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中小学生必读丛书）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扫描下载起点读书客户端
　　中国近来有一种新的倾向，这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就是青年学者对于本国的热心探讨。上一世代，他们的父老中之前进分子，对于本国现状，已骚然怀觖望。他们受了环境的激动，憬然自觉；中国倘墨守历来的故辙，真不足以当危险而带挑战性的西方现代文明之敌手。我的所谓现代文明，指政治的倒不如指经济的、教育的和军事的变动的重要。这一辈父老，当代中国青年的父执，是真正的革命分子。他们推翻了专制统治权，他们用不可思议的速度更易了教育制度，他们用不屈不挠的精神，计划并建立了现代的共和政体。帝皇统治下的守旧政府从未有能如此迅速以完成这样伟大的变革在这样伟大的一个国家！
现代的中国知识青年，就生长于这个大变革的社会环境里头，那时父兄们吸收了孔教的学说，习诵着孔教经书而却举叛旗以反抗之。于是新时代各种学说乘时而兴，纷纭杂糅，几乎扯碎了青年们的脆弱的心灵。他们被灌输一些科学知识，又被灌输一些耶稣教义，又被灌输一些无神论，又被灌输一些自由恋爱，又来一些共产主义，又来一些西洋哲学，又来一些现代军国主义，实实在在什么都灌输一些。侧身于顽固而守旧的大众之间，青年知识分子却受了各种极端的教育。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中国乃被动地铸下了一大漏洞，做一个譬喻来说，他们乃从旧式的公路阶段一跃而到了航空时代。这个漏洞未免太大了，心智之力不足以补之。他们的灵魂乃迷惘而错失于这种矛盾里面了。
这个缺陷的第一结果是产生一批青年，男女二性都包括在内，但主要的是男性，他们老老实实不知道怎样自存于自己的国家里头，或生存于他们的国家所滞留着的一个时代中，他们大部分系留学外洋，以致忘却了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实际。这些游移不定的青年，自然很容易接受许多革命领袖的宣传，认为所谓中国之落伍，乃出于外国的政治和物质的势力伸入之缘故，中国的守旧，却把世界拿来做了替罪羔羊。倘不承认小国自身前进之迟缓，那很容易大声疾呼：倘非外国的侵略，中国在物质条件上早已跟列强并驾齐驱了呢。
这样的结果，便是一种新的革命情绪。后来果真解脱了两桩束缚，那是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可是解脱以后有明显的变迁足以表明改革的良果。事实了然，向之为弱点者依然为弱点，而此等弱点又生而存在于人民的观念中。举例以明之，一个革命领袖往往当他地位一旦巩固，即变成保守而腐败起来，不殊于旧式的官僚，别种史实，其情形亦复如是。中国具有如许诚实而智慧之青年，岂竟忽略了这个实情；要知中国历来之时局变动，实与外国不甚相干，而过去倘有甚何关系，亦很容易阻止而免除之，只消中国能及早减少一些惰性、而她的领袖减少一些颟顸的自私心理。
于是继之以一个失望而狂热的时期，因而增加理想的崇拜西洋热度。列强的发皇强盛，觉得是科学发达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幼稚的复杂心理蔓延的时机，爱国青年乃分趋二途：其一抑郁沮丧于国家之现状，其一则欲掩盖其实况于外人。关于他们的国是问题，卒无真理可得。他们于是怀恨而又艳羡外人。
倘西洋能继续其繁荣而保持和平，中国人的心理又将若何，殊不易言。不过西洋却未能如此顺利持续，也就够了！中国人好像狠着劲儿地欣赏世界大战之爆发，企业繁荣之崩溃、不景气，以及科学家尝试挽救此等厄运之失败，时而感到满足，他们于是说，中国毕竟还是不坏。然而在我们眼前，分明各处都是饥荒，遍地都有土匪，彼此彼此，谁也没有比谁好了些。照这样说来，或许古代中国倒是不错的，不妨追溯前代，看看中国的古代哲理如何。至少它教导了人民以恬淡、知足、乐天的德性，它教导人民享乐少量的物质倘不得较大者，它调整了人生而奠定了相当的稳健与安全的基石。近来西方研究中国问题之兴趣，以及有些西方学者之羡慕中国型生活的稳健，欣赏中国艺术哲学的高明，益使中国青年坚其自信之心。
今日所显现的结局，则又为古代经典格言的反复重演，父老吃了酸果，致令儿孙为之齿软。少年中国已经厌倦于父兄的革命热情，方且退而有复古之倾向，看了他们勉为十足纯粹中国人的不自然的决心，样子很是有趣；他们要吃中国的土产，穿中国的土布，而服行中国原来的生活习惯。中国有许多欧化青年今日欲行重返纯粹中国式生活，差不多是一种流行的时髦风尚而为外观的，恰如当初他们的父辈嗜尚西装革履、刀叉大餐而欲往哈佛大学留学，这些现代青年曾经长期地穿过西装，吃过西餐，而且曾经留学过哈佛，又精通英国文学远胜于本国语言，现在他们对于这一切都感到头痛，而欲重返其远祖的怀抱。
这个倾向各方面都流露着，不限于服饰和礼俗的外观。所见于艺术与文学者当远为重要。好像几年前中国新小说的题材，大多描写些恋爱问题，半西洋式的男女奸情，家庭革命，全部的调子是类乎病态的，决非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艺术和其他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过之无不及。但健全状态终于渐渐抬头了，这是出于朴素的平民生活的健全性。知识青年开始发掘自己的群众的内容了。他们开始明了小市镇中的生活，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的真实而原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他们乃开始感到欣慰，知道自己的民族尚有此伟大而结实的基础，因而热情地转向这一条路线以求新的灵感。这对于他们是新颖的。它是怡情的、幽默的、值得保有的，总之，是纯粹中国的。
他们的达到这个新的观点曾获取旁人的协助。我想他们倘踽踽独行而无所凭藉，不会有这么优美的成绩，而相助他们的便是欧美。我们西洋人不独消极地襄助他们，呈露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崩溃趋势；我们却积极地示以我们的根本生活力之倾向。欧美对于各种普罗运动的热情，已使少年中国想起他们自己的普罗群众，从而探讨本国人民的非常的美质，这些人民的生活，尚保持着他们固有的纯洁生活而不受世界骚攘之牵动。自然，每当困恼俶扰之际，这样的安稳恬静将有力地上达于知识分子。
不过我们西方人倘要等待这些新兴文艺的作家技巧成熟而能清晰正确地说明中国，怕需要长长的等待一下子——怕不是我们这一世所能等待的了。可喜尚有少数作家例外，他们的精神伟大足以保持其纯洁而不致迷茫于时代的纷扰中。利用历代积累的诡辩与学识、幽默足以观察人生的本来面目。幽默足以了解自己的文化，更能了解别人的文化。智慧足以选择他们原来固有的而为纯粹真实的事物。我盼望了长久，这少数作家中或有一位替我们写一本中国的自我说明，它必须要是一本有真价值的书，浸满以本国人民的根本精神。屡次我翻开这一类著作，初时总是注满了热情和希望，但终于失望地掩却了它，因为它是不真实的，是夸张的，盖由于太殷勤以辩护那些伟大而毋庸辩护的特点。它是专为对外人作宣传而写的，所以不称于中国的真价值。
