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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2016年广州积分入户开始了，这对农民工来说是个好消息，通过申请就可以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1984年，中国确立商品经济，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对产业工人需求量大增，大量农村人口从中西部、省内其他地区流向广东沿海寻求就业机会。也是这一年，“农民工”一词诞生。
　　2013年，广东省人社厅的数据显示，广东的农民工人口已经达到2700万人，成为第一“民工大省”，大量农民工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30多年后，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老去。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人口已经突破2.7亿，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再创新高，达到17.9%。在这批农民工中，大多早已返乡种田养孙。但还有一批人，不甘心重蹈父辈的农耕劳作，或只身一人或拖家带口“扎根”城市。
　　南都记者采访多位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曾在去留间抉择，但最终选择留下。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像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人”。但无论如何，家乡是不回去了，或者说是回不去了。
　　20年来只回过老家4次，他觉得自己只适应广东的生活了
　　60多岁的胡德海背有点驼，这与他长期的职业有关。
　　但驼背并不影响这个男人的心情，他整天笑呵呵的，一笑，皱纹就把五官牵在一起。
　　他身上每一寸皮肤都黝黑发亮，走在南粤的街道上，很难有人分得清他的籍贯，但一说话，川普口音立马就让他露馅。
　　胡德海来自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他现在是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的一名家政搬运工，来广东已20年。
　　1997年6月，胡德海还是在家中耕田的农民。秀山少耕地，家中只有一亩山地，每年就种点苞谷，农闲时就跑到重庆当“棒棒”。
　　做“棒棒”不仅辛苦，而且入不敷出。家中一儿一女要读书，要添置文具衣物，尽管家人都很节省，但日子还是过得不好。
　　那个年代，当村中的男人开始去广东打工，陆续往家里寄钱的时候，胡德海的老婆开始不满意了—说他窝囊。外出的都是年轻人，像胡德海这样年纪的中年人，从没有过这种想法。然而老婆埋怨得多了，他也就决定出去闯一闯。
　　第一站，到的是广州。根本找不到工作—买方市场，年轻人进厂都不容易，何况他一个中年人。
　　辗转到了佛山，由于天生一股蛮力，胡德海终于在老乡的介绍下，进入如今的这家搬屋公司，一干就是近20年。
　　10月30日，上午9点，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胡德海和5名工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第一单活要求高，一本地人新居入伙，从旧屋搬家具上11楼，物业不许从电梯上，胡德海组织工友从消防通道抬。
　　家具的搬抬很讲究，特别是在楼梯转角处，这种看似粗重的活就变成技术活，经过近20年的历练，胡德海早已驾轻就熟，成为公司骨干。
　　胡德海说，之所以选择搬运工作，是因为自己是文盲，只能干这样的活。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份工作看似劳累，但自由度大，收钱也准时，干一单收一单，偶尔还会得到客人的打赏。
　　但搬家这个行业，工人流动性大，公司不会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工作也不会有任何保障。胡德海所在公司是当地的老企业，信誉好收费低，生意持续不断，搬运工尽管全是外省人，但极少流动，大多早已把广东当成第二故乡。
　　“从1997年离开后，我很少回老家，老婆只晓得要钱。”胡德海说，20年来，他只回过重庆秀山四次，每次回家都呆很短时间，他觉得自己只适应广东的生活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城镇转移，一些曾经热闹的村落人去楼空，甚至名存实亡。胡德海的家乡—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也不例外。
　　60多岁的胡德海在搬运家具。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胡德海还没有回家养老的念头
　　相比家乡，胡德海更认同他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有良好的治安，安逸的环境，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还有就是可以找到“知音”的慰藉。
　　11月1日黄昏，胡德海忙完一天的工作。这天收获颇丰，公司接了5单生意，劳累换来500多元的收入。他可以过一个开心的夜晚。
　　租住的岗头王村灯火通明，这里是城市有名的城中村，三教九流聚居之地。也是胡德海最留恋的场所。
　　在“握手楼”之下，胡德海不停地跟人打招呼，见到熟悉的单身少妇，就用家乡话调侃，偶尔也动手动脚，眼神暧昧。
　　初来这片南粤之地，胡德海思念家，思念妻子。之后，他发现，在自己身边，有无数和妻子同龄或者更年轻的同乡女性打工者，她们也迷茫和无助，和她们的关系开始是金钱的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相知相恋。
