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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届江苏省南通市高三第一次调研测试历史试题.doc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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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届江苏省南通市高三第一次调研测试历史试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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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2017届高三第一次调研测试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题3分，共计60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有学者评论古代某思想家说：“孔子论政，以仁为主。……承其教而发为‘仁心“仁政’之论，……以为仁、义、礼、智四德，皆由人类天赋侧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引伸发展而成。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仁心乃人类所共有。”该思想家应是
2．据东汉班固《西都赋》载：“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东西）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当代学者据考古发掘绘制了右侧汉代长安城遗址图。如上述两则材料同时被用来研究汉代城市，下列说法最为合理的是
A．文学作品能够完整反映历史信息
B．考古发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C．历史记载必须经过考古发现证实
D．考古的成果与文学作品互证历史
3．“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因是天下书籍遂广。”据此记载可知，当时
A．雕刻印刷技术才开始使用
B．官府已经掌握活字印刷技术
C．文化传播仅依靠手抄书籍
D．雕版印刷术推动了文化发展
4．《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南雄商人以货人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讼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且纳课于官。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材料主要反映了
A．朝廷保护商人正常商业活动
B．商人社会地位得到大幅提高
C．明代通过减税政策发展商业
D．政府逐渐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5．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译了《滑达尔各国律例》，并运用其条款“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权利）”来证明禁烟的合法性，从而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这说明林则徐
A．强调建立近代外交制度
B．运用西方法律维护国家利益
C．主张采用西方政治体制
D．系统实践“师夷长技以自强”
6．学者马勇在论述晚清后二十年历史时写道：“会议进行了两天，他们终于达成一致行动的谅解，同意适度向中国增兵，计划在条件适度成熟时先夺取天津，然后以天津为基地大本营，继续向北京用兵，向华北用兵，拯救被困在那里的外国人。”此后，列强发动了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中日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7．1904年，上海天足会发行了书目30多种，其中包括《张尚书（之洞）劝戒缠足章程叙》、《袁宫保（世凯）劝戒缠足示》、《劝戒缠足示谕》等。对此理解正确的是国政府颁布废止缠足法令
A．民国政府颁布废止缠足法令
B．移风易俗借助了官方的权威
C．上海率先出现社会习俗的嬗变
D．废止缠足已为社会各阶层接受
8．右图是孙中山为黄埔军校题写的训词。孙中山当时主张
A．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
B．加快北伐战争的进程
C．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D．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9．“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人地跃进敌人的深远后方去。……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扛。”这里的“战略进攻”是指
A．开展百团大战
B．进大别山
C．组织淮海战役
D．发动渡江战役
10．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下列口号能反映上述“形式”的是
A．“农业合作社，社会新气象”
B．“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C．“吃喝不要钱，日子赛神仙”
D．“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
11．《全球冷战》一书中说，“会议在亚非国家之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的同时，也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引起了严重的关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断定，第三世界国家新近获得的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意味着‘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战场正在转移”’。该会议是
A．日内瓦会议
B．万隆会议
C．第26届联合国大会
D．第一届不结盟政府首脑会议
12．下表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部分年份的出口商品结构数据。表格中数据的变化主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产物
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在继承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
文艺复兴运动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的运动.
主要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思想武器。
而启蒙运动时用理性（人的判断和思考）去反对封建统治、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的任务和革命的目的发生变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中世纪欧洲主教最大,当资本主义发展后,主教开始于国王平起平坐了。那么文艺复兴主要是反宗教神学,把人的思想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而启蒙运动主要是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明主和平等自由的开明政治。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日，共识网携手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举办了第五次线下读书会。读书会围绕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以“启蒙终结了吗？”为主题，与读者一起进行了探讨与交流。特将现场文字内容发布，以飨读者。
是启蒙开启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刘北成：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答案是不一样的，而起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止，至少有三个主题和当下的关怀有关系。
第一个主题是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之后，紧接着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而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可以说是聚讼纷纭，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太多的爱恨情仇。
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说好说坏的事件。不论是当时活跃的、参与了启蒙运动的人，还是当年一直都反对启蒙运动的人，都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
因此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
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热烈同情的人，往往对启蒙运动也是赞不绝口。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怨恨、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的人，也把根源归结到启蒙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期，大体如此。
第二个主题是极权主义。
到了20世纪前期，特别是到1930年代，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启蒙运动也有了一个新的关切，就是要在启蒙运动里寻找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
有的人比较强调启蒙和极权主义直接的联系，最有名的就是塔尔蒙，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里认为启蒙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在西方知识界相当普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讲到卢梭就是拿破仑，甚至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驱。