一本阐述中国的著作，它的价值足以当得起阐述中国者，不能犯上述任何一点毛病。它必须坦白而无愧，因为真实的中国人是宏伟的人民。宏伟足以坦白而称无愧于其生活言行；它必须敏慧而明达，因为中国人的彼此内心的灵悟，敏慧明达过于其他民族；它必须是幽默的，因为幽默是中国人民天生的根性，这机敏、愉快、慈和的根性是基于惨愁的经历和乐天的观念而产生的；它必须用流利恰当而美丽的辞句来表现，因为中国人常重视精细和恰当的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写这么一本书。可是我不免又想：就是中国人好像也还没有能写这么一本书者。因为去寻找一位现代英语著作的中国作家而不致跟本国人民隔膜太远有若异国人然，而同时又须立于客观的地位，其客观的程度足以领悟全部人民的旨趣，这样的人才，不是轻易找得到。
可是出乎不意，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是忠实的，亳不隐瞒一切真情。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对于古往今来，都有透彻的了解与体会。我想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最完备、最重要的成绩。尤可宝贵者，他的著作者，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根蒂巩固地深植于往昔，而丰富的鲜花开于今代。
　　在这一本书里头，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苦思苦读和自我省察所收获的，我不欲尝试与人论辩，亦不欲证定我的各项论题；但是我将接受一切批评，盖孔老夫子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区区之所窃比焉。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育着太复杂的内质，欲加以阐述，势难免于牴牾歧异之见解。任何人苟有持相反之论旨者，鄙人准备随时供给可能的材料以便利之。但是真理终是真理，它将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见。人类对于真理的领悟，只在稀有的一刹那，这领悟的一刹那倒是永存的而不是私见能永存。足以大规模搜集证据，整列排比，五色缤纷，令人目眩，结果仅能导致腐迂之结论，渊博而无当。因为陈览真理的领悟，需要较为简纯的风格，其实亦即为见理精深的风格。
写了这本书，我将冒犯许多阐述中国的著作家，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祖国的同胞和一般大爱国家。此辈大爱国家——鄙人与之实互不相涉，因为他们的偶像，不是我的偶像，他们的爱国思想也不是我的爱国思想。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可是我常小心翼翼在他们面前隐藏起来，因为人或许穿着爱国主义的大褂，过久则破碎而零落，而人方穿了破碎的大褂，炫耀过市——在中国，或在世界各处——服之终身而弗渝。
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
我也不是为了西方的爱国分子而写这一本书，因为我怕——承他们的情。摘引我书中的片段比之，怕爱国人的误解更为厉害。我这一本书是写给淳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忠恕之道为古代中国之特长，今则已成绝响，我的这一本书，只能受知于这样纯朴的观点。我所说的话，是只说向那些尚未丧失人类基本德性的人们，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我。
我首先应该感谢赛珍珠女士，她自始至终给我亲切的激励，付梓之先，她替我通篇翻阅过我的原稿。其次应感谢李君，他在排印期中，给我以很有价值的批评。其次应感谢丽琳、潘菲小姐，她替我排定格式，校对校样，又做了索引。葛恩夫人、茀立茨夫人和史登堡夫人，她们给我不少精神上的帮助。 我应该说明这一次写作，叨光于内人之力者实属不浅，她耐心地帮助我完成全部工作，它的况味只有著作家的内子才能体会得到。
友邦人士之来侨居于中国者，其势不能不有所感想于中国。此等感想，出于怜悯之态度者，将占绝大多数，出于失望者，间或有之，至若真知灼见，能洞察而明了中国者，恐将等于凤毛麟角。固不问其人本为爱中国者抑为憎中国者，即令其人实未身临中国，有时亦免不了颇涉遐想，觉得中国是一个遥远飘渺的老大国家，一若不甚与此世界相连属者。而此飘渺遥远的存在物，似颇具一种引诱魔力。及至真亲履是邦，转觉迷惑无从逞其思考，因遂不复有所意拟，只觉得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她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庞大至于超越人类心灵所能包容之限度。她好像是荒乱而不测的深渊，遵守着她固有的生存律，扮演着她自己的雄伟的人生戏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喜剧，但总是如此有力而紧张的真实。于是人乃不免重起惊愕与诧异之思潮。
于是所生之反动，乃为感情作用的，仅足以表征其人为一浪漫的大同主义者，抑为自负自大之小丈夫者流；其人为爱中国者抑为憎中国者，其爱憎之主见已先定，然后以事实迁就其私意，进而申辩其爱憎之理由。对中国之爱与憎，实无关乎宏旨，盖吾人既欲加以评论，固必须采取一种态度，庶不愧为其理智之人类。吾人今方盲目摸索论据，始则彼此闲谈趣闻轶事，家常琐碎，甚至信口雌黄，海阔天空，不意此等不经意之谈论，倒也颇关重要，盖其印象足以左右思考，一般批评中国之大哲学家，便由此养成。故使人们纵极平心静气，亦可构成严酷的批评。
此辈对中国从不置一许可之辞，总是百无一是。反之，亦可变成中国之热情的拥护者。当然，此等推论，未免愚拙，盖因普天之下人类意见都是如此构成，不可避免。继之彼此试进而辩论，有几位仁兄于辩论结局，十足自满于本人见解之正确，自己保证对于中国及中国人民，已有一种公平主见。抱这样的见解之人是握世界统治权的幸福的人，他们是贸迁有无的商人，是大老板，因之他们的主见总是对的。有些人则陷于疑惑与迷惘的烦恼中，生有一种畏缩与混乱之感觉，或竟是畏缩与神秘之谜的感觉，他们的思索就停止于其出发点。不过大家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中国，一个神妙莫测的“狐大仙”。
