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ATM机里取出3张白纸“银通”ATM机设备维保公司怎么回应？－娱乐频道-齐鲁晚报网
银行ATM机里取出3张白纸“银通”ATM机设备维保公司怎么回应？
核心提示：
3月18日下午，因为准备和老公出国旅游，嘉兴的徐女士去了当地三水湾附近交通银行ATM机取款。没想到，在取出来的1万元现金里面，竟然夹着三张和百元纸币大小一样的白纸。
3月18日下午，因为准备和老公出国旅游，嘉兴的徐女士去了当地三水湾附近交通银行ATM机取款。没想到，在取出来的1万元现金里面，竟然夹着三张和百元纸币大小一样的白纸。
这3张白纸是从哪里来的？
徐女士说，因为ATM机取款有限定，单次最多取2000元，所以她分5次取了1万元。
到了第五次取现，机器吐出来的2000元中，夹着3张白纸，实际到手的只有1700元。
这3张白纸，大小、厚度基本跟百元纸币一致，白纸上有五个排列不规则的黑色方块，底部印着&2010测试专用钞&字样。
&我只听说过ATM机里出过假币的事，取出白纸的情况闻所未闻。&徐女士报警。
南湖派出所民警很快介入此事，民警说，这样的事，他们也是第一次碰到。
民警调看了徐女士取款时的监控，确定了3张白纸确实是从ATM机上取出来的。
民警联系交通银行，工作人员看到这3张纸后，表示从来没碰到这个问题，但能肯定，这3张纸肯定不属于银行，很有可能属于ATM机维护单位。
随后，一家名为&银通&的ATM机设备维保公司派工作人员到派出所，他们看了白纸后，确认属于他们公司。&这些白纸，是用来测试取款机是否能正常工作的。&民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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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版：广东·社情
A01版 要闻
深圳东部华侨城“太空迷航”案开审，不公开审理受质疑
娱乐设施调查报告 为何成了机密文件 ？
本月16日至17日，深圳盐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涉及东部华侨城“6·29”事故的刑事案件，8名被告人均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提起公诉。据盐田区法院称，由于该案件主要证据涉及机密内容，所以依法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称，日16时45分，东部华侨城的“太空迷航”项目发生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10人受伤，设施设备部分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306万元。公诉机关认为，8名被告人因违反国家法律，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应当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法庭审理历时两天，于17日下午5点结束。 律师 报告不属于国家机密 盐田区法院不公开审理，引起了担任深圳东部华侨城“太空迷航”爆炸重大责任事故罪嫌疑人辩护人、深圳律协知识产权与高新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国斌律师的质疑。李国斌告诉记者，开庭前他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原定公开审理的东部华侨城“6·29责任事故”案改为不公开审理，“原因是一份政府文件标注‘机密’，而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是该文件的附件。”他说，如果确实涉及政府机密文件，根据国家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采取不公开开庭的方式进行，也属无可厚非。但“事故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该列为国家机密文件”这一问题确实值得商榷。 李国斌表示，政府文件设置为“机密”文件，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指出，“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李国斌认为，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将这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设置为“机密”的法律依据不够。该报告是属于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等信息，不属于国家机密，应当向社会公开。即便设置成“机密”文件，在一定时候也应向社会公开。 对于16日、17日庭审现场情况，李国斌并未向记者作任何透露。但他也表示，“审理程序很规范，审判长对庭审的指挥与掌控很专业，当事人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专家 附件是否机密要看内容 “一个娱乐设施的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怎么就成了国家机密？怎么就不公开审理？这实在太稀奇了！”昨日，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名法学专家陈正沓向记者明确表示，只有案子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才允许不公开审理。即便法院所收到的材料中有标注了政府“机密”的文件，法院也不能光看形式被其所左右，而是应该做实质性调查，以确定究竟是否真的涉及到国家机密，是否真的需要不公开开庭。 陈正沓对该调查报告设置为机密文件提出了明确质疑。“如果一个娱乐设施的事故安全调查报告都被列为国家机密文件，是不是以后所有事故的调查报告都可以打上‘机密’二字？是不是所有涉及到事故性的案件都可以选择不公开开庭？” 陈正沓还表示，退一步说，即便该文件属于“机密”文件，但该事故调查报告只是“机密”文件中的附件，“附件也属于机密并非理所当然，要看附件具体内容是什么才能确定是否机密。”
document.write('');　　应该怎样认识文革？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通过公开材料如报纸看文革也是一种方法，仅提供一种角度。报纸看文革的好处是广度够，地域性够，且可洞悉当时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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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转载
此为转载　　--------------------------------------------------------------　　对文革的兴趣由来已久，也看过一些名人及非名人的回忆录。从大多数人的回忆录中，我没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实和文革脉络，却只看到了混乱逻辑，偏执言辞。某些回忆录里如纪录片、情感片、琼瑶片甚至无码A片般毫发毕现的描述实在令人捧腹。于是我知道所谓的回忆录，其目的本不是记录历史，再现事实，而是为了或饰非，或嫁祸。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一介平民能够接触到的最可靠的一手资料——文革时期的报纸。　　我看的报纸，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以《人民日报》为主，对各式回忆录则不敢轻易采信，只有当报纸内容不能提供足够脉络、而某篇或某些回忆录能够很好地链接事实时，才会采用，采用时会提供资料来源。在主体章节之外，也会提供一些或回忆录、或其他来源的资料，以便串起主题。　　文革研究，不能仅限于研究目前官方认定的文革十年的资料，而应包括前后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料。限于时间、精力有限，我目前只完成了1966年《人民日报》全部报纸的阅读工作，以及1966年及前后数年部分《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的阅读工作，因此，此帖将主要探讨1966年中国发生的事，但不会仅限于“法定”的文革时期。　　