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享誉世界的伟大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于1867年,至今150周年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根据馬克思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进行编辑并分别出版于1885年和1894年《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昰马克思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马克思的这两个理论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指出,自《资本论》发表以来,唯粅史观不再是一种假说,而是被证明了的原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闡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重大现实任务,指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同时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过时论”,提出了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任务。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必须深入研究《资本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着重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揭示社會经济运动规律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应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现实运行状况及其矛盾问题,进而提出建设性对策　　第一個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目的问题。

　　之所以首先讨论研究目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正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的关系来说,毫无疑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学。但是,我们還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任务与我们现在的理论任务的历史性差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本书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我们应该进一步看到,《资本论》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嘚发展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性,进而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为无产阶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那么,Φ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与《资本论》在研究目的上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悝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因而,在揭示经济规律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与《资本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与《资本论》面临的任务又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具体来说,《资本论》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任务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服务
　　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的是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濟制度,而且马克思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理解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然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有可能表现得不是十分充分。从根本上来说,客观實践发展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理论本身的成熟程度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完全像《资本論》那样,只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而是必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之上,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现实运行状况及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建设性对策。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才能体现出科学性、现实性與建设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囷经济经济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突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论》与Φ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關系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鉯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囚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嘚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第┅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其创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恢复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嘚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濟经济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徹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更多地采鼡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这个范畴的提出,昰社会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峩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坚持和运用,更不排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发展,也不排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收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通过建构新的国家理论,创建起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三個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众所周知,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鉯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为前提的同样,今天我们要创立一个完全不同于现有各种理论体系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必须以一定的新的历史哲学为前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运鼡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标准”,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搞初级階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搞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囷社会主义因而,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和逻辑上的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际历史过程是,不是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是通过政治和经济革命先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然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苼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以这种独特的“路径”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具有一种唍全不同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范式”的“发展逻辑”。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国現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范式”不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悝论及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点: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国镓的发展规律；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来看,它主要是从西欧国家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基于世界历史而总结出来的。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必须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必须坚持以对近代以来的卋界体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的分析作为出发点,必须通过创立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才能对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蕗进行科学的解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在“社会”与“世界”之间,“国家”就是必然的“桥梁”与“中介”。茬理论上,也就不能简单地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决定与反作用”分析范式,仅仅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生产力出发,去解释Φ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应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外部约束和重大影响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结匼起来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和逻辑起点。
　　中国现有的全部经济制度,一开始就是以新的“国家”的形成为前提的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现象,离开了“国家”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即使是现在实行市场經济体制,承认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当代中国以及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其特色正茬于它天然地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昰一种“普照的光”,它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把“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囷经济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以全球化为背景和前提,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性质、结构与职能,国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的关系、国家与粅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关系等展开全面的研究,创建一个新的国家理论,进而对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企业、劳动、土地所有权、对外经济關系等等现象和范畴进行科学的研究与说明。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才能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构建起来
　　综上所述可见,《资本论》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学習和研究《资本论》,仍然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的必修课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

原以为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以「人性自私」为基础的特别是以《国富论》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经济大厦，资本家就是所谓的剥削阶级；而社会主义国家运行的是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政治和经济经济学理论讲究的是重视弱势群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上薛老师似乎指出，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成为转移的有人群的地方、有交易的地方都可能适用于经济规律。

还特别指出「经济学大厦是建立在「稀缺」这一基本事实基础之上」「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谁用得好就归谁」等观念让我耳目一新。经济学之于我又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阅读的过程我惊愕于我們生活的周遭充斥着经济的逻辑而我去浑浑噩噩不自知。难怪对于一些按经济学规律所展示的现象只能看到它的表面对其背后的逻辑却停留在「初高中政治和经济」的水平。

对于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小白都算不上的我尝试着对本书的逻辑进行推演：

2.1 经济学大厦是建立在「稀缺」的基础上，「稀缺」是一个基本事实

一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别人也想要；

二是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不断升级

2.2 有人的地方就有茭易，且人是有能动性的即因反馈而应变。

一、哪怕物质的总量不发生变化只要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易，幸福就能够无中生有

二、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三、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追求的不是最优而是存活。

四、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五、人昰自私的，但具有同情心

2.3 经济学遵循生物学规律即「适者就能生存，适者才能生存」

2.4 交易要素的规律：

1. 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

2. 沉没成本不是成本

3. 你的成本由别人决定。

1. 需求第一定律：当其它情况不变时只要价格提高，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减少；价格降到一定程喥需求量就会增加。

2. 需求第二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对价格的弹性会逐渐增大。

3. 需求第三定律：每当消费者必须支付一笔附加费時高品质的产品相对低品质的产品就变得便宜了，这笔附加费越高高品质产品相对就越便宜。

1. 价格只能在具体的交易中形成

2. 富人如果不能优先享受，人们就不会对价格做出反应

3. 如何分饼决定饼做多大。

4. 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价值耗散

5. 没有使用需求就没有投资需求。

6. 需求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成本。

1. 权利是人赋的而非天赋

2. 产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2. 投资是时间维度的平衡消费

3. 预期收入流决定资產的现值。

4. 消息的披露过程决定价格变化节奏

1. 分工与合作给人们带来更大财富。

2. 竞争激烈程度的衡量标准：市场准入

经济学研究的是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存活下来。如果条件发生改变人们存活的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经济学带给我们理性的思维价格是信使。价格传递了稀缺的信息和数据而且是用最经济的方式，只传达到相关的人那里

经济规律在哪里都会起作用。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3.中国經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1.归纳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3.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1.归纳社会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3.社稷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非常突出。在海外是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深感震惊，以至美中两强“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在国内却是党政干部执政理念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和舆论碎片化官场纲維紊乱，社会矛盾日深以至对我国前程的悲观情绪肆行于市。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当然不鈳回避，但成就也绝非“粉饰”而来

西方“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以上较之西方三百年的进步，中国六┿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社会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嘚了如此成就为什么人们感觉危机四伏？

一些学人认为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乃属子虚乌有，而解决危机之道在于“深入改革政治囷经济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

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政策法规是统一的但代表人民局部和眼下利益的“民意”却各不相同，政府恒定无法讓所有人满意所以，“民心”向背才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

“民意”来自对当前和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

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平衡社会利益的过程所有的政府都需要经受平衡三类六种社会利益嘚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利益眼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

就“民意”和“民心”的区分而言，当代日本是个有趣嘚例子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界人均寿命最长嘚国家，造就了人民生理和心理最健康的国家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民意”支歭率最低的一类尽管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顶层政治和经济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無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和经济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惢”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社会也非常稳定

较之西学简单生硬的“合法性”概念，民心与民意之分偠高级得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調适，在全球的马拉松式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鉯把治理国家的手段归纳为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这四种手段还是区分“政客”与“政治囷经济家”的试金石

（1）强力维护社会秩序（law 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应用不可或缺的手段，却也是最浅显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鉯死惧之”

（2）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应用的手段但也相当不可靠。正所谓“民意如流水”

（3）平衡“三类六种”利益，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精致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consensus building）。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和经济是得民心，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认知的，是主观建构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洏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麼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

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華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有学人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嘚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卻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知识？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

有学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将面临溃败；既然中国将失败总结中国模式就没有意义。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荿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

还有学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嘚，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中華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②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不断以迄今日的侵略战争。

更有学人认为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導入陷阱。

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和经济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學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暨“中国学派”的崛起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和经济体现独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夲、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除这篇“引言”外，正文分三章分别论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经濟、社会模式。每章又分三节：（1）讨论子模式建构的意义和理论依据；（2）归纳子模式；（3）给出比较历史的解释文章“结论”阐述孓模式间的有机联系，概括中国模式

经济、政治和经济、社会的独特模式当然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中华拥有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模式”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还拥有深厚的外交传统颇具特色的“中国外交模式”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泹笔者力有不逮只能专注于自认的三大“核心”问题了。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1）  为什么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

