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否有过政治腐败的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7-10-25 21:43

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

美国政府有多腐败？ - 知乎1288被浏览302325分享邀请回答265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653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第三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 ”，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一件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变成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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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家怎么看中国的腐败：腐败是1980年代才开始加剧的
15:51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中纪委网站每个月都会推荐一本书，到目前为止，已经推荐了98本书，最新一本，是由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撰写的《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信出版社，2013年12月）。       “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魏德安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       作为一名研究腐败问题15年的外国专家，魏德安在《双重悖论》中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魏德安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腐败独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魏德安指出，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削减腐败。他同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双重悖论》中论述中国腐败的起源部分章节。              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之后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猖獗的腐败。由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被众人视为一个腐败成风的政府，而且很多人相信腐败导致了它的灭亡。因此想要消除根深蒂固的腐败以及官僚主义就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还发现，长期以来坚定支持自己的人也开始搞腐败、搞特权。很多干部在投身革命以前都是农民，成长于贫困的环境中，历经艰辛。因此，在胜利之后，他们很快就开始利用刚刚获得的公权力攫取胜利的果实，行为举止也开始傲慢不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朝历代中，农民起义军胜利后都表现出了这个特征。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       根据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3 年出版的《新中国反腐败通鉴》的记载，鉴于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8月掀起“三反”运动，1952年1月掀起“五反”运动，1953年1月又掀起“新三反”运动。这些运动针对的都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内的腐败行为。中国共产党于1955年发起的反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及1957 年发起的整风运动也包括打击滥用职权的行为，清除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和干部。       这些早期的反腐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法院发布的有关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表明，在开展这些运动的那几年，腐败暴露率出现了大幅提升。腐败暴露率的第二次大幅提升是在1958年，当时是“大跃进”运动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初，那些被指腐败的人所犯的罪行明显较轻，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如此。       根据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Cadres and Corruption ）一书中统计，在年的“三反”运动中，那些因腐败被指控的人当中，只有2.8% 的人贪污金额超过1000 元，这个数目在今天看来并不大，但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数据显示，1952 年，国有企业的工人年均工资还不到500 元，相比之下，1 000 元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根据吕晓波的统计：总体来看，因腐败被指控的人当中，有75% 的人被免除处罚，21% 的人受到行政处分，只有3.6% 的人因刑事犯罪而遭到起诉。起初因腐败被指控的人数超过29万，但到最后只有9942 人入狱。在被判以刑事处罚的人当中，有67 人被判无期徒刑，42 人被判死刑，9 人被判死缓。       记录20世纪60年代初腐败严重程度的数据十分有限。不过局部数据表明，虽然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司法系统处理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经历了大幅下滑，但腐败仍然较为严重。       