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的孤儿院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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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孤儿院
我这有些裙子，希望捐给孤儿院，如果有人知道哪里的孤儿院需要，请告诉我详细地址，谢谢
我有更好的答案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院址：江苏省常州市丽华路7号 TEL：8300
这是常州的
采纳率：65%
我只知道我们本地的孤儿院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荔枝沟镇社会救助中心（孤儿院），邮编：5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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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86.3%孤儿生活在农村 部分存在心理问题
&&&&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香香公主”（右）和照顾她的聋哑姐姐。 　　本报记者　冯华摄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当那些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享受节日幸福快乐时光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社会上还有不少孤残儿童。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小、最困难的群体，他们最需要呵护、最需要关爱。
　　孤残儿童生活得好吗？成长中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凝聚社会各界的关爱，使他们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在祖国的同一片蓝天下幸福成长？带着这些问题，儿童节之际，本报记者走近孤儿群体。
　　■现有孤儿71.2万人
　　约10%在福利机构集中养育，90%呈分散养育状态，大多纳入了低保或五保范畴
　　天津SOS儿童村位于河东区成林道永宁路上一个幽静大院里，绿树掩映中，20多栋两层小楼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临近傍晚，一群身穿不同校服的孩子们有说有笑地走进院子，回到各自的“家”里。在院里的篮球场上，记者碰到了正在打球的小王。“我今年15岁了，‘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最大的姐姐上高中。”小王说，儿童村规定男孩子超过14岁就要从“家”里搬到青年公寓中住，但平常还可以和“妈妈”、“兄弟姐妹”们呆在一起。“我喜欢这里！‘妈妈’每天换着花样给我们做饭，如果想看课外书之类的，她也会想办法省钱给我们买。”小王告诉记者，很小的时候父母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双双离开人世，4岁时就被老家的民政部门送到了儿童村，因为时间久远，他对父母的记忆已很模糊。
　　儿童村村长白长明介绍说，村里现在一共有140多位孤儿，分别生活在16个家庭里，每个家庭有一位专职的“SOS妈妈”照料孩子们。根据SOS组织的规定，SOS妈妈必须未婚或者离异、丧偶且无子女。
　　据介绍，天津SOS儿童村是我国建立的第一批SOS儿童村，1987年落成后共收养了300多名孤儿，这些孤儿大多来自天津以及河北省山区的贫困家庭，要满足三条收养条件：父母双亡、身体健康、年龄在8岁以下。
　　儿童村有幼儿园，上小学时则就近入学。根据天津市的政策，这些孤儿不论原户籍在哪儿，都能获得天津市的学籍。现在，140多个孩子分散在30多所学校就读。“一方面是根据成绩升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有意识地加强他们和社会的交往，多结交一些朋友。”白长明说。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生活不受干扰，儿童村婉拒了记者进入“家庭”探访的要求。而北京市儿童福利院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据介绍，北京市儿童福利院成立于1984年，主要收养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孤残儿童，年龄从出生几天到14周岁不等，绝大部分儿童患有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共有300多名职工为孤残儿童提供日常生活照料、预防保健、医疗救治、康复训练等服务。小孩子需要工作人员全方位的照顾，大一些的孩子由于肢体障碍和缺陷，吃饭、穿衣、洗澡等都需要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残疾孩子需要进行长期系统、规范的康复训练，生活自理能力才能不断增强。
　　业内人士表示，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和天津SOS儿童村等代表了我国儿童福利机构的较高水平。但我国目前孤儿总数为71.2万人，大部分是因疾病、意外事故导致父母离世，或被父母遗弃而成为孤儿的。其中只有10%左右在福利机构集中养育，还有90%呈分散养育状态，大多纳入了低保或五保范畴。
　　■86.3%的孤儿生活在农村
　　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揪心的故事，不同程度存在心理问题或精神压力
　　5间破旧的土坯房，屋里除了一台老式熊猫黑白电视，没有一件像样的电器。走进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县大李村孤儿小小的家，看着眼前沉默的孩子和孱弱的老人，记者不由一阵心酸。
　　“这娃命可苦了！3岁的时候她爸出车祸去世了，她妈伤心过度也跟着去了。只剩下我们老两口和她相依为命。”提及往事，小小的奶奶仍很伤心。现在的小小根本记不得父母的样子，但听奶奶提起父母，泪花就开始在眼里打转。
