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人口呈负增长的国家主要有：法国、丹麦、挪威、日本、加拿大、德国、匈牙利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呈最显著负增长的国家应该是丹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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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根廷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摘 要 在年间，阿根廷经济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增长，这一时期也被誉为该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好时代”。一方面，土地资源的扩张、欧洲劳动力的涌入、外国资本的引进和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等经济因素是推动阿根廷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阿根廷的统一、寡头民主政治的确立和欧洲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等非经济因素，同样对这一时期阿根廷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阿根廷经济具有明显的对外依附性，为该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不断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中国论文网 /9/view-5048253.htm　　关键词 阿根廷，经济增长，现代化，阿根廷之谜 　　中图分类号 K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 　　年间，阿根廷借助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快速增长，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初步转变，这一时期因之被誉为该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好时代”（Epoca Bella）。在此期间，阿根廷经济经历了十分迅速的增长，是当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①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估算，1914年以前的50年间阿根廷GDP的年均增长率至少为5%。②安格斯·麦迪森利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年阿根廷GDP的年均增长率为6.02%，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③阿瑟·刘易斯也强调说，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阿根廷能与日本竞争1880年到1913年间世界上增长最快国家的称号”。④阿根廷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部门所发挥的“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例如，阿根廷出口总额从1870年的3022万金比索增加到1913年的5.19亿金比索，年均增长率接近40%。其中，农牧业初级产品出口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以1913年为例，在5.19亿金比索出口总额中，畜牧产品出口高达2.01亿金比索，农产品出口为3.02亿金比索，二者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接近97%。⑤因此，该国赢得了“世界粮仓和肉库”的美誉，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和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时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阿根廷共和国是当今世界最为进步的国家之一。她在商业、财富、影响力和人口方面仍然在迅速地发展中……阿根廷正在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国家。”⑥阿根廷人自己也骄傲地宣称：“如果以进步的程度来衡量一个民族经济的重要性，那么阿根廷共和国就是世界上经济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它在过去50年的发展表明，它的土壤、种族、理想，以及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将在数年内使阿根廷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⑦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着阿根廷经济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增长呢？阿根廷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为什么又陷入了更长时间的缓慢增长，进而提供给世人一个由盛而衰的“阿根廷之谜”呢？本文拟从经济要素和非经济因素两个层面来探究阿根廷经济在其“美好时代”经历迅速增长的动力之所在，剖析该国在这一时期繁荣背后所暗含的种种悖论，进而探寻出“阿根廷之谜”的深层根源。 　　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禀赋，以及所投入要素的效率提高等方面。对于这些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运用从哈罗德—多玛模型到索罗—丹尼森模型等各种增长模型。然而，在现实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是均质的：不同的物质资本有不同的技术含量和效率；不同的劳动力含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也是异质的：土地肥力有优劣之分，矿产有不同的品位。显然，不同质量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也不是等量的。所以，我们考察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要关注其投入量，而且还要强调投入要素的质量，特别是那些使投入要素效率提高的社会、文化、制度等层面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对于这一时期阿根廷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同样要遵循上述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看资源禀赋。如前所述，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农牧产品，农牧业发展的基本资源要求就是土地。在19世纪中叶的阿根廷，大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印第安部落。为了扩大土地面积，阿根廷历届政府多次发动所谓的“荒漠远征”，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进而占据他们世代生息的土地。年，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领导的征服活动夺占了印第安人的大量土地，在“西至安第斯山脉，北跨内格罗河”的广袤区域内，仅供分配和出售的土地就高达1550平方里格，约合682万平方英亩。①年，胡里奥·A.罗加（Julio A. Roca）将军再次发动“荒漠远征”，兼并的土地高达3000万公顷，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面积增加了1倍。②与此同时，铁路的铺设，电报的发展，以及其他交通、通讯技术的使用，大大加快了阿根廷政府“荒漠远征”的步伐，尤为重要的是大大加快了将新占领土地开发成农田的步伐。例如，阿根廷学者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Roberto Cortes Conde）指出，“在铺设了铁路的地方，种植业才开始扩大，谷物的边界才越过原来养牛的边界”，“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的扩大都与铁路建设的发展直接联系”。③ 　　土地的增加，耕地面积和牧场规模的扩大，只是资源禀赋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将这些土地组织起来的制度。独立后，阿根廷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些变化。1826年上台的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政府实行长期租借制度（enfiteusis），规定个人和团体可以在20年内以较低的固定租金租用公共土地，进行开发和利用，但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租借者不得出售。