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7_在线阅读 - 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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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_7
　　在这种情况下，蒋纬国终于缓慢地晋升了一级，成为上将。　　蒋纬国之所以晋升，除了宋美龄的力荐之外，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的鼎力相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还主动提前办理了“退役”手续，一力保举蒋纬国接替自己出任“三军大学”的校长。由此，蒋纬国方得晋升。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职后，与其兄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火药味仍然很浓。蒋纬国在学校讲课或作讲演时，不是大力推崇乃父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提到或称赞蒋经国，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问题的讲演和谈话时，其言论往往触及到“全局问题”，一次，他在接受一位外来记者访谈时，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据说，蒋纬国这种“反攻无望论”的言谈曾使蒋经国大为恼怒。　　蒋纬国升为上将，保住了“穿军装”的资格，也保住了他作为“皇子”的面子。可惜他的嘴不老实，一再给自己惹祸，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抨击王升的故事。蒋纬国早就对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过高过快表示过不满。王升被提拔为上将时，蒋纬国还是在中将位置上，他曾讥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打过仗的上将。”　　80年代初，台湾警方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案，是由王升亲自策划的。事后，蒋纬国一面谴责“美丽岛”闹事的人，一面批评“官方”处置不妥，并尤其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进行了尖刻的指责，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他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　　蒋纬国的这些言论传到蒋经国耳朵里，这位“总统”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免去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一职，改任“联勤总司令”，成了一个有职无权、为别人打杂的光杆司令。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是有附加条件的：蒋纬国今后谨言慎行，安守本分干好三军后勤工作，不涉及他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决不允许他擅发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　　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结果却落得去给三军办后勤，经、纬二人之间的芥蒂到了这个地步，怕是难以消除的了。　　蒋经国对这位至少在名分是自己“胞弟”的“皇二子”成见之深，一直是世人所难于理解的。这是因为，蒋经国平日为人处事是非常宽厚仁和的，与蒋介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赣南任专员期间，蒋经国位高不居、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是颇有口碑的。曾与蒋经国共事的薛汕在一篇文章中对蒋经国的处世方法和作风有过具体描述，他说：　　一般的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直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没有架子……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曾任丰镐房帐房先生的唐瑞福也回忆说：　　在进丰搞房做帐房之时，有过一场小小的风波。原来宋涨生被炸死后，蒋介卿师母、孙琴风舅母和蒋立样镇长都想荐人。当内定由我做帐房时，忽然无风起浪，外面纷传当丰镐房被炸后，唐瑞福最先进去，抢出五万元钞票云云。镇长蒋立祥甚至把我店里伙计叶阿定传去，在白岩下庵审问有没有看见过，叶说钞票我没见，只见过一只箱子（是我岳母周雅莲的衣箱）。我妻在石缮，闻讯大怒，赶到溪口质问，我也很恼火，要求把事查清楚。孙琴凤舅母出来说公道话，说衣箱确是周雅莲的。大家劝我不要把这事让经国知道，因他正在万分悲痛之中，惹了气，发起火来恐怕很凶。但我越想越气，不管这些，晚上拿了灯笼到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小洋房去见经国。他一只脚搁在床上待睡，问我为什么这时候还来，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情况。他听了后，笑笑说：“我已知道了。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来的，不好怎么办。家里的钱，我都知道，哪会有这大数目。我对你摊底牌，肖王庙舅婆（琴凤的舅母），伯母（介卿师母）、立祥（镇长）都要荐人，随我拣，我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你帮忙。经国这样一说，我就说：你这样信任我，我可以暂时帮忙；你有人马上来，我可以走。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做了丰镐房的助理帐房。当时经国还对我说：“我会通知亲戚，以后我来时亲戚来，我不来时亲戚不必来。你管经租及礼尚往来，上坟做忌。葛竹舅公来时要好好招待。”葛竹舅公叫王贤裕，神经有点失常，平时穿道士服装，手拿拂尘，常要到溪口来。年纪七十六岁时，人家问他几岁，他说十六岁，原来是除去一个甲子算的。　　溪口沦陷前夕，宋周运和蒋瑞春由蒋经国派蒋恒祥专程来陪到江西去，临行时，曾叫我同去，我说抛不开家，并对宋周运说：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乃把帐目交清，离开丰镐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差副官蒋恒祥持信来，叫我再管丰镐房。到1948年1月（农历过年时），我因与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施季言有意见，我感到施的权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经国回乡，就对他说：我在宁波有蔬菜行，这里的财政，平时已有蒋孝佐在管，就请他接办吧！就此最后辞职离开了丰搞房。　　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　　4．“义结金兰”--蒋介石和他的把兄弟们　　蒋介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虽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历时两干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没落和瓦解，列强的大炮已经把封闭的中国大门轰开了很大的缝隙。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会。但是，虽然如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出生在浙东山村小镇盐商之家的蒋介石，自幼受到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旧的伦理纲常、旧的道德规范。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使蒋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金科玉律。中国民间素来盛行“兄弟结义”，浙东一带民风缥悍，此风尤盛。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环境的影响下，蒋介石也笃信这一套，认为好朋友之间就应当金兰结盟。成为异姓兄弟，交友之道舍此无他。因此，蒋介石一生当中，从离家求学到投身军伍直至后来执掌中国政治权柄，曾先后结交了几十位“盟兄弟”，其数量之多，为近现代“大人物”中所鲜见。　　蒋介石之与朋友结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选择标准。在家乡及奉化县城求学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在同学中挑选情投意合的伙伴，结拜“十兄弟”。在奉化上学时，他在同学们当中有“红脸将军”之称，可知他那时还是比较重情义，讲义气的。　　东渡日本留学时期，他结识的陈其美，从此追随陈其美参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陈其美的得力部下。因为当时政党派系林立，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是同盟会的“同志”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先后同陈其美、黄郭、张群等人焚香换帖，义结金兰。那时候，陈其美是沪军都督，黄都是沪军的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一个团长，他与陈、黄二人结为兄弟，自然于情义之外是另有所图的了。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顿失靠山，决心再找一些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结为金兰之盟，以图功名。