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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匪大结局》 第一部分
“东陵大盗”孙殿英（1）
一、赌术高超大毒枭孙殿英()，名魁元，乳名金贵，河南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人。陆军中将。曾因挖掘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坟墓，盗窃国家珍宝，被人们骂为“东陵大盗”。后投降日军任伪集团军副司令。解放战争中被俘，病死狱中。孙殿英有着娴熟的赌博技能孙殿英于1889年出生在永城县西杨村他的外祖母家里。父亲是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人，因惹是生非，被当地政府关押。母亲对孙殿英十分溺爱娇惯，使他从小就养成了顽劣捣蛋的性格。他七岁开始入私塾，常寻同学斗殴。有一次受到老师责罚，他不服气，竟放火烧掉学校的房子，被赶出校门。他母亲只得带他返回老家，靠乞讨为生。不久孙殿英得了天花，留下满脸的麻坑，人们背后都称他为“孙大麻子”。
在流浪期间，孙殿英结识了一些流氓赌棍，他们经常鬼混在一起，出入赌窟、钱庄。起初他只是一名大赌棍的助手，做些“传宝盒”、“看台子”一类的事。凭着脑袋的灵活，等其窥见此中奥秘之后，很快就成了一名赌场高手，从此闯荡江湖，以赌为业。他先后到商丘、洛阳、西安等地开设赌局，骗取财物。
孙殿英有着娴熟的赌博技能。他经常把麻将牌、天九牌等赌具当作研究对象。他用棉布擦拭牌的背面，然后察其纹理，辨其异同。无论是什么样的牌，只要经他短时间的把弄，就能够记清每一张牌的暗记，不看牌面，能知牌名，信手拈来，绝少差错。因而玩牌时，他能在知己知彼的有利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往往一场赌博可赢得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巨款。此外，他口袋里还经常装着一副骰子，一有空闲就投掷起来。天长日久，居然能够随心所欲地要几点就掷几点，很少有失误的时候。这一习性，以后他当上了军官乃至高级将领依然未改，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麻将牌、天九牌和骰子之类的赌具，一坐下来，就爱不释手地细心赏玩。
孙殿英常以赌会友，他的客厅里经常高朋满座，酒足饭饱之后，照例有麻将、牌九之类的所谓“余兴”。对于一些有权势的人物，他经常利用赌博作为联络的手段。如对待山东军阀张宗昌的亲信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们就常常把赢来的钱退还给输家，甚至有意识地把牌打输，以取得他们的欢心，好替他在上司面前说好话。因此，孙殿英常对朋友说：“赌博这玩艺儿，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可以从中看出每个人的性情，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性情结交许多朋友，这些朋友能帮我很大忙，纵然有的不肯帮忙，至少也不至于说我的坏话。我是个粗人，没有真才实学，如果连这点子办法也没有，我凭啥混呢?”因此，赌博一道，成了孙殿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东陵大盗”孙殿英（2）
1914年，孙殿英投到豫西悍匪、绰号“仁义张平”的手下，初当伙福蟪淝谖瘛Ｋ锩吭虏坏灰解茫鼓贸鲎约旱那⒕瓷纤荆芴终牌降南不丁６螅痛蜃耪牌降钠旌牛胶幽稀⑸挛鞯鹊胤仿粞黄獭Ｋ踔磷约憾种圃煅黄∩稀暗钣ァ鄙瘫辏轿鳌⒈本⑻旖颉⑸虾５鹊兀苁抢塘艘话选：罄矗锏钣⒒匾湔舛卫肥保浦白詈旎鹱畹靡獾氖焙颉薄Ｕ飧鑫奕瞬恢⑽奕瞬幌摹岸甏蟮痢保廊私砸晕强康聊狗⒌牟疲呗溉ü笙砸殴僭撕嗤ā⒉讲礁呱模獠恢反笱滩攀撬苫铺诖铩⑵讲角嘣频恼嬲旅亍？梢运担仿粞黄撬锏钣⒁簧凶钪匾幕疃
起初，他购买了一部分烟土，掺和其他药物，在极简陋、肮脏的磨坊制造了一种叫“红丸”的鸦片混合剂，捏成条状或块状，后又经改造，在封口上印上一个飞鹰标志，称之为“殿鹰”牌海洛因，在陇海铁路沿线出售，毒害广大人民。老百姓恨之入骨，骂他是害群之马。当时，凡是在豫西贩烟的贩子都曾遭到孙的抢劫，他不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售烟土。
1922年，孙殿英投奔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丁委任为机枪连连长。从此，他更是借着军官的名义大干贩卖烟土、白丸的勾当。他贩毒的范围，北抵热河，西及河南，规模数量都相当庞大。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投降张学良，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在这里，他为了继续制造烈性毒品，派他的两个亲信李之朴、常川到陕西收购了大批制毒原料运往晋城，制造三种毒品，即白面（海洛因）、金丹和“二两三”。孙殿英买通华北铁路沿线各个关卡，烟土车都有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烟土行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甚至远达上海。人们都认为孙是靠东陵盗宝发了大财，其实黑金（烟土）比黄金、白金不知贵重多少倍。孙本人曾对人夸口说，贩运烟土，华北各地乃至上海帮会都有他的面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孙殿英的军队士兵多吸鸦片，以致兵无斗志，遇敌即溃不成军。孙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倾销鸦片，毒害人民，牟取暴利。人们因吸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一个县城少说也有几百户。孙的军队因嗜烟成瘾，久之军纪松懈，到处扰袭百姓。他靠烟土发了大财，也因此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孙殿英购买烟土，制造海洛因都是为了赚大钱，牟取巨额利润。鸦片的畅销，使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一时间，阎锡山、张宗昌，张作霖等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都与他交朋友，拉关系。
孙殿英用什么办法打通这些难关呢？这分两种情况：一是孙殿英与华北不少军警官吏、地方势力都有勾结，由晋、陕、到天津、上海都有他的狐朋狗友。他贩运的毒品，遇到有关系的地方，只要押运人出示他的一张名片，即可通行无阻。
“东陵大盗”孙殿英（3）
二是当地没有熟人。对于这种情况，他就先派出亲信，逢关遇卡，详细调查、摸索岗卡情况，探查当地头目的好恶。人家喜欢烟土的送烟土，喜欢钞票的送钞票，喜欢文物、古玩的就依着他们，一句话，就是投其所好。孙殿英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一物降一物、大虫吃小虫”的道理和妙用，先挑选大头头送钱送烟，然后再层层下送。大小关卡、头目一律都有。每到一处，不等人家开口，烟土未到，钱先送到。当地大小头目得了好处，心里清楚，自然不会张扬，还在外面讲孙殿英是江湖上的好汉、够意思。一回生，二回熟，这些地方被收买以后，就更方便了。给各地这么多钱，从哪里出呢？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大宗烟土、海洛因运到天津、北平后，他转手倒卖，一本万利，除掉沿途送出的一小部分，孙殿英得到的仍然是大头。
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孙殿英瞄准了上海租界这块风水宝地。他认为中国人想要钱，外国人更想要；中国人赚小钱，外国人赚大钱，所以下决心把烟土生意做到租界里去。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流氓、政客和帮会、道门以及各种军阀控制的世界，租界里的生意更是一片混乱。这里的码头、烟土、妓院、赌场都被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吴四保、张啸林等控制了。孙殿英虽在华北各地畅行无阻，初到沪上，也挤不进去。孙殿英苦思冥想，想了个主意，以重金收买了天津帮会头子，通过他的周旋与黄金荣挂上了钩，先用名片向其问好，因孙殿英曾制造东陵盗宝案，臭名远扬，国内许多大军阀都想从他那里弄到宝物。黄金荣接到孙的名片后，没有轻视，礼节性地回了一张名片。
黄金荣知道孙殿英制造的毒品很畅销，不久之后，从上海汇给孙殿英10万元，要他帮助代买烟土。孙殿英极有心计，他大喜过望，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乘机和黄金荣套上关系，把上海滩的大门打开，便拿出老本为黄金荣买了价值相当于10万元的烟土，同时又将黄金荣汇来的10万元原封不动地寄回，并亲自送货上门。
这一招确实管用，黄金荣叹服孙殿英的“义气”，也领受了孙殿英的盛情，他答应孙殿英，孙的烟土今后在黄金荣的“辖区”内可以畅销无阻。就这样，孙殿英打通了上海的销售渠道，他在上海销售的烟土比天津还多。
二、投靠军阀成军长孙殿英请驻在济宁的褚玉璞以农历除夕请客为名，将不听调遣的七个旅长一并擒拿枪决孙殿英赌博和贩鸦片烟，虽然发了大财，但他仍不满足。他想，要在社会上站住脚，不仅要有钱，而且还要有势，才能吃得开。于是处心积虑去发展自己的势力。1916年，豫西地方纷纷组织各种封建会道门。孙殿英发现这些会道门在民众中颇有影响，一旦有事，便可纠集成百上千的人进行活动，觉得这会道门大可利用。于是摇身一变，成了豫西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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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大盗”孙殿英（4）
当时这个庙会道的头子叫李凤朝，孙殿英就拜他为师。为了达到利用和操纵庙会道的目的，孙玩弄了一个骗人的把戏。有一次，他当着众会员的面说：某日夜，他做了个梦，梦见祖师指点说：某庙宇里藏有太阿宝剑一柄，是神赐给他的，要他赶紧去取。如得了此剑，就可逢凶化吉，纵横天下。这个梦连做两次，他觉得好生奇怪，于是起床前往某庙，果见庙内灯光闪闪，进门一看，原来是神剑放光。他拜谢神恩，捧剑而归。从此这柄剑就挂在他的寝室里，夜夜放光，并且还说只要神剑铮铮作响，就预示某处在杀人，灵着哪!一通神吹，愚昧无知的会徒们居然深信不疑。自此逐渐取得众多会徒的拥戴，终于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后来，孙又不知从哪里拾了把拂尘，也说成是神赐的，能消灾化凶。他将宝剑和拂尘用黄布细心裹好，每遇行动，总是叫亲信背负而行，直到他执掌数万大军时，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徒子徒孙们都相信“老师”有着天赐神授的远大前程和非凡业绩，因而能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按庙会道的规矩：凡是收徒或治病，都要摆香堂，正中挂着“上上姜尚转卯中，枝授天蔽踵微音，才育八八原有定，弓长苗裔白何心”的咒语，供桌上陈列着祭品，焚香燃烛，行跪拜礼。之后，“老师”端坐供桌旁，由一人代神发话，谓之“口”。充作“口”的人发话前先用凉水净口，少顷，即假装神仙附体，装模作样，口念咒语，接着发话。愚昧的会徒们便把这些胡说八道看作是神的旨意，唯命是从。孙殿英就是利用这个神的代言人作为他纠集赌徒、发展势力的工具，他的队伍因此而逐渐扩大。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孚驻在洛阳时，曾严令逮捕制毒犯。孙殿英在此站不住脚，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曾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之后，他勾结丁香玲，依然贩运鸦片和制造烈性毒品，并且以此取得了丁的信任，不到半年，就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孙殿英趁机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赌徒以及过去的庙会道会徒，开始形成一股亦兵亦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