　　小小今年12岁，爷爷62岁，奶奶60岁，除了姑姑一家外没有别的亲人，两老一小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老人干不了重力气活，收入来源只有家里的7亩多地，3亩种树苗，4亩种棉花。遇上好年景，4亩棉花能赚2000元，再加上卖树苗的钱，一年下来的收入只有3000元。
　　“小小从小特别懂事儿，从不乱花钱。放学以后就赶紧回家写作业，帮忙做家务活儿。”说到这儿，奶奶的眼圈红了。“学习上的事儿我们帮不上忙，只能从生活上多照顾她，可家里条件就这样，再说了，俺们再疼爱也比不上亲爹亲娘呀！”
　　小小的爷爷说，多亏了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否则他们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小小上学的费用全免，村里还给他们入了低保，看病能报销，两位老人每个月还能领到55元的养老金。据介绍，为最大限度保障孤儿的基本生活，沾化县将现有孤儿全部纳入了基本生活保障，每人每月600元；根据孤儿家庭实际情况，确属特困户家庭的孤儿纳入农村低保范围进行救助。
　　据了解，我国目前生活在农村的孤儿约占孤儿总数的86.3%。农村散居孤儿大多数由爷爷、奶奶监管。老人由于年龄偏大、忙于务农，造成对孤儿监护不力，缺少家庭温暖。一方面，一些被亲属或亲戚领养的孤儿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问题或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个别亲属家庭条件差，经济负担较重，加之与孤儿情感隔阂，导致孩子性格孤僻、性情冷漠。
　　与这些相比，残疾孤儿的境况更令人揪心。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走进北京市高碑店地区的“365晨光宝贝之家”时，孩子们正和志愿者围成一圈做游戏、唱歌。16岁的小茹腿脚都有残疾，却有一副清亮的嗓音，会唱很多首歌。
　　对小茹来说，爱心妈妈赵丽萍创办的“365晨光宝贝之家”就是她的家。这里一共寄养了21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孤残儿童，大部分都是脑瘫孩子。
　　9岁的亮亮来自河南焦作，长得虎头虎脑，但脑瘫使他走路摇摇晃晃，左手也稍微有些不灵活，走快了就要摔跤。在康复师的帮助下，亮亮要进行45分钟的康复训练了。一开始是让腿与身体成直角，亮亮乖乖地躺在地上自己数数，“数到100下就能换下一个姿势了。”可是接下来的按摩环节就难熬多了，亮亮的额头、后背全是汗珠。“好疼啊！”亮亮刚开始强忍着，后来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周末的下午，孩子们大多在活动室玩耍。见到记者带来的玩具，孩子们纷纷围过来玩儿，只有小梅是手脚并用“走”过来的。原来，小梅出生于日，汶川地震让她失去了父母，严重的先天性“马蹄内翻症”让她无法行走。2009年，赵丽萍把小梅接来进行康复训练，两次手术后，她的脚有了明显好转。但由于脊椎神经存在问题，现在还只能拱起身子用双手撑地辅助双脚走路。
　　“365晨光宝贝之家”里，最小的宝贝不到1岁，被大家昵称为“香香公主”。小香香浓眉大眼，可爱极了，却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被父母遗弃在医院里。来到这里时才刚刚7天，后来又被查出患有肝损害，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创造条件让孤儿融入社会
　　对孤儿的救济应逐步从保障生存向创造条件，帮助孤儿成家立业的较高水平转变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郭大水表示，近年来我国的孤儿福利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孤儿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总体看，孤儿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保障水平有待提高。要让孤残儿童健康成长，还面临着经济、心理、健康等诸多问题。
　　经费无疑是最现实的问题。白长明告诉记者，儿童村的经费主要是国际SOS组织转来的捐款，一个孩子一个月500多元，集中到每个家庭的妈妈手中统一调配。孩子们的衣食住行、上学买书的钱都算在里面，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目前，国家财政每月给每位孤儿200元的补助，天津市还有给本地孤儿每人每月1440元的孤儿补助。“但很多孤儿的户口在原籍，享受不了天津的好政策，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落实的话，孩子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提高。”在农村，经济问题也是困扰孤儿发展的主要原因。
　　心理，也是孤残儿童面临的大问题。“幼年失去父母本身就是对孩子沉重的打击，更何况有的孩子的父母是因意外、甚至是家庭暴力犯罪离世的，这对孩子的心灵创伤是终身的，日后非常容易发展成为自卑的心态，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白长明说，孤儿进入儿童村，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心理问题，所以专门成立了教育科，聘请心理医生进行疏导。
　　更让白长明和赵丽萍焦虑的，是如何在保证孤儿生活无忧的情况下，创造条件让他们融入社会。
　　赵丽萍说：“目前社会上的大龄孤儿和残疾孩子很多，他们的自卑心理很强，不愿意与外人接触，不愿意自立，我们要真正地去帮助他们，做好心理辅导工作，鼓励他们学习技能，做一个真正有用的人。”白长明则告诉记者，由于学历、技能、社会交往能力、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部分成年孤儿还要面对比同龄人压力大得多的住房难、就业难、生活难等问题。“现在还有20多个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工作的成年孤儿在村里免费吃住，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总归不忍心赶他们离开。”