当时，在中华革命党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和担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成为蒋介石结盟的首选人物，几次奔走，总算如愿以偿。如同结交了陈其美之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并得到赏识一样，蒋介石与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之后，得到了张、许二人的大力提携，进而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和重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与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秘书长戴传贤、粤军将领吴忠信等人结为义兄义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在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的过程中，蒋介石军权在握，迅速崛起，严然成为国民党内部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国内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更需要以结拜盟见义弟的方式笼络人心，寻求支持。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结为兄弟。　　此后，蒋介石通过种种军事和政治手段，终于执掌了民国大权。但是，国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仍然大有人在，蒋介石在进行金钱收买、高官引诱和军事讨伐的同时，也不忘使用他的老法宝--结拜。他以这种手法收服了不少地方军事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他长期软禁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　　蒋介石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人义结金兰，所为不是一个“情”字，而是为了一个目的--谋政。因此，在暂时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无论与谁结义，都是指天盟誓，好话说尽，一旦时过境迁，往往就把当初的誓言置诸脑后，与义兄盟弟反目成仇，或是忘恩负义、兵戎相见，情绝义断，视同路人。　　蒋介石是一代条雄，是大独裁者。他从一个小盐商的儿子爬上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除了时代环境的因素和个人才具（谁也不能说蒋介石是个毫无才具的庸人）之外，他成功的很大因素乃得益于他的擅长结纳朋友和利用朋友。凭借着不同时期“金兰盟友”的兄弟之助，蒋介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军官逐渐升迁，最后攫权夺势，爬上了旧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高位。靠了他的“兄弟伙”，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0多年，靠了权术和“平衡术”，他使蒋家天下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　　蒋介石对待“兄弟伙”，有些是知恩图报、旧情不断；有些是利用一时、打击一世。这多半取决于蒋介石“谋政”的需要。当然，有些盟兄义弟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中帮过他的大忙，而日后又绝无妨碍他“谋政”的企图，对这一类兄弟伙，蒋介石还是懂得。知恩图报h的。他毕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学的影响，毕竟还要顾及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声名”。如对待陈其美，蒋介石始终不忘当年的举荐拢攫之恩。日，袁世凯设下圈套，收买歹徒暗杀了陈其美。陈其美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当中竟无一人敢去收领其遗体，惟有蒋介石这个“义弟”听到噩耗后，当即痛哭失声，赶赴现场，将陈其美的遗体运到自己在上海的寓所人殓，并亲撰悼文以志纪念。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一时博得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赞扬。　　对待陈其美是如此，对待当初为他与陈其美结识而搭桥的周淡游，蒋介石也是念念不忘。这个周淡游年长蒋介石5岁，是蒋介石在奉化读书时期的盟兄。蒋介石初到日本时，是周淡游介绍他与陈其美结识的。此后，周淡游也成为革命党的骨干人才，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周淡游于1919年5月病逝。蒋介石对这位当年的“革命搭桥人”感恩不忘，特为其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纪念塔和墓园--淡游山庄。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的盟兄弟足有几十人之多，圃于篇幅，不能-一详述，今只列数其中几人，从中或可看出蒋介石的“情”与“义”。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禹人，1887年10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个望族。许崇智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政府辖下福建新军中任职，先任统带（相当于团长），后升任协统领，（相当于旅长）。辛亥革命中，福建新军起义，许崇智亲率所部与清军作战，战功卓著，备受各界赞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酝酿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许崇智被举为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蒋介石看到许崇智年轻有为，又是孙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红人，遂起意结交，经张静江说合，张、许、蒋三人焚香盟誓，结为兄弟。许崇智与蒋介石同年同月生，许只比蒋大了5天，于是许居二，蒋居三，蒋介石称许崇智为“二哥”十分亲热。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许崇智在这个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军事部长。此时的许崇智虽身负重任，却一味沉溺酒色，松弛军纪，在广州截留税收，包庇烟赌，影响极坏。许崇智转战闽粤期间，因经常风餐露宿，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再加上长期酒色宴乐，身体逐渐不支，一些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蒋介石此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许崇智所部粤军参谋长。许崇智明知粤军将领与蒋介石之间索有龈塘，却仍将军务交蒋介石执掌，以致部下对此颇感不满。　　日，孙中山病逝，正在东征前线的许崇智闻讯悲痛不已。他特别建议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以缅怀孙中山。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通过，并付诸实行。　　日，由大元帅府改组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任军事部长，蒋介石在党政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职务，只被任命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但他却迟迟不去赴任。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他被刺身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确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8月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职，立即宣布广州戒严。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并进驻市北的制高点观音山，同时担任长洲岛和沿海的警戒。这样一番布署，全广州都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了。　　9月，因为粤军中有些将领涉嫌廖案，蒋介石趁此机会迫使许崇智下令将粤军重要将领梁鸿楷、梁士择等先后逮捕，其所部军队则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围缴械。嗣后，蒋又借口粤军已不可靠，为安全计，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许崇智万万没想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口口声声喊自己为“二哥”的蒋介石竟然要夺自己的军权了。许崇智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立即电调驻扎在东范、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英雄两师精锐粤军到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汪精卫闻讯，恐生变故，遂即授命蒋介石有处理粤局的全权。蒋介石便以许济、莫雄等人申同梁鸿楷“图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他们包围缴械，当夜又派黄埔学生军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的府邪，解除了卫兵的武装。　　