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态考察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和影响
日 18:30:27
来源：《学习与探索》　　作者：张亮亮 俞忠英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
摘要：经济学研究分配问题的历史绵长，且视角多元。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从长历史维度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规律予以数据检验和经济解释，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用长周期的历史数据，论证了发达国家不平等的历史和趋势。该书的一些观点、结论与马克思《资本论》相互佐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有积极启示，但两者的分析方法、体系上仍有较大不同。中国等新兴国家并未包括在该书论述范围之内，中国作为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分配问题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学者已经并且继续在做深入的研究。中国的分配问题，一方面要防止平均主义回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抑制；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减少不平等程度，防止其对经济、社会、政治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
关键词：收入分配；《21世纪资本论》；《资本论》；中国；分配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5)03-0093-09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研究”（11AZD083）
作者简介：张亮亮（1981—），男，副所长，经济学博士，从事政治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研究；俞忠英（1941—），男，教授，从事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
一、研究分配的五个维度
经济学研究分配问题的历史绵长，且视角多元［1］。概要梳理相关讨论大致有五个维度，而不同分类间的组合也构成了一个内容颇为丰富的研究领域。一是按参与分配主体的差异，可分为功能性收入分配与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前者即通常所称的要素分配，后者指个体间分配，包括总体收入（财富）分配以及资本、劳动内部收入分配；二是按分配对象差异，可分为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问题两类；三是按时空维度差异，可分为不同地理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时期分配问题的变动分析；四是按问题分析的逻辑环节，可分为原因、影响及对策分析；五是按研究方法差异，可分为实证和规范研究，其中实证研究既包括对分配差距的量化测度，也包括以数理工具验证其与其他变量的相互关系。
维度一：20世纪中期以前，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主要讨论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此后逐步转向对规模性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斯密（1776）、李嘉图（1817）、穆勒（1848）等古典经济学家对分配问题的关注，主要侧重讨论要素收入分配的恰当性和公平性。如李嘉图认为，社会总产品增速由于土地边际生产力递减而递减，而地租和工资固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前者将低于后者增速，导致地租收入和劳动收入占比越来越大，利润份额越来越小。马克思（1867）则相反，他认为由于劳动者弱势的议价能力与资本的集中积累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会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帕累托（1897）提出的帕累托最优较早涉及个体收入分配问题，但焦点的真正转向要等到20世纪中期，一般认为库兹涅茨（1955）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的“倒U型”假说是分界点［2］。上述主题变化可能源于三个因素：一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往往暗含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批判，20世纪无论是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并不承认其内在的根本矛盾；同时由于要素构成的复杂化，包括个人职业、资本内涵、收入来源日趋多样以及阶层流动更趋自由，从要素分配变动中难以直观发现短期政策关注的问题。二是从20世纪上半期开始到80年代，由于战争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功能性收入分配矛盾有所缓解，资本收入份额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助推了议题转变。三是功能性收入分配主要着眼长期趋势研究，观察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动，依赖大量纵向、横向数据的支撑，在条件上有较大难度。
维度二：相对讨论收入不平等的文献，探讨财富不平等文献较少，多数也产生于20世纪后期。原因既有现实需求问题，也涉及数据的易得性。如皮凯蒂（2014）所言：“财富非常集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于是一些人想象财富是超现实或神秘的实体”，而且“冲突主要源于工资诉求”，换言之，生存首先与流量相关。同时，相比收入分配研究，财富数据的统计、时间序列数据的获取要更难。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逐渐有更多的文献讨论财富分配差距，认为财产分布比收入分布更不平等（Fireside et al.，2009；Keister，2000；Scholz and Levine，2003），对经济、社会等的长期影响更大，因而也能更好地反映不平等演变的现状、趋势和原因，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无疑即为集中成果的体现。国内部分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入户抽样调查等手段，研究财富分布与分配不均等的问题。如Mckinley（1993）、李实等（）、Brenner（2001）、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等，对中国财产分布以及跨期基尼系数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文献数量仍相对有限。