1966年，国际形势风云激荡——　　始于1961年的美国侵越战争在1965年开始升级，至1966年年底，美国在越南的总兵力已超过37万人（《人民日报》日）。为了解决征兵难的问题，美国国防部于5月14日始，在全美1200多所大学里，对近百万适龄大学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智力测验”，成绩较差者将被征召入伍（《人民日报》日）。　　在这一年，美国国内的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以毛泽东的“粉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奉者、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为代表的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参与者，在这一年开始以暴力反抗种族压迫，拿起了石头、木棍、刀子，甚至枪（《人民日报》多篇报道）。　　在这一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现分裂，日，戴高乐宣布就任法国总统，2月21日即重申要修改北大西洋公约、收回法国主权（《人民日报》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并要求美国撤去在法国的基地、军队。3月12日，法国驱赶了“窃占中国在巴黎两座建筑物里的蒋帮分子”，说这两座“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馆”建筑本属“中国人的国家”，而对法国来说，那个国家就是北京（《人民日报》日）。　　在这一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也在加深。此时《九评》已发表近1年半了，虽然中苏每年都会继续签订两国本年度货物交换协定书（据《人民日报》日报道，该年度协议于4月19日签订），但苏方在一切可能的国际会议及其他国际场合批评中共，中国也在一切打得着、打不着的国际性事务上批评苏修。8月中，北京红卫兵将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人民日报》日），10月27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柯夫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德群，抗议红卫兵贴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为抗议苏联无理赶走中国留苏学生）和阻碍大使馆道路。我外交部回复道“你们的临时代办夫妇和使馆工作人员时常到“反修路”看大字报，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根本不存在破坏大使馆的正常工作的问题”，“苏联大使馆的对外通路有几条，来往苏联大使馆的车辆原有其他道路可走”。　　这一年，共和国年方17，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对内对外均持坦荡无畏的态度。即便外交部，也远没有修炼出现在这样稳重老成、挑不出错的范儿。那时的中国，会“厚颜无耻地”组织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学习《纪念白求恩》，让他们学习白求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态度（《人民日报》日）；会在对外援助时要求对方自力更生。那时的中国，在论战时喜欢坦荡地将自己和对方的观点一同公布，且公布原文。此等做法不仅表现在中苏论战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儒法论战上，也表现在中苏论战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议或论战中。　　这一年，始于中苏论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站队现象变得愈发明显。在摇摆后，古巴选择偏向更有力量的苏联。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1月2日在哈瓦那纪念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古巴同中国的贸易问题。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9日做了回复，1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了卡斯特罗有关中古贸易的讲话和中方的反驳。卡斯特罗说中国政府表示“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且要储备粮食以防美国侵略，故大幅减少了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造成古巴居民“大米供给不足”。卡斯特罗还用比较成本理论解释为什么中国以大米和古巴交换糖是合算的。在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2月6日卡斯特罗的讲话全文，以及中方的反驳。　　在这一年，中国加大了对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锡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等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支援、援建（帮助建设）、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及免费援助。意大利在联合国提出“六国提案”，美国提出“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提案，否决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刚果布）、古巴、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叙利亚等十一国联合提议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人民日报因此愤而刊登社论——《中国无求于联合国》（《人民日报》日）。
　　这一年是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提法至此已有3年（日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农业四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提法也已出现（在日前已出现多次，但完整的提法是1959年的这一天出现的），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还是非常严重。　　这一年，双杂交玉米开始推广；“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的远源杂交小麦研究已进行2年了，并在66年取得初步进展；农民育种能手陈永康、李呈桂、杨明汉、邓炎棠等等很多人都已开始了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玉米研究，并出了部分成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也已进行2年多了。从这一年即1966年，全国各地开始为杂交水稻研究组收集数千个水稻品种，并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新疆、福建等省开始进行数以万计的杂交试验（《人民日报》日）。　　