　　对于家庭的愧疚，胡德海用每个月寄回的金钱来弥补。如今，胡德海说，除了不会说广东话之外，他已经是一个广东人了，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还没有回家养老的念头。
　　在广东生活了20年，他没有任何资产，长时间的居住也没改变他在这座城市“隐形人”的身份，享受不到本地人的任何福利。但，他还是愿意呆下去。
　　家乡对他来说，已没任何吸引力，唯一留下的只是贫穷的记忆。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第一代农民走出田间地头，放下锄头，拿起锤头走向城市，成为最早的广义农民工。
　　1984年，大量农村人开始流向广东沿海等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也是这一年，“农民工”一词诞生。
　　1992年，中国开始大步踏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产业布局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流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也就是在这之后的第5年，胡德海走出家门。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中国农民工人口已经突破2.7亿，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再创新高，达到17.9%。但在此前的高速增长之后，从2011年以来，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5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
　　2013年，广东省人社厅数据显示，广东的农民工人口已经达到2700万人，成为第一“民工大省”。
　　农民工的流入地也在不断变迁。广东省人社厅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间，本省农民工由790万人上升至1048万人，年均增长64万余人。与此同时，外省农民工从1777万人下降至1654万人，年均减少30万余人。
　　留城还是回乡？邓燕家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邓燕的左前臂被工厂内的一台油压机轧断。
　　顺德区容桂，40岁的四川南充嘉陵区双店乡人邓燕，已经两年没有工作。
　　她有一个妹妹，家里是纯女户，缺少劳动力，生活不富裕，外出务工赚钱是唯一的选择。
　　2003年，27岁的邓燕决定南下打工。她来到广东，一直在佛山的五金厂工作。2014年5月，她的左前臂被工厂内的一台油压机轧断。
　　眼前的邓燕，显得异常憔悴，长期呆在家中，身体开始微微发福。为了清洗方便，她剪了短发；因为要长期为自己的工伤奔走争辩，她的语速显得快于常人。
　　一到佛山，邓燕就选择进入五金厂工作。佛山的五金厂大多有冲压设备，高风险，但收入也相对较高。邓燕心细且自负，自认一辈子都不可能出事。
　　“我工作两年，就把两个女儿接到顺德。”到广东时，邓燕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乡太穷，邓燕想方设法给女儿好的环境，虽然工资收入低，但她还是鼓起勇气，毅然把孩子接到广东。
　　“鸟往高处飞，水往低处流。我们都想生活在环境好的地方。”在顺德区容桂镇，第一年，邓燕每个月有850元的收入，这对一个27岁的打工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她用120元和丈夫在城中村租住，还能存下钱补贴夫家。到2014年工伤前，邓燕每个月收入已经达到4000元。
　　为了扎根顺德，夫妻俩积攒了一点钱，加上东拼西凑借款10万元，2012年买了一辆货车帮企业拉货，每月开始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邓燕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也千方百计想留下来。
　　在广东的13年，邓燕之前并没有太留意自己的外来工身份。但在2014年，小女儿唐丹在顺德读初中，家庭高兴之余也多了一个烦恼，按照当地要求，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需要家长提供房产及社保证明。
　　夫妻两人都是外来工，也非常向往在顺德有属于自己的家。“曾经几次动了买房子的念头，但还是没有最后下决心。”邓燕现在都还有点后悔，因为当时顺德的房价并不高。
　　没有房产，只有社保这一条路。2014年，邓燕狠心辞掉高收入的五金厂工作，来到一家有社保的企业。然而，厄运降临。没多久，她永远失去了左前臂。
　　突然成为残疾人，给邓燕的“广东梦”蒙上了阴影。留城还是回乡？这个家庭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大女儿唐红刚18岁，是回乡的最大反对者。她中专毕业，现在顺德一企业实习。
　　五岁就来到广东，唐红已经完全融入当地。家乡四川在她心里已是异乡，那里虽有亲人，但却没有朋友，五岁的记忆也早已模糊。
　　小女儿唐丹已就读初中三年级，她对家乡几乎没有印象，顺德容桂就是她的家乡。
　　每年春节，邓燕都把两个女儿带回老家，摩肩擦踵，坐一整天的火车到达成都，然后乘长途汽车辗转奔袭南充，再坐摩托过盘旋山路。另外，还有无法通行的道路需要步行，两个女儿早已苦不堪言。
　　春节长假在老家，无论饮食和生活习惯，邓燕和丈夫都已经无法适应，女儿们更是归心似箭。
　　日，邓燕工伤认定。9月22日，经鉴定为3级伤残，赔偿79万，支付律师费6万，剩下73万。
　　日，清晨，顺德容桂，邓燕在洁净宽敞的小区内锻炼，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一片祥和。
　　夫妻俩用每年7000元，租下容桂二室一厅的房子，“我也想通了，人生一辈子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邓燕说。
　　得到一笔“巨款”，生活中也多了很多纠结，亲戚伸手借钱的多了，给还是不给？如今在顺德还没有落户，到底该不该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做佛山人，做顺德人？