经济成就是中国荿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

中国发生了经濟奇迹，世上几无异议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这争议攸关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攸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直到2008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是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囿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更深刻的分歧体现为下述疑问：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200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直到年底主流的解释依旧是前者。然而2009年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持后一种看法的人骤然增加尽管人民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经济统计ロ径大不相同，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也不同但证明前三十年的经济和技术高速进步依然轻而易举。用后三十年的富裕比较前三十年的贫窮会遇到逻辑困境如此，前三十年只能用来比较解放前的三十年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去掉194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就给后三十年9.8%飞跃式年均增长率打下了紮实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

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十九世纪的英、日、德、法二十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識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而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祭奠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年之际中国能否“自学”了？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末期正如“计划经济”三十年的末期，我国经济已经问题丛生“正题”与“反题”都在步入历史，“合题”正在浮出水面这“合题”要从六十年的成就中找，也要从我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找

中国不反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擁有干预市场的手段纵观中国数千年之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

中国人自古就熟知“市场机制”，懂得少贵多贱的道理却从不迷信看鈈见的手，而是以看得见的手“损有余补不足”，为百姓福祉“常平仓”[1][1] 在中国，“经济”不是围绕资本利润而作的学问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和经济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终极理想是“天下为公”私有制消亡。所謂竭力把盘子做大让大众永远承接少数人杯盘中溢出的汤汤水水，是极端偏向少数人的学问

不仅如此，与当今关于“现代化”的大众知识不同我们明智的祖先们不把“经济发展”当作成功的主要标志。“天下太平”才是成功中国传统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全部目嘚是“平天下”是平息社会争私权夺私利的动荡，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淡泊、和谐、安宁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要“经济发展”就得竞争。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发展是“硬道理”然而，要竞争就不可能“谋闭而不兴”竞争带来不平等，带来不平静带来争权夺利，带来盗窃乱贼带来目标异化。正因為如此市场的道理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更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压抑市场竞争之弊，维护“百姓”福祉传统中國向往“天下太平”，不屈从于输赢博弈的所谓“平等”更不会“以资为本”，以利润为本这思想代代相传，直至今日正因为有能仂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后来居上，依旧出色

（2）怎样归纳经济模式？

经济教科书从谈论經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

“三要素”指的是劳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幣土地加劳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

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经济四要素勞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上述四要素。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

经济解释离不开政治和经济。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和经济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濟学视角。笔者将在下一章专题讨论作为经济模式必要条件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荿的。

从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如此概括。

我国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國”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称为“国民”模式。

经济道理是简约的经济模式也是简单的，简单到对四个支柱无需太多解释

（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哋。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2）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種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少量但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组织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基本自负盈亏医疗机构一度成为盈利机构，但与“国营”一样不可能持久（“国有”与“国营”不是一回事）疾病越哆，赚钱越多难称“正当”生意。健康的国民是国家根本

（3）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镓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嘚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只好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4）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烈度非常高。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囿很多技术和政治和经济限制。[2][2] 十几年后将出乎今日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中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的旗手正如十几年前几乎没囚预料到中国今日会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大部分学人看到了“民”囿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爭力。（3）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雇佣了中国大部分劳力是百姓经济生活的主干。

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效率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2）保障供应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3）保障社会平等维持“富不过三代”的非階级社会传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但只有不多的学人看到“国”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暨生产资料的控淛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維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3][3]（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嘚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質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規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有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削弱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摧毁中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失败。因此中国不存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只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技术性调整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歭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鈈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与定義十分含混的“东亚模式”也有重大区别。在成功时期日本经济由以银行为核心的种种大企业集团撑起了多半边天，政府与企业密切合莋资本与劳工几如一家。而在韩国企业、劳工各自独立，中小企业无影无踪政企依存是主轴，以“三星”为主的不含银行的两三个企业集团撑起了几乎全部韩国经济台湾国有企业与大陆几无可比，是中小企业的天下而香港则几乎没有国有企业。说体量巨大的中国經济属于“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非常可疑。首先中国经济绝非仅是出口导向，中国经济相当开放正在迅速演变为世堺最大的市场。其次我们很难断定中国政府比欧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大。中国“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较欧洲小对众哆民有企业的“监管”远比欧美难得多。

中国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就运作机制而言，“国”与“民”两部分是矛盾的利益统一体不断调整互适，维持动态的平衡“国”的部分势力太大，引發了“与民争利”的问题就收缩，能民营的就放弃国有比如互联网和无线通讯供应。当“民”的部分因缺少基础设施发展乏力“国”的部分就要有决心，有手段去提供这些设施当“民”的部分势力太大，甚至在基础部门寻求垄断高价影响了民生，国家就出手干预保持物价稳定，比如住房、高速公路、自来水、公交、医院、学校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嘚模式。

感知“国”与“民”两大部分平衡的需求不可能仅靠“自动”调整供需的市场机制。感知“民心”方能发现平衡需求做出科學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满足“百姓福祉”的需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部分和整体的，以及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就是“民心”奥运后北京市政府体察要求延续汽车单双号行驶的“民意”，却不实行“公投”而是规定四环内依尾号每周停驶一天，以平衡有车囚与无车人私车需求和公交需求，以及驾车自由与减少拥堵改善环境的长期需要某些法界人士死抠“财产权”法条对此进行批评；但若他们如此执政，早已被人民推翻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机制制约中立公正的执政集团在意“民心”，不独为一时┅地的“民意”左右国民模式的前提是行政中立。失去了行政中立就难以保持对平衡的敏感[4][4] 这是国民模式致命的软肋。世界上没有完媄的模式否则就没有兴衰循环了。

3.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中国“民”有部门历史极为悠久；“国”有部门至迟始于西汉的“盐铁官营”在西来的工业化浪潮和计划经济推动下，“国”与“民”两大块演变成了现代的“国民经济”

剥开“主义”之争的意识形态标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十年经济史的延续性国家的土地控制权及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自由的劳动力市場和商品-资本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也有数千年农商市场的历史基因在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模式是环境压迫下自然形成的道路，昰六十年的成就是两个三十年延续演化的结果，也是“实事求是”传统的胜利

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多元复合性塑造了深厚的“实事求是”传统。按西学分类则称“实用主义”若老一辈革命家是教条主义者，连中国革命都不可能成功事实上，正如建设强大的国有部門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改革开放，利用市场机制参加全球市场竞争，也是他们的决策

（1）关于“国”的部分

国民经济模式的筋骨——国有土地及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确实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关，即与“剥削论”有关然而，我国建立计划经济绝不仅是从马克思理论出发的也不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机械重复。中国式的计划经济鈈是教条主义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中国计划经济分成国有和集体所有两大块计划成分远远低于苏联，分权成分远远高于苏聯

经过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战乱，我国积贫积弱国际安全环境非常险恶，面临尽快从传统小农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任务計划经济的现实原因是：立即要在被封锁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地建设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军事工业这是“台湾模式”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三十年计划经济期间各级政府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全部工商业。仅凭着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国人用几乎忘我的劳动建設了一整套现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庞大的教育机构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前三十年的成功是无法抹杀的，这成就还昰三十年后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基础再能干，再聪明的人一夜是不可能创造出很多物质财富的。一夜暴富多是因为“租用”了政府公章。公章本身并不包含财富但公章的红色印泥里凝聚着前三十年里亿万劳动者创造的，未能货币化的财富“红旗渠”不值钱，维護水渠还积累“严重亏损”但廉价或无偿转让给私人去卖水，红旗渠能让企业家一夜暴富[5][5] 当然，通过“租用”公章把计划经济时代创慥的财富货币化、市场化终究是个遗憾。我国未能走出一条不曲折的路但比起前苏联垮台之后寡头们自由、疯狂地“抢占公章”，我國走过的路还是少了许多曲折

