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陶起,年龄50多岁,七十年代当兵,78年上重庆军校,【盐城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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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七十年代
——抹不去的回忆
作者 笑看人生 2012-06
谨以此文献给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
言：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早已淡忘或记忆模糊。有的与人的生活甚至命运相关联而让人印象深刻或刻骨铭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童年，由于经历和环境的差异，童年生活千差万别。但不管怎样，少儿时代是人生的开始，儿时的经历对其一生的性格和命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时的生活无论是甜蜜还是痛苦，是幸运或是不幸，是贫穷还是富裕，那一段经历都是难以忘怀的……
环境对人的性格和命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巴尔扎克说过：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不外乎四种因素，那就是气候、环境、土壤和食物。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息息相关，有人说过：童年是人生的父亲，环境是人生的母亲。童年是人生的起点，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性格大部分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它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第一步……
我们出生在一个不应该降生的特殊年代，我们出生于新中国诞生不久而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们的童年时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十年文革”。由此，我们的那个年代注定有太多的故事。
我们的少儿年代是新中国从旧中国解放出来不久的年代，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从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废墟中走出来，经济基础薄弱，五十年代受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地方势力的干扰，再加上外部环境不稳定，其中的困难和艰辛可想而知。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之后，会对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人说过，人过四十就到了回头看的年龄，这话深有同感。感谢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的腾飞，就没有过去那刻骨铭心的回忆。
贫瘠的乡村
在四川盆地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凤凰大队的小山村。凤凰村是一个“一脚踏三县”（三县交界）的偏僻乡村。村子离兴隆公社大约6公里多，在上世纪60-70年代，凤凰大队到公社不通公路，村民到公社赶集走的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田间小道（注：那时农村的行政建制与现在不同，现在的乡、村、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分别叫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或小队）。
凤凰大队是离资江县城最偏远的地方，大约有50多公里路程，外人很少涉足。那时县城到公社有一条土石小公路，公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客车只能在公路上慢行，速度稍微快一点，一个颠簸，人的脑袋会撞上汽车顶蓬。到县城的客车是一天一趟。一到下雨天，道路泥泞时不通车。
出门的道路难走，再加上生活不富裕，村里人很少出过远门。偶尔到公社去赶个集，买个针头线脑，打点油盐酱醋，或者扯块布料什么的，就算是干了一件大事。如果某个人到过县城，那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凤凰村属浅丘陵地貌，山势不大也不高，各式各样、形状不一的小山坡依次连在一起。虽说是小山，但山的坡度较大，山坡除了坡地和坡顶有一小部分平地，大部分地势都有一定的斜度，有的还比较陡（坡度大）。山村道路七弯八拐、上坡下坎……。村民在半山坡上种地，挑水、挑粪浇地时，连尿桶都放不稳（地势高低不平，尿桶倾斜水粪会溅出来），……
乡村的农民，尤其是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大多数有着善良、淳朴、憨厚的性格，但同时又伴随着愚昧、贫穷、落后……，他们成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子。
那时的生活很简单，穿着上比较单一。男人的衣服大多是价格低廉的布匹或手工制作的粗布，除了蓝色就是黑色。女人中上了年纪的女性同样以蓝色和黑色衣服为主，少女或少妇时常有人穿“花衣服”（衣服中带有花草图案和不同色彩的衣服），但大多不鲜艳，没有现在这么张扬。一个明显的特征，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有“补丁”（穿烂了再缝补），有的衣服还“补丁”上叠“补丁”。“补丁”的颜色与衣服不搭配，标记十分明显。很多家庭一年四季难买一件新衣服，一块巴掌大的旧布都舍不得丢掉。
村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不大，宽的地方有7-8米，窄的地方只有4-5米，相当于一条大一点的河沟。据说河的源头是两座不大不小的山，水流量很小，流经我们村前的河水流速平缓。开春的时候，乡民们在小河中一段一段地构建拦河坝，用泥土夯实拦河蓄水，所蓄的水主要是夏天的雨水。到了夏末一场大雨又把土筑的拦河坝冲垮，秋冬时节河水见底，干冬的年份河水断流。到了第二年春天，又构筑新的拦河坝……。
村前的这条小河承载着我们祖辈和父辈的痛苦与欢乐，养育了小河两岸的乡民，农家的水田靠这条河水灌溉种植水稻，靠河边的旱地也用河水浇灌，妇女们洗衣服、洗菜、淘红苕都依赖着小河的水。风调雨顺的年景，河水能满足乡民们的生产、生活用水。遇到天干的年份，各个生产队之间经常因争水浇灌水田产生矛盾，乡民们拿起扁担、锄把在河边对峙……。
儿时的记忆
骆明，出生于1960年的一个夏日，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初期，母亲告诉骆明，怀孕的时候没沾过一点腥味（肉食品），坐月子期间，一共只吃了半斤猪肉、半斤红糖。
据后来老年人回忆：由于当时生活困难，食物以红苕、玉米和牛皮菜、萝卜等（叶菜）为主，常常吃不饱肚子，一天吃两顿甚至一顿。有的人实在饿得受不了，去吃庙宇中香案里的“仙土”（那时的人们认为：香案里的泥土有“仙气”，被称为“仙土”）。生活困难，导致一些人染上浮肿病……。
劳累和疾病的困扰，骆明的爷爷、大叔和二叔相继病逝在61和62年。
骆明出生后，上有两个姐姐，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母在土里刨食来供养，更艰难的是，父亲是一个残疾人，左脚比右脚稍短、肌肉有些萎缩，重体力活有些吃力，母亲就比一般妇女更辛劳……。
懂事之后，骆明问过母亲：“妈，爸的脚从小就是这样的吗”？母亲说：“不是，你爸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身强力壮而且很活泼的人，在你4岁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说起这事，骆明还有那么丁点儿印象。记得是一个秋天，父亲的左脚突然痉挛式的疼痛，痛得在地上打滚，请来乡村医生看不出什么毛病，拿了点止疼药暂时性的好一点，但药效过后，疼痛依然如故……。床上无法躺无法睡，父亲就在拌桶（农村打谷用的农具）里半躺半坐了4个多月……。
由于疼痛难耐，父亲曾两次企图上吊自杀……，好在母亲及时发现和制止，挽救了父亲的性命。母亲对父亲说：你走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5个人（弟弟已出生）怎么办？你走了我也不想活了……
母亲是一个贤惠细心的人，常常弄一些草药偏方为父亲治病，4个多月后父亲的左脚奇迹般的不疼了。但终因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左脚缩短了将近两公分，肌肉也缩小了一圈，从此走路一瘸一拐……。后来还时不时的有些小疼痛，幸好无大碍。
父母都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生于1932年，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父亲6岁的时候，奶奶因病离开了人世，老实巴交的爷爷照顾不了四个孩子，儿时的父亲没人照看，任其自然，父亲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父亲常常和姑姑一起，大冬天坐在或爬在地上玩耍，长时间沾染湿气，落下了病根。
父亲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年轻时也是一个进步青年，1952年成为兴隆乡建国后第一批中共党员，曾担任过半年兴隆乡党委书记，因为不识字，工作起来非常吃力，组织上又调他到区粮站工作，因为当时配粮吃不饱肚子，又私自跑回了家。母亲比父亲小1岁，同样没读过书，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
灾难接憧而来，不久后，骆明不到一岁的弟弟，因出麻子（抽天花）没得到及时医治而夭折，母亲躺在床上三天没吃一点东西……。
骆明少儿时期的生活经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
儿时的记忆虽然有些模糊，但有的事情在脑子里多少还有些印象。记得很小的时候（大概是68年上小学以前吧），我们村里有很多麻雀，白天三、五只一起或几十只成群结对在村子里飞来飞去，还有的放单飞，飞累了就停在房顶屋檐上，竹林、树木中，或飞到地上歇息。麻雀成天唧唧喳喳的叫个不停，很好听，有时飞到离人很近的地方唧唧喳喳的也烦人，但不管怎样，麻雀给平静的山村带来了生的气息。
晚上，麻雀就歇息在自己营造的巢穴中。麻雀的巢穴离人很近，大多筑巢在屋檐或外墙壁上（人伸手摸不到的高度），或农家房前屋后很近的竹林、树木上。有的农家为了增加喜庆的气氛（认为会带来福气），白天打开房门，让麻雀飞进农家的堂屋（以前的农家房屋门上方有窗格，麻雀也可以从窗格中飞进飞出），在堂屋的梁柱或靠近房顶的墙壁上筑巢（以前农家的房屋正中一间为堂屋，堂屋比其它房间大，堂屋的前面双开门，比两边的房墙凹进去1米多。堂屋的正墙上供着“天地君亲师”的香火牌位，供农家烧香拜佛。堂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接待来客）。
麻雀身体小，转动十分灵活，一会儿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一会儿飞落到房屋、树枝或地面上走动。麻雀的羽毛鲜艳，有单色和多色，很细滑，特招人喜爱，尤其是儿童。麻雀常常飞到离人很近的地方停下来歇息，有时就在人的身边，但反映非常快，警惕性非常高，如果你想要抓住它却相当困难。小时候，父亲在鸟笼子里放食物的方法捉住过几只麻雀让骆明玩耍……
麻雀的食物比较杂，成鸟在夏秋时节以食农家的粮食、种子为主，冬春则以杂草种子和野生禾本科植物种子为食。雏鸟则以为害农作物的昆虫为主要食物，也吃农家扔弃的各类食物。