　　所谓“回不去”农村，其实是“不想回去”，邓燕和女儿都不愿意也不甘心重蹈父辈的农耕劳作。这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但无论如何，家乡，她们决定“不回去”了。
　　解决农民工孩子入学问题是突破口，留城还需加大户籍改革
　　包括胡德海和邓燕在内的农民工，曾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
　　30多年来，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很多无法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却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为城市架建起一座座现代高楼的同时，还拥挤在脏乱的城中村；他们组装着一部部高科技智能手机，却干着超时的活拿着低廉的工资；他们生产高昂的时装，自己却穿着廉价的衣裳……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获得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
　　如何让这一拨“回不去”的农民工能真正留下来？
　　“很多农民工之所以回不去，是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脱离农村生活很长时间，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不再是传统的农民。但同时，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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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提升门平移门-别说没用的，质量说话！
【导读】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中国新工人的现状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们难以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我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通过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1、待不下的城市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因而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2、回不去的农村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农业收入非常微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川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比如，在四川过去维持生态循环的“生猪-红薯-玉米”的种养系统濒临崩溃；基层组织作用缺失，我了解到的湖北的一个村子，村委会的成员基本上由地痞流氓组成，欠了赌债靠集资来偿还，如果不交钱，就给掐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工者不是现在回到家乡，而只想着老了以后回去，那么老了以后可能就更无家可归了。3、迷失在城乡之间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调查结果显示，被问及“为什么打工？”时，大多数工友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具体点儿说，其实无法维护自身谋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益。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4、打工者的“过客心态”“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对居住条件和环境、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了。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新工人未来的可能性新工人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新工人子女会有比父母好一些的未来吗？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未来更加糟糕；一个是风云莫测。新工人的未来，一是取决于新工人自身的思想和努力，一是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在调查中曾遇到过很多故事。一个工友苏浩民，他属于典型的“打工为了谋生”的类型，并且在自己的努力下，去年在湖北老家盖起了三层楼房(一共花了30多万，自己存款20万花光，又借了10多万)。另一个工友王海军，是一个爱思考的青年。当然，为了生存，海军工作非常努力，而且贷款在苏州打工地买了一个小公寓(首付14万，贷款14万，每月还款1600元)。后来，我同时见到了浩民和海军，两个人都说后悔了，浩民说：“盖了房子也回不去，现在就后悔了，但是想卖也没人会买。”海军说：“房子面积不够子女就地入学的要求，妈妈最近又身体不好，回老家才能照顾，每月要还贷就被工作牢牢套住，实在后悔。”浩民和海军都属于技术工人，是打工者中收入稍高的，状况也是极不乐观。