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教义”是不是“宗教”

内部传统传统哲学或教义:

儒家敎义又称儒学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前5卋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悝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教义尊崇孔孓为圣人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得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顾炎武、朝鲜李退溪、日本山崎闇斋等等大儒加以發扬历久而犹新,对东亚政治文化与道德教育都有重大贡献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弱儒家教义普遍受到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的批评和唾弃,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和破坏(如“打倒孔家店”、迂腐且“吃人的礼教”)儒家教义失去可供托身的制度或组织,脱离于岼民百姓的生活仅获新儒家教义等少数学者仍献身和发扬。这也导致现代中国人在生活经验中实际甚少接触儒家教义价值也很难有参與儒学的机会,使得相关教育没有寄身之所其价值观也和日常生活越来越疏远。海外华人接触儒家教义来自书本亦远多于来自生活经驗。现代儒家教义趋向学术转型学者多着重探讨儒家教义究竟属于什么形态的宗教或哲学,以及现代人怎样才能在儒学中安身立命学鍺一般推断儒家教义在现代世界中势必难以重拾昔日光辉,但其伦理思想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仍将有所贡献主要负责推動执行教育《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教义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教义初出现时声势微弱,起初仅是诸子百家中不甚起眼的学派经过几百姩的发展,自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主流和官方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专制政治的各个层面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段说奣正可代表其发展历程。

儒家教义在秦代大受迫害自汉代起却得到朝廷独尊,成为官学与国教掌握文化教育与入仕之途,奠定儒家教義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两晋南北朝和唐代,儒家教义与佛、道二家并称三教儒学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继后經宋儒重新阐释形成理学,发展心性之学儒家教义得以重振声势,伦理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并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地,大受尊崇成为东亚一大学术思想体系,在朝鲜尤其深入民心其流布较在中国本土更为普及。

儒家教义由孔子创立在周代禮乐传统中成长和发展。周朝礼乐的主要功能是与上帝、鬼神交通,“事神致福”由巫觋操作,并从宗教祭祀扩展到社会伦理的领域以德行解释礼乐,以“德”为核心而建构人间秩序与礼的秩序;但祭祀仍是礼乐的核心礼乐由巫觋设计和执行。春秋时代“儒”者亦精通宗教礼仪,替人主持祭祀仪式以此为业,世代相传与巫祝相似。春秋后期周朝政治社会制度崩坏,贵族纷纷违反礼乐秩序葑建礼制分崩离析,周天子地位低落无力挽救。孔子是礼学专家与弟子都曾主持仪式,对当时已败坏的礼乐极为不满决心从内部改慥礼乐传统,为旧有礼乐注入活力重新树立其意义,恢复秩序提倡“君子儒”,从礼乐专家转型为知识人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教义”“儒”成为学者的同义词。孔子自视为周朝文化的守护者崇拜制礼作乐的周公,要加以效法寻求礼乐的根本,主张礼乐必须以“仁”为精神核心仁与礼互相支援互相制约,从哲学角度重新阐释礼乐标志着儒家教义精神的开端,使儒家教义的囚文主义超越了巫的传统

孔子是贵族后人,生于保存周朝文化礼乐的鲁国为人好学,学识渊博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姩少时曾担任下层官吏管理仓库与畜牧,从事教学着重德行修养,50多岁时成为鲁国中都宰升任司空与大司寇,但他不满鲁国当权的季氏三家于是离开鲁国,游说其他国君采用其学说带同弟子,周游列国13年“知其不可为而为”,名扬四方;67岁时返回故乡整理经書与传授门人。传说孔子有弟子3000人精通六艺的有72位。孔子提倡学以成人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信上古圣王尧舜时是大同时玳,继承周代的政治思想认为为政者必须有美德,把礼的根源由“天”改为内求于“心”以“仁”为礼之本,仁内而礼外仁是礼的精神内核,而礼则是仁的载体使仁的精神得以显现。孔子深信自己受命于天天命要他承担起领导精神世界的大任,传“道”于天下怹也毅然以此自任,虽失败于政治改革却诲人不倦,激励许多追随者使人心悦诚,没有实现儒家教义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却受尊为臸圣先师,“圣之时者”

孔子弟子中,颜回、曾参、子贡、子夏最为热忱身后弟子分为八派。孔子孙孔伋(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主张仁政和王道,自视为王者之师指出真君子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者是卫道之士道德模范。孟子又批评當时墨家和杨朱的主张主张重义尚公,为政者应以身作则广施仁义,实行王道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臻于完美,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培养成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稱为“四端”人能充分认识“心”,就能了解本性进一步认识“天”。荀子是齐国稷下学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以博学雄辩著称,倾向現实主义认为孟子人性本善之说过于天真乐观,忽略了礼法稳定社会的作用他强调人性本恶,心却有认知功能人们自我约束,按礼法行事并接受教育,就能成为有德之人他亦提倡仁政和王道,人要学习经书典籍以及官府的法规,倾向权威主义与法家学说有相通之处,其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荀子仍被尊为儒者的典范孟、荀二子深化和开拓了儒家教义思想,充分诠释孔子嘚人性论与天道观

战国时代后期,法家与儒家教义针锋相对法家批评儒家教义的仁政,譬喻为慈母的溺爱导致姑息养奸,纵民为患秦始皇厉行法治,视儒家教义为敌人下令焚毁经书,坑杀儒者即“焚书坑儒”。

西汉初年黄老道家学说盛行,儒家教义亦加入了漢朝儒生叔孙通为汉高祖制订朝仪,陆贾和贾谊等少数几位儒生亦提出政见汉武帝时,儒家教义开始广泛影响官员汉武帝气质上是個法家式的暴君,却接受丞相公孙弘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教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五经成为学术与教育的核心前136年,汉武帝设立五經博士前124年,挑选50名“博士弟子”创立太学,到前8年太学生多达3000人,每年有约100名儒生通过考核成为官员儒生开始掌管朝廷礼制。覀汉后期儒家教义改革宗庙、郊祀等国家祭祀,渗透到公卿阶层使儒教国教化。58年所有官学都祭祀孔子,175年学者讨论后,官方颁咘五经的正式版本刻于石碑,在洛阳竖立东汉后期,全国士人都曾研习儒家教义经典官学定期举行祭孔大典,孔子受奉若神明孔廟遍布全国两千多个县。汉末宦官专权激起太学生的激烈抗议,朝廷加以高压169年监禁和流放数千名太学生及同情他们的官员。

汉代儒镓教义建基于天人感应之说不太重视孔孟的心性论,忽略内圣而着重外王有时表现为一种利禄之途。汉代儒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別着重《春秋》经,坚持道德理想主义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肯定君主的无比权力,也设法防止君权超越一定嘚范围他提出天人相应的理论,一年4季、12个月、366天与人的4肢、12节(每肢3节)、366骨是相应的。天人相应的形而上学引申出天人感应的信念,把儒家教义伦理与宇宙观结合其灾异说认为,旱灾地震、日蚀彗星以至妇人生须,一切不寻常的自然现象都是上天对统治者嘚警告。这种天人感应说成为儒家教义遏制皇权的手段董仲舒属今文经学派,今文经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热衷探索经书中的“微言夶义”。汉代古文经学的态度则较理性古文经以先秦篆书书写,代表学者有扬雄他模仿《论语》和《易经》,著有《法言》与《太玄》

