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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的解体》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
& 西方关于苏联解体的主流观点有两种:一是，苏联经济体制在长时期的运行中被证明是不可行的。80年代经济内在的矛盾导致经济崩溃，别无选择，只有建立资本主义；二是，在政治上，一旦戈尔巴乔夫实行言论自由、自由选举，苏联人民就利用新获得的权利，废除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 这种主流观点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大国作了长时间的尝试后，失败了。
& 关于苏联经济崩溃的原因说。据西方估计，年，苏联年均增长5.8%，这在当时是非常快的速度。1950年，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直到1975年，一直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这期间苏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同期，东欧也比西欧快。& 1975年后，比以前差一些了，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这时的消费水平比生产增长还快，不能叫做经济崩溃。从1990年开始就出现了经济绝对下降，地方上叶利钦不向中央纳税。苏联解体后，经济才崩溃。
& 再看西方的第二个主流观点，即政治上的原因。苏联曾搞过许多民意测验，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 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也是赞成保留的。
& 我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其它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
& 戈尔巴乔夫上台，他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使其民主化。原苏共中央的权力下放了，开始了关系到苏联未来方向的政治斗争。大致上有三种立场：继续改革，使社会民主化；回到改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第三种立场的出现，出乎戈尔巴乔夫的意料，谁也没有意料到党的精英集团的变化。
& 叶利钦是第三种立场的代表，成为亲资本主义的领袖和俄罗斯联邦的总统，这种亲资本主义的力量主要在俄罗斯共和国。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 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资本主义。
& 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但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处于被动地位。
& 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 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拥有真正的主权，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
& 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在一个时期内，权力掌握在上层，以巩固革命。但这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问题：习惯于行使权力的党转变成民主的党是困难的。& 但只要老一代革命者掌权，还不存在问题。当老一代过世，新一代上台时，这就成为问题了。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旧社会受压迫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因此，其本身就有转向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改变权力关系，可避免向资本主义过渡。不必产生自己的掘墓人。
& 社会主义也可以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产生，不必经过严酷的斗争。那里的社会主义可以从一开始就采取人民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方式，上层精英不容易形成。（完）
& 非常不错的分析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内部剖析。由于苏共长期的集权统治，公民社会受到的打压，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资源，拥有无法受到制衡的、左右政策的实力，足以在任何经济或政治体制转变时保障自身利益并牺牲民众的利益，甚至，也许苏共的垮台能让他们更方便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于是，自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 而中国学者对“原因”的思维方式是：苏联的体制没有问题，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西方“和平演变”等偶然、外部性的因素；或者苏联解体的主因确实是内部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但只代表一种错误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解体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 这种观点，更多地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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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解体，你知道的每件事情都是错的
作者=leon·Aron　　来源=译言网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年代相比，从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该在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宫之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预感“大量变革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想被物质化，成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当”。　　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人等。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1987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像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由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联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通。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经济观察报书评　　eeobook　　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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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兴亡的49种书