中国实为现世界中一最大之“不可思议”，是一大迷惘之因素，原由倒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年龄之高大与境域之辽广。中国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而且保持着赓续一贯的固有文化；她挟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她曾经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是异民族的战胜者，她贡献给世界几个重要发明；她涵育有完全自己的生活智慧，自己固有的文学与哲学；在艺术的境界中，当别个民族方拍翅学飞的时候，她已经振翮高翔了。可是，今日，她无疑是地球上最糟乱最失政的国家，最凄惨最无告，最不能和衷共济以排万难而奋进。上帝——假使真有上帝——愿意她成为寰宇人群中第一等民族，可惜她在国际联盟中恰恰拣定了与哥达玛拉相比邻的末座；整个国际联盟出其最热忱之好意也不能帮助她。——不能帮助她整顿政务，不能帮助她制息内战，不能帮助她自拔于政客、文人、军阀、叛逆者之深渊。
同时——这差不多是最稀奇的现实——就是她最不讲求自救。好比是赌场中的老手，她把丧失一块领土，幅员与德意志全国相埒一回事，泰然处之，不动声色。当汤玉麟将军在热河神速退兵，打破世界纪录，八天之内，丧地五十万方里之时，四川方面叔侄二大将军却正斗得兴高采烈，大比其武，未免令人惶惑。上帝将能否达到其最后目的，抑或只有上帝自身出场，才能匡助中国，使成为第一流民族！
另有一个疑窦，起于人们心中：中国的命运将怎样？她是否能生存下去一如已往之光荣？能否不蹈其它古老民族之覆辙？上帝是否真愿意她成就为第一流民族，还是仅仅为“地球太太的流产儿”呢？
她曾经握有至尊的权威，曾经是战胜的豪雄。而今日，她的举世最伟大之基业，几乎是文化绵邈的国家中硕果仅存者。人们因是必须信仰她一定有一种能力，足使此种基业存续下来。吾人当能忆及希腊文化之灿烂，罗马功业之彪炳，今乃久已销声匿迹；又必能忆及中国怎样同化外来民族之思想行为，怎样吸收外来民族之血胤。此种竞存的事实，此种悠久之历史，很明显值得吾人之深思。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似应相当致其尊敬之忱。好比社会对于银髯白发之敬意，应适用于国家，一如个人与个人之间，甚然，即对其悠久之历史，即对其绵永的生存，应致相当之尊敬。
无论中国的一切都是缺点，她有一种优越的生活本能，一种战胜天然之非凡活力，是不可否认的。她已尽量发展其生活之本能，随时局之变迁而适应其自身之经济、政治、社会的环境。假令种族机构不及其强韧者处此，要将不免于殒灭。她接受了天然恩施，依附其优美的花鸟山谷，资为灵感与道德之营养。就是这种天然环境，保持她的心灵之健全、纯洁，以免于种族的政治社会之退化。她无宁生活于大自然的旷野，昼则煦浴于阳光，晚则眺赏于霞彩，亲接清晨之甘露，闻吸五谷之芬芳；凭藉她的诗，她的生活习惯的诗与辞藻的诗，她熟谂了怎样去颐养她那负伤太频数的灵魂！说得明了些，她的获享此耆寿高龄，及仿佛一般个人之健身法，多过户外生活，俾接受大量之日光与清鲜空气。她经历过艰难困苦的时期，反复循环之战争与疠疫，以及其他种种天灾人祸。她总能秉一种可怕的幽默，与近乎犷野的沉毅气度，冒万难而前进；千辛万苦，最后卒能拨乱诛暴，以自复于常轨。不差，她是民族之耆艾；就只是民族之耆艾，已该是值得叹赏之所在。
现在她已达到了期颐之龄，超越乎精神与肉体之痛苦，但往往也有人认为这意义就是失却希望，失却挽救的机会。因为人们疑惑着：高大的年龄是一种力量呢？还是腐朽弱质呢？中国好似颇蔑视这个世界，她拿一种冷淡的态度对待它。这是她的高大的年龄实有以致之。不论如何遭遇，她的平静的生命，永远无扰而长流，不辞痛苦与忧愁，亦不震撼于虚荣与屈辱——细小之情感只足以激动幼稚的心灵——即如过去两百年中，立即毁灭与立即崩溃之威吓，亦曾未稍为所慑。胜利与失败，已不复能弹动她的心弦，困厄与死亡失却了它们的刺戟力，而连系数百年的民族生命之暗影，亦遂失去任何严重的意义。
仿佛尼采（Nietzschean）譬喻之大海，它大过于栖存于它体内的鱼类、介类、软件动物类，大过于谬泥，故能兼容并蓄，不致拒却它们的投入。同样，中国是大过于她的一切留学生之卤莽而残缺不全之宣传；大过于贪官污吏、倒戈将军、骑墙革命家、假道学者之贪婪无耻；大过于战争叛乱，大过于一切污玷、贫穷与饥馑，因而能一一渡过此等难关而永生。侧身乎叛乱战祸之间，围绕着贫苦的儿孙，愉快而龙钟老态的中国，闲逸地吮啜着清茶，微微笑着；在她的浅浅笑涡之中，我偶尔看出她那绝无仅有的懒于改革的惰性，和那别有风味的高傲的保守性，惰性乎？高傲乎？倒也不甚清楚。不过在她的心灵上，好像狙伏着某种老犬之机警，就是这种机警，便玄妙地动人。何等玄妙的高龄的心灵啊！何等伟大的高龄的心灵啊！
但是伟大能值得多少呢？卡兰莉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真正伟大艺术之第一个印象，常常令人失神至于感情痛苦的程度。是以“伟大”之命数注定该为人所误解的，中国之命数亦即如此。中国曾伟大而煊赫地被人误解过。“伟大”往往是一种特别的名词，专指吾人所不了解而愿意享用的事物。介乎愿意为人所熟悉了解与被称为伟大，中国宁愿被人所了解，倘能被每个人所了解，那才再好没有。可是怎样能使中国被了解？谁将充当她的传译者？她具有那样悠长的历史，其间出了那么许多圣皇雄主，贤哲诗人，名师学者，以至勇敢母亲，才干妇女；她有她固有的文艺哲学，绘画戏剧，供给一般平民以分辨善恶的道德意识；加以无尽藏之平民文学，民间谣俗以助美德。可是这些宝藏未能直接受外人之了解，因为语言之不通，已够掘成无法逾越的鸿沟。中国能不能利用洋泾浜英语来促使了解呢？所谓“中国通”者，是否将从厨子阿妈口中，探取对中国精神之认识呢？能不能经由仆欧，经由买办，经由萨劳夫，或诵读字林西报的通信以达到了解呢？这一类主意分明是失当的。
的确，想要尝试去了解一个异民族及其文化，尤其像中国那样根本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此种工作殆非常人所堪胜任。因为此种工作，需宽广之友情，需要一种人类博爱之情感。他必须循依心脏之每一次搏跃，用心灵的视觉来感应。此外，他必须摆脱一切自己的潜意识，一切儿童时代所已深植的意识，和成年时代所得深刻印象，一切日常为人所着重的字义，“共和政体”“繁荣”“资本”“成功”“宗教”“利息”等等。又不能让他与研究下的国家生隔阂。他一方面需要超越的观念，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淳朴的心地。此种淳朴的心地，大诗人罗白脱朋斯是很好的典型，这位诗人赤条条裸裎了吾人的灵魂，揭露了一般人的性格、情爱并忧郁。只有秉此超脱与淳朴的心地，一个人始能明了一个异性民族的内容。
然则谁将为此传译者呢？这一个问题，殆将成为不可解决之悬案。那些身居海外而精通中国学术之学者，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仅从孔氏经籍所得的感想中观察中国，自然绝非肩荷此等工作之适当人物。一个十足的欧洲人在中国不说中国语言。而道地的中国人不说英语。一个欧洲人说中国话说得十分流利，将养成同化于华人的心理习惯，此等人将被其国人目为古怪人物；中国人说英语说得太流利而养成了西洋人的心理习惯，将被削除国籍。又有一种说英语的特种华人，或则系根本不会讲本国语言的，或至用英语发音来说中国语的。这些人当然也不可靠。像这样逐项排除，吾人势必忍受所谓“中国通”的调度，而将传译责任大部依托于他的一知半解的认识。