例如，在月，河北、山西、湖南、广东、辽宁、黑龙江、四川等12个省份共“揪出”了250254 件投机案，其中，有827 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0 元，26105 件的涉案金额居于元之间。而“四清”运动（年）中居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       “四清运动”是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以及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反腐运动。至少在湖南，腐败案件没有被检察机关受理，只是在一系列群众运动中得到了处理，这些群众运动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江西，省级检察院于1960 年发起了一次“新三反”运动，发现了23 679 人存在形式多样的腐败行为，其中2 853 人的涉案金额居于200~1 000 元之间，208 人的涉案金额超过了1 000 元。两年后，江西省又发起“五反”运动。1965 年，《二十三条》发布之后，江西省又发起了新的群众反腐运动。所谓《二十三条》，是一个高级别的政府文件，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在文件中呼吁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司法系统的运作受到政治的影响。大概在1958年或1959年，大多数地方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法院都合并成了统一的机构，这种现象被称为“公检法联合办公”。       1966年之后，很多地方的检察工作都陷入了瘫痪或暂停状态，直到1967年或1968 年军方接管残余的司法机构后，这种局面才算结束。1971年，在某些地方重新建立了检察院，但此时的检察院不是独立运作的机构，而是被置于军方的控制之下。还有一些地方的情况是，检察院在“文革”早期停止工作，但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初才被正式解散。虽然各地情况有很多不同，但总体形势就是腐败监管体制衰落，之后陷入瘫痪，继而彻底崩溃。       在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到1966 年8 月就基本上停止了运作。1966 年12 月，江青等极端分子要求砸烂公检法，到1968 年年底，司法系统被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停止了运作，并在1969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撤销。       大约到了1978 年，司法系统得到了重建，重新开始运作。法院也恢复了运作，但在“文革”的混乱和政治内斗的环境中，法院正常的司法工作似乎陷于停滞，审理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直到年开始实行改革之后，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数量才开始再度上升。       从1966 年到20 世纪70 年代末这一阶段内，偏低的犯罪案件起诉水平并不意味着腐败就完全消失了。相反，有证据表明，腐败一直贯穿这一时期。       正如丹尼斯o伍德沃德（Dennis Woodward ）所指出的，虽然“左”派破坏了公检法机构，但根除腐败一直是贯穿“文革”时期的一个斗争主题，年在农村开展的各项群众运动中，反腐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在这场运动中，暴露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大幅上升，至少在几个有据可查的省份中，情况的确如此。但这场运动很快演变成了新一轮政治内斗，政敌之间动辄就被扣上了腐败的帽子。       虽然政府掀起了新一轮打击腐败的运动，但有一种与腐败相关的现象却在悄然蔓延，这种现象就是以关系为基础建立起的复杂人际网络，很多人利用关系“走后门”、搞特权、攫取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肆虐的艰苦时期，依赖内部关系搞特权的现象变得越发普遍。当时，食品以及其他物资长期供应不足，获得这些紧缺物资的唯一办法就是巴结那些控制着这些物资分配权的干部和官员。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金钱几乎无法直接产生作用，而且随着私营部门逐步被撤销，私营部门里没有人愿意向官员行贿了，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相类似。这样一来，“走后门”的主要途径就是培养关系、交换产品与服务或者在他人的产品与服务的交换过程中充当掮客。       在某些情况下，关系是从社会关系中分化而来的，这种社会关系包括血亲、姻亲、老乡、校友、同事、战友以及共患难的人。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小圈子同其圈子外的人建立关系，拓展人脉，扩大自己的关系网。通过施予恩惠和赠送礼物等途径也可以建立关系。一般来讲，在“文革”期间以及20 世纪80 年代，人们送礼主要是       送一些常见的东西，比如白酒、肉、香烟，但由于当时物资紧缺，这些东西就显得十分珍贵。在当时那种政治监督十分严格的环境中，小礼物和小恩惠更加容易掩饰和隐藏。根据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一书中的说法，关系对于获得参军、上大学、知青返城等方面的机会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知青，就是被派到农村地区工作的年轻人，或者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希望回到城市，回到他们之前的岗位上。即便在“文革”期间，被吕晓波称作封建“俸禄”的搞特权之风仍在蔓延，因为在当时，干部试图要求根据自己的级别享受相应的紧缺产品与服务。       因此，虽然“文革”期间腐败暴露率明显降低，但这并不是官员腐败程度降低的结果，而是制度变革的结果，因为在“文革”时期的制度下，腐败从一种违反党纪国法、滥用公权力的问题转变成了涉及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文革”还催生了关系和送礼的不良风气，通过这两种途径，个人试图操纵正式的权力架构以谋求私利。通过解体司法机关，“文革”还掩盖了腐败的真实程度与严重性，数据的缺失导致我们很难准确地测量和分析这个时期的腐败。       1978 年，检察院重新建立之后，正式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1980（可以获得数据的第一年）~1989年，这个数量在9 000 件的基础上增加了75% ，达到了约77 000 件。其中的三个年份（1982 年、1986 年及1989年），反腐运动导致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数量快速上升。