07:55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政治实体，已经灰飞烟灭，归入历史。但它的兴衰成败，倒是很值得探究。了解苏联，有些书不可错过。《俄国人》（上、下），赫德里克o史密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本书的作者曾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这本书是他年在苏联期间，利用新闻记者身份接触苏联各阶层人士之后所写的见闻录。书中用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风趣的文笔刻画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比如苏联特权阶级，苏联人的私生活，农村和国营农场的生活，苏联的妇女和儿童，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消费品短缺和黑市交易，苏联青年对西方文化和进口商品的倾慕，对铁腕人物的怀念，以及苏联的民族问题、新闻报道、文化、爱国主义、宗教、持不同政见者等诸方面。       读者不难从这本首版于1976年的书中看出苏联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发展到巅峰，然后开始陷入无可挽回的停滞和衰退的种种迹象。也可以这样说：这本书虽然不是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那样的政治预言，但却是一套照出“苏联病人”体内各个病灶的X光片。 《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亨利o赫坦巴赫等著，三联书店，1978年       这本书也是国内在70年代末引进翻译的苏联历史资料之一，实际上相当于一本论文集，收录了10位作者的相关著述，包括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起源，泛斯拉夫主义与大俄罗斯主义，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扩张，俄国和波兰的对抗，乌克兰与莫斯科公国的扩张，俄国入侵高加索，沙俄对中亚的征服与统治，以及19世纪末俄国在远东和近东的扩张等等。       这本书的特色在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俄国向外扩张的根本原因，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苏联时期地缘政治与对外战略、以及今日俄罗斯在乌克兰、中亚等国对外政策也有很大帮助。        东方出版社“历史档案”系列：       《让历史来审判》（上、下），罗伊o梅德韦杰夫       《斯大林周围的人》，罗伊o梅德韦杰夫       《斯大林评传》，列o托洛茨基       《我的生活》，列o托洛茨基       《布哈林政治传记》，(美)斯蒂芬o科恩       《斯大林和丘吉尔》，奥o阿o勒热舍夫斯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意)维o维达利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谢o赫鲁晓夫       《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谢o赫鲁晓夫       《克格勃与政权》，菲o博布科夫       《勃列日涅夫传》，谢o谢曼诺夫       《巨变的时代：前苏联大使杜比宁驻美札记》，尤o杜比宁       《苏联灭亡之谜》，亚o舍维亚金       东方出版社的这套“蓝皮书”大部分出版于年，少数出版于和2010年。作为国家一级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出版社，整套“历史档案”丛书的翻译质量是非常高的。这套书中，推荐从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和《斯大林周围的人》入手，前书是关于斯大林时代各种政治错误的总的反思，后者则从人的角度入手，剖析斯大林的群臣，非常生动详尽。       作者梅德韦杰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不同于偏西方的萨哈罗夫和主张回归东正教-大俄罗斯传统的索尔仁尼琴，梅德韦杰夫可以被视为“改良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人直言不讳地称他为“党内民主派”。梅德韦杰夫也是历史学家、作家、哲学家，写作功底是非常扎实的。       《斯大林评传》在60年代曾由三联书店出版过“灰皮书”版，东方出版社也曾于1998年出版，后将其归入“蓝皮书”系列再版。《我的生活》在国内曾出版过多个版本，包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这两本书有比较高的历史价值，而且托洛茨基的优点在于其文章的逻辑性很强，对苏联革命诸人物的评论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弱点是由于常年流亡国外，史料来源受限制，因此需要参照其他史料来对比阅读。       《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属于（准）当事人回忆录，史料性虽然较强，但是有中外名人自传中常见的问题，即自我美化和修饰。这在贝利亚的儿子所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更为严重。       “蓝皮书”中其他著作的史料质量也比较高，但不太适合苏联史入门者阅读。《勃列日涅夫传》的作者属于意识形态的遗老遗少，对传主的吹捧和溢美之词过多，甚至说苏军开入阿富汗后“人民以鲜花和笑脸相迎，这是不争的事实”。《克格勃与政权》的作者是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对克格勃也有不少自我吹捧、美化和掩饰。像这样的立场，读者不难自行辨别其对错。               人民出版社“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系列：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1-5），亚o雅科夫列夫       《菲利普o米罗诺夫：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丹尼洛夫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瓦o纳乌莫夫、亚o科萨科夫斯基       《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上、下），奥o埃德尔曼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了大量首次公布的苏联时期档案文件，按门类结集出版，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但因该套文献过于专业，更适合对苏联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专业爱好者和研究者。目前人民出版社引进翻译了其中的四套，其选题也很有意思。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涉及著名的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过去称为叛乱），《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则有大量顿河地区苏俄军事活动和哥萨克叛乱的档案资料，其核心人物、哥萨克将领米罗诺夫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内战的双方不止一次判处他死刑，而最后执行死刑判决的恰恰是他为其献身的那一方。参照这两本书中收录的大量原始档案史料，再结合亚历山大o雅科夫列夫主编的五卷本《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可以为联共（布）建政初期的政治理念勾画出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和框架，也可以解释这样的疑问：为何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很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一个由“工兵苏维埃”统治的国家竟然先后爆发了震惊西方的水兵起义和波及范围巨大的农民起义。                