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 ----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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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基督教“两会”是长沙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和长沙市基督教协会的简称。&&& 日，长沙市基督教团体联合会三自革新促进委员会成立，组织和领导全市的三自革新运动。1954年10月，长沙市一批有远见的基督徒，为了改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观感，摘掉戴在中国基督徒头上的“洋教”帽子，召开了长沙市基督教徒第一届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长沙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长沙市基督教三自...
湖南省基督教两会在长沙市望城区基督教中心堂举行了按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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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两会本届教会治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日上午，中国基督教两会本届教会治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山东济南召开。本专委会副主任吴建寅牧师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克运牧师介绍本专委会职责。会上讨论通过了本专委会职责，并确定了未来五年的工作规划和今年的工作计划。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代）徐晓鸿牧师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本届教会治理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3人，委员8人。职责主要是推动各地基督教两会和教会学习贯彻《宗教事务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指导、督促《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中国基督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基督教教堂主要教职人员任职办法》的实施；推进各地基督教两会和教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促进民主化和制度化管理；推广、交流各地有关教会治理好的做法和经验；针对各地教会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异端邪说等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并提出解决建议等。　　会上讨论确定，今后五年，一方面选取各地教会面临的需要解决且条件成熟的重大问题，落实调研，予以重点解决；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召开教会治理经验交流会。　　徐晓鸿牧师在总结讲话中希望本专委会能够承担起自身职责，找准定位，按照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提出的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中国教会的总体目标，选取在职责范围内、具有解决可能性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取得实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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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组织功能
本文收录于邱永辉教授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5）》（宗教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发表时标题是“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组织功能”。但是，由于“全国两会”在“两会”系统中特指某个组织层次，在此仍然保留原文标题。文章内容没有改动。
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组织功能：一项初步分析[1]&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黄海波&
内容提要：中国基督教“两会”组织，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信徒与一般社会大众，是基督教“两会”面对的三个基本功能对象，它们对基督教“两会”有各自不同的功能需求。基督教“两会”必须承担并切实发挥政治的、宗教的与社会的功能。这三项功能的核心内容、实现手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很大不同。认知与实践中的“功能错位”，比技术层面的手段、方式滞后，更为严重地制约着基督教“两会”的功能发挥。同时，基督教“两会”承担的功能不仅是多重的，而且也是非垄断性的，这意味着必将形成其他功能主体承担相同的三项功能的竞争性环境，但基督教“两会”仍然具有自身优势。