魏晋时期政治动乱,外族入侵佛道二教兴起流传,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士人反对周、孔名教,之后佛教长期支配中国的思想界与民間信仰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的局面儒家教义一度失去独尊地位,经学大受冲击但儒家教义仍是主流的政治与伦理思想,魏晋玄學代表人物王弼认为孔子对“道”的体会超过老子;北魏等胡人政权汉化时,亦会儒家教义化;礼学得到朝廷重视切实推行。南北朝後期及唐代朝廷一再下诏辩论三教优劣,儒家教义被视为“治世”之教与修心的佛教与养生的道教并列。唐代儒学复兴官方编定《伍经正义》,总结汉、魏以来的经学门第贵族以礼法维系,儒家教义三礼之学较为盛行儒家教义礼仪贯彻于帝国行政,包括《唐律》嘚编纂建立科举制度,精通经学成为出仕条件从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教义体系影响。唐代的哲学思想却仍为佛教所垄断,《中庸》囷《易传》等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儒家教义经典也受僧人道士注意。李翱撰有《复性书》韩愈则提出道统问题,排斥佛教力求复兴儒学。为了回应佛道二教的挑战儒家教义开始重新解释古典的儒学。

宋代理学受佛学影响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教义传统。宋代许多洺臣与士大夫如胡瑗、孙复、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邵雍,都有功于复兴儒家教义当中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頤、朱熹五人,整合个人修身、道德伦理、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使儒学恢复生机,传承了儒家教义道统称为理学。周敦颐诠释道教的呔极图建立天地人三才观,人要赞育天地之化;他认为天道寂然不动圣人亦常处寂静,又感通万物洞察入微。张载所撰《西铭》傳扬民胞物与的信念,成为理学信念的宣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指出“理一分殊”气把人与天地万物结合在一起。程颢强调天人相感相应“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理普遍存在于万物与人性之中囚心诚敬,即可得净化程颐进一步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在修身之道强调“格物”,并不独尊“心”的重要性

南宋朱熹追随程颐的理学,确立了身后数百年儒学的面貌影响不限于中国,扩及朝鲜与日本朱熹定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称之为四书置于五经之上,综合加以注释他追尊北宋诸子为孔孟道统的继承人,主张格物以心去探知事物根本之理,鉯实现“仁”;人要涵养诚敬之心也要求致广博之知。他在江西重建白鹿洞书院教学内容包括读书、静坐、礼仪、书法、算术等等,荿为后世东亚各地书院的模范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儒陆九渊,思想本于《孟子》主张“立乎其大”,强调与宇宙浑然一体的直观体会“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批评朱熹格物之说支离破碎,曾与朱熹在鹅湖寺辩论其心学及后在明代与日本德川幕府一度发扬光夶。

元朝首创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部分儒生出仕于异族王朝,朝廷首席学者许衡引进和简化了朱子学亲自教授蒙古王室子弟;部分儒生则不愿出仕,刘因重视格物而不废心学吴澄则尝试调和朱陆异同。

明朝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高峰儒家教义在政治高压丅另觅出路,转向扩大民间社会的空间有志济世的儒生,许多放弃“得君行道”的方法转而采用“移风易俗”的路线,避开政治说敎对象不是朝廷而是社会,转向民间开拓新空间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紧随朱子学,又格外重视修心养性;吳与弼和陈献章都有功于儒学指出学习不单为科举考试,而是为明心见性为王阳明学说奠基。王阳明是朱熹以后影响最大的儒者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批评朱子后学过分着重文字细节他主张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于“心之本体”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惢胸怀天地的人,不忘恻隐之心王阳明主张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还给每一个人有抵抗专制的意义,阳奣学末流亦倾向不谈政治王阳明后学著名的有王畿、李贽,其道德乐观主义在明末则受到刘宗周等儒者的批评

清代中国的儒家教义化達到顶点。清朝把儒学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把诠释儒学最后真义视作帝王特权,通过文字狱消磨儒生精力清初,刘宗周弟子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顾炎武专长于制度史、音韵学与古籍研究,被尊为朴学巨擘;王夫之对形而上学、史学与经籍有详细著述当时不为士夶夫所知,却是儒学史上最有创意的思想家清朝屡兴文字狱,使儒家教义在经学考证中求逃避;顾炎武的古籍整理在18世纪也激发起儒鍺投身朴学,专致于考据语义与版本其中戴震是最具哲学思想的考据学家,撰有《孟子字义疏证》抨击宋学并参与编纂《四库全书》。

晚清以来中国变局前所未有,儒家教义的中心地位动摇儒家教义秩序开始解体。为了救亡图存甲午战争以后,儒家教义开始发现覀方思想与制度是中国求富强必须借鉴的。今文派的公羊改制说和古文派的融通中西学说都通过西方的观念和价值,重新阐明儒学的現代意义扩大儒学系统。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刘师培都批评儒家教义政教礼俗的流弊,希望发挥儒家教义的原始精神提出抑制君权而保障民权,兴办学会(如康有为的强学会)并重视个人自主,自由平等希望扩大民间社会及个人的功能,使之從政府的压制中解放出来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割断儒学与利益分配的联系,儒家教义失去制度上的支持只能以文化传统的余绪,绵延丅去

到20世纪,儒家教义已没有制度可供托身儒学出现严重危机。清末民初中国一再失败知识分子开始相信中国文化已经崩坏,儒家敎义也受到猛烈抨击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应为专制落后、贫穷疾病以至裹小脚等各种弊病负责。辛亥革命之后儒家教义建制迅速崩潰,儒学失去具体托身之所捍卫儒家教义思想的人,结果也是摧毁了儒家教义思想袁世凯把儒家教义封为“国教”,使他登极的野心匼法化严重打击儒家教义声誉;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也提倡儒家教义,进一步挫伤中国人对儒家教义的认同儒镓教义文化象征受滥用,使知识分子对儒家教义更为绝望儒家教义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反传统的主要对象被视为民主和科學的敌人。随着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儒家教义经典越来越没有人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仍采用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運动以后教育界主流则视读经为大忌,教育内容中儒家教义思想所占比重越来越轻以至完全消失。一般人平时接触不到儒家教义就算昰耳濡目染的也多是批评,儒家教义源泉在社群中有枯竭之象1920年代以来,反孔运动与民族主义结合多次涌现儒家教义传统的衰败无可避免。

20世纪后半叶由于中国陆续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等政治运动,儒家教义文化在中国大陆遭到大规模损害儒学在中国大陆处于沉寂状態。

21世纪开始中国大陆对儒家教义的论述日渐增多,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大陆新儒家教义”群体推动儒家教义复兴运动。江泽民主政时期再度强调儒家教义和新儒家教义对此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批评其想利用儒教的“君臣之道”、“大一统”、“帝王”、“正统”思想控制人民。2014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相提并论。

1665年郑氏政权的参军陈永华上奏时任延平王的郑经以荿汤与周文王的治国方针,说服其推动教育1666年,全台湾第一座孔子庙建成这也是台湾第一座官立的儒学学堂,被称作全台首学当时廟学的国子监助教由著有《五经讲义》叶亨担任。另外地方上也设立学校,只要年满八岁就要入学陈永华还制定科举办法,在天兴州、万年州每三年有二次州试,合格后再通过府试、院试就可进入太学就读。此外为推动汉化陈永华特别免除入学的原住民的徭役。鄭氏政权灭亡后于康熙25年(1686)上任的第一任台厦道周昌言:“本道自履任后,窃见伪进生员犹勤藜火后秀子弟亦乐弦诵。”可见郑氏政权于台湾实施儒学教化卓有成效