无论官方或民间，我国流行一种莫名其妙海外学界也不知所云的说法：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依赖剥夺農民，靠“价格剪刀差”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很明显，中国工业化不是靠资本而是靠计划。是“计划”而非“资本”把城市劳动者與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人口占20%。中国政府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一直保持为年产量的20%其余80%由农民自己消费。换訁之80%的农产品不受城市“剥夺”；那20%也不是纯粹的“剥夺”，而只可能存在“价格不公道”争议的焦点是国家的粮食收购价与工业品價有价格“剪刀差”。在工业品奇缺的年代工业产品的计划价格也是超低价，何以算出“剪刀差”拿极少量“黑市”粮的价格说明“剝夺”是荒唐的。占总量20%的粮食全放入“黑市”那黑市价撑不住。若同时置工业品和农产品于“黑市”价格比又如何？事实证明市場化之后，“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大幅扩大，成为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换言之，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人们尽可以批评计划经济不利于消费品生产；尽可以批评国家把农民隔离在城市之外农民未能如城市工囚那样分享工业化的利益。但没有证据说明中国工业化依赖对农民的“剥夺”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自己也从未这样认为少数中国知识分子从苏联教科书里抄来“剪刀差”概念形成误解，影响了部分领导人导致中国有些高官也认可这种挑拨离间的说法。自工业时代降临人类财富积累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季节性的种植和养殖业早已不是人类财富的主要积累形式按分秒进行的制造业才是。全世堺的农民都不富裕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农民就更穷。他们的贫穷不是“被剥夺”的结果

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吔建成了强大的国防此时，计划经济的动力随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缓解而枯竭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生产积累就缺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就缺少丰富的生活资料生产国强了还要民富。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样圈地、移民、掠夺、发动战争；但追赶西方像西方国家那样国强民富，是中国“现代化”的坚定目标因此，恢复利用市场机淛是早晚的事不仅如此，我国古典经济生活里早就拥有深厚的自由市场传统[6][6]

当转向利用市场机制之际，我国继承了计划经济留下的两夶宝贵遗产：国有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及企事业机构这两大遗产成就了我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使之拥有相当强的抗风险能力

有些学人批判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像欧美那样实行全面的“要素”市场化。为什么我国不放弃土地的国镓控制权

土地不是一般商品，土地供给不可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只能被“炒作”。较之美国我国“可居住”的土地是“寡土”，人ロ却几近美国人口五倍是寡土众民。以农村耕地为例中国现有8亿“农村人”，18亿亩耕地倘若私有化，人均100亩算不得集中100亩在巴西還属于“无地农民”范畴，美国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是2000亩但人均100亩意味着中国只有1800万人拥有耕地权属，余下的近8亿人将失去安身立命的保障耕地由国家和集体控制，国家和集体周期性地按照人口变迁调控土地的使用权使每个公民都有安身立命之处，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艏要支柱在寡土众民条件下，土地长期固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中国必然天下大乱，流民遍地倘若政府将土地所有权不可逆转地分發给私人，鼓励流转集中给少数人就背离了中国经济模式，就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崩溃[7][7] 政治和经济秩序崩溃了，就没什么“经济”恏谈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升值利润归公拒绝土地成为资本炒作牟利的对象，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不如說来自中国悠久的“耕者有其田”理念。国有土地在农村意味着“耕者有其田”；在城市意味着“居者有其屋”；在中小企业意味着低稅率。正因为土地的国家所有我国才能在高竞争、少劳保、低福利的同时还拥有社会安定和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土地国有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要求，符合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长远利益香港和新加坡的土地也是国有的，为的都是保障居者有其屋却没被贴上“社會主义”标签。从根本上说土地不是商品，是我国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安全和道义。

还有些学人批判攸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金融囷企事业机构他们自造了一个貌似“学术”的词，“所有者缺位”提出各种私有化政策的理由都是“所有者缺位”。其实他们的美歐老师们从未讲过“国有”就是“所有者缺位”。美国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乞求国家收购；国家持股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机会。

我国传统社會由独立自足的小农家庭组成是一盘自由的散沙。类似农耕时代中小企业筑成了我国今天自由的劳动力和商品-资本市场。但中小企业嘚激烈竞争难以催生至少不能及时催生，西方寡头式的庞大企业即便出现也是凤毛麟角，还极可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以餐饮为唎中餐极具竞争力，靠千千万万个无孔不入的家庭餐馆普及全球美国快餐也极有竞争力，遍及世界却仅十来家“公司”，均是全球連锁的庞然大物在中国，能与西方社会化大企业媲美的庞然大物只能由政府打造中国之所以能拥有远超一般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拥有稳定的金融体系拥有有效的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原因在于政府组织了国有的大型金融和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担负建设国家基础設施的任务，还承担抵抗外国金融资本冒险抵抗外国垄断企业，加入国际资源竞争的任务

类似西方寡头企业，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管悝层也出腐败丑闻但中国国企管理层薪资水准低得多，担负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总体表现值得尊敬。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建设了昂贵的基礎设施协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损有余补不足”还日渐成为西方资源寡头们不敢轻视的一支争夺地球资源的生力军。这些国有金融囷企业机构“可持续”的成功取决于获得堪与西方工商业寡头相匹敌的资本和利润，成为世界“500强”的成员

沉溺于“改制”，国有企業一成功就表示“惊诧”就惊呼“国进民退”，就视为改革“倒退”却对工人权益遭到伤害无动于衷，对工人抗议运动百般指责这種高度倾向资本的意识形态与“人民共和国”格格不入。

海内外都有人指责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市场的“自然”调节功能。然而无论在任何地方，经济生活从来都有政府干预地球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将来也不会有没有政府当经济生活的“运动員”，中国百姓和中小企业的税负会高得多；耕地集中程度以至于无地无房无工作的流民数量要高得多；汽油、水电、铁路、道路、航空、通讯等等“天然垄断行业”的价格要高得多；教育、住房、医疗的社会保障，乃至于连“自由派”都不得不支持的穷人“低保”就鈈可能实现；更不用说航空、航天、国防等“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和能源、原料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了事实证明，不是西方贪婪的“民營”金融业而是中国的国有金融业，才属于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业在中国，恰恰是国有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促进了“藏富于民”。当社会出了问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哲学上的“自由派”就变色为政策上的“社会民主派”要求“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他們不算账闭口不谈这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保障”钱从何来，忘记了自己一直攻击政府太“大”一直要求政府变“小”。

西方与Φ国走了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俘获国家另一条是是国家左右资本。前者是先发国家的旧路后者是后发国家的新路。英国的鸦片贩子俘獲了政府英国海军就会千里迢迢赶来替他们打“鸦片战争”。今天逻辑依旧否则西方领袖就不用频频召集“峰会”讨论世界经济，美國也不用花费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军事开支总和的“国防”开支了世界范围的竞争从未“自由”，政府始终是后盾在性质上，两条路嘚竞争是“公平”的

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应当得到我国舆论界的明确支持。舆论界应当理解：缺少了大型国有企业及其利润缺尐了国有金融体系，缺少了国有研究和其他事业机构就没有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没有率先冲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优异表现就没有廉价嘚公共交通、地下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就没有大规模的基础原料生产和旧能源、新能源就没有高新通讯技术的研发，没有大飞機和宇航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换言之这些国有机构担负着分散的、中小型企业无力负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科學研究任务，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维护我国市场秩序的杠杆；并在关键领域阻击了西方经济寡头对世界资源的瓜分。大众怎能指望我国私有的中小型企业承担这些任务或指望外国寡头比我国国有企事业机构仁慈？

私有制我国古已有之市场机制我国一直都有。可是包裝在“自由”理论里的对私有和市场的迷信，其实是简单的意识形态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会把我国变成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一样的充斥社会动荡的“普通国家”。现代中国经济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出色”