麻雀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繁殖能力都比较强，在数量上增长较快。但由于两次毁灭性的打击，导致麻雀在凤凰村完全绝迹。一次天灾，一次人为……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记得有一年夏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连续两天两夜没间断，同时伴随着大风不停的刮……。河水暴涨，沿河两岸的农田全部淹没，低矮一点的农舍被冲垮（那时的农舍基本上是土墙筑成的，遇水浸泡就倒塌）。那一次，麻雀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身体瘦小的麻雀经不起狂风暴雨的冲击，死伤了一大半……。两天后的早晨，乡民们从睡梦中醒来，开门一看，房前屋后、竹林里、树木间，遍地都是死伤的麻雀，没死的麻雀因翅膀被雨水浇透飞不起来……。大人们起来争相捡麻雀（生活困难，麻雀肉成了上等食品），骆明也跟着捡了十来只……。
由于水灾，那一年的收成很差。因为麻雀吃粮食，秋收的时候，大队组织社员集体赶麻雀，乡民们集中在一个下午，有的拿竹竿赶，有的拿敲得出声音的锅碗瓢盆不停的敲，目的是不让麻雀落地（休息），麻雀只能在空中飞来飞去，最后被活活的累死……。
自那以后，村里的麻雀就彻底消失了，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一种飞鸟叫燕子，燕子比麻雀稍大一些，体形稍长一些，夜间活动比较多，飞行速度比麻雀快，生活习性跟麻雀差别不大，但种群数量比麻雀少得多。
现在的儿童玩具可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想玩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小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玩具”。那时候，骆明和小伙伴们玩的最多的就是做沙堆、树泥人。它不需要任何道具，三、五个孩子一起、有时一个人，跑到河边的沙地上，将地上的沙子刨在一起，双手捧起沙子象漏斗一样往下落，反复多次慢慢堆积成一个一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小山包，小伙伴们常常在一起比赛，看谁在同样的时间堆成的小山包又大又好看，胜利者就可以趾高气扬地自我吹嘘一番……。还有一种玩法就是抠稻田里的田泥做泥人，伙伴们玩得最多的是做小泥人，想象力丰富一点的树小狗、小鸡、小猫等小动物形象，有时塑出来的泥塑有一点泥人或小动物的样子，但大多数的泥塑是四不象。骆明常常和小伙伴一起玩这种游戏。
做沙堆、树泥人常常是坐在或爬在地上玩耍，全身粘上沙子或稀泥，每次都弄得来特别脏，回家后不得不换洗脏衣服。有时还会把衣服扯烂、弄破……。那时候，农村的衣服质地差，而且衣服的件数少得可怜，尤其是小孩儿的衣服就那么一、两件（小孩儿长身体变化大，儿童衣服不敢多买，核心是没钱多买衣服），常常是弄脏了没得换、扯烂弄破了只能补……，有的小孩儿的衣服脏了，躲在被窝里等待母亲洗好晒干或烤干再穿，有时穿大人们的旧衣服，弄得来不伦不类，很滑稽。
由于经济条件差，大人们特别心痛小孩子弄脏或扯烂衣服，每次玩做沙堆或树泥人后回家，都要遭到大人们的责骂，有时在屁股上还要挨上几巴掌，打得通红通红的……。小孩儿一哭，母亲也常常含着泪花，其实父母更心疼的是自己的孩子。因为父亲的缘故，母亲特别不让骆明坐在或爬在地上玩耍，以免染上湿气伤身体。
最高兴的是事情是滚铁环和煽牛牛，滚铁环是用比幺指姆还要小一点的铁棒，弯成一个（30-50厘米左右的）铁环，再用一根细铁丝弯成∪字形，∪字形铁丝的一端留出几厘米与∪字成直角，套在一根小木棒上。小孩子握住木棒套住铁环的外环，让铁环在地上滚动……。铁环这种玩具在当时的偏远乡村很难找，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据说58年“大跃进”的时候，还把一些铁制的家具或农具拿去大炼钢铁……。骆明有个堂兄在临近公社的农机站作柴油机手，其实这个堂兄跟骆明没有血缘关系，据父亲说，二哥（骆明的二叔）身材单薄，家里又穷，大姑娘瞧不起，最后找了比自己年龄大又有两个小孩的寡妇作老婆。因为多少也沾一些亲戚关系，父亲找到堂兄利用农机站的废旧铁棒做了个铁环。有了铁环，骆明身边常围着一群小伙伴，大家轮流着滚铁环……
煽牛牛这种玩具跟现在城市的老年人在公园里锻炼身体时用的道具很相似。这种玩具的长度一般在10厘米以内，外形有点象一个坛子，下部是圆锥形，中部比上部略大一点（有的中部和上部差不多一样大小），中上部之间略为小一圈（象一个瓶颈）。另外用一跟小木棒或树枝缠一节软棉的布条或麻布等做成皮鞭，用软棉的布条一圈一圈缠住瓶颈位置，放在地上一拉使小牛牛转动，然后不停的鞭打，小牛牛不停的转……。那时候，这种玩具跟现在老年人在公园锻炼身体用的道具差别很大，那时的玩具是用一节树棒手工一刀一刀做出来的，相当粗糙，外圈不均衡，转动不灵活……。
那时候需要动点脑筋的游戏是下六子棋。在地上画一个正方形，中间分成12个小方格，两个人各选六颗棋子对赛（与对方的不同，如一方用小石子、另一方用扳成很短的竹棍或木棍等），棋子摆在正方形外围12个交叉点上，分别在12个方格的交叉点上行走。一方的一枚棋子和另一方的一枚棋子走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另一方的另一枚棋子走到这一条直线上（没有其它的棋子），两枚棋子连着一枚棋子，只有一枚棋子一方的这枚棋子就被“吃”掉了，如此循环，直到把对方的棋子全“吃”光了，这盘棋就算赢了……。
大热天下河洗澡是男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由于传统风俗的束缚，那时的女人，无论妇女、小女孩都不能在河里洗澡）。一群男孩子脱光衣服，光着臀在河里游泳、嬉闹、打水仗、摸鱼……。有时候，胆子大一点的小男孩一个人下河洗澡。
那年月，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大人们都在山坡上忙农活挣工分，或在家里忙家务（煮饭、洗衣、料理猪食或小家禽饲料为主要家务）。小孩子们下河洗澡，一般时间没有大人陪同。大约是68年的一个夏天，与骆明同龄的一个小伙伴下河洗澡时，不慎淹死在河里，当父母赶到时，母亲当场晕倒在河堤上，父亲大滴大滴的眼泪掉下来……。
从那以后，很多大人不允许小孩子下河洗澡。胆大的偷偷地跑去洗澡，大人知道后大多会挨一顿打。为了管住小孩子，大人出工的时候把小孩子带在身边，让小孩子在地边上玩耍，不离开大人的视线……。
我们的小时候就是这样过的，跟现在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比起来，那时候是多么的单调、乏味和无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城里的孩子，20多岁了还在父母面前撒娇。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得帮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有时免不了一些重体力活。
上世纪60-70年代的农村，几乎没什么经济收入项目。对于一个小家庭而言，养猪就是一件大事。其实，养猪也不是很来钱，主要的原因：一是把农家平时的剩汤残水，蔬菜的嫩枝残叶集中起来，通过养猪的方式，积攒一笔小钱。二是积累农家肥，为农作物积攒肥料。其次是养一点鸡、鸭、鹅等小家禽，通过卖家禽和禽蛋来换一点油盐钱和零花钱。
农家妇女是农村中最辛苦的一个群体，她们白天同男人一样在生产队里忙农活挣工分。收工后还要回家为一家人煮饭、喂猪、饲养小家禽，缝补浆洗等繁杂的家务劳动……。体贴和体谅妻子的男人回家一起分担家务活，懒惰一点的男人回家成现成饭。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地里的农活从不担搁，家里的家务争着去做，但由于腿脚不太方便，家务劳动母亲就承担得更多一些。很多时候，父母忙不过来，骆明和两个姐姐不得不在幼小的年纪就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活儿。
养猪是一件十分繁琐的事情，猪的食量大，一般家庭都喂有两三头猪，有大有小。一天要准备好几十斤猪饲料，每天如此……。那个年代的猪饲料主要是新鲜的藤曼植物，笨重又缺乏营养，需要的量比较大。如红苕藤、红苕皮和细小的红苕、蔬菜嫩枝残叶和农家自留地专门种植的饲料，另外有极少量的谷糠、麦麸、玉米稃等。到了秋冬季节，地里的绿色植物比较少，农家事先在收获季节把红苕藤、谷物或蔬菜的幼嫩藤曼等晒干储藏，作为冬天的猪饲料。有时饲料不足，还要专门去打野猪草来补充猪饲料。
那时的猪长得慢（养猪的技术水平不高），一般养一头小猪到出栏，需要大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准备猪饲料是一天最忙碌的事情，先到地里去割猪草（植物藤曼），用背篼背回家，切成1-2寸长的节，再和谷物的糠壳或红苕皮拌在一起，然后用一口大铁锅煮熟。
小孩子去割猪草很费力，一只手握住猪草，另一只手用镰刀去割（或菜刀砍），开初年龄小不熟练，常常被刀口割破手指或擦伤皮肤，大一点熟练之后好一些，但难免也有失手的时候。背猪草也很费劲，背篼一般是大人用的那种比较大的（小了不装货），小孩子人矮，个子比背篼高不了多少，人背起来背篼要触地，只要把背带打个结，小孩子力气小，背上驮的猪草一摇一晃，背篼常常与脚后跟或小腿相撞，擦破皮肤或出血。有时候干脆在地上拖起走，就这样半背半拖地从地里走回家，常常是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
上世纪60-70年代，红苕是我们的绝对主食，其次是小麦、包谷，大米很少。那时候，稻谷的产量很低，一般亩产只有300-400斤，我们村水田面积不大，人均只有6-7分地，遇到灾害的年景收成更低。稻谷收下来要交公粮，公粮交完后，农家剩下来的稻谷就不多了。遇到逢年过节、过生日，或探亲访友来人来客的时候，才能吃上大米饭。
那时的生活以红苕为主食，号称是“红苕半年粮”，其实并不止半年，事实上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吃红苕。“红苕半年粮”是指一年中有半年（或以上的）时间，每天的生活是：早上猪红苕、中午红苕汤、晚上汤红苕。猪红苕是指人吃的红苕在削好皮之后，和猪吃的红苕皮及蔬菜藤叶等猪食一起，同在一口大锅里煮，煮熟后把人吃的红苕捞起来，然后再放谷物的糠壳等煮一阵作为猪食。红苕汤和汤红苕是指红苕去皮后直接加水在锅里煮，煮熟后即为食物。
红苕为人的主食和猪饲料，每天清洗、削皮、切红苕的事情自然就成了常事。红苕秋收后，农家把红苕放在事先挖好的地窖里储藏起来，然后再从地窖里每天捡一箩筐出来，抬到河边去清洗干净。大根光滑的、好吃的红苕去皮后作为人的食物。细小的、有伤疤的红苕和红苕皮一起宰细作为猪食。
有的地窖有好几米深，一般由小孩子下到地窖里去捡红苕。大人用绳索把小孩子放到地窖里，用小撮箕捡红苕，一兜一兜的吊上去，捡完红苕再用绳索拉上来。骆明常常下到地窖里去捡红苕，并将捡好后的一大箩筐红苕和父亲或姐姐抬到河边去洗（用一根专制的上细下粗的木棒在箩筐里舂），憧洗好后再抬回家。每次抬红苕去洗一去一来要走3里多地，骆明的肩上是通红的，嘴里直冒粗气，有时不得不在中途休息一阵子。
烧锅煮饭（煮猪食）是农家每天（三顿）必做的一件事。以前农家的柴火主要是农作物的秸杆，如稻草、玉米杆、油菜杆、麦杆，还有坡上砍回来的树枝、黄荆枝条、巴茅杆等，这些柴草必须完全晒干，才能做柴火。
农家的灶台有大人的腰间高，小孩子要搭起板凳才能看见锅台。灶孔的空间比较大，便于放柴草。烧锅煮饭虽不是力气活，但讲究技巧。农家的家务活儿大多在傍晚收工后最多，大人忙的时候，小孩子就要承担煮饭的任务，小孩子煮饭没经验亦或心不在焉，一是不注意把没晒干的柴草放进灶孔，二是柴草放进去后灶底没掏空。没掌握煮饭的技巧，不仅烧不燃锅，还常常弄得来满屋浓烟，浓烟大了，常常呛得来眼泪水直流、咳嗽不止……。
为了帮助大人减轻负担，农家的孩子不仅从小就要承担家务，还要帮父母挣工分。骆明清楚的记得，从8岁多一点（还没上小学）就开始帮父母分担家务并挣工分，一直到初中毕业（高中住校、离家远了才终止。在寒暑假时则又成了重要的劳动力）。
60-70年代，农村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化学肥料，农作物需要的肥料（养分）只能从农家肥中来。农村一家一户养猪的猪圈下面就是一个粪池，专门囤积农家肥。家畜、家禽的粪便，绿肥（专门作肥料用的绿色植物）等倒在粪池中，发酵后成为水粪。厩肥（圈养小家禽的肥土）和庭院前后的土杂肥等通过堆沤发酵后成为干粪。农家肥的肥效低，需要的量比较大。生产队发动农户积攒肥料、扩充肥源，集体记工分，纳入生产队年终决算。家畜和家禽粪便不作为积攒的肥料（已归入集体），只有野外山坡上的牲畜粪便和野生绿肥弄回来，交给生产队记工分。
