会主义政党的，而且声势挺大，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在全国性选举中得到了不少选票。但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很快分化为俄文俱乐部、意大利文俱乐部、德文俱乐部等，语言都不通。别人一挑拨，他们很容易互相争斗。比如，你可以和英国移民说，新来的意大利移民抢了你的工作。这时，他们之间就很容易爆发冲突。美国移民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因此不可能像欧洲、拉丁美洲那样，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的大众党。到现在为止，美国依然没有工人阶级政党。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共产党——它有很多共产党，也有很多社会主义政党。然而，这些党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参政与执政的机会。这种党，在政治上是不算数的。

众所周知，美国有两大党，即共和党与民主党，但它们都不是大众党。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第一，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而其他国家的大众党，比如中国共产党，都是有党章的。第二，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membership)。因此，在美国，你没法统计民主党有多少人，共和党有多少人。第三，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事实上，很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席是谁，他们的名气比一般议员要小得多。简而言之，美国政党几乎纯粹是一个选举机器，目的是使精英赢得选举。

欧洲学者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时，几乎不会把美国政党放进去，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政党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不应混为一谈。在他们眼中，现代政党的主流是大众党，但美国政党实际上还是精英党，美国选举就是一小撮精英在操控选民。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反过来，美国学者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美国的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19世纪中叶以后，政党——尤其是大众党——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然而，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政党已经在走向衰落了。政党在西方的衰落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早在1960年代，就有大量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我认为，政党衰落的原因，与它兴起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

政党兴起的第一个原因，是争取普选的社会主义运动。到了20世纪60年代，除个别例外，欧美国家基本实现了普选。民众在没有选举权时，会产生一个幻觉：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我没有选举权；只要我拥有了选举取，我就可以影响国家的走向。然而，当拥有了选举权后，他们才会发现，选举权好像没多大用处，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看不到社会改革的方向，大众党对他们也不再有吸引力。

政党兴起的第二个原因，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运动。到了20世纪60年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也大致形成了。一战之时，欧洲各国的边界还很混乱；二战之后，欧洲各国又重新划定了边界。又过了15年到20年，欧洲各国的边界和认同，都已经慢慢固定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以民族主义动员民众的动力也慢慢消失，变得只关注如何赢得下一次选举。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施耐德(ElmerEric Schattschneider, )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

上述两方面的发展，共同导致了政党在西方的衰落。今天西方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政党危机，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美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时至今日，西方研究政党的学者其实是很悲观的。他们普遍认为，没有政党，西方民主就无法运作。然而，现在政党衰落了，西方民主该怎么办？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Peter Mair, )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传统政党衰落后，要么出现由传统政党推出的非传统候选人，如美国民主党推出的奥巴马，美国共和党推出的特朗普；要么出现由边缘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如法国的勒庞。这些人完全没有、或没有多少执政经验，指望他们能带来人民希望的变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欧洲国家，传统政党已难以得到人们的信任。在美国，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也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在美国的政党体制下，你只能投给两党的候选人，投给“独立人士”或第三党都是没用的、是废票，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专为两党设计的。也正因此，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了一个被普遍使用的口号：“华尔街拥有两党。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党！”(Wall

图一：年间，英国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变化

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与独立人士的支持者占总人口比重变化

总体而言，西方的传统政党正处于衰落当中。现在所谓的民粹主义政党，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联盟，法国的国民阵线，其实都是新型政党。他们跟传统政党不一样。传统政党有一个比较宽的社会基础，有一个比较广泛的政治诉求。比如，19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然而，现在的很多新型政党，其社会基础比较窄，政治诉求也比较分化，很容易表现出极端性。它不是为了追求某种宏大理念，而是为了反对某些具体事情——比如移民和税收的政策。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乌托邦了。人类可能真的还是需要一些乌托邦式理念，哪怕这些理念无法实现。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

我之所以介绍西方政党的情况，是想说明，不同国家的政党，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欧洲早期的政党和后来的政党就不一样，当代的欧洲政党与美国政党也不一样，但它们都叫做“政党”。