这一年，部分地区如湖北省委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并在孝感县金星大队、新洲县刘集公社、浠水县望城公社等地取得初步成效（《人民日报》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机械化馆，也展示了机械化“六面红旗”（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生产大队、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湖南省常德县郭家铺人民公社、广东省增城县新塘人民公社、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人民公社西博牧业生产队、四川省新都县新民人民公社）的成果（《人民日报》日）。这些红旗单位的粮食和棉花亩产都大大超过了农业纲要要求。很多地区的样板社队的粮食亩产超过了1000斤，皮棉亩产超过了100斤。　　在这一年，不仅种子研究、农业机械化取得了进展，农业水利化和化肥生产也取得了显著成绩。5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治理江河湖海，修建了一大批大型水库，如1957年建成的三门峡水库，1958年建成的十三陵水库、丹江口水库、红崖山水库，1959年建成的新丰江水库（万绿湖）、新安江水库（千岛湖），1960年建成的深圳水库等等，在1966年，始建于1960年的河南林县“红旗渠”竣工通水（《人民日报》日）。除了大型水利工程外，水利建设最大的特点即是，在这一年开始了省内中小型水网的建设，而这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保证了水利工程的有效覆盖，提高了各地的抗旱能力（不少地区的抗旱能力从20多天提高到上百天），也使得各地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长，黄淮以南地区两季农作物（两季稻或麦稻间种）和长江以南部分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三季农作物（三季稻或麦稻间种）的种植成为可能，种植面积大幅增长。　　然而，在各地大量兴建中小型化肥厂、化肥开始推广的196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主要以河泥、畜粪、绿肥做肥料；在机械化开始推行时，还有部分地区依然高度倚靠人力、畜力。有的山区、边区的粮食亩产已比解放前翻了2番，但其单位亩产也不过只有不到200斤。由于粮食生产水平的相对低下，很多地区特别是干旱盐碱地区，必须加种杂粮（小米、高粱等）以提高单位亩产。在那时，即便在江浙地区，大米也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主粮。　　在这一年，工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一年，工业企业正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工业设计运动，不少原为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只能生产简单手工制品的小厂，开始规模生产具50年代甚至60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产品。这些产品大多具浓厚的中国特色味道，如在山区水稻田里使用的农机具。　　这一年，我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合成苯车间（《人民日报》日）；　　这一年，我国建成第一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人民日报》日）；　　这一年，在北京物理讨论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汪容作了一篇基本粒子报告，提出“层子模型”理论，10年后，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议将下一个发现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人民日报》日）；　　这一年，中国成为第一个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国家（《人民日报》日）；　　这一年，中国做了3次成功的核试验（（《人民日报》日、10月28日、12月29日报道），其中第二次核试验为导弹核试验，第三次核试验据传言说实际上是氢弹。半年后，中国宣布氢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日）。至此，中国“搞了点原子弹，也搞了点氢弹”，成功地打破了美苏核垄断；　　这一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研究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的文革，首先应该解决3个问题，即：《人民日报》是否具代表性？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何时开始的？　　媒体从业人员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报纸风格即总编风格。对于一般报纸，尤其是地方报纸，此话自是真理，对于《人民日报》来说，则不尽然，从北京市委到中央，都对《人民日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日以前，《人民日报》总编辑乃吴冷西。在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决定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工作组由陈伯达率领。很多回忆录都说该决定事先请示了毛泽东，但据江青在11月28日的讲话表明（《人民日报》12月4日），派工作组似乎并非事先请示，而是事后通知了毛泽东。　　日至年底的《人民日报》总编辑为唐平铸，而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代表当时的中央，对《人民日报》有相当的控制权。　　很多我们现在公认的文革重要文献，如“516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等，都没有在1966年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炮打司令部》是日，即该文发表一周年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是首发在日的《文汇报》上。　　虽然如此，和《文汇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相比，《人民日报》依然颇具地域广度和话题广度，因而也颇具代表性。虽然在某些时候会出现报道“时差”，但《人民日报》已基本足以反映当时的中国政事和经济、军事、科技状态，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的全面状态。　　那么，什么是文革呢？　　文革，从字面意义上看，即为在以文化领域为主的上层建筑领域里涤荡陈迹、图谋新生的革命，以这个意义来说，文革一直在持续。　　文化革命的字眼，在1947年即出现了（《人民日报》日）；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58年（《人民日报》日）；而在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已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眼。　　但是彼文革非此文革。我们要探讨的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组第一次见诸报端为日。我们要探讨的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应始于1966年8月，准确地说，是日。具体分析详见后面章节——《文革纲领》。　　谈文革离不开权力斗争。目前的各式回忆录也非常热衷于对权力斗争的讨论，并将之视为丑陋污点。　　然而，共产党人并不耻于谈论权力斗争。在共产党的词典里，这个词的准确表达应该为“政权斗争”。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还说过“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毛泽东也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非常有趣的是，“政权问题”这个词组在1976年9月前频频见诸各大报纸，但在此之后，却只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4次。　　《报纸里的文革1966》专帖将探讨10多个主题，分十几二十多个章节，其中自难免错误，希望各位不遗余力、死命拍砖以促我进步。