此种中国通，让吾们且慢着描绘他，因为他是你在中国问题上唯一的权威者。兰逊先生曾把这样一个人物精细描写过。但照我想来，他是一个活泼的人物，吾人很容易把他描绘出一个印象来。可是切莫把他弄错了。他或许是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个船主或水手，或则为领事馆里的书记，亦可以是大腹贾，对于他，中国最好作为沙丁鱼和花旗蜜橘的销售市场。他不一定是未受过教育者，其实他或许是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一面注视着政治顾问的活动，一面照顾些借款佣金，他在他的能力限度以内，或可搜集很详细的情报；这个限度是他不能讲三个以上缀音的中国语言，而依赖他的会讲英语的中国朋友以供给材料，但是他总能继续她的事业。好在闲来玩玩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总能使他舒服．时而喝喝李普顿茶，读读字林西报，亦颇闲逸，不期此时却激动了他的肝火，他对于土匪、绑票、内战，那些清晨不快意的报道，不免惹气，这一气把他刚下肚的早餐消耗个干净。
　　他的胡子居常刮得煞光，服装整洁，远胜他的中国伴侣，皮鞋又擦得分外闪亮，远胜他在英国之时，这于他所费无几，因为中国的仆欧是最好的皮鞋擦手。每晨从寓所上写字间，则驾一辆跑车，疾驶三、四英里。然后自信有光顾史密斯夫人的茶点之需要。他的脉管中未必环流着缙绅先生的血胤，他的客厅里也没有祖先的油绘像，可是他常能远溯上古历史以至原始奔林时代，以证明他的远祖确系贵族，这才使他的心境宽悦，而研究中国的一切烦虑也得以轻松了。可是他还有不舒服的时候，每次有事使他必须穿过中国街道，那里就有许多异族人的视线，千千万万集射而来。他掏出一条手帕，胡乱掩着鼻子呛一阵鼻涕．硬着头皮苦挺一下，免不了抱着扫兴而畏怯的神情。若泛泛地流盼一下那些穿蓝袜子的人浪的波动，则觉得这些人的眸子倒并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乜斜之甚。这些人是否会从背后暗算人呢？明亮的日光下，怕不会有这等事情，可是谁也不能预料！他在棒球场锻炼出来的运动家气概一古脑儿离别了他。他宁愿叫脑袋吃一下球棍的猛击，却不愿再度通过这些弯曲的街道了。不差，这是一种畏怯，是一个陌生人的最初的畏怯。
但是他的心理并不单纯至此，他的“仁慈”使他不忍睹视贫愁的光景，不忍安坐黄包车上而目睹可怜的“人兽”拖沉重的负担，——他因是必得坐一辆汽车。汽车的作用不光是代步的工具，它是一座活动的碉堡，从寓所把他载到写字间，沿途庇护着他，使他与中国社会相隔离。他不愿离开他的汽车，也不愿离开他的文明的自傲。在进茶点的时候，他告诉史密斯姑娘：一辆汽车在中国不算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每天三英里的驱车工作，把他深锁的心掩藏于玻璃箱笼里，从寓所装到写字间；侨居中国二十五年，未始一日有例外。虽然，当他重返英吉利，固绝未提及此等情形。而在寄给伦敦泰晤士报通信中却自署“二十五年侨华老旅居”，至于日常生活的实况则亦讳莫如深。他的通信写得很动人，当然，他一定会知道他自己所写的是什么的。
同时，他所驰驱的这日常三英里幅径，倒也不大肯超越范围，除非偶而玩玩越野赛马，这才劳他玉趾贲临，践踏上中国农田。可是这一来，必得让他爬出碉堡而抛头露面子日光空气之下，于其际，他也不会疏忽怎样去防卫自身的。不过这种猜想又弄错了，原来他从未下乡，只当他户外玩球之时，如此说说罢了。这一种秘密，一定是他肚皮里明白。他从不光临中国家庭，复小心翼翼以规避中国旅馆，也从未让中国报纸见一个面。
到了晚上，电炬初明，他踱进世界最华贵的酒吧间，吮吸着他的冰烧酒，掇拾一些些街谈巷议，无稽谰言，喝得开怀，同座间大谈其中国海岸山海经，无非传闻遗说，一鳞半爪，其材料可远自十七世纪葡萄牙航海者流传而来。当他察觉上海非是塞赛克斯，风尚不能尽如其在英国时之习惯，未免扫兴。及闻中国人民也来视度耶诞圣节，不觉大快，不过中国人民之不懂英语，终属可怪。至若他走在路上，则趾高气扬，目无华人，倘或踏痛了同行者足趾，虽用英语说一声也属无例可援。不差，他从未学习过一个旅客应用的几句客套华语，却不断抱怨华人之排外思想，可怜庚子拳匪之役的火烧圆明园，竟不够好好给中国人一顿教训，怎不失望。喔，你们西洋人固握有权威以镇临中国，以促进人道之普通义务啊！
上面所写的种种，都是你所知道也很平淡无奇的，假使不是为了西方人对华人观念之构成，与此等事实息息相关，我固毋庸在此多费篇幅。你必须仔细想想两方言语上之隔阂，中国文字之极度难学，以及中国政治、学术、文学、艺术之纷淆现状，并中西两方风俗习惯上之广大差异，始足与言了解中国。
这一本书可说是对一般误解中国者之一篇答辩，它将根据较高的理解基点而觅取较善良解。不过一般“中国通”倘欲继续写他讨论中国事务的书本或短文，也难以仅为他不懂华文而遽干涉其著作之自由。总之，此等书本与短文，只配藉作茶坊酒肆的闲谈资料而已。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譬如赫德与罗素——他们能从一个绝对不同于自己者的生活方式中观察内在的意义。但是有了一个赫德却有一万个吉尔勃，有了一个罗素，却有一万个伍特海特。结果不绝产生轻蔑华人的戏剧式故事。它的内容是幼稚而歪曲却为西方人所乐道，它也可以说是前代葡萄牙航海者野史的承继者，不过削除了当年水手们的下流口吻，而保存着此辈水手的卑污意志。
中国人时而自起惶惑：中国海岸因何只值得吸引一班下流航海者和探险者呢？要明白解答这个疑问，最好先读一读摩斯的几种著作。（译者按：摩斯氏历任我国各地海关帮办，所著研究中国之书籍甚多。其中《中国之国际关系》一书最为著名。）然后探溯此辈航海者的传家法宝与现代结合之线索，并审察早期葡萄牙人与现代“中国通”二者眼界之共通性，再仔细检阅他们的利害关系，天然淘汰过程和驱使他们不远千里而来的环境压力，其间二者之异同如何，再质询他们的目的何在，何为乎飘流异域，更络绎不绝巴巴地赶到地球的这一角来。——黄金与投机！黄金与投机的第一个例子便是驱使哥伦布——最大航海冒险家——探索到中国的航线。
一个人于是始明白此种嗣续的史实，明白哥伦布式航海者的传统观念何以能坚定而平衡地发展下来，于是更感觉到一种怜悯中国的意念；可怜那不是中国的社会美德，而是中国的黄金和她被作为“购买畜生”的购买力，总吸引西洋人到此远东海岸来。那是黄金与利益才把西洋人与中国人连锁起来，而投入卑污龌龊的旋流，实质上曾未尝有丝毫人道精神之结合。他们本身，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认识此种现实；因而中国人曾质询英国人，假使他厌恶中国社会，为何不离开中国；而英国人也反问中国人，为何不退出租界；结果双方均不知所答。故英国人盖并未劳神使自己被了解于华人，而忠诚的中国人尤从不念及使自己被了解于英人。