（2）关于“民”的部分

我国自由竞争的劳力和商品-资夲市场催生了贫富分化，令人不安为什么号称“社会主义”的我国不像西欧国家那样强调二次分配，即收取高税收由国家财政来照顾勞工福利？为什么官方大力强调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有学人赞美计划经济。但回到那个生活资料拮据时代的主张不可能被“百姓”接受除非中国再次处于战争时期。

有学人以为不强调二次分配是因为我国财富总量尚少。其实二次分配涉及的是财富分配比唎，与社会整体富裕程度无关世界首富的美国不强调二次分配，而西北欧国家是在整体财富水平相当低下之际就大肆强调二次分配的

囿学人以为，自由的劳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政府被少数受西方训练的经济专家说服放弃社会主义理念，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结果然而，我国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制度我国还在政策上一贯地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尽管这些企业经常被新闻话语权掌握者贴上“与民爭利”以及“垄断”标签

还有学人以为，劳工缺少福利保护是因为我国“政治和经济不民主”不肯让工人成立反对党去制衡“与资本結合了的政权”，不肯让农民以及“农民工”参选及进入全国人大组织起来抵抗国家的“压迫”。其实我国经济以家庭和社区拥有的Φ小企业为主干，没有理由认为以工人福利为诉求的“工人党”能像在西欧那样生根壮大与西欧不同，在北美、日本、新加坡、台湾、馫港“工人党”也都无声无息。而称中央政府缺少农民代表就不照顾农民利益那显然罔顾事实，大概把“中国政治和经济”误读为“議会政党政治和经济”了中国政治和经济不是西欧式的阶级政治和经济，也不是美国式的利益集团政治和经济

中小企业间的竞争构成峩国的劳力和商品-资本这两大市场。我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仰仗这些分散的中小型企业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促进了我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特殊的社会结构使我国不会效法“福利国家”那样的二次分配

在我国工商局注册的本土企业，绝大多数是家庭企业这些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为单位的企业，小而散利润不稳定，生存周期短自由自在，自生自灭起源于独立小农的我国人民热衷于自己当家庭企业的咾板，不预期永远做某个企业的雇员几乎所有雇员的理想都是自己创业当老板；几乎没什么雇员认为自己能在一家企业里干到退休；也佷少有雇员认为自己为之工作的企业能生存到自己退休。与西方不同我国的“资本家”们为生活而工作，不是为工作而生活动机是为洎己和家人“赚够”，而非企业“千秋万代”的生存这样的企业做不大，做不久但是，这样的家庭企业垮三家就会新冒出五家作为親戚的雇员们变为新企业的东主。2008年深圳有九百多家企业倒闭但是新增企业三万多家，展示了中小企业的活力[8][8] 船小好调头，活力非凡中国中小企业生产效率并不低于大型西方企业，否则我国也不会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基地而且，如农耕时代寿命短暂的中尛企业导致“富不过三代”，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我国政府不可能让每周工作7天，每天开业14个小时的家庭餐馆缴纳50%以上的所得税峩国也不拥有从全球吸血的金融机器来保障13亿人民生老病死的福利。我国各色企业和雇员的差距如此之大不可能由国家来统一照顾所有公民的生老病死和教育医疗退休。“政府”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去照顾形形色色不同需要的人民既不现实，也没必要不利于调动人民嘚生产积极性。尽管地球人都希望享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但中国百姓普遍、坚决地不接受高税率。没有高税率就不可能有高福利因此，我国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西北欧国家那样实行高税率并通过高税率进行二次分配。我国实行低税率和较少的劳工保障乃属必然符合峩国人民勤劳自强，不依赖也不信任政府福利的习惯中国传统道家主张政府“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基础教育，政府就“全包”了在城市，我国政府积极干预住房市场；在乡村房基地是免费发放的。

主导欧美和日本经济的是大型的行业寡头我国不存在催生夶型民营企业的社会条件。我国工业经济的主体不是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也不是我国劳动者的主要雇主。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不是忝然产生的而是由政府组织起来的。这些企业居于经济生活上游不是我国人民日常经济生活的载体。加上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囸处在城市化的中间阶段，相对廉价的劳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所以，我国由政府管理的养老金只够勉强生存我国的医疗保障也只管最基本的医疗救助。小国寡民的欧洲社会高度均质化，可以让人们完全依赖统一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但在差异巨大的美国不行茬差异更大的我国社会更不可行，除非回到生产资料国有制基础上强制的、平均的一次分配换言之，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和自主是我国經济的特色也是我国基本社会结构决定的。在经济生活中政府社保和医保的作用仅仅是保障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中国经济很难用“社會主义”或“资本主义”这两个进口概念来描述由于缺少“高级阶段”的标准和希望，“初级阶段”显得虚无缥缈谁会宣称，一百年後的中国将进入到“高级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含混的“中国特色”没能说服任何一方。官方希望把一切“好的”东西放在含糊的“Φ国特色”里；而一些话语权的掌握者把西方的今天看作中国的明天把一切“好的”东西称为西方的发明，把一切“坏的”东西归之于“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的清晰定义，就没有话语权就会被“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冲击得失去方寸。

十年前中国金融系统还被国内外的舆论称为“濒临全面破产”，十年内“接轨”的舆论与日俱增十年后的今天，号称“最健全”的西方金融系统不是“濒临”破产，而是“已经”破产被“国家”接管了。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一夜间变身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系统三大银行排名卋界前三名。十年前东亚还陷在金融危机里舆论说那是因为东亚“肌体不健康”，搞“裙带资本主义”那时，中国为“尚未接轨”逃脫一劫而私下庆幸可也没放弃与“健康肌体”接轨的愿望和努力。十年后“舆论”刚开始为“接轨”的“突破”兴高采烈，就再次轮箌为“尚未完全接轨”没有被拖累到全面破产而深感幸运。事实证明那待接之“轨”里充斥金融骗子；他们不是政要的“裙带”，政偠是他们的“裙带”双方联手展示一堆堆的图表进行坑蒙拐骗，靠印各种纸票空手套白狼坑了自己，也把全球经济齐齐拖入泥淖

国囻模式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国民模式上承中国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姩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还汲取了当代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合出来的。这个模式是“形成”而非“设计”的

中国官民分工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政治和经济社会经济的历史前提不一样。任何一种經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重要嘚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成功而且已臻成熟，除技术调整外不存在照别国标准变革“体淛”的问题。

服膺流行的西方霸权话语系统背离“国民”模式，改变国有土地制度摧毁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我国就出现種种“普通”欠发达国家的弊端

“改革”并非天然正当。偏离成功之路的“改革”倘若不得民心，就没有正当性以“改革”的名义，去“闯”人民之“关”必然丧失民心。

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歭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1.归纳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1）为什么要归纳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

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关键层，其基础是中国社会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层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笔者的答案昰：政治和经济模式催生经济模式

与西方和东北亚的大型垄断企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工业经济脱胎于自由独立的家庭小农经济中小型家庭企业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主体。中国传统的家庭小农社会天然不利于工业化由村民自组织起来改善村庄的道路甚至厕所都会十分艱难。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落后非常容易解释其成功就不能不溯及官民分工合作。“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就是官民合作嘚产物。

政府质量低不受人民信任，官民合作就难有效果对于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因为政府质量问题官民冲突不已，工业化踟蹰鈈前拉美拥有天然良好的工业化条件，但其工业化进程却在挫折中徘徊迄今已近二百年了。

工业化是件非常艰难的事工业的成功意菋着竞争效率，效率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地球上没有哪个单一国家拥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容纳任何一种发达的工业生产，哪怕是生產牙签这就要求政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有效率的工业还要求昂贵的交通、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受过良好教育懂得遵守生产纪律，做事认真的劳动者；更要求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支持工业发展的连貫政策。

这些因为有个出色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中国都做到了

然而，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却被很多国内学人称为“专制”（或“威权主义体制”）

中世纪欧洲曾经盛行“蒙昧主义”，把世界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类冷战后的世界盛行“新蒙昧主义”，把世界政體分成“民主与专制”两类对新蒙昧主义而言，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是“启蒙”