孙殿英即以这样一个集团为基础，在豫西一带频繁活动。他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的机会，率领他的机关枪连并纠合丁香玲部的一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抵达彭婆镇。利用当地庙会道作内应，攻破寨垣，大杀大抢。又收庙会道信徒入伙，队伍进一步扩大，达数千人之多。继窜临汝镇，破郏县，克禹县，自封“襄郏旅长”。
1925年春，憨玉收集豫西土匪同国民军胡景翼部作战。孙殿英部被憨玉收编，委为第五混成旅长，驻防密县。憨玉战败后，孙又改投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旋升为师长。在第三军由河南开赴陕西时，孙又脱离该军窜入伏牛山，继续收买土匪，引诱庙会道势力入伙，发展队伍。孙殿英为求发展，对“胡匪”出身的张宗昌(时任山东军务督办)早有向往之意。他听说豫西地区的县长曹之度与张宗昌颇有深交，立即托曹荐见，说明率部往投请予收编的愿望，张宗昌欣然应允。这年的秋天，孙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由豫西穿过豫中，经安徽亳州。复经豫东，窜往山东。沿途所经之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特别是攻下亳州后，孙部大索三日，城内商业繁华地区，如白布大街，爬子巷，南京巷等地，全被焚掠殆尽。已故毅军统领姜桂题家中所存枪械、弹药、鸦片烟和金银财物也洗劫一空。安徽当局陈调元派二十个营的兵力将亳州重重包围。但孙却扬言：如果城外放一枪，城内就杀一人，以为要挟。围城部队投鼠忌器，一直不敢攻城。最后孙架走男女“肉票”数百，乘隙突围窜往山东济宁，被张宗昌委为第五师师长。
“东陵大盗”孙殿英（5）
孙投到张宗昌门下，开始整顿队伍。先前，孙殿英部总人数不过五六千人，竟编了九个旅，而九个旅长只有两人听指挥。于是在张宗昌的帮助下，孙殿英请驻在济宁的褚玉璞以农历除夕请客为名，将不听调遣的七个旅长一并擒拿枪决。九个旅被编成为两个旅。自此，孙殿英就在张宗昌的卵翼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
1926年春，在河北沧县一带，孙殿英师参加了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军反攻的战斗。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战事结束，张感于孙为他出了死力，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旋又扩编为直鲁联军第十四军，由孙任军长。翌年春，孙在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的指挥下，在南京附近参加了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战争。不久，又调往直隶大名，兼任大名镇守使。是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向奉军发起猛烈攻势，直鲁联军之一部开始往豫北增援，张宗昌派孙殿英参加这一战役，并且拨给他一个白俄骑兵团，以加强他的战斗力。不久奉军和直鲁军战败，向北溃退。孙率残部，先退天津，后退蓟县、马兰峪一带。这时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策动孙殿英投降，他走投无路，只得接受改编，被蒋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从此，孙就打起了青天白日的旗帜，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
三、东陵盗宝惊中外士兵用刺刀撬开棺盖后，只见棺内光彩夺目1928年，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有一山之隔。东陵乃明清两代帝后陵，地宫葬宝难以数计。孙看到规模宏大的陵寝，顿时贼心一动，想作挖坟盗墓的勾当。
偏巧奉系军阀收编的土匪军中，有个惯匪名叫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连夜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打跨了马匪的队伍。是年6月中旬，他借口防匪护陵，将队伍开进东陵，占领了各皇陵和妃嫔园寝，控制御路神道、沙山隘口。为了掩人耳目，在东西沟村、大红门及马兰峪、苇子峪一带，张贴布告，声称“举行军事演习”，三十里内禁止通行，并在东陵四周警戒，严密封锁，又令炮兵对着昌瑞山放了几炮。周围的村民都吓得心惊胆战。
这月下旬，孙殿英命令其工兵营长颛孙子瑜执行挖墓的任务。一天夜晚颛孙子瑜督饬士兵先挖慈禧的坟墓。找到第一道石门后，颛孙子瑜令士兵先用硝镪水浸蚀此门，经试无效即改用钢钻凿开了一个洞，爬进数人砸断了堵门的自来石，才把门推开。石门被打开以后，工兵在孙殿英的亲信人员监视之下进入停放灵柩的金券。金券的正中有个石座叫做宝床，上面停放着慈禧的棺椁，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金椁劈开，只见里面还有一层红漆填金的内棺。士兵用刺刀撬开棺盖后，只见棺内光彩夺目。孙殿英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老佛爷(慈禧)像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才发黑，衣服也拿不上手了。”士兵们悉数拣取慈禧周身珠宝及棺底的宝物，多是一些珠宝翠钻之类。慈禧的凤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钱穿制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镯采用大小钻石镶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澈晶莹，光彩夺目，手里握着一柄降魔杵，长约三余寸，为翡翠制；脚上穿着一双珠鞋。她口中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即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可照到百步之外。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十七串用珠宝缀成的念珠和几双翠质手镯。共耗白银2000万两以上。拣完棺内宝物之后，士兵们又把尸体扯出棺外，并将棺椁移开。在棺下的“井”中，又搜罗出一些宝物。原来这个“井”并非盛水之井，乃是慈禧生前亲自点的一个风水“穴”位。
“东陵大盗”孙殿英（6）
接着，颛孙子瑜又带领士兵挖开了乾隆的墓。孙殿英曾回忆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化了，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脖子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都是无价之宝，内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的。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此外，还有许多字画、书签、玉石，象牙和珊瑚刻的玩物及佛像之类的东西。挖开这两座坟墓整整用了三夜的时间。宝物盗出时，孙殿英乘汽车由蓟县来到墓地，将宝物检视一遍之后，满满地装了五只大皮箱，由孙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交给他的亲信送往蓟县司令部。
不久，马兰峪的满族人发现慈禧和乾隆坟墓被人挖掘，即报地方当局查办。后来，孙派人携带一部分珠宝到北平秘密出售，被侦缉队抓获。孙部原师长谭温江适在北平，受此牵连也被平津卫戍司令部拘捕审讯。
孙殿英盗掘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揭载。溥仪闻讯，立即召集清朝遗老开会，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诉，要求严办孙殿英。孙看到形势严重，乃多方设法，力求解脱。他从赃物中选出一部分稀世珍宝托徐源泉转交宋美龄，请她庇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宋美龄拖鞋上那颗夜明珠，正是慈禧口中含的那颗。接着又将从乾隆墓中挖出的九龙宝剑托戴笠转送给蒋介石，并把108颗朝珠中最大的两颗送给戴笠，慈禧枕头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孔祥熙夫妇得到两串朝鞋上的宝石，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也都得到了贿赂。这样层层贿送的结果，虽然原告迭次催促，全国舆论对此案亦极重视，而孙殿英却依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因销赃而被捕羁押在铁狮子胡同旧陆军军部内的谭温江还得到当局的优待。当时的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虽然对此组织过军法会审，并派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商早已知“最高当局(指蒋介石)”的意思，且商与谭原本相识，因此会审时不但不认真追究，商反而对谭说：“请你委屈一时吧!”这样，所谓“军法会审”就成了一幕逢场作戏的闹剧。此后，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即将谭温江偷偷释放，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送到车站。从此哄动全国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遂不了了之。
孙盗掘东陵之宝物，除层层贿送之外，有一大部分由他的军需处长李德禄带往上海出售，正在接洽中即被人盗走。孙自己收存的一部分，在他以后进攻宁夏时，曾拿出一小部分由他的部下杨明卿经手，交给驻在包头的晋军旅长田海泉代为保管，后来据田说这批东西遗失了。另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巨额黄金和墓中宝物贿送王。孙殿英连卖带送，竟然使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糟塌得荡然无存。
“东陵大盗”孙殿英（7）
1943年，孙殿英向原湖南省缉私处处长文强谈到了东陵盗墓这件事，他煞有介事地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先生有同盟会、国民党，革满清的命。冯焕章有枪杆子逼宫。我的枪杆没有几支，只好y皇陵，革死人的命……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对得起大汉同胞的。
四、军阀混战附阎冯孙殿英看到反对蒋介石的势力较大，便有意依附阎锡山、冯玉祥孙殿英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庆、南口一带。部队缩编，军团缩编为师，各军都缩编为旅，孙任第四十二旅旅长。1929年初，孙率部到达山东齐河县境，藉口追剿土匪，由济南向东遁去。
这时，张宗昌余孽张明九匪部二千余人盘踞章丘一带，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章丘有个村庄叫作九军，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八大祥”之一瑞蚨祥绸缎行业资本家孟家故乡。孟家因不堪张明九匪部的扰害，曾向孙殿英请求解决张部，为民除害，并许于事成之后酬洋十万元。孙仅将张部收编，并未予以消灭，孟家见孙未践前约，仅给他送了“万民旗”、“万民伞”，以资敷衍。孙对孟家此举极为不满，于是唆使张部哗变，将孟家金银财宝和细软抢掠一空，烧毁房舍百余间。孟家吞不下这股恶气，于是向各方面运动、控告。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陈调元迫于形势，命令孙将张明九押解济南正法。孙以途中怕出问题为由，请求就地执行，陈同意并派人监督。当陈的人派来后，孙推说白天将张枪杀，恐激起兵变，要趁天黑秘密执行。次日拂晓，张明九和他的参谋长被绑赴刑场，他们一路上大骂孙殿英不讲义气。及至到了刑场，奉命执行枪决的范聚宝，将枪放在张明九的肩上，“叭”的一声，范用脚将张踢倒在地，这时张才恍然大悟，装死不动。范假装验尸，把先前打死的参谋长身上的血抓了一把，往张脸上一抹，蒙混过了关。陈调元派来的人虽然在跟前监视行刑，也不知道孙殿英玩的把戏。待天微明时，当场拍了照片回省交差。范又将张明九用苇席卷着装上牛车，假装去掩埋，张即逃之夭夭。
