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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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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华盛顿9月20日电 （记者 温宪 吴成良 李博雅）9月20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美知名学者、前政要及中外媒体出席并听取演讲。
王毅介绍了中美两国元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的重要共识，即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说，这一共识兼备战略性、建设性和开创性，不仅为中美关系未来指明了方向，也将对亚太及世界格局演变产生积极深远影响。
王毅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具体构建并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王毅从五个方面给出答案：一是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牢固的信任基石之上。二是大力促进务实合作，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深厚的利益纽带之上。三是积极加强人文交往，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四是不断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合作，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紧密的共同责任之上。五是重点加强亚太事务合作，使这一关系的构建先从亚太地区做起。
对于加强亚太事务合作，王毅强调，亚太是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的地区，中美两国在亚太利益交织最为密集，互动最为频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也应该从亚太开始。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愿意看到美国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亚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安身立命之所，美方也应尊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与关切。中美还应共同努力，争取在解决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取得实质性成果。
演讲之后，王毅回答了现场美国学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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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凌陈、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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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导读：[摘要]中美两国发生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在上升，因为美国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过程中，由开始阶段的“仲裁者”，发展到现阶段直接参与对中国的制衡。目前中美战略误判所付出的代价为，两国已“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中美战略误判的主要途径，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
[关键词]中国 美国 战略误判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中美两国发生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在上升
“战略误判”是一种主观意识，或者说一种观念。由于观念势必
[摘要]中美两国发生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在上升，因为美国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过程中，由开始阶段的“仲裁者”，发展到现阶段直接参与对中国的制衡。目前中美战略误判所付出的代价为，两国已“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中美战略误判的主要途径，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关键词]中国 美国 战略误判 新型大国关系[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中美两国发生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在上升“战略误判”是一种主观意识，或者说一种观念。由于观念势必造就对外政策行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变化，来考察观念的变化。因此，这里我们通过中美战略互动的政策行为的变化，考察中美两国发生战略误判的演变态势。我们说美国对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在上升，是因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美国“亚太再平衡”从理论上来讲属于“离岸平衡手”。“离岸平衡手”这一概念，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首次提出的。他认为21世纪初，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因此，美国需要“阻止相匹敌的竞争对手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崛起。”但“美国在20世纪并未试图征服欧洲和东北亚的领土，因为跨越大西洋及太平洋投送军事力量以对付这些地区的大国是困难的。”①所以，美国要在这些地区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将责任推给这些地区的其他大国，让其他大国去抗衡潜在的挑战者（德国、中国）。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制衡潜在挑战者的效果。只有当这种方法失效，“推卸责任”的策略不可行时，美国才直接介入以制衡潜在的对手。米尔斯海默强调：“无论何时一个潜在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美国都会设法去平衡之并保存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地区霸权国家的地位。”②可见，“‘离岸平衡手’不单是均势逻辑中的砝码角色，更是仲裁者、平定者。”③因此，“离岸平衡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美国可以“推卸责任”—将制衡中国的责任推卸给亚太地区的其他大国，自己以“仲裁者”身份自居，即充当“裁判员”。第二阶段，当亚太地区的其他大国，如日本、印度不能有效制约中国的时候，美国才充当“运动员”，“直接介入”以制衡中国。自2012年“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已经从第一阶段充当“裁判员”，发展到第二阶段充当“运动员”，直接参与对中国的制衡。能够证明上述观点的最新论据是，美国近期在南中国海的直接军事行动，这充分说明美国对华战略制衡，已经由“裁判员”，演变为“运动员”，制衡力度不断加大。美国的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其对中国的误判，认为中国现在南海维护主权的行动是在试图争取“西太平洋的主导权”，而中国一旦取得了“西太平洋的主导权”，就要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因此，美国就在南海挑动事端。实际上，美国的这一主观臆断，就是一种战略误判。与此相应，美国的战略误判又可能导致中国的战略误判。由于美国不断派军舰、飞机进入南海，甚至接近中国的岛礁，被中国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正是基于此，近期以来中国在南沙一些主权范围内的岛礁上，进行大量的民用建设和必要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而这些在中国看来属于主权范围内的行动，又反过来强化了美国的战略误判。从而使中美两国正在逐步走向“安全困境”。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中美两国发生对抗难以避免的担忧在上升，中美两国发生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在上升。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各方都清楚知道两国战略误判上升的最终代价—修昔底德陷阱。就目前中美关系的现状看，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两国已经进入修昔底德陷阱，有的认为还没有进入陷阱。笔者认为，中美已经“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因为界定“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需要考察两个要素：其一是崛起国实力日益增长。至于崛起国实力增长到什么程度将会发生战争，修昔底德没有具体说明。但是奥根斯基却提出：国际体系中崛起国实力接近守成国时，爆发战争可能性会增大。因为当崛起国实力与守成国实力差距较大时，它没有能力挑战守成国，而且从理性考量，挑战守成国也是不划算的。目前中国与美国实力相比，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远远未达到美国的水平，根据上述理论，中美两国还不至于进行战争，即还没“完全”进入“修昔底德陷阱”。其二是守成国的恐惧。虽然从1990年代初“中国威胁论”就已经在美国出现，但是至今美国凭借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优势，对于中国的崛起只是感到“担忧”，或者“焦虑”，还远未达到“恐惧”的程度。