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通史（68）
第九十三章生物学
第一节动植物专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生物知识进一步积累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有相当水平的动植物学者，其中尤以植物类居多，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梅谱》、刘蒙《菊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陈翥《桐谱》等。这些著作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品种、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和栽培方法等，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蔡襄《荔枝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荔枝的专著，全书7
篇，书中所记32
个品种，对其性状特征作了清楚的描述，对于考证现代荔枝品种源流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如正确地指出荔枝有“间岁生”、“仍岁生”和“半生半歇”的结果习性。此书还记载了由于显著变异而产生的某些荔枝品种，并指出岭南、四川、福建都产荔枝，但以福建所产荔枝品质最好。据此书记载，当时荔枝产量很高，除供国内食用外，还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国。此外，如宋僧赞宁《笋谱》，可说是晋戴凯之《竹谱》的姐妹篇，记述了94
种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27 卷，后集31
卷等，也都有丰富的植物学史料。在动物方面，如专门研究鸟类的《禽经》，相传为春秋时代师旷所撰，晋张华注，宋陆佃始见引用。但从书中内容分析，此书可能是唐宋时代的托名之作。书中载有鹞、鹡鸰、锦鸡等70
多种鸟，分别记述各种鸟的名称、形态、身体结构与生活环境，乃至迁徙及换羽的习性等，但以描述鸟类的生态为重点。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生态学著作。此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地区性动植物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动植物100
多种，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了四川地区的动植物等，都有助于了解这些地区的动植物资源的情况。
　　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1）重视动植物名称的研究，要“深究鸟兽草木之名”，“得鸟兽草木之真”，并以实物为准，做到名副其实；（2）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不问飞潜动植”，都要“明其品汇”，“通鸟兽之性状，察草木之精神”；（3）明确“图”与“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图，经也；书，纬也”，并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特别强调图例对研究动植物的重要性；（4）凡著书虽采前人之书，但不囿于汉唐诸儒议论，必须“本乎心识”，“自有所得”，等等。①这些原则和方法，显示出他反对因循，要求创新的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节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这一时期关于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的知识更为丰富和确切。如苏颂《图经本草》所附的动植物图，都是按实物绘制的，其中的动植物图谱，多数可作为鉴定这些动植物的科、属、乃至种的依据。《图经本草》原书已佚，但在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一书中，保存了《图经①
参见梁家勉：《中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其发展》，《科技史文集》第4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年版。本草》的部分植物图，由此可以略窥一斑。唐慎微《证类本草》的药物图也是按实物绘图的，产地不同而形异者，则绘数图，且每图都注有产地。动物形态一般只绘一图，有些动物也绘有数图并注明产地。《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图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全的动植物形态图。这种按类绘图并可据图采集动植物的方法对以后动植物形态学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宋代多次对本草学著作进行整理和修订，促进了人们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了解。例如，对于花的各部分名称及特点有了更准确的记载。如《图经本草》记载：漏卢“花黄，生荚端”，防风“五月开细白花，中心攒聚，作大房”，蚤休（即七叶一枝花）“蕊赤黄色，上有金丝垂下”等，不仅对花的形状和颜色作了详细描述，而且明确区分了花萼、花蕊、花丝、子房等，反映出当时对植物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辨别和认识。又如，苏颂描述使君子的形态为“其叶青”，“其茎作藤..三月生花，淡红色，久乃深红，有五瓣，七、八月结子如拇指，长一寸许，大类栀子而有五棱”①。明确指出了使君子为藤本植物及其花色变化和果实形态。沈括描述钩吻：“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①钩吻为缠绕茎，叶对生，黄花。沈括对其形态特点的描述是很生动和准确的。而利用植物的花和果实等繁殖器官的形色作为鉴别植物的依据，是植物形态学的一大进步。
　　在这一时期植物谱录中，根据所记载的植物名称和有关描述，一般都能辨别其种属，这在生物学上也是很有意义的。如陈翥《桐谱》提到，白花桐是以其“花先叶而开，白色，心赤内凝红”的特征而命名的。由此可知他所说的“白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白花泡桐。另外一种紫花桐，其“花亦先叶而开，皆紫色，而作穗，有类紫藤花也”，根据这种形态特征，可知“紫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绒毛泡桐。陈翥还记述了白花桐的一个变种，即“白花之小异者”②，基本上反映了其种属关系。类似的认识和描述，在宋代的各种专谱以及郑樵《昆虫草木略》等著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
　　在动物学方面，如《图经本草》载录有丰富的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书中记载麝“形似獐而小，其香正在阴前”③，说明当时人们已观察到麝（雄性）鼠蹊有麝香腺。再结合书中所载麝、獐这两种鹿科动物的图形，可以清楚地看出麝和獐都无角，獐无香腺的形态特征。此书所载贝类等动物的形态也是相当准确的。关于动物生态和生活习性，在《图经本草》中也有简要生动的描述。例如，书中记载：“獐，今陂泽浅草有之”①；熊，“好攀缘”，“上高木”，“冬多入穴而藏蛰，始春而出”②。把獐、熊生活环境和熊冬眠习性描写得十分清楚。又如对牡蛎的摄食方式和食性等也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等等。此外，在陆佃《埤雅》、罗原《尔雅翼》、郑樵《昆虫草木略》等以诠释动植物名物为主旨的著作中对动植物种类形态和生态也都有不少翔实的记①
唐慎微：《证类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版，第239 页。
　　① 见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1040
页。② 潘法连：《桐谱选译》，农业出版社1983 年版。
　　③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69 页。
　　①② 分别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86、371
　　第三节遗传与变异两宋时期由于果木、花卉、观赏动植物等园艺业的发展，人们积累了更加丰富的遗传变异知识。
　　这一时期关于生物变异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蔡襄在《荔枝谱》中列举出荔枝品种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他说：“荔枝以甘为味，虽百千树莫有同者”，同一品种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刘蒙在《菊谱》中曾描述了菊花有35
个品种。关于菊花的变异，他说：“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若种园蔬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为大也，苦可变为甘也。”沈括曾说“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③这些不仅反映出对生物变异的普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生物的变异与生物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利用能够遗传的显著变异，主动地去培育新品种。例如，北宋中期洛阳出现一种“潜溪绯”牡丹。它原出“潜溪寺”，“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①。这显然是一种突变。他如“御黄袍”、“洗妆红”等牡丹，也都是由突变产生而由人工加意培育出来的。不仅如此，当时的种花人还对用突变加选择去培育新品种的宝贵经验作出了总结。例如，刘蒙《菊谱》中写道：“尝闻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异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这反映出通过连年选择变异植株可以创造出新类型的朴素进化观，也完全符合关于遗传、个体变异和人工选择是生物及品种类群不断丰富的基础这一现代遗传学的重要理论。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还提到：“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重瓣）、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指出了重瓣和多瓣花都是从单瓣花逐步演化而来的。陆游《天彭牡丹记》、刘蒙《菊谱》等专谱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叙《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中提到：“间金，千叶红花也，微带紫而类金系腰。开，头可八九寸。叶，间有黄蕊，故以间金目之。其花盖黄蕊之所变也。”这里说的是一种叫“间金”的多瓣牡丹，开的红花稍带紫色，很像另一个品种“金系腰”，但在数层花瓣中夹杂着黄色雄蕊，所以称“间金”。它的花瓣是由黄色雄蕊变成的，从而科学地解释了花瓣增多的原因。这是世界生物学史上最早发现雄蕊可以变成花瓣的文献记载②。第四节对大型真菌与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在显微镜问世以前，“菌”的概念主要是指那些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
