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IAM）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 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职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得到公众的支持，主要原因要追溯到他在“股市大辩论”中鲜明的态度和他对“建立一个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吁。2000年-2001年，吴敬琏对中国股市“赌场论”的判断，引发了一场由学者、公司、股民普遍参与的激烈争论，吴敬琏对中国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真言与批评，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而被称作“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从那时起，吴敬琏就已经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思考。
吴敬琏发现，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改革通常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他提出，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除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和计划体制的力量，第三种力量危害性最大，他们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他呼吁，深化改革必须铲除腐败孳生的土壤，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2001年至2003年，吴敬琏连续在《财经》杂志和《中国经济时报》等报刊撰写文章，阐述上述主张。之后，“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2004年初，“新自由主义”遭到批判，七八月间，由“郎顾之争”再次引起的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升温，同时产生了“经济学家干什么？”的疑问。吴敬琏公开表态不同意“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观点。他还提出，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如果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他的观点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吴敬琏再次被推到争论的风口浪尖，是在2005年前后。2004年7月，他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针对“重化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他指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必须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结论，而且各国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因而，把重化工业当作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说，“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包括：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放松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努力，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等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吴敬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这场由经济学者普遍参与的激辩一直延续至今……
吴敬琏对自己提出的学术思想，坚持不“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不惧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他说过，“我总是本着这种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它不被认可和接受，也决不轻易放弃。”
无论过去的五年，还是即将展开的岁月，吴敬琏的个人命运始终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
授予吴敬琏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理由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人"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首的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经 济 评 论在美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有优越感？_网易新闻
在美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有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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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Mover 编译       Fourcade et al. 所作的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一文即将被刊登在Winter 2015一期的《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之上。此文共有三位合作者，但不按姓氏的首字母顺序署名。第一作者Marion Fourcade是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社会学教授，第二作者 tienne Ollion亦是社会学研究人员，因此文章的视角更多来自社会科学中姐妹学科的专业人士，比较公允。       文章主要围绕经济学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处于主导学科地位这一现象展开了讨论。文章指出，在经济学家眼中，他们自己就是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顶层的。一项2005年的调查表明，有77%的顶级经济学系研究生认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科”这一说法。文章引用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ichard Freeman的观点：       “相比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缺乏有力的分析工具，并且学识浅薄。从GRE分数和其他条件上看，经济学吸引了更好的生源，并且对数学能力的要求更高。”       从就业上看，经济学家的优越感并非毫无依据。在那些对数学要求很高的高校教职中，经济学家要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拥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并且在工资收入方面仅次于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除去工资收入，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往往还能从企业中获得咨询费和董事费，甚至在华尔街上拥有一席之地。经济学家收入高、数学好（被认为是智力水平高的表现），似乎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有底气瞧不起其他社会科学家。但文章指出，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独特地位，以及经济学家的各种“奇葩”，其实远不止如此。       首先是学科中从业者的构成。经济学长期由男性主导，这与其他所有“文科”甚至是某些“理科”都不一样。从下图中不难看出，在博士毕业生的性别构成上与经济学走得最近的既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社会学，更不是心理学，而是物理科学。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文章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代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即经济学家试图通过高度技巧化的方式（精确的数学公式、明确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复杂的社会过程，因此与那些喜欢东拉西扯的社会科学是格格不入的。文章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Edward Lazear在《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文中的著名论断：       “经济学拥有一套严密的语言。这套语言可以把复杂的概念用简单、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使经济学家免于复杂现象的羁绊。复杂的现象虽然可以增添描述上的丰富程度，却不利于分析者看穿问题背后的本质。”       众所周知，经济学的这套严密的分析语言主要建立在数学和统计学之上。自二战以来，经济学家就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正规而简洁的公式来建立其科学化的体系，这与物理学的做法十分相似。在此之上，自上世纪90年代“经验革命”以来，经济学更是在对待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一批文献中涌现出了大量研究设计和推断问题，并且用到了许多随机对照试验。尽管后者在经济学内部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家并非死抱教条而不顾现实。相反，他们相当脚踏实地，而且研究的问题往往涉及到了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然而，经济学家广泛的研究兴趣并没有促使他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达成更多合作。201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平均而言，对于一篇经济学论文，其引用的文献中有81%是来自学科内部的，而这个比例在社会学中是52%，在人类学中是53%，在政治学中是59%。下表显示了美国经济学会、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各自旗舰期刊的自/跨领域引用情况。在不考虑专著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学评论》引用经济学领域25本顶尖期刊的频率是《美国经济评论》引用政治学领域25本顶尖期刊频率的5倍还多。而对于《美国社会学评论》而言，尽管引用的绝对数量较小，这个数字却是7倍还多。数据来源：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的社会科学数据库。       