然则中国人能否了解自己呢？他们能否充任中国的最好传译者呢？第“自知之明”人尽知其比较的困难，在缺乏健全而清明的批评之环境内尤然，语言的困难，在受有较高教育的华人是断乎不存在的；倒是悠长的中国历史，却相当难于整理；中国之艺术、哲学、诗文、戏剧也不易于精通而获得优美的认识；至若昔日之知己同伴，电车上常遇之同车乘客，以至幼时同窗，今日胆敢擅握一省政权，于他亦属难于宽容。
若夫种种前提条件，足以困顿一外国研究者，同样也足以困顿一中国摩登青年，或许摩登青年的冷静超越态度，还比不上外国研究家，亦未可知。在他的胸膛中，隐藏着一种或不止乎一种顽强的苦闷的挣扎。在他的理想中之中国与现实之中国二者之间有一种矛盾。在他的原始的祖系自尊心理与一时的倾慕外族心理，二者之间尤有更有力之矛盾。他的灵魂给效忠于两极端的矛盾所撕碎了。一端效忠于古老中国，半出于浪漫的热情，半为自私；其一端则效忠于开明的智慧，此智慧渴望社会的革新，欲将一切老朽、腐败、污秽干疖的事物，作一次无情的扫荡。有时矛盾起子羞耻心理与自尊心理之间，则此种矛盾更为重要，盖此矛盾介乎单纯的家族效忠心与事物现状的严重羞耻性，这是优良本能，颇足以自动的刺戟福利之增进。有时他的祖系自尊心理占了优越，而正当的自尊心理与无意义的复古热，只隔着一线之差，则甚危险。有时则他的羞耻本能占了优势，而真切的革新愿望与肤浅的摩登崇拜，又只隔着一线之差，当亦不妥。要避免此等矛盾，确乎非是轻易之工作。
然则将怎样始能把握住这个了解的统一观念呢？真诚之批评态度，配合以精密之鉴定眼光，用心灵来观察，用精神来思虑，心灵与精神，合而为一，这样神妙的境界，也不是写写意意所能达到的。因为它的工作，至少应包括救济“古老文化”那种艰巨事业；有如整理家传珍宝，虽鉴识家之眼光，有时有被欺朦之虞，而手指有时有踌躇不决之患。它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更稀有的德性：诚恳，更需要一种更为稀有的德性，心灵的不断辩论之活力。
但以中国青年比起外国研究家来，在便利方面究占一种显明之优势。因为他自身是中国人，因为是中国人，他不独能用心灵来观察，更能用精神来思虑，他知道，在他脉管里挟着自尊与羞耻的洪潮而奔腾环流的血，是中国人的血。这是在他的生物化学机体中运转着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神秘之神秘，而负荷着中国一切尊荣与耻辱，功业与罪恶之负担者；过去与未来，其命运真是千变万化。何一而非切身之关系？至是，所谓整理家传珍宝之譬喻，因而觉得颇不完全，亦不正确，盖不自觉的民族遗传性含存于他的血管内，亦即构成他的身体之一部。故其本身亦即为古董一分子，而非独立之鉴识家。
他或许会玩玩英国式足球，其实非真爱好足球；他或许会赞美美国式功率制，而衷心实反对功率制；他或许在食桌上使用使用茶巾，心上却讨嫌茶巾；听了舒伯特的谐曲与蒲拉谟的诗歌，他体会出一种东方情调的陪音，有如古代民谣与牧童情歌的回响，禁不住这种故国情调的诱激，他的心灵安得不魂兮归来。他发掘出了西方文化的优美与荣华，但他还是要回返到东方，当他的年龄将近四十岁，他的东亚的血流便克制着他。他瞧见了父亲的画像，戴一顶瓜皮缎帽，不由卸却他的西装，换上一套长袍和平底鞋，呜呼噫嘻，不图竟乃如此舒服，如此适意，如此雅逸，盖套在中国式长袍和平底鞋里，他的灵魂得到了休息了。于是他不复能明了西方“狗颈圈”有何意义，不识当初何以竟会贸然服用了那么长时间。他从此也不复再玩足球，而动手练习中国健身法，遨游桑田竹林之间，憩息松影柳荫之下，如此行动，非如英人所知之乡村散步，而为东方别有意义之遨游，有益于肉体，亦有益于心神。
他讨嫌这个字“体操”；操练什么呢？这完全是可笑的西方意义。嗟吁，就只消看看那些威仪棣棣的成年小伙子，竟会在旷场之上豕突狼奔，横冲直撞，争逐一颗小小皮球，现在想来，怎不可笑；至若炎夏天气，运动之后，把身体裹以热泼泼的法兰绒和羊线衫，更觉可笑。营营扰扰，所为何来？他回想一下，记起当年自己尝乐此不倦，那时他还年轻，还没有成熟，那时的他，不是他自己，只能算一瞬之幻觉，而非真有爱好运动之本性。盖他所生长的环境绝然不同，他生长于磕头、闲逸、文雅的环境，而非生长于玩足球，套狗颈圈，抹茶巾，讲功率制的环境，真不应该东施效颦。他有时把自己看做一只猪而把西洋人看做一条狗。狗住往欢喜咬弄猪，而猪只能报之为“唔嗯”。此一“唔嗯”，或许即是一表示满足之“唔嗯”。他甚至竟或愿意变成一只真正的猪，因为它的生活实在够舒服。所以也不致羡慕狗的颈圈，不致羡慕狗的功率制，也不致羡慕狗的妖狐式的胜利。他唯一所巴望的是：狗不要来纠缠他，好让他独个儿自在着。
当其纵览中西两方文化，发现现代中国，便该是这个样儿。要考察并认识东方文化，只有取这个样儿的态度。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也是中国人，每当他谈到中国，总得念及他的父亲、母亲，或追想他们的遗容遗行。那是一个活跃的生命，他们共同的生命，充满着兴奋、忍耐、痛苦、快乐和毅力，此等生命，未曾接触过现代文化的影响，可是他们的伟大，尊贵，谦和，诚信，未见稍有逊色。这样，他真认识了中国了！我以为观察中国之唯一方法，亦即所以观察其他任何各国之唯一方法，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要渗透表面的古怪礼貌而觅取诚意的谦德；要从妇女的艳装异服下面，寻求真正的女性与母型；要留意男孩子的顽皮而研究女孩子的幻想。此等男孩子的顽皮，女孩子的幻想，以及婴儿之笑窝，妇人之哭泣，丈夫之忧虑，一一它们都是全世界各处相同的表象。是以吾人只有经由丈夫之忧虑与妇人之哭泣，始可能真确地认识一个民族，差异处盖只在社会行为之形式而已，这是一切健全的国际批评之基点。
　　一 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
奥理略（Marcus Aurelius）或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
维龙（Fran Cois 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Johnson）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应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甚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Sophocl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的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锺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厉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的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喹示……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她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藉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习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退化（Degeneration）这个名词，常易为人所误解，因为它的意义只在比较上显出来，而非是绝对的。