9月20日的凌晨，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了一封信，历数许的过错，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让许崇智“暂离粤境”，许崇智知大势已去，遂于20日午后悄然登上轮船离穗赴沪。　　许崇智到上海后，过起了寓公生活。蒋介石以粤军部下“集献”的名义送上20万元供许挥霍，以后就在军费开支项目中每月拨给一万元。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却不敢去看望许崇智。因为当初他逼许离粤时曾在亲笔信中许下诺言：“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时过一年有余，蒋介石食言而肥，无法面对许崇智。他对于这封亲笔信落入许崇智手中深感不安，三番五次请“大哥”张静江登门向许崇智说情索取。许崇智深知此信之重要，一再婉拒。蒋介石万般无奈，亲自登几执礼甚恭，一边对往事表示道歉，一边开口索取原信，但许崇智说该信早已遗失，仍然拒绝。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及其后不久，蒋介石相继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党政军大权。许崇智原以为蒋介石会有一点报恩之举，给自己安排一个军政要职的。没料到蒋介石早把这位“二哥”置诸脑后，什么表示也没有。许崇智失望之余，满腹怨恨，一再扬言要揭蒋介石“逼宫”的老底。为防不测，许崇智把蒋介石的那封信摄影复印，分地保管。蒋介石也明白，自己的亲笔信落在许的手里终究是个祸根。后在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于许崇智出国考察之际送上旅费30万元，由此达成默契，不再声张。　　以后，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崇智均名列中央监察委员，也曾被任命为中央监察院副院长，但都只是虚名虚职，并无实权。　　抗日战争中，日军曾多次劝许崇智出任汪伪南京政府的要职，但许坚决不从，拍案大喊：“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气节。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聘许为“总统府资政”，许不愿去台，一直寓居香港。日，许崇智因病在香港去世。远在台湾的“三弟”蒋介石只发了一个唁电，再没有别的表示了。　　杨虎，字啸天，生于1889年，祖籍安徽宁国。早年毕业于江南将非学校，后追随陈其美奔走革命。杨虎与蒋介石结拜成兄弟的时间尚未见到准确的记载，如果按照他们交往的疏密程度来推断，则上海讨袁时期最有可能。在此期间他们一同参加了肇和舰起义等军事斗争，是陈其美手下的两员主要干将。　　1915年12月，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策划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军事起义。蒋介石负责起草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3艘军舰，然后夺取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肇和等舰停泊在黄浦江与长江汇合的吴湖口处，经过革命党人的运动，已有赞成起义的内应。陈其美与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舰员陈可钧商定于12月中旬举事。不料，袁军已侦悉了陈其美等人的策反工作，下令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陈其美闻讯，仓促决定提前在12月5日发动起义。　　这次起义由陈其美任湖沪司令长官，统率一切；杨虎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副司令，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以肇和舰为海军总司令部。主要计划部署是：一、杨虎率其部三十余名，由黄浦江乘小汽艇袭取肇和，占领后即炮击江南制造局；二、孙祥夫率其部三十余名，由杨树浦乘小汽艇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策应肇和；三、江南制造局由已联络好的武装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的军警，闻军舰炮声同时响应；另外届时还将对警察局、电话局、工程总局等处同时发起进攻。按照部署，12月5日午后，杨虎率战士三十多人，携带手枪炸弹、雇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舰上陈可
钧等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肇和舰。当肇和舰向江南制造局开始发炮时，守局的北洋军队挂出白旗示降。肇和用灯号联系各军舰，各军舰依次均回信号，表示赞同，请勿攻击。杨虎等误以为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的孙祥夫等也已获得成功，其实孙祥夫所部的小汽艇因故被阻，未能完成预定计划。陈其美、蒋介石等在陆地上的进攻也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未能得手。当肇和舰被占领后，上海镇守使杨善德、海军司令萨镇冰等，一面调军警在陆上堵击，一面以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二舰。12月6日黎明，应瑞、通济二舰一同开炮攻击肇和舰。杨虎等在肇和舰仓促还炮，但命中率极低，舰上火药库又中弹爆炸，战士死伤甚多，不能支持，杨虎及残部乘小艇从浦东登岸逃脱，陈可钧及数十名受伤者被捕牺牲，整个起义终于失败。　　1916年4月，陈其美策动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攻占了长江第二要塞江阴炮台，于4月14日同杨虎发表《江阴独立宣言》。随后他们又攻下了吴江、盛泽，但很快又在大队袁军的反攻下败退。　　上述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袁世凯及其帮凶来说，却不失为沉重的打击，对全国反袁反帝制的斗争，也是巨大的推动。杨虎也因其在军事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后来被任命为总统府的卫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杨虎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中山冲出总统府，转移到军舰上，脱离了险境。这可说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立了一大功。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此时杨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上海大肆捕人，甚至不经审讯就随捕随杀。那时候，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简直难以数计。另一个在上海主持所谓“清党”的陈群，助纣为虐，与杨虎狼狈为奸。上海人民对这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恨之骨，称之为“虎狼成群”。　　为蒋介石充当屠夫的杨虎，官运井不怎么亨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前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十分自负，自以为多年来有功于“党国”，应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甚至与蒋介石争名争利，纠缠不休。此时的蒋介石已建立起独裁统治，身为“一国之尊”，岂能容得杨虎这般“不识时务”的武夫与自己称兄道弟，更何况还想平起平坐？他一气之下居然撤了杨虎的兵权，只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监察委员了事，从此与这位把兄弟反目成仇了。　　对蒋介石的无情无义，杨虎一直耿耿于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杨虎为了报复蒋介石，意欲联络民主党派和蒋介石抗衡。在解放战争时期，杨虎掩护过若干民主人士，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例如：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软禁，就是在杨虎的营救下，才得以逃脱魔掌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张澜、罗隆基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住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监视，不得越雷池一步。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东下，浩浩荡荡地逼近上海。国民党在溃逃前夕负隅顽抗。当时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上海警备长官王新衡的授意下，密谋全面搜捕中共地下党及各民主党派，并拟将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就地处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虎命其旧部属阎锦文（当时任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设法营救张澜。　　国民党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于岳丈的吩咐凋力行当然言听计从；阎锦文又是杨虎的学生，杨虎曾有恩于阎锦文，阎锦文焉能不报？