另外，从数量上看，据近期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进行的民调，“在美国有近一半的受访者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④可以看出，中国的崛起还远未导致整个美国的“恐惧”。总之，中国实力增长因素，以及由此造成美国“恐惧”因素，对目前中美关系都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使中美两国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由于目前上述两种因素的发展程度还不够充分，只是中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可以说两国已经“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以致“完全”进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双方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中美战略误判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共有观念所谓“中美战略误判”，就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有观念，并且这一共有观念是与当今国际社会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目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升级，从理论上来讲属于“安全困境”这一共有观念的强化。“安全困境”源自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假定为，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每个国家必须自己照料自身的安全。为了安全，每个国家都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追求国家的权力。由于每个国家都在不断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冲突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常态，“合作”是稀缺的。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能够部分反映国际社会的现实。但对于发展到现阶段的国际社会，它的局限性也非常突出。因为它没有给“合作”留下空间，不能够很好解释当今世界出现的诸多国际合作的事实，尤其相悖于当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因此我们说，源于“安全困境”的中美战略误判，是一种与当今国际社会现实不符的共有观念。“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其所蕴含的共有观念比较符合当今的国际现实。首先，“不冲突、不对抗”是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因为进行合作首先需要意愿和氛围，正在发生冲突和对抗的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合作的意愿，也不具备坐在一起进行协商的氛围。其次，“相互尊重”是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条件。因为“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⑤最后，也就是新型大国关系中包含的“合作共赢”，点明了国际合作的最终目标，即合作的目的就是“共赢”。总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一种与当今国际现实相符的新观念。由上可知，无论“中美战略误判”与“新型大国关系”，都分别体现不同的国际共有观念，或称不同的国际体系文化。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至少有三种国际体系文化。一是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是以纯粹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二是洛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着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三是康德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并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互相帮助。结果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显然，“中美战略误判”属于上述洛克文化。但“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既不是霍布斯文化中的“敌人”，又不是洛克文化中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对手”，更不是康德文化中的“朋友”，而是符合中国倡导的“和谐文化”中的“伙伴”。因为“和谐文化”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和谐文化”理念不仅是古代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继承，也是应当今国际社会的需要而生的。和谐文化理念尊重事实、承认矛盾，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适合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并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文化理念。冷战结束以后，不仅冷战意识仍然存在，而且原来被两极体制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不断显露；另外，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南北矛盾、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越发严重；再者，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导致一些国家产生新的敌对观念。这一系列新旧矛盾，需要一种承认矛盾、理解矛盾、在矛盾中求统一的新的国际文化进行整合，这就需要“和谐文化”。对于“伙伴关系”，至今还未见到权威界定，根据新华社陈莉所说：“‘伙伴关系’，为当今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冷战结束后，各大国积极探寻新的相处方式。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和不针对第三方为特点的新型伙伴关系，为构筑面向21世纪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陈莉不是针对“伙伴关系”的严格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伙伴关系”的主要含义，那就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和不针对第三方为特点”的国际关系。 （下转256页）（ 上接25页）进而可以看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家相互定位的“伙伴”角色，所体现的是介于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之间的一种国际体系文化。“和谐文化”比“洛克文化”更进步，因为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之间不排除军事竞争和爆发战争，而在“和谐文化”中，国家之间是“不冲突、不对抗”；另外，“和谐文化”与“康德文化”相比，虽然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落后于后者，但前者比后者更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这是因为“康德文化”寄希望于任何一个成员国，都要把别国利益当作本国利益，把别国安全当作本国的安全，甚至这样的观念不是出于本国的长远利益的考虑，而已经内化为自觉的义务感。显然，康德文化形成的条件是国际社会成为一个“伦理共同体”，而当今国际社会甚至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因而，目前国际社会现实与康德文化的形成条件相差甚远，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而“和谐文化”（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比较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现实。因为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民族国家仍是当今世界的国家主要形态，不同国家之间还存在差异和矛盾，因此需要“相互尊重”，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另外，还需要“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实现“共赢”。总之，国际社会是在朝着进步方向发展的，国际体系文化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先进国际文化取代落后国际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谐文化），避免中美战略误判（洛克文化），将是历史的必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重在实际行动。共有观念的构建，不是通过双方口头上，或书面的协议形成的，而是通过国家之间的互应行动建构的。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行动的情况下，它们是没有共有观念的。双方一经交往，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于是便产生了文化。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关键在于增加两国之间的交往行动。进一步讲，虽然随着交往的增多，两国之间的共有观念不断加强，但是如果中美之间强化的是原来存在于两国间的洛克文化，那么，随着两国交往的增多，中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非但不会减小，反而还会增大。