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过的还好？ - 知乎276被浏览79293分享邀请回答0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国家何以能：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中的精简工人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王凛然
　　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多有“强国家”、“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等认知概念。这些概念贯穿于一个脉络中，即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单位制的确立，中国社会中每一组织、每一个体都被党和政府所完全掌控，社会的自主性消失殆尽。这样的脉络建立在“国家—社会”的路径分析基础上，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推动了三十年来大陆学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理解。　　近来有研究者陆续从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国家统合外的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国家触角的限度等不同角度，对这一认知概念提出质疑①。本文之目的并非就双方观点作出评析，而是试图沿着上述路径分析进一步发问：如果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真的是“全能主义”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如果国家权力有其限度，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拟通过对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历史回顾，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再考量。　　“大跃进”期间，中央发动了一场以精简城市企业职工为主要内容，以改进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运动，即全国整顿劳动组织运动②。运动初始阶段，社会层面产生质疑与反抗，工作进度较慢，但国家强力推动运动开展，最终完成了精简数百万人的计划，提升了国家控制力。这场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为什么在获致国家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和挑战?而国家又凭借何种力量能在短短几个月，克服上述困难，实现目标?本文将描述这场运动发生在天津的经过和结果，客观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暗含其中的国家能力及其相关因素。本文以天津为例，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需要；二是天津作为当时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先进市③的典型性，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探讨。　　一、整顿的缘由与兴起　　“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中央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下放了相关权限。日，中央转批劳动部报告，将企业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予以放宽。随着基建审批权、物资分配权和招工计划权的全面下放，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大幅度增加。1958年，全国新增职工2082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农村。数据显示，“按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1104万名职工来计算，如果每人年平均消费粮食456斤(青、壮年强体力劳动者按每月38斤计算)，一年就要消费50多亿斤商品粮食。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消费量也会比从前增加”(详见表1)。国家统计局由此建议政府“减少新职工”，因为这样“不仅可以缓和市场的紧张程度，而且可以将这些劳动力分配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去，加强农业和农副业的生产力量。同时，对于企业劳动组织的改进和劳动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好处。”④　　1959年3月，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共同召开了全国劳动工资计划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年劳动力管理的方针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劳动力，保证国家生产建设(首先是钢、煤、粮、棉生产)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即“改进劳动组织，合理地使用劳动力”以及“适当调整现有职工队伍”⑤。这次会议拉开了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序幕。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今年必须减掉几百万职工。这样做，对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减轻市场消费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有好处”⑥。　　根据当时指导性的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有一个著名的提法，即“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⑦列宁的这一提法在“大跃进”期间很受官方的重视。⑧中央对各地偏重“跃进”指标而不顾及劳动生产率的做法很不满意，这也是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整顿劳动组织目的的原因。根据中央整顿劳动组织精神，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职工人数不能增加只能减少，全国缩减人数在八百万人左右。　　天津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经过中央和各系统层层追加，天津1958年年度工业增长指标高达110％。为完成上级“跃进”指标，天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招聘新工人，扩大再生产。技术革新短期内难以实现，招聘工人，则因为管理权限的下放，较容易实施，这就成为包括天津在内各地普遍选择的办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市共增加职工17万多人，1958年一年从社会招收的就有23万多人，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人员总数的1.33倍⑨。