中国共产党与所有西方政党都不一样，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是整体的利益。在西方，政党的原初含义是“部分”，它致力于满足部分人的利益诉求。然而，中国共产党，从其建立之初，就强调维护人民的利益。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定义，人民最初是指工农大众，不是所有人，但确实是大部分人。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定义越来越宽。中国共产党主张自己代表全民的利益，甚至代表子孙后代的利益——不然为什么要保护环境？第二，中国是先建党，后建军，最后建国，因此其实是党、军、国三位一体。这两个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称之为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解。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缔造者(nation-builder)。Nation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在很长时间里，“中国”这个概念几乎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组织概念。中国老百姓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不清楚自己与他人在政治组织意义上到底是什么关系。因此，中国人虽然多，但组织不起来。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时，这个现象就变得特别令人痛心疾首——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但却打不过小国日本。中国不仅跟强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跟刚果签订过不平等条约，这在今天听来简直匪夷所思。因此，孙中山才会在自己的讲话里反复提到，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孙中山讲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这里的“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说有一个民族意识就够了，更重要的是把这个民族组织起来。孙中山认为，“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

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说：“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若想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就需要依靠一种政治组织。在孙中山那里，这个政治组织就是国民党；在毛泽东这里，这个政治组织就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存在两个问题，这导致它的组织能力相当有限。首先，它的社会基础比较窄，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地主和富农。参加国民党的中农很少，贫苦民众可能更少。因此，国民党的社会影响力其实是很弱的。其次，它的组织基础比较弱，党支部最低只设在县一级。国民党没有乡镇党支部、农村党支部，更不用说工厂党支部。因此，国民党的渗透能力也是很弱的。

关于这一点，曾被派往延安的国民党少将观察员徐佛观看得很清楚。他说国民党“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他进一步指出，“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反观中共，他发现“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的确，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则要强得多。首先，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比较宽，包含全体的工农大众。因此，共产党在工作过程中要不断接近工农大众，这使得其社会影响力比国民党大得多。其次，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也比较强，正所谓“支部建在连上”。从全国的最高层，到省，到县，到乡，一直到村，都有党组织。因此，它的渗透能力是很强的，从大脑一直渗透到神经末梢。

在组织能力上，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还要强的多。苏联共产党也有基层组织，但早在193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就开始提倡“一长制”。我们解放以后，曾经有人倡导中国也搞一长制，就是由经理或厂长来负责，党组织只是陪衬。后来，毛泽东也卷入了这个争论，批评了一长制。事实上，1930年代以后，苏联共产党的党组织虽然遍及全国各地，但它发挥的实际作用要远远小于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所具备的组织能力，使它很好地承担了国家缔造者的职责。它把中国这个原本一盘散沙的nation，组织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直到现在，我都怀疑，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可能依然是一盘散沙。

其次，中国共产党还是国家建设者(state-builder)。State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我对它的理解是，它拥有八项最基本的国家能力：强制、汲取、濡化、认证、规管、统领、再分配、吸纳整合。大家目前都说党管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宽。但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来看，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相比，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事无巨细地垄断所有的国家能力，而是不断地在很多方面退出；到现在，党承担的国家能力只有四项：强制、统领、濡化、吸纳整合，其他的汲取、认证、规管与再分配四项能力，党基本退出，由政府机构负责。但这种现象并不是所谓的“党政分开”。王岐山明确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

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四项最基本的国家能力。第一，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强制能力。国家的军委就是党的军委，它掌管军队，发挥着国家的强制能力。第二，中国共产党发挥着统领能力。组织部管理国家的人才，党员干部的任免是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机制。中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其实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它们通过反腐，来保证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的廉洁和效率。第三，中国共产党发挥着濡化能力。宣传部管理国家的意识形态。濡化能力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国家的认同，与核心价值的形成。第四，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吸纳整合能力。统战部的作用是要把党外的社会精英，吸纳整合到体制内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管理的是国家的命门，很多重要职能是由它——而不是政府机构——来运行的。这些职能如果交给政府机构，很容易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有几百万支部，更容易胜任这几项重要工作。

确实，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经什么都管。比如，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政贸易工作部，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部，后来被撤销了。前些年，有一些省开始尝试恢复农工部。但整体上，共产党慢慢退出了一些国家职能，交由纯粹的政府机构来管理。时至今日，比如国家汲取能力，这部分基本由国家税务部门负责；认证能力，国家认证由政府的专门机构负责；它还不管规管能力，食品、药品、房屋等产品的质量问题，也由政府机构负责；它也基本不管再分配能力，再分配同样由政府机构负责。