维度三：时空维度的研究主要讨论不平等趋势的收敛或分化，国内针对城乡、地区收入差距等问题已有较多文献。有研究认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收敛，典型代表就是库兹涅茨“倒U型”趋势。但Fields（1984）依据对“四小龙”（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检验，否定了“倒U型”理论的适用性，认为中国台湾地区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基尼系数持续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针对欧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有更多的文献对“倒U型”理论提出质疑。此外，国外也有学者探讨不同社区财富分布不均衡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国内学者着重探讨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地区差距问题，以及对总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如中国统计局农调队课题组对年全国城乡差距变动的研究发现，总体经历了一个“U型”变动，同时认为在1992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二元结构系数可以解释收入差距变化的67%。从研究结论看，中国分配差距在时空维度的分化趋势更明显。
维度四：国内外学者对分配差距的产生原因、影响机制和对策分析进行了大量讨论，研究发现，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有共性规律，也有个性特征。Banebou（1996）、Aghion（1999）、王弟海和龚六堂（）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持收敛论的学者认为政府尽量不干预，分配差距问题是一种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最终会保持在平稳的水平；持分化论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应该实施政府干预，如推动经济增长、征收累进税、改进教育制度等。
维度五：规范研究主要是皮凯蒂所称的逻辑推导，多集中在早期文献中，实证研究大量兴起于20世纪后期。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延续的是规范研究的分析思路，通过逻辑推导解释分配规律，李嘉图、马克思等都是典型的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际学派开始利用数理推导方式讨论分配问题，同时Lorenz（1905)、Gini（1921）等学者也开始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Atkinson指数测度分配不平等程度。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者以及国内学者开始用计量工具验证导致不平等的原因、传导机制以及后续影响，其中对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验证最为集中。如Benabou（1996）总结了年对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发现其中9个显著损害经济增长；但近期李宏毅和邹恒甫（1998）、Deininger and Squire（1998）、Fordes（2000）等倾向于认为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发现，一方面20世纪后期研究分配问题的相关文献快速增加，研究内容不断细化，方法更趋多样；但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对分配仍涉题较少，既有研究范围逐步变窄，碎片化、工具化倾向日益突出。皮凯蒂延续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功能性分配这一宏大议题的研究脉络，也融合了对规模性分配问题的延伸探讨，而《21世纪资本论》无论是论述的系统性、时间跨度、样本数量，还是数据成果等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确可称得上近几十年来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不仅为测度和应对分配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体温计”，也重新引起各流派经济学者的关注。
二、《21世纪资本论》的“尺短寸长”
既有对分配问题的研究中，《21世纪资本论》无疑有重要学术贡献和实践启迪意义，内容中有不少惊喜，也有一些对笔者而言的遗憾，就初步的学习体会，谈几点粗浅感受。
1.《21世纪资本论》最突出的一个亮点是，皮凯蒂从长历史维度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规律予以数据检验和经济解释，与马克思《资本论》一些观点、结论相互佐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有积极启示，但两者的分析方法、体系上仍有较大不同，不能简单以新旧资本论之分一以概之。
皮凯蒂著作的基本分析思路是通过两个公式（资本主义第一和第二法则），以数据变动趋势证明在无限积累原则的作用下，即使是资本收益率与产出增速的微小差异，都会导致后期资本收入和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的分化，而历史数据显示前者总会大于后者，继而注定了资本与劳动收入持续分化的宿命。对这一现象，皮凯蒂探究了财富积累、特别是遗产在资本和劳动收入分化中的作用，同时也对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扩展分析。基于相关发现，提议用累进税的方式减小两极分化。