文章指出，在年期间，美国社会学领域内被引用最多的社会学家是Pierre Bourdieu（皮埃尔·布迪厄），而这个名字在《美国经济评论》中仅被提及了1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学家Gary Becker（盖瑞·贝克），其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中竟被引用了41次。在同一时期，社会学家Max Weber（马克斯·韦伯）和Mark Granovetter（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经济评论》中各被提及了4次，而经济学家James Heckman（詹姆斯·赫克曼）和Oliver Williamson（奥利弗·威廉姆森）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中则被引用了25次和13次。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权力的不平等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在经济学内部，这种权力与等级的划分甚至更加清晰。尽管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从局外人的角度看，经济学家的观点却是高度集中且一致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之间达成的共识要比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都要高，而且经济学精英手里集中了更多权力。例如，经济学家都广泛认同他们的那套工具和准则，因此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学研究生课程高度依赖于标准化的教材，而这些教材往往出自顶尖经济学系的教授之手。根据一项 1990 年的调查，几乎所有经济学博士生课程都“惊人的相似”。       更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对于排名的推崇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美国经济学会中，超过72%的非指定管理层人员，来自美国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中还不到20%。       根据文章作者的计算，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有22.3%的文章出自美国排名前五的社会学系，而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本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季刊》则分别有28.7%和37.5%的文章出自美国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如果把从这些系取得博士学位的作者都算进来，那么社会学的这个比例为35.4%，而经济学的这个比例则为45.4%和57.6%。经济学中各种与排名有关的论文以及RePEc等排名服务在其他学科中几乎是找不到的。       不过，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代表他们找不到朋友。从趋势上看，数学和统计学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日趋式微，政治学的影响有所增强（政治学部分采纳了理性选择理论），而金融学作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去的分支，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文章认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源于经济学方法在金融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反哺前者。文章给出一个证据——金融学顶级期刊《金融学期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引用经济学 5 本顶尖期刊以及另一本老牌经济学期刊《经济期刊》的内容。       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日益亲密的关系还与商学院有关。商学院作为量产职业经理人 （MBA） 的场所，一直想要取得学术上的合法性，从而摆脱其本身带给人的“土豪”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地就跟随金融学好朋友们，进入了商学院这片富饶的土地。根据一项2004年的调查，在美国排名前20的经济学系教师中，有637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在美国排名前20的商学院教师中，这个数字是 549 人，几乎与经济学系不相上下。       商学院大量吸收经济学博士任教，使得这批人在经济学内部也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以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发源地、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大学为例，其Booth商学院的经济学实力几乎已经超过了大学本身的经济学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来自商学院，如Eugene Fama（尤金·法玛），Oliver Williamson（奥利弗·威廉姆森），Robert Engle（罗伯特·恩格尔），Michael Spence（迈克尔·斯宾塞），Robert Merton（罗伯特·莫顿），Myron Scholes（迈伦·斯科尔斯），Merton Miller（默顿·米勒），John Harsanyi（约翰·海萨尼），Robert Fogel（罗伯特·福格尔）等等，不胜枚举。       经济学向商学院方向的转移给经济学家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更多与商界高层的接触机会、以及更多的“外快”。然而，经济学家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与其他社会科学、政府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也日益增大。许多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极好的想法，如“器官自由买卖”、“排污产权交易”等，往往不能被公众所接受。在公共议题方面，有超过三分二的社会学家认为企业利润过高，而只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学家同意这一看法；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认为，即使政府债务累累，也应该竭尽所能帮助穷人，而只有不到一半的经济学家同意这一看法。       文章认为，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所持的不同观点，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下图展示了过去十多年来若干学科从业人员工资收入的前 10%数额及中位数。可以看到，在相同的分位数上，经济学家的收入遥遥领先于社会学家。而经济学家中“最赚得动”的那群人的工资收入甚至超过了工程师中“最赚得动”的那群人。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但是，经济学家的优越感并不代表他们不关心普通人的福利。事实上，经济学家手上拥有的大量商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资源，使他们培养出了一种“修理”文化。由于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并且自身处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当代的经济学家时刻想要“修好”一些东西。比如，他们在宏观经济学中创造的那个神秘的“社会计划者”，又如，他们在计量经济学中开发的那些政策评估模型，再如，他们在发展经济学中进行的那些田野实验——这些都说明了社会政策和发展扶助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文章指出，与社会学或政治学不同，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改造力量。经济学家不仅仅描绘现实，更通过其建议和工具来创造现实。经济学的理论和技巧已经植根于真实经济之中，在日常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被普通人所使用。例如，金融学理论创造出了巨大的衍生品市场，而各类资产定价公式，则直接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得模型与现实更加匹配。在经济学家的影响之下，世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然而，正是因为经济学具有改造的力量，经济学家作为改造活动的实施者，也更容易受到非议。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超出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也让一些经济学家，如Paul Krugman（保罗·克鲁格曼），开始“良心发现”。他们反思自己过度的自信，甚至是引以为傲的专业知识的可靠性。也有经济学家，如Thomas Piketty（托马斯·皮凯蒂），开始关注分配问题。经济学的研究风向或许正在发生着改变。       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在1932年时所说的一句话：       如果经济学家能像牙医一样谦逊又能干，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当代的经济学家无疑是能干的。他们希望建立起一种由专家指导的民主，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才能。遗憾的是，民主社会往往是高度怀疑专家的。因此，与帮人看牙不同，经济建议永远不可能是谦逊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似乎也是他们的一种无奈。（本文为SlowMover发表于知乎，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使用）
(原标题：在美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有优越感？)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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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
& 17:11:08
核心提示：严复()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191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大学的时，严复任校长并设立了经济学门。
　　■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严复()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191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大学的时，严复任校长并设立了经济学门。就经济学而言，严复是早期为中国经济学翻译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堪称我国介绍西方古典经济理论第一人。