此时的孙殿英成了举世皆知的盗陵罪犯，但他毕竟还掌握着一部分队伍，在当时几个军阀集团明争暗斗的形势下，竟成了各方面争取利用的对象。孙也就利用这个环境，权衡利弊，挑肥拣瘦。他本来抗拒了蒋介石的命令，没开赴皖北，而是逗留在胶东，且与张宗昌、褚玉璞勾结在一起，但蒋介石并未责怪于他，而是三令五申调他去蒙城。孙明知在胶东干过对不住蒋的事，自度此去凶多吉少，因此发电向蒋辞职，退避羊角沟。由于蒋介石派人慰留，才又回到部队。蒋即把孙部扩编为新编第十师，增加饷项，补发被服，并将移防地点改为河南商丘，旋即开往洛阳一带。孙殿英利用部队移防机会，在运兵车上满载海盐，运往许昌的“襄八公柜”拍卖，从中获取暴利。
“东陵大盗”孙殿英（8）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时期，孙殿英看到反对蒋介石的势力较大，便有意依附阎锡山、冯玉祥。阎、冯也希望将孙争取过来以为己助。孙殿英便毫不费力地从阎、冯那里取得了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重要地位。孙殿英即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城内。在此期间，他常从亳州到郑州和鹿钟麟、孙良诚、宋哲元、徐永昌、杨爱源等大赌其钱。一次在大同路中国银行与孙良诚、徐永昌、石友三打麻将，故意输给孙良诚四千余元。并将孙派来的刘曾若任为安徽省民政厅长以表示友好，暗示孙良诚在冯玉祥跟前替他说话。
有一次，孙殿英参加冯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和冯见面时，冯紧握着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革的是活人的命（指驱逐溥仪出宫)，你革的是死人的命(指掘墓盗陵)。要说挖墓有罪，挖平民墓也有罪，清朝皇帝过去扒了我们多少墓?现在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土地上，哪能让那死去的皇帝蹲着?你干得好。”孙听到冯的鼓励非常高兴，对人说：“冯总司令真伟大，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中原大战开始，蒋介石认为反复无常的孙殿英有随时袭击津浦、陇海两路交通线的可能，对其威胁很大，曾派王均、叶开鑫、秦庆霖、金汉鼎等部共八九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因孙在亳州防御周密，致使王、叶等部久攻不克，后来蒋介石派张钫、王翰呜先后到亳州劝降，也都没有结果。当张钫到亳州的消息传出后，鹿钟麟曾电孙，要他把张钫押解开封。因孙想在蒋介石面前留条后路，未能照办。但最后他以张钫为人质，向蒋索得一笔巨款，才将张放走。后来战事日趋激烈，孙向阎锡山、冯玉祥求援，冯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内外夹攻，城围始解。亳州城自4月被围至7月解围，历时90余日。
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时，让部下王实平代他指挥。不久，所部被蒋介石击溃，狼狈逃过黄河。孙怕冯玉祥说他临阵脱逃，便躲藏起来，伪称“失踪”。同时又派人面见冯玉祥代为说项，报告作战经过。冯说：“殿英的队伍太老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殿英既然能够平安退了过来，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就很好。”并要来人回部队劝孙好好练兵，等待时机。孙这才敢出来见人。中原大战结束时，孙殿英看到战局前途对阎、冯不利，乃派谭温江赴沈阳见张学良，表示输诚。起初张对谭不大理睬，对他的部下说：“孙殿英竟派个盗墓小子来，未免太看不起人!”后来改派王实平、胡捷三去，才算有了结果。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阎、冯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任命孙殿英为第四十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又升任为第四十一军军长，从此，孙殿英又投到了张学良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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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大盗”孙殿英（9）
五、热河抗日堪自许孙的热河抗战，使人民原谅了他过去的罪恶1933年2月，日军动员了熊本第六师团、弘前第八师团、旭川第十四混成旅团和丰桥骑兵第四旅团全部兵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令率所部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并被任命为华北第九军团长，归张作相节制。
孙受命后，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他说：“我们的军队确实有不少污点，有些人骂我们是土匪队伍。这次出发热河抗战，正是洗刷我军污点的大好机会，我们一定要像样的干它一场。可是抗战必败，我们不能完全牺牲在那里，要预先计划好退路，最好退到西北，那里不但安全，而且容易发展。”孙率部经古北口进抵热河围场，即以围场为根据地，派刘月亭旅驻守，自率丁庭旅向赤峰前进。这个月的下旬，日军开始向开鲁、北票、凌南等地发动进攻。驻热北、热东一带的部队未作抵抗，即望风而逃。与孙殿英一同进入热河的汤玉麟部素质极差，根本不能打仗。另一部万福麟与敌一接触，也放弃了凌源、平泉等天险要隘，溃退到喜峰口内。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全国舆论大哗。当孙率部进抵赤峰，尚在部署未定之际，日寇两个旅团及伪满军张海鹏部向孙军猛烈进攻。孙殿英当即在赤峰展开阻击敌人的战斗，相持达七昼夜。继因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又率部转移到猴头沟门新阵地，利用复杂地形，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只是到了日寇将孙军截成数段，分段包围，孙殿英才从重围中突围而出，绕道北山、大庙一带返回围场。不久，日军进逼围场，孙率残部向察哈尔的沽沅转进。旋经大阁镇、沽沅县退驻独石口，不久又移驻沙城一带。
孙部在赤峰和猴头沟门抗战，当地人民送粮送水，救护伤员，抗战情绪热烈。孙殿英说：“友军不友，义军不义，都不及热河的人民。”孙的热河抗战，一方面使人民原谅了他过去的罪恶；另一方面，他的部队虽然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却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团以及义勇军李纯华的部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他敦请国民党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这样第四十一军的声势就越来越高，又成了各方面争取的对象。
六、兵困计穷下野去国民政府明令撤销青海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时孙殿英的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正好接壤，冯玉祥曾派人与孙接洽，争取他参加抗日同盟军。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此极力阻挠和破坏，曾两次三番派刘健群、戴笠前往接孙，并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孙殿英对冯、何两方面的争取都没作明确的表态。他认为，如果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失败了不好办，同盟军是参加不得的。如果听从何应钦的唆使去攻打抗日的冯玉祥，则刚刚由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誉又要彻底破产，遭人唾骂，同盟军是攻打不得的。此后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结合，使用调虎离山计，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孙部离开察省，前往边远的青海。孙殿英欣然接受，率部西上。
“东陵大盗”孙殿英（10）
1934年春，孙率部向宁夏推进。当时包头有一支土匪武装约二千余人，都是骑兵，非常剽悍，首领为杨猴小，阎锡山对其也毫无办法。但杨和孙的关系很好，接受了孙对所部的改编。这样，孙部就号称有五万之众，浩浩荡荡地往宁夏省城推进。在孙殿英率部西上的同时，蒋介石已密令宁夏的马鸿逵对孙部予以中途截击，并密令阎锡山见机行事，一俟孙部在宁夏打响，立即抄其后路，彻底予以解决。
孙部进至五原、临河、陕坝等地后获悉马鸿逵严阵以待，不得不停止西进。这五原一带本属于晋绥的势力范围，阎锡山自然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染指。但由于中原大战时孙曾出过力，不便把他驱逐出境，不得已许以补充弹药等物质的支援。当孙得到阎的枪支弹药补给后，对他的部下说：“阎老西不愿意叫我们在这里过冬，给我们补充弹药，就是叫我们赶紧走路。”
此刻的孙殿英，留既不能，行又被阻，不得不寻求外援，以壮大声势，为尔后的发展开辟道路。他要李锡九前往天津邀请南汉宸到包头共商西进计划，希望通过南汉宸的关系与陕北红军和杨虎城连成一气，共同经营西北。南到了包头，被孙聘为高等顾问，起草了一份关于陕北红军、杨虎城和孙殿英三方面合作的通电，并经有关方面审阅同意，准备待孙部到达陕甘边界时发表。孙殿英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还打算送给陕北红军步枪两千支，轻机枪一百挺，约定红军派遣部队到黄河渡口接运（因孙部攻宁夏失败，红军未能收到这批枪械）。
正月20日，孙部已到达石咀子，包围了平罗和中卫，接着又攻占了五响堡和馒头桥。孙为达到速战速决，定下了“明攻李岗堡，暗袭宁夏城”的作战计划。杨猴小的骑兵深入敌后，切断马鸿逵和外面的联系，步兵很快占领了宁夏城外的两道堤岸。本来胜利在握，不料孙的一位亲信团长听说宁夏的警备司令已内定由旅长杨干臣（回族）担任，于是心怀嫉妒，不战而逃，攻城未得手。到第二次夜袭宁夏城时，由于马鸿逵利用民族关系收买了杨干臣，杨把孙的作战计划完全泄露，以致宁夏省城久攻不克，马又把蒋介石要他消灭孙殿英的电令告诉杨，迫杨投降。旅长于世铭也和何应钦勾结，企图赶走孙殿英。何应钦此时一面对孙部停发饷项给养，一面授意庞炳勋等人致电孙殿英，劝其早日交出兵权，解甲归田。同时，派侯城与阎锡山商洽由晋、绥出兵，截击孙部，断其归路。国民政府明令撤销青海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有人甚至当面劝告孙离开部队。孙在四面楚歌之中，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残部为阎锡山收编。他将李锡九、南汉宸送走，自己则前往太原晋祠。
“东陵大盗”孙殿英（11）
七、复出投日悲下场孙殿英投敌后，日寇即将他送到新乡，在敌人的监视下，准许他组设新五军司令部山西晋祠本是风景宜人、避世静养的胜地，但孙殿英不甘寂寞，他正另打主意，图谋再起。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孙到北平，给他发表了察北保安司令的名义。但孙的这个头衔，既无地盘，又无队伍，完全是个空架子，每月仅发给经费四千元，这点钱当然不能满足孙的欲望。孙有一个老幕僚刘某向孙秘密建议，说善国寺内藏有金砖四十八块，每块重五十二斤。孙即派亲信路士俊和该寺方丈还真和尚联络，并在那里贴了一张“察北边区保安司令部驻平办事处”的纸条，又把一部分马匹牵到那里喂养，意在乘机盗挖金砖。后被宋发觉制止，孙的盗金企图才被迫放弃。