　　郭大水分析说，孤儿在步入社会之后出现的沟通障碍以及遇到的种种人际问题和他们个人的不幸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很多孤儿可能学习非常努力，成绩也不错。但因为父母很早就不在了，天然地就会在社会交往的训练上比同龄人有所欠缺。加上因为父母早亡，孩子的心灵难免会有压抑和自闭的创伤，缺乏和社会充分的融合与交流。”郭大水说，这种问题是孤儿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也需要收养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方面加强对孤儿的心理健康辅导，一方面有意识地创造让孤儿开放、平等地和社会接触的机会。
　　对于孤儿走向社会后面临的缺乏人脉资源、成家困难等问题，郭大水认为，“社会化交往的基础就是社会资本的多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关系网’，包括亲缘关系和非亲缘关系。孤儿本身就意味着亲缘关系的支撑几乎完全丧失，非亲缘社会资本也很薄弱，在实习、找工作时没有可托付的关系，很难实现回归社会的基本条件――‘立业’。”郭大水建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孤儿的救济可以逐步从保障生存向创造条件、帮助孤儿重新融入社会、成家立业的高水平转变。
　　专家还表示，我国目前以国家为主导、社会为补充的孤儿救助制度无法保证每一位孤儿都得到充分的救助，需要大量的社会慈善资金作为补充。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一些社会组织和团体有心却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记者曾在一些网络论坛上看到，许多人发帖询问如何去孤儿院做志愿者或捐献物品，但往往无人回应。郭大水说，志愿服务的专业化以及社会组织的尽快“孵化”，将引领我国新型儿童福利制度走得更远。“当前是我国不断健全完善孤儿保障制度的重要契机，需要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推动，让孤儿能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文中孤儿均为化名)
【编辑:张尚初】
>教育新闻精选：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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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孤儿院前路：更小型、更民间、更多扶助？
第一财经日报郭晋晖 03:13
在北京东北市郊何各庄的一座四合院里，生活着17名身患不同程度残疾的孩子。他们大多因为先天疾病被亲生父母所遗弃。
作为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寄养点，这所名为儿童希望之家的民间机构自2004年起共寄养过来自地方福利院的70多名孩子，大部分孩子是手术前后在这里进行康复，也有一些孩子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多年。
比“爱心妈妈”袁厉害们幸运的是，“儿童希望”在经过长达18年的儿童救助“地下活动”之后，终于在2010年正式注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中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兰考大火之后，民政部发出通知，用1个月的时间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的情况进行全国性的大排查。民政部还提出在人口大县建设一批儿童福利机构，全面提高孤儿收留养育能力。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加大投入弥补欠账是应该的，但若把大量资金用于修建政府福利院，则有违个性化和家庭化的儿童养育规律。
王振耀表示，当前应该尽快建立制度化的儿童福利体系，加大对于民间组织的扶持，使财政资金使用得更加有效率。
政府供给不足的背后
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省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9家，地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333家，县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64家，800多家社会福利机构设立了儿童部，但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
目前，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另民政部公布的2012年第三季度社会服务季报显示，为儿童提供收养服务的床位数仅为6.8万张。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本报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增长、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离婚等家庭变故增加等原因，残疾弃婴以及流浪儿的数量不减反增，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社会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需求，政府供给却难以满足，民间收养就因此而生。
针对政府供给的不足，民政部与2006年启动了“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下称“蓝天计划”）。
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蓝天计划在2006年～2010年5年间投入15亿元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和国债资金，资助地级以上大中城市新建、改建和扩建一批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儿童福利机构。同时，地方民政部门留成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也将“蓝天计划”作为重点资助项目。