皮凯蒂以工业革命后三百余年的长历史周期数据作为支撑，论证了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历史趋势，结论上与马克思资本积累规律衍生的资本和劳动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差距持续扩大的观点相互印证，再次揭露了“钱生钱”“马太效应”下的“资本吃人”现象。皮凯蒂著作的最大价值即在于用长周期的历史数据，论证了不平等的历史和趋势，在这个角度上，皮凯蒂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位颇有贡献的历史学者，为讨论分配问题提供了可供量化比较的基础支撑。普洛特尼克等（2000）在分析《20世纪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时提到：“历史上对于不平等和贫困的分析都很复杂，因为这两类社会指标都缺乏长期的、严格可比的时间序列数据。”
在分析方法和分析体系方面，皮凯蒂与马克思有所差异。分析方法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规范分析，从抽象到具体，是对原理的揭示；皮凯蒂则是实证分析，是基于现象的论证，更多的是从具体引申到背后的思考，皮凯蒂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部分理论分析的实证互补，作者提到：“马克思并没有做到挖掘全部可利用资源……他（马克思）通常没有系统地对待手头的统计数字。”［3］233分析体系方面，马克思研究的基本逻辑之一是以资本和劳动对立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假定，由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劳动价值的分配上，便相应体现为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下，资本家的贪婪不断驱动剩余价值率（剥削率）抬升，劳动者因此只能得到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工资，继而引致生产与分配的长期失衡和增长不可持续。皮凯蒂分析的出发点是资本收益率长期大于经济增长率，结论实质揭示的也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长期趋势下，资本在瓜分剩余价值上的“强势”，就这一判断两者有一定共识。对照马克思的理论，皮凯蒂讨论的经济增速g（经济增加值的加总）似乎可以理解为全部社会劳动新创造价值总量c+v+m的增速，而资本收益率r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资本利润率m/（c+v）。
尽管有诸多不同，但皮凯蒂的分析思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是应有坚持，包括理论体系、重要议题、基本规律以及人文关怀的坚持，也包括学术独立研究的坚持。二是应有升级，勇于利用主流话语体系、分析工具，与马克思理论话语体系和方法互为补充发展、不断具化延伸，吸引社会共鸣，同时对因时代条件变化而缺乏现实解释力的观点应予以修正。三是应有平台，宏大议题需要团队合作，同时也需要积极参与实践，争取理论应用和检验的舞台。
2.皮凯蒂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并非是继承马克思的衣钵，而是延续西方学者在收入分配上的研究范式，最大的区别是选取了西方学者较少讨论的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
《21世纪资本论》名称与《资本论》相似，但从作者以往研究以及表述看，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能归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范畴，最明显的是话语体系就有极大不同。此外，对于分配不平等的影响也有不同看法，皮凯蒂认为其结论不如马克思所暗示的那样具有灾难性，且通过公用制度设计和政策能够加以解决。在对收入分配数据系统性挖掘上，皮凯蒂的贡献无可非议，但其在书中的许多观点并非原创提出，除了马克思，美欧一些经济学者相对提出的更早。如《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3卷）专门章节讨论了“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对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和原因进行了阐述和解释。克莱因·波普认为，19世纪的美国同大多数其他欧洲经济体一样，存在严重的不平等，1870年最富有的1%成年男性拥有27%的总财产，导致这一因素的原因包括种族、移民、性别、家庭背景、财产代际流动、产业变迁，等等，但总体上美国财产分配比欧洲的财产分配更平等。根据林德特估计，19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富有的1%人口财产持有份额达到61%。普洛特尼克等讨论了“20世纪美国的贫困与不平等状况”，同样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提出了质疑。因此，皮凯蒂首要贡献不应归于规律发现。
收入分配问题在研究上有承继性，但因阶级立场、社会需求、个人选择等原因，不同的学者所讨论的重点各有差异。诚然，皮凯蒂的研究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乃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成果和方法，总体上仍是对前人学者观点的批判、吸收和发展，因此既要充分肯定其重要贡献，也要看到其不足和遗憾。
3.《21世纪资本论》关于资本收益率持续增长等观点（长期稳定在5%左右）与马克思的判断并不一致，应视为不同分析周期、不同假定约束条件下的不同理解。
皮凯蒂对为何资本收益率能长期保持稳定没有详细论述，主要依据是“长期以来资本纯收益率事实上的稳定性”［3］210，但也概括了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技术决定的资本用途，另一个是资本存量的充足度，皮凯蒂强调了前者的作用，马克思强调了后者。马克思所提的利润率大致等同于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r（对于资本的定义不完全等同），其对资本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判断，实际上是在讨论资本积累规律时推导得出的几个趋势之一，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排挤劳动的趋势，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超过剥削率的提高程度，最终可能使利润率趋于下降。而皮凯蒂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未考虑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会带动g的提升，使β不会无限扩大，因此r也不会无限下降，资本主义也不会自掘坟墓。笔者认为两者判断差别的主因在于：一是考察期间不同。皮凯蒂是在过去300年历史数据估算的基础上得出的平均趋势，而马克思是对长期一个完整经济社会阶段的分析，事实上皮凯蒂对21世纪r在4%~4.5%的判断已低于此前4.5%~5%水平［3］385。二是假定条件不同。马克思的相对静态分析，并不排除某一阶段利润率波动的可能，如剥削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比例上升，或者剥削率上升可能超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情况，中短期都可能发生。