骆明8岁的时候，添了一个妹妹，这给日子本身就清苦的家庭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那时候的农村信奉“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古训，而且结婚年龄小，正如民间流传的：早栽秧子早打谷，多有儿女多享福。骆明漆下的弟弟夭折后，父母就还想再要一个儿子，后来骆明又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比骆明小14岁。
不幸的是，就在那年（68年）秋天，母亲刚生下妹妹几个月后得了一场重病，高烧、呕吐，吃不下饭，在床上一躺就是十多天。乡村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的病是长时间劳累引起的，身体太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并适当增加一些营养。那时候的农村人有个小灾小病的，一般都不去找医生看病吃药，能扛得过去的就硬扛过去，日子长了就积累成重病。营养不知到哪里去找，吃一顿猪肉要等上好几个月，小孩子最喜欢的是逢年过节，因为有肉吃……。
母亲生病，父亲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了30多元钱（30多元钱，在那个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家里有了外债，日子更艰难，记得母亲生病那一次欠下的债三年才还清。母亲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下地干活，父亲劝母亲再休息一阵子，母亲说，你看这个家这么乱，我能躺得下吗？
就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编了一对捡狗屎和牛屎的粪筐。对骆明说，你早上起来捡狗屎，不管多少，能挣一分是一分。从那以后，骆明就经常一大早起床去捡狗粪和牛粪。记工的多少有些记不清了，记得大概是捡10斤狗粪记7分工，10斤牛粪记3分工，采10斤新鲜的野草绿肥记2分工。狗拉的屎比牛少且养分比牛的高，所以工分要高得多。
捡狗粪和牛粪不是随便就能捡得到的，还得讲技巧和碰运气。早晨起早的时间要恰好在天刚麻麻亮的时候，太早了看不见，起来迟了会扑空（狗粪被村里别的孩子捡走了），有时候在山坡上转一大圈没得收获。另外还得熟悉狗经常走动出没的地方，那里才有狗粪，如果随意乱转，只能是白跑路。因为女孩子起早很不方便，所以，捡狗粪这事大多是男孩子干。
热天起早不难，到了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一大早从被窝里爬起来冷得来全身打颤……。那时候的农家不富裕，无论春夏秋冬，小孩子大多是单衣单裤，有的连内裤都没有。记得第一个冬天捡狗粪，父亲常常一大早就把骆明叫醒，单衣单裤的骆明爬起来（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没穿过一条棉裤），提着粪筐一趟子跑出门外，一边在村子里和山坡上搜寻狗粪，一边不停的跑动来抵御寒冷。有时手脚冻得冰凉，回家后母亲用棉被或身体捂热骆明的手和脚，每当这时候，母亲的眼里总是闪着无助的泪花。尽管这样，第二天还得照常起早……。
大冬天穿单衣单裤已经够冷的了，有时还打赤脚。小时候我们基本没有皮鞋这个概念，也没有在街上去买过胶鞋或布鞋等其它什么鞋子。骆明几姊妹的鞋子都是母亲亲手用手工缝制的布鞋，手工做布鞋工序复杂很费事，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不能再穿的旧衣服以及家里的旧布片、烂布条……。母亲是农活、家务一把抓，我们姊妹又多忙不过来，热天只能光着脚板打赤脚，冬天穿布鞋。骆明是在18岁上大学的第一学期，才第一次买了一双皮鞋，一穿就是四年，直到大学毕业。
两个姐姐比骆明更辛苦，天不亮就起床煮猪食和一家人吃的红苕，已经读小学的姐姐早上还得下地出一班工才得上学。那时生产队出工是这样的：早晨要出一班工，天亮时开始到8点过一点（时间2小时左右），记工分为上午和下午的1/2。然后回家吃饭，上午出工大约从9点过开始到下午1点过（时间3个多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出工大约从3点左右开始直到傍晚。晚上放学回家，丢下书包就做家务……。
每天下地干活的出工和收工时间，早晚都由生产队长定，但相差不大。队长站在村头，长喊一声“出工了”，并交代当天干什么农活、带什么工具。收工的时候大喊一声“收工了”。那时侯，农家的小孩会过早的帮父母分担家务和农活，上学的孩子（家庭条件好一点和离学校路程远的除外）离学校比较近的大多要出一班早工才上学，学校一般9点一刻（或9点半）上课。有时候，生产队长忘了或估计不准早上收工时间而延迟收工，或有时跟某个社员闹了矛盾、吵了架（孩子在上早工）而有意拖延收工，这时就害苦了上学的孩子，只要“收工”声一出，就急忙一趟子跑回家（农具丢给父母），拿上两根红苕背上书包，又一趟子飞跑到学校，尽管满头大汗，结果仍然迟到……。老师脾气好一点的到无所谓，次数多了或老师脾气暴一点的，会挨一顿训……。
生产队有两头耕牛，分别交给农户喂养，队上记工分。养牛户必须具有责任心，牛养瘦了或者死了是要扣工分受处罚的。与骆明同龄的两个小伙伴，一家饲养一头耕牛，他们一边放牛一边同骆明一起玩耍……。当时骆明非常羡慕他们，问母亲：“为什么他们喂牛，我们家不喂呢”？母亲说：“他们两家都有劳力，我们没精力来喂养”。同两个饲养牛的伙伴们玩耍也得了一些好处，他们在山坡上放牛，骆明就挑着粪筐跟在一起捡牛粪（喂牛户不能捡），同样可以挣工分。
积绿肥也是挣工分的一种方式，大姐和二姐是积绿肥的主力，有时骆明也要帮忙打打下手。山坡上的野生绿肥根据季节，采收的时间并不长，到绿肥成熟收获的时候，村里的半大孩子全都满山遍野地去找，运气好一点的，一天可以采到好几背篼，差一点的空手而归。有胆大的孩子去生产队集体计划种植的绿肥地里去偷，这样做的风险性很大，一旦被抓住会重重地处罚，扣去一个主要劳动力十天半个月的工分。
麻芋子（学名叫半夏）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有镇咳化痰等多种药效，当时的公社供销社敞开收购。当时的价格大约是鲜重0.15-0.20元/斤，是那时挣钱的一个途径。小孩子们很喜欢干这事,一是可以用挖麻芋子挣来的钱交学费，二是挖得多一点父母高兴的时候可以奖励几分钱。那时我们村耕地里的野生麻芋子比较多，但东一株西一苗的零星分散。
俗语说得好，花钱容易找钱难。挖麻芋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野生麻芋子的块茎在土里埋的很深，少数浅的埋在土里有几厘米深，大部分有十几厘米深。小孩子力气小，用锄头费劲，大多用挖花生的两齿耙去挖，半天下来腰酸背疼。麻芋子有毒，可能是“麻”字作怪，触摸久了，手又麻又痒，跟药物“过敏”差不多，非常难受……。记得骆明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二姐带着三岁的小妹去挖麻芋子，小妹把两颗麻芋子吃进嘴里不停地哭，母亲用酸盐水灌胃起了一点作用。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妈又拿来一把绿豆，说绿豆熬汤效果好。幸好吃的不多没什么大碍，但就是那样，小妹好几天喊喉咙痛……。
69年开春，八岁半的骆明开始上学了。上学前，母亲为骆明准备衣服和书包忙活了好几天……。我们小时候，一年难得置办一件单衣，一方面是经济拮据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小孩子不停的长个子，置办的儿童衣服过两年就无法穿了（那时小孩儿的衣服都做的比较宽大，便于长个子之后还能再穿）。母亲告诉骆明，父母的计划是小孩子读书前两年办一件单衣，有时捡大人的旧衣服来拼凑，上学开始一年置办一件衣服（但“计划”有时实现不了）。那时的衣服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补丁特别多，而且补丁重补丁、颜色不搭配……。补丁最多的区域是屁股后面、漆盖前面、手倒拐和肩膀上这些经常摩擦的地方。
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很在行，补出来的衣服象缝纫机“扎”的一样（村子里没有缝纫机）。小时候我们几姊妹的衣服（除了置办新衣服在乡场上缝纫店去做以外）大多由母亲手工缝补，姐姐大一点的时候，母亲就教他们缝补衣服。
上学了，衣服总得稍微象样一点，母亲犯了难，家里没有一件好一点的衣服。父亲说：“能不能去借点钱为孩子买一件”？。母亲叹了一口气：“去年，我生病就借了不少钱了，还去哪儿借？亲戚家也没有闲钱，别去给人家添麻烦”（母亲生病那一年，一家人都没买一件新衣服）……。
母亲忽然想起，在她生病的时候，弟弟回来看望时，送了两套工作服放在衣柜里一直没动，虽然有些旧了但没有破洞。
骆明的舅舅在50年代考入铁路学校，分配在陕西某机务段工作。舅舅读书时，父母给过一些帮助，舅舅念情，每年都要来我们家看望父母。但那个年代每个家庭都不是很富裕，舅妈在农村，又有三个孩子，舅舅家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舅舅虽然拿工资但收入并不高。每年来家时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每到此时，父亲会到街上去割点肉、买两把（斤）挂面来招待舅舅。这时候最高兴的是我们小孩子，家里来客人时，我们能吃上一点肉、能吃上一碗面……。骆明还记得，舅舅有几次回来时，带回来好些毛主席像章，很精致，但遗憾的是后来弄丢了。
母亲连续几个晚上，用舅舅送的旧工作服为骆明改做了一套衣服，又用旧布缝了一个书包。
八岁半才发蒙（开始读书），从现在的观念来看确实是迟了一些。后来有朋友问过父亲，父亲说，之所以书读得迟一点，是听了当地一个“八字”（算命）先生的建议，书读早了亏大脑，反应不灵活……。
在那个年代，农村人都比较信迷信，也许那就是他们的信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一个唯一的心愿就是乞求上苍给他们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让他们生活过得顺畅一点、舒心一点，能够吃上一顿肉（即使有肉吃的时候，也不象现在这样可以敞开吃个饱、吃个够，只能夹上几筷子。有时为了招待客人，主人家还私下告戒自己的孩子在桌上要省着吃肉）或者吃上一碗面。而当时对于乡村人来说，能吃上一顿肉或一碗面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吗，迷信和科学是两条平行线，科学解释不了迷信，迷信代替不了科学。古往今来，劳动人民对自然界中一些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无从解释，生活和生存的压力无从排解，对突如其来的灾祸无法抵抗，于是寄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趋利避邪、消灾祛病，在烧香拜佛中祈福求贵。加之于普通老百姓中缺乏远大而又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迷信就成了他们心中一种自发的崇拜。其实，迷信就是一种经验和概率的总结，是千百年来老百姓通过生活的经历而归纳出来的一种解释命运的东西。如果简单的用“好与不好”来解释“迷信”这个问题，这未免太草率、太武断……。
简陋的校舍
学校就在我们凤凰村，名字就叫“凤凰小学”，是一个完小。我们附近几个大队离公社比较远（最远的有10多公里），很久以前就在我们大队开办了这所学校。学校的房屋建筑是一个四合院，据说以前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庄院，但年代比较久远了，后来经过逐步修缮和扩建成了学校。整个学校有6间学生教室和1间教师办公室，还有两间两层楼的楼房，四合院正上方有三间房，中间那一间就是教师办公室，侧面各有一间教室，办公室对面的两间教室是两层楼房，楼房的上层是教师宿舍兼（部分）老师的办公室，楼房的旁边是教师食堂。学校的房屋是瓦木结构，房架以木质材料为主，房顶是（用田泥烧制成的）瓦铺盖的。楼房的地板也是木地板。可能是年代比较久了吧，我们读书的时候，校舍都有些旧了，走在楼房的地板上唧嘎唧嘎地响。教室的窗是木制方格式的，钻得进小孩儿的脑袋，没有遮风（保暖）设备，到了冬天，寒风吹进教室会打冷颤……。