有人问，西方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不是也坚持所谓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吗？这些价值不是和启蒙运动相联系吗？
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知识界甚至一般民众，他们对欧洲的思想一直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他们把欧洲看作旧世界，认为自由、民主精神并不是源自启蒙，或者说并非主要来自启蒙。
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圣经》，或者说英国的其他传统。彼得·盖伊是生活在美国的，所以他挑战了这样一种怀疑甚至否定启蒙运动的大环境。
彼得·盖伊坚信启蒙和极权主义是对立的，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启蒙是现代性的前奏，是启蒙开启了现代性或者说开启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彼得·盖伊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启蒙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启蒙奠定了我们现代的基本价值，按照西方的观点是奠定了普世价值，用我们的话说是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
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卢梭的产物？
问：怎么看待启蒙运动的消极层面？它到底包含哪些因素，比如极权主义的思潮，还有理性工具化？
彭刚：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哈姆雷特毕竟还是一个优柔寡断、犹疑不定，更长于思索而不是行动的哈姆雷特，他毕竟不会是一个莽张飞。
一方面，对启蒙运动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还是对启蒙运动有一个比较相近的认识。
彼得·盖伊用过“家族相似性”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给启蒙运动开一个正面资产和负面资产的清单，负面资产的清单也可以开得很长。
更早一些，做过美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的卡尔·贝克尔，也有一本研究启蒙运动的书，叫做《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讲启蒙运动诸多的特点，他当然更多的是从批评的角度来看，有很多指责。
他认为启蒙运动以进步的观念来看待人类历史进程，觉得自身站在迄今为止历史的最高点，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努力的价值和意义，是为将来人类迈向更高阶段来做一块垫脚石。
和这个相关联，对理性的推崇，在后来就变成了对理性至上的崇拜，对科技至上的崇拜，就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这样一些说法——
“进步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步来解决，科技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科技来解决。”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唯科学论是值得反思和批评的。评价启蒙运动不容易，并不是简单的来看，比如说启蒙运动是一半白、一半黑，或说给启蒙运动三七开；
而是我们比之当年的启蒙哲人们，有了二百多年现代性所带来的欣喜或苦痛的经历，可以更有条件、更有理由在好多问题上，比那个时候有更复杂的看法。
说到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的关系，刚才北成老师也提到过，罗素在他写于二战期间的《西方哲学史》里面就说，如果说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洛克的产物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卢梭的产物，把卢梭的观念朝着极权主义方向作了解说。
这样的解说不见得是很多人能够同意的，我个人也不是完全同意，是有限的同意。不完全同意是为什么？你永远不要把后世在实际政治和历史过程当中犯下的罪孽，完全追溯到一个只在脑袋瓜里面干活的人。
不造“万神庙”，我们的面前没有神
问：着眼现实，我们是否有望找到一种特定的解释方式，来阐释一些诸如理性、自由这样的抽象概念，给它们一个定论，进而培养大众成为比较合格的社会公民？
刘北成：有人讲&#年代我们好像也有过这么一个新启蒙的阶段。不过，那时我们不太关注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谈到启蒙运动，我们最关注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概念和格言，我想在座的可能都记得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话，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言论，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造一个“万神庙”，把这些启蒙思想家当成了一些神，他们好像都是口吐莲花的菩萨，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好像对我们都有着者正义指南的意义。
盖伊的这本书有一个优点，他采取和这些哲人完全平等的立场。他在评述这些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什么问题做出反应，他们表达了什么样的具体观点。在这里面，彼得·盖伊有赞有贬，这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么来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榜样。
刚才周濂引用了康德的名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而是还需要启蒙的时代，还是正在启蒙的时代。”
这句话怎么理解，启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种启蒙，意味着少数的精英，站到了某种知识的制高点甚至道德的制高点，向民众传播一些东西，这是启蒙的一种意义。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观，把所谓的一些人看成是教育者，把广大民众看成是受教育者。
但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特别是到启蒙运动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另外一种启蒙观，就是康德的启蒙观。
康德讲，启蒙是什么？启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脱离我们自己所招致的被监护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要独立自主，在我们的面前没有神，没有那种一定需要我们去崇拜的权威。
我们怎么来实现启蒙？其实不是仅仅讲理性、平等、自由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制度
问：今天的社会也很需要启蒙，那么对当今社会的启蒙，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公正吗？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这样的启蒙？
刘北成：启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启蒙运动当时在欧洲发生，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一是半开放、半专制的状态。完全专制，不可能发生启蒙，完全开放，也就不需要启蒙。当人们呼唤启蒙的时候，这个社会大概就在开放的过程中。
第二个条件就是传播，就是媒介。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印刷术。欧洲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之后，知识文化有了更好的传播和交流手段，有了这个条件，能穿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交流。
第一代启蒙哲人培尔提出“文人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一个朋友圈。隔着大洋大海，从欧洲到美洲，能够形成一个精神的、文化的共同体，靠的是印刷。
刚才周濂讲到，我们现在的传媒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印刷术创造的是一种我写你读的单向关系，现在的互联网、自媒体创造是一种更开放的、多向的、互动的关系。比如，大家通过微信在朋友圈里互相“启蒙”。
彭刚：刚才北成老师讲到，对彼得·盖伊来说，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伏尔泰和休谟的；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还有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还有卢梭的启蒙运动等等。
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启蒙运动还是孟德斯鸠的启蒙运动。
启蒙学者中不仅有一些核心价值的倡导者，而且还发展出来了一整套如何实现这样一些核心理念的制度安排，不仅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还要讲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来确保人民的权益和政治自由，确保政治权力不被滥用。
启蒙的遗产还包括了制度智慧这么一个重要的层面。
对我们来说，也许最现实地讲，启蒙运动的什么要素最重要？那就是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建立一套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制度。
比之过去的任何时候，我们已经有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建立一套鼓励人们彼此更加以善意相待的制度，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
启蒙主义为什么不靠谱？
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曾这样表达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你在所有的科学定律前面加上三个字‘上帝说’，它们就从唯物的变成唯心的了。”这样看来，那些动辄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棒打人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大概反倒是最需要“启蒙”的了吧？