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用近三个世纪、20多个国家的数据，揭示了马克思所提到的资本与劳动收入分配的自然分化问题，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整体性和深度上，《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并不在同一分析层面，一些论点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讨论。如关于两个定律等式间的逻辑关系，按照资本主义第一定律β=α/r（恒等式）和第二定律β=s/g（理论均衡等式），可推导出长期α/r=s/g，皮凯蒂认为r＞g，则意味着若维持等式平衡，长期趋势（事实上发达国家长期徘徊在1/3~1/4，储蓄率通常低于这一水平）［3］259，与现状特别是发达国家情况并不相符，因此对r和g趋势的判断，依据历史均值是否可取尚需商榷。
三、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对于不平等的长期趋势，皮凯蒂与马克思的共识基本一致，即都认为将持续存在［3］238，这也是皮凯蒂判断的核心依据。在肯定这一趋势的同时，对于r和g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笔者有几点不同看法。
1.r与g的长期变化。r＞g是皮凯蒂分析要素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和“逻辑机制”［3］380。这一公式也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两者之差距的大小影响着分配不平等扩大的速度，经济萧条期g比较低时，分配差距快速扩大，经济繁荣期反向变动。根据皮凯蒂的数据，元年到1700年之间的17个世纪中，r&g的现象最为严重，意味着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非常之快。工业革命后，正是g的增长缩小了r与g的差距，减慢了分配不平等拉大的速度。
对于未来r和g的变化，皮凯蒂认为21世纪资本收益率将维持在4%~5%，经济保持1.2%左右增速，主要是考虑资源和生态约束，笔者认为以科技创新作为根本支撑的g和r的变动，其趋势注定不可能服从线性规则。从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工业革命提供了g追赶r的方式，也提供了r超越g的可能，之所以在三百年中呈现近似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趋势，主要是除了技术创新外，这两个变量还受制于市场规模、产权保护等各种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只有当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制度变革同时发生后，g快速追赶r的过程才会到达顶峰，此后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和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分别下降，其中r由于心理、社会、文化等原因保持一定刚性，而g的下降则无此限制。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研究均显示，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和周期性特征，其过程是非平滑的，资本逐利的本性、人类无限的欲望，始终是驱动科技创新继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对于未来的创新，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2014）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提出，目前世界正在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第一次机器革命起始于工业革命，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动力系统都在延展人类的肌肉力量”，但本身受到资源约束，存在增长极限；第二次机器革命将“开始对更多认知性的工作，以及更多的动力控制系统进行自动化”，智慧力量将出现，将迎来新的增长阶段。因此，全球经济增长可能非钟形曲线，资本收益也不会是恒定直线，而都呈现出波浪线特征，不同的是速度、幅度不同。
未来，不平等是否会因g的再次上升、g与r距离的缩短而减缓？假定第二次机器革命发生，考虑到数字化产品生产、消费的边际成本都很低，市场竞争将主要以赢家通吃为特征，如同奥运会成千上万的竞赛者中，人们只会关注金牌获得者，因此在劳动者之间、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化会更趋严重。从劳动者内部看，劳动技能的分化会更加严重，许多传统职业需求将大幅减少甚至消失，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会增长，但数量有限。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卢卡斯·卡拉巴布尼斯和布伦特·内曼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劳动力份额已经出现大幅下滑，且发生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行业，他们认为这种下降可能源于信息时代的技术因素。简言之，未来的增长可能不再是普惠式或就业式增长，而是去人工化的增长，就业不足/失业型增长，当然这一切的发生仍会经历一个过程（前一次经历了三个世纪）。可以推断，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g上升或是g与r缺口的缩小，并不一定意味着分配差距拉大的速度将有所缓和，此背景下结构性失业问题会更突出，市场自我调节能力会更差，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拉大与资本分配不平等互为螺旋推动，进而对既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造成更大的冲击，两种不平等关联度越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越大。