截至2011年，资金投入17.28亿元，建设地、市级儿童福利机构337个，包括县级的共453个。
儿童希望基金会理事长张雯表示，蓝天计划虽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大型的儿童福利院，但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各地福利院床位都已经基本饱和。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儿童福利机构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政府投入不足，对儿童福利重视不够，包括蓝天计划在内的儿童福利院建设项目，都需要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并进行资金配套，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其次，由于公办福利院这一制度并不是一条最适合孤儿养育的路径，是否要大规模对其进行建设在主管部门内部仍然存在争议。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地方政府对孤儿院建设积极性不高，实际上暴露出了中国公共财政转型中的问题，对于儿童福利缺乏制度性的财政安排，这方面的支出没有纳入预算，投入的力度也非常有限。
政府收养利弊
针对地方政府在儿童权益方面存在的责任缺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地优先发展什么由当地政府决定，人权、事权、财权都不在中央。
兰考大火之后，民政部针对供给不足，提出要继续实施蓝天计划，在人口大县建设一批儿童福利机构。
王振耀则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修太多的政府福利院，试图对孩子进行军营一样的养育是把问题简单化的一种做法，而且这种做法将会给未来带来更大的风险，政府需要支付更大的成本。
王振耀表示，集中养育的这些残疾孤儿长大以后的问题更加严重。北京等地已经修建了政府第二福利院，主要是安置大龄的残疾孤儿，政府所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决不能鼓励兰考建大型的儿童福利中心，而是要把一个福利中心分为小型的、个性的机构，尽量能分到下面的乡镇去，每个机构最多十几个孩子，对他们进行类家庭的养育，这才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方式。”王振耀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表示，现在政府内部有两种观点：一是鼓励民间组织养育，二是政府自己养。后者认为这是体现政府福利性的地方，而且政府有钱、有地、有资源，这些都是民间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
“但实际的情况是，政府福利院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效率低下，将本是对孩子关爱的制度变成一种事业单位的做法，行政体系官僚作风浓厚；二是忽略了人本身的需求，存在爱心不足。”陶传进说。
福利机构的小型化也是国际趋势。本报记者在儿童希望之家看到，这里有17个孩子，配有13个护理人员，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康复师Annia专职进行脑瘫儿童的康复训练。
儿童希望之家医疗康复师张云润向本报记者表示，对于脑瘫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来说，康复训练相对有效，很多福利院送过来瘫痪在床的脑瘫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之后，会有所好转，有些能够坐立或是蹒跚行走。
显然，如此高比例的人员配置和精细化的管理，在规模化的政府福利院很难做到。
儿童福利的缺失
王振耀说，兰考大火烧出的是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缺失，社会将大火的责任全部归于地方政府也有偏颇之处。民政部所能做的只是局部性的儿童福利，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国家缺乏对孤儿，尤其是残疾儿童整体制度性的安排。
张雯曾经向相关部门建议，尽快在全国推行儿童大病医疗保险。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地区实行了这项制度，实施的效果很好，一些大病儿童的家庭得到了有效的帮助。
在长期从事残疾儿童救助的过程中，张雯发现，医疗费不足是绝大部分家庭选择抛弃婴儿的主要原因。以脑瘫为例，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像北京一样推行脑瘫儿童的免费康复，那么更多的家长会选择让孩子留在家中。
王振耀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普惠制的残疾儿童津贴以及配套的医疗保障，无论穷人富人都可以得到而不仅仅是对贫困家庭的救助，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弃婴，让孩子能在家庭中得以治疗和康复，否则，建立再多的福利机构都满足不了这种需求。
“大量的源头问题没有解决，人们只好把孩子丢在政府福利院门口，而政府也不敢明确说愿意开放收这些孩子，因为这种需求哪一级政府都承受不了，政府也只能默许袁厉害这样的人存在。”王振耀说。
资金缺乏已经不是儿童福利缺失的根本原因。王振耀表示，中国儿童福利的水平不仅比不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就连比起印度、泰国等周边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在儿童福利领域的投入与中国庞大的GDP以及财政收入不成比例。
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0年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2008年人均GDP才突破1000美元，儿童福利支出在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在2006年～2007年达到4.86%。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儿童预算方面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民间组织处境尴尬