很多时候，都能看到启蒙派大声疾呼墙国人太愚昧，跟欧洲中世纪的人民一样。所以需要墙国的卢梭和伏尔泰来进行启蒙。
但是，究竟什么是启蒙呢？很重要的要素有如下几个：反传统、反宗教、反权威，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理性的迷信：似乎除了能被逻辑理性解构的事物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具备任何存在意义，都属于“反动”的旧社会丑恶，应该加以祛除。社会的基础，也必须建立在理性建构的基础之上。进步主义应运而生，温和派主张重视私产的、资本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激进派则视私产为穷苦人唯一的苦难根源，主张射秽主义的革命手段。
虽然两派各有区别，但是同样对传统与习惯不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极端热衷，都视自己为上天钦点的天使，身负大济天下、击败一切旧社会丑恶反动势力的魔鬼的神圣使命。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们的方法论可以说都很符合奥派的人类行为学定义（praxeology），那就是从简单的几条被视作公理的人类行为准则出发，来推演一切人类行为及其后果。如果很不巧，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人类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预期，他们的反应如下：
1.&武断地判定为采样误差，竭尽全力进行大量的统计工作，直到偶然间的一次统计结果符合预期，则心满意足地抛弃之前绝大多数不符合自己信念的事实证据，只公布符合心意的结果，这种行为可以是蓄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毕竟，你无法要求一个满腔赤诚的人时刻保持足够的冷静。
2.&无论怎样研究，都发现世界完全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还是会出现昧良心进行政治寻租的资本家，还是会出现对地主和资本家温情脉脉的缺乏阶级觉悟的工农子弟。这个时候，他们便觉得一定是这个社会错了，这个世界错了，这个宇宙错了！他们藉“社会正义”等名头，试图对全社会进行爱的校正（lovemonger&levellers），不惜用社会工程学的手段改造社会秩序，建造人间乌托邦：人为什么要相信宗教死后享福呢？为什么就不能合理地驾驭权力的西比拉（西方传说中能预言未来的女巫）来做好事，让大家都幸福地活着享受实实在在的、不需要什么上帝耶稣的天堂呢？
当然，并非所有的启蒙派知识分子都崇尚暴力或者某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ism），但却都非常看重自己运用理性的能力，甚至反过来认为道德需要被理性重新建构，来避免历史上出现过的悲剧。这样一来，新道德和新主义就成了行为的向导，而不是常识和人性。【作者注：“党性与人性”之辩】那些后进的社会成员，需要接受再教育，来理解进步的观点，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然，那些屡教不改怀疑进步（有时候可以加上“怀疑革命”）的反动保守势力，是需要妥善处理，防止破坏和谐有爱的社会局面——哪怕这些人试图指出的是事实，如果允许他们自由传播思想，那也会造成他们理解不了的负面社会影响的。
在这些启蒙派眼中，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不会受制于自身的性别、种族、年龄、文化、阶级和收入，不会受制于一切传统，特别是家庭价值和性别角色（cisgender），人人平等，人人都自觉地接受教育，自觉地从事自己完全自愿的劳动，整个社会不需要有任何强制【作者注：奥派认为射秽主义是制度化强制，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公有制度；社民派和不少自由主义者推崇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不需要任何的牺牲，就能够永远地被拯救，在人间的天国，借助科技的力量或者神明的恩惠【作者注：反宗教并不等价于反神明，参考自然神论】获得永生。
启蒙以来，“反动（reaction）”和“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一直是被当作邪恶的同义语。很多狂热的政治活跃分子，迫不及待地要把人民大众从宗教和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义务论观点，逐渐变成不证自明的迷信，新无神论兴起，似乎ISIS等恐怖组织的兴起，全都因为宗教之恶，特别是“皈依者狂热”。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一般宗教创立初期，或许是更多地是一种理性建构，而非传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成为传统的载体，逐渐集成从属于自发秩序社会进化的结晶。道德标准是生活方式的反映，非生物意义的的社会进化论上看，那些对社会具有毁灭作用的道德观念在社会进化中消亡，是因为持有那些道德观念的社会共同体无以为继，索多玛也许并非直接灭于神罚，而是灭在性病和近亲结婚的遗传疾病上。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观念和所有的传统都值得保留，而是说许多难以解构或者说不能解构的传统道德观念是有着实际效用的。
举例来讲，当代社会正义的追随者们，秉承从杜威到罗尔斯的进步主义传统，蔑视产权，主张平等。他们的目标首先就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要求通过政府调控，所有人的家庭出身、成长路径到最后的社会收入都必须平等。这恐怕并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情，而是神明司属；而且这也远远超过了“社会”本身，可以说是“宇宙正义”。【托马斯·索维尔：“cosmic&justice”】他们所鄙视的“冷血无情”“袖手旁观”的旧式正义，是仅仅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那种正义。这种正义，并不能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保护的是诚实劳动收入，也不能保证作奸犯科的人拿不到他们不该拿的钱，但是这种正义却能保证大多数情况下正常运作，社会整体秩序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正义的提倡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在这种并不完美的旧式正义下找出不公正的个案，加以夸大，试图让大众相信，这种旧式秩序是“落后而反动的”，“保护既得利益的”和“压迫人民大众的”，是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彻底破而后立的。可是为了实现宇宙正义，他们便要用工会组织的野蛮行为践踏私有产权和违背契约精神，制定一系列阻碍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诸如最低工资和企业税一类的法律法规，造成的后果则是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找不到他们最需要的工作，而得到大政府青睐的富人则可以冠冕堂皇的避税寻租。工会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史上一场灾难：最重要的私有产权和私人契约精神的沦丧，是造就文明陨落的悲剧的开端。保障自由的必要权威被解离，democracy向ochlocracy（暴民政治）蜕变，个人奋斗被群体装受害者取代，本来是来自演化理性的道德标准被知识分子的理性建构所取代，术语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隐藏在文明这薄薄地壳之下的革命的火山，又在蠢蠢欲动了。
雪上加霜的是，冷战结束之后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兴起，动摇了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秩序。很多左翼“姿势分子”，比如道金斯和比尔·马厄，都认为，这是中世纪的旧有野蛮传统与现代文明理念之争。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短暂的伊斯兰黄金时代之时，是不存在什么当今ISIS、基地等组织流行的“反殖民地”“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美”“排外”的意识形态的，更不存在大规模流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等非常进步主义的阴谋论的【作者注：虽然的确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但这并不是论证重点】，反而相对开放而宽容。正是上个世纪初，俄罗斯人，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匪帮政权为了统一战线之需要，对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伊斯兰民族主义者进行进步主义宣传教育的结果（阿姨曰：有了列宁主义，然后才有法西斯主义；有了法西斯主义，然后才有纳粹主义；有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经营，然后才有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才有了中国革命）。如果你真的曾经认真听过那些恐怖组织领导人的讲话，抛却个别的术语差异（比如jihad与revolution之别等），基本与西方的白左论调一般不二：反美反犹、反西方反资本主义，以及那些白人知识分子的“白人内疚感（white&guilt）”论调，特别是揪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夸大其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直接来自赤色阵营和它们的左翼同情者（useful&idiot）们。可以说，当今激进伊斯兰主义其实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和进步的解放神学。（阿姨曰：欧洲世俗自由主义者认为，恐怖分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是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只有世俗化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全。既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危险的，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想必同样危险。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恐怖分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是虚无主义者，居然敢于用相对主义解释亚伯拉罕宗教的律法。律法之所以称为律法，就因为神意秩序才是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