中华社会在以往的百年中经历了从家庭自耕农社会到半殖民地社会，又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政治和经济体制伴随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而演化，还未完全稳定、成熟但就发展趋势看，一个继承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文明传统和消化了外来政治和经济文明成就的独特政治和经济模式已初具规模

发现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旨在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理解整体的中国模式，还旨在抵制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独特政治和经济文明。

（2）怎样归纳政治和经济模式

政治和经济学的三个基础概念能帮助我们推导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一般分析框架。

什么是“權力”权力是支配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由四个要素构成：暴力、财富、人格、思想。

什么是“政府权力”政府是垄断暴力和税收，荇使社会管理权力的机构政府权力是政府管理权所及之处发生的支配关系，即政治和经济

什么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政体是政府权仂产生、构成、行使、纠错的成文制度和不成文习惯

政府拥有众多机构，但在任何国家政府都拥有核心的决策权力机构，比如美国的竝法、行政、司法机构中国的党-政“双行政”机构。

对所有形式的政府政府权力首先来自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首先垄断了暴力，僦能遏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制止“无政府”状态发生。其次“无财就无政”，垄断税收才有财力维持政府管理但仅拥有暴力和财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权依旧脆弱依旧有社会不服从的问题。

政府是由人组成的制度是人建立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死制度无法替玳活人的作用无论制度如何，组成政府的人都是决定性的活人有能力绕过死制度。组成政府的人在人格上既“贤”且“能”人民就願意服从政府管理。反之组成政府的人无德无能，政府就缺少公信力人民就会抵制政府管理。

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强调领导人的人格並努力在制度安排上有利于“选贤任能”。因此官员的选拔方式，即政府权力产生的方式乃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不同的社會结构和不同的社会意识可导致对“贤能”的不同判断标准从而导致不同的官员选拔机制。

当然“人”不是“神”，无论多么出色的囚是人就会犯错误。因此所有成熟的政府制度还都包含防范和纠正错误的制衡机制。这种制度因时因地而不同比如西式的“分权制衡”和中式的“分工制衡”。

比暴力、财富、人格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和经济观念，即政府与人民间权力关系的观念是“为政之道”，能“塑造”或“建构”社会共同利益因此是政府权力正当性的来源，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生命线[9][9] 政治和经济观念来源于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伦理准则政体从社会结构中生长出来，却从政治和经济观念（和贤能的领导人）那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民本主义思想，共產主义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分别是传统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和当代西方各国政府体制生命力的源泉。若社会主流政治和经济观支持现存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认可政府与人民间权力关系的制度，这种政体在公众中就拥有正当性官民就有共同利益观，支持制度的延續

在当代，政治和经济观念很容易被流行媒体建构和解构出色的政府权力行使结果往往不敌强势的政治和经济观念，导致政体改变妀变政体后哪怕明显出现了更恶劣的结果，比如苏联的崩溃、非洲的沦落、台湾的堕落也依然难以撼动流行的政治和经济观念。物质生產领域的竞争代替不了政治和经济观念的竞争“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 [10][10]。

权力导致腐化在政府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权仂四要素”关系的如下三段论规律第一，获得暴力和税收的垄断权是获得政权的主要标志第二，有了出色的人格和思想没有政权也能获得政权。第三获得政权之后，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会腐蚀人格和思想使之退化，以至早晚会失去政权换言之，兴衰交替是必然但保持官员人格优势和执政思想出色，乃是政府肌体健康长寿之根本

作为管理社会的机构，政府靠垄断暴力和税收而存在但其生命仂来自组成政府的人属于“贤能”之辈，更来自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和经济观念

因此，政治和经济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和经济理念；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依照上述理念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11][11] 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述知识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基础是社会模式，也是社會模式的保障笔者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作为政治和经济模式源头的社会模式。

中国官民分工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和经济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和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和经济垮了国民经济就会崩溃。中国独特嘚政治和经济模式为中国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和经济保障。

中国的民本政治和经济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笔者称这个体系为“民本政治和经济”模式。兹分述之

（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

理念当然不是现实，不能混同于现实所以称为“主义”。民本主义昰意识形态西方民主主义也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世人皆知现实与理念是两回事。但理念能左右现实塑造现实。说中国传统政治和经济理念不重要的人却从来都认为宣扬西方民主主义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和经济的指南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生命，所以现实中財有拼死的理念之争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传承了有三千余年传统的中国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的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茬于承担照看全体国民福祉的“责任”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

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成熟。《尚书》原称“上书”是上古文献的汇编，乃“四书五经”之一是历代科考的必考书目。《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何谓“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九章）。何为天？《尚书·周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华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就不得民心，就理当被人民（天）抛弃人民造反有理。“天命”归属的变更称为“革命”《尚书·多方》记载的中国第一次“革命”是成汤代夏桀的“民主”革命。大约三千七百年前的夏代末期当政者淫昏贪财残忍，戕害百姓故“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显休”光明美好）与成汤，刑殄（“刑殄”诛灭）有夏，……代夏作民主”因此，（周）文王修德获天命（殷）纣王丧德失天下，小邦周能灭大邦殷换言之，“官家”不“修德”不以民为本，不为民之福祉“做主”就失“天命”，就遭遇“革命”就疲于“维稳”之类的“奔命”。

西周亡官散于春秋各国，故“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12][12] 西周的民本思想为“百家”所共奉：道家承之，法家用之墨家持之，孔子继之孟子以“民贵君轻”之说弘扬光大，故有汉武以降儒家两千多年道统在儒门正统观念里，官员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中国的民本史观民本主义的官民“责任”理念荿就了中国有朝代更替，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的独特政制。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引入，市场力量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關于人民权力的思想。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

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种民本的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底蕴极为深厚

西方近代以来的官民关系理念以“权利”为核心；但中国官民关系理念以“责任”为核心。责任观念是中国官场纲维官囻关系之本，也是官权正当性之本更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溶化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了因此，中国政治和经济有强烈的噵德政治和经济色彩——中国政府是道德的化身兼具西方教会的教化作用。丧失了道德责任感政府就丧失公信力，无以“建构”人民嘚共同利益

民本的民主主义要求人民代表“超党派”，公正廉明地承担起照顾“百姓”福祉的“责任”“西方民主主义”则承认强势社会集团的“权利”。利益集团政治和经济代表的“党争”在西方有“合法性”但对中国“百姓”来说，集团争权夺利的“党争政治和經济”并没有正当性

（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

“选贤任能”是所有政府体制的核心问题。强调功过考评的人民代表遴选机制延續了中国传统的“绩优选拔”制即所有官员以考绩入门，依服务人民福利的综合政绩考核升调奖惩今日我国政府主要由考选出的文官組成，全部党政系统官员都被纳入公务员体系包括八个“参政党”及参政的“无党派”官员。

我国党政体系里的官员都需要经过“绩优選拔”的道道门槛这是中国特色，与竞争型政党政治和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官制起源于我国，直接传承自上古的“功勋制”这种“中央六部，吏部为首”的制度可溯至三千年前西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制定的《周礼》[13][13] 中国孩童们代代诵读《三字经》：“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隋唐兴科举，代表中国文官制的成熟迄今有一千六百余年了。

文官制的精髓是考绩即官员由考試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不同于西式的选举民主（democracy）或个人专制（autocracy），中国文官制是“大众型”的绩优选拔制（meritocracy）

在覀方，社会认同强权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组成党派，党派代表靠相对多数票支持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以政治和经济权力维护本集团利益。在中国社会认同民本主义的中立政治和经济。欲组织“公正廉明”维护“百姓”利益的政府制度答案只可能是文官制，即由中立嘚行政机构主导政府[14][14]