所以，中国出于避免与美国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以新型大国关系所体现的“伙伴”角色进行交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随着两国交往的增多，逐渐建构“和谐文化”，以解构洛克文化，最终消除中美战略误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需要两国相向而行。中美之间由于传统文化、政治制度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双方需要在这一问题上相向而行。中国人做事习惯于由宏观到微观、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提出一些高屋建瓴的、高度概括的、目标长远的、愿景美好的设想。但美国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该首先从微观的、具体的事情做起，逐渐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有观念。其实，这两种构建路径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因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确定一个目标，即要明确建构一种怎样的关系。因此，大方向应该是首先确定的。接下来就是进行具体的交往，这也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工作，因为共有观念只能在具体的互动之中形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容需要两国不断协调。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中美两国互动的具体内容不断增多，这就需要两国在具体互动中，不断调整各自的政策行为，使其基本达到对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例如，在中美互动中，美方经常强调中国遵守规则，那么，中国对此可以不必回避，可以主动提出共同制定一些符合大家共同利益的规则，并且还要共同执行这些规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新型大国关系必须由双方共同构建，否则，如果只有一方去做，无论该方多么努力，最终必定失败，因为谈到“关系”，肯定是双方或多方的，不可能是单方的。假如，只有中国一方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在与美国互动中把美国看作友好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不具有这种意愿，或者美国不与中国互应，不把中国当作友好的合作伙伴，而是当作竞争对手，那么，根据反射评价的原则，中国将要调整自己的观点，不会再把美国作为合作伙伴，而是作为竞争对手。目前，中国已经主动提出并努力构新型大国关系，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终能否形成，关键在于美国是否互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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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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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应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何亚非
中国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说了不算，还取决于其他大国。“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在大国互动中逐步建立。
　　原题：中美应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文/何亚非
&&&&&& 声明：任何网站禁止转载
&&&&&& 本文首发刊载于6月26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5期
　　美国2009年宣布&转向亚洲&，2011年公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这不仅造成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还打破了地区战略均衡，加剧了中国与部分邻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增添了新的复杂和不确定因素。
　　在上述情况下，并思考21世纪中美作为上升大国以及美国作为守成霸权应如何相处以避免历史重演，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倡议，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着眼于双边关系，更具全球视野，以期走出一条新世纪大国和平相处之道。
　　&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从根本上说，是两国在整体战略上的较量。
　　尽管中美存在不同的战略利益取向，政策重点也有分歧，但中美建交35年双方始终有个共识：即中美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赖，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作为全球大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需要培养和鼓励自我克制、相互理解的战略文化，为增进双方互信、构建健康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必不可少的战略文化氛围和思维方式。美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提出中美平行采取战略再保证措施，来逐步培育互信。其观点得到不少中美学者的赞同。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如何增强战略互信将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互信不仅包含增加信心、信任和信赖多重内涵，更强调行动的累积。所谓累积就是双方需要不断地&平行&而不是相互对抗为前提、以&零和&思维采取实际行动，来显示愿意走互信和合作的道路。
　　中美有分歧，甚至有重大分歧是常态，管控分歧和危机、培育互信应该成为常态化行动。要学会&把分歧装进箱子&，不影响大局，并开展持续有效的&战略再保证&性互动，来培育正能量，抵消分歧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核心是双方确保尊重对方的&底线&或者核心利益，采取措施让对方&放心&自己的战略意图，追求一家利益最大化是不可取的。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还可以向国际社会作战略宣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美国欢迎中国发展和壮大，也愿意和平竞争;双方无意建立在世界和亚太分割势力范围的G2，而将在重大问题上加强磋商与合作，努力推动形成均衡、合理、公正的国际和地区格局;构建有助于共同安全，而非&零和安全&/排他安全的地区军事安全架构;致力加强双边分歧管控，强化危机管理能力。
　　中国领导人去年在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上，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目的就是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建立新的区域治理机制与体系作谋划，做顶层设计。
　　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是其中一项措施，将对亚洲国家共同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做出贡献。
　　亚洲很特殊，其开放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哪一家说了也不算。一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亚洲的问题，亚洲治理需要&亚洲精神&，那就是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和平相处，共同创造&亚洲奇迹&。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大国关系是关于国际秩序的。在国际关系中，世界无序状态是常态。正因为是无政府状态，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大国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传统的观念，需要改变，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调整。
　　这些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世界变小了。这些全球治理的努力是各国希望在无序状态上，建立某种&秩序&，以避免人类陷入战争和危机不断发送的恶性循环。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种种现象表明，现存国际秩序出现了问题。如何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大家都认可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总结起来说，&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不复杂，它是中国继&韬光养晦&政策和&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政策后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三者的核心一致：中国要做新型大国，打破&大国争霸&逻辑，在实现自身和平崛起中，维持世界和平。当然，中国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说了不算，还取决于其他大国。&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在大国互动中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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