但毕竟，宗教的本质是“反动”的，相对来说，宗教会给人提供一种针对进步主义的有限度的免疫力。虽然伊斯兰的“解放神学”为祸不浅，但也没有到达无神论独裁者波尔布特、朱加什维利（斯达林原姓朱加什维利）和“我爷爷”的那种程度的惨绝人寰。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伊朗和北韩的革命政权的对比。前者境内，人们生活秩序虽然被部分破坏，出现“倒退”，但断然不会如北韩一般生活在完全的恐怖统治之中，想要细软跑还是有机会的。
在诸多宗教流派之中，大概基督教是对进步主义免疫力最强的一支，而且虽然来自东方，但本身业已成为开放的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连无神论者道金斯都承认“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圣经是绕不开的读物”。从无信仰者的角度，关于神的讨论放在一边，宗教许多传统其实的确是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就是慈善机构。许多反宗教甚至认为需要“信仰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有利伯维尔场（free&market）就足以建立一个美丽的Libertaria共和国，并不需要其他的机构和组织。但统计事实表明，美国的成功，绝对离不开其高比例的宗教信仰人数。利伯维尔场虽好，但是总有无法进入其中的老弱病残社会成员。在宗教热忱的感召下，教徒们无私的捐献财务、当志愿者甚至捐献血液，进行各种各样的帮助，直接造成社会繁荣和社会成员（包括捐献者自身）经济条件、心理状态和家庭生活的大幅度好转——或许你觉得虚假的幸福感并不是幸福，可是谁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的幸福感呢？欧洲人普遍承认自己缺乏宗教信仰，所以认为福利国家是必须的替代品。而福利国家无论从伦理意义上，还是后果论意义上，都是毁灭文明社会的隐患，也与当今欧洲的各种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很多时候，以逻辑解构传统的意义，进行“启蒙”，并非不可能。但问题是，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才能够通过长期的阅读和思考来理解这些复杂的和非线性的机制。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可能是没时间，可能是智力不足，可能是兴趣不大，也可能是兼而有之。但是作为被解构对象的这些社会行为模式确实是有益的，逻辑和理性固然有可能通过教育体系缓慢地让大众理解，但是恐怕这一理性而复杂的过程本身，代价就非常昂贵，反而严重依赖于这一过程试图解释的那些社会行为模式和秩序。简单来讲，就是不具备可操作性。在这一点上，“简单粗暴”而非理性的宗教，就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当年，里根总统并不是单纯用逻辑和理性打动选民，其对信仰的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从乌克兰到立陶宛，在前沦陷区内，是基督教，而不是启蒙逻辑和理性，帮助身陷无边红与黑的炼狱的人们度过难关，迎来自由的黎明。虽然年轻一代逐渐欧洲化，不少人选择放弃宗教，但是宗教的积极作用，如同其消极作用一样，是不可否认的。rrrrr退一步讲，作为无信仰的不可知论者，我不赞同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描述，但是我却赞同一些基督教的道德标准，虽然我怀疑这些标准并非客观，也并非普遍，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这些道德标准，则是最值得保守的精神力量。自由的灵魂，哪怕身处红与黑的炼狱，也是自由的。rrrrr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曾这样表达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你在所有的科学定律前面加上三个字‘上帝说’，它们就从唯物的变成唯心的了。”这样看来，那些动辄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棒打人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大概反倒是最需要“启蒙”的了吧？这些人与连字都认不好话也说不圆的赵家人【作者注：“我爷爷”的湖南口音，以及“荆江大提”的发明人，还有说出“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这话的那位】，大概本质上是相通的吧。
启蒙运动 一种理性对另一种理性的战斗…埋下祸根
人类的救赎不得要领，人间黑暗依旧，苦难依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Ŷ18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最有声势，影响广泛深刻的一次抗争。时至今日在全球许多领域仍在如火如荼地延续着这种抗争。
封建专制的独裁者，长期盗用“神化设计”的先贤思想，采用愚民囚民政策，毫无节制盘剥掠夺人们的财产，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随意的伤害和杀戮，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天赋”的权力和自由。
得益于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种下的人文主义种子；得益于人类工具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体系对自然规律的指证，有力地批驳了封建独裁者的“神赋、天赋、血统赋”的无上王权和王权无边自由的合理性；也得益于广泛的手工工场主对自身资产的保护，对无节制掠夺的抗争。
“思想之王”伏尔泰将矛头直指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当时的天主教会僵化错误地使用先贤“神化设计”的教义，被追求权力和财富的理性欲望侵浸得只剩下黑暗和腐朽。伏尔泰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能被剥夺，这就是他创立的伟大的“天赋人权”思想，是“人权”和“自由”的基石。
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卢梭在猛烈攻击法国封建社会制度同时提出“人民权力”即“民权”思想。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是秩序的规划者，前者规划的是政府组织的秩序，颇似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主要构建的是理想的人和国家秩序，他们非常似同于中国儒学先师孔子，孔子倡导的主要是“是谓君子、是谓家、是谓国”的人、家、国之间的良好秩序。
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近代一直都在影响改变着世界的思想和行为格局，影响不可不谓深远，是一次强烈的文化脉动。依据主导文化的定义，该文化是否属于国家以上范围组织的主流文化，那么自法国大革命胜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构架形成及美国独立运动并建国开始，启蒙运动文化（自由人权权利、资本主义）就已属于主导文化范畴。
启蒙运动是一整套社会解决方案，有社会政治构架、基本经济准则和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等。它的切入点是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反对被愚弄被剥夺被掠夺。他们的这些观点还是比较直白，几百年来人们反复体验并享受这些成果，例如随后亚洲国家的新兴文化运动、西方的女权运动都是这一主导文化的深入体验。
但就本质来讲，所谓的“自由、平等、权利”本身并不是人性本质的东西，它们都是派生的从属特征，但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派生的从属特征都是善良的、友好的。因此这一主导文化有着其正面积极的价值观倾向，也正是因为它的派生从属性质，它们的表征性和可识度很好，容易被人们理解和记住。同时仍然是因为它们的正面色彩和辨识度好，往往被错误地理解成为人性本质的东西，并被顶礼膜拜。
普通民众这样理解尚可接受，可是创立文化的先贤们原原本本就是站在“人的本性”基础上思考这些问题的，他们身后的文化研究拓展者、传播者、追随者包括各类大小实践组织无一例外地犯下同一错误。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说问题严重并不是说把正面的派生从属人性理解成人性本质会有什么直接恶果，而是这样一来会影响到人性本质的探索，隐藏了人类苦难的真正源头，无意掩护了超级文化，也可以说超级文化成功地嫁接到启蒙运动的文化之中。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人们把启蒙运动的时代称为“伟大的理性时代”清楚看到。康德作为启蒙运动哲学先驱，他的三个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将启蒙运动的性质展示了出来。
和主流的一致看法不同，我更愿相信启蒙运动在理性方面和早前的思想文化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有着各自完善的“自说自圆”的理性，甚至说是先有价值观再找的理性。唯一的“伟大的精彩理性”并非来自思想文化领域，而是来自统称工具的科学技术领域，是以牛顿为杰出代表的“理性思维在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是“理性思维的巅峰——抽象思维的实践成功和地位确定。”
来自科技方面的“理性突破”的确刺激并推动了启蒙运动，并不能说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理性主义。封建专制的独裁者盗用了“神化设计”的其它主导文化，但“神化”和“愚民”并不表示不理性，相反借助“神化”它理性的理据更充足，更不可动摇。如若抛开正义的辨析和情感的冲动，试问“神赋、天赋、血统赋”王权难道不比无缘无故的“天赋人权”更有理据吗？就像一个人死后把钱留给儿子合理，还是借助新创立一个“天赋钱权”胡乱地由众人抢劫一空合理些。
启蒙运动只能算作一种理性对另一种理性的战斗。
启蒙运动追求理性的本质同其它文化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推动理性方面“功不可没”。大家知道超级文化崇尚的就是理性，本真的理性是优秀的品质能力，失控的理性完全可以称作灾难，人类的苦难之源正是失控的理性。
在看待启蒙运动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启蒙运动文化教义容易辨识，在许多方面有着正面积极的社会效果，操作性也非常好，因此得到许多国家组织的实践使用。在“理性的解放”环节中，启蒙运动文化的社会效果非常明显，完全依赖“理性抽象、逻辑推理”的人类工具能力（含科学技术）得到空前发展，物质文明得以大踏步前进。良性的派生从属人性“自由、平等、权利”的确立，令长期受压迫的人们精神面貌换然一新，同样基于这一良性特征的社会关系也片段性展现出勃勃生机。
另一方面，虽然启蒙运动没有借用“神化的设计”，但未能真正切中人间苦难的根源，其本质就像其它主导文化一样，自身是缺憾的，是被人类超级文化嫁接的，大善之身却带着罪恶，而且这次善身后面的罪恶可能更大。在这里启蒙运动文化推动的理性与超级文化崇尚的失控理性发生了叠加，结果如何呢？打个比方，在治病用药时有种做法叫“以毒攻毒”，用得好毒性中和病好了，用得不好只能是病得更重。中和的好处前面看到了，下面就谈谈所谓的更强的毒负作用。