为了使基督教“两会”更好地发挥其功能，需要调整优化其功能实现机制，校正“功能错位”现象，尤其应注重通过促进其有效发挥宗教功能与社会功能而使政治功能的发挥柔性化，从而使基督教“两会”能够在当前形式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关键词：基督教“两会”基本功能&&机制&&&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态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基督教增长的趋势与原因，信教人数的估计，各类基督徒群体的不同处境，基督教在大学生、城市新移民、职场及工商界人士等等各种人群中的表现，到基督教中国化的内涵与路径，基督教慈善公益事业的进展及制约，基督教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和互动等等，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反映了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尽管基督徒数量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比较低，但是从信徒的组织化程度、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以及信徒对宗教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这三个指标来看，基督教已经成为汉族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2]
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中国基督教将有怎样的角色定位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围绕中国基督教的上述讨论实质上都指向这个主题。基督教“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中国基督教两会”），是当代中国基督教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行动者”之一。然而，这个组织却在当代宗教的研究中被严重忽略。只有少量研究涉及了基督教“两会”的结构及运作，多数研究只把基督教“两会”作为某个具体地域内基督教活动的“制度背景”，或是同实际宗教生活若即若离的“组织架构”扼要提及。而在社会上的各种评论中，对基督教“两会”却有着相当多的批评。虽然其中不乏中的、中肯之语，但也有不少或多或少隐含着某种立场或倾向性。本文无意评定基督教“两会”的功过，而只是将之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勾勒其基本功能构成，并初步探讨其功能实现问题。
一、基督教“两会”的基本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两会”在贯彻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配合落实国家大政方针、引导基督徒爱国爱教以及服务社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基督教健康有序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基督教“两会”组织分别成立于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早期，[3]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其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及相应的内、外部关系等诸多方面，都程度不同的带有时代的烙印；它们对基督教“两会”有复杂的影响。在当前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明显增多，国内、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基督教“两会”被期待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或功能。但是，不得不承认，基督教“两会”在功能发挥上面临着诸多障碍，其效果并不能令各方面都满意，甚至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基督教“两会”存在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了。尽管基督教“两会”自身以及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从工作实务的角度出发，对基督教“两会”的功能问题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从如何克服政策的滞后、体制的羁绊、团体自身建设的不足、信教群众利益和需求多样化的牵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方案和工作举措。但是，其中一个核心而关键的问题，即基督教“两会”应当发挥什么功能，却并没有得到系统梳理，这导致人们基于不同角度或立场而作出大相径庭的评估和规划。
&&&&确实，清晰认识基督教“两会”的功能并不容易。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基督教“两会”是十分特殊的组织，它是两个法人团体在实践中结合为一个“爱国宗教团体”而运作；这两个团体，一是保证国家政治要求实现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二是致力于教务活动的“基督教协会”，理论上它们分别承担各自的功能，但在实践中结合而成一个组织实体样貌，使中国基督教“两会”具有了“双重组织特征”，“既是行政上的社会团体，同时又是宗教上的灵性组织，”在实践中形成“运作上的功能整合”。[4]
&&&&这种组织构成上的复合性，导致其功能的确定及其实际发挥都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其次，尽管基督教“两会”形成从全国“两会”到省、市（县、区）“两会”的层级体系，但在当前中国“属地化管理”的社团管理体制下，这种层级体系并没有在基督教“两会”内部构成自上而下的线性管理体制，不同层级“两会”之间是业务指导与协作的关系。自基督教全国“两会”以下，是接受相应层级政府主管单位管理的、相对独立的地方基督教“两会”组织。不同地区和层级的基督教“两会”由于地域特征、占有资源、相关人员的能力等等因素，在承担和发挥的功能上也有很大差异。这也大大增加了确定并评价基督教“两会”之功能的困难。最后，基督教“两会”处于中国政教关系模式之中。这种模式以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行为上法律至上为理念支撑；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者与无神论的执政党在信仰上相互尊重，宗教信仰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践行自己的信仰、建设美好家园。[5]中国政教关系的现实对包括基督教“两会”在内的所有宗教团体与组织，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和西方的功能要求。