综上判断，未来g和r仍将周期性波动而非单调递减，r的变动也并非常数恒定不变，但由于新一轮创新性质的变化，高阶劳动与普通劳动者进一步分化，即使是g与r的缺口再次缩小，拉平效应较之以往三个世纪会大大减弱，劳动分配不平等会加速追赶财富分配不平等，资本主义矛盾也不会缓解而会加剧。
2.r与g变化的长期影响。分配差距的持续拉大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在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也长期存在，差别在于农业社会的资本主要是以土地形式存在。需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会无限蔓延，随着负面影响不断凸显，各种合力往往内生出一个干扰变量，阻碍这种趋势发生，除了经济增长外，战争和政策调整是两个主要平滑方式，也是历史上主要的两种应对机制，这两种方式都可能使不平等的实际变动轨迹与理论趋势背离。
从社会和政治层面看，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更多意味着消极意义。差距拉大所推生的发展反作用力通常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1）个体行为的变异，以暴力夺取等负外部性极强的行为平滑分配；（2）群体行为的变异，反抗既有利益群体，通过分离运动、组织新政党争取利益、政治革命推动政权更迭以平滑分配；（3）组织行为的变异，国家对外侵略、殖民行为平滑分配。不论是工业革命前，还是皮凯蒂提到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暗含着这种力量的存在。如在工业革命前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整体经济零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是零和博弈，国家间惯常使用的手段就是战争殖民，使核心区域g与r尽量接近，以减缓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维持政权稳定。而一旦疆域扩张超过军事、经济和政治管控能力，农业社会的天然规律立马凸显，财富快速集中与大量失业人口的矛盾集中体现，导致常态化的国家政权更迭。回顾整个古代史，与农业社会演进伴随的即是国家的频繁消亡。
从经济层面看，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较为复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剑桥资本争论”。帕西内蒂（1957）研究认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决定了收入分配和利润率，与工人储蓄无关，暗示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萨缪尔森与莫迪利安尼（1966）则提出利润率和收入分配只由工人储蓄率决定的“反帕西内蒂定理”［5］。恰如第一部分理论回顾中所提到的，20世纪后期不少经济学家都围绕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近年来强调其负面效应的文献越来越多，认为分配差距扩大通过社会冲突、区域保护、低技能劳动人口增长等机制，阻碍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2013）近期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入危机”，直接指出了不平等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挑战［6］。
未来，随着分配不平等的持续加剧，不排除再次以政治、军事、团体暴力等方式加以平滑的可能性。对于多民族大国，应对分离主义可能会成为常态性工作，挑战巨大。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下，社会对政治干预、再分配等要求会更高，哪种制度安排更适宜尚需要讨论和检验。
四、中国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及成因
中国作为后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分配差距有何特点，作用机制是否相同，未来如何积极作为？国内学者已有大量的研究。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以收入和财富分配为标题的论文发表数量看，文献集中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增长，近三年每年发表的论文都超过600篇。这一变化与中国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凸显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有三个重要时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和2000年，国内关于分配问题的研究正是围绕这三个时点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城市改革始点，围绕功能性分配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探讨劳动与其他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时全国分配不平等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关讨论往往将不平等拉大作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必要动力，形象概括为“先富带动后富”。1995年和2000年，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局数据分别显示，中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研究议题也随即开始转向规模性分配，文献大量涌现。
1.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由完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份额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动，但在政府统计口径与民间学术看法方面，对于变动轨迹和趋势有不同看法。