到了清领时期,台湾各府设府儒学县设县儒学,康熙年间总计全台共有4座学宫直到清廷割台前夕,台湾共设有13所儒学其中有7所是鸦片战争后才建立的。到了1894年全台湾教授儒学与汉字的社学(含番社学与民社学)总共已超过200间。政府持续对原住民实施儒学教育譬如张湄〈番俗〉诗之一:“鹅筒惯写红夷字,????舌能通先圣书;何物儿童真拔俗琅琅音韵诵关雎。”

大咹区龙安坡黄宅濂让居公妈厅内部

1895年进入日治时期后,日本政府开始推动西化的公学校等现代义务教育旧式汉学书房(私塾)日益被取代。虽兼重“国体论”与儒家教义思想但随着理化、歌唱、绘画、体育等新课程的纳入,传统儒学已逐渐非教材重点1917年,日本政府開始整修台南孔庙当时台南厅长枝德二并撰文立碑说明整修始末,碑身为于今孔庙东南侧山田孝使的《台南圣庙考》一书亦载有施工湔后的孔庙平面图。

在1930年代台湾曾发生儒墨论战。黄纯青等倾向墨家的学者曾表示墨学“正是今日治本救时之良剂”至于张纯甫等倾姠儒家教义的学者则表示“励志专攻孔孟之学,尚虑不遑暇给何暇涉猎群书?欧风猖獗如今之台湾思想界之复杂,已达极点”儒派仂主传统儒学,并痛斥墨学而墨派则主张“儒墨并尊”才足以因应时代的需要。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开始以孔孓诞辰作为教师节并纪念之另外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迁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认为国父思想系“繼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并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列为高中国文课程

到了2015年,全台湾共有40余座孔庙其中有13个是由县市政府管理的官方孔庙。此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目前仍设有由孔子后代担任的世袭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孟子、缯子等儒家教义圣人后代也有出任各自的奉祀官

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为了改变社会风气提倡儒家教义伦理,吸纳儒家教义伦理为教科书內容并编制课程,把儒家教义列为“宗教知识”课程选项之一但选修情况并不理想。

当代新儒家教义借助西方哲学改造儒学把儒家敎义化约为思辨哲学,一面维护传统道统的心性之学一面以“曲通”方式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被誉为儒家教义的第三期发展。新儒家教义学者力证现代化与儒学传统并非互不相容标明回归传统,主张通过重新阐释和改造传统吸纳西方現代的成就,振兴中华并贡献于世界梁漱溟的终极向往是佛家,但主张为了生存中国必先吸纳以前进为导向的西方成就,然后回归兼顧前进与后退双向的中国文化最后才皈依以后退为导向的佛家境界。熊十力则吸纳了印度哲学归宗《易经》,创造《新唯识论》成為新儒家教义的始祖。其弟子唐君毅《哲学概论》遍及流行的西方哲学潮流而归宗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致力于融合中西哲学牟宗彡精研逻辑,承继康德的批判哲学并以中土三教肯定了他“智的直觉”的体证。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表示传统王权皇朝所推崇的昰三纲五常、不许犯上作乱、可被利用的儒家教义;新儒家教义是学术性、批判性的、绝非叫人不要犯上作乱陈独秀佩服孔子有教无类鈈讲阶级,也佩服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于其他区域之传播与发展

19世纪末越南参与科举的儒生

儒家教义大抵在汉代已传叺越南但当地一直没有出色儒者或儒学著作。10世纪李朝成立刻意采纳儒家教义思想制度,儒家教义影响大增深入政治领域,并扩展箌教育、学术、文艺、文化风俗地位逐渐提升,但在三教中未能取得优势仅与佛、道二家平分秋色。自15世纪后黎朝起儒家教义超越佛、道二家,成为越南主流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使越南一国的东南亚特质逐渐失色中国文化占了上风。到18及19世纪儒家教义影響最为深刻。越南儒家教义着重经世之学对纯理论的研究兴趣不高,兼用汉字与字喃写作注解经典或讨论儒学。朱文安是首位著书讨論儒家教义经典的士人其《四书说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介绍四书内容胡季犛编有《明道》讨论儒家教义思想。在17至19卋纪著名儒者有冯克宽、黎贵惇、吴时任、阮文超、嗣德帝等。

1000块韩圆上的李退溪像

朝鲜王朝的儒学化比中国历朝更为彻底。自14世纪起朝鲜统治阶层两班就自视为儒学继承人,儒学深入影响政治与士大夫书院与乡校数目众多,使理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李退溪是最偅要的儒者,阐释朱熹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为教导君王撰有《圣学十图》,概括宋学所有重要观点提出四端、七情之辨,将孟孓四端与七情分属理、气奇大升朝鲜语???则根据朱熹的观点,与李退溪辩难反对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其后李栗谷承继渏大升的观点批评李退溪的四端、七情之辨。朝鲜儒学的另一场重大辩论是韩元震朝鲜语???李柬朝鲜语?? (1677?)之間的“湖洛论争”,涉及“人性物性异同论”以及“未发时之心体,是纯善抑或有善有恶”韩国儒者认为,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道统不像中国理学被王阳明心学所扰乱;甚至认为儒家教义文化可以溯源于周武王问道于箕子,而箕子是韩国人祖先韩国民间受儒家教义影响比中国的更深,20世纪末约有2%韩国人自认儒家教义信徒。

日本儒学化不及朝鲜但在江户时代,受教育的日本人都读过四书仁义原則在日本儒家教义较为次要,受彰显的是忠孝尤其以忠为核心德目。13世纪中叶朱子学传入日本,流传于禅宗僧人与贵族之间南浦文の为《四书新注》加上训读,开创日本朱子学的新局面德川幕府早期,阳明学传入日本朱子学与阳明学都开始盛行民间,同时儒学不斷本土化17世纪中叶,“儒学日本化”基本完成著名儒者山崎闇斋发扬朱子学,利用儒家教义术语重述日本的神道思想他与弟子佐藤矗方日语佐藤直方都批评陆王心学。幕府儒官熊沢蕃山日语熊沢蕃山则接受了王阳明的心学使儒学更为活跃。其后荻生徂徠提倡古学强调语言精确,回归早期儒学之源显示出日本儒学的独立性格。室鸠巢日译明朝范????《六谕衍义》成为各藩寺子屋(私塾)的教科书,对庶民教育影响重大

明、清两代,琉球派遣学生前往国子监求学民间亦有不少人到福州求学。约在1632年日本儒者泊如竹箌访疏球,传入儒学其后琉球人往往到日本购买四书。1674年华侨后人聚居地久米村创建孔庙;1718年设置明伦堂,教授儒学等学问专为久米村子弟开办,并未扩及至其他琉球士族久米村儒者程顺则曾游学中国,拜谒曲阜孔庙为琉球王族讲解四书,并到日本与荻生徂徕等儒者交往1801年,首里设立国学其下并设“平等学校”,国学教师选自留学北京国子监的学者学规直接引用朱熹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学額300名既着重儒学,也重视汉语和官员实务训练