在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进程中，个人或组织都产生很强的独立和自我意识，凡自我的高过一切，相对应的则是漠视非我的。而人类亿万年就生活在“同行、组织和同一个地球家园”之中，这种重视和漠视导致的是怎样的灾难可想而知：“为了GDP上升0ĝ不惜找假想敌去掠夺杀戮”就很好理解了；反正几辈子也用不完的钱再用金融工具“创新”出新的“合理财富”，若干万的“倒霉蛋家庭”为此将终生潦倒则与我毫无关系。
其次，理性中的强烈任务性和强烈功利性也显现出来。为了目的，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收获利益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假药假酒奸劣欺诈无所不能，掏空撕毁地球灭绝生灵物种正在进行中，贪婪的欲望不会止步于很高因为还有更高。
此外，已然强大的工具能力也没有停下脚步，一旦魔鬼拥有了人类的工具翅膀就成了恶魔，瞬间的灭国毁邦和移山覆海并不是神话，现实版的已有不少。
启蒙运动开始至今，人类社会发生了些什么样子的战争和杀戮，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掠夺争斗（尤其资源方面），这其间地球又多了多少伤疤裂痕，大家稍加思索或深入统计，都会得到我所阐述的结果。
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肘，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
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
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其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身?它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着另一种更好的似的，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是牧师都能有自由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也就是通过著作，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新实行的制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这类事情性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即使是并不一致)的呼声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以便对这一依据他们更好的洞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以保护，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中的人们。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哪怕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体制，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时代那样，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使得他们毫无收获，--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迳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教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妨碍别人根据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自己受到"Caesarnon&estt&supragrammaticos"(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的这种责难;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的世纪。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篡法律、甚至于是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日，于普鲁士哥尼斯堡
理性、理性局限与启蒙&
理性是有限的。但理性何以是有限的？理性的局限，或者其边界在哪里？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关于“理性”和“有限理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指向。好像汪丁丁曾有一篇文章，介绍经济学领域的“有限理性”问题。这是一个还比较新的概念，它基于经济学自身的理性假设的基础而展开讨论，属于经济学内部语境下的问题。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自负”，渊源要早一点，但它的语境也是在社会理论领域。要说回到最初，对理性的质疑当然要回到哲学领域，尤其是认识论领域。
在哲学上，一般说欧陆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而英美哲学的主流是经验主义的。陈嘉映在回顾欧陆哲学的时候则说，理性是欧陆哲学的主题词，但在不同阶段理性的角色是不同的。在启蒙运动阶段，是理性在审判非理性，而到了康德那里，理性把对手审判得差不多了，因而转为审判自身。这个说法我同意一部分，但陈嘉映说话时的角度，显然已经是站在欧陆哲学本身脉络的基础上了。如果跳出这个脉络，我毋宁说，大陆式的思维方式，从柏拉图那个时代开始已经被锁定为理性主义了。
从希腊哲学的传统开始，“形式”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
对于从中国传统中走出来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有点费解的事情。观念的地位高于各种“实物”，是更为本源、更为真实的玩意。不搞懂这一点，就搞不懂希腊哲学，也搞不懂此后西方哲学史上的诸多纷争。
在今天，从我的眼里看来，西方人的这种怪僻，源自他们对确定性的偏好。在中国式的传统里面，马马虎虎也就算了，差一点点和一点不差的区别是不大的，极高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也就那么回事。但对于西方人来说，主流的偏好是，一定要找到一种纯粹的、没有杂质的确定性。
前面说过，理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种种指向。在本论坛，最喜欢说理性的是大象，但我一再追问“理性到底是什么”？他就语焉不详了，顾左右而言，说什么死扣概念是学究的事情。其实不是的，所有的“理性”必然有一种家族类似，其要点就是“确定性”。
“确定性”是一切理性与非理性的最重要区别。在最日常的用法中，如果某人的想法或行为合乎某种可有确定性结果的方式，我们就称之为理性的，反之，那种捉摸不透、随心所欲的想法或行为，我们就说是非理性，或是感性，等等。
而所谓“合乎某种可有确定性结果的方式”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形式化。形式化的东西，才可以交流、记录和记忆，才可以变成可反复设想的模式。逻辑就是建立这种模式、确立形式化系统的工具。中国人思考了几千年，始终越不过一个坎，我们的形式化系统始终是初级的、原始的、日常的。所以我们只有非理性的哲学，没有理性的哲学，也没有必然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而根子就在于中国人始终没有建立起逻辑工具，一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还及不了格。
理性就是确定性。这是理性的价值所在，也是理性的局限所在。近代哲学史上，经验主义始终无法战胜理性主义，关键在于经验主义无法提供确定性。确定性只有在理性的领域里才能找到，而我们需要它。所以理性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具。
但经验主义击中了理性主义的一个要害，那就是理性中间不包含新的知识，从纯粹理性中不能得到任何新的知识。而同样，新的知识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像经验主义碰到确定性问题就会语塞一样，理性主义无法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确定性只是过程性的，但它的源头在哪里？虽然你能保证每一步推导都是正确的，但谁来保证最源头判断的确定性，甚至，这个最源头判断从何而来？
康德在陈嘉映看来是用理性批判理性，而在我看来只是对理性的一种修补。他煞费苦心弄出来的所谓“先验综合”，试图同时走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困境。但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先验综合不过是个迷魂阵，不过是人们共有的一些遗传性本能而已。
康德的问题在于，他认可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认为这是同一个维度上的两个极端，而试图做出调和。但事实上，他们根本在不同的维度。它们之所以会发生争论，不过因为它们都走上了语言的歧途，并同时试图超越自己所在维度，进入对方领地的缘故。只要给他们划定界限，将二者分别约束在各自的领域，它们二者之间，完全可以相安无事。
是这样，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需要的不是争执，不是调和，而是分析。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回答了一些问题。
经验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我们和真实世界之间的桥梁。在我们和真实世界之间，理性是不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天赋的感受能力，其中包括最基本的判断能力。我们每个个体能从真实世界中得到的东西，就是经验、事实、我们个体所能拥有的原初的“真”。通过经验，我们得到求真的材料，这也是我们全部新知识的源泉。
而理性主义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整理这些材料的工具。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理性工具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其实也就是变相延长了我们的生命。中国有5000年绵延不绝的文明，然而我们在求真道路上积累的东西，远远不及西方理性时代之后的200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最基本的思维工具。
理性提供给我们的不止如此。也许更重要的是，是理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共同思考成为可能。当我们需要向他人传递任何明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进行形式化，使之进入理性领域。在缺少理性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交流，只有情感的感染。中国5000年文明，最辉煌的是文学，是诗。因为文学和诗就是不需要形式化，不需要传递确定性，只要相互感染就大功告成的。