官方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统计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稳步上升，20世纪90年代已基本调整到位。如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1999）以资金流量表为基础，考虑企业负担、农民负担等因素后，认为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稳定在66%，问题在于居民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7］。国家统计局朱之鑫（2002）认为，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1988年，政府和企业占比持续下降，劳动占比上升，从1978年的33.9∶11.1∶55，1988年变为21.2∶8.3∶79.5；第二阶段：年的校正阶段，企业占比上升，1994年三者比例关系变为21.5∶9.1∶69.4；第三阶段：相对稳定阶段，政府和居民收入比重略有上升，企业收入比重略有下降［8］。李杨对比年中美两国劳动报酬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重变化，认为中国占比年间快速上升后，90年代进入相对平稳的状态（占国民收入72%），认为功能性结构调整已基本恢复了劳动报酬应占份额［9］。
非官方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纵跨至21世纪头十年，多数研究认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劳动份额占比持续下降，总体呈现“倒U型”变动，企业和政府份额则呈现“U型”变动。根据白重恩、钱震杰（2009）测算（见文后图1），年间居民占比先升后降，特别是1996年后持续下降，政府和企业占比先降后升，政府上升的速度快于企业。张车伟、张士斌（2010）研究也发现，1978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40.15%，1995年到达峰值45.69%后开始下降，2007年为39.16%，甚至低于1978年的水平，也是统计期内的最低值，呈“倒U型”变动。王小鲁（2010）等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龚刚、杨光（2010）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越来越小。
横向比较来看，李稻葵等（2009）分析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 000美金（2000年购买力平价）。肖红叶、郝枫（2009）对比跨国数据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综合看，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主要暴露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与皮凯蒂的判断相似，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中国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有不断趋于下降的趋势，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劳动者收入份额低于发达国家2/3~3/4的占比，资本收入份额中，公共资本收入比重（政府收入）上升最快。
2.收入（财产）分配差距的变化。（1）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1978年中国城镇内部基尼系数为0.16，农村为0.22，全国大约只有0.30。其后，按照赵人伟的概括，收入分配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85年以前，基本是平均主义下的不公平，农村承包责任制使城乡差距缩小；二是年，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拉大两种现象并存，即体制内平均主义，体制外收入差距拉大；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则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阶段。但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上，官方统计与非官方研究也存在争议［10］。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1997）根据抽样调查资料研究认为，9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处于继续扩大的时期，总体上由绝对平均朝比较合理的方向发展，但也带来贫困群体扩大、非法收入暴富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认为全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1988年为0.341，到2000年变为0.417，首次突破国际公认警戒线0.4（见文后图2），2008年到达0.491后趋于下降，2013年为0.473，呈“倒U型”变动。
多数非官方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已处于国际中等偏上水平（赵人伟等，1999），且在世界各国中恶化最快（世界银行，1997），包括整体收入不平等、城乡之间、城镇与农村内部差距都在快速拉大。赵人伟、李实等基于4次大型调查和测算，得出全国基尼系数1988年为0.382，1995年为0.455，2002年为0.454，2007年为0.48，李实估算2010年已经达到0.50，根据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世界银行（2000）的测算也认为1995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1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根据其住户调查（以下简称西财），提出2010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其中城镇基尼系数为0.56，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60，远大于官方和赵人伟等学者的统计。
横向比较，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在过去50年中，收入基尼系数从0.36上升到2000年为0.4以上，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为0.3左右，北欧国家为0.25左右（王小鲁，2010）。皮凯蒂（2014）认为收入不平等方面，一般在0.3~0.5之间浮动。
尽管在统计口径和结果上有所差异，笔者认为在考虑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正常收入后，当前中国基尼系数应已超过0.5的水平，处于国际中等偏高水平，且进一步恶化的步伐很快。
