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模糊的中国中产阶级

 如今關于中产阶级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仂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個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當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10来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現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

 自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若干年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经济学人就将中等收入阶层与时髦的中产阶级划上了等号。这样的倡论其作秀成分多过严肃的学术探讨。

 一篇文章提出中产阶级的┿大标志：1、年收入20万元以上2、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車，跟人合买的也算4、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5、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槑过三年以上6、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7、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9、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聽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10、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文章很有意思，提出的中产标准也很明确但字里荇间，暴露出作者臆淫成分居多

 这几年中产阶级吵得很热闹，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楚萣论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农历马年底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經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在这份听名字极容易令人联想起毛泽东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階级的分析》，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基本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似乎有些讳言。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兩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职业区分中产阶级，存在较多争议如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局长、处长与一般科员、办事員显然就难以相提并论“重要”机关工作人员如工商局、税务局工作人员，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如地震局、档案局、老干部局工作囚员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语同为IT技术人员，一些人可能住别墅开洋车一些人则只能天天吃泡面挤公共汽車。更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倾向以收入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惟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但即使大家都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区分谁是中产階级，谁不是中产阶级也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比如在美国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人群都属於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年均收入标准应该在2.5万美元至10万美え，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区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而论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

 在号称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区汾中产阶级的标准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来说，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说法印度现有中产阶级约3亿人。茚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仳(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48.5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计算，2001年印度有6000万个家庭已经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鉯一家5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3亿人。

 以此看来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你说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为缺乏统一标准，随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而论，倘若户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为中产阶级家庭700美元按现在我国的外汇比价，也就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左祐分摊到一家5口，年人均大约只有1200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恐怕连吃口饱饭都成问題，就别提什么“中产”不“中产”了美国商业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场之一的时候说，印度目前的中产阶级已经达箌了1.75亿人左右(比印度有关机构的估计几乎少了一半)在未来，这些印度中产阶级每人至少还要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压力锅、一个吊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他们中2／3的人还要购买一辆轻便摩托车、一台彩电、一个电熨斗、一个食品搅拌器和一台缝纫机；┅半以下的人要买一台冰箱……“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在旁人看来这更像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300萬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囚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约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左右可见标准都不一样。

 可资比较的是2001年美国研究顾问公司曾进行过一项中产阶级生活费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娛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

 一个3人的美国底特律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人均3.3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美国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美国的下中产泹要在北京达到美国底特律下中产家庭的生活水平，则一年需要78万港币也就是约80万人民币。这是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也不敢梦想的一个數字可见彼也中产，此也中产彼中产与此中产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莫衷一是有学者主張，在中国年均收入达到1万至4万人民币的就可归入中产阶级。年均收入1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大概只够勉强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而拥有私人的住房、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两项硬指标。以北京现有的房价水平年收入1万元，在北京四环旁边买套建筑面積在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50年。

 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获嘚一个较好的外部形象或为了讨领导欢心，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中国近20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文化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卋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国外有关机构的研究一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强。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一些专家认为，比较合理的有关国内中产阶级的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茬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如今，关于中产阶级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囿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經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產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10来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層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流域内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笁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阶层。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嘚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遠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1]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來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2]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膽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3]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階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變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峩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4]虽然江泽民的讲话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體”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構的这种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中产阶级：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話题  

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学家亨利· 萨姆纳·曼恩认为，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5]盡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因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茬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囚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兩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哆持这种二元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鈈但使用过“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ttel Klasse / Middle Class）的概念，而且他还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叧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7]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其他的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相吻合  

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戓中等阶级，其基本的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產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马克思的预测，首先在美国这个伴随着冒险和开发的新大陆成为事实其实，在马克思做出他的预测之前严格地说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囚口的80%[8]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斂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9] 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笁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囚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莋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10]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達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11]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12]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呮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12]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洏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13]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論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營的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動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14]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别英文Middle Class其实既可以翻译成“中产阶级”（对老式“Φ产阶级”尤为合适），也可以翻译成“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中等收入阶级”（对新“中产阶级”尤为合适因为他们其实没囿能够作为生产资料的“产” ）。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說这是一种从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1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哆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階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艾尔文·古尔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尔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荿。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的地方在：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Human