学生用的桌子和板凳都是长条形的，桌面也不平整，一般坐3个或4个学生。如果要移动桌子或板凳，需要同桌的同学一起出力。桌面上放不下书包，有的就把书包背在身上（低年级的同学多），大多数同学从家里拿来篾条（竹子划成的细长条），利用桌子下面两根固定桌子的横木缠一个平面来放书包。
学校大门外有一个操场坝，大概有四、五个篮球场那么大，供学生上体育课和课间休息用。操场坝是泥土地面，不太平整，一到下雨天就无法使用。操场上有一个简陋的篮球场，立了两个用树木作立柱的简易篮球架，蓝板是用木版拼成的，铁质的蓝圈上锈迹斑斑，有活动的时候临时找人打整一下篮球场，平时没人管，因而篮球场用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操场两边做了两个乒乓台，供有兴趣的学生玩一玩乒乓球，乒乓台是用砖做台脚的水泥台面，学生们常在台面上跳来跳去，乒乓台也因此缺边少角……。体育设备少，上体育课的时候，除了集体做一做操、跑一阵步，其余的就是自由活动……。
“凤凰小学”以前只是小学，就在我们读书期间，离我们4公里多的另一个村小（我们学校在中间、离公社更远的）合并到凤凰小学，加之我们附近几个大队人口比较多，到后来学生多了又附设初中。凤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年级比较齐全，每个年级都有一个班，每个班有40-50人。
学校离骆明家只有一公里左右，十来分钟的路程。父亲带着骆明去报名的时候，骆名高兴极了。以前一个生产队只有几个小孩子一起玩耍。一下子见到几十个小朋友，真的是很兴奋……。
现在的孩子一般7岁，甚至不到7岁就上学了（农村还有很大一部分条件好的可以上幼儿园和学前班）。其实，骆明八岁半上学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骆明那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6-7岁，年龄最大的13岁多，最小的7岁，骆明还算偏小的。当时的情形就是那样，许多同年级的同学年龄相差都比较大，或许是生活的困难亦或是文革的闹腾，或许有观念的问题……现在已解释不清。
辛勤的园丁
我们的师资力量除了一个教数学的刘老师是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其余大多是本地高中或初中毕业的（后来陆续从师范校来了几位老师）。刘老师一直教高年级的数学，先是教小学四、五年级，后来增设了初中班后就一直教初中。因为教学水平比较高，很受同学和一些老师的尊敬。刘老师的爱人也是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是刘老师的同学，据说他们以前是在一所区中学教书，因为他们两家的家庭成份都是地主，后来被“发配”到了我们这所村小。刘老师的爱人身体不太好，学校安排她从事后勤工作。
在那个年代，“地主”是被严重打击的对象，但刘老师书教得很好、为人很正派，他爱人象一位慈母，对人十分谦和。在善良、淳朴的乡民们面前，他们夫妻很受乡民们的尊敬，整个“文革”期间都没受到大的冲击……。
还有两位老师，徐老师和陈老师，他们是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生，我们上学时都已年近半百。徐老师教语文，陈老师教数学，他们的教学经验丰富，语言生动形象，很受学生们的喜爱和尊敬。值得一提的是，教语文的徐老师那一手字写的特别漂亮，钢笔字和粉笔字刚劲有力、毛笔字下笔如神。不夸张的说，徐老师那一手钢笔字一点不亚于现代庞中华的字帖，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样众多的展示平台和机遇。因为时代的原因，我们有很多相当有才华的农村青年在那时被埋没了。
因为徐老师和陈老师的书教的很好，学校一般安排他们担任四、五年级的班主任，1-3年级大多由年轻老师上课。
同现在相比，我们那时候的教学质量、教学水平相对比较低。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其一，我们的小学只读了五年，初中和高中只有两年，加起来比现在少读了三年。其二，我们小学没学过拼音（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基本上每个字上面都标有音标），我们那时没有“拼音”这个概念，或许是偏僻的乡村小学的缘故，后来发现当时学的一些汉字的发音是错的，而我们那一代人在使用计算机时大多选用的是五笔字输入法。其三，除了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主科必设之外，那时候的音乐和体育课开设得比较差，学校没有专门的音乐和体育老师，所以我们的音乐和体育老师都是改行或临时替代。体育课还好一些，做做操、跑跑步，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自由活动，只要有个老师管一管就行了。而音乐课的难度比较大，记得小学一年级没怎么上音乐课，二年级的时候，从省城来了一个女知青，代了我们大约两年的音乐课，后来调走了，所以我们小学、初中的音乐课一直是时有时无。其四，我们那时的教材不太统一、不太规范，而且订购的教材不能及时送达我们那偏僻的乡村小学，老师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不得不搞一些手工刻写的材料做教材，当时用蜡纸刻字，卷面不太整洁，字迹不太清晰。我们那时所学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如现在的孩子，我们在大学一年级才学的微积分，现在有一部分纳入了高中课本。
骆明的小伙伴
骆明的同班同学有50多人，分别来自四个大队，其中有五位同学与骆明是同一个村，也最了解和熟悉。
李兰，1961年出生，比骆明小一岁。李兰和骆明是同一个大队，李兰的家在5小队，骆明的家是6小队。两个生产队田挨田、土挨土，中间隔了一条小河，隔河相望距离很近，抬头就能看见对方生产队的人在干什么样的农活，走出院坝高喊一声对方都能完全听得见，有时放学回家洗红苕、淘猪草都能在小河边相遇。
李兰的父亲是解放前的私塾先生，当年难得的乡村文化人。李兰的头上有三个哥哥，最小的都比她大10来岁。父母在40多岁得此幺女，李兰就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三个哥哥在60年代末就成了壮劳力，李兰一家因此比骆明的家里富裕一些。李兰的穿着清爽，尽管当年只有一些粗制的兰布、英丹布和小花布，但衣服上很少有补丁。
李兰长得十分漂亮，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身材比较匀称，再加上衣服干净整洁，因此而成为学校的校花（注：“校花”一词在当年不盛行，为了简捷的说明问题，笔者添加的）。李兰的学习成绩一般，在班上算中平。
文芳，1960年出生，与骆明同年，文芳和李兰是同一个生产队，但不是同一个院落，相隔将近一公里路，附近的村民分别将两个院落叫做李家院子和文家院子，文家院子在小河的上游。
文芳的父母和骆明的父母一样，都是典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文芳的头上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文芳也是老幺，她们五姊妹被称为“五朵金花”。父母中年生下文芳，因为身体虚弱、视力不好，生下文芳后不久就基本丧失了劳动力。
文芳也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小姑娘，活拨可爱，由于家境贫寒，穿着打扮不如李兰，眼缘稍逊一些。文芳爱学习，读书刻苦，考试成绩与骆明不相上下，同时还是学校文艺积极分子。
章辉，1959年出生，家住7小队，同6小队田土相连，与骆明的家相隔一个小山坡。章辉的父母年轻力壮，母亲曾当过大队的妇女主任，人长得漂亮，是我们村里少有的美人，父亲是农田作业的能手，耕田耕地是他的拿手活儿。
章辉是家中的长子，膝下有6个妹妹。章辉是美男子，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个子比同龄人高出半个头，膝下的妹妹也被称为“六朵金花”。因为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父母对章辉的疼爱要多一些，穿着上优于村里的同龄人。
章辉在班上的成绩一般，但比较活拨，交往能力比较强，文体方面优于同班同学。
张成，1957年出生，家就在学校旁边，家住8小队（我们学校就在8小队的地盘上）。张凯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父母身体虚弱，哥哥的智力逊于正常人，张凯不得不从小就分担一些家务和农活，也因此而推迟上学。
张成平时话语不多，不太爱说话，也不太爱和同学们一起玩，放学后就立即回家。张成很懂事，学习很刻苦，上课时听课很认真，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与骆明、文芳不相上下。
骆平，1959年出生，与张凯同一个生产队，离学校比骆明略近一点，同骆明是堂兄弟。骆平的父亲是公社供销社的售货员，母亲在家务农，上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当年有一句顺口溜叫“一工一农，吃穿不穷”，因为有比较固定的生活来源，骆平家的生活条件在同学中要好的得多。
骆平个子矮小，但人很机灵，脑筋反映快，转动灵活，鬼主意多，经常做些小动作来作弄班里的同学，是我们班上的“小调皮”。骆平好动爱打听，学校和班上的新鲜事物或小道消息基本上是从骆平的口中发布出来的。如果骆平把心思用在学习上，成绩也肯定会相当不错。
自从读书以后，骆明的思维和感觉就产生一些变化。上学的第一天，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大家齐聚在一起，尽管唧唧喳喳的声音很吵闹，但感觉兴奋而又新鲜。分班之后，同学们忙着打扫自己的桌子板凳和教室卫生，一阵手忙脚乱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班主任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女老师，第一堂课给我们讲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学生纪律，那时，我们人生第一次有了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感觉和感受。
骆明发现老师的穿着打扮与乡民们大不一样，主要是干净整洁而且衣服上很少有“补丁”，脚上还穿着布鞋或胶鞋之类的鞋子。而乡民们的穿着多数都比较陈旧，衣服上有“补丁”，光着脚板，经常是一身泥、一身灰。
显然，与现在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的奇异服装相比，那时老师的衣服也只能算“老土”，而且是“土”得掉渣。但那时和乡民们比起来，老师的服装又显得很“洋气”。
再后来发现，老师在很多时候吃的是大米饭，与我们长时间吃红苕相比，着实让人羡慕。
老师还有寒假和暑假两个假期，与乡民们一年四季不停地忙碌和学生放假后要帮大人忙家务与农活相比，的确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提到的是，乡村教师的家大多在农村，假期也要回家务农，只不过不是主要劳动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骆明发誓要当一名民办教师（那时候，除了师范校毕业的老师是公办教师，高中或初中毕业的为民办教师）。骆明心里明白，要当好教师，首先就必须得念好书、学到知识，这是骆明勤奋读书的原动力。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理想和志向，做事情大多是走一步看一步，照我们乡民的说法是“哪里黑哪里歇”。因为一直有当教师的情结，以至于后来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全部填的是师范校。
单调的文化生活
小时候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现代的高档娱乐（电视、手机、网络）以及各种演唱会、下基层巡回演出等文化活动在那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县里的文工团体也没有到过我们那偏远贫穷的小山村。