“七?七事变”发生，宋哲元又加委孙为冀北民军司令。宋离开北平后，孙前往房山县城竖起了冀北民军司令部的招牌，沿铁路线、公路线派出大批旧部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孙在顺着平汉路节节南撤途中，竟由一个“光杆司令”裹挟了三四千人马。当撤退到了冀南山区武安、涉县一带时，乌合之众已发展到五六千人。加上旧部来归者众，最后竟达一万多人。孙踌躇满志，眼看又有了一番局面。此时，他觉得自己这个冀北民军司令从冀北逃到冀南，不伦不类，但河北民军总司令的招牌早被张荫梧抢先打了出来，而孙又不甘心居张之下，受其节制。于是向时任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疏通，想通过鹿搞到一个更为合适的有前途的头衔，几经交涉不得要领。之后，又转向刘峙、程潜献殷勤，仍然希望渺茫。如此屡经钻营不通，又转念到戴笠身上。
1938年夏，孙、戴在武汉会晤，两人一拍即合，沆瀣一气，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戴还敦聘孙为“中国人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引荐孙面见了蒋介石。见面时，蒋叫他坐，他不敢坐，一连叫了四五次，他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这次接见，蒋给了孙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乍听说，倒地便拜，称蒋为“再生父母”，从此“忠心不二”云云。
1939年，孙部由冀南之武安、涉县撤至豫北林县，改为新编第五军。以刑肇棠、康祥任副军长。翌年庞炳勋部开抵林县后，孙部即归庞指挥。孙利用庞的庇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九十七、第二十七军直接冲突，也利用刑肇棠同八路军的联系，在太行山根据地里扩展部队。当鹿钟麟、张荫梧、朱怀冰袭击八路军的时候，孙和八路军来了个互不侵犯的默契。孙为了避免与八路军接触，还让路让防。姚村一役，由于孙殿英从河涧镇撤防，使鹿等部队完全陷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损失极为惨重。这一期间，孙与庞炳勋关系极为密切，孙亲自用海洛英和鸦片混合起来给庞熬烟膏，使庞非吸孙熬的大烟不能过瘾。庞的日常生活费用，孙也竭力供应。每隔一个时期，庞便对副官长说：“殿英应该来了，你们打电话问问。”
“东陵大盗”孙殿英（12）
孙殿英初任新五军军长，曾利用刑肇棠等人给他和共产党拉关系，其时，八路军虽然艰苦，还给他配发过不少军装，解决他的部队冬季服装的困难。与此同时，孙又和日本鬼子勾搭，初派时任涉县警备司令的亲信路传远率部三百余人投降日寇，被编为汪伪和平军第二十三师。继又派亲信刘光德率数百人投敌。之后，路、刘就不断地给孙与日本人作些牵线的活动。
日前后，日寇动员了三个师团到五个师团约20万人，集结到太行山区，严密封锁铁路、公路线，于21日拂晓开始了所谓分进合击的攻势。这时，日军轰炸机群飞到新五军所在的临淇镇上空盲目地投弹和轰炸，但对新五军军部却一点也没有惊动。第二天，日本飞机复来，投下几大包宣传品。其中有一份是通电，大字标题写着：“孙殿英将军通电拥护和平反共救国主张，战地率部起义，弃暗投明”。事已至此，孙殿英依然说：“这是天大的冤枉，有人捣鬼。”23日上午，日军的四面包围越来越紧，除了远处听到有枪声外，孙殿英部防地已无枪声。到下午3时许，四面包围的日军互相呼应。这时孙殿英喊叫道：“大势已去，不投降也得投降，否则，玉石俱焚，不知要死掉多少人。”他这番话是故意说给蒋介石派遣到孙部工作的“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文强听的。他在拍给副军长康祥的电报中说：“梗日所余部队无多，死亦不可，走亦不可，久与戴雨农所派之文强同志商洽，暂时屈就，图报将来。”下午4时，孙交给秘书李国安一个一尺多长的纸筒，要他持纸筒去与日本人接头联络，并告诉说识别联络的东西在纸筒里。
孙殿英投敌后，日寇即将他送到新乡，在敌人的监视下，准许他组设新五军司令部，在全衔上加上“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字。新乡的汉奸报纸，公开登载了孙殿英所发的拥护和平反共救国的通电。随后，日酋要孙殿英诱降庞炳勋。孙知道庞有脚疾，行动不便，且年老体衰，尤其抽惯了孙亲自制成掺有海洛英的鸦片烟膏，据此断定庞最多只能在山上隐一周光景。于是孙殿英带着李国安和日本特务亲自到彭城镇附近搜索。不出两天，果然有了线索。庞熬不过烟瘾，要其副官化装成老百姓到镇上购买烟土和食物，落入孙布置的圈套。孙、庞投敌后，日、汪依然给他们以“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仍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均驻在新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蒋介石又将孙部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调在京汉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间与八路军为敌。这时，孙殿英勾结国民党控制运输飞机的要人，在北平和大后方之间，大做买卖黄金的生意，着实发了一笔财。他以这笔钱，又玩起了“钱能通神”的把戏，极尽贿赂勾结之能事。
当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时，孙部已缩编为一个纵队，驻防汤阴。他抓民福鹈穹浚怪な拢急赣虢夥啪缈埂Ｕ飧鲆还岱钚小按虻糜痛颍虿挥徒怠狈秸氲乃锏钣獯稳匆环闯Ｌ苯夥糯缶Чヌ酪跏保锞谷痪菹胀缈梗啦换赝罚敝脸瞧票磺埽厝牒颖闭椒腹芾硭
孙殿英本人是个大烟鬼，他虽然穿着草绿哔叽军服，但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形同尸骨。初进战犯管理所，孙殿英烟瘾发作，寻死觅活，解放军从人道主义出发，特批供应他一定的鸦片，争取帮助他逐步戒除毒瘾，但他气数已尽，心情抑郁，身体越来越糟，1947年，孙殿英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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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将军”张宗昌（1）
一、“绿林大学毕业”
在近代中国，土匪和军阀往往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互相转换，土匪可能转化为军阀，军阀也可能转化为土匪，或者干脆二者兼任。
在奉系军阀中，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是绰号“狗肉将军”、“长腿将军”的张宗昌。张宗昌身高六尺，满脸横肉，两个牛眼，一副凶光，外貌凶恶，杀气腾腾。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军阀，其实，张宗昌也曾是土匪。
在胡匪的绺子里，张宗昌学会了江湖上的多种手段，特别是土匪的凶狠狡猾张宗昌经常对人讲：“俺是‘绿林大学’毕业”。虽说他这样讲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是，这话也确实是真的。
张宗昌字效坤，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他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
张宗昌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其父掌铙钹混饭吃。十五六岁的时候，随其母赴营口，在一家“宝棚”（即赌场）做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腿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扒手一类为伍，因此，当地士绅视其为害，将其赶走了。张宗昌无处栖身，到处流浪，流落到北满，当上了修筑关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就沦落为胡匪，在胡匪的绺子里，张宗昌学会了江湖上的多种手段，特别是土匪的凶狠狡猾。这时，他的母亲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子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回山东去了。张宗昌东走西转，到了海参崴，在华商总会当上了门警的小头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宗昌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关东招兵买马之机，率胡匪百余人到了烟台，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料，胡瑛和革命党人拒不收留，于是，他跑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团长，被派往丰县、沛县、萧县和砀山一带。二次革命期间，张宗昌背叛了革命党，投降了北洋军江淮宣抚使冯国璋。1916年5月，他通过冯国璋的关系，接受了袁世凯的金钱收买，18日，密派其部下的营长程国瑞刺杀了进行反袁活动的中华革命党的重要人物上海都督陈其美。从此，他深得冯国璋的信赖，先后升任为旅长、军官教导团团长等职。是年11月，冯国璋任副总统后，他又被委派为侍卫武官长。
1918年初，张宗昌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率部随湘赣检阅使张怀芝假道江西进攻湖南，4月下旬，与护法军在攸县以南地方交战，结果，一触即溃，大败而逃。他的军队与护法军作战不是对手，士气低落，但对老百姓却如狼似虎，溃退途中一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由醴陵转至湘南途中，他收罗大量溃兵，改为暂编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
1920年6月，张宗昌率部退入江西，驻防宜春。1921年，张部在吉安闹饷，陈光远派重兵将其包围，悉数缴械，然后遣散。张和陆军部清算军饷，一下子领到了二十多万元的现款。
“狗肉将军”张宗昌（2）
当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是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于是，张宗昌决定去投靠曹锟。曹锟办的漕河军官教导团教官许琨与张宗昌是老相识。他便以许琨为引线，趁曹锟在保定举觞祝寿之机，用手中的二十多万元钱，铸造了八尊金仙寿星作为寿礼，献给了曹锟。
这八尊金仙寿星，摆在保定巡阅使公署的寿堂大案上，显得格外绚烂夺目。曹锟见到如此贵重的礼品，自然是心满意足，为了收揽他，对他大加赞许，并当场答应把直皖战争中直军缴获皖军的一部分枪械拨给他，允许他再拉起一个师的队伍。可是，张宗昌只身一人，无能为力，虽有枪械而无人领取。
这样，日复一日，消息被吴佩孚知道了，他不仅坚决反对给张宗昌一枪一弹，而且还主张连个名义也不给。张宗昌又通过许琨与曹锟的参谋长多次磋商，都因吴佩孚从中作梗而未果。张宗昌门路未进去，还白白搭上二十多万元，十分沮丧。于是，许琨在盛怒之下对他说：“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咱们走！”
二、绥芬河崛起
张宗昌发现有利可图，便擅自收容了白匪军10000多人张宗昌往哪里走？这时，他想起在给曹锟拜寿时，曾与奉天代表张学良有一面之识，如今，虽说是并无深交，但也只能厚着脸皮走一趟了。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蓄志报复，为此，大力网罗、接纳所有直皖失意军人和政客。可是，张宗昌到后，大概是因为他名声太臭的缘故吧，张作霖对他却未像传说中的那样“礼贤下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张作霖才给了他200支破枪，编了一个宪兵营，隶属于宪兵司令陈兴亚。堂堂一个师长去带领小小的一个营的兵，显然是大材小用了。对此，张宗昌大为不满。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他无可奈何，忍耐等待。