经过增加人力成本投入，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0％，但“由于人员增加过多，很多单位58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有些单位59年的劳动生产率还要继续下降。”⑩为贯彻中央整顿精神，1959年5月，天津市委向全市发出了《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精简人员的指示》。文件要求，天津精简10万左右工人。精简人员的范围，主要是1958年吸收进厂的农村合同工，包括部分街道妇女和学生。　　不过地方当局很快发现，如果积极执行整顿计划，问题就会出现：“跃进”指标能否完成呢?天津市委认为，随着生产建设“大跃进”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红旗竞赛运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条件”(11)。“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其说是一个保障，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姿态，地方官员是否真心相信技术革命及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2)。此外有研究发现，“大跃进”期间，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下，行政体制内生出一种锦标赛的独特现象。在锦标赛中，中央会在经济上向地方政府大规模放权，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促使地方政府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展开竞赛(13)。从地方利益出发，从完成1959年分配下来的国家经济指标来看，天津积极裁撤从河北省及周边农村吸收进来的劳动力的工作动力并不充足。但是，在中共的官员考核中，相比较于“全国一盘棋”的党性要求，经济指标并不是官员晋升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是否和中央、和“全局”站在一起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各级书记都亲自领导了这个工作，在五月下旬到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为做好这一工作动员了全党的力量，做到了全党动员、各方动手、层层负责。”(14)国家力量通过“对党忠诚”党性要求来严格人事权控制，这是整顿工作开展的保障。“和中央保持一致”在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涉及官员们政治伦理层面的讨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进一步展开。　　地方政府努力于精简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即安定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需要。日，天津市委给湖北省委发了封紧急求助信，信中称：“目前我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几种主要粮种已面临脱销。稻米是我市供应主要品种之一，每月需要四五○○万斤。月初我们即停止对郊区供应，但由于稻米自今年一月份以来一直没有调入，原有库存即将全部吃光。”(15)不仅粮食告急，其他日用品供应也渐短缺。从1959年5月天津市委办公厅出具的《当前市场供应情况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年1月到4月天津地区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许多重要商品销大于进，调入不好，库存不断下降。《报告》认为城市人口和职工的过度增长是造成经济秩序紊乱的一个原因，因此建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压缩购买力，这是缓和市场紧张的有效办法，首先建议适当减少工业人员。”(16)我们认为，地方官员们之所以贯彻执行整顿工作，一是因为地方稳定的需要，二是因为国家力量通过党性原则强化了相关诉求。　　但是，鉴于“大跃进”时期层层加码的钢、煤指标(17)和减人增效的矛盾，地方官员对中央的指示又不可能完全贯彻，他们需要做的是在两者之间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既要想方设法完成“跃进”指标，也要努力落实中央最新指示，其策略是一面减人，一面保证重点企业不被减人。日，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请示》中提出天津市的工业、建筑和商业部门“应该减少人员”。仅一个月后，在大规模精简工作即将开始前，同样的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在《关于本市重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中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的请示》中提出“为了更好的完成今年钢和六保设备的任务，有必要把目前的一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18)。由于这次劳动组织整顿只减合同工，不减固定工，固定工的转岗就保证了重点企业不被减人。中央政策并非不允许合同工转岗，但“精神是指少数人说的”(19)，要求是“大、中型企业在经过整顿劳动组织，减掉了多余的人员之后，在重要的生产岗位上和长期要技术工人的工段上，可以从政治上表现好，并且掌握了一定技术的临时工、合同工中，挑选一部分转为正式工人”(20)。但是，天津地方的档案显示，他们在整顿工作开展之前布置了转岗，而且转岗职工“控制在全局合同工总数的70％”。从天津的这两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地方当局难言的苦衷。市政府作为官方层面都在寻求选择性适应，而基层干部以及工人，面对国家的精简诉求，可能会有更多的质疑与反抗。　　二、情感与利益：对整顿的质疑与反抗　　在整顿和精简工作开展前，市委认为，“整顿劳动组织、精减人员的工作，涉及被精减的每一个人，和他们有着切身关系。因此，必须做好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1)市委的估计是正确的，但这次精简，不仅“被精减的每一个人”会因为切身利益而给工作设置障碍，厂领导、车间主任和工段长、老工人等不同群体，也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情感所在，反映在对整顿工作不同的考虑。　　档案材料显示，工厂领导普遍缺乏通过减少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相反，为了完成“跃进”指标，他们会率先储备劳动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华尔德教授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受的是“资源约束”而非“需求约束”(22)。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只有官僚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这样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控制这种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必然泛滥成灾”(23)。正是社会主义企业官员的扩张冲动，推动着1958年天津各厂工人数无计划的倍增。