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江河日下，阎锦文也希望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罪，从而作为向共产党立功晋见的良机，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一进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又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就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转移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在北京前门外给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于长宁。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长。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张群正是带着这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张群还陪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这年12月底，东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对于蒋介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奉迎，唯唯诺诺。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张学良面前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大举人关，结束了中原大战，这也是张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交涉和国际调停来解决争端，实行不抵抗主义，张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和谴责。当年12月，蒋介石下野，张群也跟着辞职，以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同荣辱。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日本的一再挑衅仍然采取退让容忍政策，鉴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觊觎华北，蒋介石派张群去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上是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对日交涉，直接负责贯彻实施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后又身居幕后，协助何应钦对日谈判，于日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由于张群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又多次奉蒋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办交涉，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通”，国内外人士一致认为他是个“亲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改组了国民政府，并决定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在南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盘调整。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群与日方的外交谈判持续了一年，改变了此前一味屈辱退让、妥协求和的外交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方的嚣张气焰，为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公正地说，这一段时间是张群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段比较光彩的历史。张群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蒋介石的进一步信任，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坛上也赢得了较好的名声。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张群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无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群的行事原则只有一条，这就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一言一行均以蒋介石的好恶而为之。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张群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辅臣，依然一切唯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统治台湾的高级顾问。直到1972年，张群已是84岁的老人时，才告退休养。　　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卒年102岁，是近代军政人物中少有的长寿者。　　蒋介石对张群，可说是信任终生，重用终生的。对盟兄弟如此，对江湖帮会中的磕头师父黄金荣，蒋介石更是毕恭毕敬绝不敢怠慢，据程锡文撰文回忆说。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黄家饲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已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十一时，李济深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懂李济深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深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深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深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深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方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俱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去向一个大流氓头子磕头拜寿，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无论个中原由多么复杂，真正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为了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程锡文是黄金荣的心腹，曾当过黄金荣的管家，他的回忆，应当是十分可信的。　　蒋介石这个人，毕竟深受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早年混迹于上海滩，江湖思想也很深，封建的伦理观念加上独裁统治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尊师重道”的样子，这也是他之所以屈尊向黄金荣磕头的原因之一。据程锡文的回忆说，北伐时，蒋当上了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曾与虞洽卿相商，准备退还当初收蒋介石为徒时的“门生帖子”。及至师徒俩见了面，黄金荣表示了这番意思之后，蒋介石却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并奉送金表一只。除了封建思想之外，蒋介石的迷信思想也很严重。蒋介石的卫队长对此曾回忆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已经包围了南昌城，总司令部在离南昌约有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附近宿营。当炮火临近时，老百姓已逃避一空，见不到什么人，附近见有一个小庙。蒋介石平常信佛，白崇禧是回教，这个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有些迷信思想。在一天傍晚，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望见小庙便走进去，店虽不大，却有香火，有几个和尚。当蒋、白二人已经走入大殿时，里面走来一个老和尚，大约是个住持僧，他看见蒋、白带着卫士进来，显然是高级军官，便上前打招呼，合掌念阿弥陀佛。因为是关帝庙，有签可求。蒋介石看见香火几案上，放着一个签筒，一语不发，微带笑容，走上前去，抽出一支竹签，随手交给老和尚。老和尚接过来看了，递给蒋看，蒋看了不得其解，便请老和尚破解。和尚答：“战事是大吉大利，是胜利的，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要预防剪刀叉。”又说：“要防止切断后路。”蒋介石微微点头，转身叫随从副官江志航给这和尚二百元纸币。回到宿营地，即由白崇禧电话给预备军调来两个团，靠近总司令部。第二天夜里十一二点钟，南昌城内敌人孙传芳部卢香亭师，派出一部分伏兵，直对着牛行车站附近总司令部冲来。警戒线一发觉，战斗打响了。当时很紧张，只有蒋、白的两个卫士队，投入战斗，亏得头一天调来两团预备队增援上来，很快地把敌人消灭，打死打伤很多，还俘虏了一千多人，由预备队看管。这一场意外的战斗，我所带的卫士队的副队长被打伤了，白崇禧的卫士队长被手榴弹打死了。白崇禧曾叫被俘的团长来问话，该团长说：“城内守军是孙传芳部队卢香亭的一师人。”白问：“来的企图是什么？”答：“是企图切断后路。”又问：“愿意立功赎罪吗？”答：“只要不杀我，愿意立功。”后来怎么样，我就记不清了。