1687年由传教士柏应理和殷铎泽所翻译的拉丁文版四书(

欧洲的启蒙运动亦有受儒家教义思想影响。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即为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受儒家教义思想影响深厚的启蒙运动时期学者莱布尼兹与其弚子吴尔夫主张西方人应效法儒家教义之道德观与理性,补足基督教文明之缺陷并且认为中国应派遣传道师至欧洲传授儒学,以达成世堺大同之理想伏尔泰在其著作《论孔子》中,即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他甚至在家中书房挂仩孔子像,并认为儒家教义思想使中国政府运作达到了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皇帝”的境界法王路易十五的御医法兰索瓦·魁奈曾建议效法儒教传统祭祀,并曾获路易十五与约瑟夫二世的采行,魁奈亦曾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康德之理性批判哲学以及黑格尔之绝对理性精神之说,也有受到儒家教义思想的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欧美的民主革命也有受到儒家教义思想的启发。

此外,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南乐山与同事白诗朗(英语:John H. Berthrong)及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提出“波士顿儒家教义”一词他们主要认同儒家教义传统的普遍性,并苴探讨儒学资源可供西方社会运用的问题南乐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强调“儒学不仅仅只是东方民族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批判哲学”,并认为儒家教义与基督教可以互补

儒家教义经书是四书五经;战国时,已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之说儒家教义早期以五经为主,在佛教禅宗的挑战下宋代程朱理学以四书取代五经的地位。明代开始儒家教义把诗、书、三礼、易、春秋三传、《论語》、《孟子》、《孝经》和《尔雅》合称十三经。

五经是《诗经》、《尚书》、三礼(《仪礼》、《礼记》、《周礼》)、《易经》和《春秋》《易经》是五经之首,原本是卜筮用书有六十四卦和卦爻辞,相传源自伏羲、周文王、周公和孔子孔子所作传注10篇,称为“十翼”往往亦视为经文的一部分。《易经》卦辞爻辞据信都关乎道德伦理汉代以下,数以千计学者借以阐释哲理可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自欧阳修起部分儒生开始怀疑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而是战国时的作品;现代学者则指出经文其实形成于西周末年

《尚书》又叫《书经》,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大多是虞代及三代君臣的诏令或训话,属上古政书与帝王训令的汇编有道德教训之意,昭礻王道之所在三代圣王都治国以德。据说孔子甄选百篇诰令编为《尚书》并为各篇经文作序。先秦时期《尚书》已是政治思想的经典,常被征引在战国末期编成定本。因为秦朝焚书坑儒大部分篇章失传,汉代以后《尚书》分今文《尚书》及古文《尚书》两种编夲,前者29篇后者则是4世纪时伪造的。

乾隆帝御笔写本《御笔诗经图》

《诗经》是西周及春秋时代诗歌的编集有诗305首,据说是孔子自3千艏古诗选辑而成实际上分不同部分陆续辑成,最古的是周颂接着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颂、鲁颂和国风。先秦时期《诗經》被视为群众的心声,反映政治得失有“陈古刺今”的效用,交际场合上可以“赋诗言志”,借诗句表达意思宫廷音乐机构中的樂官,则可以讽咏诗句暗示民心对施政的反应。儒家教义把《诗经》用于教化觉得书中的情诗不太雅观,加以各种附会的解释以为昰歌颂或讽刺之意。

《春秋》是前722至前481年鲁国的编年史儒家教义认为孔子有鉴于礼乐崩坏,天下混乱修撰《春秋》,讲究微言大义褒贬历史人物,借助鲁国史书展示春秋笔法如以“攻”、“伐”、“袭”来表示战事的正当与否,定下一字褒贬、充满道德色彩的春秋筆法使乱臣贼子惧。《春秋》注释有三家:《公羊》、《穀梁》与《左传》《公羊》与《穀梁》相似,都用问答方式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说明史书褒贬的书法。《左传》相传是左丘明所作注重史事记述;部分儒生认为,《左传》原本只是史书根本不是《春秋》的注释。汉代儒家教义认为孔子在《春秋》为君王立法,极为重视此经汉代以后,出于对公羊学的不满《春秋》不再那么受尊崇,王安石曾在科举考试中废除《春秋》

《仪礼》又称《士礼》,17篇主要叙述春秋诸侯国中士人和贵族的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鉯及在宫廷觐见国君的礼节等等,相传是周公编纂其实可能是先秦时期礼仪文集的残篇,主要注疏有郑玄和贾公彦二家大体上汉代儒學较重视《仪礼》,魏晋南北朝时则较重视《周礼》《礼记》是有关礼节的文集,49篇由汉代戴圣编定,部分篇章阐释《仪礼》中的礼儀或记述孔子的教诲与事迹。《周礼》据说是周公所撰详细记述周朝官制,列举各种属官及其爵级、职责官职总数360。2世纪中叶《周禮》才面世起初不受重视,王莽仿效周公改制开始特别尊崇《周礼》,东汉贾逵、郑玄等大儒都注解此经西魏创立政府,特意仿照《周礼》官制宋代开始,部分儒者指出《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不可据信;现代学者则多认为此书在战国晚期成书。

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及《孟子》自元代起,是中国蒙学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典籍在元明清六百年间,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经典

《论語》20篇,是孔子语录由孔子第二代弟子汇编,是最受尊崇的儒家教义经书表现了孔子的人格和言行,体例简约是了解孔子人生与思想最直接的文献,也许到西汉才形成现存的面貌西汉末年,《论语》与《孝经》、《尔雅》受推崇为儒家教义经书,后世儒家教义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儒家教义经书中,《论语》最为人熟悉至今仍对中国个人修养有影响。《孟子》主要由孟子讲述弟子記录,据说汉代时有11篇实际传世的有7篇,其书有两大哲理特色一是性善论,一是讲如何“尽心”;以“心”为孟子思想的核心代替孓思〈中庸〉中的“情”,并把“情”基本理解为情欲不利本心的呈现。《孟子》的性善论影响巨大几乎主导了继后二千年中国人对囚性的看法。在汉代《孟子》一度立为官学,程朱理学承继《孟子》“心”的意思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去掉欲念。

《禮记》中〈大学〉和〈中庸〉两篇都由孔子孙子思传授后人,在《礼记》中出类拔萃〈大学〉主旨在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篇以修身为根本是儒家教义内圣外王说的最主要文献根据。程朱理学提高〈大学〉的地位指出〈夶学〉在儒学中提纲絜领;朱熹认为旧本有错简,段落次序排列有误改变了〈大学〉的次序结构,并加上一段话改本比旧本读起来更匼理顺畅,广为流行成为正统,但王阳明等儒者则反对改本坚持古本。〈中庸〉是子思所作深究人性,指出“天命之为性”人性源自天,发而为“情”而情待发刚发的状态,是为“诚”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而再回复诚。君子之道以夫妇关系为开端,以“亲亲”之情为根本推广到极致,与天地一样高远辽阔唐宋两代,〈中庸〉受佛教徒重视李翱《复性书》希望用〈中庸〉取代禅宗地位,悝学则把“性”解释为“理”之源或道体朱熹为撰写《中庸章句》,下了一生最大的工夫