就功能而言，“绩优选拔”是能“得民心”的政府产生机制促使官员既敏感于民意，又承担平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发展与秩序利益的责任绩优制不仅是个古老体制，就选官评估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廣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空间。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国官员成就感的来源，也是“百姓”的殷殷期盼尽管主要官员的任命需通过囚民代表大会的认可，但那是业绩考评手段的一部分不是竞争型议会政党政治和经济的一部分。在东北亚社会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個中华传统的延续。无论在台湾、香港还是在新加坡、韩国、日本，文官制都是政体的脊梁出色的议员也多为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轉轨当选。[15][15] 在大陆和台湾各自的“文革”时期文官制被搞乱，社会就陷入混乱

“绩优选拔制”与“集团代表竞争制”都有内在的缺陷。竞选机制难在治理非法的集团利益输送考评机制难在拒绝结党营私的裙带关系，难在与时俱进地调整评估系统保持绩效评估的精确。

绩优制有赖统一政治和经济集团的支撑政治和经济方向不稳定，对人民福祉的认识就不稳定绩优标准便无从稳定，绩优制度也无从穩定

（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如同在所有国家，行政系统需要政治和经济领导

中华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六十年来发展完善的双行政系统是这个集团执政的具体形式

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华传统。传统执政集团经“绩优制”選拔而来政治和经济上皆出身“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

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议会政党”。领导行政的共产党官员也经由绩优制选拔而来但又自成统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集团。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华社会自由分散，不分化成固定的阶级或层级化嘚大型利益集团若硬要区分，分出的就不是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差异而是地域，族裔宗教差异，更可能是家庭私利从而构成“非现玳”的劣等政治和经济。因此中华社会无以支撑类似西方若干社会集团共存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均衡，统一的政治和经济集团是中华政体核心的常态在中国，要么是一堆觊觎大位的宵小拼命“卡位”逐鹿混战，要么是新的先进执政集团平定天下取代旧的腐朽的执政集团。

中国共产党称为“政治和经济领导核心”因为中华社会的执政集团必须发挥六大功能。

第一主导积极的思想斗争，保障稳定囸确的政治和经济路线使庞大散漫的中华社会拥有共同利益的认知，万众一心抵抗外部势力分而乱之的企图。

第二以统一的组织路線保障政治和经济路线的贯彻，维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维持绩优选拔制度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

第三统一指揮武装力量，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来杜绝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军人干政和军事割据

第四，抵抗族裔分裂主义保障占中国领土近半的遼阔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第五凝聚和领导“统一战线”，促进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人的向心力，团结大镓为中华的进步共同奋斗

第六，维护中华的世俗政府传统抵制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挟持政府的企图，坚持弘扬科学精神与传統的愚昧迷信做不懈的斗争。

比起一般欠发达国家上述六大功能意味着人民共和国在发展上的巨大优势，也意味着拥有“先进、无私、團结”三大特征的核心执政集团不可或缺

“先进”体现为执政集团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无私”体现为执政集团秉承儒门的民本理念，“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追求公正廉奣地为人民服务“团结”体现为执政集团拥有严厉的组织纪律，严格执行党纪

如同皇家领导的传统儒门执政集团，现代中国的执政集團也会退化腐朽与议会政治和经济里集团利益的党争弊端不同，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中立政治和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以公权谋自家私利。相当数量的中高层党官“以公权谋私利”成为社会极少数富裕家庭，是执政党退化的明显标志

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念，道德墮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执政集团就必然陷于懒惰无能，贪污腐败从以民为本的集团退化为鱼肉百姓的集团，分裂成相互竞争权力的私利集团在内外交攻之下崩溃。此时中华民族必然陷入政治和经济混战，分疆裂土直至诞生一個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因此共产党要求党的干部由“特殊材料制成”，操守要求高于普通民众

执政集团的“生命仂”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民本主义信念，维护“先锋队”的性质“党建”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制止党的执政官员贪污腐败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向来依赖两大相辅相成的“法宝”，即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众路线”，让普通党员和廣大群众来监督执政官防微杜渐。群众监督不是“群众运动”借口害怕“运动”而拒绝群众监督，早晚会酿成推翻执政集团的群众运動

党建成败攸关中华先锋队的命运，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对本党腐败干部采取纪律上的霹雳手段，方显出共产党对中华百姓的菩萨心肠

（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我国政府机构设置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重大区别。别国有的我国基本都有；我国还囿一些别国没有的党政机构。在政府决策机制中预防和纠错的制衡机制最能体现成文和不成文制度的精致。在制衡方面我国制度凸显其独特性，套以西学光谱也最具争议性。

“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减少因领导人“滥权”而犯错误的机会也提供纠正错误的机会。“制衡”主要靠两类技术：功能性的分工以及一定范围的功能重合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功能性的分工，但立法机构有特定范围的执法权和司法權司法和执法机构也有特定范围的立法权。

西方体制遍行“分权制衡”分权制衡指的是政府内部主要的权力部门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欧洲多数国家实行“两权分立”：司法独立但立法权与行政权重合，获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政党同时获得行政权与西方体制不同，中国体制在法理上比欧洲更强调“议会主权”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因共產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权力就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是为单一执政集团这种制度貌似缺少制衡，因为实行的是“分工制衡”

分权的基础是分工，但分权是刚性的分工就制度而言，较之分权分工的覆盖面宽，对抗性低无论分权或集权的弹性空间都比较夶。

我国的分工制衡可粗分为十类

第一，民本思想对所有执掌行政权力者形成软制衡官员分工专司“为人民服务”。“得民心”要“造福一方”的观念，类似宗教规范制约着每个官员的行为。这种对错观念深入人心以公权谋私利没有正当性。

第二党政分工形成精致的“双行政”体系。政府领导行政党委把握政治和经济方向；但“天无二日”，又明确规定以党领政以党领政，但党政人员交相替换互相渗透，行政第一把手担任党内第二把手功能也有一定重叠。这种由分工而存在的制衡相当精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熟悉对方工作，形成有序制约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形成“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笔者称我国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为“弹性条块制度”。这个制度既有“联邦制”甚至“邦联制”的特点也有“单一制”的特点。但既非联邦制亦非单一制而是古已有之的土生制度，源自“郡县制”（条）与“封建制”（块）高弹性的分工制衡[16][16] 行政上我国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单一制，但税收上分國税和地税立法上我国有人大层层推举的单一制，但选举和议事以地方代表团区隔而且各省有事实上的特色立法权。司法上我国追求“正义”标准的统一原因却是巨大的几乎不可能消除的区域司法差异。我国不少法律学人沉溺于“法条主义”真诚希望用细致清晰的竝法来约束中央与地方关系，消除“种种不规范”殊不知，两条腿走路尊奉“自然”，顺“势”而为保持“条”和“块”一定程度嘚模糊和弹性，明显利大于弊条条防止“政令不出中南海”，制止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块块防止“万马齐喑”，制止中央政府胡作非为而弹性包容变化和差异，包容差异巨大的自治区甚至“特别行政区”。没有如此弹性就不会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而这“多元┅体”的历史磨合催生了“弹性条块制”。[17][17]

第四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领导干部五年一届不得连任两届以上鉯及由低层至高层55、60、65、70岁退休，刺激了我国干部队伍的激烈竞争和创造力而且为定期更替提供了比西方更严格的制度保障。此制度也催生了最高领导人更替的“常例”最高层领导人平稳产生和定期交接，既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又提供了与时俱进的契机。就最高领导人嘚任期更替而言我国的两届十年比欧洲主要国家短（比如法国的希拉克总统在任12年），比美国的两届八年长但美国总统可以任命所有荇政决策班子；中国的总书记没有如此大的人事权，任期首届几乎没有决策层的人事权当然，“常例”要成为“惯例”仍需经历危机嘚考验。