无论是王振耀还是杨团，他们都认为由政府来满足孤儿养育的社会需求是不现实的，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寄养以及扶持民间组织来抚养孤儿，而相比于福利院模式，后者对于政府更为划算。
张雯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张床位的福利院为例，福利院的建设资金就需要上百万，工作人员需要30～40人，每月工资支出就是60万元，每人每月孤儿基本生活费1000元，一年支出120万元。
如果把这些孩子寄养或是民间机构养育，则省去了建设孤儿院费用以及员工支出。因为寄养家庭和民间机构均是出于爱心，像袁厉害这些人甚至花自己的钱都愿意去抚养这些孩子，若是孤儿的养育津贴能够补贴到位，对于这些爱心人士以及孩子的养育水平都有很大帮助。
张雯说，袁厉害事件所反映出的情况是“条件不好”、“心好”和“需要帮助”。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三点反映出了民间机构的共性。
张雯表示，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宣传上鼓励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但实际的支持却不足。具体实施层面存在民间机构注册难、民间机构募捐难、民间机构运营难、政府的大部分资金都没有进入民间。
孤儿基本生活费是王振耀担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时力推的一项政策——散居孤儿每人每月600元，集中收养的孤儿每人每月1000元。孤儿基本生活费由地方政府统筹，中央财政会每年下发孤儿基本生活费中央补助资金，2011年对于东、中、西部的补助标准为200元、300元、400元，严格纳入财政预算。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和重视程度的不同，孤儿基本生活费也存在苦乐不均。一些省份高于中央的标准，北京市在2011年标准已经提高到1600元和1400元，而一些省市由于地方财政配套不到位，一些地方孤儿院反映，最终发到位的资金少于国家标准。
王振耀表示，袁厉害收养孤儿在性质上属于民办的儿童福利院，本应该拿到每月1000元的孤儿养育津贴，但由于孤儿养育津贴设置了很多门槛，首先必须是有户口，而且必须双孤，还必须开出父母双亡的证明等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袁厉害无法拿到这笔钱。
张雯对本报记者说，儿童希望之家对外提出的助养标准是每人1500元，但这也是不够的，每个孩子需要的资金在2000元～30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房租以及人员的工资。
除了资金之外，户口是困扰民间机构的另一大问题，而且这对于民间组织来说比资金问题更加“棘手”。现行法律规定民间机构不能做孩子的监护人，也就没有办法帮助孩子上户口。张雯认为，户籍制度的这种限制应该尽快放宽。
场地也是民间组织面临的一大瓶颈。本报记者在儿童希望之家了解到，这个京城颇有名气的儿童救助机构，在2004年至今已经搬了六次家，目前以每年25万的价格租在何各庄的一个四合院里。
“孤儿救助领域特别适合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只需根据孤儿特点和养育孤儿的要求定一套规则，鼓励民间做定期检查，可以达到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孤儿的三赢。与政府机构相比，民间最宝贵的就是一颗爱心，这也是孤儿们最缺乏的。”张雯说。
除了继续实施“蓝天计划”之外，民政部在兰考大火还提出鼓励公民收养和推出儿童福利条例这两条路径。
张雯表示，当前弃婴的公民收养存在首要问题“供需矛盾”——收养家庭普遍倾向于收养健康或是轻度残疾的孩子，而福利院重度残疾的孩子确实居多；其次，中国的收养服务很不到位，没有明确的服务机构，即使有些家庭愿意收养残疾儿童也缺乏渠道。
对于儿童福利条例，王振耀则认为实际能够发挥的效用可能有限，因为儿童福利的问题并不是民政部一个部门出台一个条例就能解决的，需要上升为国家行为，提交全国人大讨论。
杨团则表示，相比于出台法律的漫长过程，当前应该尽快出台像养老产业一样，鼓励民间儿童福利机构发展的优惠政策。
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包括建筑补贴、床位补贴、相关税收减免等多项政策鼓励民间办养老院，但民间孤儿院却仍然为自己的身份而挣扎，政策支持处于空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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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群硕系统为何说寄宿制长大的孩子是半个孤儿院儿童_新浪教育_新浪网
为何说寄宿制长大的孩子是半个孤儿院儿童
&&& 现在还有一种“小留学生现象”，它是“寄宿制”的变种。家长把刚上初中、甚至刚上小学的孩子送出国去学习，孩子的监护人由父母变成亲戚或朋友。固然监护人基本上都是值得信赖的人，会用心照顾孩子。但在未来，在孩子和父母共同的回忆中，到底缺失了多少东西呢？就孩子整个生命的成长来说，这样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一只母鸡不会把小鸡托付给别的母鸡照料，一头母猪也不会把任何一头小猪托付给别的母猪。动物 都知道这一点，人却经常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尹建莉说，“孩子过早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会对其心灵造成一生难以弥补的创伤。这创伤程度，等同于成年人失去亲人时所经历的哀痛。我认为孩子在读大学前都不应该寄宿。当然，这种否定程度是随年龄增长而递减的。”
　　“培养自理能力和集体意识”――且不说这样的目标本身很自私很伪善，推论也很浅薄――把孩子和父母隔绝开来，就可以锻炼出很强的自理能力；把孩子早早送入集体生活中，他就可以有很好的集体意识、善于和人合作――按照这样的逻辑，孤儿院的孩子受到的早期教育应该是最好的。