&&&&因此，中国基督教“两会”既不同于传统及现代西方政教关系格局下的“教会-教派”组织，也不同于市民社会理想中的民间组织，亦非具有官方背景的人民团体，但同时又兼具上述三类组织的特征或要素，因而处于相当复杂的内、外部关系中，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功能要求。传统上用来分析宗教及宗教组织之功能的诸多视角，并不适用于基督教“两会”。在此，尤其要避免两个方面的误用。一方面，是用宗教整体的功能来套用基督教“两会”，从而给予它太多的功能。人们通常把宗教视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强调其对“整体”社会系统所具有的心理调适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化功能、认同功能、文化功能、交往功能等等。上述对宗教功能的理解，主要是把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搁置具体社会历史条件而概括出它对社会“整体”的功能。但是，由于宗教是由多种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以不同的宗教行动者（信徒等个体行动者，组织、团体等集体行动者）为载体，针对不同的目标对象，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在现实社会历史处境中的某个要素，并不必然承担并实现上述宗教的所有功能。基督教“两会”是基督教领域有着具体而特定宗旨的机构，它有其自身特定的、直接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状况，对实现宗教的其他功能或整体功能有不同的影响，但基督教“两会”并不需要采取行动直接去承担宗教的所有功能。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以单一的抽象标准判断基督教“两会”的功能，而忽略其他功能。这在一些对基督教“两会”的批评中常常出现。如有的观点片面地认为，基督教“两会”只是政府控制基督教的“政治工具”，忽略了它实际上在维护基督徒的权益、满足基督徒的灵性需求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或者只强调基督教“两会”作为宗教团体的民间性与宗教性，忽略甚至否认在中国政教关系的传统和现实要求下，基督教“两会”在传递国家政治意图、提高基督教界的政治认同方面必须承担的功能。
&&&&因此，厘清基督教“两会”承担何种功能十分重要，然后才能根据这些功能来理解和评估发挥功能的条件与机制，从而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与组织革新。由于基督教“两会”组织构成的复合性以及与它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行动者的多样性，它所承担的功能并非单一的。那么在这些功能中，是否存在着某种优先次序的结构，这些功能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互相排斥还是密切配合，是相互嵌入于各方还是能够相互替代？更进一步而言，这些功能是否只能排它性、垄断性地由基督教“两会”来承担？是否有可能培育其他承担同样功能的合作性团体或组织？
&&&&分析基督教“两会”的功能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社会学功能理论的若干概念及分析方法。功能（function），是一个来自生物学的概念，原指生物有机体的各个单位对维持系统整体的存在所具有的作用。功能失调与功能障碍等都会危及系统整体。社会科学对功能的分析最早在人类学中得到发展，在社会学中功能分析曾经达到其巅峰状态，甚至一度形成“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独步天下的局面。尽管“功能主义”因其过于强调系统的稳定和均衡、概念缺乏清晰界定以及“宏大结构”取向而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末引起激烈争议，受到大量批评，今天已风光不再。但是，“功能”作为一种基础性概念仍然有其意义，“功能分析”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能够提供关于社会现象的深刻洞见。[6]
&&&&可以在扬弃旧有功能主义之不足的基础上，利用功能分析的若干基本概念和思想，考察基督教“两会”的功能问题。
&&&&根据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观点，首先，功能分析的对象，必须是经验世界中的某一“标准化事项”，如角色、组织或者制度等等，这种“标准化事项”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功能的承担者，或功能主体；其次，功能分析主要考察对社会系统“具体构成单元”的功能结果，而不是对整个社会的结果；这些“具体构成单元”可以理解为功能主体直接针对或服务的功能对象；第三，功能主体对功能对象具有“功能”，一方面是功能对象有所需求，并期待功能主体采取行动以满足这个需求；另一方面，功能主体对这一功能也有自觉的意识，并能积极主动采取行动去实现特定功能；那些没有需求基础因此未被期待，但在客观上却具有某些结果的行动，具有“潜功能”。[7]
&&&&&进一步而言，“功能”主要指“功能主体”满足“功能对象”之“特定需求”的积极有利作用；只有这样，功能主体才能确证自己对功能对象的价值。不同的功能对象有不同的需求，决定了功能在类型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异，实现功能的机制、手段以及评判标准也各不相同。在此，功能对象的需求不仅是主观认识到的，而且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需求必然会在实际中得到满足，更不意味着功能主体的存在成为必然，其间也存在各种选择、冲突与博弈，需要从经验上加以审慎的分析。这是与默顿对“功能必要性”的批评及相应的“功能替代物”概念[8]相一致的“开放的功能逻辑”。[9]
&&&&因此，本文中的功能主体是中国基督教“两会”，而不是整体性的“中国基督教”。与基督教“两会”直接相关的社会单元是政府、信徒与世俗社会大众，它们构成三类功能（服务）对象。作为功能主体，基督教“两会”必须积极主动地满足这三类功能对象的实际需求。因此，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功能，本质上分为三大类型：