　　寇宗奭《本草衍义》中记载：“茯苓乃樵砍讫多年松根之气所生，此盖根之③
《梦溪笔谈校证》卷26。
　　①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② 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 卷第3
期，1982年。
　　气味，噎郁未绝，故为是物”，“松既樵矣，而根尚能生物乎？答曰：如马勃菌、五芝、木耳、石耳之类，皆生于枯木、石、粪土之上，精英未沦，安得不为物乎”。①虽然当时还难以了解菌类的繁殖体（孢子），但这里明确指出茯苓是松根上腐生的大型真菌，并把多种菌类的腐生习性作了科学的概括，这种对菌类生物学特性的精辟论述是难能可贵的。苏颂《图经本草》进一步指出“茯苓出大松下，附根而生，无苗、叶、花，实作块如拳，在土底”②。这不仅说明茯苓是附生植物，具有生长在松树下面的习性，还描述了它是由堆积成团“作块”的菌丝组成的形态特点。此书还记有如何发现和采掘茯苓的方法。如说“今茶人采之法，山中古松久为人斩伐者，其枯折槎枿，枝叶不复上生者，谓之茯苓”③，即在砍伐多年且不再萌发枝叶的老松树的枯折根株上，可能有茯苓。遇有这种松树“即于四面丈余地内，以铁头锥刺地，如有茯苓，则锥固不可拔。”④茯苓的利用也是历史悠久的。《图经本草》记载，把茯苓制成末，浸在酒和蜂蜜中，封之，“无泄气”，冬五十日，夏二十五日，就成了“其味极甘美”的茯苓酥，再制成手掌大的饼，即可食用。茯苓是富有营养的食用菌，近年来，人们发现，从茯苓中提取的多糖，对某些癌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①。此外，《图经本草》对猪苓、菰草、冬虫夏草等，都有精彩的记述。
　　陈仁玉于淳祐五年（1245）写成的《菌谱》是中国最早的菌类专著。书中主要记载产于浙江的松蕈、竹簟、鹅膏等11
种大型真菌，并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真菌的形态、生长习性、生态等以及它们的可食用性。有的大型真菌还可资以鉴其种属②。此外，《菌谱》还记有误食毒菌的中毒症状及治疗方法。如说“鹅膏蕈生高山中，状类鹅子，久而散开。味殊甘滑，不减稠膏。然与杜蕈相混。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气所成，食之杀人”，“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杂白矾，勺新水并咽之，无不立愈”。
　　这一时期，特别是通过农业生产实践也积累了不少微生物学知识。如陈旉《农书》中较详细叙述了用粃糠、断槁落叶和由它们烧成的灰，并与麻子饼一起沤制肥料的方法。陈旉在记述这一沤制过程时写道：“如作曲样，候其发热，生鼠毛”③。表明当时已意识到肥料的沤制和用谷物酿酒有共同特点，并描述了霉菌菌丝生长的情况。实际上这都是微生物的发酵作用④。陈旉《农书》还提到：撒石灰泥中，“以去虫螟之害”⑤，即是用石灰消毒种子的方法。两宋时期的生物学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者外，如对白蜡虫、紫胶虫与五倍子蚜的研究、饲养和利用，杜绾《云林石谱》对鱼化石的记载，沈括、朱熹对螺蚌化石堆积的论述，吴简、杨介、宋慈对人体解剖的认识，等等，也都获得不少重要发现和杰出成就。此外，关于辽朝、金朝等统治地区一些①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 页。
　　②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 页。
　　③ 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 页。
　　④ 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 页。
　　① 赵根楠：《茯苓古今谈》，《植物》1980 年第5 期，第16 页。
　　② 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59
页。③ 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年版，第45、56、27、31
页。④ 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61 页。
　　⑤ 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年版，第45、56、27、31
页。动植物如海东青、牛鱼、跳兔、回鹘豆、西瓜、旱金花、铁脚草等的记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生物学的内容。
　　第九十四章医药学第一节人体解剖的新进步关于请医学家、画工剖视绘制死刑犯人脏腑的人体解剖研究，在宋代最有影响的是《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存真图》等的绘制。叶梦得的《岩下放言》、赵与时的《宾退录》、范慎的《东斋纪事》、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对《欧希范五脏图》的绘制始末与内容均有记述。据《岩下放言》记载：“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历间（）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希范本书生，桀黠有智数，..乃与其党蒙干啸聚数千人，声摇湖南。朝廷遣杨畋讨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为招降之说，与之通好。希范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从之。与干挟其首领数十人，偕至。杞大为燕犒，醉之以酒，己乃执于座上。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①中国著名解剖学家詹宝璋指出：“其所观察所记载，虽未尽正确，然比较已颇精密，实九百年前一段最好的解剖记录也。”②其次是杨介的《存真图》。据考“崇宁间（）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今较以古书，无少异者”①。该书虽佚，但其图式多为元、明医学家著作所引用。宋代进行人体解剖还有若干记录，如：军医张济善于针灸，“凡视一百七十人”，还称言其用以观察针灸治疗疾病效果者。凡此种种，虽皆行解剖于刑犯、饥疫者，但其动机则无不涉于医学的研究。
　　第二节官修本草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80 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1800 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030
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20
卷，收药983
种。嘉祐二年（10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
卷，增加药物99 种，共收药物1082 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0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收药图933
幅，是我国有部分尚存最早的图文并茂的版刻药物图谱。
　　① 陶宗仪：《说郛》卷29 引《岩下放言》。
　　②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①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
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476
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1558种，凡32 卷，另收古今单验方3000 余首，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发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1116）、《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0）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第三节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腐败，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
　　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100
卷，分1670
门，收载医疗处方16834首。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0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10
卷，收医方788
首，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10
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200
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第四节创设校正医书局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发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发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
　　天圣四年至七年（），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0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0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①《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
　　第五节临床医学的进展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10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1090），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①
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论文，1988 年8
月，美国圣迭戈。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1237）24
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成的著作，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