换句话说，理性是一切公共话语得以可能的基础。回到社会领域，我们看到，一切制度，都是公共话语。所以，没有理性基础的制度，必然是初级的、简单的，难以适应复杂的社会关系。
理性是社会的基础，是制度的基础。在一个没有理性传统的国度，理性的启蒙或许是必要的。但启蒙以什么方式进行？启蒙的重点是什么？是需要慎重的问题。
我想在其中有两点是关键的，一是理性启蒙的同时，应该强调理性的局限性，防止理性上升为理神，并导致公共话语对私人空间的侵入。二是应该强调理性的工具性。
启蒙理性的重点在于传授理性思考的方法，建立理性思考的传统，而不在于输入任何有先验假定的理性体系，如果一定要输入来作为范例，那么，一定要同时输入初始假设恰好相反的两种，能够让人有所选择、有所警惕。
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的母亲吗？
“启蒙”这个词有非常多的意义，有教育学意义上的启蒙，也有宗教意义上的启蒙。从世界史角度来讲，启蒙也有比较复杂的意义。在教科书里，“启蒙运动”被用来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一般公认为18世纪那场历史文化事件。很多人认为中国也有过启蒙运动，甚至有过几次启蒙，这是把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投射到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我里讲的是把“启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历史事件的意义。启蒙是什么还有一个意义，是指启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本书，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就是对“启蒙”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启蒙是什么，以及启蒙意味着什么所做的一个阐释。
就我的知识而言，《启蒙时代》是第二部比较全面系统阐释启蒙运动的专著。第一部是1931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彼得·盖伊这本书原名是TheEnlightenment，按字面翻译是“启蒙运动”，世纪文景的编辑提议把书名定为“启蒙时代”，经过商量，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彼得·盖伊之后，还有一些研究启蒙的专著，但是就全面、系统而言，尚无出其右者。
对这样一本书究竟应该怎么看?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我们常说，历史就是现代人和过去不断的对话。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其实同想要和它对话的那个现代人、他自己的关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译者前言里面讲到，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答案是不一样的，而起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止，至少有三个主题和当下的关怀有关系。
第一个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之后，紧接着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而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可以说是聚讼纷纭，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太多的爱恨情愁。我们看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学作品，比如《双城记》，能够理解不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大革命的感情都极其复杂。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说好说坏的事件。不论是当时活跃的、参与了启蒙运动的人，还是当年一直都反对启蒙运动的人，都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因此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热烈同情的人，往往对启蒙运动也是赞不绝口。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怨恨、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的人，也把根源归结到启蒙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期，大体如此。
第二个主题是极权主义。到了20世纪前期，特别是到1930年代，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启蒙运动也有了一个新的关切，就是要在启蒙运动里寻找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产生了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第一种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为代表，卡西尔认为极权主义站在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因此他对启蒙运动做的是完全正面的阐述，他是要用启蒙的价值来对抗当时的极权主义。当然，像卡西尔这样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的美国，大概只有帕尔默等少数人。第二种情况，也就是1930年代到40年代，欧美的学术界、知识界，许多人对启蒙运动是持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是贝克尔，贝克尔认为启蒙运动在当时的法国、在世界上都引起了好坏参半的后果，既带来了自由、平等的福音，同时也造成了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灾难。
有的人比较强调启蒙和极权主义直接的联系，最有名的就是塔尔蒙，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里认为启蒙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在西方知识界相当普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讲到卢梭就是拿破仑甚至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驱。有人问，西方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不是也坚持所谓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吗?这些价值不是和启蒙运动相联系吗?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知识界甚至一般民众，他们对欧洲的思想一直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他们把欧洲看作旧世界，认为自由、民主精神并不是源自启蒙，或者说并非主要来自启蒙。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圣经》，或者说英国的其他传统。彼得·盖伊是生活在美国的，所以他是挑战了这样一种怀疑甚至否定启蒙运动的大环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彼得·盖伊是德国犹太人的后代，是1930年代为逃避纳粹迫害随着父母来到美国的。他的父亲完全服膺启蒙思想，这一点对彼得·盖伊影响非常深。彼得·盖伊坚信启蒙和极权主义是对立的，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启蒙是现代性的前奏，是启蒙开启了现代性或者说开启了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里，彼得·盖伊写出了《启蒙时代》。彼得·盖伊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启蒙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启蒙奠定了我们现代的基本价值，按照西方的观点是奠定了普世价值，用我们的话说是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这部著作有两卷。第二卷还没有出版时，第一卷就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应该说也迎合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化理论。
彭刚：历史永远是现在和过去之间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过去几百年了，但这两者还一直都是争讼不已的话题，远远谈不上盖棺论定。对启蒙的态度的不断变化、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史，在我看来，其本身也构成了20世纪思想史中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一幕。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种研究一旦被发现有严重的缺陷，就完全过时了。比如说托勒密体系被哥白尼体系取代之后，恐怕只有专门的科学史研究者才会去重看有关托勒密体系的著作。历史著作却不是这样，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也不是这样。有很多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著作，本身成了经典，即便它们使用的材料被扩展，它们有的论点甚至是被决定性地证伪了，它们却依然保持着活力和价值。彼得·盖伊这本书就是这样。北成老师在这本书的译序和刚才的发言里面，也简略地谈到了20世纪有关启蒙运动研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我想彼得·盖伊的这本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研究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