我们那时候的文化生活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主要节日或重要活动时，学校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二是看露天电影。
在重大节日或活动前，学校分派各年级编排节目，题材是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赞美新农村等内容。节目的形式有唱歌跳舞、诗歌朗诵、四川快板和锣鼓三句半等，节目内容大多是从报纸、书本中剪接而来，伴奏的乐器主要是锣鼓。整个演出内容单一、形式简单。乡村的小孩子大多怯场没经验，常常在舞台上砸锅，引起场下满堂大笑。尽管这样，每次活动大家都兴趣高昂、津津乐道，场下欢声不断，还不时引来乡民们的围观。
小时候最有兴味、最让人期盼的是看露天电影，那是当年我们乡村最高档的文艺活动形式。在现代人眼里，露天电影根本不值得一提，可当时就是看一场“不值一提”的露天电影都很不容易、让人翘首以盼。那时候，一个区政府（县委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才只有一个电影放映队，我们所在区管辖7个公社，按当时一个大队放一场（一个晚上）电影计算，全区轮回放一次电影需要3个月左右。这还需要放映员一天都不能休息，实际上当时看一场电影需要小半年时间，最快的时候也要4个多月。
当时的露天电影是临近乡村依次放映，一部影片连续在附近的大队轮流放好几个晚上。因为看电影的机会不多，只要电影队到我们附近的大队甚至附近的公社都要跑去观看，连续几个晚上熬夜看同一部电影，而且兴味非常的浓厚。
那时候虽然没有电话、手机之类的高档信息工具，但人为的消息传播还是相当的迅速，只要附近乡村来了电影放映队，很快就知道了。为了看一场电影，一晚上来回跑十几里路甚至二十多里路，一点不在乎路程的远近。经常性的十多个人甚至二十多人一起，其中有喜欢看电影的大人、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小孩，一路上十分的热闹。电影散场后，老师或大人会把同去的人一个一个地召集到一起，再一同回来。有时候会因消息不准确而扑空，白跑一、二十里路，但下次仍然兴趣昂扬。骆明和班上几个喜欢电影的同学为看一场电影，曾经有几次跑过30多里路程，回家时已经是快天亮了。
那时的电影非常的单一，类别和数量不多。主要是八个样板戏和京剧，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以及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平原作战》等影片，还有其它一些如《海盗女民兵》、《沂蒙颂》、《平原枪声》以及四川话配音的《抓壮丁》……。这些影片一般都反复看过多遍，有的还翻来覆去地多次放映，其中的一些歌曲和台词都能背下来，主要演员的形象和名字多年都还有印象。骆明最喜欢的是《抓壮丁》、《奇袭白虎团》和《平原枪声》。《抓壮丁》比较滑稽、《奇袭白虎团》和《平原枪声》打得很过瘾。
在放映这些影片之前，一般要先放一部或两部《新闻纪录片》，时间很短，大多几分钟或十来分钟。它是那时候（除了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与报纸不同的是，在文革期间，报纸大多是长篇大论的批判性文章，而纪录片主要是报道当时（工农业、国防、科技等方面）发生的一些大事件。
那时候，还有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通道，那就是收音机（属于当时的“三转一响”四大件之一），主要的作用是听一听时事新闻和歌曲。但那时有收音机的人家并不多。
与现在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文艺形式比起来，我们那时候的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但是不乏味，兴趣很浓厚，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对外部世界（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知识的渴求。
“斗地主”这三个字眼几乎人人都不陌生，但其中的含义却大相径庭。现在的“斗”地主只不过是一种扑克游戏，三个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赢钱的人兴高采烈，输钱的人叹一口气。而那时的“斗地主”却不是“游戏”……。
骆明还清楚的记得，那是在1969年的一个秋天（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大队组织社员（每个家庭派一个代表）到学校开会。会场就设在学校的四合院内，主席台就设在老师办公室外面，前面摆了两张高桌子（学生用的课桌）。大队的几个干部坐在主席台的后面。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记不）。
骆明跟着父亲去看热闹，到会场的时候，院内已聚集了好几百人，教室里也挤满了人，会场里唧唧喳喳的人群声，就象赶集一样好不热闹。
等到人员基本到齐后，大队支书站起来走到台前，示意大家安静，宣布会场纪律和会议目的，突然，大队民兵连长高喊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鹏、地主婆江桂芳押上来”。接着，从侧门教室里由四个民兵，扭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出来，押到两张高桌子上跪起。接着又从教室里跑出来十三个头戴高帽子（当时叫的是“尖尖帽”，纸糊的帽子很高，顶上是尖的）、高矮胖瘦年龄不一的男人，手那自制的皮鞭或荆条。这时，台下的人相互间大声的议论，会场声音嘈杂，支书又说了几句什么话没能听清。
突然间，台侧边一人站起来振臂高呼口号。呼喊的口号很多，现摘录一部分如下：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唐鹏”
“打倒地主婆江桂芳”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面的人带头高喊一声，下面众人跟着呼应一声。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喊到动情时震耳欲聋……。一阵口号（喊上3-5几句）过后，分别由人发言批判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婆，或控诉他们的罪状。这其间（相隔不长的时间）不时地有人站起来高喊革命口号，下面的人又跟着高呼。有的口号与当时的“斗地主”场景一点不相符，但没人去理会这些。
每次口号声一起，后面戴高帽子的人就用自制的皮鞭或荆条向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婆身上不停地抽打，鞭子和荆条如雨点般的砸落在台上跪着的一男一女身上，口号喊多久就会打多久，直到口号声停了才歇息。开初还行，多打几次之后，台上的男女就有些支撑不住了。挨打的时候还不准喊叫，否则会挨的更凶。男的在台上不停的张嘴，女的受不了往台下跑……。台下四周人山人海，又能往哪里逃？揪上去又是一顿暴打……。那一次批斗会还没结束，女的就昏死在台上。这时候，支书叫他们本生产队来人把女的抬走了，男的又继续挨了一阵批斗……。
骆明第一次见识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开始就吓的往楼上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跑，躲在窗格边看外面的场景，心里面不时咚、咚、咚地跳……。
台上被“斗”的男人叫唐鹏，我们大队3小队的人，时年40多岁，家庭成分地主，解放前夕毕业的大学生，据说是双料的（数学系和物理系双学历）。唐的这种身份在那个年代本身就够他受的了，可他还不老实，在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时候，公社叫他写欢送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标语（那时的农村读书的人不多，能写字的人就不错了，能写标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唐把“热烈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标语中的“人”字写成不出头（意思是人去了没有头回来）。因为这一点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唐一直是单身，没有姑娘会愿意嫁给这种身份的人，即使是残脚跛手的女人也没有这个胆量。
被“斗”的女人叫江桂芳，我们大队1小队的人，是临近公社嫁过来的，时年30多岁，是一个五官端正，收拾得干净利落的漂亮女人。家庭成分地主，解放的时候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因为家庭的关系，尽管漂亮也没人敢娶，成了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于是找了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江的男人姓何，是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中共党员，因为身体有点残疾，找老婆比较困难，于是通过“媒婆”的介绍，二人结合在一起（顺便说一说，那时候的男女婚姻大多是通过“媒人”的介绍，“自由恋爱”结合的少的可怜）。应该说地主婆找到这样一个根红苗正的男人多少应该受到一些保护，但事实不是这样，那时候你是你、我是我，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保护不了谁。就在“批斗”江桂芳的同时，她的男人在会场外大门边，坐在石阶上唉声叹气抽旱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挨打，爱莫能助还不敢离开……。这种斗争会必须每家每户都要去人，否则你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阶级斗争。
戴着高帽子、拿着鞭子或荆条打反革命和地主婆的那一群人是一伙有组织的惯偷，也是我们大队1-3小队的人，是一个“贼娃子窝”，人数有20来人。他们是有组织的到店铺里面或村民家里去偷盗东西，有人踩点、有人进屋偷盗、有人放风，看见什么偷什么、遇见什么拿什么……。他们也被拉到台面上去批斗过无数次，偶尔也会挨上几拳几脚，但轻微多了。
那时充当“打手”的大多是一些有过污点但情节不太严重的人，比如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偷过东西（惯性的）以及被管制但情节轻微的人。也有个别革命激情高昂、出身好的人。一般的人（贫下中农）胆小怕事，或者（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情面，都不愿意去充当打手。
因为生存的原因，那时候“小摸小拿”的事情随处可见，他们和小偷的区别在于：不是惯偷、不拿人家家里面的东西。比如单独一个人到人家菜地去偷几棵菜，到山坡上去偷点粮食的情况时有发生，目的是充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毕竟不是大事，没人管、也管不了。
这样的斗争会，骆明亲眼见过两次，第二次是在1970年的春天，场景跟第一次差不多。据说因为受不了这种刑法，反革命分子唐鹏跳河自杀了，地主婆江桂芳悬梁自尽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那时的方针政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斗争会也特别多，首先被批斗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大地主，其次是富农分子和坏分子。有时找不到斗争对象，一些偷过东西、说过坏话以及知识分子“臭老九”也要拿来批斗一番，但斗争场面没有批斗反革命分子和大地主那么激烈。骆明的叔公，一个“三百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不爱说话）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忍不住说了一句不合适宜的话，被定为“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年过半百的人，也被弄来罢过“土对窝”（由四人抓起被罢之人的手脚高高举起来，然后放手自由地落下地），抬回家后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