　　1966年《人民日报》关键词　　1、 一月至三月关键词：　　a、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其实不仅是1966年第一季度的关键词，也是全年的关键词。在大多数时候，这个词表达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1965年初，林彪在部队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突出政治。65年底至66年上半年，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拓展到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辩证法的高潮。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的署名丁效润的《辩证法教人聪明——从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试制工作中得到的启示》一文；　　b、清官。　　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在各大报纸上展开了。在一月至三月下旬这个时间段，关于《海》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二、是否应该宣传清官。姚文首先提出吴晗的《海》剧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个观点也得到几乎所有历史研究者的肯定，且不少人认为《海》剧艺术性不高。大家的争论焦点在于“历史剧是否需要符合历史事实”及“清官到底好不好，宣传清官到底有没有价值”。在这个阶段的讨论，大家也拿同样宣传“清官论”的《谢瑶环》做例子，正反两方的文章都有。　　c、春耕。　　一至三月，正是春耕的准备阶段和开始阶段。《人民日报》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前一年即1965年各地的增产经验。新年伊始，即开始在全国推广比玉米良种还高产二成至三成的双杂交玉米，高产杂交春小麦，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冬小麦良种等等。也介绍了可以抗倒伏的农药“麦稻立”。经过了1965年年底至1966年年初的农田基本建设（以平整土地、兴修省内、县内甚至社内水利工程为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部分地区开始规模使用化肥和机械化农机具，在2月下旬和3月的“农业展览馆”专题，介绍了各地发展机械化、副业的经验。　　d、学大庆、增产节约、产品设计革命。　　这其实也是1966年全年的关键词。1964年11月，毛泽东发出“开展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各地掀起了学大庆、增产节约、设计革命热潮，特别是学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和立足本国实际、自力更生的精神。在这段时期和全年的几乎所有时期，都有介绍各地工业、手工业学大庆 成果。　　e、焦裕禄。　　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该文堪称长篇通讯、人物特写的范文之一（还有一篇非常棒的长篇通讯范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该文刊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高潮，同时，该文也契合了《人民日报》1965年10月开始的“县委革命化”讨论，各地县长、县委书记纷纷撰文表示要当好本县的“好班长”。　　f、印尼排华。　　1965年“930事件”后，苏加诺政府被推翻，有美国背景的军事政变集团开始了大规模反共、反华，成千上万的华人被屠杀。　　2、 三月至五月关键词　　a、罢官、退田、翻案。　　3月下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升级（注意这个时间点，此时杭州会议刚开完，现在即改开后，舆论将批判升级归咎于杭州会议，但据我分析其实另有它因，详见有关《海瑞罢官》的分析章节），批判主题开始围绕罢官、退田、翻案等，而批判范围也扩大到邓拓、翦伯赞等人和《兵临城下》、《早春二月》、《抓壮丁》、《逆风千里》等影片。在这个时期不仅言辞变得更激烈（如《人民日报》4月17日王正萍、丁伟志写的《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作者之一丁伟志在1988年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还刊登了不少工农兵批判文章，很多文革后位列高位的文化界、文艺界和其他行业（包括科研）人士也加入到批判行列。　　b、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半工半读的历史很长，一定要追溯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在50年代中期，半工半读即成为潮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尚很低，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始于5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此时也在进行中，据日《人民日报》报道，长春市开展了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组织城市闲散青年学习农业和工业知识，有计划地把城市青年导向农村。1958年开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电影《决裂》讲的就是这里发生的事）即为半农半读的典范。　　c、备战。　　1966年，越南战事扩大，美国军机、军舰不断入侵我国领海、领空，并在公海多次攻击我方渔船，外交部全年共发出22次严重警告。6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月前周恩来对巴基斯坦记者的一段谈话，周恩来谈到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指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民运动）；中国是作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
　　3、 六月至八月　　a、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日，改组后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16日，该报又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北京各处开始出现打砸抢迹象。而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后，包括《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多家报纸开始批判北京大学的陆平、彭佩云，南京大学的匡亚明等人。学生打老师、老师打学生的现象开始大量出现，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详见后面章节的分析）。多数死伤发生在6月至9月。　　b、报纸排版改革　　日后，《人民日报》版面版式出现较明显的变化。　　c、改组；工作组。　　6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第一、第二书记；6月7日，新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同时《前线》停刊整顿。