这本著作的优点很明显，一看就会被它吸引，它展现了这样一个大学者博闻广记的一面，他既有对细节非常好的把握，同时还能够有一种非常概括的、宏观的解释能力。我倒觉得这是很多德国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两手都很硬，兼具大的解释框架、大的见解和非常精细的对细枝末节的把握。我印象当中彼得·盖伊对这本书也是非常自负的，他这本书英文版还有一个副标题：AnInterpretation，后来过了很多年，他和别人辩论，大概是要辩论我们对过去能不能获得一种客观的历史解释，他说我后悔了，他说我那本书不应该叫AnInterpretation，应该叫TheInterpretation。这本书对启蒙运动提出了诸多解释，包括了很多细节，我们回过头来看，当然会觉得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可是这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好处，一种解释框架、一种研究，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有些部分甚至已经被证伪了，可是它照样有着经典的价值，比如说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即便他基本的框架有很多被认定是过时了，他还能展现出自身的魅力来，彼得·盖伊的这本书也是这样。启蒙运动当然极其的复杂，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变动，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盖伊此书在呈现多样性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然在最近几十年，对启蒙运动多样性的研究更为深入。一方面，像我刚才所说的，启蒙运动有那么多互不相同、相互对立的思潮、人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几乎所有人又都认定它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比如，卢梭和伏尔泰，这两个人一度非常的亲密，在思想上和人际交往上都走得很近，但是最后在思想立场和个人关系上又都反目为仇。一走进巴黎的先贤祠，两个人的灵柩被放置在正对面。我想这肯定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的。对整个启蒙运动也可以这么看，一方面不同的个体之间、思想倾向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结，最后却又被人们归属到一起，呈现出内在的统一性。
这些年人们也在讨论不同地域的启蒙运动、不同倾向的启蒙运动，比如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彼得·盖伊的这本书对启蒙运动的解释，他还是过多地把目光停留在我们所熟悉的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身上。而近来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启蒙运动所影响的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不同面相，以及它是如何渗透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人物如何对它做出反应，它怎么传播开来，以及它跟法国大革命之间有什么具体而生动的关联。换个说法，我们经常说孔夫子的思想影响大，但你想象一下，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过是当时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一种观念如何流变传播，如何通过扭曲、嬗变而影响到一个社会，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那肯定又是一个更多面、更复杂的现象。在我看来，在彼得·盖伊的研究之后，对启蒙运动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推进，比如达恩顿的研究，但是这些都无损于盖伊这本书的价值。
周濂：一言难尽启蒙运动。事实上我们今天回首200多年前的启蒙运动，会发现所有的光荣和梦想都归功于启蒙运动，同时所有的苦难和邪恶似乎也都归因于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胡适曾说历史就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意识形态的“兵家必争之地”，启蒙运动在过去两百多年中也被不同的人抹上了不同的脂粉。
我个人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启蒙运动，大家可能听说过，赫鲁晓夫的墓碑是由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构成的，象征着赫鲁晓夫的功绩一半黑、一半白。如果我们给启蒙运动树一块碑的话，也许我们也需要用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这当然是件悖谬的事情，大家都知道Enlightenment的意思就是光明、照亮，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甚至把它翻译成“大光明时代”。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曾经认为，一旦我们诉诸理性、诉诸知识，就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带来温暖，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启蒙运动除了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和温暖，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黑暗和严寒，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价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启蒙运动肯定理性，肯定自由，肯定平等，但所有这些价值，很不幸的，都是本质上充满了争议的概念，我们无法为它们下一个一锤定音式的定义。
以自由为例，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在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自由绝非一个通体透明的、不言自明的概念，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过去两百年里，有太多的哲人介入到自由的定义之争中。
理性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另外一个代名词是“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希望以牛顿科学作为模板，把道德哲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按照人类理性的法则予以重构，但是理性本身发展到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有限性和复杂性，比如说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开始衰微。
平等同样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罗伯斯庇尔奉卢梭为他的精神教父。平等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始终充满了非常大的张力，按照阿伦特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甚至造成一个大恐怖的时期，是因为自由的价值逐渐被平等的价值所取代。罗伯斯庇尔曾经这样概叹：“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评价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直到今天，对平等这个价值的追求，依然搅扰中国和西方。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我始终认为，影响中国近百年历史最深的启蒙价值，不是理性，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科学，而是平等。正是平等这个价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也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精神结构。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平等的价值的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很好地摆平平等与自由、权利、公正等价值的关系，没有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恰当地实现平等价值，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诸多的社会政治的困局。
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说：“如果有人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么答案是：‘非也，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我想两百年以后，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非常坚定地说，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启蒙没有完结，因为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仍在深刻地搅扰着现代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政治和社会的现实。
《启蒙时代》的副标题叫做“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为什么要用“现代异教精神”这个词?它指的是什么?是指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吗?既然是现代异教精神，那原教应该是基督教吗?
刘北成：在彼得·盖伊看来，西方思想文化史先后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神话思维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批判阶段，第三个阶段又回到了神话思维的阶段，第四个阶段，从启蒙开始是一个新的批判阶段。盖伊说的第一个批判阶段指的就是古希腊罗马。在西方的文化里，那个时代被称作异教的时代。我们讲到现代性时，好像现代性，或者说西方的现代性和传统是断裂的，其实不然。彼得·盖伊特别强调启蒙的思想是上接了古希腊罗马的批判的、理性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盖伊所讲的异教精神，实际上是批判精神，他认为启蒙又重新开启了一个批判阶段。但是他又强调，这个异教不是对古希腊罗马精神的简单恢复，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现代性的时代。
新的神话?极权主义的起源?启蒙价值的另一种解释及破解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过一本书叫《启蒙的辩证法》，里面讲启蒙之前的世界是被神话统治的世界，但是后现代的启蒙出现了一个问题，启蒙自己变成了神话，它对人们的思想有一种禁锢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启蒙如何突破自身的那种神话性，再次实现对人们思想的启迪?