&&&&1，政治功能，其功能对象是政府。基督教“两会”是政府与信教群众的联系纽带；表达信教群体的利益诉求、配合政府化解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传导、落实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大政方针，等等，这是政府对基督教“两会”最为根本的功能需求。总体上，这个维度的功能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与稳定大局，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基督教“两会”承担政治功能，并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如何承担的问题。这是由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模式所决定了的。[10]
&&&&同时，发挥政治功能，主要以是否能够团结广大基督徒、化解矛盾、保持和谐等方面的功能结果来评估。
&&&&2，宗教功能，其功能对象是广大基督徒。是否能够满足基督徒的灵性需求，是否有助于实现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理想，决定了信徒对基督教“两会”的评价与情感。基督教“两会”本身并非宗教活动场所，而是保障宗教活动顺利开展的协调、管理与组织机构。除了安排和管理在其系统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崇拜、读经与灵修等各类纯粹的宗教活动以外，也通过教牧人员的培养、圣经及各种相关读物的出版发行、神学思想建设等等，保障基督徒宗教生活的需要。毫无疑问，满足信徒宗教生活需求是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最为核心的功能；它直接影响基督教“两会”团结基督徒的能力，并进而影响所承担的其他功能是否能够有效发挥。
&&&&3，社会功能，其功能对象是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大众。在此，基督教“两会”的功能主要是整合基督教界的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些公共利益，除了有形的物质、金钱利益外，还包括满足世俗生活需求的各种社会服务。此外，发挥基督教伦理在批判社会丑恶、宏扬社会正气方面的道德作用，也是基督教“两会”社会功能的必要构成。这项功能的正常发挥，对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以上三个功能，是基督教“两会”作为宗教爱国团体必须承担的三项基本功能，而且这三个功能密切相关。某一个功能的“跛足”，都将影响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由于“两会”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代表，是基督教的团体，这个现实决定了基督教“两会”满足信徒宗教生活需求的“宗教功能”是基础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其它两个功能无足轻重，而是指它们应当在满足信徒宗教生活需求的过程中加以落实；它们无法在与“宗教功能”的发挥相割裂的情况下取得预期效果。以上仅仅是对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基本功能作了分类，它是对基督教“两会”进行功能分析与解释的起点。
二、社会变迁中基督教“两会”功能的变化
&&&&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这三项基本功能，并不是从它刚建立起就受到同样关注，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同建国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更为深刻的变化，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这三项基本功能，其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发挥功能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只有深刻理解这些变化，才能把握基督教“两会”在发挥功能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单纯强调“政治功能”向注重功能并重转变。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功能”是基督教爱国团体承担的最为重要的功能，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功能；“宗教功能”受到抑制，大体上维持在最低程度；“社会功能”基本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调整，满足信徒需求的“宗教功能”得到恢复并越来越受到重视。8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各地成立“基督教协会”，其职责是教务管理、圣工服务以及神学思想建设等等，正是从组织上保障“宗教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举措。
&&&&“社会功能”方面，基督教全国“两会”于2002年设立“社会服务部”以推动基督教界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由各地基督教“两会”动员、组织的各种慈善公益事业稳定发展，并且正在向制度化、机构化公益事业方向迈进。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六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国宗发[2012]6号），更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发挥社会功能提供了政策保障。宗教界通过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而发挥其社会功能已成为共识。
因此，从单纯强调基督教爱国团体的“政治功能”向注重三大基本功能的并重，这个转变清晰可见。理想状态是，基督教“两会”能够同时充份满足政府、信徒以及社会大众这三类目标对象各自的功能需求，亦即其政治功能、宗教功能与社会功能都能够得到有效发挥。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组织资源、认识水平、实施手段、政策环境等等条件的制约，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容易达到。