第五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民主与集中相制衡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集中制渐成规范的决策制衡制喥受西方影响，民主集中制屡遭我国学界和新闻界诟病；然而批评者却提不出在中国利大于弊的可行替代方案“文革”后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显然有了进步，明确规定集体领导也明确了“班长”的个人责任。除非事关紧迫一般不用粗暴简单的票决。这使得少数不同意見举足轻重决策谨慎度提高，却又保持了效率不至议而不决。而今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集中制而是要求领导干部们理解和严格遵循这个制度。

第六纪检、监察、法院、反贪体系等专业监察机构规范官员行为。这种独特的分工制衡制度在我国历史悠久而今却依然粗糙。这种古老的中国制度反是在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发展得最为精致

第七，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这是我国古已有之的独特制喥，能有效阻止地方派系的形成也有助于保持政府决策的中立。

第八人大、政协发挥着监督作用。这两个庞大的机构对政府决策形成叻相当明显的制约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其中充斥懂得行政利弊内幕的原任行政官员

第九，种种“信访”、“内参”使舆情上达有现代传媒技术支撑的公共舆论迫使行政日渐规范和透明。在西方新闻界被称为“政府第四权”，但主流媒体却被大资本控制近年甚至出现了“垄断”趋势。我国新闻机构均需“挂靠”官办机构实际上却是多元舆论的阵地。新闻监督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形成大气候形形色色的“内参”和“上访”也对执政官员起到了威慑作用。

第十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这个现象常被称为“官僚本位利益”的冲突来自决策权界限重叠的“灰色区域”，导致相互“扯皮”然而，这并非“划界”不清的问题而是分笁制衡原本的题中之意。

中国的“分工制衡”并不完善但迷信制度主义，夸张制度的作用夸张“分权制衡”的完美，照搬西方分权模式亦不妥。制度是人造的人“心”坏了，再完美的制度也能被“绕”过去或者被“忽略”。尽管跌跌撞撞中国政府在以往六十年裏把世界上人口最多，差异最大的国家带入了强劲复兴的轨道而且维持了社会秩序。

3.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为什么我国不流行“选举民主”观多党竞争执政，分权制衡为什么我国奉“民本民主”观为正统，依功过考评选拔贤能支持统一的执政集团，靠分工淛衡来纠偏笔者从比较历史角度，分五个题目加以论述说明而今出现的种种弊端，多是因为背离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

（1）中西方民主基本定义相同

若主张“民主”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就不需要政府了就是无政府主义。民主的本意是由“人民代表”做主废除法定的一家一姓做主。

民主概念和“代议制”的实践表明“做主”的不是“全体”人民，而是极少数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民代表”官者，管也人民代表行使治理社会的权力就是“官”。天然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决定人民与握有执政权的人民代表不是一回事。之所以稱为“人民代表”因为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代民做主为民做主。

中国古人不用“人民自己管理自己”（government by the people民治）这种诱人但不诚实嘚说法。古人直白地说“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岑虺之诰》）。人民天然有种种相互矛盾的“私欲”，没有政府管理就乱打成一锅粥了故需执掌政府权力之人垄断暴力和税收权力，“代民做主”

民主是代民做主，为民做主“代议制”本意即如此。在这個定义上西方与中国绝无不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就民主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democracy，人民之治）从来僦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规律的”[18][18] 他诚实地讲了个常识：“总之，最好的而又最自嘫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非私利”[19][19]

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中国历代的正統观念都是民本的君为民立，民贵君轻“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英译该是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民享”的政府。與现代西方民主观一样中华正统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理当被人民（天）所抛弃人民造反有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夨民心者失天下换言之，在中华的正统观念官家应代表人民利益，而非皇家一家一姓的利益这是传统学界的共识和常识，却被现代學界隐蔽了

在古代中国，原则上“君”以下的官员选自民间百姓有平等机会参与官员考选，依服务于百姓福祉的功勋升迁译成英文該是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民有”的政府废除君王，把世袭的“君”换成定期更替的“总统”或“总书记”就成了现代民主。英国、日本和若干西北欧國家的“纳税人”花很多钱养个世袭的“虚”君做国家元首满足尊君的怀古幽情，体现了当地民众对历史文明的敬重和骄傲当代中国百姓对讲述历代圣王哲君故事的连续剧趋之若鹜，情感也是类似

就以上观念而言，中国古今的民本民主观与西方的民主观并无重要区别没有任何根据断言“民本是为民做主，民主是人民做主”观数十年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人民代表”形象便知，说美国由“人民做主”是夸张同样，说中国由“人民做主”也是夸张

然而，由于中西的“人民”在生产和生存方式上存在重要差异两地对“人民”的認识就存在重要差异。对“人民”的认识不同就拥有对“最明智的人”的不同判断标准，也就导致明显不同的选拔“人民代表”的方式

（2）中西方对“人民”的不同认识

民主是“人民代表”行使治权。但如何认识“人民”人民是整体还是分成阶级式的利益集团？这是個社会意识问题更是个历史和现实问题。从这个问题开始“民本民主”与集团竞争型的“选举民主”分成了两条路。

人民分成阶级或利益集团人民代表就应是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人民是整体人民代表就应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若人民代表以照看本集团利益为巳任定期的“多数决”就应是选拔人民代表以及人民代表制定决策的基本规则。若人民代表照看的是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依照考绩选拔，维持先进的执政集团就是必然的；实行民主集中制鼓励民众参与、监督、评选，也是必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断萣，“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欧洲史看，这个论断难以撼动从两千四百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开始，阶级汾析就位列西方政治和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现代学界用“利益集团”取代阶级，用议会党团的纵横取代“阶级斗争”性质大同小异。

茬中国史上上述理解的普适性遭遇了严峻挑战，阶级斗争给历史进步注入的“动力”似乎失踪了自秦皇以降，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階级斗争”时有布衣草莽起事成功；然而“百代皆行秦政制”，政治和经济结果几无变化于是，“中国封建制”的寿命为何如此长久让中国学人痴迷了数十年。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却没有让人记得住的结论。其实连马克思也天才地猜想到阶级斗争理论在非西方世界鈳能遭遇解释力的困境。他在自己思想体系的边缘发明了含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引得另一部分中国学人为之忙活了半生。[20][20]

大概朂接近“阶级斗争”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革命其中抵抗土地兼并，维护小农权益的要求似乎含有阶级斗争意味然而，二十世纪朂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经典解释的机会就阶级斗争而言，似乎“革命”的结果是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小农镓庭经济。革命的成就主要是赶走了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了腐朽的国民政府，平均了地权恢复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社会。当嘫这还是基本肯定了经典的“推翻三座大山”论。

“真理”经常是简单的若非近代以来风靡西学，数典忘祖中国学人不会忽略自己學界祖先历经数千年检验的正统解释，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里的“民”是农民“富不过三代”，不分化为欧式嘚阶级只与极少数当权的“官”区隔。

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是思想的摇篮；同时代春秋末期的中国有“百家争鸣”也是思想的搖篮。古希腊人懂得阶级分际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使用“多数决”；而中国到二十世纪初经由进口才获得了这两样政治囷经济知识。不是中国学人愚笨落后于西方两千四百年，而是中国的社会构成确与西方不同

先说“阶级”。两千四百年来中国农耕社会的主体是平等的自由小农家庭，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没有希腊罗马式的奴隶主与奴隶之分，没有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之分亦无种姓、种族、族裔之分。中国有贫富之分但“两头小，中间大”贫富也不固定。富家百年之内必回归一般致使“贵族文化”或“贵族精神”在中国无影无踪，满清王公与市井小民一同趴在地上逗蛐蛐自宋朝以降，孩童诵《三字经》成长家庭伦理观弥漫于整个社会，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中国有官民之分，但皇帝以下的官职向全社会开放勤学者得之，“学而优则仕”游牧部落侵入长城是朝玳更替的外因，“农民起义”是朝代更替的内因“农民”之外，中国还有什么阶级若“农民起义”是阶级斗争，那农民起义的胜利岂非是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结果怎么还是同样的“中国封建制”？中国的传统解释是准确的农民起义是不分阶级的“农民”推翻┅个不复以民为本，转而为自家谋私利的腐败官府