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国家能力，使得它很好地承担了国家建设者(state-builder)的职责。在国家的八项基本能力当中，它依然在四项最基本的国家能力上，发挥着支撑性作用。

总而言之，我将共产党理解为国家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党国，共产党则是一个国党。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套用欧美政党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也面临着一些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可能受到官僚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影响，变得腐化或退化。早在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卢森堡就提醒列宁和托洛茨基，要注意党的腐化问题。她担心党逐渐变成一个纯粹的精英群体，与广大人民群众脱离。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还不太严重。但在1962年之后，毛泽东认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有必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事实上，从列宁开始，到毛泽东，一直到现在，共产党都在探索如何防止党的腐化。这个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断革命”或许是一种选择，但成本实在太高了。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开始高度流动，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前，在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比较低。因此，中国共产党比较容易建立一个从大脑到神经末梢的组织网络。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很多人在体制外的私企和外企就业，社会流动开始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以往的布局方式，开始逐渐与社会经济结构脱钩。一方面，基层党组织比较涣散，党很难真正深入基层。另一方面，党组织如何延伸到体制外，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已经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如楼宇党建、社区党建、农村党建。今年，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媒体上对此讲得很少，但这个条例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毕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些农村的党组织形同虚设，甚至被坏人把控。这个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党确实应当重视小事，因为实际上只有通过管理小事健全基层组织，党的组织形式才是健全的。这一点已经被纳入了官方话语——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党组织应当扁平化。这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是要精简机构，减化中间层次，实行扁平化和网格化管理。但具体如何扁平化，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在60年代初期实行过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它指出“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并对很多具体细节作出了详细规定。这当中蕴含非常重要的实践经验，应当予以认真对待。

总而言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强调意识形态建设，还要强调组织建设。但在这方面，可能很难提出一个总体方案。我觉得还是要依据改革开放的经验，党中央给一个大方向，各地自主探索。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很难仅仅依靠“顶层设计”实现有效治理，还是得强调实践出真知。

（来源：《文化纵横》2018年8月）

【理论探索】胡乐明、张建刚：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

年由那场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管理理念、政策措施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常态。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资本主义演变进程中的几个阶段

资本主义从诞生至今已经有30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三次重大全球性危机给资本主义以致命打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预示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终结;第二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宣告了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死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版本升级”的动力,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形态、新的模式。以此三次危机为结点,可以把资本主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为止;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从经济大萧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为止;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从石油危机结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第四个阶段可称之为新型混合型资本主义,从最近此次金融危机开始至今。

在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奉行亚当·斯密的理念,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市场的供求,人们只要有序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客观上就会有效地满足他人的需要,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在这一阶段,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1](p.7)政府对市场基本上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管理最少的政府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市场繁荣程度前所未有,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市场结构也开始从自由竞争市场转向了垄断市场,终于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终结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

在政府主导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登上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宝座,成为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政府应当承担起调节宏观经济的责任,政府干预经济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影响需求的变化,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在这一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出现了长达近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物价稳定,生活水平、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有很大提高。但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加之此后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量人口失业,经济增长低迷,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最终导致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开始,美英两国开始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很多原来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工会组织遭到削弱,政府放任失业增长,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盛行。应该说,这一阶段中年这一段时期,“滞胀”得到缓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了灭亡,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式破茧而出,它既和上一阶段资本主义密切相连,又和前者有明显区别。新一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是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二、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每次重大经济危机都给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它的运作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而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何以在每次危机中都能经过调整而得以继续前行,就需要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才能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爆发危机并作出相应的调整,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联的。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已经经历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涛声也已不绝于耳。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为世界开启了机械化生产之路,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催生了流水生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促使制造业实现了自动化控制,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太空时代”;而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会促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发展都会带来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是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实现的。经过调整后的生产关系要更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发展趋势。