这时，直奉之间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战争状态并未停止。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在“联省自治”的张作霖后院放一把火，便利用曾被张作霖赶走的吉林督军孟恩远及其外甥高士傧妄图借张作霖失势之机夺回原来地盘的心理，任命其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于是，高士傧取道海参崴，抵达绥芬河，策动其旧部卢永贵起事。日，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并要乘火车一鼓作气冲进哈尔滨。这对于刚刚战败、喘息未定、元气未复的张作霖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张作霖在无兵可派之时，忽然想起了张宗昌，便说：“他花了我几十万元，让他去打高士傧。”
张宗昌奉命带着一批乌合之众到了绥芬河后，竟很快就占了上风。原来，卢永贵的山林游击队里的大小头目多是当年和张宗昌一起当筑路工人的山东老乡，可谓老相识了，他们对张宗昌颇有好感，觉得他很讲义气，于是，就纷纷调过头来帮助张宗昌，使其不战而胜。高士傧、卢永贵因为山林游击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而落荒而逃，最后被擒处死。随后，张宗昌将七零八落的山林游击队改编为三个团。这样，他为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也受到了张作霖的器重，认为他知难而进，非等闲之辈，就委任其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
“狗肉将军”张宗昌（3）
在此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干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盘踞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白匪军也无立足之地，作鸟兽散，纷纷逃入中国境内。张宗昌发现有利可图，便擅自收容了白匪军10000多人，得到步枪8000多支、机关枪50多挺、大炮10多门。他还把一些有专门技术的白匪军官兵挑选出来，组成工兵队，利用他们制造出一批在铁道上行驶作战的铁甲车。这样，张宗昌的实力骤然大增。
有了如此雄厚的资本，张作霖也更加看重张宗昌了。从此，张宗昌不仅在奉系军阀集团中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奉系军阀中的打手将直军四个旅的六七万人缴械后收编，使他的军队一下子就扩大了七八倍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组织“镇威军”，张宗昌为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在热河一带作战。攻下凌源后，他由第三旅旅长升为暂编奉天第二师师长。
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队防线动摇，被迫后退，张宗昌趁势攻下冷口。10月23日，他先于奉系“镇威军”各部，由冷口插入关内，进占滦州，切断了榆关方面直系军队的退路，将直军四个旅的六七万人缴械后收编，使他的军队一下子就扩大了七八倍。为此，他将原来的营长、连长、排长一律提拔为将校级军官。由于提拔的人多面广，时间仓促，来不及更换新肩章，就以假代真，用锡箔纸糊成黄色肩章，手工粗糙，戴上后，一个个像演戏的，令人捧腹。张宗昌升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继续南下，进兵江苏，去抢占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地盘。
张宗昌南下的第一关是徐州。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在江苏都督冯国璋手下当宪兵司令时，就与张宗昌有交往。因此，张宗昌一枪未发地占了徐州。之后，他又直逼浦口，分路渡江。当他抵达南京下关时，齐燮元早已逃之夭夭了。
张宗昌狼吞虎咽地占领了江苏后，便与盘踞浙江的军阀孙传芳对峙。张宗昌在上海，虽是故地重游，但今非昔比，处处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天天吃喝嫖赌，大有乐不思蜀的样子。
段祺瑞执政府1925年1月任命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徐州。在张作霖的关照下，张宗昌于4月24日又当上了“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
张宗昌占据了山东地盘之后，更加穷兵黩武，好战成性，几乎是哪里有他，哪里就有战争；他走到哪里，就把战祸带到哪里。
1925年10月，孙传芳受到奉系军阀的威胁，率部反奉，发动了浙奉战争。奉系将领杨宇霆、姜登选、邢士廉等仓促应战，不堪一击，大败而逃。为此，张作霖大发雷霆，召集张宗昌、褚玉璞、施从滨等重要将领开会。会上，张宗昌自告奋勇，要求亲率白俄匪军收复南京，于是，张作霖当即委派他为江苏督办。
“狗肉将军”张宗昌（4）
张宗昌先胜后败，11月初，被迫放弃了徐州，退回山东境内。
日，张作霖与吴佩孚又互相谅解，共同“讨赤”，并由张宗昌代表奉系与吴佩孚的代表靳云鹗在泰山订立了合作条约。于是，张宗昌指挥直鲁联军和奉军共同行动，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渤海舰队也北上助攻。
3月23日，直鲁联军和奉军进占天津。4月28日，他们又进入北京，国民军退至南口。张宗昌对国民军咬住不放，联合吴佩孚、阎锡山的军队继续向南口发动进攻。8月，国民军为了保存实力，放弃南口后撤，张宗昌于14日首先率部进入了南口。
由于他在镇压进步力量的过程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打手和急先锋，所以受到反动势力的格外青睐。19日，经吴佩孚向北京政府荐举，授予张宗昌“义威上将军”衔。当时，就连早已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清朝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写信赞扬他，鼓励他，甚至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他。
四、中外姨太太队他有一个“姨太太队”，达数十人之多，中外妇女皆备张宗昌代替郑士琦为山东督办，虽说是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但统治黑暗的程度还是不尽相同的。张宗昌督鲁后，山东人民遭受了历史上空前的洗劫和严重的灾难，痛苦之深，为全国之首。自从他到了山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加捐、招兵、打仗，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他搜刮民脂民膏的办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不但明目张胆地要在大明湖建生祠、铸铜像，而且还公然征收“修张宗昌生祠捐”、“铸铜像捐”。他还通过滥发纸币、制造金融混乱来大发横财，所谓“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不一而足，其数不下几千万，商民不堪其苦。有家买卖拒绝使用军用票，张宗昌知道后，大为震怒，下令将店主抓了去，不但严刑拷打，而且还枪毙了。他为了筹措军饷，经常向济南各银号、各商会“借款”，名为借款，实是勒索，因此，济南的许多银号、商店不得不关门闭店，经理携眷逃之夭夭了。在他的统治之下，山东的政治黑暗、腐败更是到了极点。官府里和鲁军中，到处都由他的亲戚、亲信把持着。他最宠爱的七姨太监护省署印信，凌驾于省长之上，所有公事均须经她同意方可办理。全省财政大权也由这位姨太太的哥哥掌管着。他不仅随意安插自己的亲戚、亲信，而且同乡、邻居也是从不论贤愚老少，都有求必应，捞个一官半职的。当时，有人说：“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学会掖县话，能把洋刀挂”，这并不夸张。
不过，他的老乡也有倒霉的。有一次，他的一些老乡来到济南向他求官做，他仓促召见，满口答应，并写了一道手谕。正当这些人为有了出头之日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执法处竟把他们全抓了起来，战事一紧，又把他们全杀了。原来，张宗昌想把这些人全派到执法处去，不料，手谕竟误写成“全抓执法处”。就这样，一字之差，他们的出头之日变成了杀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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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将军”张宗昌（5）
张宗昌还是一个极端奢侈、糜烂、腐朽的家伙。他有一个“姨太太队”，达数十人之多，中外妇女皆备。这在近代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中，是名列前茅的，也是创了记录的。可是，这仍满足不了他的兽欲，他还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时随地抢劫、蹂躏妇女。他挥金如土，更是数一数二的。他的那位七姨太买了一只卷毛狗花了3000元，做了一双珍珠鞋用了5000元。因此，人人都听说他有“三不知”，即“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这对他的丑恶与罪恶既是高度的概括，又是形象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张宗昌不学无术、愚昧透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处处模仿封建时代的帝王之尊，出门时，必净街，禁行人。在济南督办公署前的大马路上，经常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洒过清净的水后，他的汽车在一百多名骑着高头大马的白俄骑兵的护卫下行进。如此耀武扬威，他十分得意。他也和其他军阀一样，在打仗前要请巫士算卦，问凶吉，因此，巫士十分受宠，常被赐以金钱，授以显职，奉为上宾。因为那时军阀们都迷信，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出奇的是他竟干出了“炮击青天”的新鲜事。
1927年夏，济南一带地方大旱，滴水未落，田间庄稼枯干而死，收成无望。张宗昌心血来潮，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屠杀牲畜，并亲自到龙王庙去参拜，祈求天降大雨。可是，龙王爷就是不给他赏脸，一片云不飘，一滴雨不下。他暴怒不已，咆哮起来，竟向龙王猛击了数掌，惩罚其敢不听他的话。接着，又把军队拉了出来，架起大炮，连续向天上轰击了几个小时，发泄怒气，抖抖威风。结果是，老天不买账，求雨未成，反而留给人们一个大笑话。
五、恶棍的末日跑在后面的郑继成快步赶上前去，朝张宗昌的脑袋“砰砰”就是两枪，张宗昌当即身亡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正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高潮之时。他极端仇视革命，竭力反共反人民，肆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他杀人不眨眼，视为儿戏。他有两句杀人的黑话，一是叫“切开亮亮”，就是把人的脑袋当作西瓜，切开晒太阳；二是叫“听听电话”，就是把人头割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像是在听电话，真是令人毛骨悚然。1925年5月，张宗昌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电令胶州督办温树德调集军队三千多人，开到青岛郊区四方，开枪打死工人8名，打伤17名，轻伤无数，将三千多名工人押解回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在汶上地方，老百姓对他的黑暗统治忍无可忍，密谋反抗，为此，他派大量军队清剿，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使这里尸骨遍野，村庄尽为灰烬。