1989 年之后，这一数字则开始逐年递减。1997 年，中国拥有了一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腐败进行了重新定义，一系列低级别腐败被免除了刑事责任，结果导致检察院起诉的案件数量再次大幅下跌。       但这种下跌趋势是具有误导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之前，很多轻罪也会被检察院起诉，然后进行裁决，最后实施形式多样的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起诉。还有一些案件被起诉到法院后，犯罪者要么短期入狱，要么根本就不用入狱。而1997年之后，这些案件则改由腐败官员所在的单位进行行政记过或者由监察系统进行处理。因此，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修订时就把很多普通案件的受审职责移出了司法体系，导致统计数据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腐败率并没有因为一些低级别腐败被免除刑事责任而受到影响，年的腐败案件受理数量骤然下跌应该被视为一个数据断层，而不代表实际腐败率的下降。在图4–3 中，我们还能看到，自1998年之后，检察院经办的腐败案件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只是减少的幅度较为缓和。       检察院起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总体变动趋势似乎符合人们的一种普遍假设，即改革加剧了腐败。这种假设存在几点问题。第一，在改革之前，腐败水平之所以较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反腐力度较低导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文革”初期，检察院系统和纪检监察系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在改革之际，这些机构还在重建中。因此，当经济改革开始放松控制时，官员的反腐能力仍然比较薄弱，反腐力度比较松懈，实际腐败率和腐败暴露率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政府反腐能力改善之后二者的差距要大。第二，用来追踪腐败态势的数据是根据腐败暴露率分析得出来的，这些数据只能测量反腐工作的执法力度，不能测量真实的腐败态势。如果我们假定政府的反腐工作是反应性的，即出现了腐败现象之后才被迫采取反腐措施，那么腐败暴露率的上升可能是腐败本身不断加剧与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共同作用的结果。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目前可以获取的数据表明：在改革早期，虽然存在腐败，但程度相对有限。此外，这些数据还意味着低级别腐败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改革早期，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大多是普通案件。截至1989 年，涉案金额超过10 000 元的重大案件在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20% ，被起诉的高级别官员相对较少。年，检察院以经济犯罪为由起诉了309 名县处级及以上的官员（在中国的法律用语中，这种案件被称为“要案”）。平均每年起诉的要案数量为62 件，还不到起诉案件总量的2‰。       相比之下，年，被逮捕的高级别官员多达932 名，其中包括在1989 年反腐运动中被逮捕的742 人。从能公开获取的有限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判断，虽然改革早期的一些重大案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但大部分情况下，官员都是在改革启动之后才开始出现腐败迹象。如果说我们能获得的少量有关高级别腐败案件的数据有何启发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些数据表明腐败态势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加剧，具体时间是在开始进行农村改革和第一轮城市改革之后。       总而言之，有关改革之前以及改革初期的数据表明，尽管20 世纪50 年代受到调查、起诉的腐败案件的数量较多，但起诉率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开始下降，而在“文革”期间几乎一度降低至零，这种现象不是因为腐败彻底消失了，而是因为负责调查、起诉腐败案件的机构在政治动荡中被解散或者暂时停止运作了。       “文革”结束后，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重新建立起来，反腐工作也逐步恢复了。20 世纪80 年代初，起诉率开始攀升，到1989 年，起诉率接近于1980 年起诉率的9 倍。但1979 年之后的新增腐败案件主要是普通案件，官员级别一般低于县处级。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据现有的有关大案的数据分析，腐败问题是在改革之后开始恶化的，而这意味着在改革之初着力推动经济增长时，腐败程度相对较低。简而言之，腐败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才开始加剧的。
责任编辑：马睿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魏德安, 腐败, 双重悖论, 中纪委荐书
评论（43）
澎湃新闻APP下载专家剖析真实的美国：这不是你想象中的美国|美国|政治|腐败_新浪新闻
　　来源：侠客岛
　　原标题：[岛读]这不是你想象中的美国
　　[侠客岛按]
　　上周四，侠客岛的“快闪沙龙”邀请了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从历史、制度、观念等方面为岛友们剖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今天，我们把部分文字时录做了整理，略长，但信息量还是相当丰富的。从上周四开始，我们尝试了语音直播，克服了参加人数受限的问题，让更多的岛友有学习探讨的机会。
　　记住每周四晚，侠客岛快闪沙龙，不见不散。
　　Q1：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吗？
　　美国一直在国际上主推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所以大家很自然地关注到美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个问题。