　　真能培养自理能力和集体意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孤儿院的孩子从小过着集体生活，儿童期的自理能力可能确实比一般孩子强，但大多数人成年后的面貌并不出色。事实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大部分有较重的心理问题，自我意识和合作意识往往停留在较低水平层面――这样说不是贬低这些孩子，只是陈述一种客观事实――不是他们天赋不好，也不是保育员的工作不尽责，是命运不公，剥夺了他们早年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父母之爱。他们从小缺少家庭气氛滋养，缺少和亲人的情感及语言交流，生命起始阶段性出现畸形，以至于成年后在心理及能力方面表现出永久的缺陷。
　　罗马尼亚曾在这方面犯过一个致命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陷入经济困顿、人口锐减的状态。政府鼓励生育，规定每个育龄妇女至少要生4个孩子，如果家庭无力承担这么多孩子的抚养责任，可以送孩子到政府出资的国家教养院，由工作人员进行集体抚养。该政策出台后，先后有6万多名婴儿一出生就被送进教养院，进行批量抚养。
　　这些孩子后来几乎都出现行为异常，大多数人智力低下，情感发育不良。他们不会和人交流，无法形成对视和对话，独自坐在角落，不停地前后摇晃或不断重复某种刻板行为，对陌生人没有恐惧感，也没有沟通能力――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孤儿院现象”。后来有一部分孩子被送到美国底特律儿童医院做大脑断层扫描，结果发现他们大脑的海马回和杏仁核等多部位都不正常。脑神经科学已证实，早期情感发育不良，会直接损害大脑的正常发育，使其结构异常，造成无法逆转的病理性 改变。
　　早年情感滋润对生命十分重要
　　早年情感滋润对一个有思维的生命到底有多重要，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用猕猴做过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
　　他把一些幼小的猕猴和母亲隔离开来，在小猴子的笼子里安装了两个“假妈妈”。其中一个妈妈用硬邦邦的钢丝做成，但胸口上有奶瓶，另一个妈妈用绵软的绒布包裹，但没有奶水。按照人们“有奶就是娘”的常理推断，小猴子应该和有奶的“钢丝妈妈”更亲近。
　　事实则不然，小猴子只是在饿了的时候才靠近钢丝做的妈妈，一吃完奶，就回到了绒布妈妈这里。这个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到婴幼儿内心本能的向往和恐惧，他们对温暖的依恋和需求甚至超越了食物。这个实验到这里还没有完结，到这些猕猴成年后，基本上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
　　实验人员把它们和另外一些吃母乳、在母亲怀抱正常长大的猕猴放在一起后，这些从小没得到正常母爱的猕猴不能正常融入集体生活中，大多数性情冷漠，不会交配或 拒绝交配。扫描它们的大脑发现，其皮质神经元连接稀疏，不但心理方面问题严重，走路也蹒跚不稳，甚至连叫声都不正常，永远处在猴子社会阶层的最下端。
　　实验人员通过人工办法让这些有心理创伤的母猴怀孕，待小猕猴出生后，这些母猴对小猴冷漠而无情，残忍地虐待小猕猴，有的甚至咬死了自己的孩子。
　　猕猴和人的基因有94%是相似的，它们身上反映的正是人类最初始的情感状态，所以“孤儿院现象”在它们身上也会发生。这个实验说明，温暖的怀抱、慈爱的眼神、温柔的话语、肌肤相亲，是一个有智力的生命能正常成长的不可或缺的东西。
　　呵护孩子的自然需求
　　孩子刚出生时只是个“小动物”，是个纯粹的自然人。要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必须依循成长秩序渐次展开，宛如一粒种子必须依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成长一 样。孩子首先要获得温饱、安全感、爱和亲情等这些自然需求，然后才能发展出更高一级的自律、合作、利他等意识和能力。家庭的温暖，尤其母爱，是一个儿童成 长必不可少的心理营养品。
　　古今中外在教育问题上总是发生着太多反自然反天性的事。成人总是一再地无视儿童的自然需求，不断把某种基于社会需求的设计强加到孩子头上，面对儿童时，更多的是商业的、政治的或某种利益的计算，而不去顾及儿童作为 一个“人”的最自然的需求，在孩子幼年时期就急于去发展他的社会属性，拔苗助长，早早减少他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其原始的自然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社会属性也难正常成长、无法正常表达。
　　寄宿制下长大的孩子，是半个孤儿院儿童
　　我在一个周末聚餐中遇到一对父母，他们的儿子当时5岁。两年前，即孩子3周岁时被送进北京市非常有名的一家幼儿园。那家幼儿园软硬件都很好，收的大多是国家机关或演艺界明星的孩子，一般人很难把孩子送进去。这对父母都很能干，中年得子，两人工作都比较忙，就给孩子办了全托，一周接一次或两周接一次。他们看起来对幼儿园非常满意，说孩子住在幼儿园比住在家里强，孩子自己会洗袜子内裤、睡觉起床都很自觉等。
　　孩子看起来很聪慧、非常乖，坐在妈妈旁边默默地吃着饭。妈妈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正当大家杯觚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小男孩突然哇一声大哭起来。众人忙问怎么了，妈妈也是一脸莫名其妙，赶快抱住孩子问出了什么事。男孩子哭得说不出话来，十分伤心的样子。
　　妈妈哄了几句，看孩子哭得停不下来，就带着孩子走出包间，爸爸也跟着出去。过了一会儿，听到孩子哭声平息，爸爸进来，有些内疚地笑着解释说没什么事，是孩子一直想吃腰果炒虾仁中的腰果，而妈妈每次在盘子转过来时，总是给他夹个虾仁，他认为妈妈故意不让他吃腰果，就大哭起来。
　　众人听了，松口气笑了，觉得小家伙太矫情。待妈妈领着男孩回到包间后，大家赶快安慰男孩，让他在叔叔阿姨面前不要拘束，想吃什么自己去取。妈妈也一再地说，你想吃什么跟妈妈说啊，你不说妈妈怎么知道呢，或者你自己去夹，没关系，这些叔叔阿姨都是妈妈爸爸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
　　众人的话似乎对男孩子没什么用，男孩还是沉默不语，轻轻抽咽着，不动筷子，眼睛里充满委屈与忧伤。
　　那天一起吃饭的还另有两个小朋友，都是五六岁的样子，这两个小朋友一会儿就混熟了，只在饭桌上吃了一小会儿，就跑到旁边的沙发上玩去了。这位家长建议儿子也去和小朋友玩，但小男孩表示出拒绝，就那样一脸不快地坐了一会儿后，爬到妈妈怀里，搂着妈妈的脖子和妈妈缠绵，过一会儿爬到爸爸怀里和爸爸缠绵，看起来十分忧郁又烦躁，没再吃饭，不说话，也始终不肯下地和小朋友去玩。看得出，孩子内心有强烈的委屈感和不安全感。