“狗肉将军”张宗昌（6）
1926年4月，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进了北京后，立即把他在山东的种种暴行施之于北京。正当张宗昌在北京横行之时，北伐军迅速推进，势如破竹，吴佩孚、孙传芳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使张宗昌预感到灭顶之灾即将到来。11月，张宗昌和张作霖以及来天津乞援的孙传芳举行会议，组成了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孙传芳任副司令。
1927年初，张宗昌在济南召开了军事会议，调集17万人马，分兵两路，一路由前敌总司令褚玉璞率领，直扑南京、上海，接替了孙传芳部队的防地；一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进取皖北。在皖北，他连遭重创，败回济南，心情十分懊丧。3月上旬，北伐军推进到上海附近，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张宗昌的反动军队同起义工人展开了激战，最后被赶出了上海，退回山东。4月，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宁汉发生分裂，张宗昌、孙传芳乘机发动反攻。孙传芳再次夺回了徐州等地，直抵长江北岸，准备进攻南京；张宗昌在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与蒋介石、冯玉祥的军队作战。8月初，孙传芳在龙潭惨败，元气大伤。10月末，鲁军在河南兰封一带被冯玉祥的军队打败。
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发动了总攻击。30日晚8时，张宗昌在济南实行了紧急戒严，断绝了一切行人交通，然后逃出了济南城，西窜冀东。在冀东，张宗昌惶惶如丧家之犬，处境十分狼狈。他经常对褚玉璞说：“我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我在这里是吃劳金的。”现出了一副可怜相。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药炸死。兔死狐悲，张宗昌如丧考妣，在滦州为张作霖设灵堂、穿孝袍，日日上祭，天天举哀，失魂落魄，无精打采。这时，他企图把自己的残兵败将撤到关外，但遭到了张作霖权力继承者少帅张学良的拒绝。不久，白崇禧的军队开到冀东，将张宗昌包围。9月19日，在滦河一带，张宗昌的部队被白崇禧部队击败，张宗昌进退失据，不得不化装潜逃，弃军而走，从滦河口乘小船逃到了大连。
直到这时，张宗昌仍贼心不死，妄图东山再起。他冒充中华民国代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谢米诺夫订立了所谓的《中俄军事协定》，寻求外援。逊位清帝溥仪为他不断打气，派人到旅顺慰劳他，还送给他《臣鉴》一部，以示厚望。1929年初，张宗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一批散兵游勇渡海在山东烟台登陆，企图夺占山东，但被击溃。张宗昌仓皇逃往日本，住在自己在东京购置的别府。在这里，他虽然表面上当起了寓公，但是，暗地里仍没有停止政治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大摇大摆地回国了。1932年9月，他又以回籍扫墓为名，从北平窜到济南。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发现他阴谋重新占据山东，便决心除之。
从目前所知的资料看，韩复榘除掉张宗昌至少有两个方案：一是让山东省政府参议员郑继成以为其叔父郑金声报仇的名义，在济南火车站伺机暗杀张宗昌；二是在火车站的兵车里埋伏士兵，组成暗杀队，以防郑继成暗杀不能成功。
9月3日这天，对济南来说，虽是初秋时节，但已充满了浓浓的秋意。秋风萧瑟，黄叶飘落，死神的魔影也开始跟随张宗昌，张宗昌却全然不知。当时，向张宗昌送行的人很多，郑继成也夹在里面，手放在裤兜里，紧紧地捏着已上膛的手枪，正在寻找暗杀的时机。就在张宗昌向送行的人一一告别时，郑继成认为时机已到，悄悄地掏出手枪，举枪向张宗昌的心脏部位扣动了扳机。或许是过于紧张的缘故，结果，枪没打响。张宗昌发现后吓得冷汗直冒，腿也在不由自主地哆嗦，但逃生的欲望很快占了上风，只见他丢开了送行的人群，仓皇间逃到了火车上，但郑继成显然豁出去了，马上追了上去。张宗昌又逃到车下，郑也追到车下，沿着铁轨追赶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张宗昌，不料，郑被铁轨绊了个嘴啃泥，手枪被摔出一米开外，“砰”的一声响了，但没能击中张宗昌。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停在站里兵车里的韩复榘预先埋伏的士兵举枪将跑在前面的张宗昌击倒在地，跑在后面的郑继成快步赶上前去，朝张宗昌的脑袋“砰砰”就是两枪，张宗昌当即身亡。
平心而论，张宗昌是有一定军事才能的，但他的那种匪徒性格，使他变得异常残暴、腐朽、贪婪，荒淫无度，老百姓对他早就恨之入骨。当时在济南火车站看到张宗昌被击毙一幕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看到尸体横卧在站台上的张宗昌，也没有人去抬，最后还是由官府出面将他抬走，但没有哪一家棺材铺的老板愿意卖棺材去装殓他。这可以说是人们对一代枭匪张宗昌的最真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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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巨匪乔日成（1）
一、胆大又心细
乔日成，字化文。1910年出生于山西省应县下社村乔堡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因出麻疹，脸上留有小麻子。
乔日成自幼胆大异常，且鬼心眼儿特别多。他5岁时，一次在街上围观一个摆摊的铜匠，见摊子上有颗漂亮的小铜铃，十分喜爱，拿在手上把玩一阵儿，却无钱购买。他小眼珠子一转，想出个鬼点子：趁铜匠不注意，他把铜铃装入一个比他还小的娃娃兜里，随即推了那个孩子一把，让其走开。待铜匠发现丢了小铜铃后，即向乔索要。乔毫不胆怯，主动提出让铜匠搜身，结果一无所获。乔日成反把铜匠骂了一顿，然后走开，追上那个孩子，将铜铃要去归为己有。
1921年，乔在城内高小读书。是年暑假（阴历六月），正值五台山历年的骡马交易大会举办时节。其父欲买匹好种马。于是带他同去五台山。乔氏父子在马市上转来转去，终于看中了一匹高头宽胸口轻的好儿马。因当时有几个买主，于是卖主便设标箱让众人投标，最后看谁出的价高，就将马卖给谁。乔父寻思，投少了怕买不到手，投多了又怕吃亏，便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年仅12岁的乔日成。乔日成略作思索便说道：“这好办，咱在票上不写多少钱，只写一句‘我比别人投的最高价多一元’。”说罢，他即代笔写好标底投入箱内。开箱之后，他的父亲果然买到了那匹好马。
1924年，乔日成高级小学毕业，考入右玉县省立第七中学读书。该校英文教员王藩与乔同乡，且校内师生中惟有他们二人为应县人。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王、乔两人感情接近，平日也多有往来。
1925年暑假，七中部分学生为一些人所鼓动，借口王藩教英文学生听不懂，要撵走王另换他人。一天上午，四五十名学生涌到王藩宿舍，硬把王拉了出来，还把王的行李搬出，要将其赶走，乔日成上房揭瓦，打散众人，后被开除。
王藩是应县刘义村人，与乔堡仅相距10余里。王家在民国时期是应县有钱有势的新兴大地主。王氏兄弟四人均为大学毕业。老二王辅，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当过山西阎军少将旅长，后任中央军副军长。经他保荐，1926年春，17岁的乔日成到太原上了阎锡山的北方军校。
军校不收学费，且公家供给衣食，毕业后即有差使可干。乔日成进入军校后，想到日后可谋个一官半职，真是春风得意，如愿以偿。
乔日成生性放荡，不受拘束。于孝先之胞兄于绍先与乔自幼相好，时任晋军连长，因犯军法被扣押于太原陆军监狱。1927年春，乔闻讯往探，方知于已获释住在正太街大丰栈旅店。为与其见面，乔请假未准，遂于一天夜间从军校大营盘的厕所爬墙而出，后被校方知悉，将乔开除。
乔日成被开除后，暂住于处。他因手头拮据，觉得总花于的钱也不是滋味，一日便拿了于的手枪去抢钱。
雁北巨匪乔日成（2）
大丰栈与火车站相距不远。一天，乔刚出栈房街门，就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车站走去。他疾步上前，用手枪逼着洋人进到栈房于的住处。洋人见状，心里发呆，只好乖乖地让乔、于二人搜身翻箱，将其所有贵重物品掠去。随即，乔、于二人离开大丰栈，移居他处。当晚，山西省政府得到该洋人的控诉并电报了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翌日，晋阳日报登出有两名军人在大丰栈抢了一个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轰动了太原城，引起国际交涉。当局马上通令太原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但终不得结果。
二、学生抢学校
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乔日成初次抢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快乐。他每日里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旦，好不快活。只几个月光景，将钱挥霍殆尽。在于绍先劝说下，年方18岁的乔日成又从友人处借得一张初中文凭，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是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领了雁北地区，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而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给每个学生补助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
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看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乔。临走，乔让王太太趴在地上，不许起来和哭叫，然后他即逃之夭夭。
乔跑到北门外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口外的绥远省。时隔不久，太原宪警将于孝先抓捕到案，复转阳曲县政府审理（太原城归阳曲县管）。该县县长杨楷也是应县人，清末举人，听于叙说借给乔的文凭考入军校等情，方知抢匪真名是乔日成。加之杨县长也知于的三个哥哥均为现役军官，于是将于孝先释放，并上报省政府另行通缉乔匪。
乔日成接二连三的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即给各地军政下达通缉令，并严令应县政府务必将乔追捕归案。
三、拒捕杀警察
乔正躺在炕上吸大烟，听到杂乱脚步声响，立即提枪走到外屋，慢慢将房门拉开一条缝，瞄准院内警察连发射击绥远省是奉军势力范围，乔日成逃到那里，就犹如进了保险区，阎锡山再也奈何他不得。乔用抢来的钱结交了不少地痞流氓，整日包娼嫖妓，吃喝玩乐，并学会了吸食鸦片。如此约一年光景，乔的口袋里所剩无几。
雁北巨匪乔日成（3）
1928年腊月间，乔日成悄悄回到老家下社村。他用银元买通了区长，乔在家中居住月余。