刘北成：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曾经表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书里根本没有谈到任何一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在玩大概念，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没有什么实际的交集。
另外，讲到启蒙的神话，西方人是不是有那么多启蒙的神话我不好说，但是美国人长期以来普遍不信任欧洲文化，所以那些启蒙思想家未必就是他们心中的知识英雄、思想英雄。也许在我们这儿有很多的神话，我们造万神庙，我们现在读经典，有一种误解，所有的中外经典仿佛都被我们供奉到神庙里了。看了盖伊的《启蒙时代》，你就会觉得这些人虽然很了不起，但不需要你去崇拜。
周濂：思想史家和哲学家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哲学家喜欢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而思想史家更关注历史证据和细节。有人评价古希腊的哲学家是在“闭着眼睛解释自然”，闭着眼睛解释自然的后果是什么?积极的后果是发展了数学和形而上学，消极的后果就是忽视经验科学。刚才北成老师说得很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的理解，更多地是用一个超级宏大的概念去把握他们臆想中的时代精神，当然，所有的哲学家，只要他们是顶尖的哲学家，都可以做到深刻的片面或者片面的深刻，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比如从思想史的视角，你会觉得说“启蒙自身成了神话”这个说法只是对历史事实的一个夸张，充其量它只是一个视角，我们需要结合更多的理论，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和理解启蒙运动的全貌。退一步说，即便阿多诺的判断是真的，那么谢天谢地，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启蒙运动早已不是一个神话了。
怎么看待启蒙运动的消极层面?它到底包含哪些因素，比如极权主义的思潮，还有理性工具化?
刘北成：“启蒙”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上的文化事件，或者说思想运动，或者说公共思想运动。怎么看启蒙其实和每个人、每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常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你给启蒙运动塑一个碑，可能是一半白、一半黑，有人可能塑成全黑，有人可能塑成全白。在这个问题上，彼得·盖伊到晚年非常自负，他说我这是唯一的解释。但肯定不是，彼得·盖伊的这个书只是一个解释，就我现在看到的，它可能是西方特别是史学界一个比较主流的解释。他对启蒙的解释，黑色不多，白色为主。
彭刚：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哈姆雷特毕竟还是一个优柔寡断、犹疑不定，更长于思索而不是行动的哈姆雷特，他毕竟不会是一个莽张飞。一方面，对启蒙运动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还是对启蒙运动大致的轮廓有一个比较相近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即便他们对启蒙运动多样性强调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大家还会认可它内在的一致性。彼得·盖伊用过“家族相似性”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给启蒙运动开一个正面资产和负面资产的清单，负面资产的清单也可以开得很长。比如说进步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在思想史上是18世纪才得以出现和确立的新观念。更早一些，做过美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的卡尔·贝克尔，也有一本研究启蒙运动的书，叫做《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讲启蒙运动诸多的特点，他当然更多的是从批评的角度来看，有很多指责。他认为启蒙运动以进步的观念来看待人类历史进程，觉得自身站在迄今为止历史的最高点，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努力的价值和意义，是为将来人类迈向更高阶段来做一块垫脚石。和这个相关联，对理性的推崇，在后来就变成了对理性至上的崇拜，对科技至上的崇拜，就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这样一些说法：进步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步来解决，科技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科技来解决。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唯科学论是值得反思和批评的。评价启蒙运动不容易，并不是简单的来看，比如说启蒙运动是一半白、一半黑，或说给启蒙运动三七开。而是我们比之当年的启蒙哲人们，有了二百多年现代性所带来的欣喜或苦痛的经历，可以更有条件、更有理由在好多问题上，比那个时候有更复杂的看法。
周濂：我再补充说一句，刚才彭刚兄说关于启蒙运动的负面资产，比如“唯科学论”、“唯理性论”，这些说法都是成立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在西方这个毒素已经充分发展出来了，西方人他们反的是“唯”科学论、“唯”理性论，但是到了中国可能会南橘北枳地演变成“反科学”、“反理性”，这是当下中国人千万要警醒的一个问题。
启蒙运动的最核心价值显然和极权主义不同，那么现代西方思潮中为什么会有认为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开端的看法?它是怎么被解释成这样的?
彭刚：说到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的关系，思想史的研究者经常会谈到几个方面的要素，比如说启蒙运动推崇的是工具理性，比如说启蒙运动重要的人物里面，有的更多地被和极权主义的倾向联系起来，那也就是卢梭。刚才北成老师也提到过，罗素在他写于二战期间的《西方哲学史》里面就说，如果说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洛克的产物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卢梭的产物，把卢梭的观念朝着极权主义方向作了解说。这样的解说不见得是很多人能够同意的，我个人也不是完全同意，是有限的同意。不完全同意是为什么?你永远不要把后世在实际政治和历史过程当中犯下的罪孽，完全追溯到一个只在脑袋瓜里面干活的人。
如何实现启蒙?不造万神庙，摆脱自我招致的受监护状态
着眼现实，我们是否有望找到一种特定的解释方式，来阐释一些诸如理性、自由这样的抽象概念，给它们一个定论，进而培养大众成为比较合格的社会公民？大家看完这些解释以后，对理性和言论自由的边界、民主、国家社会就会有一定概念，从而有能力从比较成熟的层次去进行社会问题的讨论。
刘北成：有人讲&#年代我们好像也有过这么一个新启蒙的阶段。不过，那时我们不太关注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谈到启蒙运动，我们最关注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概念和格言，我想在座的可能都记得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话，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言论，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等等。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造一个万神庙，把这些启蒙思想家当成了一些神，他们好像都是口吐莲花的菩萨，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好像对我们都有着者正义指南的意义。
盖伊的这本书有一个优点，他采取和这些哲人完全平等的立场。他在评述这些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什么问题做出反应，他们表达了什么样的具体观点。在这里面，彼得·盖伊有赞有贬，这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么来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榜样。
刚才周濂引用了康德的名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而是还需要启蒙的时代，还是正在启蒙的时代。这句话怎么理解，也就是启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