　　寄宿制造成情感疏离
　　儿童和父母感情的建立，仅有血缘还不够，必须要有相处时间的长度和频次，孩子越小，对父母之爱的要求越多，对相处时间和频次也就要求越多，这是儿童获取安全 感的必需。长期寄宿的孩子，潜意识中既害怕被父母抛弃，又对父母有怨恨，所以经常会表现出委屈、拒绝、过度缠绵和不可理喻。
　　事实上，寄宿制造成的情感疏离，不仅仅发生在孩子心里，也发生在父母心里。缺少相处的长度和频次，彼此间的情感联结就会比较稀疏，爱的浓度和质量就不会高。 虽然这个孩子是你在世界上最爱的孩子，但并不意味着你们的沟通和了解是最好的。许多父母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孩子，不能很好地与孩子沟通，这与他们在孩子小时 候和孩子相处机会少，建立的感情联结比较稀疏有关。
　　有些家长说，我知道上寄宿制幼儿园对孩子不好，但工作实在忙，没办法，只能全托。忙是个事实，孩子幼小的时候，往往正是父母开始打拼的时候，但这不应该成为天天不见孩子的理由。年轻时，谁不忙呢？“想做一件事总有理由，不想做一件事总有借口”，再忙也要回家吧，哪怕每天只有半个小时和孩子相处，或者几分钟，它都是有意义的。只要父子间常听到对方的声音，母子间常闻到彼此的气味，家中就会形成甜蜜的气场，这种气场包围着孩子，让他内心安全而滋润。
　　时间是最有弹性的东西，挤一挤就出来了。可加可不加的班，坚决不加；新上映的大片，不看；朋友邀约吃饭，尽量少去；屋子很乱，让它乱去吧；睡眠不足，真的很 累，累就累点吧，反正年轻……天下没有因为带孩子累死的，何况大多数人有老人帮忙，有保姆帮忙。也就几年的时间，孩子越大越好带。这几年的“损失”，会在以后的日子中以某种方式加倍地补偿回来。
　　全托的唯一好处是解脱父母
　　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孩子过早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会对其心灵造成一生难以弥补的创伤。这创伤程度，等同于成年人失去亲人时所经历 的哀痛。事实上，全托的唯一好处是解脱父母，不必承担每天照顾孩子的辛劳。全托不是基于孩子的需要，而是满足家长的需要，是把家长的利益置于孩子的利益之上，是一种极端自私的选择。这些家长，他们没有一个是真正蹲下身，从孩子的视角看这个问题。这段话对一些父母有严厉的批评，但我认为它说得非常中肯，是一剂苦口良药，令人警醒。
　　杂七杂八的信息越来越多，如何让自己活得智慧，如何在儿童教育 问题上不迷糊，其实有时不需要学富五车，只要让心态回归自然，回归常识就可以了。想想我们的爷爷、爸爸甚至我们自己是如何长大的，如何学会和人相处的，就 知道上寄宿制幼儿园并不是培养孩子合作和自理能力的必须之地，充其量只是个借口而已。
　　寄宿制幼儿园非但不能让孩子更好地学会和他人相处，学会自立，反而更削弱了孩子在这些方面的潜能。当一个孩子在亲情体验方面非常欠缺时，他只能出于紧张更多 地索取爱，而不是学会施爱与他人；当他在幼儿园或学校统一管理下只知道服从时，他只能学会自我压抑，失去个性，而不能学会合作与体谅。
　　我知道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年轻家长，他们自身有良好的教育理念，但由于工作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孩子相处，孩子交给老人带，老人们又过度包办或娇纵，使孩子出现很多问题。这种情况下，有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幼儿园全托，以减少在教育观念上和老人的冲突。
　　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可以选择全托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华山一条道，只能这样走了。但说到底，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只要有办法不这样选，就还是不选吧。当 家庭生活中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时，不能以牺牲儿童利益为代价；而且，指望借助一个客观外力来成全教育结果，是下下策。改变一个成年人，尤其是老人错误的做 法，确实比多交点钱送孩子上全托难得多。
　　这只能是家长自己慢慢想办法解决，努力协调和老人的关系，慢慢用科学教育思想去影响老人，或想别的办法。不论想什么办法，有一个基本原则，不把难题交给孩子去扛，他们实在太弱小了。
　　小学是否就可以寄宿？
　　不上寄宿制幼儿园，到了上小学是否就可以寄宿呢？
　　我认为孩子在读大学前都不应该寄宿。当然，这种否定程度是随年龄增长而递减的。幼儿园和小学最不该寄宿，初中也不该，孩子到了高中阶段，寄宿制对他的负面影响会小很多，要不要寄宿，需综合各种条件来考虑，但仍然建议最好住在家里。
　　我女儿圆圆上初中时就读的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当时选择这所学校，一方面是客观条件下的无奈，更主要的是我们自己作为家长对住宿存在的问题认识不清。把一个年 仅10岁的孩子抛到学校，一周才回一次家，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它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女儿是个可以主动化解问题的孩子，可那三年是我在教育上感 觉最力不从心、自己做得最糟糕且我女儿状态最不佳的三年。
　　孩子成长中会发生许多大大小 小的事情，如果他天天能见到父母，那么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及时被父母察觉，能和父母沟通，至少能在情感上得到及时的修复。不要指望孩子能把
　　一个问题放一个星期，然后周末给你带回来，对一些具体的事他们往往过后就忘了。事情虽然忘了，但由事情引起的思想问题却会积攒起来，积攒得太多了，就会影 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圆圆初中三年的寄宿生活，至今仍给她留下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些负面的东西很隐蔽，很多家长可能意识不到，但我能看到，它影响很久，“排毒”需要很多年。每次聊起来那三年的生活，我都内疚万分。所幸她高中没再寄宿，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寄宿的负面影响才逐渐淡化。