不知何人告知县里，翌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应县公安局30多名警察突然来到乔堡，包围了乔的住宅。四五名警察上了房顶，十几人进入院内堵住门窗准备入室抓人。当时，乔正躺在炕上吸大烟，听到杂乱脚步声响，立即提枪走到外屋，慢慢将房门拉开一条缝，瞄准院内警察连发射击。当即数人倒地，几个带伤的也惊慌惨叫而逃。房上和院外的警察还未搞清咋回事，亦随之撒腿跑散。乔见状迅即上房，又向街上警察射击一阵，跑散的警察才作还击。乔越过邻院房顶，趁夜幕掩护逃出村外。
此次公安局抓乔未成，反死伤十多人，便把气都撒在乔父身上。他们硬说乔父包藏匪儿打死打伤众警，要他抵命。当场把乔父打个半死，然后叫民夫抬进城内投入狱中。乔父两次受儿之累，决心与乔日成断绝父子关系，出狱后便将乔日成的妻儿分居别院。
乔日成打死打伤警察后并未远遁，而是躲藏在附近村子亲友家中，暗里让人探听告他的人。不久，搞清了到县里报告的是本村一男人，他便在一个白天窜回村中将那人枪杀，同时警告村上的人们，说谁再报告就打死谁的全家。之后，他又跑到口外避风去了。
四、军官重为匪
乔让护兵守住大门，监视院内外动静，他独自假冒邓团长同事入院，劫得两包银元烟土中原大战前的1929年冬到1930年春季，阎锡山在山西大搞扩军。正是在此时，乔日成投到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当了王辅旅长的贴身副官。
大战前一阶段，阎军和冯军进展顺利，不到半年工夫即进占了半个中国。危急中，蒋介石以金钱和地盘的条件，诱使张学良出兵山海关包围了阎冯军的后路，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转败为胜后，迫使阎冯下野。阎军由张学良代蒋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成4个军。所有编余军官共8000余人，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之。王辅亦在编余之中，担任教导团教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带着一个护兵闲住太原。
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乔日成因断绝经济来源，又变得囊空如洗，再度陷入困境之中，于是重操旧业。
乔原所在三旅三团的团长邓兰友家是太原附近一有名的地主和兼营煤窑的资本家。在部队时，邓曾与乔发生过争吵，故乔对邓怀恨在心，一为抢钱，二为报复，乔此次将抢劫对象定为邓兰友家。
这年夏季一天上午，乔与护兵全副武装，乘马直奔邓家。乔让护兵守住大门，监视院内外动静，他独自假冒邓团长同事入院，劫得两包银元烟土，他们各挎一包，骑马朝北飞奔而去。
邓团长听家人述说匪之相貌特征，知是乔日成干的，遂直接呈报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严令应县政府缉乔归案。应县县长周敦信派出大批警探到下社侦缉，根本不见乔的踪影，又将乔父带到县城讯问未果，只得将乔父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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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巨匪乔日成（4）
乔日成抢了邓团长家后，由太原径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换成便衣，把马卖掉，又尽情享乐起来。
乔到绥远后，先住进妓院，结识一雁北籍妓女张玉玲。此人颇有姿色，与乔相处非常亲热。初时，乔独占包房，张不再见客；继则乔出钱将张赎出，二人以夫妻相处，移住一旅店中。如此过了两年有余，手中银钱花尽，又将首饰等物卖掉维持了一段时间。乔觉得如此下去不是长久之策，于是决定将张玉玲另作安排，然后自己好去谋一条生财之路。张也知乔是赫赫有名的土匪，对乔如此安排也很理解，虽依恋不舍，但不得不照此而行。
是年秋季，乔日成离开绥远城来到杀虎口外，开始了护送大烟贩子出关的保镖行当。雁北各县尤其是应县的烟贩子，都知乔日成的厉害，所以大都愿雇他保镖。每次过关进口时，乔领队在前，独自先到关卡门口堵住卡警，如未发现即行通过；如被发觉，乔即送礼说情请求放行；若不放行，乔即开枪对抗，打死执勤人员护送烟贩子们安全进口。那时，关卡人员多靠吃黑钱发财，送上门的钱大都乐于收下，这样也免得双方交火造成伤亡。一来二去，乔便与关卡人员交上了朋友。乔干了一段保镖后，总觉得挣钱太少，来得太慢，很不过瘾，于是也干了一桩抢劫烟贩子的买卖。
五、疯抢又滥杀
他窜到张家场地，见不少人正整理被烧焦的黄芪，掏出手枪就朝人群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五六人乔日成抢劫了烟贩子回到家中，官府抓捕他的风声已经过去。因此次抢劫是黑吃黑，无人告状，所以他在家中得以安然居住。
到了1935年秋季，乔日成的手又痒痒起来。于是便与其兄乔日昌合计，准备做个大买卖，目标是离应县不远的浑源黄崖村的张凯家。张家是当地最有钱的大地主，以放高利贷和种黄芪发财，有护院家兵。
乔日成将同他抢过南山的两个小匪召来，连他哥哥共四人各带手枪一支，夜间出发，次日上午到达黄崖村。他们进村后找到张家住处，察看了进出村的路径、街道情况及张家收晒黄芪的场院，然后开始行动。
乔日成独自从容走进张家前院，经过厅直至后院的正庭，见到了张老太爷。他假称是买黄芪药材的客商，与老太爷寒暄后即谈论起黄芪价钱，并约定秋后再来收购，然后辞别出村。
乔与同去的三人见面后，商定当天下午待村民和张家长工都下地后即行下手。他们四人潜伏村外，吃过干粮休息一阵子后即奔张家而去。乔让两个小匪守前院和街门监视院内外动静，让其兄守卫过厅监视内院。布置停当，他独自走到正房。当时，老太爷和老太太正在午睡，乔掏出手枪照老太爷头部砸了一下，随即砸了老太太背部一下后厉声说：“快把你家的金条法币银元全拿出来，不然开枪打死你们两个老狗！”乔又说道：“我们是土匪，来的人很多，已经把你家包围了。”两个老人哪见过这阵势，老头子忙催老婆子开箱取钱交给乔。乔还亲自砸开一个大板箱，找出一些金银、钞票和烟土。然后分成四包，将其兄和两个小匪叫到屋里，每人背上一包逃之夭夭。
雁北巨匪乔日成（5）
乔等四人走出村外四五里许，有十多人从后边追来，用步枪朝他们射击，将乔日昌击伤，行进不得。乔日成开枪，一梭子弹将跑到前面的几个人撂倒，双方成对峙状态。乔将其兄伤口包扎后，吩咐两小匪掩护其兄就地对抗，待天黑再作打算；自己便悄悄返回村中，窜至张家晾晒黄芪的场院，放火将场中黄芪茎点燃，顿时火光冲天。张家追击抢匪的人见场中起火，急忙撤回救火。乔日成亦趁机返回原地、令两小匪搀扶其兄先走，到前面村子雇一毛驴将乔日昌送至家中。乔日成掩护其兄脱险后，独自趁星夜走出数十里宿在浑源县一小村庄。张家人伤了他的哥哥，他决意再进行报复。翌日下午，他酒足饭饱之后重返黄崖村。天近黑时，他窜到张家场地，见不少人正整理被烧焦的黄芪，掏出手枪就朝人群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五六人，场中乱成一团。乔复仇目的达到，趁乱扬长而去。这起抢劫案和枪杀案使浑源县上下震惊，成为全省的大案。经查，此案又是乔日成所为。除浑源县派警察四处巡查追捕外，阎锡山亦下令各县严密侦察并悬赏重金通缉之。
谁能料到，乔日成此次带上金条元宝烟土和银钱，连夜跑到阳高县，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往北平天津游玩去了。“拾来的孩子不怕摔死”，乔日成到平津后，住的高级饭店，吃的山珍海味，包的高级妓女，看的四大名旦，凡是好玩有名的地方都去观赏游玩，真是随心所欲，大开了眼界。
此案发生后，受阎锡山之命，应县政府再度派警察到乔堡抓人未果，就将乔父并其兄抓去拷问。乔父言道：“我痛恨这坏小子比你们当官的还恨，他每次回村我都报告官府，你们抓不住他，扣我有什么用。我跟你们发誓，如他再回来，我一定杀了他！”县长当堂嘉奖他大义灭亲，便即开释。随之审讯其兄乔日昌时，判定四名匪中有他，乔日昌无言可辩，供认不讳，遂被押往浑源县处决。其他两名小匪早已闻风逃匿。
六、活埋老父亲
乔日成说：“他既自寻无常，就让他痛痛快快去吧。”当即派人在村外井旁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亲生父亲给活埋了乔日成在京津混荡了一年多光景，不仅目睹了有钱阔人的奢侈欢乐，也看到了破衣烂衫、露宿街头的穷人的苦难，从而使其思想受到刺激，尤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爱国学生的抗日激情使其受到感染，萌生了做一番正经事业的念头。乔认为山西可能已不注意他这个土匪了，遂于1936年秋季返回应县。
其父见他回家，如仇人相见，顿生杀子之念。一天夜间，乔父带一把菜刀潜入乔日成所居宅院，从窗孔窥见匪儿与其妻在一条炕上头朝外躺着，正在吸大烟，便轻轻撬开房门，举刀朝乔的头部砍下。
雁北巨匪乔日成（6）
乔日成已听得门响并机敏地移身起坐，枕头被劈烂了，却未伤着乔的一根毫毛。乔随即拿起手枪对准其父的脑袋说：“念你生养我一场，这一刀饶了你，如再行凶，我崩了你！”吓得其父抱头鼠窜，也不敢进城去报告官府了。一日，乔日成进城联络故旧，听到官府要抓他，便越墙而出，渡过桑干河，再度到绥远一带避风去了。
1936年秋，乔日成在口外的绥远、包头等地联络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他应县的老乡，也有兵痞、匪痞等一些无正当职业的人，为成立一支队伍作了必要的准备。绥东抗战爆发后，他认为时机到来，便急速返回家乡准备举事。当他走进下社村后，见村里驻满了军队，是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师部驻扎在乔堡的天王寺大院，与乔家邻近。乔认为军队不管政府通缉他的事，加之官兵们又不认识他，便毫无顾忌地回到家中。
万没料到，乔父见儿子回来，便悄悄到师部报告了陈师长，陈师长遂派出特务连于拂晓时包围了乔堡，以一个排的兵力进入乔家院内并上了房顶喊话。乔在酣睡中惊醒，知是大军来抓难以脱逃，如抗击拒捕定会危及老婆孩子的性命，遂开门出降就擒。
乔被带到师部后，陈师长端详一会儿说：“好样的，可惜不走正路走了邪路。”乔幽默答道：“世上哪有正路邪路之分，成者王侯败者匪嘛。”说得陈师长慨叹良久无话可说。经师部军法处讯问毕，便将乔五花大绑押往城内交应县政府处理。应县申报到省政府，说是乔在本县查无抢案又无原告，最近犯案的地方在浑源县，应移交浑源县对案审理。到1937年春，省里复令将乔转解浑源县。
乔被解往浑源后，其父认为除了一害，感到松了口气。其母却整日哭哭啼啼，寻死觅活，为其两个儿子都被送往浑源县处死而痛心至极。她终于急疯了，日夜厮打老头子，说是他害了全家。不久，老太太即喝大烟自杀了。
乔到浑源县被下在死牢。待县政府将全部案情调查完毕，已是入春时分。在县长坐堂提审时，不少官民纷纷来到大堂围观。升堂后，乔戏谑道：“你们当官的贪污受贿了多少钱，也请向观众详细供出。”气得浑身发抖的县长便令衙役掌嘴，打得乔口鼻流血。
1937年夏季，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到1937年9月间，日军沿平绥线进攻，侵占了天镇、阳高、大同等地。所有驻防雁北的部队纷纷溃退，各县政权随之土崩瓦解。浑源县政府官员准备撤逃之际，自行决定届时将死刑犯枪决，其余的释放。
值此当口，一天下午放风时，乔对众囚说：“外面情况不好，日军快来了，县政府要把我们犯人都处死，他们就撤到关南逃难去了，咱们赶快打开监狱跑吧。”众犯听后都很惶恐，一致表示听从乔的指挥，立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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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巨匪乔日成（7）
乔让两个没带刑具的犯人把开监房门的看守拉住，连劝带威胁，让其把五六十个带刑具的刑具砸开，由乔带二三十个年轻力壮的犯人冲在前边，其余200多犯人紧随其后。到狱门后，两个守卫的警察还没弄清咋回事就被缴了械。然后冲到警察班宿舍，抢了十多支步枪及子弹、手榴弹等，冲出了监狱，在乔的指挥下，众犯安全逃出浑源县城。当晚，众犯人同宿城西一小村庄，由村长安排了饮食招待。经过商量，有6人愿随乔到应县成立部队，有7人表示先回家探亲然后再到应县。至此，乔已拉起有14杆枪和7人的队伍了。翌日，大家各奔西东。