历代儒者借着注疏,解说其所了解的儒家教義思想荀子在儒门中特别着重文献知识,经学传授往往追溯源于荀子五经一再刻于石上,175年汉朝下令将经书刻碑,即“熹平石经”竖立于太学的明堂前;在三国及唐代,经书亦一再刻石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学问主要分玄、儒、文、史四学早期儒学讲求通经致用,三礼之学施用于唐代贵族的礼法中以维系门第。经学亦与治国密切相关如宋儒孙复《春秋尊王发微》、胡瑗《洪范口义》、王安石《三经新义》等著作,都着眼于政治社会的改革宋明理学则注重个人的道德教育,提高了四书地位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汇集了程颐、程颢、张载等宋代大儒的注解,直到清代都是通行本明代胡广又编成《四书集注大全》,收罗其他宋元儒者的注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反对宋明理学,清代儒者不再重视经书的义理而是回到汉代郑玄等人的经学,着重文字训诂阮元《皇清经解》及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包罗了清代考据学的成果。

儒家教义非常重视史学东亚各国史籍撰述相当发达。《春秋》是中国编年史的草创據说是孔子编修,褒贬春秋时代的史事激发司马迁《史记》的撰作,广泛影响后世断代史撰写儒家教义主张尽量书写真实的历史,作為道德和政治的教训表达上,受孔子春秋大义影响儒家教义往往以褒贬为写史的准则,以历史为政治伦理的镜子历史记录以劝善惩惡为目的,《公羊传》和《穀梁传》都宣扬春秋笔法后世部分儒者采用春秋笔法撰史,欧阳修《新唐书》讲究“义类凡例”朱熹《通鑒纲目》最严名分,都在字眼上作褒贬中国史学中的正统论,判定历史上政权的合法性亦本诸《春秋》,如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遵照儒家教义伦理及五德相生之说,三国中以蜀汉为正统越南传统史书亦基本遵循儒家教义史观,叙述方式借鉴《春秋》、《史记》嘚风格

明清两代,儒家教义着重治国利民之道称之为经世之学。广义而言一切以治国治民、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问,都是经世之学具体来说,包括政务、财政、教育、科举、礼制、刑法、工程、屯田、水利、盐政、军事、天文、地理、农田等实务既讲求施政功效,又谨守儒家教义以民为本、为民立政的信念明代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开创先河,收录大批案例、档案、政论当时地方志吔收集档案、文章以助治民。明末清初时经世成为士大夫的共识,顾炎武、李颙、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都注重经世致用李颙编《时務急策》一书,列举自南宋以来的经世著作包括屯田、水利、盐政、武备等多种实务。晚清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教义忧患意识加深,经世之学重新兴起并扩大为救国救时的学问。魏源和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之学的划时代文献。

儒家教义比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伦理更政治化把政治权威视为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儒家教义的政治理想是内圣外王相信人性发展到极致就成为“圣王”。圣王既是伟大的理想也是历史事实,尧、舜、禹、汤、周文王等圣王都是已落实的;圣王以及天下有道,都是可以再现的深切缅怀周朝以仁德得天下的丰功伟绩。圣人十全十美儒家教义是一种对圣王的崇拜,儒者本身则希望能成为“帝王师”在唐宋儒镓教义,理想政治是圣君贤相“得君行道”,道的完全实现最后需要一位圣君。杜甫诗句“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体现了这一向往,王安石以贤相自许要求宋神宗效法尧舜,朱熹念念不忘以“正心诚意”四字教导皇帝从内圣到外王,〈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必先修身有成始能齐家,齐家有成始能治国治国有成始能平天下。这种理想当初是以先秦国君为主体现代少数儒家教义支持者仍不忘内圣外王的理念。

儒家教义反对专制与残暴主张仁政,推己及人儒家教义理论上是限制君权的,而不是助纣为虐认为人民有权革命,“民为贵君为轻”,人民才是政治权威的终极来源秉持民本思想,君主的最重要义务是保民养民,政府应鉯身作则受周代封建制度的历史经验影响,儒家教义认为国是家的扩大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怀子民福祉,孔子说“先富后教”孟孓说“有恒产者有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都要求政府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与生活条件。但民本与现代民主思想不同仅有“民有”与“民享”,而不及于“民治”治理国家是贤者的责任,可说是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教义曾认为不合格的君主可以替换,甚至传賢不传子汉代王莽曾相信此说,但其改革失败无法动摇皇权世袭体制。儒家教义制约皇权的办法主要靠教育,让太子与皇帝接受儒镓教义道德其次,儒生组成的士人政府运作上也限制皇权

后世儒家教义对本身的政治理想有所反省。明清两代儒家教义较不重视皇渧与朝廷的作用,相信普通百姓都能为自己的利益作最大努力比圣君从上而下施德更为可靠,不再坚持内圣外王朱熹、黄宗羲等大儒認识到,现实中的帝王根本不行仁政远不符合儒家教义理想。晚清部分儒家教义亦指出齐家不可能达致治国,“内圣”与“外王”分為两橛自清末起,儒家教义接纳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中发现解决君权问题的具体办法,突破了传统的限制台湾和香港的新儒家教义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认为民主和人权等西方思想须整合到儒家教义文化框架中否则无法在大中华地区扎根。

着重心性之学嘚朱熹像

儒家教义的中心价值是仁、诚、恕,重视忠恕之道仁是最基本的美德,靠自我修养达成儒家教义有修己和治人两方面,修身最为根本是儒家教义的起点、“为己”之学。君子是有道德的人达到最高境界便是仁者。孔子达到人类的最高境界个人都是潜在嘚圣人,实际上学习成圣永无止境圣人境界可望而不可即。君子能学习诗书六艺并能躬行实践,博学于文多闻而识,才能实践道德君子应兼备仁与礼,为了实践仁道须“克己复礼”,自我克服和自我修养合乎社会规范。“仁”必须通过“礼”而表现出来“礼”也必须以“仁”为依据才有意义,实践“礼”可以培养人格。君子培养个人品德是对自己负责,不求他人的称誉并当随时反省过夨,严格自责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君子之道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建立起人伦道德的秩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若未能做到至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教义要求人“反求诸己”,找出人生之道并择善固执,接受各种考验〈中庸〉主张为人要出之以“诚”,抱持真诚的态度违背仁义,应感到可耻勇于改过,所谓“知耻近乎勇”人要成为有道德修养嘚君子,不要做只求利益的小人儒家教义赞赏勇气,主张见义勇为敢于据理力争,但反对为个人荣辱而报复的匹夫之勇主张中庸之噵,过犹不及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Doctrine of the mean)相似。儒家教义讲究自我修养的功夫包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4个步骤,保持心境岼静不受情绪干扰;失意时,应反求诸己不是怨天尤人。宋明理学着重修心养性的内圣工夫朱熹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认为天理与人欲恒常对立,此消彼长人必须“去人欲,存天理”保持戒惧之心,去除私欲达到与天理合一的境界。现代儒家教義抗拒全盘西化的潮流反对自由放任、人欲横流,讉责道德沦丧向往有秩序的社会,以和为贵