这种制度没有规定租借土地的最大限制，租借人占用的土地往往超过30万公顷，较小的地块也有上万公顷。可见，这种制度有利于形成大地产。罗萨斯上台后，废除了国有土地不得转让的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使土地集中的进程日益加快。例如18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38名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865.6万公顷；到1840年，293名土地所有者就占有860万公顷土地。19世纪70年代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政府时期，积极鼓励向农村地区安置移民，建立小型农场垦殖制度，试图以此遏制这种土地集中的趋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阿根廷政府所划分的地块往往落入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而广大的移民大多成为在大地产制度下的租佃农和分成农。到19世纪后期，阿根廷形成了一种以大地产为核心、租佃制和分成制普遍盛行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格局，有助于资本主义商品化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其次，大量欧洲移民的流入，为阿根廷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早在独立初期，里瓦达维亚政府就提出了移民垦殖的政策，希望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人力不足问题。但在动荡不定的“考迪罗主义”时期，移民政策收效甚微。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洲移民开始大量涌入阿根廷，成为该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见表1）。1869年，阿根廷进行了第一次普查，全国人口总数为1877490人；①1895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阿根廷人口增加到3954911人；到1914年第三次普查时，人口达到7885237人。②年间，阿根廷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32.6‰，其中移民增长率为17.2‰，自然增长率为15.4‰。可见，移民在当时阿根廷人口增长中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尤为重要的是，大量移民的流入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增长，因为绝大部分的移民是男性青年。例如1895年入境的移民中，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的占47.2%，1—20岁者占21.8%；而当地出生的阿根廷人中上述比例分别是23.4%和60%。③可见，移民中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要远远大于本地人口。对于移民在阿根廷的贡献，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14年写道： 　　本地阿根廷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正融合成为一个阿根廷民族，他们不仅对该国的增长做出贡献，而且有助于该国形成一种有活力的和强有力的国民性。④ 　　第三，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流入，是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正如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所说： 　　像阿根廷那样经济十分原始的国家，资本非常缺乏。本国居民拥有的固定资产是大片土地和城市里的房产，牛是他们的动产。他们的积蓄实际上没有其他出路。金融机构很少，而基础设施却迫切需要大量投资。⑤ 　　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对出口税的征收，其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无力为社会间接投资提供必要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特别是来自英国的资本就成为阿根廷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资金来源。 　　表2的数据显示，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政府贷款为主。和1885年英国向阿根廷提供的政府贷款分别占其对阿根廷投资总额的81%、73%和58%。到1895年，英国提供的政府贷款比例才低于50%。此后，英国投资到铁路、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上升，成为更加重要的投资方式。到1913年，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总额达到4.798亿英镑，其中直接投资达2.587亿英镑，占投资总额的54%；间接投资为2.216亿英镑，占投资总额的46%。在间接投资中，政府贷款为1.846亿英镑，只占投资总额的38%。⑥ 　　除了英国资本，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资本也先后流入阿根廷。以1913年为例，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为14.75亿金比索，法国、德国和美国对阿根廷的投资分别达到4.75亿金比索、2.5亿金比索和4000万金比索，其他国家的投资也达到了5.57亿金比索。到1927年，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为20.75亿金比索，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合计投资也达到20亿金比索。①可见，除英国资本以外的外部投资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 　　第四，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变化，为阿根廷出口部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使各种投入要素的效率得以提高。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的广泛运用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原有的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并引起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飞机制造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发明和新技术不断在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中心国家得到广泛运用，并因此改变着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由于陆路和海上运输及其辅助交通体系的发展，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彻底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性质和规模： 　　在欧洲制造业国家中心集团和位于遥远外沿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分工；那些初级产品生产国或地区……到80年代全部都向欧洲供应食品和原料。法国需要的煤有1/3依靠外国供应；德国几乎要全部进口它所需要的原羊毛；英国需要的小麦有4/5要从外国输入。这3个国家全部依靠对外贸易来提供和支付所有输入的棉花、橡胶、黄麻、大米、几乎所有输入的锡、铜和矿物油。② 　　其结果便是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这成为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以阿根廷小麦生产和出口为例，1872年小麦种植面积仅7.3万公顷，其产量甚至都难以满足国内需要。但随着英国和西欧低地国家对其小麦需求的不断扩大，耕种面积和对外出口不断扩大。到1913年，其种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6918450公顷，出口量也达2812149吨。然而，一战爆发后的1914年，随着欧洲国家需求的减少，阿根廷的小麦出口迅速下降到只有980525吨。③ 　　2000年，美洲开发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强调，人口的结构性变化、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的效率等非经济因素在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效率尤其重要。