（2）关于财产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李实、魏众、丁赛（2005）使用1995年和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居民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且明显扩大的趋势，1995年全国总财产净值基尼系数为0.40，到2002年变为0.55，主要来自于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其中城镇住房私有化改革（贡献66%）、农村土地价值较低都拉大了城乡之间乃至全国财产的收入差距，金融资产对不平等的推动效应在不断增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中国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扩大至0.73，1%的家庭占据了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顶端10%的家庭财产占到全国所有家庭财产的62%，同期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为0.49，顶端10%的家庭收入占全国所有家庭总收入的35.1%。与美国相比（美国2010年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为0.826），也是1%的家庭占据了本国1/3以上的财产，但中国99%以下家庭的财产分配比美国较为平等，美国底端40%家庭拥有的财产不到1%，中国为4.2%。
横向比较，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库关于中国年储蓄率（平均43%）与国民收入增速数据（年均10.1%），大致估算中国资本/收入比约为420%左右，低于欧洲国家，但已接近于美国。进一步可以发现，国有资产在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2014），2013年全国非金融国有资产总额达到104.1万亿元，是当年GDP的183%。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收入（财产）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拉大速度过快，加速追赶发达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完成整整一代人的财富积累，“富二代”的积累正在进行，应通过制度设计及早应对财富分配不平等加速拉大问题。
3.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按照皮凯蒂（2014）的观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与劳动份额的分化、收入（财产）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经济快速增长有助于减缓差距拉大的速度，为何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赵人伟（2002）、朱之鑫（2002）、周振华（2002）等学者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两大类，经济性因素与体制性因素，其中，赵人伟又将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分为以下三类：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因素，第一类含非国有部门、非农产业发展以及财产积累效应；第二类含企业改革、劳动力流动、灵活的工资机制与教育收益率、住房改革；第三类含农副产品城乡价格“剪刀差”、城乡不均等税收政策。王小鲁（2010）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收入分配向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倾斜、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少部分高收入居民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现行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是主因。其他还包括经济转型（盛洪，1993）、市场化改革（边燕杰、张新展，2002；陈宗胜，2001；刘精明，2006）、就业结构重构（阮杨、陆铭、陈钊，2002）、金融抑制（陈斌开、林毅夫，2012）、劳动力无限供给（龚刚、杨光，2010）等。
在财富分配不平等拉大的原因中，樊纲、姚枝仲（2002）认为主要是资本结构的问题，他们分析了2000年中国资本总额结构，认为在38.5万亿元总量中，尽管居民占57%、国家所有占26%，但由于居民资本构成中自有住房和储蓄存款占到73%，使得居民资本收益率（3.9%）大大低于全社会平均资本收益率水平（6.4%），不利于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11］。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研究认为，近20年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迅速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扩张使极少一部分人迅速积累了家庭财富。近年财产分配不平等有扩大趋势，房产作为中国家庭财产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从2010年至2012年，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和对不平等的贡献都在增加，2012年中国家庭财产结构中，房产平均占到74.7%，2002年，澳大利亚为54.2%，意大利为37.7%，美国为52%。从纵向数据看，1995年全国房产占家庭财产的比例仅为35.4%，2002年为57.9%，目前保持在70%以上。
从文献既有研究和现实情况看，在g与r缩小的情况下，中国总体收入（财务）分配差距仍在异常加速扩大，主要是非经济性的体制转轨因素所造成。
五、需要关注的问题及几点启示