乔日成回到家乡时，地方上已是一片混乱，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既怕日军来了烧杀，又怕散兵土匪来抢劫骚扰。下社村民见到乔日成回来，并带有十几支枪，非常高兴，一致拥护乔当队长，即日成立保家队，雇用30多名青壮年，搜集起30多支步枪、冲锋枪，还有2挺轻机枪和一些弹药交乔使用（这些武器都是溃兵遗弃的）。乔组织了4个班的一支武装部队，指挥所就设在他家。
乔父听说儿子越狱回来，还带有人、枪，觉得无颜相见，遂跑到村外跳井自杀。但井水不深，未被淹死，村人发现后将他捞出，并报告了乔日成。
乔日成说：“他既自寻无常，就让他痛痛快快去吧。”当即派从浑源跟来的6人带上铁锹，在村外井旁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亲生父亲给活埋了。
七、夺得美人归
当时，乔已30多岁，而次淑贞仅十七八岁，故乔如获至宝，夜夜合欢乔的保家队迅速扩大。1937年8月，日军侵占应县城。乔日成初时不愿投敌，后日军派伪县长王相（乔念高小时的校长）亲与游说，乔乃于1937年12月间接受伪职队长，改为南乡保甲队，武器弹药由日军补充，粮饷服装就地自筹，受日军节制。
乔的野心是很大的，他明里降日当了伪军，暗里又投靠了国民党察省主席张盛生，张给乔挺进纵队番号，委乔为纵队司令，令乔发展势力。
乔毕竟入过军校并在部队干过，因而对带兵是不陌生的。他对部属既能严格要求，又能与之同甘共苦，这为其部队的巩固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不断收编散兵游勇，吞并其他小股武装，加之他乡的保家队主动投归，到1939年上半年时，其部队已发展到2500余众。
为利用乔的势力对付雁北的八路军，1938年间，日军特加封乔为“雁北剿匪司令”。于是，乔借机组织司令部，下设军法、军医、副官、参谋、秘书、稽查、军械、军需等八大处，将部队改编为4个大队和1个特务连，一时称雄雁北，乔队也改称乔军了。乔虽接受了日军加封，但受编不受调。
应县南河种村有一美貌女子，名次淑贞，15岁时即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加之读过三年小学，略通文墨，聪慧伶俐，令人见之倾心。后由父作主，嫁给应县城一名医之子田俊为妻。婚后二年，抗战爆发，田俊远去南方参加抗战工作。淑贞在家独居，空房寂寞，春心萌动。日军占据应县城后，随军翻译孔仲文与次淑贞结为露水夫妻。一次乔到县城开会，在老相识周焕家遇次淑贞。乔一见倾心，并提出娶之为妾。在次回家时，乔即尾随其后，后二人同居。当时，乔已30多岁，而次仅十七八岁，故乔如获至宝，夜夜合欢。孔翻译后知此事，但惧乔威势，也只好退避三舍，忍痛割爱了。会议结束后，乔即带次到下社村，终日形影不离，正式纳次为妾。
雁北巨匪乔日成（8）
1938年，日伪政府下令雁北各村农民种植罂粟，这给乔日成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凭借自己的实力，逐渐控制了应县的乡村政权，除向农民征收烟税外，还大做烟土生意，聚财甚多。乔利用搜刮来的钱财，除进一步扩充兵源，增加实力外，还开办了兵工厂、修械厂、木器厂、铸铁厂、被服厂等小型工厂。
八、对抗八路军
王震旅长命令七一七团突袭下社新堡，激战整夜亦终未攻入堡内，因返延安时间紧迫，所以便撤围西去乔日成独霸应县乡村政权后，将这一带视为一己之天下，既抗拒日伪政府插足，又阻碍破坏抗日政权的建设。
乔军司令部驻地新堡常驻一个大队和特务连的兵力，约计700余人。下社村南5里许的小石口村，亦常驻一个大队互为犄角。乔军在新堡构筑有防御工事，构成上中下三层防御体系和交叉火力网，易守难攻。
1939年7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由河北调回延安，途经应县时，应晋察冀边区政府之请求，同意攻打新堡，拔掉乔日成这颗钉子。王震旅长命令七一七团突袭下社新堡，激战整夜亦终未攻入堡内，因返延安时间紧迫，所以便撤围西去。雁北支队亦未攻克小石口，复上南山。自此，乔日成便与八路军完全敌对了。此日战斗结束后，乔日成将战报报到大同日军师团部，并有驻防应县日军连夜发去的电报证明，乔日成再次得到日酋的赞赏和重视。
乔日成设计将抗日失利来投的结拜兄弟王天存杀死，吞并其队伍，并电告日军。大同日军师团长派来汽车拉走王的尸体验证后，又转送张家口日军军团司令部验明正身。日军对乔此举再次大加奖赏，将乔的“雁北保甲队”队长升为“晋北挺进军长城南境剿共总司令”。
九、恶战日本人
乔部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周旋，采用“分兵诱敌，合兵歼敌”战术，使日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乔日成解决了王天存的部队后，备受日军重视。日军不仅给乔不少武器弹药，纸币等物，还给乔派入一名日军准尉军官当顾问，派来6名曹长（上士）当各大队的指导官，旨在控制乔军。
待7个日军士官到达乔部后，乔把他们安置在司令部另外一个好房院集体居住，不往各大队分配。从村里雇了7个年轻姑娘，陪他们夜宿昼乐，教会了他们打麻将、吸大烟。这些下层日军士官，哪里享受过这般花天酒地的日子，故对乔无不十分感激，惟命是从。
1940年夏季，乔日成吞并应县另一铁杆汉奸王国相部，遭到日军干涉，并形成对抗。
日，日军派驻大同的师团长黑田中将亲自指挥一个日军机械化师团约8000余众和伪蒙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约6000余人，三路大军合击乔军。次日拂晓，黑田所率日军到达城北10里的桑干河木桥，用计骗开城门，占领应县。劝乔投降不成，黑田即下令向乔日成的驻地新堡发起攻击。飞机、大炮、迫击炮齐发，轰击堡墙和堡内民房，顿时地动山摇，房倒屋塌，整个新堡成为一片火海。战斗十分惨烈，一直打到黄昏，日军始终不能攻进，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与此同时，四乡外围据点也都处于激战之中。到天黑战斗停息后，守卫新堡的乔军1500多人，阵亡近千人，重伤200多，尚有战斗力的仅剩下300余人。半夜时分，乔日成将所余人马分为三路突围。出敌意料的夜袭，使日军指挥部混乱不堪，并死伤不少中高级军官。乔军官佐及家属组成的第三路得以乘隙安全向西转移。翌日拂晓，日军涌入新堡和乔堡，挨户搜查，见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少全杀光。此次日乔之战后，日军在新堡、乔堡等地大屠杀四日，共计残杀1650余人，烧毁房屋850余间，奸污妇女、掠夺财物难以数计。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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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巨匪乔日成（9）
乔日成率200人于半夜突围后，次日晨到了南山八路军的根据地。然而乔始终不愿归属八路军。他要收集失散官兵，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乔即刻派人下山联络散众，不多日即收罗回散兵300余人。
日军在新堡受到重创后，又从蒙疆各地调来大批伪军，重新组织兵力开往南山，一面扫荡八路军根据地，一面追击乔日成。
是年秋季，乔部转移到草垛山附近，日军以一个连的步兵和一个师的伪军包围了草垛山。双方战斗打响后，乔部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周旋，采用“分兵诱敌，合兵歼敌”战术，使日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
乔日成突围到水磨村，收集散兵，又至500多人，他将这些人马编为5个连队，直接受其指挥。
在草垛山追剿乔部的日伪军发现乔部突围后，继续搜寻追击。当乔队在水磨村扎定不几天，日伪军又以四路同时向水磨村扑来。这次战斗，从上午直战到黄昏，乔部终因寡不敌众和弹尽而大部分战死，但日军死伤更为惨重。
天黑后，乔日成身边仅剩下7人，后突围而走。乔对身边的几个人说：“我现在没有兵了，不能在此抗日了，只好先到国统区去。”于是，乔到了绥远去找张盛生和傅作义。
十、临阵挨黑枪
岳中正认为此时正是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于是近距离地端起手枪，瞄准乔的腹部“砰”地就是一枪张盛生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兼晋察绥边区抗日挺进军司令，但当时张在绥远实是寄傅作义篱下，所以很难满足乔的要求，便推荐他到重庆中央高中级军官训练团受训，并让他设法见到蒋介石，求蒋给补充兵员和武器。
1942年正月，乔去了重庆，到中央军训团受训。他托人引荐，晋谒了蒋介石，并提出补充兵员请求，蒋听后很不耐烦。最后只得到军委发给的一张“华北剿匪军少将司令”委任状和一张奖状，仍是令其自行发展。
1942年夏，乔在重庆受训结束，即返回绥远。他又想投归二战区的阎锡山，阎接连传见他三次，并于之促膝交谈，待他为上宾。阎先令乔在洪炉训练3个月，还参加了阎的铁军组织。受训毕，阎委乔为“第二战区雁北挺进纵队中将司令”。乔到绥远后，发展队伍也并非很顺利，所以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才仅发展到300多人。按阎锡山的指令，乔即时开进雁北。
日，乔率部开进雁北。抵大同城外时，乔通知城内日军投降。日军听说是乔日成，便紧闭城门不予理睬。乔部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无法占领大同，遂联络旧部张朴率伪警备队500多人一起奔回应县。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应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农会、武委会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土地改革。这一时期，乔日成一直盘踞在应县城，并不断派部队到城外活动，进行抢掠和报复，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同时，不断加固城防，时刻提防着解放军攻城。
日，晋察冀军区命令解放军四纵队第十旅旅长邱慰、政委傅崇碧指挥全旅3个团，加之雁北军分区部队的配合，进攻应县城，一举攻占了东西两关，把乔的部队包围在城内。
驻军应县城的乔匪成了瓮中之鳖，但他们多是些亡命之徒，匪性不改，因而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强。在7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三次攻城大战，但终因抵抗强烈，未能攻下，我军伤亡很大。第十旅的攻城将士们只得先行包围，再谋攻城之计。但令攻城将士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军发动的第三次冲锋，攻城双方正激战之际，乔日成被他手下的一个连长岳中正用枪击伤，生命垂危。岳中正是乔日成部下的一名连长，在乔的匪部发展的鼎盛时期，即1940年前后，岳中正当上了乔的一名排长，其妻章氏生得颇有几分姿色。一天，乔日成到岳所在的连队去视察，偶遇章氏，即被其美色所迷住。但碍于岳的面子，不敢轻举妄动。十余天后，乔瞅准机会，走到岳的住处，对章氏提出非礼要求，章氏对乔日成平日颇有好感，在半推半就之中完成了苟合之事。在以后的日子里，乔日成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霸占岳妻达半年之久。最后此事终于被岳中正得知，其妻羞愧难当，自尽而亡。岳中正与乔日成由此结下了深仇大恨，只是因为乔匪强壮有力，又是自己的首领，岳也奈何不得。为了安慰部下，乔日成让岳中正升任连长，但岳的仇恨并没有消除。
正当解放军对乔匪发动第三次冲锋，激战正酣之际，乔日成也俯身在垛口后面疯狂地向我军射击，岳中正认为他此时没有防备，正是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于是近距离地端起手枪，瞄准乔的腹部“砰”地就是一枪，乔日成应声倒地。乔被击中腹部后并没有立即毙命，而是命令贴身卫士将他秘密抬下，并且严令内部人员对此事要严守秘密，以免扰乱军心，影响匪徒们的士气。乔日成被抬下后迅速送到匪军医所，匪军医们马上组织手术抢救，但由于子弹射穿内脏，伤势过重，两天后，乔日成终于不治身亡。
乔日成死后，我军第十旅的攻城战士们也迅速地攻占了应县县城，乔匪的部下非死即逃，真正呈现了土崩瓦解之势。岳中正被俘后因不愿投诚，被我军就地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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