所以说，当教育公平不能实现，当盖房子只是为了资本牟利而不是为了生活，无论打工者个体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很多打工者辛辛苦苦打工，期望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实际上流动儿童的情况很不乐观，小升初无法在城市入学就开始沦为留守儿童，不想留守的很多就早早辍学，再加上很多孩子在缺少关爱和学习乐趣的情况下，很早就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这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在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工作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普通劳动者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美国和欧洲危机四伏的今天，世界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政治中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遗产，也有着各种历史遗留的包袱。历史已经过去，让我们直面现实，认真反思，共同努力。来源|新华社思客作者|吕途
有城乡结合部啊
在哪儿活着都不容易
充实的生活
好香的老玉米
点亮12星座印记,
虽然很长，可是我看完了。打工的无奈，无奈的打工。我见过的打工仔：为了多赚点钱，拿自己的身体当本钱……结果落了一身毛病，现在在家呆着，什么也做不了，男人在外找了女人，不再养原来的家了，女人在家受不了寂寞红杏出墙，男人养的不是原来的家了……唉，这就是我们的安定团结，这就是……
回不去的家，呆不下的城。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年龄越大越能感受到这点。有时候真的很迷茫，感觉我们的后代在恶性循环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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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难留下 农村回不去 农民工内心真实心声
“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是大都数农民工内心的声音，是停留在城市农民工身上的典型问题。留不下的城市。为何这么说呢？大多数农民工充当着城市的“建设者”这个角色，从事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体力活。这种职业往往是跟着项目走，那里有需要就去哪里，经过了前几轮的城市建设高潮后，这种需求在逐步放缓，农民工的收入肯定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至少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钱没有原来那么好挣了。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城市安家，对于大部分的农民工而言，那似乎是高不可攀。以他们的经济能力在城市安家落户那会多难啊？生活在城市，衣食住行都需要钱花，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肯定难以为继，另外城市房价高昂，子女上学等等都是问题，要想在城市里站住脚跟，还真不容易呢？ 回不去的农村，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过去的时候，农民好不容易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中解放出来，如果要回去继续从事农业的话肯定会心有不甘，但回去发展，没有一定的想法也挣不到多少钱，而且现在农业个体发展确实不是那么 号。虽然很多农民工想回去发展，都受制于自身能力和农村的现状，又不得不打消掉这个念头。所以就算城市不好呆，也只能得过且过。 因为种种的原因，这就造成了现在的这种尴尬的窘境，想留留不住，想回回不去。农村的老家，是他们新年的归宿，短暂的居所。城市依然是他们不得不前去谋求致富的落脚点。为了生存，他们在城市里面干着最累的活，可是却是不得不做，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斗转星移，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老去，除了少部分的拼搏者能够拿到城市的入场券，在城市里面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暂时成为了城市中的一员。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选择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农村，谋求转型或就近发展。 现在的许多农村的80后90后开始接替了上一代农民工，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拿着父辈的接力棒，继续在建设者的道路上奔跑。但相比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思维相对比较开放，他们更加喜欢城市的生活，另外随着城市落户政策的放开，这部分人估计有很多人最终会选择落户的城市，但是他们能不能在城市立足，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着这些农民工奋战在大街小巷上，他们的辛苦，他们知道。 这位农民工兄弟力气很大，用自己的双手拉着一大车的红砖。 这群农民工在处理沙子，旁边是工头，他在监工，指挥着农民工如何干活。城市和农村的缩影，似乎是新旧两代农民工的映射，无论有多难，我相信，努力在城市中生存下去仍然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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