&&&&第二，各项功能的核心内容与发挥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三项基本功能中，它们各自的核心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发挥功能的手段、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建立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政治功能”的核心内容是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实现“三自”，引导信教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政治功能的主要途径，是参与政治运动、政治动员和广泛深入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等等。时代发展到今天，“政治功能”的内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自”的目标已基本达成。因此，当今基督教“两会”的“政治功能”，其内涵已转向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和引领信教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经济建设。其核心内容则是推动基督教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根本解决基督教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同问题”。[11]
&&&&在这方面，基督教“两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发挥“政治功能”的方式中，政治运动已不再使用，宣传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尽管仍是有效手段，但如何摈弃生硬说教、更具灵活性和时代气息，并且更有效地融合进教会讲台信息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国家意志，更有效地从深层次解决中国基督教的政治认同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2，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求，始终是“宗教功能”的核心内容。但是，一方面，基督（新）教传统上允许在坚持基本要理的前提下，对教义有不同理解，对信仰有丰富的实践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海外神学思潮和实践理念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因此，在社会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的大环境下，过去依托强大的政治优势而建立的“联合礼拜”模式受到冲击，而且也出现了大量在基督教“两会”体制之外的信众群体。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方式，为文化水平、利益诉求、理念观点等各个方面差异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的信徒提供满意的“灵粮”，既尊重自主性，又坚持团结整合，是基督教“两会”发挥其“宗教功能”时面临的巨大压力。尽管近年来，基督教“两会”在讲台信息、崇拜仪式、神学思想与教牧同工队伍建设、堂点布局与管理，以及其他与信徒宗教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然有调整提高的空间。
&&&&3，基督教“两会”在促进基督教界发挥“社会功能”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这个功能相对于其它两个功能而言出现最晚，在政策保障、参与方式、专业及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基督教界的“社会功能”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慈善公益事业加以实现；其“先知”性的道德作用和社会批判大体局限在基督教内部，或是通过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垂范加以体现，还无法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随着基督徒社会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提高，很多人已越来越不满足于捐钱捐物、危机援助等传统公益慈善方式，而希望在更具专业性、制度性的公益慈善组织与机构的建设上有所突破。这对基督教“两会”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提出新挑战。
&&&&第三，基层“两会”在承担与发挥功能方面的角色日益突显。我国的基督教爱国团体，目前已发展成为由全国“两会”、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会”，以及基层的市（县、区）“两会”构成的制度化组织体系。在当前“属地化管理”的制度框架下，上级“两会”对基层团体的引导，除了依托《圣经》在信仰基本要理上加以规范，以及依托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和“两会”《章程》，在堂点管理与教牧人员认定等方面加以制约外，原则上并无其他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手段，而是主要通过业务指导、协调联络与服务相互联结。而基层“两会”直接面对各堂点的具体管理，直接负责同信教群众的日常互动，因此，基督教爱国团体各项功能的发挥，最终都要落实在基层“两会”的工作中；基层“两会”及其教牧人员在承担与发挥三项基本功能上的角色日益突显。尽管基督教各级“两会”组织都必须承担并发挥政治的、宗教的与社会的三大功能，但在发挥功能的具体方式上，不同层级的“两会”组织有很大不同，无法亦不必强求一致。更进一步而言，不同层级的“两会”组织，应当在三项基本功能类型中，进一步厘清适合本层级条件的功能发挥方式。
三、基督教“两会”基本功能之间的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在不同阶段受到相应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基督教“两会”在维护社会稳定、满足信徒宗教生活需求、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等三个方面，仍然尽其所能发挥了一定的功能。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基督教“两会”的功能问题。但也必须承认，由于时代的急速变迁，基督教“两会”目前在功能发挥方面面临很大挑战，这实际上是各个宗教爱国团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国家宗教事务局把“加强宗教团体工作”，“激发宗教团体活力，充分发挥作用”，作为其2014年工作要点中需要“着力研究推动解决”的“难点问题”。[12]