　　第六节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发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人体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自杀、他杀之鉴别，自杀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600
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
　　题记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建立于1206
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分散的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1271
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元顺帝于1368
年退出中原。此后，元廷迁往漠北，继续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着它在全国性统治地位的终结，而逐渐成为明代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这将在本书第九卷加以论述。
　　本卷的主编是陈得芝同志。得芝同志， 1933 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60
年同校研究生毕业。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并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与丁国范同志合写），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编综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十三章；丙编典志的第七章；丁编传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十五章的第一、三节。
　　1984 年4 月23 日至28 日，
元史卷编写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
　　黄时鉴同志，1935 年出生于上海，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8 年至1979 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79
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古代中西关系史。他主持编印《元代史料丛刊》，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代表性论著有《&大元通制&考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和《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并审定了丙编的稿件。
　　邱树森同志，1937 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59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3
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蒙元史研究，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元朝史》（合著）、《妥欢贴睦尔传》、《元朝史话》、《回族文化志》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新编中国通史》、《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史学家辞典》等。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十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二、三、四节，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二、三节。
　　丁国范同志，1932 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55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
年同校研究生毕业。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释兀剌赤》、《关于元代的里甲制度》、《镇海族源辨》、《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等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第四章（与陈得芝同志合写）；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一、三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
　　姚大力同志，1949 年出生于上海。1981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6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1993
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专长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参加过《元朝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代表性论著有《元代科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论元代刑法体系的形成》、《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等多篇论文，有译著三种（合作）。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三章的第五、六节；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二、六节，第二十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的同志还有：刘迎胜同志，1947 年出生于河南获嘉县。1981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他曾于1987年至1988
年获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1993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研究。曾三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考察。研究领域包括蒙元史、西域史、中亚诸国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主要著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并曾参加《元朝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项目的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至四节；传记部分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十一章第三节。
　　高荣盛同志，1946 年12 月出生于江苏金坛市。1970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
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元代海运刍议》、《郑和航海图三议》、《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三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志合撰），第五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章第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二、三节。
　　叶新民同志，1938 年出生于吉林榆树县。1964
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今蒙古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元大都研究》、《简明古代蒙古史》（合著）等书，发表蒙元史论文二十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章。
　　史卫民同志，1952 年出生于北京。1982 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
年获中央民族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 年11 月至1991 年12
月，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著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军事史》、《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上都》（合著）、《元代政治制度史》（合作）等书，并发表有关论文三十余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九章。
　　桂栖鹏同志，1957 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82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
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系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专长元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发表有《萨都剌卒年考——兼谈&
雁门集序&为伪作》、《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关于标点本&
曾巩集&的一则辑佚》、《元代江南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第一节。
　　张云同志，1960 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1983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 年获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职于中国藏学中心。专长藏族史、西北民族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第二节。