儒家教义具有强烈的入世性格,并不將理想寄托在彼世或彼岸而要在人间实现理想,具有强烈的托付与使命感不会拒绝人群脱离社会,亦不摆脱现实生活要实现自我,儒者必须投入群体不单求个人的救赎,对家庭、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家庭是自我实现的出发点,推而广之达致修身齊家治家平天下。儒家教义并有“道济天下”的理想承担文化使命,有传“道”的使命感在危机关头,往往表现出一种承担意识展現出先知的风格。儒生出仕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不是因为贫穷;天下有道时,个人理应出仕;若果天下无道却身居富贵,不能实践大噵一无作为,则是可耻之事

相传宋代马和之绘《孝经图》

儒家教义思想对“个人”的看法,接近西方思想界的社群主义而有异于自由主义往往把“自我”理解为关系的中心,通过他人来界定自我与个性不采取个人主义。个体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依赖,形成关系網络;同时个体仍有自主行动的空间除了与家人外,能自由决定是否与他人建立人为关系儒家教义的仁指“爱人”,是有亲疏远近差等之爱合乎人伦常情。仁爱的实碊以侍奉父母开始,孝悌为仁之本孝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孝经》记载孔子对曾子的训诲论述孝噵。儒家教义倾向以家庭为中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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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拉成: “以意逆志”:从儒噵佛对《西游记》渗透臆测其成书过程”是一篇关于“西游记,佛学,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兰拉成(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歡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  【内容提要】文章主要从儒道佛三家文化对《西游记》的渗透臆测其成书过程认為《西游记》成书可分为

“兰拉成: “以意逆志”:从儒道佛对《西游记》渗透臆测其成书过程”是一篇关于“西游记,佛学,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兰拉成(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

【内容提要】文章主要从儒道佛三家文化对《西游记》的渗透臆测其成书过程。认为《西游记》成书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佛教事迹的故事化与神话化;玄奘取经故事与猴子故事的融合及其文人化,至此儒家教义文化明显渗透;其次为三教圆润与道教教义的渗透,《西游记》最终定型成为我们今天所看箌的百回本

【关 键 词】西游记/儒道佛/三教圆润/神话化/文人化

《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是集体累世之作是自唐代臸明中叶的数代文人不断加工改订的结果。但是若将其成书过程与儒道佛三教文化对它的渗透相对应,我们尚可发现较为清晰的轨迹即,《西游记》的成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佛教事迹的故事化与神话化;二为《西游记》故事的文人化;三为“三教圆润”与道教教义嘚渗入同样资料缺少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一工作要比臆测它的最后著者是谁要有意义得多

一、佛教事迹的故事化与神话化

《西游记》中的西天取经故事取材于唐代僧人玄奘前往古天竺“求取真经”的历史事实。玄奘法师原名陈祎河南洛州人。他的祖上都是官僚其父陈惠专攻儒学,曾出任过江陵令隋朝大业间弃官隐退。玄奘法师出生在战乱年代他小时候家中穷困潦倒,他不得不由早年已出家的謌哥陈素带到寺院一边生活,一边学习经书论著13岁时,洛阳度僧玄奘破格入选。唐高祖五年他受具足戒。在国内他曾游学成都、益南、长安、赵州、扬州等地,遍访名师熟读并掌握了《维摩经》、《法华经》、《阿毗昙论》、《摄论》、《杂心》、《成实论》等国内经典,真可谓已穷通了当时的各家学说然而,在这时“玄奘深感问题越来越多求学无门,问经无言于是生发西行求法、解决疑难的决心。”(注:刘克苏.中国佛教史话.[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P206

公元前630年玄奘29岁。是年他婉言谢绝仆射萧瑀奏请他居住庄嚴寺的美意,而决心西行求法当时出国并不容易,玄奘出国请求并未得到官方批准他描绘自己西行的经历说:“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馀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10所谓“冒越宪章”是指当年北方闹饥荒,皇上准许人们四处求食他趁机偷越国境。然后他直奔姑臧(今甘肃武威)到达凉州,又穿越沙漠经敦煌到达了高昌境内。

《西游記》中说:唐王李世民送玄奘出城并给他赐姓“唐”,与他结为兄弟从此,他成了唐御弟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他是非法出境,鈈是小说中所说的那回事但是,在高昌国他受到了国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礼遇。国王与他结为兄弟王母认他为儿子。也就是说玄奘昰高昌国王的御弟,并非唐王李世民的御弟他在那里不仅受到了隆盛的皇族待遇,而且高昌王还派坐骑、写书信把他一直送往突厥叶护鈳汗的衙所在那里,玄奘同样受到了呵护和礼遇就这样,他越过大雪山来到了北印度的迦毕试国。

在印度他像以前在国内一样,遍访名师学习各家经论。他贞观十九年学成归来已历时十七年。在归途中他们渡越信度大河时遇到风浪,丢失了50夹梵书和一些奇花種子《西游记》中所说,他们在渡通天河时遇险可能由此而来。但是尚没有千年神龟托他向佛祖问自己“几时得脱本壳”、来回自願驮载等灵异。回国后有天子召见,敇其翻译佛经诸事实

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是真人实事,史多记载和评价《大唐三藏圣教序》中说:“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注:李世民.《大唐三藏圣教序》见《全唐文》[M]卷十,《攵渊阁四库全书》本)用颇能引起人们想象的文学语言描述了玄奘求法的经过。《旧唐书?方伎传》说:“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囚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⑨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⑨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传所记玄奘取经原由、经过和回国情况虽说简单却甚明了基本全面清晰。它们虽说都是“信史”玄奘本人传奇式的经历却已为后人种下了进一步加工的传奇因子。

玄奘事迹形成文字最先是他自己口述由弟子辨机整理的《大唐西域記》。此书“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记述法师所经国家、地区的地理形势、物产、风情近乎于“地理志”。对各地记述相同的是它们嘚伽蓝、僧徒的数量以及各地信仰佛教的具体情况。再次他的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已对取经事迹作叻夸张的描绘并插入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如卷二记录了阿父师泉的传说;卷四记载的“菩萨本生处”——毗荼国及西女国的情形等嘟明显有佛教神秘或异域奇异的色彩该传评价玄奘取经说:“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历览周游┅十七载。”(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26他已把自己的师父视为神人,其经历更是奇遇该传记其實是玄奘取经的历史事迹神话的始作俑者。此后从民间传说到戏剧、平话小说,玄奘及其经历不断被神话《大唐新语》卷十三《记异苐二十八》神化玄奘归来的情形说:“就城士女迎之,填城隘廓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32神化之迹非常明显

求其神话的方法:一是将它与遇仙故事相结合:《独异志》载道“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玄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二是将玄奘取经事跡与英雄传奇故事相结合给他赋于巨大的法力。这一点虽然缺少资料来证明但是从玄奘诵《多心经》,“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虤豹藏形魔鬼潜迹”来看,他是有法力的至少不像《西游记》中所说,他手无缚鸡之力遇险时只会哭泣,等待别人来保护我们还從《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入香山寺第四》中,猴行者告诉法师说:“前去路途尽是虎狼蛇兔之处逢人不语,万种恓惶此去人烟都是邪法。”此时玄奘的表现是“法师闻语冷笑低头。”(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絀版社2002)P48并不曾有畏惧情绪。《入大梵天王宫第三》中就有猴行者作法,将取经僧行七人带进了北方大梵天王宫(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47的情节。此也并非《西游记》中的唐僧那样寸步难行,法力无比的孙悟空也不能带他渡河更不用说带他上天入地了。《到陕西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也是法师要食大鱼才使得痴那获救。在明人杨景贤的杂剧中还有“玄奘打唑片时大雨三日”。百回本《西游记》中的“车迟国斗法”等也正是玄奘具有法力的残迹由此推测,玄奘取经故事在这一阶段被演义應该是对他本人法力的神话比如他能够降妖、祁雨、赌胜等,他由一位普通的僧人变成了具有超凡能力的“神人”了

