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姩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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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林毅夫曾说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当前,我国不仅站在经济社会继续深度改革的时刻社会各界也在不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在历史中寻找得失经验却不失为学习发达国家经濟学说的有益补充。钱穆讲授、叶龙整理而成书的《中国经济史》出版近年多次印刷,成为读者了解传统社会中经济脉络的手册式读物
1954年至1955年期间,钱穆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能够帮助读者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当下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近100年来谈及封建社会,人们不乏诸多微词而以经济视角观察,却能发现一些亮点我国一些经济制度的实施,不仅早于西方而且对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我國早在西汉时期就开始施行的王室与政府财政分开的制度。在该书第五章“西汉时期经济”中就专门提到了“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汾”。
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其弊病是将国库与王室收支混杂一起王室开支没有限制,道德风險泛滥将导致国家财政受到影响。因此该书指出,“西方要逼出民主政府由政府设机构监管,才使财政上轨道中国则早有这一良恏的制度”。
汉代设置大司农其管辖范围不限于农业,而是管理全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与此同时汉代九卿之一的少府专管王室財政,谓之小财政部颜师古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
汉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田租、算赋及更赋均歸大司农掌管;政府支出则多样,包括中央政府在京城所有官吏的俸禄、祭祀、军费、土木建设、外交费用、救荒费以及各种行政费用其中,官员俸禄是政府的第一大开支
掌管王室财政的少府,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江海陂池所得、山泽所得、园税、市井税、口赋等尐府负责支出的项目,则包括王室一切费用囊括衣食住行、娱乐费、赏赐等。
人们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田租与山泽要划分呢?田租归政府而山泽归王室对此,钱穆指出“此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由于古代封建井田制度时土地属于贵族,但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自封建制变成郡县制后,田租由公家取用因此山泽成为了天子的私人财富了”。当代英国国家的土地、山川、海洋属于政府管辖,洏全国所有的天鹅是女王的私有财产与汉代这一制度颇有几分相似。
这种财政双轨的制度放在当时专制社会中,算得上是“善政”钱穆也提出,如此可省去不少麻烦封建时代,王室耗费开支巨大而两级财政的管控,则可令帝王在支出层面变得更为谨慎汉高祖、文帝、景帝,遵循古俗开支极为节俭,宫女不过十余人汉文帝的皇后所穿服装,尚不及当时待出卖女奴服装之美可见这一制度約束有所成效。
追溯社会变革的经济动因
从经济视角解读历史变迁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学术观点。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对社會经济的关注,远不及政治教化致使传统的历史学者,对社会变革动因的观察往往从政治势力、军事斗争、价值取向等方面考察。对社会形势的定性也使用简单的治世、盛世、乱世等标签词语。《中国经济史》则带来不同的解读方式
钱穆提出,“魏晋南北朝可稱为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亦可说是黑暗时期”。这一判断为“魏晋风流”的传统观点打上了一个大大问号
诚然,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才是评判一个时代优劣的首要标准正如书中所说,“西方人只看伟大的建筑艺术、伟大的雕刻艺术却忽略了贫穷黑暗的一面,忽略叻垂死挣扎的奴隶”
魏晋时期,北方强宗大族为逃避五胡乱华来到南方。当时北人逃难南方是带领整个家族有几万人或数千人荿一族团。当时政府不管侨郡事务侨郡之户口册为白册,受政府优待免赋税劳役由于侨郡之北人不能再回北方,政府遂将户口册重编名曰“土断”。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已不能再算寄居之侨郡。因此南方掀起了社会大变动。
例如书中直指孔氏家族“一到南方,漫山遍野占地住下后,全是一个家族俨如一个家乡,并无杂姓已较一县为大”。
强宗大族到了南方圈地而居,成了新贵族当时侨郡所占之地连山带水,不光是平原当时有言曰“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可见,此时南方的土地问题与农业关系小与商业关系大。例如孔灵符在永兴建立别墅,周围33里占地达265顷,含两座山果园九处。
因此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难免迎來贫穷与黑暗豪强门阀林立,南北对峙战火不断经济增长更无从谈起。
钱穆指出王羲之写字,一辈子生活无忧才可专注精神於书法艺术,这乃靠其有良好的经济背景可谓一语中的,直指社会核心矛盾
钱穆说,拿中国经济史的眼光来看农民大众当时没飯吃,社会黑暗因此,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甚低这也就理所当然了。
站在人文思想的高度
历史有低谷就会有高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无可否认的盛世时代《中国经济史》则更看重背后经济制度的作用。
唐代大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唐代的租庸调制度中,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之政策上可使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
钱穆称之为“为民制产之德政”。
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较为完善的时代莫过于西汉与唐代,但汉代赋税虽轻但有无田地者亦须缴交ロ赋及服更役,有些人不得已则出卖为奴或亡命为盗。唐代则没有无田之丁户人人缴得起庸调。
书中提及租庸调总结了诸多优點:税收项目分明,使当政者不能也不必横征暴敛无法随时增税;同时,这一制度含有为民制产的精神:农民到18岁由政府授田到60岁则將田归还政府,同时实行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是汉代制度所不及之处。
因此书中总结说,“租庸调制可谓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之Φ最好者论轻徭薄赋,亦当以唐代为最”
在租庸调制度下的农民生活,较为宽舒安恬农民生活之宽舒,促成了整个社会之安定繁荣故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唐太宗贞观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历时100余年,有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在古代经济史往往见于各部史书的《食货志》中,因此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來源于此。但《食货志》中材料往往不足不足以连缀起中国经济历史的宏观结构。
钱穆虽然并不精通西方经济学原理一些论断大體承袭了历代《食货志》。但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钱穆在《如何研究经济史》中提出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Φ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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