对此，该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口和地理能解释国与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但其相对重要性不如制度”。④对于阿根廷出口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而言，这个论断同样适用。 　　在影响阿根廷早期现代化进程成败得失的非经济因素中，阿根廷的统一与政局稳定最为关键，它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基础。在1880年的总统选举中，“荒漠远征”的“英雄”胡里奥·A. 罗加（Julio A. Roca）将军击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卡洛斯·特赫多尔（Carlos Tejedor）。特赫多尔拒绝承认罗加政府，并发动叛乱。罗加亲率大军平定叛乱，迫使特赫多尔辞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职务。罗加对特赫多尔的胜利，在阿根廷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此为契机，罗加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巩固其统治地位。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可以用罗加本人的话加以概括：
　　我们好像是个刚刚诞生的民族，因为你必须为构成整个国家的属性、资源、权力的一切方面来制定法律。① 　　也就是说，罗加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建立、健全阿根廷的法律体系，改变过去考迪罗林立、联邦派与集权派争斗、内战频仍的分裂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合法的阿根廷联邦共和国。具体说，罗加总统的主要政策包括： 　　首先，罗加政府决定建立首都联邦区，以削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和中央政府的干预。在击败特赫多尔的叛乱之后，罗加解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组建新的省议会。新的省议会于1880年11月通过相关决议，同意为罗加提议建立的首都联邦区划拨土地。随后，阿根廷国会通过有关法案，决定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中划分出来，成立首都联邦区。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迁往拉普拉塔市。首都联邦区的建立意义非凡： 　　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为常设首都或是所谓的“首都联邦制化”，具有不但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重大后果。……给全国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和民主管理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② 　　其次，罗加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完善中央公共管理体制，加强国家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罗加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各省建立民兵武装，解散各省民团，规定只有中央政府领导的国民军才有权使用武力，维持国家主权和国内社会安定。罗加政府还第一次采用全国统一的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1884年，罗加政府通过法律，将过去主要由天主教会掌管的初等教育和公民登记划归中央政府管辖，实行免费的、世俗的义务教育制度和全国公民登记制度。 　　第三，罗加政府还对过去的政党进行了改组，引入了现代意义的政党政治元素。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拉普拉塔地区始终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控制“国家”和地方政治生活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考迪罗。推翻罗萨斯独裁统治之后，本地区的政治生活又为两个传统的利益集团所控制：以乌尔基萨（Justo Jose de Urquiza）为首的联邦党，控制着由13个省组成的阿根廷联邦；以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é Mitre）为首的自由党，把持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经过反复斗争，1862年10月才最终建立了以米特雷为总统的、统一的阿根廷共和国。然而，具有考迪罗色彩的争斗仍然在继续。从19世纪70年代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两个党——以米特雷为领袖的民族主义党和阿尔希纳（Alsina Valentín）领导的自治党。但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利益联合体，经常为了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而争斗不已。罗加执政以后，成立了阿根廷最早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民族自治党（Partido Autonomista Nacional），它作为执政联盟将各省省长均吸收进来，并任命他们在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这样，民族自治党便具有了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它实际上成为当时阿根廷的执政党，总统既是该党的领袖，又是得到公认的全国行政首脑，这成为“新的政治稳定的基础”。③ 　　通过上述措施，罗加确立了一种精英民主政治，并以此为基础完善了国家的公共管理体制，使“阿根廷获得好几十年相对的政治统一和稳定”。④这种精英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罗加所成立的民族自治党，它主要代表的是以阿根廷农村协会（Sociedad Rural Argentina）为核心的农牧业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他们长期控制着阿根廷的政治权力，直到1916年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上台执政为止。 　　1866年冬，阿根廷农村协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其成员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大地产主，主要的领导人物是爱德华多·奥利维拉（Eduardo Olivera）和马丁内斯·德霍斯（Jose Martinez de Hoz）等人。阿根廷农村协会是该国第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协会组织： 　　是由阿根廷最有活力的大地产主建立的，它寻求代表土地所有者与国家和政治精英斗争中的团体利益。为了推动农业改革计划，协会寻求在潘帕斯的土地所有者中间发展出一种新的、进步的阶级意识。① 　　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全国各省均成立了农村协会，使该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地产主、大出口商和外国公司等农牧业精英阶层的协会组织，农村协会中的很多人都成为民族自治党的主要力量。②罗加之后的历届政府均由民族自治党执政，他们都与阿根廷农村协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以农牧业出口集团的基本利益为基础的精英民主政治，尽管被指存在总统权力过大的缺陷，但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治党人统治36年，产生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为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③ 　　除了精英民主政治对阿根廷出口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外，伴随移民和外资而来的欧洲思想，尤其是实证主义，同样居功至伟。实证主义是19世纪30—40年代盛行于西欧国家的一种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年）和英国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年）。孔德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要建立一种实证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以“推论”为依据，而是以实证的知识和经验为依据，并以仁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因此，“爱、秩序和进步”就构成了实证主义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斯宾塞则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高等机体，也将遵从动物界由雷同走向分化、区别的进化规律，从社会的共同性走向个体的差异性，从全面的秩序走向全面的自由，而建立秩序则是走向进步的基础。