自从有了艳丽的化妆品和真空地毯扫除器之发明，现代人类好像专把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来判断他的品行之高下。因之有人觉得狗的文化业已增高，因为它现在每星期洗澡一次，而到了冬天，又穿上腹衣。著者曾听到几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谈起中国农夫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是“非人类的生活”。欲谋救济，第一步工作，似非把他们的茅舍和用具总消毒一下不可。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彻底说起来，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识。一条狗倘只知道吠而不会咬，常被牵引遨游于市街，给妇人们当作玩物，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就令具有约克
邓姆赛（Jack De 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动物，他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此等动物亦非必尽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对于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惟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落茨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 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泌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即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Obeur be 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三 新血统之混入
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
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 of 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
　　新血统之混入，很可以说明中国人民今日所具种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曾载有D.J.S.Lee的一篇论文，标题为《中国战祸之周期循环》，内容系将中国历代之战乱，作一统计的研究，证明此等一治一乱的循环期，其前后距离大致有一种准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骤思之，如非人事演变中所可能的现象，而李博士则条分缕析，凿凿有据，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说来，中国历史简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的开始，当为一祚命短促而军威强盛的皇系，结束连绵不息的内战而统一中国，此后继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时代，过此时期，则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断之内战又起，马上使京都自北南迁，然后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险恶之形势日甚一日，最后跌入异族统治的深渊而结束此一周期。历此乃周而复始，重演过去循环，中国复重新统一而光复本族之统治权，此时期必开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个循环，其史迹之演进，在它的时间上与前后的因果上，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机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环与下一循环，其形貌如出一辙。像李博士所说：每一循环的相当时期，大约适当文化发扬期之初期，总有一次伟大工程之兴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毁灭。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伟的万里长城，以及华丽的阿房宫，曾几何时，阿房宫便毁于火，延烧绵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则隋代有运河之开凿，隋炀帝也建筑过瑰伟的离宫，穷奢而极侈；第三周期，则有长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遗留至今之面目。当明代永乐皇帝之际，曾开凿几条新的运河，并兴建水闸，著名的《永乐大典》亦为这个时期的一大功业。
此等循环期包括（一）从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纪元前二二一年——纪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从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这一个周期还未届结束的期限，但由过去六百年之史迹观之，其演进仍恪遵前期之轨迹，明清两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一八五〇年之太平军革命，掀起了第一阵内战的大波，吾人现正处于慌乱与战祸交迸的上升阶段上，此交迸之进展，务求所以相称于历史遗传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迁都南京，便可见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二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之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说，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进亦复相同。