6月16日，共青团中央和新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　　6月4日改组北京市委的同时，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决定向北大、清华等高校以及北京各中学、机关派工作组（请注意这个时点，据有关资料透露，工作组人数达数千人甚至上万人）。　　d、高考改革。　　据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国务院高考改革通知，决定将1966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同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文章（请注意高考改革通知发布和这几篇文章发表的时点）。　　6月22日，人民大学7位学生写信要求改革文科大学，缩短学制，7月15日刊登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要求改革工科学制的文章（当时人民大学本科长达5年至8年，清华大学本科为6年）。　　e、农业生产。　　此时早稻早麦进入收获季节。6月21日报道了“全国手工业支援农业展览会”，号召全国工业、手工业支持农业夏收夏种。据6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此时全国已经建成了上百座小型氮肥厂，但对大部分农村而言，至少8成以上的农田依然高度依赖绿肥，即使畜肥也供应不足。　　这个时段也报道了3月8日发生大地震的邢台地区恢复生产的事例。　　f、大毒草、罢官、国防文学。　　6月至7月初对《海》剧和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开始升级，出现了诸如“叛徒”、“大地主”之类的字眼。　　7月上中旬开始，批判主题移至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同时，也开始对周扬“国防文学”（即全民文学、全民文艺）的批判。如《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的批判文章。　　在这个时段，也出现了多篇工农兵批判文艺界、文化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现象的文章，要求工农兵形象出现在文艺作品上。　　g、畅游长江　　7月16日，毛主席最后一次畅游长江，返回北京。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　　h、红卫兵　　1966年5月，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张承志、陶正、高洪旭、袁东平（多为中级干部或部队子弟，其父母少有中央级的，但在清华附中属“高级干部子弟”）以“红卫兵”的名义发表《从我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一文，5月29日成为红卫兵成立日。　　4、 八月至年底　　a、毛主席在1966年7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b、十六条。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在“十六条”里阐明了本次运动的斗争目标、斗争手段、最终目标等。该文献成为整个文革最重要的文献。　　8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8月12日通过的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再次阐明文革目标、手段和最终目的。　　c、破四旧。　　8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多篇报道了红卫兵给老店改名、砸烂文物事件，此时的报道为赞许式的。　　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红卫兵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红卫兵保护文物、保护古迹。　　此后对破四旧的报道转向以破除迷信为主。10月9日报道了珠江疍家船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d、抓革命促生产　　《人民日报》在8月下旬开始，用多篇社论、多篇报道号召大家“抓革命促生产”。在9月7日、15日，11月10日等多日的社论都强调“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要求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农村串联。　　e、防止斗争转移。　　8月底至年底，多篇社论和报道强调，“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　　f、用文斗不用武斗。　　9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认真学习“用文斗不用武斗”的重要政策，坚信文斗就是坚信毛泽东思想能够战胜任何敌人，坚持文斗就能彻底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丑恶灵魂。　　g、农业工业生产。　　8月下旬进入秋收季节。《人民日报》号召红卫兵学工学农学军，到农村帮助秋收。在10月至年底，还多篇报道了“步行串联”经验，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　　8月至年底，《人民日报》多篇文章报道了各地农业生产状况。在这段时间，农业水利化、机械化样板地区的经验报道依然是报纸主要关注方向。　　此时段，每天都有多篇小消息报道各地工业生产状况和新产品研制成果　　h、科技国防报道。　　多篇消息报道各地科研成果和国防成果，如人工合成苯、第一批十万瓩水轮发电机组、纯氧顶吹转炉车间、人工结晶胰岛素、核试验等等。在9月30日报道了上海科研重大成果。如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大型电子计算机、新型合成纤维、合成苯及其工业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等。　　i、 周扬、孙冶方。　　8月下旬至年底的批判类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周扬“国防文学”、孙冶方的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上。强调文学和经济学的阶级性，而对《海》剧及对“三家村”成员的批判几乎完全消失了。
　　文革纲领　　在目前的文革研究和与文革有关的资讯里，提到的文革纲领有：“五一六通知”、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等。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看过当时文献的人都知道，这些全部都不是文革纲领。真正的、在1966年即反复提及、一直贯穿整个文革时期的纲领，是日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全国主要报纸上全文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　　哪个是文革纲领，不仅可以在文革时期各大报纸的重要社论、重要新闻里体现，也可以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内外新闻以及群众反映中体现。对这个问题的模糊处理，在我看来，是矫饰文革评价、抹黑文革形象的诸多举措中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文革纲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底说了什么呢？这里是“十六条”全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从这个文革纲领，我们可以看出：　　本次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走资派时，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矛盾的性质。　　本次文革的参与主体是：群众。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制选出群众代表，成立群众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运动。　　