　　王颋同志，1952 年9 月生于上海。1982 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9
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元代书院考略》、《元湖广行省驿站考》、《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辽史地理志资料探源》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节（与胡多佳同志合写）、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胡多佳同志，1950 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1985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发表有《早期蒙宋关系》等学术论文，参与编著《中外社会科技大事纵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一、二、四节。
　　尚衍斌同志，1958 年出生于山东鄄城县。1982 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 1987
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任新疆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元史。著有《古代西域服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发表《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高昌偰氏与中朝交往》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序说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三节。
　　沈仁国同志，1963 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1987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江苏教育学院讲师，主要论著有《元代的俸禄制度》、《中国古代史简编》（合著）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四节。
　　郑忠同志，1968 年出生河北唐山。1990
年毕业于徐州师院历史系，1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六节（与姚大力同志合撰），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五节（与王颋同志合作）。
　　郭英德同志，1954 年生于福建晋江。198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明清传奇综录》等著作。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九章。
　　蒙元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本书科技小组撰写的稿件，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同志总其成。他并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制盐业、印刷业、造船与航海等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节；传记部分第十七章第一节。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纺织业（与高荣盛同志合撰）、矿冶业、机械、建筑、兵器等部分。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陶瓷业部分。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水利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石油天然气部分。
　　薄树人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节。
　　赵翰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
　　廖果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书成后，尚有目录编制、章节调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刘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序说编对各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概况，叙述甚为详审。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排，是一个大问题。在本书各卷中已按照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处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办法处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时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书通例，应分别为之立传。但本卷并未这样做，而是把比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综述中，这既可加强综述的纲领性地位，又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以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为避免重复，此二人不另立专传。
　　如果说本卷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鸿庵同志创建的。鸿庵去世后，陈得芝同志继续负责，一直贯彻朴实治学的学风，在国内外学人中享有盛誉。我与鸿庵同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本书倡议时，鸿庵曾参与筹划。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最后，感谢蔡美彪同志、刘乃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白寿彝于北京1995 年7 月24 日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第一章汉文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10
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①，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②，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16
人，仅用了188 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 卷，志53 卷，表6 卷，传63 卷，共159
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
人继续纂修，经过143 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 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
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 卷，共计53 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10
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 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①。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
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
卷志和8 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①
见李善长《进&元史&表》。
　　②
《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① 《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
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①。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②。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1935
年，商务印书馆以99
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1976 年4
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① 《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② 《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60
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1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①。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1
门、467 目、2391 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①，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1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①，读①
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① 见《元史论丛》第1
辑，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① 两书分别于1931 年、1934 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1958
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1972
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
年和1972 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
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②。全书88