　　所以，遇到有家长问我是否应该为了择“重点校”而让孩子去寄宿，我总是回答，哪怕上一个条件差些的学校，一定要让孩子天天回家。为择“重点校”而去寄宿，是非常不合算的一件事，表面上暂时能获得一些东西，但从长远看，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能代替母亲。”
　　不过，这个观点在当下还是不能为大多数家长接受，甚至有时也不能被孩子接受。现在，成人世界的价值取向已深刻地影响了孩子，甚至改变了儿童的天性。我见过一个孩子，在小学阶段因故和妈妈分开几年，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到上初中时，本来有条件和妈妈一起生活，但为了上一所省级重点校，孩子再次选择寄宿。当我看着 小小的他和妈妈在一起时的缠绵，以及眼神中时时流露的忧郁和紧张时，对这孩子说，还是选择一所在妈妈身边的普通学校吧，能天天见到妈妈比上重点校重要。孩 子很不满意我这样说，坚定地摇摇头，不，上重点校重要！这真是令人无言。
　　消除“教育不公平”？
　　不仅是观念，当下政策造成的“寄宿制”问题也非常严重。
　　我 国从2001年开始，为消除“教育不公平”，投入巨资在农村搞“撤点并校”工程，即把一些散落在各自然村或乡镇的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合并到一些规模较大 的乡镇学校中。不知此项决策是如何出台的，经过了怎样的论证。其做法上的简单粗暴，和当年罗马尼亚盖教养院的做法有一拼。
　　结果是，十多年间，几百万农村儿童早早开始过上寄宿制生活，乡村学校数目锐减一半。虽然最初目的是让农村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它并未像设想的那样成功， 除了家庭经济成本增加，乡村自然文化被进一步破坏，最严重的是许多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厌学、辍学情况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
　　一个孩子，他住在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一个村子，学校没有操场和电脑室，为了让他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就把他简陋的学校取缔，把他和同学们转移到很远处的另一 所小学上学，一周或一个月才见父母一次。新学校为孩子提供了操场、篮球架、电脑等种种可见的硬件，却夺走了他享爱母爱和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这样对“公 平”的追求，是不是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
　　从近年来一些乡镇读者给我的来信看，这样的合 并到十年以后的今天并未完全结束，由于没有学界正式的总结，也没有政府层面的表态，很多地方仍然在进行“合并”之事。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教育主管部门的 行政懒惰，更重要原因是社会上下都没有认识到孩子和母亲相处的重要性，没认识到寄宿制是个坏制。
　　孩子不是无知无觉、没有感情的土豆，可以随意集中，装筐装袋地归类存放。保障儿童和父母在一起，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一切涉及儿童利益的社会问题都应在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去解决。
　　曾有人拿出著名的英国伊顿公学来证明寄宿制是好制。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伊顿公学是一所男校，不招太小的孩子，一般学生年龄在13～18岁，已相对成熟；第二，学校的办学思想比较先进，教师素质比较高； 第三，学校在录取方面有较高的条件，进入这样的学校学生本身素质就比较好，并且学校也能给学生带来极大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正是这种种条件，才成全了它的美名。但它在英国也是不可复制的，正如一顶王冠，搜罗了全国的顶级珍珠宝石做成，不具有复制性。所以它只能当一个特例来看，没有代表性。
　　家是最出色的学校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反对让孩子上寄宿制学校，他认为孩子长时间和父母分离会使家庭伦常和家庭幸福遭到最根本的破坏。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弥补寄宿制生活给孩子带来的伤害。他说，家庭教育是自然之神设置的，完整的家庭教育才是培养智慧的途径。
　　要培养一个出色的孩子，父母必须有这样的意识和自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亲情是最好的营养品，餐桌是最好的课桌，家是最出色的学校。
　　前面的论述似乎都是围绕“教育功能”来说的。但是，生命中有许多事情本身不就是目的吗？一个孩子真正属于父母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到孩子18岁，成人了，他不 仅从心理上要自立，从空间上也要和父母分开了。如果不珍惜早期和孩子相处的时间长度，其实就是错过了生命中许多最美妙的时刻。
　　现在还有一种“小留学生现象”，它是“寄宿制”的变种。家长把刚上初中、甚至刚上小学的孩子送出国去学习，孩子的监护人由父母变成亲戚或朋友。固然监护人基本上都是值得信赖的 人，会用心照顾孩子。但在未来，在孩子和父母共同的回忆中，到底缺失了多少东西呢？就孩子整个生命的成长来说，这样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一只母鸡不会把小鸡托付给别的母鸡照料，一头母猪也不会把任何一头小猪托付给别的母猪。动物都知道这一点，人却经常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作为现代人，在儿童养育问题上应该时时回归自然，在任何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刻，想想自然告诉了我们什么，答案也许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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