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
[摘要]张耀杰的民国史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向型的辨别异同、清理门户，就是说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作派、腔调，应当与之划清界限。张耀杰作品《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作为比他年长的学友读者，我谈一点自己的一些看法。张耀杰多年来围绕政学两界尤其是民国学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胡适当年提倡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主体个人自由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民社会民主授权、公共权力宪政限权、国际社会博爱大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文明价值谱系。张耀杰的民国史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向型的辨别异同、清理门户，就是说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作派、腔调，应当与之划清界限。有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思想界前辈，由于受历史传统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身上还带有严重的专断专制倾向，张耀杰查阅梳理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较为清晰地呈现还原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那一代知识精英，事实上难以自我克制专断思维和专制习性的盲点误区、历史局限。辨别异同、清理门户是外向型的据实甄别。与此同时还需要内向型的凝聚共识、积聚精粹。如果把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看成是纯而又纯的价值标杆，就连率先提倡这种价值观念的胡适本人也不能够达标合格，这就削弱了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已经在中国社会积累沉淀的本土资源。只有充分挖掘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一种波澜壮观的社会力量，才能增强与人类共同体全面接轨并且最大限度地推动历史前进的自信心。有些人从整体上看并不是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者，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些时段或一些侧面却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正能量，我们就应当把它提炼升华出来，并且汇集到中国社会的本土化资源之中。有的人做过不少错事，最终却有所反思和补救，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就不应当被否定抹杀，譬如说晚年有所反思的陈独秀和最终放弃专制独裁的蒋经国。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当时我就比较同意胡适的观点，他一直主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中国社会过去二三十年间比较浓厚的追踪世界主流文明的步伐给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胡适在三十年代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现在看来，胡适确实是一位先知先觉，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中国在这六十年里走了太多的弯路。我现在认为，不仅要分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还要进一步拷问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路径罪错。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块东西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就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变化，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逆转；尽管有人对于白话文运动持批判态度，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返回白话文运动之前，再重新复兴文言文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和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胡适和《新青年》同人基于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所鼓吹倡导的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社会平等、劳工神圣、民主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总体上是正确和进步的。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从梁启超说起，一个说法是从陈独秀、胡适说起。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从梁启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较合适的。到一部分北大教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北京《晨报》上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有所走偏；也就是跟着国际社会最为时髦的过分强调文化价值和文化主义的潮流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跟日本学的，不是直接跟欧洲学的。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把“文明”一词引入日语；到了大正年间，“文化”一词开始在日本走俏。桑本严翼发表过一篇名为《文化主义》的演讲，他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这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又被中国人拿了过来。陈独秀晚年对于自己的路径选择曾经有过批判性反思。胡适在1960年代也是有过反思的。要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需要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思想层面的共同努力。胡适作为《新青年》同人团队的灵魂人物，他的所作所为过度局限于文化思想层面；社会层面的各种公民团体，包括商会、工会、农会等等组织，他几乎没有谈到过。他在政治层面上提倡的“好政府主义”后来又分为两支。一支是丁文江、蒋廷黻等人鼓吹的“新式独裁”，一支是胡适等人不具备操作性的“无党政治”。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结束之后，胡适发表了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其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胡适从来不把梁启超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尽管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观点与他有部分契合之处。梁启超去欧洲转了一圈后，在1920年的《改造》发刊词里明确表示代议政治过时了，要寻求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张君劢、张东荪也认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应该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学两界的主流是反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依然持续存在着。如何让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前就率先提倡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普及推广为大多数中国人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还需要有更加年轻新锐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深入探索，以便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合力。张耀杰的这本新书，只能算是小小的开端。*本文是笔名王思睿的陈子明先生为张耀杰著《北大教授：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的2007年台湾版写作的序言，经赴美国养病的子明先生重新修改后，移用为即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的序言。真诚祝福子明先生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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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五四：代有青年记青春_网易新闻