可见，在孔德和斯宾塞的思想体系中，“秩序和进步”都是关键。 　　像阿根廷这样独立后长期得不到统一和稳定的国家，实证主义的影响尤为突出。从“1837年一代”的萨米恩托、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到“1880年一代”的米戈尔·加内（Miguel Cané）、卡洛斯·奥克塔维奥·本赫（Carlos Octavio Bunge）等人，都是实证主义的忠实拥趸和实践者。对此，科林·刘易斯指出：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间，阿根廷的许多政治和思想领导人都支持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理论。他们阅读奥古斯特·孔德、查尔斯·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却发现赫伯特·斯宾塞才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先知。④ 　　具体来说，实证主义在阿根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实证主义思想的传播，打破了19世纪天主教会对阿根廷的思想禁锢，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在殖民地时期，拉普拉塔地区的教育由天主教会所控制。独立初期，里瓦达维亚政府于1821年着手改革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教育体制，取消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和干涉，确定国家管理教育的制度，创立了以世俗教育为基础的中小学。另外，还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其他农业、地质、医疗等方面的专科学校。但罗萨斯执政时期，废除了里瓦达维亚政府的改革措施，重新将学校的控制权给予教会。罗萨斯独裁政权被推翻后，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1837年一代”开始为改革阿根廷的教育进行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努力。1853年宪法明确规定了人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传授知识的自由（第5、14和16条）；萨米恩托担任总统期间，大力推动教育改革，普及教育，建立了巴拉那师范学校、国家科学院和天文台，以及其他研究机构。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1880年一代”更是公开打出实证主义的旗号，希望以教育来统一思想。1884年，阿根廷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彻底清除了教会对世俗教育的禁锢；同时建立联邦和省一级的教育机构，颁布《世俗教育法》，实施小学免费义务教育；1885年，颁布第一部大学教育法，为各国立大学的发展制定了规章和制度；1905年，政府颁布《扫盲法令》，在全国召开扫盲运动。可以说，通过大力发展世俗教育制度，阿根廷基本改变了教会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其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实证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阿根廷思想界对国家历史和现实的重新认识，为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出谋划策。实证主义强调，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必须建立在科学考察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主张用地理环境、生物遗传等客观存在的科学因素来解释各国的历史差异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阿根廷的实证主义者根据这样的史学方法，写出了一些重新审视本国历史进程的著作。例如，爱德华多·古铁雷斯（Eduardo Gutiérrez）撰写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恐怖的梦魇》（Juan Manuel de Rosas： los dramas del terror）等。①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实证主义者还对霍布斯的理论推崇备至，对阿根廷历史和现实中的印第安文化、高乔人文化和西班牙殖民文化等传统因素采取了批评态度，认为正是这些“野蛮”的传统因素阻碍了阿根廷发展成英国或美国式的现代国家。他们认为阿根廷的前途在于吸引欧洲移民，来改造国民的构成；通过教育吸收欧美先进的文化来改造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传统文化。萨米恩托强调说：“美国佬的文明是犁与课本的文明，而南美的文明却让十字架和刀剑毁掉了。在那边，人们学会了工作和读书；在这边，人们学会的是游手好闲和祷告。”②因此，萨米恩托提出了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的设想，并将之付诸实施。为此，他呼吁：“让我们建学校吧，教育我们的公民。让我们教育我们的新一代！”③仅年间，他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36所新学校，并终其一生都热衷于建立更多的公共图书馆和学校。 　　其三，实证主义思想的盛行，加强了对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的追求，推动了阿根廷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实证主义理论强调人类的进步实质上就是人类所固有的道德和理智品质的进化。人类精神发展三阶段的规律，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神学阶段相适应的是中世纪；与形而上学阶段相适应的是包括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革命在内的过渡时期；与实证阶段相应的是最进步、最完善的工业制度。实证时代的突出特征是科学的普及、利他主义战胜利己主义、社会意识的增长、物质文化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裕是它的根本特征之一。阿根廷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不仅要引进欧洲移民，发展新型教育，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农牧业出口来积累物质财富，还必须引进欧美国家先进的科技成果。如前所述，阿根廷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恰值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阿根廷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引进，大大降低了运输和交易成本，为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扩大和有效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农牧业现代技术的引进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5年的第二次全国普查表明，阿根廷拥有3.5万台谷物和苜蓿收割机，2.8万台打谷机和5000台各类其他农业机械。肉类冷藏和加工技术的引进，更是直接推动了阿根廷肉类出口的迅速增长。1877年第一艘冷藏船载着冰冻牛羊肉开到欧洲。到1900年，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已有278艘冷藏船往返不断地行驶。阿根廷在1882年建立了第一家肉类冷藏工厂。1894年，肉类冷藏工业的出口只占肉类总出口的16%；到1914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90%。④ 　　正是由于上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阿根廷经济经历了数十年飞速发展的“美好时代”，它仰仗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导部门，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得益于土地、移民、外国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发展，也得益于阿根廷国内政治稳定局面、精英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实证主义思想的传播。