那时候真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会把自己弄到台上去斗争一番。所以人人说话小心，个个做事谨慎。每个人必须站稳阶级立场，紧跟革命斗争形势，有一些文艺节目配合宣传阶级斗争形势，有一首带有悲情色彩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血泪恨，地主狠心，地主狠心抢走了我的娘，可怜我的弟弟漂流四方。
文革期间给多少人或多少家庭带来痛苦和不幸，谁也说不清。笔者更没有水平和才气去深刻剖析当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是政治，是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们去探讨的问题。唯一的目的是把当年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借鉴那段历史。大凡70年以前出生的人，多少都见过一些这样的场景。
文革时的标语口号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是几幅“标语口号”，文革时期，除了口号，各式各样的“标语”也很有特色。很多“标语”多年都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抓革命，促生产”
“要准备打仗”
“以粮为纲”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狠斗私字一闪念”
“要斗私批修”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一切反动派”
“打倒无政府主义”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有的标语是自相矛盾的，如“以粮为纲”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正好相反，一方面把粮食提到“纲”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又“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没有“苗”又哪来“粮”呢？那时候可没人愿意（更没有胆量）去探讨、去深究这些问题。
那时的标语随处可见，只要“醒目”的地方都有标语。如场镇街道房屋的墙上、农家房屋侧边墙壁醒目处、山坡上抬头可见的石壁上，以及公路、大路旁边或桥洞上方可视之处。有时还在人烟稠密和行人走动频繁的地方设立标语牌。标语字体的大小根据可视距离的远近，至于写什么标语随意性很大，看墙壁或石壁的长短，能写字数多的就写多的，否则就写字数少的。
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学习和广泛宣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尤其是《毛主席语录》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时除了有专门印刷的各类精装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全文版，还在各类报刊杂志上、书籍的扉页上以及学生课本中随时登载《毛主席语录》，学校的教室里也挂满《毛主席语录》。因为“语录”短小精练，当时的学生毕业证书和结婚证书等证件上也有一、二条《毛主席语录》……。在各类会议与活动中首先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还要求村民和学生都能背诵几条“语录”。
骆明第一次对“语录”有深刻印象，是在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那是一天早晨，因为头一天一道算术题没弄懂，骆明早早地来到学校去问老师，去老师寝室和办公室没人，无意间走近教师食堂，刚好看见老师站起来（饭菜摆在桌上）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量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语录”背诵完了，才坐下来吃饭。
当时觉得很好笑，吃饭还要背语录？我们自己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时从来没这样背过。后来才知道，凡是在公众场合都要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大队或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主持人站起来先背一至二句毛主席语录再作主题讲话，发言的人要先背一段语录再发言；学校开大会时，每一个讲话或发言的人要在讲话或发言稿前面写上几条语录来作开场白；批斗会更不能例外。
文艺演出时，将“语录”写成“标语”的形式挂在戏台的两边或上方，还有很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编排成文艺节目在文艺汇演中演出。有的歌曲现在还能清晰的唱出来，比如“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哎……好象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呀，毛主席的语录滋润着我呀，干起了革命劲头儿足”；
“毛主席的著作象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
集市上买卖东西讨价还价时，有时也要把毛主席“语录”加在前面。如买卖粮食的时候，卖方出价：“下定决心，一毛钱一斤”，买方还价：“不怕牺牲，只给8分”……。
那时的农村人，大多没什么文化，在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语录时也闹过一些笑话。集体开会的时候，有时要抽背毛主席语录。有的时候把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成了一种惩罚，如开会迟到或者生产队长看到某人不顺眼的时候，就会让这人站起来背诵“语录”。很多时候，乡民们记不全语录，心情又紧张，常常把语录的意思弄反。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念成“一切反动的……都是……老虎”。又如“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念成“反动派……不打……就倒了”……。
与“标语口号”和“语录”同等重要的还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像章，那时除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以外，几乎家家户户都挂有毛主席像（上面专门组织送的）。主席像一般都挂在房屋内正墙上（进门的对面）醒目的地方或大门上方，学校的办公室和教室四周墙上基本上都有主席像，农家一般把主席像挂在正堂屋的墙上。遇上重大的活动或节日，所有到场的人要对着主席像鞠躬。在当时拥有主席像的人家是一种荣誉，大多细心的保存，如果某人不小心把主席像弄坏了或弄脏了，那可就撞了大祸，很容易被拉出来“批斗”一番……。
当时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毛主席的像挂在墙中央，每天上学校瞧他望一望，毛主席呀多慈祥，他在悄悄地对我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我们那偏远的乡村，有毛主席像章的人家不多（不是专门送的），除了干部家庭以外，农家的主席像章一般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带回来的。小学生时常把主席像章撇在胸前感觉很神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是两幅号召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到上山下乡的标语口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时期的一大亮点。记得是69年的冬天，快临近过年了，我们小队在队上保管室晒坝下面盖起了四间土墙稻草盖的毛草房，里面摆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没过几天，大队通知各生产队去大队部迎接知青。那是一个下午，各生产队的队长带几个年青力壮的男女社员在大队部等候。不久，一辆大卡车一路颠簸着开进了离学校不远的大队部，车上坐着30多个男女青年。这时候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了，社员们忙着帮知青们下行李，问这问那。支书则拿着一个本子喊着每一个知青的名字，并告诉他（她）分到哪一个生产队。分配完后，各个生产队的社员帮着知青拿行李，一路说笑着回到各自的队上。
我们6队分来了两男两女四个知青，年龄在17-18岁左右。淳朴的乡民没见过城里人长啥模样，当知青们到达队上的时候，全队男女老幼齐毛草房外面，唧唧喳喳的说过不停，队里的中青年妇女则帮着知青们整理床铺，当时的热闹场景就象迎娶新媳妇一样……。
两个男知青，一个姓何，一个姓王，两个女知青，一个姓蔡，一个姓吴。他们都来自重庆建设厂（后来知道，我们县除了本县少数城镇青年，其余绝大部分知识青年来自于重庆）。
刚来的一段时间，由于各方面情况不熟、准备工作不够，知青们都安排在农家吃派饭。骆明家接待的是小吴，小吴是一个热情、大方的姑娘，虽然生长在城市，却不嫌弃农村，在骆明家吃派饭的时候，帮着烧锅煮饭做家务，唠家常，一点儿也不认生。尽管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条件都不太好，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小吴不嫌农家的环境脏、农家的伙食差，并由此和骆明的两个姐姐结下了情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炼出了一大批人，他们能吃苦，劳动积极，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后来有少部分人留在我们县城，成了文革后的干部骨干，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
知青下乡为我们贫瘠的山乡带来了活力，活跃了山乡文化。当时公社每年都要组织文艺宣传活动，安排各个大队编排文艺节目到公社汇演，知青们成了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李兰和文芳她们生产队有两位女知青，一个姓聂，一个姓唐，她们都是能歌善舞的才女。大队每次组织文艺宣传活动，从节目编排到演员角色，都是她们唱主角，如果当年有展示才华的平台，他们绝不亚于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那些明星。
有两个节目至今还在我们脑子里回旋，一个是《送郎参军》、一个是《送子下乡》。两位女知青在节目中，一个扮演妻子送丈夫参军，一个扮演母亲送儿子下乡。两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扮演小媳妇和母亲的角色，维妙维俏、生动形象。公社演出后回到我们大队汇报演出，引得满堂观众捧腹大笑、齐声叫好。这两个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汇演。