&&&&当然，这并不是说，团体活力与作用问题能够在当年一劳永逸地解决，而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这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宗教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就基督教“两会”而言，目前抑制其活力、制约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层面的手段或方式、方法的滞后。主要表现在：“政治功能”方面，传统的动员、宣传方式在基督徒中越来越难以奏效；“宗教功能”方面，传统的神学思想和崇拜形式越来越难以满足信徒的需求；“社会功能”方面，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公益慈善领域日益高涨的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求，基督教界的传统慈善方式力不从心；其它还有“两会”自身管理与作风方面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主要发生在“技术层面”，通过学习、培训、资金投入、引进新技术与加强管理，以及若干具体政策的调整等，可以逐步得到妥善处理甚至解决。
&&&&二是认知和实践上的功能错位。“功能错位”，是指在认识上片面强调某个单一功能，从而在实践中把适用于激励或保障某个单一功能的思路、政策与手段，运用到旨在发挥其他两个基本功能的活动上，从而影响甚至抑制其他功能乃至整体功能的发挥。作为功能主体的基督教“两会”，以及作为功能对象的政府、基督徒与社会大众，都程度不同地对基督教“两会”的功能存在认知上的片面性，导致实践上的“功能错位”。这是制约基督教“两会”功能发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种“功能错位”固化在由政策法规、工作模式与组织体系等构成的管理和运作机制中，使得这些管理和运作机制，对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功能类型之间的差异与变化反应不够灵敏，无法及时调整，无法容纳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新现象、新因素、新需求，以及老问题的新变化。
&&&&具体而言，这种“功能错位”，与政府、基督徒以及社会大众这三个功能对象，以及基督教“两会”自身，在对各自需求的强调、对基督教“两会”功能的期待上，存在片面化、简单化和本位主义倾向有着密切关系。如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或是某些地区基督教“两会”的内部运作中，对政治稳定的强调超过了必要的程度，从而限制乃至干预了那些旨在发挥“宗教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活动，结果挫伤了团体和信徒的积极性，不仅抑制了“宗教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发挥，反过来也削弱了“政治功能”的发挥效果。再如一些基督徒只强调自身的宗教需求和宗教理念，忽略了政治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要求；这导致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中国政治及相关政策的认同，使基督教“两会”旨在发挥其“政治功能”的活动，无法得到这些信徒的认可与支持，使其“政治功能”的发挥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部分过于强调宗教理念的基督徒，只是把慈善公益事业看作宣教的手段，拘泥于传播福音、收获信徒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慈善公益事业的好坏，决定是否支持或参与。这导致一些信徒要么对公益事业参与漠不关心，要么试图在公益事业中附加宗教要求，从而制约了基督教“两会”发挥“社会功能”的努力。还有如只聚焦于体现“社会功能”的社会慈善公益与社会道德批判等活动，而忽略宗教与政治方面的要求，导致丧失信徒的支持，甚至给海外渗透带来可乘之机。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功能错位”混同于功能类型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嵌入”。功能类型之间的“配合”，意味着不同功能类型有密切关系，某个功能的发挥状况能够促进或限制其它功能。例如，如果“宗教功能”发挥不好，信徒的宗教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要么“以脚投票”，离开“两会”的堂点；或是引发冲突，破坏基督教内部秩序，影响社会和谐。这些都将限制“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发挥。如果基督教“两会”能够切实有效地满足信徒的宗教需求，发挥其“宗教功能”，就能够团结更多的信徒，增强其“政治功能”的实现效果，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功能”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其它两类功能亦复如是。
&&&&功能“嵌入”是指在某些着眼于发挥特定功能的活动中，内嵌着其他两个功能。这尤其体现在“社会功能”方面。发挥“社会功能”的社会慈善公益活动，一方面，本身是基督徒宗教信仰的的延伸和实践方式之一。在“施比受更为有福”、“作光作盐”、“荣神益人”的圣训激励下，基督徒参与或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在扶贫帮困等活动中履践其宗教理念，以“活出信仰”的方式获得神圣体验。因此，这些事业有满足信徒信仰需求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也使教会及信徒深入而稳定地融进社会。在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教会与信徒同政府及社会的各方面展开密切合作、沟通与交流，不仅促进社会各界对基督教的了解，消除敏感、紧张和对立情绪，也使普通信徒更好地把握社会进步的脉络，更全面地理解国家的现状和政策，从而在对待社会变迁及各种社会现象时更加理性，避免由于孤悬于社会之外、同社会脱节而容易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这对促进基督教内部和谐以及基督教与外部社会的良性互动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当然，由于现代慈善公益事业更强调自身的运作规律，重视管理的规范性、项目实施的专业性；增进公共利益、满足社会大众日常生活需求是其核心。因此，基督教的慈善公益事业在现代社会中，必须妥善处理与平衡内嵌于其中的“宗教”与“政治”功能。“功能错位”将极大的限制基督教慈善公益事业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可以通过发展组织化、机构化的公益慈善事业，如养老院、基金会等，以及推动地方教会与所在地社区机构建立合作的长效机制，依托这些事业本身较高的制度性、专业性和规范性要求，校正“功能错位”现象。