卷，凡2539 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
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
年影印本，凡6 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
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1986 年3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 卷，目录12 卷，公牍1 卷，纂修通议1
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10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
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6 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②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①，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②，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③。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6
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
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4 年5
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15
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47
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 卷都是蒙① 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②
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③ 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传前32
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1962
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0
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
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
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另一种是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①。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1989年10
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①
参见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1983 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①。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1626）前后”②。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15
卷、14 卷、不分卷等。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12 卷本，收入《适园丛书》中。1982 年9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14
卷）。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出版说明》云：“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① 《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 年12 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
　　第二节行记《西游录》本书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本卷下册别有传。1218
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次年春，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往返西域凡7
年之久。据《西游录·自序》说，他于戊子（1228）驰传到燕京，很多人问他西域的情况，因著此书，以省应对之烦。本书未有“戊子清明日”题记一行，可见书成于1228
年。《自序》写于己丑（1229），为书成后翌年刊印时所作。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记自北京出发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第二部分是专门抨击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著名学者向达在校注本书时，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说：“记地理和反道教的两部分都很重要。”他又指出，《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书，“都是十三世纪记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书。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葱岭以西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游历其地归而以汉文记载游踪的，绝无其人、其书。《宋史·高昌传》只凭王延德所记，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诸传不过得之传闻而已。到了十三世纪《西游录》、《西游记》二书，始首先对于上述诸地目识亲览所得，著成文字，公诸于世。”他还说：“二书也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以及阿姆河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向达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价值未及作评价。今就其内容看来，反映当时释、道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斗争之激烈，跃然纸上，也可见当时释门中多方诋毁道家的一斑。《西游录》刊行以后，最早收录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①，但仅节录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1926
年，日人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旧钞本足本，1927
年神田据以排印出版，后《六经堪丛书》曾据之重印，是为过去通常使用的足本。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虽注释偶有疏忽之处，但仍不失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北使记》金乌古孙仲端撰，刘祁记。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传。
　　本书记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间沿途的所见所闻，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状况等均有记载，可供了解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①
见《知不足斋丛书》。
　　情况作参考。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四种曾收有此书，对书中磨里奚等几个部族名作了注解，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此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及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祁《归潜志》点校本，亦收有本书。《长春真人西游记》共2
卷，为金元之际李志常撰。志常（）字浩然，号真常子，又号通玄大师，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邱处机（，号长春子）的弟子，后掌全真道门（）。己卯（121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持诏至莱州（今山东掖县），敦请邱处机赴西域“问道”。次年正月，邱处机率门徒尹志平、李志常等18
人启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盘桓多时。辛巳（1221）春二月，离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经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抚州（治今河北张北）、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鱼儿泺（今内蒙古达里诺尔），东北行至斡辰大王帐（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转西北行至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入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处，沿河南岸西行，又经窝里朵（当在杭爱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之宗海尔罕山）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13
公里之阿脱诺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等，复经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及其以西诸地，于同年11