严复（）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如果从严复于1901年完成《国富论》的中译工作算起到“五四”运动时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在中国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那么，中国20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就是19世纪末即1900年以前出生、并活跃于1930年代以前的那一代人。主要包括：陈锦涛()、马寅初()、杨端六()、陈豹隐()、陈长蘅()、刘秉麟()、刘大钧()、王学文()、何廉()、乔启明()、张心一()、赵乃抟()、陈翰笙()和黄松龄()共14人。那么，这些人是何时开始经济学研究的?
　　陈锦涛于1901年赴美留学，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190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杨端六于1913年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是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刘秉麟于1913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18年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陈豹隐于1914年以翻译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而初露锋芒。陈长蘅于1911年赴美留学，1912年改修政治经济学，191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刘大钧于1911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王学文于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何廉于1919年赴美留学并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乔启明于1924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随后参加该系工作。张心一作为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于1925年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读研究生。赵乃抟于1923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陈翰笙于1920年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时，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写成硕士论文。黄松龄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
　　这14人都是1930年代之前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多数是1920年代之前开始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留学的经历，是经济学界的第一批“海归”，都比较长寿，大部分活到90岁以上。除马寅初、陈翰笙外，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及经历了解不多。
　　杨端六于1903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端六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日长沙《大公报》上。1926年，杨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期间，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成就是：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出版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出版《银行要义》和最早的介绍信托公司的著作——《信托公司概论》。还编写出版《工商组织与管理》教材，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四川中江人。191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兼政治门研究所主任。1923年赴苏联和西欧考察。1925年归国后参与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历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等。1947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52年底调任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教务组组长，1956年被评为经济学一级教授，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名经济学一级教授之一(另一名即陈岱孙)。主要学术成就是：1924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年，他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此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其后，他致力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
　　陈长蘅，重庆市荣昌人。1906年考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学习，1912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18年4月，兼任北京盐务稽核总所翻译，后改任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1924年任南京军需学校教官。1926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28年参加中国经济学社，任常务理事。1930年代，陈长蘅参加中国统计学社，并且历任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1942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1947年赴英国伦敦参加“非宗主国立法会议”。1947年4月，到日内瓦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的“国际贸易宪章起草会议和相互减低关税税则的多边会议”。1956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0年任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陈长蘅长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著有《中国人口论》、《进化之真相》、《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等。其中，《中国人口论》是首部采用统计图表及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陈长蘅认为，经济问题迟早会演变为人口问题，并提议采用较欧美各国更健全及彻底的、主要内容为节育及优生的“生育革命”，主张由国家干预以节制生育，推广“自然节育法”，只有控制人口数量，保持适度人口，才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刘秉麟，湖南长沙人。190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后转入大学预科，1913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17年毕业后回湖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8年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员，在李大钊的直接教育下，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表了《马克思传略》、《劳动问题是什么?》等文章。1920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研究员班毕业。1925年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授兼商学院院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主任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李斯特经济学说及传记》。建国后，他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法学院院长、经济系编译主任。他的著作有《各国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史》、《李嘉图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及传记》等，为介绍外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开拓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都作出了贡献。他的遗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和对外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刘大钧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11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191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年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年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1927任汉冶萍公司成本会计师，1929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后任统计局局长。其间先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和中国统计学社，任社长。两社联合组织中国经济统计调查所，任所长。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经济统计月志》、《国民经济月刊》、《经济动员半月刊》主编。1941年兼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结束后任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中国代表，驻美大使馆经济参事等。后移居美国。主要著作：《中国的工业和财政》、《外国在华投资》、《上海工业化研究》、《我国佃农经济状况》、《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非常时期的货币问题》、《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等。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1913年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5年毕业后，入大学部当研究生。1927年夏回国到武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先后在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中共党团成员。不久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中共党团书记。他与冯雪峰主持创办上海文艺暑假补习班和现代学术研究所，培养具有进步的文艺、理论知识青年和党团员。1937年春奉调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实际主持院务和日常工作，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为全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理论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华北财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马列学院教授等职，培养党的财经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资本论》和财政经济问题，撰写学术论著。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组专门委员、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问题概论》、《中国经济学概观》、《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资本论&研究文集》等。