过几天，在攻南昌城以后，蒋介石还不忘这个庙里老尚的好处，命兵站总监俞飞鹏派人送给老和尚若干钱，整修庙宇。俞飞鹏找我派一个认得路的卫士带路，所以我才知道补送钱的事。　　关于蒋介石的迷信，见于各种史料的已有许多，比如在蒋的家乡有一雪窦寺，其主持太虚和尚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一个法师，蒋曾亲往聆听太虚法师讲解《心经》。太虚法师病死上海后，蒋介石还将其一部分骨灰迎回雪窦寺，在寺边为太虚建塔。　　儒家学说--封建迷信--江湖义气，蒋介石的思想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都不足以说明蒋介石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在蒋介石这个大独裁者身上，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沉淀之后的全部的糟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中华民族的乱世之秋逐渐成为当时国内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人民革命的新浪潮中被冲击、荡涤，最终被淘汰，成为一个腐朽王朝和没落阶级彻底消亡的显著标志。　　第十一章“攘外必先安内”　　1．二次下野　　1928年10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如果没有胡汉民，蒋介石是很难制服群雄，登上权力的顶峰的。　　在蒋桂战争中，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又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争，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除此以外，胡汉民还曾亲笔写了《阎逆背叛党国的罪恶之剖析》、《集俯恶反动之大成的阎锡山》等讨伐阎锡山的檄文。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十时或十一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因此可以认为蒋介石独裁地位的建立，胡汉民是一个主要的帮凶。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得意志满，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了。因为根据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并统率之。而这时，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企图却不支持了，他见人就大发牢骚，说他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而实际上：“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原先胡汉民是想蒋介石像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那样，在带兵打败希腊之后，经常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他的副手伊斯默，蒋介石也能带着宋美龄到各地闲游，把大政交给胡汉民。而结果，蒋介石是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最后一定要蒋介石点头才行。胡汉民回国路过香港时，他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人宁必无好结果，邓曾以竹笼内装小黄雀送给胡汉民，意指日后胡汉民的下场将是“笼中小鸟”。胡汉民对蒋介石想作大权独揽的总统加以反对，在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持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吴稚晖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开幕词》中指责当时“军事影响”和“用人不当”，还举了一个譬喻：“在欧战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飞机师，驾驶飞机的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时，历次都把德国的飞机战败了。一天他回巴黎，巴黎人士对他自然十分钦敬，便在车站上举行盛大的欢迎。当时有一辆迎他的汽车，请他上车，他以为开马达总是他的拿手戏，便要求自己开车。于是他从飞行家的资格秉着在天空中纵横自如的开机法，开他所坐的汽车，横冲直撞，一下将汽车冲人欢迎的人群众中撞死了五六十个人。其余的欢迎者，不好如何责备他，只好劝他快停下来。言下之意，你蒋介石就是这个飞机师，这个开汽车的任务应由我胡汉民来干。可是蒋介石却根本不理这一套，反而在日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关在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就能通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先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又和孙科秘密联系，决定发动反蒋。蒋介石发觉各方对软禁胡汉民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就急忙大请立法委员们吃饭，想以此疏通感情洞时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蒋介石请孙科吃饭，席间宋美龄十分殷勤，不断地给孙科夹菜、劝酒，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他（指蒋介石），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指孙科）多多帮忙，不要见外。”同时蒋介石又动员“四老”（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拉拢孙科。孙科一下子竟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价。　　1931年底，粤方即国民党4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列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这个通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反蒋序幕一拉开至5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东，并由他们邀请汪精卫来参加。5月27日，旨在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幕，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列的局面。非常会议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对蒋介石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之一。非常会议发表了宣言，认为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反蒋活动“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己”，为此“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8日，又表发了《国民政府宣言》说：“蒋中正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以致海内骚然，重劳讨伐，国民政府乃复于广州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认为蒋介石“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还发表了《国府委员就职通电》，大骂蒋介石“背党祸国，罪状昭著”，“一日不去，党国一日不安”，提出“同人等爱于径日对蒋介石发最后通告，请其于四十八小时即行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孙科、汪精卫还分别发表了通告，孙科主张“一致倒蒋，重建党国”；汪精卫更认为蒋介石“众叛亲离之势已成了，土崩瓦解之期将至了”，“他生平只知有他个人，不知有党，不知有国，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国民，只知有利于他个人。不但谁反对他，他要剪除谁，就是要帮助他的，他也要起疑忌，也要收拾”。这次非常会议可以说是集几年来全国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为一堂了。全国舆论，对软禁胡汉民事件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蒋介石处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国际地位，又影响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更有可能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军阀对他发生动摇。以后，“九一八”炮声响了，全国人民的忿怒更首先集中于蒋介石的专打内战而不抗日，他的所作所为成了众矢之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把他的“总统梦”做到底，早在1931年初就开始拼凑文武两套人马。文班子负责筹备国民会议，武班子负责“围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同年5月由他一手操纵的国民会议上，利用表决机器，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约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又规定，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这样一来，实际上蒋介石这个“主席”的权力已经同总统的权力一样大了。　　