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产业服务化、生产智能化的趋势,这些趋势将长久地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与人的交流日益频繁,国与国的交往日益紧密,世界成为一个全球村,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活动的范围、规模空前扩大。特别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国际贸易迅猛增长,国际投资大幅增加,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国际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和文化流规模空前,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的态势已不可逆转,经济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正在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1990年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94万亿美元,2000年为11.96万亿美元;①2015年为33.25万亿美元。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36万亿美元,2014年为1.23万亿美元,②2015年FDI强劲复苏,FDI流入总量跃升38%,达到1.76万亿美元,③这也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和影响继续扩大。2015年,各国缔结了31个新协定,这使得全球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了年底的3304项。尽管每年新增国际投资协定数量持续下降,但由于协定涉及更多国家,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所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底,近150个经济体正围绕至少57个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世界上共有跨国公司10万家,其分支机构约有86万多家,遍布全球,其生产总值已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控制世界贸易额的50%。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商品、资本、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的速度日益加快,规模迅猛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以及互联网迅速扩及全球,把全球各个国家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经济金融化趋势略有放缓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以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1947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2.42%,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1973年)达到4.12%,上升70%,到2010年该数值进一步上升达到8.42%,翻了一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金融领域。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的平均值为257,年,这一比值迅速上升到418。[2]与此同时,各种金融衍生品如脱缰之马大量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全球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约是同期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美国当时13万亿美元GDP的25倍。[3](p.13)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过度金融化的风险,纷纷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的监管,金融业膨胀的势头有所减缓。

(三)产业服务化趋势稳步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到2000年,“西方七国”④第三产业占比平均达70.27%,加拿大最低占到64.5%,美国最高占到75.7%;2015年,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上升,平均达到74.33%,德国最低为69%,英国最高为79.2%。⑤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信息业、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租赁业、专业及商业服务业、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救助业、艺术休闲娱乐及餐饮住宿业。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贸易业、零售贸易业和运输仓储业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业中,金融租赁业(包括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租赁)、专业与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及社会救助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或者阶段性上升趋势,特别是金融租赁业上升幅度最大,占GDP的比重也最高。服务业的产值、就业人数的占比稳步上升,这是工业化完成后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所带来的危害,对产业服务化的趋势有所抑制。

(四)生产智能化趋势方兴未艾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问题,纷纷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进程。美国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源头,沉痛地认识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的威胁,也适时推出了“再工业化”方针。2012年2月,美国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开始推进国家先进制造战略的实施。这些年来,美国在国内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整合本土科研力量不断推进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发挥硅谷模式在信息软件技术上的优势,打造高度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将大数据与智能生产进行无缝对接,在工业大数据及配套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走在各国前列。德国与欧盟提出了“工业4.0”,也开始部署工业复兴战略。在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一直重视制造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较高。为了充分发挥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德国将发展重心放在智能工厂与“数据智能”等领域,率先通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 Systems)实现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网络化和智能化,产品研发制造模式的个性化与智能化。日本也提出要实现“工业智能化”,并于2013年6月公布了“日本振兴战略”。根据这个规划,日本将以工业振兴与信息产业发展为主要突破方向,实现日本工业智能化。日本的丰田、佳能等制造业名企率先大量使用智能机器人(日本制造业的智能机器人普及率高居全球榜首,平均每万名工人就占有306台机器人),建成了“无人工厂”,生产效率大大提升。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袭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正逐渐应用到生产中去,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即将到来,人类将会享受到一种全方位的智能生活。

三、资本主义新常态的几个特点

(一)低速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常态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前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恢复,但从2011年开始又走上了一条长期的停滞之路。2010年“西方七国”GDP总量为31.9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GDP总量(62.9万亿美元)的50.7%,而到了2015年,“西方七国”的GDP总量为34.1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GDP总量(73.4万亿美元)的46.4%,“西方七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了。年的5年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0%、0.56%、1.52%、1.75%、0.81%、-0.65%、2.00%、0.61%,大大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均2.54%的增长率。从全球范围来看,年的5年间,在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15个国家⑥中(2015年,15国GDP总量为55.1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75.12%),除中国和印度年均增长率较高,分别为7.76%、6.56%外,其他国家的年均增长率都在3%以下,这表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大多数国家都已陷入停滞。

(二)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换挡

此次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国际投资增长缓慢,传统产品大都市场饱和,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已逐渐丧失,世界经济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点。