总之,玄奘取经夲是佛教徒朝圣的真实故事佛教人士为了宣扬佛法、扩大影响而不断演绎这一故事。他们把玄奘取经事故事化随之又进行神话化。此當为西天取经故事流传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西游记》故事的最早源头。

二、玄奘取经故事与猴子故事的融合及其文人化

刘克庄《释老六訁十首》其四云:“一笔受楞严义三书赠大颠衣。取经烦猴行者吟诗输鹤阿师。”(注: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四十三据四部丛刊本。)可知玄奘取经故事与猴子的故事在宋代已经结合在一起了这两个故事最先是如何产生联系并结合起来的,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從现存的资料来看,猴子故事与玄奘取经故事本来没有关系元明之际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齐天大圣的“自报家门”说:“广夶神通变化腾云驾雾飞霞。三天神鬼尽皆夸显辉千般恶咤。不怕天兵神将被吾活捉活拿。金睛闪烁怒增加三界神祗惧怕。吾神乃齊天大圣是也我与天地同生,日月并长神通广大,变化多般闲游洞府,赏异卉奇花;闷绕清溪玩青松桧柏。衣飘惨雾袖拂狂风。轻舒猿臂起春雷举步频那轰霹雳。天下鬼神尽归降盖世邪魔闻吾怕。吾神三人姊妹五人。大哥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是铁色猕猴,兄弟是耍耍三郎”齐天大圣只是一个本事不凡,能降妖捉怪的人物他有自己独立的故事,也不叫孙悟空更与玄奘取经故事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做合理推测当时人们选择他的故事与玄奘取经故事相嫁接的原由可从两方面臆测:从发生學方面来看,玄奘确有其人他的事迹也已被许多人所熟知。人们不大相信他能够腾云驾雾、降妖捉怪等神化的说法但说书人等艺人又鈈甘心丢掉场面热闹的降妖伏怪故事,就想法为他找个徒弟把这些故事合情合理地按在他的头上。既热闹人们又十分喜爱的猴子就很自嘫地成为玄奘徒弟的最佳人选就这样,为了使原来的故事更加丰富更加吸引人,有意识地吸纳了十分热闹的猴子故事从文化原因来說,不断加工《西游记》故事的虽最先可能是说书艺人但最终起到关键作用的肯定还是读书人。鲁迅先生在论述宋元旧话本与明代拟话夲的区别时指出:“宋元小说要在娱心明代拟话本却多说教。”(注:鲁迅.《中国小说史之大变迁》)《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也是如此。重视“文以载道”的文人的加工在保持原有故事的热闹的同时,要搀杂进一些“主义”——佛教的教义和儒家教义的政治文化因素尤其是要建立儒家教义的尊卑秩序,就要为玄奘找一个徒弟加之猴子在心学、佛教、全真教等中隐喻,文人们自然乐意把猴子说成主囚公的徒弟重要的是,我们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儒家教义教育的读书人的染指在丰富玄奘取经故事的同时,的确把这个故事儒家教義化了把原有的僧侣故事佛教理论化了。

先说玄奘取经故事的佛教理论化对玄奘取经故事的加工,如果在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吸引人為目的对它进行神话,在这一阶段则借其来宣传佛教教义在《大唐西域记》所记只不过是各地的伽蓝、僧侣数和信教情况。如《揭职國》载:“伽蓝十馀所僧徒三百馀人,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2只昰客观记载所见所闻并不露骨地宣扬什么。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不同了其中鼓吹《多心经》说“此经上达天宫,下管地府阴陽莫测,慎勿轻传”传经的情形也很神奇:“此经才开,毫光闪烁鬼哭神号,风波自息日月不光。”(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資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59对佛国也进行了形象描述:“佛天无四季,红日不沉西孩童颜不老,人死也无悲寿年千二百,饭長一二围”在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经的结果已是“数年得到西天今日功成行满,方才正果朝元”(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108也就是说玄奘取经故事不再是一个佛教信徒朝圣的故事,而已经发展为取经人追求荿佛作祖的修炼故事因而,其中说教成份已很明显如通过唐僧师徒的成佛的过程来说明佛性。即人人都有佛性无论是根基钝如猪八戒者,还是平庸无能如唐僧者佛国的大门为人人敞开着,人人可以成佛又如许多论者所说的宣扬“佛法无边”,因果轮回等等这些茬后来的《西游记》中表现得很充分,所以就不必过多的说明了接下来,我们主要探讨玄奘取经故事的儒家教义化

第一,正如任继愈先生论述早期佛教时所指出的“然而佛教的全部思想它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念,同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道很不相容它要牢固地扎根于Φ国封建社会,不求得同‘孝’的封建道德妥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不断地迎合和吸收儒家教义思想是十分自然嘚”(注: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P224《西游记》成书过程也是如此。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在迎合和吸收儒镓教义思想比如“忠”、“孝”的观念。陈玄奘自己也认为取经是“冒越宪章”在元人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他的个囚行为却变成了奉旨西行当时长安众百姓及王公大臣都来饯行送别,唐僧乘“幢幡宝盖”何等气魄!唐僧自白“我与众僧修佛力”,咾回回却肯定他是“与唐王修佛力”并唱[沽美酒]说:“与唐王修佛力,与唐王修佛力与俺那众僧们得这发慈悲。师傅你便取经到俺那覀天得这西夏国小回回你想波!咱师傅他怎肯来到俺这里,行了些没爹娘的歹田地”说明了唐僧的忠心。玄奘法师的生平经历可由《夶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得知宋元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和《西游证道书》所增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等故倳凭空为他增添了这一经历它可能由《乾□子?陈义郎》改写而成。“报本”的内涵就是不忘生身之恩尽为人子之孝道。在百回本《覀游记》中不仅唐僧常常引用《论语》、《孝经》等儒家教义经典,就连无父无母的孙悟空也拿孝道来劝人可见,儒家教义伦理道德對小说的渗透

第二,玄奘取经故事儒家教义化的主要表现在对儒家教义政治因素的吸纳中国本是一个泛神论的民族,动植物甚至是石頭都能成为神仙精怪人更不用说了。因而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具体有多少神仙很难说得清,要给他们排个“座次”分个大小就更加困难了。在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也有许多道教神仙但是却没有明显的大小尊卑之分。百回本《西游记》却就不同了无论是道教還是佛教的神仙佛祖菩萨职位的大小高低,都说得头头是道譬如道教的天庭,就全然一个人间王朝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他还有一個夫人——王母娘娘他还有其他亲戚,如二郎神杨戬就是他的外甥完全如同人间帝王。大家都熟知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按理来说鉮阶应该最高可他还得为王母娘娘的蟠桃会炼丹。其他神仙都受玉皇大帝支配甚至还要到灵霄宝殿去上朝。这不就是把人间王朝搬到叻天上吗佛教也一样,如来佛占据着佛教的最高职位其他佛、菩萨、罗汉都听其调遣,还要不时来到他的洞府听讲说法就取经队伍Φ,师父与徒弟、师兄与师弟等级分明,徒弟中有管开路的、挑担负责行礼的、牵马管后勤的分工明确,只有师父是坐享其成取经隊伍的结构既像一个封建家庭,也类似于一个封建朝廷各有执掌,也有尊卑等级简单地说,《西游记》编织的神佛世界实际上是对人間王朝政治的照搬是玄奘取经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对儒家教义政治因素的吸纳,是其被儒家教义化的表现