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壬午（1222）三月，复经碣石（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里夏勃兹地方），过铁门。渡阿母没辇（今阿姆河）东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五月返回邪米思干。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驻地，入帐论道。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十月，离此东还。癸未（1223）六月初渡碛。宿渔阳关（当即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吴公坝），复经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下水（今内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并于甲申（1224）回到燕京；丁亥（1227）七月，病逝。
　　邱处机死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以亲随其师西游之经历，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见风俗人情等见闻，并兼及邱处机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此书过去鲜为人知，乾隆年间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道藏》中钞出，并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人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南宋赵珙撰。此书原题“朱孟珙撰”，误，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已辨正。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赵珙奉其上司贾涉之命，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全书分立国，鞑主始起，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军政、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军装器械、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共17
目，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幽燕一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1926
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是通行诸本中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黑鞑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官朝请郎，出为四川制置副使。史书载其嘉熙四年（1240）使北。淳祐三年（1243）守重庆，蜀地残破，大雅重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根柢，人德之，为立庙。卒谥忠烈。据王国维《黑鞑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别于壬辰（1232）和乙未至丙申（）年间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将自己的使蒙见闻写成书稿，徐霆随使归宋，亦将其见闻记录编撰成稿。后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参考，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记载作为“疏”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本书。书中顶格书写者为彭大雅原书，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本书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介绍了蒙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游牧围猎、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法和占筮、差发赋税、贸易贩贾、官制和习惯法、军事装备、行军扎营，布阵破敌、作战方法、军马将帅以及所属各投下状况等等。全书共分“其主”、“其子”等48
条。所记内容为作者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的记录，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1925年为本书作跋，指出“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本书通行诸本中以1925
年王国维笺证本为佳，见《王国维遗书》。
　　《纪行》、《西使记》《纪行》1
卷，张德辉撰。张德辉，《元史》卷一六三有传。他是金朝御史台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充当经历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载其事迹。1247
年，忽必烈在漠北潜邸召他北上询问当世事。德辉从中原北上，途经驴驹河（今克鲁沦河）、浑独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达于忽必烈驻地。本书是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及沿途所见所闻，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土人情，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地理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原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玉堂嘉话》卷之八，常见的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使记》1
卷，刘郁撰。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亚大片土地。蒙哥九年（1259）正月，常德（字仁卿）奉命驰驿西觐旭烈兀，他从和林出发，途经昏木辇（今蒙古与新疆交界处布尔根河）、龙骨河（今新疆乌沦古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忽章河（今锡尔河）、撒麻耳干、阿姆河等地，到达旭烈兀驻营地，往返共14
个月。归国后口述其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而成此书。书后有“中统四年（1263）三月，浑源刘郁记”。
　　常德的西使比起耶律楚材和邱处机来，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间，经过蒙古的几次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中亚的面貌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本书的有关叙述，为人们了解十三世纪中期中亚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书对旭烈兀西征的经过以及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正可补其他汉文史籍之所缺。
　　本书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话》卷之二。后被收入《古今说海》等多种丛书之中。王国维为本书作过校录，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古行记校录》。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1
卷，周达观撰。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决定遣使者赴真腊，命周达观从行。次年二月离明州（今宁波），二十日自温州开船，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行，于是年秋七月始达；大德元年（1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回到四明，往返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该国居住约一年。他返国后，据其亲身见闻写成此书。
　　真腊即今柬埔寨。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为其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吴哥时代。本书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柬埔寨十三世纪末叶多方面的事物，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40
则。前有总叙。书中城郭等则记载了国都中许多伟大的建筑和雕刻，此外，本书还广泛记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生活状况、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情况，是现存的关于柬埔寨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唯一记载。夏鼐先生在本书《校注者序言》中指出，“连柬埔寨本国的文献中，也没有像这样一部详述他们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书籍，所以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对它极其重视。”元廷元贞遣使真腊一事，《元史》不载，赖此书存其梗概；又《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此书可补其缺。本书对研究十三世纪元廷与真腊的通商等友好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版本甚多，元末所刻陶宗仪《说郛》收有此书，盖为本书最早的刊本。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以影印明刻《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对勘各本，并采中外各家之长，加抒己见，进行注释，是目前最好而又便于阅读的本子。
　　《岛夷志略》1
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本书共分100 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旧记而成者外，其余99