对于大多数国家(地区)来说,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都已成为历史。在年的5年间,国际货物进出总额增长率分别为19.37%、0.87%、1.75%、1.17%、-12.73%,这表明,2011年后,世界贸易增长几乎陷入停滞,2015年更是负增长。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排名前16的国家或地区⑦(该年这些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6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32.4万亿美元的65%),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正增长,俄罗斯甚至下降了1/3。过去依靠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在2000年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00年全球FDI流量为1.36万亿美元,2010年为1.33万亿美元,2014年更降至1.23万亿美元,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全年下降2%,降至1.75万亿美元。因此,国际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传统产品国内、国外市场大部分都已饱和,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于是,西方主要国家先后都启动了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转向高科技产品,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金融危机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创新驱动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航天航海以及生物医药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一些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高科技产业获得了高速发展,正在成为引领各国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增长的引擎。

(三)“再工业化”将掀起新的浪潮

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虽然有金融领域的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是在实体经济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一直面临市场饱和、增长乏力的困境,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到2015年,“西方七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7.9%下降到2015年的24.3%,下降了3.6个百分点。其中,德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高且变化不大,2000年为30.9%,2015年为30.4%;其他六国2015年工业增加值占比平均只有23.3%。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保持经济竞争力、提高科技创新力的基石,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因此,很多国家开始重新走向工业化,但此轮的工业化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特点,采用了个性化、绿色化、敏捷化、协同化、服务化、柔性化的智慧制造理念,对制造模式、制造手段和技术体系都进行了重大变革。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都启动了自己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大力培育和支持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已取得了不小成绩。如德国的智能工厂、日本的机器人、美国的3D打印都已世界领先,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再工业化”这一潮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才是起步阶段,大量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才刚刚开始应用,其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再工业化”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

(四)政府职能由自由放任转为适度干预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应该是什么,二者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在逐渐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终结了亚当·斯密“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职能就是守夜人的职能”的理论,资本主义进入政府主导的凯恩斯黄金时代,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又终结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进入了里根和撒切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时代,政府的职能大大收缩;21世纪初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又终结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政府的职能具有与以往各个阶段都不同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将改变过去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或充分就业或经济增长或贸易平衡的单一目标的做法,转而追求在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不再相信“市场是万能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更不会将监管金融市场的最终责任转包给市场、私人信贷评级机构或不负责任的国际官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将大大加强。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也将大大加快,在危机来临时,也将会果断出手,避免大的经济危机再次发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8年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出手过慢而形势恶化的)。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相互协作变得更加必要,各个国际组织的相互协调成为必需。政府的监管和干预将更加严苛,但这种监管和干预是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不再是固定的或单方向的偏移——一味偏向政府或一味偏向市场。双方责任的平衡需要不断转变——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其他时候可能对市场的依赖性更强。

四、资本主义新常态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年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种新的常态,这将对我国的外贸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后,其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也不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2011年之后,我国出口增长率降为个位数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和2016年甚至是负增长,年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92%、7.85%、6.00%、-2.88%、-1.9%。⑧这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20多年出口以年均20多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微乎其微。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年,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已难以通过依靠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必须转向国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传统产品大多数都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问题,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必须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大力发展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高档数控机床、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新兴产业,才能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避免我国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被甩在后面。

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使我国避免发生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早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后呈现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启示。

启示一: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我国应从宏观层面对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根据不同高科技的技术特点来制定相应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加强关键核心共性技术攻关并扶持其优先发展。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同时,应加强培育高科技人才的力度,给予高科技研究人员更多的经费支持和奖励。加强对风险投资方面的立法,鼓励风险投资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近两年,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显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启示二: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是增强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掀起的浪潮正在袭来,人类正在进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如果我们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快对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在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下,工厂的生产流程、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用户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被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网络。这个智能化网络可以根据数据自主调整生产流程,并且自动修复机械故障,以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制造出多样化的个性化定制产品。为此,我们必须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一批潜力大、拉动力强的新兴产业集群。同时,我们要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从而努力实现习近平所讲的“三个转变”,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4]

启示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防止我国出现大的经济衰退的重要保证。资本主义历史上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那么久、衰退程度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政府面对危机苗头,迟迟不采取行动,放任危机发生,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机制,危机可以自动消失,但结果是危机不断扩散,程度不断加深。历史经验多次证明: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危机,危机的结束也必然需要政府干预。今天,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有一些人完全赞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主张要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减少政府的作用,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对教育、医疗等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他们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如果实施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我国既有一批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并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又有强有力的计划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法律法规等宏观调控手段。如果丧失了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经济将难以实现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将日益严重,“中国梦”的实现将失去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