五四：代有青年记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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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五四”运动，以学生与民众的联合和最终胜利而告结束，其结果之一是“青年”这一群体被广泛承认,并确立了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青年”在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先锋角色被社会所公认，且被各种力量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及利用。无论是“五四”青年，还是之后的革命青年、知识青年，或是1980年代的“现代青年”，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都无法小觑。
时下对“80后”“90后”批评甚多。必须了解的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动荡对于青年一代的成长造成了断裂性的影响，理想主义的彻底退潮以及市场经济的全面裹挟，已大面积改变了中国青年生长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而大陆“80后”的成长关键期，恰恰就在1989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他们依然呈现出令人惊讶的活力与创造力。
在海峡对岸，蒋氏在迁台之后从未放松对台湾校园和青年思想的钳制。涌动的社会思潮最终引发了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学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以和平静坐抗议的方式改变了台湾历史，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学生爱国运动往往遭遇暴力镇压的宿命。
今日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并反省当代中国青年问题，理应历史性地检省“青年”角色从诞生至今的过程。此非借“五四”而为“青年”群体招魂，却是从“青年”角色的起点，寻找其内在的结构性不足，从而不仅限于铭记曾经荡气回肠的青春，也能理解挫折与变迁，看清青年之于时代的真正价值。
——南风窗编辑部
五四，新文化与新青年&
南风窗记者&& 宁二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突发性的学生街头政治运动，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实际上是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90年之后，如果要理解“五四”，就必须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
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贺照田先生。贺照田先生生于1960年代，求学于1980年代思想活跃的北京大学，近年来关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青年问题亦有深刻的观察。
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倒性理解
《南风窗》：新文化运动之“新”，体现在哪？
贺照田：新文化运动包含种种思潮，需要讲清的是这些具体的思想、观念、文学和知识运动背后共有的那些感觉与观念的形构；而了解这样一种感觉与形构为什么会以一种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中国现代化思想文化的霸权位置，则是历史性地了解新文化运动这一中国现代史进程当中占重要位置的历史现象，首先应去做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新文化运动相当奇怪，用杜威的话讲就是，所有对传统对现实有利的事实，它都视而不见，所有对它不利的事实和现象，它都会夸大。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社”，从他们的《发刊旨趣书》中，你能看到目标就是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新潮，他假定世界新潮一定是对的。到1919年7月，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该年底发表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中甚至说“现在的中国人连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
新文化运动当中，最有影响的青年学术思想团体就是新潮社，影响最大的青年团体是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和结果，不仅接收了陈独秀、李大钊所陈述的逻辑，而更重要的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的结论作为了出发点，这种出发点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认为从西方过来的“新”，就是真理，就是善，只有这样的新人才是人，“旧”不仅不合于时代的要求，它本身就是错误，是恶，是非人。
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现象，会在中国现代史的发生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新文化运动前后颇有不同，但又有一脉核心逻辑与感觉贯穿——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陈独秀一开始便核心论述的，中国要突破当时的历史困境，要应对现代西方带来的真正挑战，就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新人和新文化的出现，而这一“新”必须以切断与中国过去文化、习俗、心理、伦理和人格心理上的联系为前提。
《南风窗》：对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在内，有一些固定的看法，譬如科学与民主是核心的特征，譬如“五四”精神就是重估一切价值。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贺照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逻辑是，中国要有一个出路，就必须要有一个与过去历史完全隔断的全新的人和全新的文化的产生。
这涉及两种对于新文化运动比较流行的看法，第一种是说新文化运动的特征是科学与民主，我个人觉得不对。因为新文化运动虽然特别强调科学与民主，但晚清时关于民主、科学的提法，就已经相当程度上占据了霸权的地位。
但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强调，还是有它的特色，第一就是新文化运动要求科学与民主意识有一个更普遍的普及，而且真的是在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心理和人格上扎根，在日常思考和行为方式上扎根。
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变革的重点是在制度与架构上，为了现代科学更好地发展，建立新学堂、废除科举，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立宪议会等制度，当然这背后又是民主的意识和观念。但到了新文化运动，围绕民主和科学，呈现出一个特点。在辛亥建国以后，科学的效果看起来并不明显，而整个立宪共和架构运转得更不好，因为不好，人们就反过来强调科学和民主并没有真正扎根到运作这个制度的人格上。所以，科学和民主并非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核心特征。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也只能说新文化运动是希望它们更普及于社会，扎根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