条皆记作者亲身游览，耳目所亲见之事，每条大抵记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涉及的国名和地名达二百二十余个，其中有不少是首次见诸我国著录。本书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此书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其价值更超过了宋明诸作，因作者所记皆为亲历而非凭耳闻，所以，本书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十四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从近人沈曾植开始，为此书作校注、翻释、考释者颇不乏人。此书及《清源续志》的元刻本均佚。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并考其未备，为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1
卷，徐明善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徐明善等为副使，同使安南。本书即记此次出使事。
　　本书有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本，宛委山堂《说郛》本题作《天南行记》。
　　《北巡私记》刘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名其书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及腐朽劣迹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柯劭忞于光绪戊申（1908）得此书时，称之为“希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自诧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无道理。本书有《云窗丛刻》本。
　　第三节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平宋录》1
卷，刘敏中撰。刘敏中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诸朝，《元史》有传。平生著述除本书外，尚有《中庵集》25 卷，其中11
卷是碑铭、墓志、行状，有关元前期的资料十分丰富①。
　　本书专记元朝征服南宋经过。常见有《守山阁丛书》本。
　　《庚申外史》权衡编。权衡，字以制，号葛溪，元末明初江西吉安人。
　　元顺帝至正年间曾隐居于河南漳德府一带28
年。不应元聘，著书甚多。本书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一朝历史，因元顺帝生于庚申年（延祐七年，1320），称庚申帝，故书用此名。本书上起元统元年（1333），下迄至正二十八年（1368），全书用编年体写成。所纪史实，多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无，叙事生动、具体；由于作者在整个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都在河南一带，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多耳闻目睹，故本书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以及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在地名人名及事件年月上，由于作者根据一时传闻记录，无文书可以检寻，故不免有所抵牾，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此书《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学津讨原》、《海山仙馆丛书》、《豫章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均曾收入，各本文字互有异同。1991
年，中州出版社出版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氏实录》1
卷，明杨学可撰。学可名敏，字学可，以字行，人号清风先生，四川新都人。曾拜元儒杜圭为师，博通经史。当其学成之时，适逢元末兵起，乃避居云南昆明，讲论六经。后复归西蜀，其时适当明玉珍强盛之时，明玉珍授他国子助教，他坚辞不受。入明以后，赴京诉老疾，辞归西蜀，继续从事教书工作。明刘惟德为之撰《清风先生传》①。
　　本书记元末农民起义四川首领明玉珍及其子事迹始末，较之《明太祖实录》中的《明玉珍传》，次序大体相同而内容更详细，就具体史实而论则互有异同，兹举二例：其一，关于明三其人，《明氏实录》称明三原姓万名胜，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称帝后复其姓名为万胜，拜为司马。但《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玉珍传》及张廷玉《明史·明玉珍传》均将万胜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实录》校补中已指出后两书的这一错误，①
见《北京图书馆馆藏古籍珍本丛刊》。
　　① 见张奉书等：《新都县志》卷十一《艺文》。
　　并说“明三为是”。其二，关于明玉珍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明氏实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亦互有异同，相同的是两书均称明玉珍曾“去释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在去释老二教的同时一并去弥勒堂，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说他是“去释老而专奉弥勒法”，这一问题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弥勒法的态度，又涉及他与元末南方红巾军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书确有其重要价值，它既足与正史相互参考，又可订正如《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价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错误。此外，本书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时以方孝孺为总裁而编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实录》①。若如此，则本书更值得人们重视。加之作者为四川人，对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较深刻。这些均说明本书的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原无注，清徐松据《明太祖实录》等为之校补，节省了后人翻检之劳，且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收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五集。此外尚有《学海类编》本等。1983
年，四川重庆发现明玉珍《玄宫之碑》，为研究明玉珍事迹及整理本书提供了新的资料。
　　《保越录》、《高丽史》《保越录》1
卷，徐勉之撰。本书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与张士诚两部争夺绍兴事。是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绍兴，张士诚将吕珍据守，三月不下，胡大海退去。当时张士诚已降元，本书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场，褒张贬朱。但对战争经过，叙述颇详，可补史文之缺。
　　本书常见有《学海类编》本。
　　《高丽史》139
卷，朝鲜李朝郑麟趾撰。作者奉王命修撰此书，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全书用汉文写成，体例悉仿中国正史。全书计分世家46
卷，志39 卷，表2 卷，传50 卷，目录2 卷，记载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高丽王氏王朝起自918 年，迄于1392
年，大体与我国辽宋金元时期相当。凡32 主，其中熙宗至恭愍王凡11
主在位期间（）约当成吉思汗兴起至元朝灭亡。本书为了解高丽与蒙古、元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且对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的活动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有日本明治四十一年缩印三册本。1957 年朝鲜平壤影印三册本。
　　①
参见丁国范：《杨学可及其&明氏实录&》，《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
辑，1983 年。第四节笔记小说《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齐东野语》20
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祐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
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癸辛杂识》6
卷，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时所写的另一部笔记。主要记载宋元之际的琐事杂言，这是区别于《齐东野语》的地方。书中所记如“襄阳始末”、“佛莲家资”、“方回”（降元宋臣）等条，史料价值甚高。本书以中华书局1988
年1 月吴企明点校本最为方便。
　　《归潜志》14
卷，刘祁撰。作者为金末元初人。书名“归潜”，乃作者未仕元时，自署其居。本书一至六卷为金末诸人小传；七至十卷杂记轶事；卷十一记金哀宗亡国始末，保存了大蒙古国窝阔台汗攻灭金朝的宝贵史料。后元修《金史》，多采此书。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
年崔文印点校本最为方便。此外尚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山居新语》本书4 卷，一作《山居新话》，杨瑀（）撰。
　　作者字元诚，号山居，晚年自号竹西居士。其五世祖自婺迁杭，遂为杭人。文宗天历间至京师，历仕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后至元六年（1340）参预逐权臣伯颜之谋，以功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继升同佥院事。至正十五年（1355）起为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总管。十七年以浙东宣慰使致仕。二十一年七月卒。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有其神道碑。本书是作者致仕退隐杭州时所作，书中有不少关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元末史事颇为有用。常见有《武林往哲遗著》本。
　　《庶斋老学丛谈》、《静斋至正直记》、《遂昌山樵杂录》、《农田余话》《庶斋老学丛谈》3
卷，盛如梓撰。此书辨论经史，亦间及朝野轶事。
　　盖作者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记俱有根据。如刘好礼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期间，曾亲见北边昼长夜短之现象，即载于此书，常为研究北边历史地理者所引用。本书通常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静斋至正直记》4