　　何廉是湖南邵阳人。1919年赴美国留学，后进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南开担任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的教学和研究。1927年，何廉提议设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前身)。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何廉任院长。他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他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作为南开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南开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作有《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29)、《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与物价交易指数编制之说明》(1931)、《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1929，与方显廷合著)、《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1932)、《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英文版，1936)等。
　　乔启明，山西省临猗县人。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1931年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村经济学。1934年，他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年兼任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1942年，他任农产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58年，他应山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副院长。《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初乔自美归国后，即在金陵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其他论著还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著)、《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
　　张心一，甘肃省永靖县抚河村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1925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农学院畜牧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副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统计处，他应邀担任农业统计科长后就一心想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农业普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使他找到了一个聘请农情报告员的办法，在23个省、600多个县内聘请了1700多名小学教员、农耕工作人员等完全尽义务的农情报告员，建立起“农情报告”制度。他根据这些报告表，结合本县的人口、土地、面积等数据估算出各省和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并进行农家经济预测，从而建立起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系统较科学的农业统计工作。1950年张心一53岁，应邀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农业计划处任处长。1951年，陈云同志把他看作农业经济研究的权威，要他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讨论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资料。陈云同志在研究了他所汇集的资料后，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提经党中央、政务院讨论后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方针。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口的估计》(1930)、《准备中国农产预测的试验》(1930)、《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材》(1930)、《中国粮食问题》(1931，原著为英文)、《中国农业概况估计》(1933)、《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1934)、《保持水土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书局，1953)等。
　　赵乃抟，杭州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才书写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赵乃抟于1930年回国，1931年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系主任、北大社会科学研究部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乃抟在北京大学任教达55年，其学生有千家驹、陈振汉、胡代光、易梦虹、张友仁、赵靖、厉以宁、巫宁耕等。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
　　黄松龄，原籍湖北石首县。1915年春赴北平求学，考入中央法政专门学校学法律。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东渡日本明治大学读研究生。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应恽代英之邀，弃学回国，到黄埔军校第五期任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
日，奉周恩来指示离粤赴汉，任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教宫，讲授《农民土地问题》。1930年7月先后任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1934年任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1940年到延安。1941年春，与毛泽东就当前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不久，他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提纲。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1月任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学财经学院院长。1949年随黄克诚部进驻天津市，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军管会文教部长1952年底任国家高教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他辞去高教部职务，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1960年10月任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教研室顾问兼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著作有《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等。他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的中共党员。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20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第一本经济学著作的作者陈焕章。陈焕章()，字重远，肇庆市人。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1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被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出版。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施格作序，高度评价了《孔门理财学》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作的精湛研究。可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胡寄窗先生曾经指出，此书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第一部总结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著作。
到吉奥集团采访，已经是第二次。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穿过老城区，穿过荒芜的城郊，一座崭新的工厂赫然跃入...
新昌，作为浙江东部的一个偏僻山区小县鲜为人知，但在中国医药制造的编年史里却有着浓墨重彩的圈圈点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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