还有一种说法，新文化运动的特征就是启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其实也不足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特征，因为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严复和章太炎，他们早已在重估价值。有人说晚清质疑的范围没有那么广泛和彻底，新文化运动质疑的范围更广泛、彻底，这个说法也会碰到障碍。事实上，谭嗣同和章太炎，还有一些清末民初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质疑的价值和习俗和制度，不仅极为广泛，而且就其彻底性和激烈程度来说是绝不让于新文化运动健将。
其实这个说法来源于新文化运动重要当事人胡适1919年写的《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引用了尼采“现今时代就是要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的说法。表面上新文化运动用的方法就是“重估和评判”，但通过胡适这篇文章，也能清楚地看到，“重估”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客观理性的结果，而是标准在先、答案在先的。他所谓寻出一个真意义、真价值来，不是要讲中国原本的东西为什么造成了晚清那么大一个历史结果，而它在有些时代还能使得文明达到非常高的高度，而是要讲中国原本的东西在起源上就是荒唐和迷信。
所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特点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启蒙，不仅本身不够准确，而且特别将影响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偏激的、答案在先、不公正的运动却能占据中国决定性的现代思想文化霸权——这一对中国近现代史理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追问。
制造新人的逻辑
《南风窗》：“五四”精神的主旨也被归结为激烈的反传统，对此又该如何理解？
贺照田：科学民主和启蒙在很多文化当中都有发生，但在其它文化中，第一它往往不会这么极端。第二即使产生了上面这样极端的论述，它也不容易在思想文化和观念的感觉上占据霸权领导位置。所以中国整个现代史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中国这个非常讲传统的社会，占据了现代文化霸权位置的文化运动，恰恰是最激烈反传统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问题，林毓生先生那本名作《中国意识的危机》有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讨论。林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所以有这样一种表现，是因为中国有用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习惯。对此林先生在书中有繁复的论证，但问题是很多人把这一点直接当成了历史的具体答案。而这种理解和使用会造成连带性的后果，影响我们去更细致地进入历史的另一些层面。比如晚清，不管是变法还是立宪还是革命，它的共同特征都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难道我们能说中国有用制度解决问题的习惯吗？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如何打造中国当时政治运作中所需要的新人的论述中，为什么重新开掘中国旧有资源的主张没有占上风？因为不管是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面对当时人的问题不都主张要重新开掘、重构中国的过去吗？严复在当时是西学圣人的地位，而清末民初那么多年，梁启超可说是对言论界变化影响最大的巨人，那为什么历史不往他们说的方向走，而往陈独秀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方向走呢？
陈独秀非常大的特点是，他不断地强调孔子、儒学在日常伦理方面跟国家专制封建阶段的配合性，而梁启超在讲怎么用孔子的资源重构自我时，他强调的是要跟所有这些东西脱钩，梁启超这样的思想按理说就能抵抗陈独秀的孔儒质疑。但问题是像梁启超这样对新文化运动有抵制能力的人，为什么后来没有努力去回应陈独秀必需切断和中国传统关联的新人逻辑呢？
在梁启超《五年来的教训》里，我们看到，从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发现现实层面确实和当时的儒学守旧派或孔学之间有关联，这种关联使得他觉得对守旧派进行更严厉的打击是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构造新人必需割断和传统的关系。可惜要畅论此问题太需篇幅，不过，我们至少要清楚，历史为什么会往陈独秀的方向走，是我们历史地把握新文化运动不可缺的重要提问角度。
怠惰的新青年
《南风窗》：既然严复，梁启超等人在新的主体建设方面无所作为，那么陈独秀呼吁的青年，又是什么？
贺照田：基本上，陈独秀所呼吁的青年就是晚清新学堂和民初新学堂的学生。
当时中国就其社会构成来说跟清末差别不大。士农工商四民，就政治性而言，士与其他阶层被区分开来，政治主要跟士及从士所出的官僚精英和科考精英有关。而晚清和民初的历史挫折让我们清楚看到，不仅直接在权力台面上的精英都在实践和道德上高度不足，而且他们在思想和论述上也缺少能力。与此对应的是，传统形态的士在应对此局面上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不足。这就给青年学生这种新形态的士，不仅在政治性问题上冒头以绝大的空间，而且给了他们在思想文化空间上快速上位、变得举足轻重以绝好的机会。
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构成状态，可以帮我们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整个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书刊，就其实际影响的人群人数来说是很小的，但正因为这样一种历史-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时代政治性和思想性特点，这很小的一个人群却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以致对这批人是否能成功地吸引和吸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
《南风窗》：事实上，从后来的历史看，这“新”，同样存在问题。
贺照田：仔细谈这个问题起码要一本书。此处我只想谈两点。为什么从当时到今天，我们一直都会觉得鲁迅超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许多限制？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这是因为鲁迅很快发现启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参与者来说，新和旧都是一次性的，但对于鲁迅而言，新和旧并不是一次性的。鲁迅接下来，在自我的身上，在“新”的身上，在所谓的“西方”“现代”里面，不断发现“旧”。正因为鲁迅的主体感不是一次性的，所以鲁迅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并不断产生反省与批判。从鲁迅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以为“新”是可以一次性或两三次获得的启蒙状态，当然容易产生怠惰而没有批判性的主体和意识状态，而这恰恰是当时大多数自命为“新”人的状态。