本次文革的手段是：摆事实，讲道理；用文斗，不用武斗。　　本次文革的最终目标是：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　　本次文革还应达到的目标：与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斗争；改革旧的教育体制。　　本次文革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人会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有些单位领导会把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挑起群众斗群众。　　本次文革可能发生问题的解决手段：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在评价文革时，最“忠厚”的批评者也认为，1966年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更遑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但看过当时的报纸后，我必须承认，路线斗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走资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只要把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功的领导人？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显然是不好、不对的，只抓生产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走社派”认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是“共同富裕”的国家，必须是消除了“三大差别”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不被少数人控制。这个控制，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控制，必将导致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周期率”发挥作用也是必然的。　　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业领域表现得最明显。从文革期间及前后数年的报纸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把农业领域私有化看得那么严重，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实践也显示出，舍弃农业集体化，必然导致农业机械化、农业水利化、农业化学化和农业电气化进程受阻甚至失败。即便实现了农业“四化”，也是在广大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这和“共同富裕”理想是冲突的。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所谓农业大国，就是说这个国家还未能解决吃饭问题，还必须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集体化就是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基础。同时，在文革期间倡行亦工亦农的“小而全”、“大而全”经济模式，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对“匀质化”现象。往大了说，此举可以达到快速消除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消除“三大差别”；往小了说，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五小”工厂和县办、社办工厂，也使得产品种类丰富化了，这从报纸里关于各地新产品的消息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也就是说，毛泽东等人判断，农业领域“走资”不仅会造成两极分化，导致国强民富的目标不能实现，也会影响到工业生产。　　而工业领域的路线斗争，在那个时期更多地表现为对自力更生原则的坚持与怀疑。由于那时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成型，在领导和百姓心中，己不如人的想法根深蒂固。在66年全年的报纸，都有对立足本国实际、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成果报道，中间自然也隐约流露出某些人对这个发展方式的怀疑。这些怀疑，更多地表现在工业体系的领导人和产品的设计、研制人员身上。　　在电视剧《潜伏》里，编剧、导演用谢若林的口讲出了目前很多人对“社资之分”的疑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嘲笑——谢若林问余则成：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这个电视剧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虚妄地谈信仰的力量。也正因为没有给出答案，余则成的坚持便显得不甚可信。而“嘴里讲的都是主义，肚子里想的都是生意”的评价也因而显得可涵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及政治人物了。　　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试图告诉大家，金条其实也有高尚和龌龊之分。
　　刚发就没了？十六条全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谁明了文革真意？　　现在的宣传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领导懵懂，百姓疑惑。在这样的宣传下，一个昏聩甚至癫狂的毛泽东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文革纲领如此明晰，真的所有人都看不明白吗？　　日上午，一群“红卫兵”手持皮带、鞭子冲击《人民日报》社，勒令《人民日报》立刻停刊。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被冲击，被冲击的原因就是当日该报第二版刊登的、署名为“中直某机关红卫兵”的文章——《致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这封信以“中直机关子女”的口吻写就，说中直机关有些老革命是在“混革命”，革命资本早就混光了，很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老子修了，儿子就可以起来造老子的反。　　很显然，冲击《人民日报》社的红卫兵们，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中直机关子女们，看懂了这篇文章，也明了了文革真意。　　不仅这些红卫兵看懂了文革纲领，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也都看懂了文革纲领，知道文革的目的，虽然可能有不少普通百姓并不真的认同“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判断。直到几十年后，他们才会明白。　　理解文革纲领并不等于支持文革纲领。实际上，从8月9日各大报纸公布“十六条”后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可以看出文革纲领的出台，显然是中央高层激烈斗争的结果。7月17日至8月上旬毛泽东回北京后明确表达文革目的和手段，很可能并没有得到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或者说，至少没有得到心底里的完全赞同。　　由于文革纲领清晰地指明了斗争方向，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遭遇到很大的反抗。这个反抗，不仅来自中央高层，也来自全国官僚体系有意无意的自发抵抗，和官员子女们的自觉抵抗。甚至，在文革意图开始泄露、文革纲领尚未成型时，这样的抵抗和斗争转移就开始了。　　贯穿文革十年的，不仅有对走资派的斗争，更有从一开始就出现、到结束也无法制止的斗争转移。而这些斗争转移的恶果，最后都变成了泼向文革的污水。