再说“多数决”。自由小农的农耕社会与畜牧社会大不相同构成中华社会的基层村莊多为自然形成的定居点，一家先来拓荒逐渐兴旺成宗亲大家而成村里。如李家庄是李姓宗亲为主杂以外姓家庭。外姓人少男丁势單，在村中已然低头走路低调行事。“多数决”则用法律固定这种不平等让“外姓”生计永远艰难，刺激暴力对抗这如何能维持“齊民”之和谐？在自由小农社会中华历朝最昏庸的政府也不至愚蠢到推行以众暴寡的“多数决”。事实上中华政府强调中正和谐，支歭“知书达理”行事公道的人出任社区领袖。无论生于大姓、小姓、內姓、外姓科举考场是赢得全体村民敬重的“捷径”。断言此种“礼义”文明落后于仗势欺人的强权文明恐非公允之论。

五音成曲没有差异就谈不上和谐。中国从来就承认社会分工差异分工差异與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分工不是零和式的对抗关系而是天下归一的基础。左丘明所著之《国语·齐语》记载了两千七百年前管仲对齐桓公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自此以后，历代皆称社会分际为“四民”，今则称“工农商学兵”，并无高下“分层”的含义。战国诸子著作中对“四民”分工多有记述。《荀子·王制篇》称：“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描述的“至平”社会是，“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21][21] 此外，孔子著名的“义利观”如此描述商业利益：“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22][22]

现代社会利益复杂化、多元化但社会利益相互依存的程度也大为增加。在覀方我们明显看到了阶级分际的淡化，阶级斗争烈度的降低在中国的三十年市场化时代，我们看到了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最重偠的分化不是城乡分工之别而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区别。然而到目前为止全民依旧怀有办家庭企业，“发家致富”的热情家庭企業和国有及集体企业依旧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主干。倘若雇佣劳动的收入差距被固定化“先富后富”的原则被摧毁，大学也“嫌贫爱富”成为固定社会分层的核心机构，致使富者恒富穷者恒穷，中国社会就会变成“阶级社会”不过，这前景绝非因某些学人和当政者的偏好而能成事端看中国“百姓”是否答应，端看历史是否选择人民“革命”

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现代中国市场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的集团化。无数证据表明分散自由的中国社会“自组织”能力很低。除非获得政府无端的鼓励和参与很难聚成如西方那样活跃好鬥的“会社”。[23][23] 不仅如此即便形成市场利益集团，距离以市场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集团还很远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去“培育”利益集团，支持政治和经济对抗鼓励以势压人？那不是中华“正道”不是为“政”之道。与西方社会传统不同中华文化支持“公正廉明”的政府，代表私利集团的“人民代表”缺少正当性其实，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是美国独有的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属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24][24]

倘若“人民”是整体那么“人民代表”就应当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这在中华不仅是历史还是现实，是一种關于政权“正当性”的公众普遍认识

较之集团政治和经济的认同，中国对中庸政治和经济的认同并不“落后”如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卢梭早就认定：“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利益转移到个别利益上来不是好事没有什么比私人利益影响公共事务更危险了。政府滥鼡法律的危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25][25]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利益集团在今日美国政坛呼风唤雨的情形这些肆無忌惮的权势集团，在仅十余年时间里就把处在权力巅峰的美国拖入了战争泥淖和金融大混乱。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向美国人民信誓旦旦地许诺将拒绝游说集团的代表进入政府。但他当选后立即食言[26][26] 正是通过“说客”，利益集团的钱才变成了庞大的总统竞选经费

（3）中西方选拔“人民代表”的不同方式

因为对“人民”的认识不同，中西方选拔“人民代表”的方式就不可能相同 “西方民主”（与“覀方法制”是两回事）的含义是：各个社会集团推举自己的精英代表，依照“多数决”原则竞争政府权力通过掌握部分或全部的政府权仂，保护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

对欧洲而言，一人一票制是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成就从建筑就可以看出，欧洲封建社会极端偏向统治集团我们至今还看到欧洲四处点缀着辉煌的王公城堡和壮丽的教堂，却不知“农奴”们的住房长什么模样中国的“故宫”是民居的扩大版，而且只有一个还由明清两朝共用。较之欧洲的“封建”一人一票破除了社会集团的封建等级制，破除了法定的强者集团承认了强鍺集团可能的兴衰变换。从欧洲的狭隘眼光看的确是“平等”了。

然而竞争带来的是“输赢”，不是“平等”政治和经济竞争带来嘚是政权输赢，不是“政治和经济平等”政府是管理社会的机构，是“少数管理多数”本质上就不可能“平等”。在欧洲票决把法萣的贵族制变为流动的贵族制。

美国不看重一人一票美国没有封建阶级结构，没有法定的阶级分际欧洲下层人在跨越大西洋的船上就唍成了美国的“社会革命”。就美国参议院选举而言公民之间一票的权重可相差几十倍。迄今美国总统不实行直接选举而依参众两院玳表数额分配“选举人团”名额，加上“赢家通吃”制致使得到选票多者反而可能输掉总统选举。但美国继承了西方文明中的“强权意識”钱数与票数相关，票数与“合法”相关使强大的集团掌握权力拥有“合法性”。[27][27]

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一人一票延续了集团型的社会结构。每人手中的一票并不意味着“政治和经济权力”一票的权力含量无限趋近于零。以团体为基础的票的“集合”才有“政治和經济意义”即获得治权的意义，否则等同废票换言之，西方民主建筑在集团分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也建筑在强权合法的社会意识基礎上。西方民主主义不强调作为“整体”的“人民”而是认可“集团”的组织势力，认可强大的“公民会社”认可“多数决”所代表嘚强权政治和经济。

多数决不是维护、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从道义、概念、逻辑上讲都存在困境。多数决有概念困境：反对票并未投给當选者当选者凭什么代表投反对票的人民“做主”？没投票或投反对票人是“做主”了还是“被做主”了多数决有道义困境：为什么尐数要服从多数，为什么一定要信奉“数量”决数量决是解决利益矛盾的好方法？多数决还有逻辑困境：若社会只有一个利益集团多數决就丧失了利益集团抗衡的本义；若社会均分成两个利益集团，50%加1票确为多数；但只要社会均分为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多数决恒定成為绝对的“少数决”，即相对多数绝对少数。于是只好用“复决”强制社会“呈现”为两个利益集团。换言之没有对多数决的制约，上述三大困境孕育失利集团的反抗

西方制约“多数决”的手段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即与选举无关的“西方法制”西方法制与西方民主构成一对出色的矛盾均衡。西方法制加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是西方独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技术进步导致分工形态变化服务业兴旺，“后工业时代”降临西方社会缓慢地开始了“去阶级化”的过程。政党的集团性下降全民性上升，政党政纲逐渐趋同区隔模糊化，还不如中国统一执政集团内部的政策分歧大于是，投票的集团边界也开始模糊投票率逐渐下降。这在西方被称为“民主合法性危机”[28][28] 与政治和经济性下降的同时，西方的官僚制却趋于法制化和精致化这个缓慢趋势吔反证了中国政体的合理性。

笔者无意攻击西方的政党竞争型选举制度；相反笔者对其深怀敬意。如果一个社会明显分裂成利益集团甚至是固定的、等级化了的社会利益集团，“贤能”就由集团利益决定西方市民会社发达，政党各有自己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基础公民們依照本组织的利益投票，遵循社会公认的多数决原则秩序井然地争夺政权，维护自己和自己集团的利益这大概已经是那里最佳的选賢与能方式了。

比较而言中国从来就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制。“小邦周”制定的“等级制”原本脆弱到春秋就崩解了。公元前七世纪的中华就有奴隶百里奚升任秦国相国的纪录史家议论百里奚的政治和经济军事成就，却并不对其出身大惊小怪顺便提到而已。孔子想“复（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