四、结语：
&&&&本文对当前中国基督教“两会”承担的三项基本功能及其关系作了简要梳理。功能分析并不能止步于描述某个功能主体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而是要对实现特定功能的那些“社会机制”予以“具体而详细”的分析。[13]对功能的分类只是一种“功能说明”而非“功能解释”。[14]
&&&&因此，对基督教“两会”发挥功能的过程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细致研究，避免传统功能主义忽视过程、机制而仅仅根据“所宣称的功能结果”[15]来解释的弊端。由于基督教“两会”由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两会”团体构成，它们成立的时间有长短，掌握的资源以及人员的配备和能力都有所不同；而且，它们所处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传统与现状，当地基督教的历史传统与当前发展态势，以及政府的认识与管理方式等等，也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应在更加深入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分析各个基督教“两会”组织的功能发挥现状，从中找出共性的问题，提出具体而有操作性的处理方案。
&&&&无论存在何种差异，任何基督教“两会”组织都必须切实、有效地发挥政治的、宗教的与社会的这三项基本功能或作用，才能确证其存在的理由。功能分析中有一项重要的“公理”，即“······同样的事项具有多重功能，同样的功能可由不同的事项以各种方式来实现”。[16]
&&&&这是“功能选择”与“功能替代”得以进行的基础。具体到基督教“两会”的三项基本功能，实际上也存在着由“不同的事项”来履行的可能性。例如，以维护社会稳定、在基督徒中传导国家意志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功能，政府乃至其它与个体基督徒有关的世俗或宗教组织同样也可以承担；以推动基督教服务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功能”，也可以通过基督徒或团体参与其他社会慈善公益组织及相关活动来达成；即使是满足信徒宗教体验及灵命增长需求的“宗教功能”，也由于基督教分化裂殖的传统与网络社会知识获取的便捷而能在基督教“两会”体系外实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也就是说，基督教“两会”承担的功能不仅是多重的，而且也是非垄断性的。尽管目前的宗教事务管理体制下，基督教“两会”是中国基督教唯一的合法代表，并且以其相对规范的组织管理、纯正的信仰、与政府及社会较为和谐的关系等等，在基督教界和社会中保持着较高影响力，拥有其他类似组织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与地位。但是，由于存在着特定功能主体的“非必要性”规律，[17]
&&&&基督教“两会”实际上已处于一个“竞争性”环境中。这种竞争性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社会活力的增长而越来越明显。这并非基督教“两会”自身能力的不足，而是社会运行规律使然。不过，需要认识到，这种竞争性环境并不意味着基督教“两会”组织已陷入危机甚至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它只是陈述了这样一种事实，即有更多可能的选择可以达成基督教“两会”承担的三项功能；政府、信徒以及社会大众原先期待由基督教“两会”来满足的需求，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其他功能主体来满足，这意味着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而不是相反。当然，前提是在这种竞争性环境中，各功能主体都努力实现政治的、宗教的与社会的三项功能；同时这种竞争也不能是恶性的、互相敌视的零和竞争，而是合作性的、基本目标一致的竞争。这需要相关政策的保障与引导。
&&&&当然，目前这个竞争性环境远远没有成熟到理想状态，因此，基督教“两会”仍然是当前中国的基督教领域中，能够满足政府、信徒以及社会大众之功能需求的最有优势的组织。但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三项基本功能，无论是其内涵、表现形式还是发挥功能的方式、手段，都处于急剧的变化中。而认知与实践中的“功能错位”，比技术层面的手段、方式滞后，更为严重地制约着基督教“两会”的功能发挥。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调整优化基督教“两会”的功能实现机制，改变“功能错位”的状况。同时，由于基督教“两会”承担的三项基本功能，彼此有着密切的相互配合关系，某个功能的发挥状况能够促进或限制其它功能。而基督教“两会”本质上是宗教性的社会团体，因此，基督教“两会”实现政治功能的方式，除了必要的传统手段和直接方法外，更应通过“宗教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来推动和保障，将“政治功能”的发挥“柔性化”，从而使基督教“两会”能够在当前利益多元、理念多样的当今社会，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本文为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课题《基督教两会功能研究》的理论部分，发表时作了修改。课题组组长陈金荣，成员管欣怡、曹康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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