在政治上，包括“五四”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一个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它确实造出非常有热情、现代意识和责任心的新力量，但这个新力量也有另外一面，就是它在形成时，像杜威讲的，对“中国”和“旧”之中有利的现实他都不看，他只关注于中国不利的现实与现象，并以西方一些新潮作为自己的观念框架，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新青年相当意义上的“非中国”，而这不光影响新青年的中国责任心产生一种恰切的政治感和社会感，而且影响他有关思想文化的思考，有关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才能真正内涵中国问题和未来的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问题其实和两个核心问题有关，第一个就是“我”是谁，“中国”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应该是什么，“我”应该是谁？但不容否认，新文化运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非常匆忙的。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是什么，中国是什么，到底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中国整个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应该怎么来重构，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以更为挑战的方式摆在了我们面前。期待你我他，来面对，来回答。 （谭大朝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导读】& 　　&&&&&&&&&&&&& &&&&&&&&&&&&&&&&& &&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宁 二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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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摘要】一份刊物的创世，引发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新青年》以其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具体说，《新青年》的开创，使它成为介绍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园地。在中国的近代，在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群体意志，成为中国思想的领导中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论文网 /9/view-5997562.htm　　【关键词】《新青年》高中历史新文化运动作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这次革命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可是透过表面上热烈的景象，冷静地观察一下便不难看出：在这种现象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新生革命政权建立伊始，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了个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袁世凯窃国后，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结合，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祭孔祀天，熄灭了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黑暗重新笼罩大地。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痛苦的反思。当时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流产，在于只进行了政治革命，而未进行伦理革命。为了推进革命，建立真共和，日，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不久，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混名，遂从第2卷第1号起易名为《新青年》。它的创世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 　　《青年杂志》没有宣言，但可以把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作为宣言看待。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拟定的《敬告青年》。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首先紧紧抓住思想文化问题，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就以"除旧布新"作为方向。这一时期，刊物上发表的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吴虞《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带给中国思想界的震撼，对于思想解放所起的重大作用，则是当时其他报刊上的政治、时评性文字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新青年》的创刊，陈独秀的周围迅速地聚集了一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说新文化运动是由新一代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上场的，这样，以《新青年》为传播范本，星星之火，终于燎原，蔚成新文化壮观。总之，《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统帅部的建立。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部，《新青年》自1917年以来有重大的扩充和调整，尤其是1917年下半年因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随之移往北京之后，从翌年第4卷起，以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高一涵、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组成编辑部，轮流主持编辑工作。整个杂志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1917年春，《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打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由此把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深入。 　　第二，1918年3月，《新青年》诱敌深入的方法，把社会舆论中心有意识地吸引到新旧思潮的论战上，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及其影响。 　　第三，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新青年》发表了两篇历史性文章，欢呼俄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成为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标志。 　　《新青年》除了以一般性言论指导全国进步人士之外，还有针对性地以通信形式来回答各地青年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回信绝大部分随时发表在《新青年》上，回信是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视不同情况而发出的具体的思想指令，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极大。当时不少青年，如王统照、叶挺、俞颂华等都曾致函《新青年》，在与陈独秀书信往来中，受到启发与鼓励，思想日益进步，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1920年9月，即从8卷1号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日，《新青年》出版了第9卷第6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到1922年休刊，其间有7个年头。这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受过它的深刻遍和重要影响。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车时成了我的模范。"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机关报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青年传播福音。《新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它哺育了一代青年，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史上，伟绩卓著，彪炳千秋。《新青年》以其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敬告青年》 　　[2]胡适《我的歧路》 　　[3]斯诺《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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