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黑死病，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_凤凰财经
没有黑死病，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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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新华 我小时候，放假了都要干农活。夏初要扯秧莳田。扯秧对小孩来说是个重活，扯一阵就腰酸背疼，我一边干一边抱怨。我妈妈就给了我一个政策：我可以拿个单凳坐着扯。后来我妈妈改变了政策，规定我扯完多少个秧之后就可以去玩。我对这一承包制改革非常高兴，干了一阵之后，就甩掉凳子，目的是尽快干完，好能玩一阵。 前几年，看到大象公会的作者辉格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明清由于人口膨胀，人力价格低廉，比资本还便宜，所以人们放弃了一些能提高效率的工具，而多采用人力。他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秧马。秧马在宋代较多，但到明清时，在很多地方消失了。他认为，人们坐在秧马上扯秧，既保护了腰背，又提高了效率。这么好的工具被淘汰，只能是解释为人力低廉，没必要追求效率。 我和辉总认识很多年了，常有讨论。看他这篇文章，我很吃惊。因为我感觉这文章错得太厉害。估计很多读者不知道秧马是什么。其实秧马就是能在水田里滑动的凳子，制造成本非常低。我就跟帖说我自己的经验。我小时候为什么甩开了凳子？因为，我想早点干完去玩，而坐着扯秧没有效率！扯秧、洗秧都需要利用腰力，坐着干很不方便。 我有点担心这或许只是我的个人经验。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向历史学家李伯重请教，我就问了秧马为什么被淘汰的问题。恰好李老师当过知青。他说，那是因为坐着扯秧没有效率。李老师告诉我，日本有个历史学家天野元之助，研究过秧马被淘汰的问题，结论也是：没有效率。 辉总那篇文章的问题不止这一处。但是如果读者不懂农活，就很容易被他说服。他的论点貌似很有道理，论据也一大堆。假如读者没干过农活，就很难想到，不是因为明清时人们放弃追求效率才不用秧马，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追求效率才淘汰秧马！ 我当时想一个问题：如何读一篇知识渊博的文章？大象公会的每篇文章都显得知识渊博，搞论据轰炸。读者如何去甄别这些论据？我的看法是，读这类文章一定要首重逻辑，次重论据。作文的规律之一，就是作者有了论点之后，常常会想当然地使用论据，这并非有意骗人，而是下意识的行为。疑在论点，可以避免被论据轰炸说服。你也许不懂某个具体的论据，比如秧马被淘汰的原因，但可以先问问辉总文章的论点&&人口膨胀使得人们不追求效率，是否成立？ 辉总的论点大有来头。有个学者叫黄宗智，一听这名字就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提出明清时期中国的内卷化现象。所谓内卷化，又称过密化。黄宗智说，由于明清人口膨胀，边际效率递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口摊薄，所以明清有增长无发展。与此相对应的，西方有学者说，欧洲黑死病使人口大幅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于是人们尽可能通过工具来提升效率，这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容易接受这种看起来很&技术&的历史解释。 前几天，辉总在大象公会发了一篇《马尔萨斯的弹簧》，由于明清人口膨胀，经济剩余过低，这导致了中国在城市化、技术进步等方面都跌入陷阱。尽管没再提秧马的淘汰，但他几年前的那篇文章的其它几个论据，他还是使用了。我的看法，他的其他论据也大有问题。比如他所说的宋代水力纺在明清被淘汰，原因是否真如他所说，也不一定。看来推翻一两个论据并不能让辉总从黄宗智的影响中走出来。 欧洲黑死病是否工业革命推动力的问题，有机会再谈。只说中国，真的存在人口陷阱吗？ 逻辑上看，人口增多，意味着分工更为细密，这只会提高人们的效率。比如，大家现在都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惊人发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全世界有成千万、成亿的计算机从业者，推动了电脑技术的快速发展。假如地球总人口只有10万，那么程序员能有多少？能有5000个吗？靠这么一点人，电脑技术能发展快吗？能有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吗？ 不要以为人口增多带来好处只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很多人误以为，古代技术没有突破，人口增多只会造成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这大谬。即便在古代，人口增多仍然能促进分工细密化。比如，人口增多，可以有更多的人炼铁改进农具、修路促进流通等等无穷的事可以做，这些都会提高农业、商业的效率。 明清时期的陷阱，其实还是制度陷阱。朱元璋设立了严密管制的经济体系，确定了&片帆不许下海&的对外政策，并对江南富户刻意摧残，对中国经济打击很大。但到晚明，很多祖宗之法已成虚文，经济自由度大有提升。彼时的知识分子和西方传教士多有交流。不说徐光启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就连传统意义上的名儒，如王夫之、黄宗羲等都向传教士学习不少，方以智甚至提出了近似于&振动发声&的观点。假以时日，中国不难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可惜的是，又逢甲申之变，满清入关，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状态。 但即便在清代锁国状态下，人口的增多也还是推动了分工的大发展。雍正四年，镇海将军何天培的一份奏折中说：&即如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取给于江西、湖广。&何天培所说，展现了一副全国粮食大流通的壮观图景。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长三角、珠三角向来是鱼米之乡，为何其粮食还要仰赖于广西、江西、湖广等次发达、甚至贫穷地区？原因在于，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变为轻工业区！人们多从事蚕桑、纺织、渔业等。更详细的描述，可参看人大清史所高王凌老师的研究。 由于人口增多，原本并非粮食主产区的湖广、江西、广西，得到了更多的开发，一跃而成为粮食主产区。假如没有人口的扩张，就没有那些地区的开发，长三角、珠三角的宜农土地，怎么会拿来搞轻工业？&苏湖熟，天下足&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其背后的道理，就是人口推动分工。 辉总的《马尔萨斯的弹簧》中的城市化率等数据，我感觉可疑，但没有更多研究也不好轻率反驳。但辉总说明清人口膨胀使剩余降低，这显然成问题。人口的扩张，并未如黄宗智、辉总所想的那样耗尽农业的剩余，相反，农业的剩余竟至于能养得起两个大的轻工业区。长三角、珠三角的劳动报酬肯定是高于湖广等地的，也必然高于宋代的农业劳动报酬，辉总所说的因人力低廉而淘汰宋代水力纺车，更有可能是误解。 