知青们刚来的时候感觉很新鲜，又是春节农闲的日子，兴趣比较浓厚。时间长了，随着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枯燥的文化生活，对于细皮嫩肉、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小伙子大姑娘们来说，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首先是劳动上吃不消，农活没有乡民们熟练，不是手上起泡，就是身上被擦伤，或者被农具砍出血口。生活上也有诸多的不便，劳动结束后，还要自己回家做饭，晚上黑灯瞎火，很不习惯。
大部分知青通过磨练，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人才。却有少部分人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遗憾。
偷盗不分地域自古以来就有之，本不觉奇怪。那个年代为了填饱肚子，乡民在别人的自留地里去偷几棵菜，到山坡上去偷点粮食的事情时有发生，但邻里之间一般不偷农家值钱的东西（除了以偷盗为职业的盗贼，而盗贼也大多不吃窝边草，不偷本地人家的东西）。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文革时期，农村的条条框框很多，与现在的差别很大。现在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或致富）可以出去打工，那时没有打工这个概念，待在家里有力气用不上；做生意是不允许的，倒腾粮食是“投机倒把”被打击的对象；饲养家畜家禽也不能太多，多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般的农家饲养三两头猪和少量的鸡、鸭、鹅，这些家畜家禽是农家换取油、盐，买个针头线脑和日常开支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民的命根子。
那时的农民很少有人出过远门，去感知外面的大世界。出远门的机会只有两条，一是参军，二是升学。文革时期上中专、大学不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而是推荐，这种方式一方面靠自身的努力和表现，另一方面还得多少有一些关系。
知青来后，我们村和附近大队的农家时常有鸡、鸭、鹅被丢失的现象，这种事情以前也有，但极少发生，没有现在这样多。开始村民们不了解，邻里之间还相互猜疑并发生口角，后来在知青的住房附近发现鸡毛或鸭毛，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善良的村民大多胆小怕事，只好把自家的牲畜看紧一点，有个别好事的村民把事情反映到大队去，大队又反映到公社，公社分管知青的干部下来做了一些工作，事情才有所好转。因此有个别地方的村民与知青的关系弄得来有些紧张。
骆明亲眼所见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4年的秋天，为了帮助父亲减轻一些负担，骆明挑了70多斤粮食同本队的人一起去隆会公社送公粮（我们属兴隆公社管，但离隆会公社也不远，大约7公里多一点，那时的公粮送哪儿都行，只要有粮站盖有公章的交粮证明就行了），顺便去赶集。公粮交完后在街上瞎逛，突然在身后不远处有人大声地喊叫，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一个个子有1.70米多一点、20出头的知青冲出街道，向街道旁小河沟的对岸跑，后面紧跟着十来个手拿扁担、棍棒的农民在撵那个知青，紧接着不断有人同样拿着扁担、棍棒加入撵人的队伍，总的有一百多人。那个小子大概跑了100多米就被抓住了，周围的扁担、棍棒象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一会儿，那小子就瘫在地上。
据周围的人讲，那个知青偷了一个农民卖猪的钱，到手时被发现了，最先撵那个知青的十来个人是他们同一个生产队的人。出于义愤，周围的人也加入其中。公社党委、政府知道后，把人送进了医院，但没有抢救过来。后事是怎么处理的不太清楚，据说那个知青是隆会公社的，而凶手这一方，人数众多，事件发生得突然，没人策划、没有主谋，抓谁都不合适。最后由隆会公社出了一笔钱给死者家属作为对死者的安抚。
泡病号是当时逃避劳动的简单方式，有的是真有病，有的是假的。骆明生产队就有两个，小王是真正的气管炎，平时还行但不经累，劳动强度稍微大一点就七哮八喘、上气不接下气。还有一个女知青，平时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但经常反映身体不舒服，不是心脏不好，就是妇科有问题。有病的人一般安排做一些轻巧的农活，还有就是经常跑回家，一年跑几次，一次几十天。
文革后期，开始有知青陆续返城，从而拉开了知青们的返乡热潮。几乎是人人都梦想着早一点脱离苦海、巴不得早日回到故乡，表面上大家都很平静，其实暗地里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首先是政策硬性规定和有关系的人员返回城市，其次，那些政策规定不太明确又没有关系的人就得开动脑筋、寻找门路，使出浑身解数……。最后还有个别因为成分不好等原因，后来留在了农村。
1977年秋（骆明正在区中学读高中），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县公检法在区中学操场坝召开
“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公捕公判大会上（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受教育），我们区有一个公社7个主要干部被判刑，分别判刑5至16年。罪名是利用职务之便，在知青升学、招工等紧要关头，采取胁迫、利诱、欺骗等手段奸污女知青并收受贿络，有的诱奸3-5人，有的骗奸7-8人。据说还有情节轻微的没被拉上台……。
重庆人说话口音很重，有时前面还要带一个语气词，比如，“pi人”、“pi崽儿”。因为“pi”就是批判的“批”，由此流传着一个笑话：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批林批孔”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利用报纸、口号、标语、批判大会以及高音喇叭（宣传车）游行等各种形式“批林批孔”。
有一个老大爷到乡场上赶场，不小心踩在一个女知青的脚上，女知青随口骂了一句“pi老头儿”。老大爷胆小、社会经历又少，吓得来赶紧往家里面跑，对老伴儿说：“遭了遭了，‘批林批孔’没完，又要‘批老头儿’”。这尽管是人们编造出来的一个笑话，但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当年农民的朴实性格以及“文革”运动在人们的脑子里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短短几十年时间，人们的情感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青年男女（以及少数中老年人）在大街上手牵手走路成为常事，甚至在大街上拥抱、接吻也一点不觉得奇怪。还有的在亿万观众面前，非情侣的男女在台上激情拥吻（江苏台非诚勿扰）。电视、电影上接吻、拥抱、床上戏更是家常便饭。
我们小时候，牵手、拥抱、接吻这些事情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不仅这些，少男少女之间相互不能说话，没有语言交流，一些正常的活动或课外休息也是男女各在一方，界限十分分明（同宗同姓的兄弟姐妹以及同队熟悉的男女除外）。如果哪两个男女同学在一起说了几句话，一定会成为笑料，成为一大“新闻”在同学间流传好一阵子，甚至还有人会去当事人面前“羞脸”……。
人们的观念落后陈旧，不管你是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两性间有了非婚接触，哪怕是纯粹受害的一方，舆论也会压得你抬不起头来。结过婚的人如此，未婚的男女更会被唾沫淹死。男女间的正常恋爱，比现在搞婚外情还小心谨慎。现在的男女是想多少做多少，想了就做。那时候的男女是想得多做得少，只敢想不敢做。
青年男女谈恋爱也很难一起在路上走，一般一前一后相隔好几米，怕羞的拉开几十米，有的甚至由家人或闺蜜陪着。那时候的青年男女处对象大多由媒人或亲戚朋友作介绍，恋爱初期的男女在没人的地方（比如在家里，只有二人世界的时候）也很难牵手。不怕你笑话，那时候的谈恋爱、找对象就跟做贼似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当年男女之间那种极不正常，封闭、愚昧、落后的交往方式，这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解释。不过，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女之间不平等待遇被潜移默化地“遗传”下来，“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意识残留在我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被长时间的扭曲。
我们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位刚从高中毕业的宋老师。宋老师参加过红卫兵大串联，见过一些世面，思想比较开放。他把我们班男女同学的座位混编在一起，理由是男生（或女生）在一起上课要交头接耳，不认真听课，而男女同学混编座位就可以避免上课说话。李兰和张成编在了一张桌子。
李兰在班上年龄偏小，家境比同龄人好一些，又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母比较宠爱，李兰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张成的家庭条件比较差，父母长年生病，生活的压力和负担比较重，张成上学比较晚，在班上年龄偏大，平时性格沉闷，少言寡语，不太喜欢和同学们交往。张成平时成绩不错，也比较好面子，每次考试都要和骆明比对卷子，看自己好在哪里、错在哪里。
尽管男女同学界限分明，但同桌同学间难免会有一些接触，时间久了，李兰开朗的性格触动了张成内心深处活泼的神经，慢慢地性格上也有所活跃，时常偷偷地照顾着李兰，他们的关系也就比一般同学要走得近一些。其实，张成和李兰的关系就是大哥哥与小妹妹的关系。
有一天下午，李兰的笔弄坏了，张成说家里有笔可以临时借给她。张成的家就在学校旁边，如果说张成直接从家里把笔拿到教室里来，或者他们到张成家不关门，也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因为怕同学笑话，他们一前一后到了张成家，然后又关上了门……。世上的事情或许真有巧合，此事恰好被好事的骆平看见了，并向老师告了密，还有声有色地说他在门缝中看见他们有怎样亲密的动作……。
那个年代，小学生向老师告状至少可以得到口头表扬。老百姓向干部反映某人立场有问题或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可以证明你革命意志坚定。
班主任老师把张成和李兰叫来做了详细的调查，发现没什么问题，但还是煞有介事地进行了一番“教育”。同时还请来校长做了一番“说教”。
有很多事情看起来简单，实际却相当复杂。尤其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听风就是雨，而且越传越悬乎，任何解释都是没用的。其实，在那个封闭而又心灵扭曲的年代，人们寻找的是心理刺激，至于事情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并不重要。事后同学间流传，张成和李兰乱搞男女关系，被学校理麻还受了处分。老师为了平息流言，专门找相关的同学谈话避谣。尽管这样，而有些同学看张成和李兰的眼光仍然有些异样，更有人在背后议论……。
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从而导致不同甚至于截然相反的结果。天真无邪的李兰处于懵懂的年龄，没把它当成一回事，照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且它本身就不是什么事儿。张成自尊心很强，性格沉闷遇事绕不开，打不开心结，在别人的异样眼光面前就象真的做了错事一样……。如果说张成的性格开朗一点，如果有一个心理医生给一些心理开导，如果不是当年那种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得多。
传统陋习是一把无形的杀人的刀。张成生病了，心情十分郁闷，成天不说不笑，本就身体瘦弱的他在床上一病不起，吃药没什么效果，那时的医疗条件又不怎么样，不到三个月，张成撒手离开了人世……。