　　先发这么多吧，很多刚发就不见了，真快啊。
　　看　　
　　一开始就出现、到结束也无法制止的斗争转移　　十六条的第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写到——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从这个提纲挈领式的第一条可以看出，文革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比较多的，包括：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改革教育；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4、“破四旧”，改革文艺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现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目标时，也会遇到抵抗，但这种抵抗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清除的。最大的抵抗，就是来自于本次文革最主要的目标，即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因着这个目标是如此明显地有指向性，自然也遭到了党内当权派自发自觉的抵抗。　　也正是由于文革除主要目标外还有不少附带目标，使得这种抵抗变得比较容易，斗争转移也因此比较容易。　　斗争转移的方式，部分在“四清”时就使用过了，比如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除了这个手段外，还有诸如打砸抢、挑起群众斗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血统论、形左实右等等手段。而“十六条”里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强调，则让某些志在转移斗争目标的人看到了一个“瓷器”，也看到了为了保护瓷器，猫儿放过老鼠的可能。实际上，这也使得在整个十年里，运动呈现出间断态势，同时也并没有完成文革的主要斗争目标。　　文艺界不是双方斗争的主战场，但每次运动必然文艺先行。文艺、文化界批判的转移似乎也有迹可循，但我不是非常肯定，也希望大家指教。　　《海瑞罢官》被目前研究者视为文革在文艺批判方向的肇始，但我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也分析了当时上海的情况，更倾向于认为姚文元对吴晗该剧的批判并非江青或张春桥授权的，当然，这个问题目前我还看的不是很清楚，准备留到以后章节细论。　　《人民日报》对《海》剧的批判在日之前，都是正反两方面的文章皆有，比如说最后一篇为吴晗喊冤的，是3月12日的孙光萱、刘钝文写的《一分为二看“清官”》（孙是文革时期上海“鲁迅传编写组”的，在前段时间和余秋雨就“写作组”的事打过笔墨官司）。随后，《人民日报》和北京的报纸不仅对吴晗的此剧大开杀戒，且批判扩大到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而上海的《文汇报》则在66年4月11日依然刊登了杨复武的《应该肯定海瑞是清官》。在4月11日后，《文汇报》开始大量转载《人民日报》批判文章，而《人民日报》的批判在3月19日就已经开始升级。对此的解释有两种：或者《文汇报》的“宽厚”是为了“引蛇出洞”；或者，《文汇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如果真的是“引蛇出洞”的话，我们可能会非常奇怪地发现，赞同吴晗《海》剧的，除了一个年轻人被枪毙外（这个年轻人是如此地有名，以至于现在成了揭露文革黑暗最“强大”的弹药，可惜他的死，我认为与《海瑞罢官》无关），其他人不过是进了毛泽东女儿也进过的“五七干校”。　　3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锋、吴传启的批判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虽然该文将吴晗依然称为“同志”，但在文中严厉地定义说，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在3月25日后，对《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批判不仅开始升级，批判范围也开始扩大。
　　那么，关锋、吴传启等人是不是江青等人的“打手”呢？　　我在看这段时间的批判文章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在关、吴此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历史意义’和‘语源意义’区别开。这也就是说，语词、语言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码事。同一句语言，同一个语词，它的意义，它的社会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还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⑦。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如果关、吴是江青用来打击上至刘少奇，下至彭真等人的“棍子”，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文中这样写刘少奇。随后我找了找资料，发现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http://bairuohong2007./blog/static//。李雪峰回忆道：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　　李雪峰的访谈我也不敢轻易采信，因为坊间流传的他的回忆录，也有不少问题，如对柯庆施活动时间记忆有误。在这里拿出这个访谈，只是提供另一个可能。　　不过，在8月8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里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主题批判几乎看不到了，有也是在对周扬“国防文学”，也即“全民文学”的批判里的附庸罢了。　　斗争转移最明显的，是打砸抢，这方面的回忆录非常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主要死亡事件的发生时间，如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死亡，即发生在8月5日，而当时年方16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邓榕，为主要打之一。　　打砸抢还表现在对“破四旧”的歪曲理解。在“十六条”里，明确地把“破四旧、立四新”定义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说，破和立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但在8月2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破四旧”被曲解成了“砸老牌子”——“‘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在北京的代领下，其他城市也纷纷出现打砸老店、破坏文物的现象。相比而言，《人民日报》的报道谨慎得多，也因而有了更多饰非的可能。我们在报纸里，看不到太多打砸抢，只看得到少许痕迹。　　应该公正地说，“十六条”定义不细也给了打砸抢一定的借口。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战略性文件，“十六条”不需要也不可能细致地规定所有细节。而且对于成文法规，是一定不可能做到逻辑内洽的同时包罗万象的。如果某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漏洞就是为了转移目标，总是可以找出来的。