然而，在各派反蒋政治力量的一致攻击下，蒋介石虽然当上了不是总统的“总统”，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分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决定一方面派人与反对自己的政治派别谈判，期以从中分化瓦解，另一方面，他决定以退为进，假装让步，甚至不惜在必要时再次下野。他先派吴稚晖等人到香港进行摸底，然后让蔡元培这个在各派力量之间比较超然的大员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由，建议在上海举行一个“和平会议”。　　日，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人为代表，携带他给汪精卫等人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请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　　广州国民政府借与南京国民政府议和解决争端，力图想通过“合作”来改组南京政府，达到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夺取国民党中央与南京政府领导大权的目的。9月30日，宁粤双方在广州举行会谈，粤方提出三条主张：（1）蒋介石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取消。（3）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宁方代表认为其他条件可以商量，惟有蒋介石下野一条实难接受。为此，双方争执不下。聪明的蒋介石大唱高调，认为本人去留可议，希粤方代表北上谈判。粤方代表深知蒋介石的厉害，为了安全计提出三条：（1）释放胡汉民；（2）开会地点在上海；（3）宁沪警备部队必须由保持中立的19路军担任。蒋介石完全地答应了粤方的条件，遂促成了宁粤在沪的会见。　　陈铭枢为了促进宁、粤和平，准备放弃一切职务，只担任宁、沪卫戍司令一职。他以中间人身份，下令十九路军进驻宁、沪一带驻防，以保证上海会议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他找到蒋介石，请求释放胡汉民。蒋氏权衡之后，知道不释放胡汉民，粤方代表是不会北上的。于是，他在张静江的陪同下，于14日去见胡汉民，当面坦承自己做错了事，请求胡汉民原谅。当日，胡汉民到了上海，住到迈利爱路孙科的住宅。自此，结束了对胡汉民长达8个多月的幽禁。　　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宣布自二届二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这是蒋介石为挫败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进攻、拉拢政治力量而施出又一奇招。蒋介石还慷慨激昂的说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或不至于如此压迫。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的人。而今仟悔，愿牺牲一切，贡献党国、赎我之罪恶。”　　在此之前，阎锡山已于8月5日自大连返回大同。他曾多次恳请中央取消对他的通缉令。9月30日，中央政治会议已先做出了“恢复阎的自由”的决定，并派专人到山西去告知阎锡山。冯玉祥也早在10月1日即发出冯电，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三项主张。此次与冯、阎一起恢复党籍的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徐谦、彭泽民等共计481人。　　10月对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抵沪，22日，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孙科寓所与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会面，几个人谈笑风生，握手言欢。蒋还特别表示请汪、胡主持召开和平会议。当即，蒋汪胡三人会商。同日，粤方代表开列了自己的条件：　　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以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办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助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日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　　这些条件，显然是要夺蒋介石的权，蒋介石为权宜之计，只好敷衍应付，圈定了上海议和的议事范围。日至11月7日，和平会议正式开张，正式通过了中央体制改革案：　　“（一）1．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的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两年，得连任一次。　　2．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它公职。　　（二）1．废除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权力机关。　　2．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于会议时轮流主席。　　（三）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均为当然委员。　　（四）行政院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等于责任内阁，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　　（五）立法、司法、监察，政试四院长对于国务，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　　（六）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长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　　（七）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院，其司法行政税归行政院设部管理。　　（八）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一次，其组织另定之。　　（九）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之半数。　　（十）行政院多部长之人选应采人才主义，不必限于国民党党员。　　（十一）关于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之人选资格，于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之。”在会议上，对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在“在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题下，决定：“　　（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这个“改革案”的最可笑之处，就是公然表示要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届大会，并商定四届中央由160人组成，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一、二、三届中央委员除共产党人之外，全部参加。然后统一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一个大会分成两地召开，实是创下了中外政党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之烈。　　而且，就是这样的决议，也是在双方争执不下，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强大压力下才勉强做出的。双方争执的中心问题是：蒋介石要把持独裁大权不放，而汪清卫、孙科等人则一定要夺取其独裁大权而分享之。就在这些党国要员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争吵不休的同时，日军却在东三省肆无忌惮地频频烧杀抢掠。　　自1931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事端。随后，日军又大量向东北增兵，在沈阳街头公然大搞军事演习，其发动侵华战争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沈阳挖坟掘墓，盗窃北陵珍宝，并积极策划满洲独立。11月18日，博仪被日军由天津送至旅顺，阴谋利用他为傀儡，其后又占领了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逃往南京，马占山率部到松花江以北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日寇的进犯逐步升级，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东北全境尽丧敌手。张学良虽已集结兵力于山海关，要求打回东北去，但蒋介石仍不准抗日。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早已不可遏止。宁、粤双方不顾大敌当前，一味为争权争吵的恶劣态度更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爱国青年组织决死队，要求政府发枪上前线。北平大中学校开大会时，有的嚼指血书，晕倒在地，学生哭声、喊声惊天震地。在青年中为救国无术，因激愤而气绝身亡者有之；自杀忧国者亦有之。全国学生抗日会、各工会请愿团，于11月6日到上海，向和平会议的代表们示威请愿。宁、粤代表推蔡元培、汪精卫接见请愿代表。请愿代表发言时声泪俱下，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团结一致，开诚宣布和平办法。”