　　简单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不同背景下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刚建国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当时世界上也没有民主这个东西。二战后，美国就不是民主国家的代表，它代表的是自由国家陈营，而当时苏联代表的是民主国家阵营。
　　美国的民主绝不是一种完美的民主形式，但是它在人类历史上曾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是在制度设计上，其本质还是自由精英制度。
　　那“民主”是什么呢？
　　大家经常把“民主”和“自由平等”放在一起，“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它和“自由”是对立的，它和“平等”比较接近。“民主”的本义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经济、政治上是否实现了平等，人民对政治的参与、对国家事务的决定的程度。
　　民主来自实践，来自古希腊的一种政治制度，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人民直接参政；二是多数决定。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与这个国家是不是有民主性以及它的民主性是否上升，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美国政体设计的基本精神和民主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建国时，建国之父的脑子里装的是独立的联邦，没有想过民主制度。直到20世纪，随着美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美国的民主一直在上升。
　　但是客观讲，当时那个时代的美国确实是具有民主性，而且民主性在不断上升。比如1830年代的总统杰克逊，他利用下层民众的选票压倒老的精英集团。再比如，美国内战后，随着宅地法案大量分配土地，老百姓拥有了土地，成为小农场主，经济民主也在上升。
　　在19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的产生，美国的民主受到很大挫折，直到二战后，美国的民主确实也有一些上升，但总体上其民主性是停滞甚至倒退的。
　　Q2：美国的分权制度能解决腐败吗？
　　美国刚建国的时候是不腐败的。因为那时的总统都是大地产主，他们不需要担任行政职位就可以获取利益。但到1830年代杰克逊代表的民主派上台后，腐败问题出现了。
　　法国人托克维尔提出，平民政体或者叫民主政体天生就是会腐败的。因为他们没有资本，需要靠从政追求经济收益。杰克逊当选总统后，把前任官员全部换成自己的人，从中谋取利益。内战后这种腐败更严重，产生了一个词“政治分肥”，也叫分肥制。
　　美国的精英集团发现这样腐败下去要亡国，所以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建立了一套文官制度，把官员分成两种，一种叫政务官，即政治官员，由政治任命产生的；一种叫事务官，即官僚系统内的文官，它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无论谁当总统都不能动原有的事务官群体。
　　二战后美国的政治有所进步，1974年的邦选举法规定了个人和企业对政治人物捐款上限。
　　但是后来很多企业和个人利用资本的力量影响政治，比如利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另一方面，资本也一直在想办法通过政治努力、司法努力扳回这个法案。2014年两个最高法院做出司法判决，推翻了1974年联邦选举法对捐款上限的规定，理由是其侵犯了言论自由，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金钱在政治上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曾经的限制被取消了，资本就堂而皇之地通过政治献金操纵政治，这就是腐败。
　　实话说，任何政治体制对腐败都没有天生的免疫力。美国采取的策略是将腐败行为合法化，将权钱交易内化在制度设计中，比如旋转门机制、国会的游说机制等。
　　虽然人民的抗争、政治的发展有可能解决腐败问题，但在本质上，这是一个不可解的结。权力制衡的确可以让腐败收敛，但如果掌握权力的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了呢？美国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导致腐败没法解决。
　　Q3：如今的美国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特朗普当选总统不是瞎碰运气、也不荒唐，他确实回应了美国社会的问题，他在美国政治逻辑里完全是理性的、可以理解的。那么美国出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是所谓的民主制度。
　　美国的民主制度天生会带来很多死结，比如“三权分立”带来的相互否决的体制、多元政体带来的企业资本和政治之间的交易关系。这些问题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19世纪时，因为美国很年轻、蒸蒸日上，所以即使它腐败也挺过来了，但是今天不同了，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第二是美国的人口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需要在人口上形成凝聚力，把不同的人变成一类人，从而形成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个国家。美国也逃不出这一过程，它在历史上也需要把其他族裔的移民不断同化到美国的主流文化里。
　　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没有最终完成民族构建时就开始搞民族分化，强调各个族群的权利。每一个族群都要追求公平正义、平等、尊重，甚至追求社会补偿性的收益。当这些东西和资本主义赖以支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凝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各个群体都在在强调各自的利益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出现了解体的风险。
　　那未来美国将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是族群问题，美国构成人口同化的过程始终没有完成。