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形左实右”，是文革初期最常用的手段。其实在文革纲领尚未成型、文革意图刚刚透露的5月底就出现了，即派驻工作组。派驻工作组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呢？目前的回忆录大多认为毛泽东是认可了，大多认为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派驻工作组，和同时向北京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但在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江青于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则不支持这个说法，“她在谈到派工作队的问题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队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队，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从江青的发言可以看出，至少在6月，毛泽东依然不知道派驻工作组的事，也不支持派工作组。　　工作组在文革期间激化了矛盾，很多老师、学生对立，以及学生之间的争斗大都发生在工作组进驻期间。　　由于“十六条”里明言“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因此搅乱生产也成为转移斗争的主要手段。从8月9日后的一系列社论、新闻报道要求各行各业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必须搞两套班子，不能让生产停滞，就可以想见当时的生产其实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了。　　生产受影响可以归咎于对文革的抵抗和斗争转移，自然也可以归咎于文革本身。第二种观点即为目前的主流观点。在此我必须标明态度，也是我理解的文革发动者的态度——生产是为了大众百姓的福祉，如果没有对生产关系和对分配原则的确定，则只会导致生产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霸占——金条真的是有高尚和龌龊之分。　　至于对文革主要目标，即“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的抵抗，则表现得更明显了，在1966年年底和随后数年，以及文革后的清算时期，这个抵抗表现为对造反派的仇恨——其实红卫兵只是泼向文革的污水，当权派最恨的是造反派，而不是红卫兵。这也可以从运动中和运动后个人际遇和命运中看出来。　　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可以在斗争转移中看到。这是否也说明文革的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最后不得不遭遇部分失败呢？
　　附：两个北京四中学生的回忆　　余汝信在编辑红卫兵“创立者”之一宋柏林的回忆录时，这样写道——　　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１９６１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１９６４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销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任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轼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却又写道，１９６６年８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毛泽东批准，总政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页６７６－６７８）。　　稍为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这其实也是我对回忆录的看法。我的这个附录里之所以选择了两个北京四中中学生的回忆录，只是给大家提供另一个视角罢了。是否真实，有多真实，得靠大家来判断。　　在1966年的北京，最风光的不是大学——虽然清华大学的风云人物中也有陈云之子陈元，贺龙之子贺鹏飞，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也不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虽然清华附中有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的宋维栻之子宋柏林，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七机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小干部”卜文达之子卜大华。北大附中也有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彭小蒙（现在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肖梦）——而是北师大女附中，和北京男四中。　　在当时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就读的，有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少奇之女刘婷婷，邓小平之女邓榕，陈云之女陈伟华，刘仰娇的女儿刘进，还有现在的名人吴晓灵、马德秀等等。其中宋、刘、马、邓等人，对卞仲耘之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北京男四中就读的，有刘少奇之子刘源，还有现在非常出名的马凯、孔原之子孔丹，秦力生之子秦晓，北京公安局副局长之子李三友，总后副部长唐天际之子唐双津，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付洋、付亮，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张爱萍之子张品，杨成武之子杨东明，张国华之子张小军，阿沛阿旺晋美之子等等。　　在北京四中还有两个身世不那么显赫的学生，这里收录的就是他们的回忆录。　　一个是大校的儿子刘辉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作者；另一个是职员的儿子赵振开，他现在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岛。　　很明显，出身的不同也深刻地影响了两人回忆录的色调。在刘辉宣的笔下，一切都显得那么自得，那么神采飞扬，那么地真理在握，即便其回忆与“血统论”和打人有关。　　刘辉宣在回忆录是这么说的——“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看到了吧？“血统论”的目标不是“黑五类”，而是不红不黑的“两颗星星”，小市民和小职员。　　“血统论”在北京四中显然是非常有市场的——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但在刘辉宣眼里，四中却是出奇的“理智”——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虽然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但刘辉宣却自辩到——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
　　和刘辉宣的回忆录相比，早已功成名就的赵振开，在回忆时却忍不住地流露出骨子里的怨恨和谦卑。　　刘辉宣眼里天堂一般的四中，在赵振开眼里却让人非常不自在——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是的，现实的优越才能造出感觉上的优越，这就是“血统论”的土壤。　　1966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