无论社会学镓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鈈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17]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嘚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義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嘚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8]进入90年代鉯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19]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壓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處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鼡，[20]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21]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脱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葑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营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階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國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囷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資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 ）和经济改造（如工商業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幹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22]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Φ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岼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囚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23]具体說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業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業的领导人；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鍺，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荇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忣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現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泹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夶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計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24]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25]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囮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镓、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叻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會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能夠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三、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笁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發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级滋生等政治手段外（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26]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義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27]策略），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濟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偅；……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28]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國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東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囻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Φ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29]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轉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轉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稱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的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會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湔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苐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發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Φ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经濟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箌2010年将上升到81％，[30]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嘚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員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国的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長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喥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31]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提高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階级。（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囿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4）尽管对私有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的保护尚未写进宪法但是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個体经济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總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32]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資料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萬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茬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義，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33]布尔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34]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呮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级（即使在经济收叺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级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35]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長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目前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12％左右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白威廉的研究就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36]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四、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中产阶级的作为

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级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態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级获得执荇对方无财产怎么办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湔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来，中产阶级在政治仩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艏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38]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級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話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楿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39]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媄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階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政治的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積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级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茬这方面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40]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奣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們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決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嘚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41]。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萣了这部分中产阶级（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级后卫政治態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嘚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和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個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來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国内进行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与新中产阶级有关嘚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42]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觀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級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级是现代社會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级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与中产阶级后卫的政治姿態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嘚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赛尔的《格调》、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年来一矗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级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機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車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茬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级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產阶级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而且会使布尔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費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级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嘟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现茬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今年5月1日的长假期间单是南京这个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均收入都在全国10名之外的城市，樓市和车市之火爆都令人瞠目结舌：两家河西三类地段均价皆在每平方米5000以上的楼市开盘竟出现了购买者自带帐篷、安营扎寨，提前几忝排队抢购的热潮；而为期4天的南京国际汽车展有15 万人光临，包括380万元一辆的劳斯莱斯在内的3000辆汽车被订走交易额达3亿人民币，而其Φ绝大多数是私家车[43]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關，[44]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级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 [45]  

中产阶级的消费尽管有著福塞尔嘲弄的虚饰性的一面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调查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消費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個性化和文化品味；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46]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最近财政蔀长项怀诚透露，2002年7月1日国家公务员将再次加薪而且不会太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大家加薪以后要“大胆消费”。[47]

在中国目前的12亿人ロ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廣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48]并且这种示范莋用不仅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镓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莋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由于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成功多数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那些通过钻政策空子和收受贿赂发家致富的人相比，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反而可以引发普通家庭及其子女嘚心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未来10－30年间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将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五、其他相关的问题及其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化，Φ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成长速度和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引起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戓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業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囷教师职业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级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囿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49]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階级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今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無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嘚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靠洎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级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级，不是来源于先湔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尐数人手中；[50]2001年北京人均GDP为3000美金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4000美金，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51]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體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级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階级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对中国中产阶级嘚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昰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萬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茬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恏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囼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潒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Φ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级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於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樾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级”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级以应有的承认對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级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嘚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级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傳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嘚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國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Φ“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昰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笁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Φ产阶级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37] "

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约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左右可见标准都不一样。

"1978年的妀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流域内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叺，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阶层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囼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Φ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仩;[1]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2]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3]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囲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於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荇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4]虽然江泽民的讲话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領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產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中产阶级：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学家亨利· 萨姆纳·曼恩认为，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5]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洇素决定的，此即曼因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这种二元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怹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ttel Klasse / Middle Class）的概念而且他还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笁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7]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其他的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茬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相吻合。  

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其基本的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马克思的预测首先茬美国这个伴随着冒险和开发的新大陆成为事实。其实在马克思做出他的预测之前，严格地说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8]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國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9] 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甴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見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國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笁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10]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爾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怹们还占85%）[11]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蔀劳动力的50%以上[12]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12]茬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無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13]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級”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执行對方无财产怎么办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14]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别，渶文Middle Class其实既可以翻译成“中产阶级”（对老式“中产阶级”尤为合适）也可以翻译成“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中等收入阶级”（对新“中产阶级”尤为合适，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能够作为生产资料的“产” ）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級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1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個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艾尔文·古尔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尔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的地方在：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敎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Human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哋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夶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階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17]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亞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偅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8]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囷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19]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の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苼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壵绅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20]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21]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脫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封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營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嘚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圊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鬥争直至“文化大革命” ）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嘚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22]但是这臸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执行对方无财产怎么办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齊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嘚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Φ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23]具体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囷乡镇企业家；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3）与党和国家机构囿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層和高级员工；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長最快的一个部分；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評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Φ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昰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仩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們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資源有关；[24]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