　　亨廷顿曾经说，中国和德国如果失败了，还是中国和德国，但美国和苏联如果失败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其意思是一个国家归根结底是人口的主体，中国和德国已经完成了民族建构，它是很坚固的。但是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联邦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句话一语成谶，苏联果然就失败了，什么都不是了。那么将来美国会不会什么都不是呢？
　　第二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多元文化和认同政治其实是被美国的精英集团炒作的议题，背后确实包含这些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正义动机，但是这个话题被政治精英阶层操纵了。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华盛顿之春运动，说白了，他们提出的诉求就是因为社会不平等。
　　我之前看过一位美国学者写的文章，说西方国家未来有可能会崩溃的原因一个是环境灾难，另一个是不平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Q4：为什么美国这么看重贸易？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都能体现国家的性质，那美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呢？
　　首先谈谈美国的人口问题。美国的人口构成在本质上和中国、欧洲大陆是不同的，历史上有很多美国移民的故事，比如五月花号上除了清教徒，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商业移民，都与移民劳务公司签订了合同。
　　绝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人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和利益。而美国也非常像一个创业公司，它主要目的是在世界上获取利益，然后在内部进行分利。而美国的制度设计就像一个公司治理结构，总统就是CEO，只需要承担有限的政治责任，宪法的序言就像商业合同的契约前言。
　　美国之所以建国，就是为了贸易税、关税，为了建立一个贸易共同体、建立一个内部的大市场，为了在国际上进行贸易竞争。美国有一个“门罗主义”，即美国人自己在北美洲做生意，欧洲人不要来。后来美国逐渐强大了，跑到中国做生意，提出了“门户开放”。
　　所以归根结底，美国最大的事儿就是做生意，美国的基本性质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纯粹追求贸易利益的一个国家，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半期。
　　而二战后建立的霸权体系一方面让美国过得顺风顺水，获取了超额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使它违背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逻辑。它的外交政策失去了原有的定力，开始追求虚无缥缈的霸权利益，导致了贸易赤字。
　　二战后，美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流动，这必然带来长期的、大规模的失衡，那么美国就要用贸易赤字或者工业输出来弥补。另外，美国精英阶层为了消解阶阶级斗争的危险，也有意识的向外输出资本，导致美国在二战后长期积累的工业基础和贸易优势不断向外输出。
　　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长期和这些国家做生意，形成了贸易逆差，美国的债务和财政贸易也曾一度出现了双赤字，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特朗普的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正面回应了这些问题，他不断地提出和中国打贸易战，和德国强调贸易赤字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回到美国原有的成功道路上。
　　但是我觉得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毁掉美国的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的霸权。
　　Q5：美国人自由持枪就能保障人权吗？
　　国内有些人说，美国的老百姓有枪而不造反，这是多么好的国家，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在自由权利的问题上，美国第二修正案号称保障了美国人持枪的权利，持枪是一种自由。不持枪、和平地生活在世界上，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自由吗？我认为这种自由更可贵，是更值得追求的一种自由。
　　去年老兵节期间，美国芝加哥发生了很多枪支事件，据说有60多人被流弹打死。美国一些老工业城市甚至就是人间地狱，走在街上就会被飞来的子弹打死。我认为这是对自由、对人权最大的侵犯。
　　回到枪支问题本身，它的法理基础是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是在制宪会议时，反联邦派不赞成现有的宪法，要求修正，以保障各州组织民兵的权力而制定的。但是因为这条修正案的语言表述非常模糊，它能不能适用于个人、是不是个人持枪权，一直有争议。后来最高法院司法判决，最终认定这条修正案保障个人的持枪权力。
　　直到今天，在美国支持和反对持枪的力量大体是均衡的。美国有很多人要求禁枪或者一定程度上控枪，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司法判决背后，一方面体现的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企业利益。比如美国步枪协会，它一直是美国大选最主要的资金提供人、捐款人之一。
　　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制度，“三权分立”或者说不同部门、党派之间的制衡，形成了一种否决机制。即使所有的政治精英都认为这件事应该做，但是当反对党在台上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是玩命反对。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现有的自由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美国枪支背后的利益集团，都决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永远做不成，这就是枪支问题最深层的实质。
责任编辑：刘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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