反过来，初级出口部门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在阿根廷人迎来他们的独立百年庆典时，他们骄傲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民族之一，以至于巴黎出现了“像阿根廷人一样富裕”的谚语。 　　然而，一战爆发后，阿根廷经济增速明显趋缓。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阿根廷GDP的年均增长率从年至年间的6.3%下降到年至年间的3.5%。①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更是明显放缓，成为世界历史上短时间内由盛及衰、自成而败的典型。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因之被视作“代表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经济和社会倒退的模式”。②2001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更有学者感叹：“对于阿根廷居民所能得到的福利来说，20世纪是一个失去的世纪。”③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这也正是学术界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破解的所谓“阿根廷之谜”。④有学者强调，阿根廷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其逐步衰落的根本原因，⑤还有学者认为，庇隆主义是造成阿根廷“衰败”的罪魁祸首，⑥亦有学者从阿根廷政治文化传统中寻求破解“阿根廷之谜”的答案。⑦笔者认为，阿根廷的相对失败，不仅要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寻找答案，更为重要的是，在年“美好时代”的繁荣背后蕴含着诸多的问题，使该国经济缺乏进一步增长的后劲。其中，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问题尤为突出。 　　阿根廷“美好时代”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而出口部门发展的主要动力则来源于国际市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状况：当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较顺利，国际市场对有关产品需求不断扩大时，初级产品出口国经济便得以增长；相反，当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国际市场对有关产品的需求停滞不前时，出口国经济就会陷入危局。也就是说，过度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阿根廷在这一时期实现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的是国际市场对其重要出口产品的较大需求，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对其产品较高的进口系数。同时，由于本国经济过于强调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工业消费品、机械设备则主要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样，阿根廷通过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出口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主要体现在对外部因素的双重依赖：一是出口产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二是工业消费品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依附性”的经济形态： 　　一些国家的经济以它们所从属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和扩张为条件的一种状况。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这些国家与世界贸易体制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将成为一种依附性关系：某些居统治地位的国家能够扩张并能够自力发展，而其他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其发展只能是前者扩张的一种反映。⑧ 　　在助推阿根廷经济快速增长的诸多要素中，资本具有明显的外源性。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几乎控制了阿根廷的主要行业，成为阿根廷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生活的真正主宰。对此，列宁生动地描述道：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5000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英国外交，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⑨ 　　同时，阿根廷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大多来自外国移民。民族自治党长期的寡头民主政治，进一步加强了大土地所有者、大商人等出口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之间的同盟关系，甚至这一时期影响阿根廷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是舶来品。阿根廷经济的对外依附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典型的依附性经济，使阿根廷的经济增长进程中存在着诸多的矛盾：过度依赖农牧产品出口，使阿根廷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肥沃的潘帕斯草原，忽视其他地区的发展，使经济的二元性结构特征更加突出；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使阿根廷经济缺乏自身的原动力；过度依赖“精英”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出口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之间的联盟。这种依附性经济难以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而只能仰仗外部经济所产生的拉动力：在年的“美好时代”，由于英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阿根廷经济得以迅速增长；但在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动力亦随之逐渐丧失，其发展进程日趋缓慢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简介】董国辉，男，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Factor Analysis up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Argentina，
　　Abstract： Argentine economy experienced its rapid 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880 to 1914， when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Epoca Bella of the Argentin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the expansion of land resources， inflow of European immigrants， absorp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speeded the economic growth from 1880 to 1914； the non-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completion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consolidation of oligarchy democracy， and spread of European positivism， also promote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Argentina at the same time. It is both the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that caused the Argentine economy became declining. 　　Key Words： Argentina， Economic Growth， Modernization， Argentine R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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