辉总文中还提出赋税压低人口极限线，增加剩余，因此对文明的发展有功。但是，逻辑上看，赋税只会降低利润，抑制投资积极性，其作用是减少剩余而不是增加剩余。有种说法讲苏湖地区赋税是其他地区的90倍，不知准确度如何。但说江南地区赋税远高于其他，应该没问题。各地区农业产出的差异并不大，江南极高的赋税不可能来自传统农业，而只能来自轻工业。假如江南的资源不要通过漫长的运河输送到北京供养官僚们，江南的剩余只会更多，轻工业只会更发达。 我当然不是说人口越多越好。实际上，人们会自动调整人口。历史学家李中清研究人口问题，富裕的江南地区，其生育率低于其他地区，这种调节还是古代缺乏避孕技术的情况下实现的。人力报酬高的江南为何反倒生育率低？这应该是资本收益高，而产生了对人力的替代作用。古代人当然也会感受到人口压力，但经济发展从两个方面解决问题，一是分工发展、效率提高、产出更多，二是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自然下降。所以，即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不存在人口增长耗尽经济剩余、延缓文明发展的陷阱。 当时人其实已经注意到人口问题。比如康熙。康熙的解决之道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增长问题。比如，他曾说：&朕意养民之道，亦在相地区处而已。&中国可深度开发的地区太多，美洲新作物潜力还未充分发挥，分工调整的效率空间更是巨大，哪里就会被人口增长耗尽剩余了？中国并非一定要遇上黑死病这种死亡大灾难，大规模减少人口，才会有足够剩余来引发工业革命。不过，康熙、乾隆虽然有以发展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局部进步观点，但他们的经济观念整体上还是管制型的，正是这种制度缺陷阻碍了中国发生西方那样的工业革命，而不是所谓的人口陷阱。 我也问过李伯重老师，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问题是否真的存在？李老师回答：不存在。 解局北京（微信号：zhongnanhai1921）跟踪北京高层与政策动态，研究解读独家投资机会。 小报告（微信号：ifengxbg）是凤凰财经重磅打造的宏观经济分析解读栏目，最前瞻、最权威的分析助你把握投资大势。 凤凰财知道（微信号：icaizhidao）中国最权威的财经评论，每天都有热点财经新闻的犀辣点评！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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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在中国？_网易财经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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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在中国？）
·寻古识今·李楠 18中叶发生在的，不仅使人们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摆脱了原有“马尔萨斯陷阱”的束缚，即有限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财富增长迅速被后来的人口增长所消耗的困境。而且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促进了近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人类社会从原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依靠社会分工和贸易带来财富的增加，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使经济实现了增长方式的改变。此外，工业革命也促进了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机器大工业逐渐替代了传统手工工场，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兴起。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也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巨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世界迅速崛起，最终导致19世纪初东西方世界出现所谓的“大分流”的产生。 由于历史发展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时至今日，工业革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依然持续存在。因此，一些经济史学家，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里高利·克拉格教授，认为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世界也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然而，在我们肯定工业革命影响的同时，一个传统而经典的问题也应运而生，这就是“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特别是，很多学者如马克·埃尔文认为，早在11世纪中国就已经高度商业化，具备了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条件，但是为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对此问题众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此，希望通过对现有这些假说的梳理，并从中寻求答案。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中国？”主要解释有以下几个重要假说。首先，基于地理差异的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动力革命。生产的动力从原来的风力、水力、畜力，逐渐被利用燃料而产生的动力所替代。其中最受益的行业为纺织业、纺纱业等。动力革命使纺纱工人的生产率大大提升，同样的要素投入，现有纺纱工人的生产效率是原来手纺工人的40倍。所以，燃料的原材料，特别是作为蒸汽动力主要来源的煤炭资源，成为工业革命是否能够发生的关键。因此尽管18世纪经济较为发达的荷兰和中国江南地区，但缺乏煤炭资源，自然不能导致工业革命的产生。然而，针对这一地理资源决定论，很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格里高利·克拉克和大卫·杰克斯认为，煤炭业蓬勃发展更可能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有以蒸汽为动力的蒸汽机广泛使用，才使煤炭资源变得非常重要。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另一重要解释是市场整合假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全球贸易体系逐渐在欧洲确立。新旧大陆的经济联系也逐渐增强。不仅美洲作物在旧大陆得到传播，17-18世纪形成的“三角贸易”也不断在美洲、欧洲和非洲进行。