沈钧儒先生发言时严正指出，就连吴佩孚都耻于帝国主义的租界托庇保护，以此指责汪精卫等龟缩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讨价还价，而不以救国为当务之急。羞得汪精卫几乎无地自容。爱国群众的正义呼声，不能不对双方的会谈产生巨大影响。　　正当日寇在东北扩大侵略战火，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投降政策，各派间热衷搞政治分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根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日，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六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为工农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 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也是他之所以要求召开“和平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以“抛弃分歧，联合救国”为旗号，要求全国“信任政府、整齐步伐”、“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一句话，他力主召开“和平会议”的初衷并非为了抗日，而是企图假借抗日之名，迫使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俯首称臣，一致听命于他的“蒋记中央”，达到巩固其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　　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既要揽权独裁，又千方百计把“屎盆子”扣在政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号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了。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讲话。称“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本党……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堪命”的状态中。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要求党员们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在12日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其演说词中，多处大量引用孙中山的话，来教训别人要“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大会还通过了“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共四项：一、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二、由国府令张学良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三、由国府克日电汇十万元犒军；四、请大会全体代表将每人应领之出席公费之一部或全部捐输犒军，交由大会汇黑省。自愿多捐者听便。蒋介石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除不抵抗的骂名，会后并未调大军驰援黑龙江省抗日。蒋介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成效，有人认为他果真要悔过自新了，可以断续与他合作了。　　但是，到11月23日的闭幕式时，蒋介石作《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他又换上另一副嘴脸，板起面孔训斥反对派“自己捣乱自己”。称让他下野的人是“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困难”，是对党的“一种牵掣”。他提出了一个团结御侮的绝妙方策，即“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成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　　反蒋派的国民党四大，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开幕的第一天即因争吵不休而被迫停会。　　胡汉民在广州为调解各派纠纷，提出了两项方案：一、粤方应选出24名中央委员，按人数比例，应由赴沪的二百名代表中产生10名。广州先出14名。二、蒋介石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权，并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　　粤方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但是12月3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为了争当候选人，代表焦易堂借胡发难，仅对主席团，先是激烈地争吵，迅速变成了飞瓶子、掷板凳的武斗，大打出手，混战十多分钟不肯歇手，不少人头破血流，招来保安队进行强压，学生的请愿队伍又赶到了会场。这群口称“共赴国难”的大人物为避免在小人物面前丢丑，会场才安静下来。　　汪精卫把从广州来沪的二百余人搜罗起来，加上在沪各方代表，决定单立门户，召开上海四大。原已分裂成两半的国民党四大，其中一半又一分为二了。12月3日，汪记四大以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为会场开幕了，大会选出了十人为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二女士已接到会议的邀请，耻于与汪为伍，拒绝出席。　　广州四大在胡汉民的维持下勉强结束，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其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求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12月7日正式成立了胡记广州中央党部。　　12月10日，孙科、陈友仁、罩振等从广州到达上海，向汪精卫转达了粤方的要求：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如到12月20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汪两派中央委员就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电请粤方中委速到南京开一中全会，企图把胡、汪的“中央”都统一到他的中央里去。但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感到自己处境维艰，硬顶恐怕不行。于是，他又一次“以退为进”，决定下野了。　　蒋介石在下台之前为卷土重来，作了各种准备。　　第一，调兵遣将，控制中枢。南京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人，从而保证宁、沪、粤三处中委合炉时，蒋派委员仍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十二月十五日，他主持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改组了四个省的政府，从省主席、省府委员及各厅长都换上了蒋的亲信。经过此番布置，把京、江浙都置于蒋系的政治、军事实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也在他的罗网之中，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虽然进驻宁、沪也无法摆脱蒋系武力的控制之中。　　第二，给新政府设下财政陷阱。蒋介石暗中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宋子文拿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把部内科长以上的职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宋拖欠银行界一千万元债款，不作交待即离职赴沪。他到上海又与江浙财团串通一气，准备抵制新政府。　　第三，蒋介石临下野前，积极活动召开“国难会议”，拼凑了14个人的筹委会，蒋介石这是要成立一个假民意机关，抢过一面抗日救国的旗帜，以便以在野身份，继续推行他的独裁统治。　　第四，策划黄埔生发起组织特务机构复兴社，用以保护他的独裁地位。　　第五，下台前密令把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枪杀于南京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黄埔军校成立后，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曾流亡苏德等国，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回国，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邓演达是日在上海愚园坊二十号参加行动委员会受训干部讲课时，被蒋的特务秘密逮捕的。宋庆龄曾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保释这位为北伐大革命立下卓著战功的三民主义忠诚战士，蒋介石当面欺骗宋庆龄，矢口否认逮捕了邓演达，并在下台前急忙将邓杀害。　　蒋介石把魔网张挂妥当之后，于12月14日派何应钦、陈铭枢赴沪，迎请汪精卫、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切，他准备下野。沪粤方代表决定，蒋一旦下野即赴南京。　　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常委会，讨论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批准蒋介石的辞职申请，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作为过渡政府。