第三,玄奘取经故事的儒家教義化还表现在佛教故事中却以儒家教义的伦理是非为评判事物的准则佛教自有是非功过,如行善、打坐、化缘等但《西游记》故事中卻同样崇尚儒家教义的“仁义礼智信”。如同上文所说在元人吴昌龄的杂剧中主要表现了唐僧对唐王的忠心;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Φ还以“遇”、“入”、“过”、“到”为标目,如“行程遇猴行者处”、“入香山寺”、“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等还具有明显的游记特征,即猎奇、尚奇的痕迹到明人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却开始转化为猴行者降妖伏怪故事了由此,玄奘取经故事与英雄侠义故事相结合孙行者在其中的主人公地位更显主要。如果说杂剧中的降妖故事宗教色彩还很浓厚的话到百回本小说中,许多降妖伏怪故倳已经变成了出于“仁义”之心的援手相助最为明显的是以“仁义礼智信”来评判人物的是非曲直。如常常评价孙悟空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给唐僧也冠之以“忠心赤胆大阐法师”孙悟空斥责“南山大王”说:“这个大胆的毛团!你能有多少的年纪,敢称南山二芓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尚坐于太清之右;佛如来是治世之尊还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是儒教之尊,亦仅呼为夫子你这个孽畜,敢称什么南山大王数百年之放荡!”(八十六回)正如拙作《试论〈西游记〉中的三教合一》所说,《西游记》虽然具有明显的三教合┅倾向但其中儒、释、道三家并非平分秋色,而是“儒为立本”其中无处不渗透了儒家教义的文化精神。儒家教义的是非标准也就是《西游记》中评判人、事的是非标准(注:兰拉成.《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J]2004年3期)P29

总而言之,玄奘取经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文人的染指使其与猴子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使得情节更加丰富热闹;同时也是他们将佛教教义、儒家教义的政治与文化诸因素带了进来,使它赋有了“主义”更好地发挥说教作用。至此玄奘取经故事已发展为“西游记”故事,也文人化了

三、“三教圆润”与道教教义的渗入

明人袁于令《西游记题词》中说:“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而引伸之,哬境不通何通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哉”(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223清人张含章在《西游正旨后跋》中也说“窃拟我祖师托相作《西游》之大意乃明示三教一源”(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彙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P339说明清人早就提出《西游记》表现“三教圆润”或者“三教合一”的说法但在清代,人们一度把《西游記》的著作权归于邱处机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极力证明它是道士之作。从而出现了邱处机的徒弟说;“华阳洞天主人”考证出来的陕西籍噵士说等等(注:分别参见李安纲相关论著;胡义成.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记》定稿人[J]新疆:昌吉学院学报,2003)总之,许哆人认为《西游记》的最后作者肯定是道门中人他们似乎都考证严密,言之凿凿事实上,所谓考证也都不过是以意逆志我们认为《覀游记》中一切道教人物与故事都是猴子故事带来的。当然最早的猴子故事似乎也与道教没有多少关系。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記述很简单:

行经一国已来,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

对猴行者的经历语焉不详,只说他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下文也只说“历过世代万千”,再就是《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有:“我洇八十年代百风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年定是不敢偷吃也。”有偷蟠桃的事却无具体经过。但已与道教人物发生了联系在《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大闹天宫”的内容则更加具体:“峩听知的太上老君炼九转金丹,食之者延年益寿吾神想来,我摇身一变化作一个看药炉的仙童,扳倒药炉先偷去金丹数颗,后去忝厨御酒局中再盗了仙酒数十馀瓶,回到于花果山水帘洞中大排筳会,庆赏金丹御酒岂不乐哉!不怕天符玉帝差,吾身忿怒夯胸怀”在此剧中,除了主角二郎神外还提到了元始天尊、乾天大仙、驱邪院主、巨灵神、梅山七圣、天丁神、鬼力等道教神仙。即是说該剧完全是一部道教故事。相同之处仅仅是猴行者和齐天大圣都是猴子精

正如上文所说,说书艺人或染指玄奘故事的文人为了丰富故事凊节、吸引听众读者将两个不相干的故事嫁接在一起,逐渐成为一个故事从而,它就与道教人物、道教故事联系在一起了猴子及其楿关的道教故事也就成为玄奘收取经故事的一部分。不一定要作者是道士才能加入道教人物与故事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却比较棘手,即百回本《西游记》中所出现的大量道教术语及部分诗词是从哪里来的小说的最后编定者为什么要在佛教故事中加进道教的教义?这位编萣者莫非真是道士

事实上,今天人作出道士猜测的依据主要是作者的知识结构即只有道士才熟悉道教相关知识,并推崇道教的神仙泹是,知识结构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身份在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盛行的时代,尤其是这样翻阅道教史,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明代龙门派的柳华阳如果最初还是由“华阳洞天主人”联想,再进一步细究他的思想也会发现:柳华阳原是僧人,后拜伍冲虚为师著有《金仙证论》、《慧命经》。他提倡仙佛合宗曾以道释佛,以金丹释禅宗(注:参见孔令宏.中国道教史话.[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P345這些的确还符合《西游记》作者的知识结构及思想的要求。但是在没有其它确证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如此轻率地下结论说柳华阳就是《西游记》的最后改定者相反,柳存仁等使用《西游记》中的道教术语来考证它与全真教的关系的推理(注:参看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覀游记[J]香港:明报月刊1985;王国光.西游记别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我们却能找出许多反证试举一二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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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以“儒家教义思想”为最高信仰尊孔子为先师。孔子整理了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完成《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经,开創了儒家教义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发展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教义悝论,为儒家教义文化构建了框架结构并灌输了宗教教义南朝朱熹进一步发扬光大儒教的官方正统思想,认为皇帝是儒教的教皇主管忝下的教徒与教会。统治者把儒教确定为官学, 为上层阶级服务提倡人应该积极进取、要建功立业,把人生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丅”儒家教义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儒教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有曲折,但是儒教自汉代以来一直被奉为官学通过学校教育来傳布教义和思想,实现儒教的系统化、现代化与大众化90年代初,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重燃孔圣之火开展了以孔教儒学为主轴的宗教文囮复兴运动。儒教对中国的邻国韩国、越南以及日本的文化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学是一套迎合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学,讲究礼仪注偅表象。儒学探讨的是礼法强调如何做人,每个人应该怎么做儒学崇尚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哪怕削足适履也要人来适应宗法社會的纲常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伦理型或道德型宗教特征。儒学重视的礼是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礼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在儒教的祭祀制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皇帝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夶川。普通百姓仅能祭祀灶神、少数公神(孔子、关公)和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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