巨大的贸易把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欧洲相对完备统一的市场成为工业革命的又一重要前提决定因素。然而，这一假说也受到了挑战。近期科罗拉多大学的薛华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年中国南方10个省份121个府级地方市场米价数据，以及17-18世纪欧洲主要城市粮食价格数据，通过测算不同地区粮价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方法发现：在工业革命前夜，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显然要比欧洲好很多，而且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中国不同地区的价格相关系数下降速度也要比欧洲慢得多。此外，通过计算不同地区粮食价格的标准差发现，在18世纪中国南部各府之间粮食价格的标准差远远低于同期欧洲15个主要城市的价格标准差。这表明中国与欧洲相比，市场整合发育程度不相上下，而且似乎中国更加整合。这一发现进一步表明了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并非是英国最先导致工业革命的原因，但这也不可否认大航海时代造就的全球商业网络对后来欧洲工业革命后产品的销售和市场扩张扮演的重要角色。除市场发展程度以外，技术创新与供给也是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的重要假说。关于技术创新问题在中国又被冠以另一称谓，即“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主要是说中国科学技术成就在历史上叹为观止，世界领先。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甚至被弗朗西斯·培根称为西方世界从黑暗时代走向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发明。然而，为什么在14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但在近代特别是17世纪却被西方所超越呢？对此问题，教授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大多数技术发明是基于工匠们的个人经验，而科学发现只是由少数天才在观察自然世界时做出的特例。到了现代社会，技术发明则主要是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基于科学知识通过实验而完成的。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技术是人口规模的一个增函数，即一个社会的人口越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可能越多，这类工匠越多，科学技术可能越先进。而中国古代社会恰恰是这种依托人口规模而获得科技领先的典型实例。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依然靠经验，而在科举制度下，具有较高天赋的人往往投身于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不能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而在17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革命已经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科学实验来获得发展。因此，技术创新模式的差异，导致了近代时期中国社会技术创新供给上落后于西方社会，这一差异也导致工业革命未能产生在中国的原因。此外，另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解释是制度创新假说。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已经进行了商业革命和贸易革命。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如阿西莫格鲁等认为，英国之所以发展起来，不仅仅是由于商业贸易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有关。早期海外贸易的代表葡萄牙、西班牙多以国家利益和皇权为主要驱动力，而英国与荷兰的贸易探险则是以公司为主要驱动力。因此，从贸易中兴起的商人，很早便参与到国会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之中。政治与商业的结合导致商人力量的强大，他们有能力对一系列经济、财政制度进行干预和改变。特别是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光荣革命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国王要增加税收必须经过国会同意，国王的征税权力也被大大制约。此外，私人合法产权也被有效界定。随着英国国家能力的加强，公共财政制度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的发展，由政府特许经营的英格兰银行也在此时获得设立，伦敦金融市场地位得到提升，甚至成为比荷兰阿姆斯特丹更大的金融中心。这一切导致了17世纪英国的财政与金融革命。反观中国，17-18世纪的中国依然在中央集权僵化的政治体制下发展。虽然具有较为庞大和通过科举考试形成的文官体系，但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推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
通过对以上关于工业革命起源主要解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并非某单一条件可以单独推动工业革命的产生。但至少可以看到，技术与制度创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们便不可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工业技术革命也无从谈及。但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的则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商业贸易下政治制度的改变，以及私人产权的确立和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建立，更加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所以可以看到，尽管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导致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发生的重要条件，但在18世纪东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在这些条件中将占有更多的解释权重。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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