二。对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力子等人的辞职呈请予以慰留。　　当天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称他下野是因为：胡汉民微日（五）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在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他还指责全国民众谴责他的投降政策，是“日滋无负责之批评”，使他“莫衷一是”。标榜他的辞职之举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16日，蒋介石又在国府谈话会上称他的下野之举是“负责任而进，负责任而退。”“虽系辞职，仍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　　自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进入南京。惟汪精卫。胡汉民知道问题复杂，故均称病不来，分别留在上海和广州观风向。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蒋介石临行前，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即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果然，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二天，就人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原想挟中原大战获胜的余威底定国事，登上总统宝座，不料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对下，在日本军国主义频频进犯。全国军民抗日呼声的浪潮中招架无功，不但总统梦没有做成，反而因为“不抵抗”，成了卖国独裁的政治丑角，最终不得不以“下野”的方式避开政治漩涡，以退为进，图谋再起。　　蒋介石下野后，给政敌们留下了一副烂摊子。由于国民党仍然奉行没有蒋介石的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所以，国内矛盾并没有因为蒋的下野而有所缓和。12月15日，就是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的当天，北平各校南下抗日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遭到血腥镇压。12月29日，乱乱哄哄争吵不休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但是，这个被自称为“开始党国新生命”的孙科政府在财政与外交的双重危机下，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财政方面，因为蒋介石预伏陷阱，孙科政府筹不到钱，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巨，而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暗中主使下，单是军费一项，每月就要向孙科政府要1800万元。孙科没钱，诸事难办，陷入困境。　　外交方面，当时最突出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的问题。孙科为取得人民支持，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但孙科手中一没钱，二没兵，所以主张只是主张，见不到一点实际行动，而日军则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军舰开进了宁、沪间的长江水面，向孙科政府示威。　　l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各派力量的代表人物立即云集在蒋周围，纷纷请他复职，与汪精卫、胡汉民合作，共赴国难。　　l月18日，孙科也到了杭州。此前，汪精卫夫妇已于16日抵杭，作竟夕长谈，并于次日联合致电胡汉民、促胡入京。胡汉民见电甚怒，因为他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而汪精卫却违背誓约，私下里与蒋介石合谋。据当时报纸载文称：蒋、汪相见甚欢”，“晤谈甚融洽。”这使胡汉民十分震怒，认为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　　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即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本，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尊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阅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11月 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读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备战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沈阳发生事变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去了，电报到了南京，国民党大员们慌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日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恣意烧杀奸淫，迅速将战火延及东北全境，东北三省的银号和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日寇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　　张学良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痛不欲生，而蒋介石却仍然不准抗日。他于21日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后，竟大谈“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次日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绝口不提抗日，只要求民众埋头工作，交捐纳税，“勿问国事”。23日，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更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日，日舰炮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谐率领下奋起抵抗，发出“艳电”，“-·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了。　　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电的发表是有内幕的：十九路军发出艳电的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一致决定由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引起国人反对。蒋介石迫于情势，只好同意。这个通电毕竟表明了蒋介石的态度。通电中说：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项奋发，敌汽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通电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回到了南京，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路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而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为要。　　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　　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继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8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　　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　　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昆，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谐当即对张静江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月笙和史良才见势不妙急忙从中缓和，这次晤谈遂告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此举肯定是蒋介石所授意的。若非奉蒋之命，张静江多半不会出此下策。据说，当“-·二八”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正在吃饭，他当即投箸而起，发誓从此戒腥茹素，以视对日寇的厌恶。以他的态度，是不可能主动劝退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任参谋总长）给蔡廷谐连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谐严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授沪。黄慕松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