其实，这一切都是愚昧在作怪，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会有多大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行为？可那年月就是那样，在男女关系面前有理也说不清，难怪人们常说，流言蜚语是一把利剑，杀人不见血。事后有好事者问过老师，老师的回答很简单：怕出事。这是真话，那时人们的胆子很小，生怕哪一点没做好而惹来麻烦。
这件事情，骆明一直蒙在鼓里，一概不知，直到张成去世后才由骆平一五一时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给骆明。
一个劳动日值8分钱
骆明的父亲是党员，为人本分厚道，从不乱花生产队一分钱，深受社员们的信任，在六、七十年代当了将近20年生产队的财经队长，因为不识字，帐目管理非常吃力。但父亲的记忆力特别的强，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的往来买卖记得一清二楚。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骆明就帮助父亲记录生产队的现金往来帐目。遇到写不起的字，就用别字代替，或者划个圈打个&。记录的帐目只有自己明白，别人看不懂。
那时一个生产队有三个干部和一个记分员（记分员不算干部）。队长负责生产队全面工作，财经队长管生产队的现金及买卖往来收支，会计管生产队的所有帐目。记分员负责在每天下午收工前一点时间记录当天社员们的出工情况。骆明在假期当中非常乐意地经常充当记分员，因为在记工分的时间不干农活。
从记录现金收支流水帐和社员工分时起，骆明逐渐熟悉那些年我们生产队的一些实际情况。
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的价值低的时候只有8分钱，高的时候也仅值一角二分钱。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年月，一碗素面卖8分钱，一碗臊子面卖一角钱。也就是说，一个主要劳动力干一天农活只能买一碗素面，好的时候买一碗臊子面。
那时候的记分标准是：一个健康的壮年男劳力干一天农活算10分工（一个劳动日），一个健康的成年妇女干一天活算7分工。老年人、少年以及有残疾或有疾病的人的记分标准还要降低，具体由生产队开社员大会来评定。一个健康的成年妇女干一天活买不起一碗素面。
当年的农民没有外出劳务的概念，一般的只有拼命挣工分。还有就是学一门手艺，所以那时农村的木匠、石匠比较多。
农民的经济来源平时靠卖小家禽、禽蛋和粮食，年底卖一、两头肥猪。小家禽和猪的饲养漫长而又辛苦，那时的畜牧技术水平低，牲畜生长速度缓慢，如果遇到牲畜瘟疫或丢失，一家人哭都来不及。卖粮的时候不多，因为卖了粮食就得勒紧肚皮，所以一般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卖粮。那年月，农民的经济收入微薄而又不稳定。
土地属生产队集体管理，农业生产上种什么作物、哪种作物种多少面积，全由集体统一规划和安排，有的时候是上面下达指标。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种什么样的作物由农户自由安排。但面积很小，我们生产队每一个划地人口只有一分二厘自留地。
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分配原则分四个部分，公粮、基本口粮、工分粮和储备粮。公粮和储备粮属于硬性指标，按一定的比例提留，其余的才是基本口粮和工分粮。
公粮是交给国家那一部分，主要是交售稻谷和小麦。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大概是20%左右，丰年要多一点，歉收的年份要少一些。那时还时兴爱国粮（公粮指标以外多交的部分），爱国粮的价格比公粮要高一些。
送公粮的时间由公社粮站安排分大队依次集中送粮，送公粮时一个生产队集体统一行动，全生产队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挑的挑、抬的抬、背的背，出发时一列长队十分热闹。中青年壮劳力把公粮交完后回来，半路上遇到同一小队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在路上歇气……。劳力好的一天可以送两趟公粮还收早工，劳力差的一早出门，十来里路半下午才回家，骆明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曾送过三年的公粮，每次送完后累得来筋疲力尽，肩酸背疼好几天。
农民重男轻女，喜欢男孩，除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问题。
储备粮是一定要留的，其中一部分是为灾荒作储备，还有一部分是储备来年的种子。水稻、小麦、玉米及豆类种子由集体储备。红苕种由农户保管，来年开春每家出一部分或者部分人家出红苕种子记工分。
基本口粮按人头计算，工分粮则按一家一户一年中所挣得的工分多少来计算。有的小春粮按上半年的工分多少来计算。劳力好的家庭可以多分一些工分粮，但劳力好的食量也大，没有一家人能敞开肚子吃饭。
改革开放以前，农作物没有杂交种子（那时的科技水平不高），大田栽培主要是常规种，特点是品质好但产量相当低。那时候，水稻一般亩产只有300-500斤，玉米和小麦亩产200-300斤的居多，红苕的产量也不高。
骆明家有两个装稻谷的柜子，一个能装300多斤稻谷，一个能装200多斤。在骆明的记忆中，两个柜子从来就没有装满过稻谷。一家6-7口人（骆明的弟弟妹妹都在文革中出生），每人平均不到100斤稻谷。
大米在当时十分金贵，吃大米的时候不多。红烧成了我们那时候绝对的主食。因为粮食不富裕，随时都得省着吃，有时一天不能吃三顿，能少吃一顿的就少吃一顿，能熬得过去的就熬过去……。
一家一户分得的粮食是要算钱的，钱从哪里来？就从农民付出劳动力所挣的工分中来。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多少主要根据生产队（集体）的经济状况来定，前提是集体的收入和支出保持平衡或略有节余（提留）。如果集体的收入状况好，劳动日的价值就高，否则价值就低。
我们生产队除了种植业，没有其它副业收入，而常年的支出费用很多，诸如农税、公益金、公积金、农用物资、提留……等开支必不可少。因此，劳动力的价值非常低，前面已提到多数时候干一天农活只值8分钱。
骆明家劳动力弱，每年都是超支户（付钱给生产队），少的年份几十元，最多的一年超支一百三十多元。那个年代的一百元对于普通农民来讲是一笔巨款。
小时候，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是过年。过年的时候，农家会把平时积攒下来舍不得吃的好食品搬上桌子，请来亲戚朋友围坐在一起欢欢喜喜的吃团圆饭。亲朋好友间你来我往，场面相当热闹。
其实，和现在相比，那时候的过年非常简单，还不如现在平日打一顿牙祭（吃一点好的食物）。过年的桌子上大多是比较单调的猪肉和蔬菜为原料烹调出来的家常菜肴，现在就不必细说了。那时候的人大多偏瘦，不象现在一个个吃得大腹便便、脑满肠肥。
过年高兴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那个年代，平时三、五个月甚至半年吃不上一顿猪肉，即使来客或走亲戚也得省着吃，我们乡里人割肉都喜欢去买肥肉，目的是解馋。过年的时候就能饱吃几顿猪肉，尤其是烟熏腊肉特别的香，过年前两个月左右，农家早早地把猪肉买回来，用绳子吊起来挂在灶头的上方，用柴火的浓烟直接熏猪肉，长时间的烟熏使腊肉的香味特别的浓郁，现在的腌腊制品找不到那种香味。其二，过年的时候有花生、瓜子和爆玉米花等零食吃，这些零食在平日是难得一见的，当然这些零食和现在相比属于小儿科。第三，过年要放好几天假不干农活，这是小孩子特别盼望的事。第四，过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穿上新衣裳去街上逛街看热闹，并顺便买一些平日想要置办的东西，尤其是少男少女和少妇穿戴花花绿绿的衣服，上街去“赛宝”。
放鞭炮和贴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事情，大人们在除夕之夜放鞭炮，小孩儿在过年期间拿着鞭炮到处放，村子里随时都是砰砰砰……的鞭炮声。贴春联更是增加过年的喜庆气氛，有的还贴门神和桃符。
高兴归高兴，每到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就发愁，在我们乡下，流行这样一句话：小孩儿盼过年，大人们愁过年。为了准备年货，大人们可是伤透了脑筋，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即使再怎么简单都得置办一些必要的东西。条件好一些的家庭早早地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而条件差的为迟迟不知道该如何办年货而绞尽脑汁……。
那年月，大多数农家都是找一个钱用一个钱，没有什么闲钱。一年干到头总得割两斤肉吧？亲戚朋友请你吃了饭，再简单也得回敬一下。眼看着别人家挂春联、放鞭炮，自己家总得贴一幅、“响”几下……。这些事情其中有一个“面子”问题，但更多时候又不仅仅是面子上的问题。年俗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重大而神圣的节日，如果敷衍了事，总觉得欠缺些什么？
对大人们来讲，过年还得给孩子们一个交代，给点零花钱、扯（买）身新衣服。在我们小时候，大多数农村小孩儿没有零花钱这个概念，但一年一度扯一身新衣服是必须要办的。
记得是69年或70年（日子记不太清了），那一年开春时长时间干旱，夏季又来了一场大暴雨，庄稼长势差，粮食收成低。骆明家超支一百多元，能卖的粮食和家禽抵扣了生产队的超支款还有拖欠，年前家里只割了两块腊肉。
春节前的一天傍晚，骆明在家里做作业，无意间听到父亲和母亲在隔壁房间说话。
父亲说：“几个孩子的衣服怎么办”？
母亲说：“哪里有钱买”。
“能不能想办法去借点钱”？
“哪里去借”？
“给骆明扯一件吧”？
骆明慢慢地走到父母面前，“爸，妈，今年的新衣服就不买了，去年那件衣服还能穿。给我补一下就行了”。
父亲和母亲对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母亲别过身去。骆明知道，父母的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年，两个姐姐快成大姑娘了，不得不扯了一身廉价的衣服，母亲用旧衣服给骆明翻新了一身衣服，就算是过年……。
天下父母心
骆明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最小的弟弟还没出生之前），所以父母比较偏爱，但偏爱不溺爱。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母亲虽然是一个农家妇女，却懂得如何教育子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老实、本分”。骆明有不对的地方照样骂（批评），多次不听会挨打。我们公社当年是烤烟主产区，生产队的大人教唆骆明吸烤烟，被母亲发现后重重地打了一顿，小时候我们爱到小河里去洗澡，因为发生过小孩淹死在河里的惨剧，大人们则禁止小孩子单独去河里洗澡。从那以后，只要骆明偷跑去洗澡，就会被严格的教育一番。
母亲有一个装钱的布袋，是自己手工缝制的，用一根布带系在腰上。布袋里裹了好几层小布片，最里层才是钱。从骆明开始有记忆时起，就没见过母亲的布袋里装过一张10元的纸币，布袋里常常只有几角钱，几元钱的时候都很少。
父亲为生产队（或家里）办事到街上去赶场，从不在街上买一点东西吃，哪怕是一分钱、两分钱的东西也舍不得买，即使是忙到下午3-4点钟以后也照样饿着肚子回家，啃几根红苕。
现在的人为公家办事至少有工作餐，那时没这个规矩。
家里生活虽然窘迫，但父母对骆明在学习上的花费从不吝啬，他们吃了没有文化的苦，不希望孩子们重蹈覆辙。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灯这个概念，农家夜晚的照明主要是煤油灯。如果没有什么要事需要点煤油灯，晚上农家的院子里大多是黑灯瞎火。那时候的轻工业产品大多是外来物品，在叫法上都有一个“洋”子，如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价格很贵，“洋油”的价格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