卷，一称《静斋类稿》，别名《静斋直记》，通称《至正直记》。前人以为此书系元孔齐著。其实本书作者应为元孔克齐①。克齐字肃夫，号行素，一号静斋，孔子55
世孙，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召为国史编修，元末避兵居鄞之东湖，记其见闻，备得人情物态之详，对了解当时情况颇有参考价值。从所记内容可以得知，是书之成书年代当不会早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书中关于文人逸事的记载，甚为精彩，如《松雪遗事》条即为一例。常见有《粤雅堂丛书》本、1972
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清抄本。
　　《遂昌山樵杂录》郑元佑（）撰。作者生于元中叶，上及见宋诸遗老，下及见泰不华、倪瓒（云林）等人。是书记述以宋代轶闻较多，有《学海类编》、《稗海》、《读画斋丛书》本。
　　《农田余话》2
卷，长谷真逸撰。作者本名张翼，一称长谷真逸，吴人①。是书多记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及张士诚割据东南等史事，常为研究元末农民战争的学者所引用。通行有《宝颜堂秘笈》本。
　　《乐郊私语》、《草木子》、《辍耕录》《乐郊私语》1
卷，姚桐寿撰。本书系作者自桐江移居海盐后之作品，书成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所记多平日耳闻目睹之事，全系条文式，各条互不联系。书中对杨完者苗军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及张士诚在嘉兴的活动记载较详，对研究元末江南农民起义有参考价值，其自称以“乐郊”名书之故为“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乐郊也”。通行有《学海类编》本。
　　《草木子》4 卷，叶子奇撰。作者为元末明初文人。其书凡8
篇，自天文、地理、物象等皆一一辨析，其记元代故事，亦颇详核。研究元末农民战争者常引此书。通行有中华书局1959 年断句本。
　　《辍耕录》一名《南村辍耕录》，30
卷。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浙江黄岩人，生卒年月不详①。元末兵起，宗仪避乱松江华亭之泗泾，诸生买地结庐，命其宅曰“南村草堂”，由杜待制为之书额②。遂居以老。晚年闭门著书，作品甚多，世传除本书外，尚有《说郛》100
卷，《书史会要》9 卷，《四书备遗》2 卷等。时人孙作（大雅）《沧螺集》中①
丁国范：《&静斋至正直记&三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辑，1987 年。① 《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小说类》。
　　① 陶宗仪的生卒年月，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及《明史·文苑传》等均未述及。1924
年，《通报》刊载法人伯希和《说郛考》一文，推测陶氏生年“或在1320 年前后”；1938
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九册刊登渡边幸三《说郛考》一文，主陶氏为元至元元年前后生；1963 年6 月《大陆杂志》第26
卷第11 期发表昌彼得《陶宗仪生年考》，考定陶氏生于延祐三年（1316）。②
见（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第宅》。
　　有其传。
　　本书是作者避兵松江华亭期间，于耕作之余的随手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抄录整理，分类汇编而成。此书内容庞杂，“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录之”③。由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的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等状况，更是亲身见闻，再加之本书取材广泛，从而使本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辍耕录》相当大的一部分条目，系抄自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著作，但这些被抄录的著作有些现已不存，它们的部分内容反而赖本书得以保存。如卷二一“宫阙制度”条，原当出自《经世大典》，但原书今已不存，仅见于此。又如卷一“氏族”等条，对元史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可与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部分相互参考，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还有部分条目，如卷二七《旗联》、《扶箕诗》、卷二八《刑赏失宜》、卷二九《纪隆平》等，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有重要史料价值，一再为学者们所引用。此外，卷二四《黄道婆》等条，为了解元代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卷一九《射字法》等条目，则为研究元代松江方言提供了参考资料。总之，《辍耕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及明刻本多种。1959 年中华书局据武进陶氏影元刻本为底本，断句重印，读者称便。
　　③ 分别参见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叙》；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
　　第五节政书《宪台通纪》官修，编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本书系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记载世祖至元五年到顺帝至元二年的御史台建官定制、司属沿革、员额损益及有关诏敕等。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原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八中。
　　《宪台通纪续编》，官修，本书亦为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收编后至元二年到至正十三年的典制掌故等文书。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另一重要史料。原书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九中。
　　《南台备要》刘孟琛等撰。刘孟琛至正初为南台令史。本书是南御史台的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划镇压农民起义的档案资料，原书已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一○至二六一一中。
　　《秘书监志》11
卷，王士点、商企翁编。士点字继志，东平人。至顺元年起历任通事舍人、翰林修撰、秘书监管勾等职。企翁字继伯，济阴人。国子监贡士，至正元年由翰林典籍迁秘书监著作佐郎。两人于至正二年合撰此书。本书记述秘书监及其所属各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吏、工匠的题名、待遇，天文阴阳人员的考试程式等。对编纂《大元一统志》的经过，本书亦有详细记载。此外，书中还登录了北司天台译写域外天文资料的名称。故本书对研究元代科学文化有很高价值，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本书有《广仓学窘丛书》本。1992
年6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荣盛点校本，为本书最新而又方便的本子。
　　第六节地方志研究元代历史，地方志中的有关史料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这类史料，在元代纂修的方志中固然较多地存在，在明，清两代编纂的方志中，也时有发现；它们的涉及面很广，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物产状况、经济生活、赋役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组织、阶级斗争、名胜古迹、人物传记、艺文图籍等，无不与之有关。虽然就每一种具体的方志而言，其涉及面不可能如此广泛，它们之间的价值也各有差别，但就总体而言，则确是如此。其中有些史料既不见于明初官修的《元史》，甚至也不见于元人的文集。如果说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当年曾主要依据元人文集的有关史料而撰成其名著《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则可以预料在今后的年代里，将有人依据方志中有关元代的史料，写出别开生面的论著。当前的关键是：我国现存方志卷帙浩繁，这一宝库中的有关史料尚有待人们认真去发掘。这里只能将现存的元代方志分别介绍于下。
　　《大元大一统志》官修。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令“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具体由秘书监负责此项工作。秘书监于至元二十三年试图根据“汉儿田地里”原有的文字图册450
册，加上“回回图册”，将其合成“一个图子”。至元二十四年，又得到了湖南秀才虞应龙编成的《统同志》稿本，其数量颇为可观，达两驿船之多，再加上在其他各地采集到的图志，进行综合添改，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完成了此书的大部，“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凡483
卷。但边远地区的有关资料这次并未收齐，因而这些地区的图志也未编出。成宗即位后，遵其祖父忽必烈的遗愿，继续这项编纂工作。在他即位不久，云南、辽阳等边远地区陆续“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陆改不同去处”，乃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大学士秘书监岳铉主其事，于大德二年（1298）二月编成云南等处图志通计58
册。次年，又编成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共计8 册。大德四、五两年，又对原已编就的787
卷《大一统志》进行仔细校勘并添改沿革，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力抄清。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最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600
册，1300 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中并有“彩画地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