新华出版社“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列o姆列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列o姆列钦       《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亚o雅科夫列夫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尤o布拉诺夫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格o阿尔巴托夫       《我的父亲贝利亚》，谢o贝利亚       《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瓦o巴卡京       《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弗o赫鲁斯塔廖夫，(美)马克o斯坦伯格       《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罗伊o梅德韦杰夫       《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美)彼得o施魏策尔       《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美)威廉o奥多姆       《斯大林与中国》，阿o列多夫斯基       《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德)迪特o海因茨希       比起大部头的“蓝皮书”和“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系列，这套书的平均篇幅要小一些。姆列钦的《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两本书。姆列钦的另一本著作《勃列日涅夫时代》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也值得入手。       该系列其他书的史料价值较一般，比如《斯大林与中国》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大多数内容是档案文献汇编。对冷战史感兴趣的可以阅读《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以及《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       正如赫鲁晓夫的儿子为其父亲写的传记书籍一样，《我的父亲贝利亚》也存在过度美化、以及在卡廷惨案等问题上为其父亲翻案的问题，但是与《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对比阅读，也可以发现这位争议人物实际上也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最早提出了“改革”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理念。       《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解体时的美国大使小杰克o马特洛克，书中用有条理的文笔清晰地记述了苏联解体的全部过程，而且有许多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八一九政变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次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亚纳耶夫的手颤个不停。苏联的电视观众和在场记者都松了口气：俄罗斯人可以原谅领袖们的邪恶，但永远不能容忍其软弱和懦弱。记者提出的问题随即变得越来越不严肃，《独立报》记者马尔金娜问“你们是否意识到已经发动了一场政变”；《商业报》记者问“你们这样做是否和皮诺切特将军商量过”；记者亚历山大o鲍文用亲近的口气问幼年好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斯塔洛夫杜勃茨耶夫：“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马特洛克总结说，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在电视上公然被记者取笑时，他们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了。       该书可以与罗伊o梅德韦杰夫的《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和尼o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参照阅读。        《被背叛了的革命》，列夫o托洛茨基       这本书可以算是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史的最好的一本著作。三联书店1963年“灰皮书”系列曾经出版过该书，1987年南方出版社曾再版。目前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该书的PDF版本。        《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       该书是年期间担任联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的助理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鲍里斯o巴让诺夫1928年偷越过境、出逃法国之后写的回忆录，披露了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各种派别力量的消长和演变、领导人物的沉浮更迭，以及苏联对外情报及联络工作的大量内部资料，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古拉格群岛》，亚历山大o索尔仁尼琴       这本书及其作者目前在国内已经广为人知，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关于古拉格的历史，国内还翻译出版了安妮o阿普尔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这本书对古拉格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深刻地再现了苏联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在国外广受好评。        推荐和马员生的《旅苏纪事》（群众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口述的《革命与流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玛拉o穆斯塔芬的《哈尔滨档案》（中华书局2008年）参照阅读。        《倒转红轮》，金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入选国内多家好书推荐榜和排行榜。虽然副标题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但实际上内容远不止如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何怀宏的书评（《读书》2012年第11期），可对该书有更深入的了解。       《回眸苏联》、《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走出高加索》、《凯歌悲壮》       这几本书的作者闻一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多是随笔性质的短文，在轻松的文笔间回眸并不轻松的历史，文字浅显易懂，但内容举重若轻，很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       本书内容全为苏联各经济统计年鉴、报刊和书籍中搜集的表格和统计数据，按门类分为概况、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工业、农业、运输与邮电、基本建设、劳动、居民物质生活、商业、教育与文化、卫生、财政与信贷、苏联对外经济关系等十五部分，是关于苏联时期国民经济概况的专业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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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苏联,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俄国史,克格勃,布哈林,苏联解体,十月革命,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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