当前，中国分配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既要防止平均主义回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抑制；另一方面要在控制分配不平等拉大速度的基础上，尽量减小不平等程度，防止其对经济、社会、政治等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事实上，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贯穿改革开放整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为民、卢中原（1986）等学者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思路，初次分配关注效率，再分配侧重公平。实践中，“十三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12］。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三农问题、集体信访、民族分离主义等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引发学者对不平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如刘国光（2005）提出收入分配不应该首先起激励作用的观点，“十八大”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施政的主要内容。
应该如何应对收入分配问题？赵人伟（2002）将收入差距扩大分为三类：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双轨制”寻租），以及应防止和避免政策扭曲造成的部分。笔者认为，包括第二类、第三类在内的部门都应该竭力避免，中国未来需要应对的，不仅要解决传统体制机制遗留带来的难题，同时还要应对全球化、信息化等新时代条件下分配差距自然扩大的部门，改革的任务将异常艰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积极考虑。
一是与资本赛跑。首先，较快的经济增速仍是减缓分配差距不平等扩大速度的主要方式，让g尽可能与r接近，这里的g核心是就业型增长，主要是大力推动机会平等的城市化，拉动有就业的城市化，并在国内构建真正统一有效的市场，对外参与区域经济融合。作为后发展国家，不应过度追求产业由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変，需慎重看待产业升级悖论，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比价关系，机器替代人工的过程相对更漫长。其次，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产权均等化优势。方向是通过下决心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参照新加坡淡马锡等成功的国资经营模式，为全体民众创造财富，并为全体国民持续不断、平等地提供资本红利，同时也为再分配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基础。
二是与技术赛跑。方向是改革并构建与新机器革命相匹配的教育体系，培育差异化的劳动能力，其中既包括适应新技术的高阶劳动技能，也包括与技术互补的认知劳动技能。凯恩斯、德鲁克、列昂季耶夫（1983）等都曾以不同形式提出过“工作终结论”，引用杰里米·里夫金（1995）在《工作的终结》中所说：“我们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全新阶段—为全球人口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所需要的工人，正变得越来越少。”由于新技术通常以复利形式的指数级变化施加影响，教育面临的挑战将会非常大，应对“去人工化”的途径主要就是差异化的技能，除了复杂脑力劳动外，识别能力、复杂沟通等仍是未来人类拥有的认知优势。因此，教育体系改革的方向应是培养两种能力。
三是与继承赛跑。方向是打破利益既得者垄断，缩小财富的分化程度。一方面应推动财富流动，大力培育有利于创业、就业活动的大环境，培育企业家资本，鼓励企业家精神；就业政策方面更多地支持人工类工作岗位的创造，同时引导人们消费模式向此转变。另一方面应调节财富（收入）分配，皮凯蒂提出的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和累进资本税，应该加快研究其可行性，借以尽早调节过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同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费负担。这方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材料和政策建议。
四是与坏政策赛跑。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积累遗留了许多欠缺平等考虑的政策偏向，包括城乡土地价格的剪刀差、户籍歧视、公共服务体系政策差异、政府权力的滥用等，为政府、权贵阶层、垄断企业等群体获取超常收益提供了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未来应该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大力减小制度扭曲制造的分化，利用法治的手段，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机会、过程的平等，最大限度减少利用公权力带来的分配差距扩大化问题。
五是与大自然赛跑。方向是减小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分化。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了新能源加互联网的技术变革，会给大众带来财富增长的重大机遇。抛开对是否可以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争议，其提到的太阳能、大数据等方式，指出了未来社会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资料，可能会发生重大革命，如果新的生产资料使得集中趋势成为比较困难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即是生产资料共有，生产资料的“众筹”对于传统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前景可能会有根本性改变。同时，生产过程也可能摆脱集中的趋势，“众包”也将为摆脱自然禀赋差异对分配差距的影响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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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樊纲，姚枝仲.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2,(11)：12-19.
［12］周为民,卢中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J］.经济研究,.
图1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图2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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