周代为中国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时期，周室始祖践祚于纪元前一一二二年，凡历九百年而灭亡。第一个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时中国内部比较平静而强盛，及至纪元前七七〇年，已受西北异民族之压迫，京都不得不东迁洛邑，从那时起，战争不息，列国诸侯之并吞攘夺，纠纷日甚，中央政府渐失其统驭封建君主之权力。自纪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为孔子编年史《春秋》一书之断代纪年，此时期因谓之春秋时代。自四〇二年至二二一年则谓之战国时代，彼时楚国逐渐膨大，控占疆土几包括中国南部开化居民区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诸侯而统一中国，乃告结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开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国风俗习惯之新兴民族。
此种事实，宜以人种学的、经济的并气候的原因来解释，而人口过剩，要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则下，大概可以维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国，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连绵四五百年之久者，历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国何以能独处例外，殆无理由可以解答。但试将中国文学史作一观察，似可发现另一显明之解释。每当南北分裂，扰攘纷纭之际，道德机构之崩坏，常反映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本章第一节所举之几首小诗，可见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时期，称为六朝，自东晋以迄隋室统一中国，此一时期中，华北完全被制于蛮族的战胜者统辖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之女子气，以及文学风格之卑下，适相当于六朝时之生活，六朝以浮华绮靡之骈体文著称；而宋元之际，则发育一种优柔色情之词曲，此等诗文，其风格所以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贫乏，而失于字面之过于繁缛；凡铺文陈辞，其字义之轻重深浅，分别务求精细工巧，不复含孕淳朴之田野风味，却为扭扭袅袅，浓艳细腻之闺阁气。中国人在此等时期中的表现常有一种文学声韵上的新嗜好，一方面产生精细的文学艺术批评，并崇尚风雅的贵族生活习惯。
因为那些时期中，吾们常见绘画与书法之发达，贵族阶级起而传袭艺术之系统，中国文学批评至六朝时始第一次抬头，而中国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家庭，亦适当于这个时期。政治的萎弱失统，往往与艺术之纤巧并存，而此时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无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帝皇诗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诗的圣手；南宋徽宗，则为出色的画家。
不过种族对抗的细菌，却也在这种时候下种，因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庭的权力上把握住胜利者的地位，其下层基体仍为汉族。雄武的北魏统治阶级，属于鲜卑族，不但接受汉族文化，且公开相互通婚；南宋时代之金（满族）情形亦复相同，其机体内容，大部仍为汉人。如此史迹之演化，实为一种发酵作用之进行。此等时代又为文化上接受异族影响的时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传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戏曲及音乐之传入，均为历史上不可忽视之例证。至于人种混合的最清楚的实效，可发现于今日北方人语言与体格上之特性。他们那含有粗涩的变音的言语，高巍的体格，有趣而质朴的性情，都为其特征。异族血胤的混合与文化之交织，即为中华民族所以长存之一大原因。
四 文化之巩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犹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问题乃在中华民族如何始能挨过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机而不致灭亡于侵略者铁蹄之下，如罗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们的民族持续力及其吸收异族之性能苟藏于何种特点？只有将此等问题作深切之观察，始能对于今日之情况，获得一真实之认识。
所谓民族本质及民族持续力，可以说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结果，至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之倒退的特性，实有助于使汉族挨过政治灾祸，而吸收异族血胤以渐达于革新，乃为另一问题。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盖其组织既已十分完密，原则又阐明至为详细，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所属。此种绵赓万世而不绝之社会制度，中国人视为超越现世一切之珍宝，这样的心理，实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仪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识已深入人心。
如此组织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与家族意识脆弱的异族人民相接触，便发挥宏伟的效用。野蛮民族或其混血儿，必乐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续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种美妙的理想，觉得一个人的躯壳虽死而其灵魂不灭，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家族制度又为激发生殖量之直接诱因，盖欲令林氏禋祀不绝，必须为林氏生产嗣续，欲使林氏枝叶繁昌，则生产儿孙尤以愈多为愈妙也！
或许中国之能吸收河南犹太种人，端赖于家族制度之作用。现在河南的犹太种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国，他们的传统的不食猪肉之习惯，已成过去。犹太人之民族意识，早经埋没于维系着家族组织之中国人的较大民族意识中，结果在人种变化的园地上获得一伟大的新收获。至于种族意识比犹人为弱，自尊观念比犹人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国疆域，土著的汉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优势，其理固甚明显。故不问政治上之变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国的家族制度将永远结合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
　　另一巩固中国社会机构的文化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考试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雏型则脱胎于汉代之选举制度。中国俗谚有云：“将相本无种”，实即为考试制度之基本原理。洎夫魏晋以后（第三——四世纪），选举监督权的变更，演成一种新的制度，设立所谓“九品中正”，专司评定当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准，各级中正系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为官吏，多接近豪门世族，评议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权势之家而失选举之实，致当时有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于是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故晋代曾产生特殊之贵族阶级。
唐代确立之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其内容虽不免经下代屡屡更改，制度本身则延至一九〇五年寿终正寝，一直维持仕途上开放之门户，使人人得由贫贱进取功名。不过科举制度在性质上不免近于机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适宜于选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视为知识考试。此种制度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向城市移入，藉以补充上层阶级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吾人概观千数百年来之史迹，深信此种考试制度对于统治阶级之品质上定已发生汰劣过优之效用，故能维护社会之巩固机体。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则为统治阶级不独来自农村，他们且复归于农村。因为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视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
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断发生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著名学者之家书及家训里头，随处充溢着这样的理想，不啻描绘出中国“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著者暇时曾随手选出一篇郑板桥致其介弟之家书，内容天真可爱，堪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傍，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卢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钟、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以迄陈宏谋（）、曾国藩（）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 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水浒》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人种学上的实体，她所表现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点，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
泰雷（Griffith Tayler）因而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
爱立司（Havelock 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性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 “沉滞性”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第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 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
　　一 圆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 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
博朗（Tom 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
格林（Elinor 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