日，天津市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厂停止增加人员，内称：“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全市一律停止增加职工人数”(24)。可是，从1月6日起到3月底，天津各企业负责人并没有太认真地予以执行，相反私招了大量合同工和徒工。材料披露，仅“塘沽区运输公司，在今年3月10日到3月20日十天中，就私招农民144人，全部没有户口及粮食关系”(25)。根据同时期北京市委的调查，“市委直属的26个厂矿和13个筹建单位在市委去年(指1958年——笔者注)12月25日发出关于停止从社会上招收职工的指示之后，仍继续私招了488人。”(26)首都北京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出现的不力，反映了这一现象并非天津独有，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官员在“资源约束”体制下的普遍行为。整顿工作开展后，一些天津厂矿领导的抵制情绪非常明显。如天津乐器厂总支书记刘秉义说：“我还指着780名合同工翻番呢!”还有的说：“要减人就得减任务”(27)。不仅顾虑现在任务完不成，还有厂领导顾虑今后的任务怎么办。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整顿办”)发现，“在这次整顿劳动组织、精减人员工作中，中央和省属企业在初一阶段，进度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有些单位思想不通，有顾虑，怕减掉人完不成任务，或考虑虽然目前任务不大，但到第四季度任务一来再要人就要不来了”(28)。厂长们叫苦，在上级领导看来是狭隘的“本位主义”，是缺乏全局观念和党性的表现，是“大摊子”思想没有转变，需要通过教育和说服加以解决。　　厂领导思想没通，中层干部，特别是车间主任、工段长抵触情绪更大。河东区区委的调查发现，真正思想明确，积极拥护减人的中层干部只占30％，工厂中大约有70％左右的干部都存在着抵触情绪。我们认为，中层干部的顾虑原因有三：一是担心减人不减任务，分摊到每个车间工作量加大，任务完不成。地毯厂一车间主任说：“咱们全是手工活，不像机器行业，人家加加转轮就减许多人，咱们减了人把活就得加到别人身上”(29)；二是相较于企业领导，他们和工人之间感情联系较多，愿意替工人说话。华尔德教授的研究发现，工人积极分子和中下层干部之间会出现一种施恩回报关系，“干部们有时还以上级保护人的身份替他们的下级到厂方活动”(30)。但华尔德忽略了，这种密切关系不仅存在于干部与工人积极分子的关系中，因为老乡、亲属等原因，这种密切感情和行为同样会出现在于部与其他工人之间。河东区发现个别车间主任因自己的家属是被减对象，所以对精简有很大的抵触，如某厂大部分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的爱人、女儿、儿媳妇等都属于1958年进厂的被精简对象。因此，干部很抵触，该厂的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始终开展不起来。(31)一些中层干部甚至见到工人哭他也哭并说：“我们也不愿你们走，你们可派代表找领导去，别找市局找区委市委去”(32)；三是担心工人缩减过多，有关干部岗位会撤销，危及自身利益。第六建筑公司的干部李富贵说，“你看工人走啦，任务也少了，干部就显得多啦，这回干部非调不可”；安装公司干部小谭说，“我看这回算完了，现在当干部可能当不成啦?过节劳动锻炼了一段还好(33)，这叵可能下去干活啦!”(34)中层干部是一个国营企业上传下达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车间主任和工段长，厂里的任务经由他们分配到班组和工人，工人的福利、奖惩由他们加以调配，工人的表现或问题由他们汇报给厂领导，精简工人的思想工作，必须由他们做。市整顿工业组织领导小组充分认识到这一层干部的关键作用，这也是整顿工作进入工厂后，首先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会议的原因。　　建国以来，国家认为老工人经过长期生产锻炼和阶级斗争锻炼，比新工人要“先进”，因此比较依靠老工人影响和教育新工人，推动工作开展(35)。1957年10月中央的一个文件曾说，教育工人的方法“主要是有领导的群众自我教育，即依靠先进带动落后，依靠老工人教育新工人。”(36)在此前后的工厂民主改革运动、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家在工厂都贯彻着这样的做法(37)。但这次精简工作中，老工人群体却发生了不小的分裂。市工会宣传部的材料显示，很多老工人拥护党提出的整顿劳动组织措施，并且主动揭发浪费现象，一些老工人还主动帮助新工人做宣传解释工作(38)。不过，更多的材料却指出，很多厂的老工人情绪并不稳定，并把不稳定的情绪传染给精简工人，造成工作被动。一些老工人不理解官方宣传的整顿劳动组织意义，加之很多新工人和老工人之间存在师徒关系，老工人舍不得他们回乡。天津电缆厂的老工人吴惠珍说：“何苦呢，既然生产上不需要，1958年为什么招这么多人?”(39)新大华染厂请一些老工人参加欢送新工人的会，有些老工人不参加，他们说：“看着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人走了，我心里难过。”(40)天津市冶金局所属钻石模厂，在遣送农村学徒工时，由于老工人去车站送行，在上车后发生有部分人放声大哭的现象。哭是民众表达情感最强烈的方式之一，但这种感情的宣泄却影响了政府营造的“走者满意留者安心”的氛围，上级认为“影响很不好”(41)。　　被精简的工人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经说服愿意离厂(42)，一部分则是反抗与疑虑共存。按照市委指示精神，被精简的工人主要是指1958年新增加的人员，基本上有三类，即由农村招用的农民、城市的市民和学生。(43)对于很多家庭生活困难的城市市民和由农村招用的农民，精简意味着丢掉大城市、大工厂的工作，回到街道待业或农村务农。因此，他们的疑虑，与其说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没到位，国家政策不理解，不如说是切身利益的损失让他们无法选择“理解”。塘沽区的调查发现，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不太好做”。有的工人谈“大跃进把我们跃回家”、“妇女解放了几个月”。塘沽区红光厂的工人说“去年刮风下雨我们干了，现在房子建好叫我们走，我们打下的江山别人坐?”(44)。天津市委把被精简人员的顾虑概括为六怕，即“一怕失业无事干，二怕生活有困难，三怕回家去种地，四怕被调到外边，五怕丢了面子不好看，六怕对象搞不成”(45)，如果再加上对师傅、工厂的感情因素，就基本概括了当时一些工人的心态。相较于干部，除了疑虑，被精简对象往往还通过种种行动传达着不满。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家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农村做田野时发现，东南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形式反抗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人。斯科特认为这些形式是弱势群体反抗的“日常形式”，它们是“弱者的武器”。(46)将斯科特的发现置换到1959年的中国企业中，你会发现，相对于国家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精简者同样在使用“弱者的武器”表达自己的态度。一些人选择了装糊涂开小差，甚至失踪来逃避精简，河东区锅炉厂4个农民思想未通，坚决不走，有的躺在床上不起，有的不见面“捉迷藏”，他们行李在人不在，晚上在白天不在。(47)道桥公司四工区第一批回乡的33人，公布名单发了工资，就逃跑了12人，有的已跑向东北，有的住在市内亲友家企图避风过关。(48)很多工厂工人要求将工作服带走。一些工厂还出现了偷盗，市整顿办发现，“有的单位公布回乡名单后，在工人集体宿舍发现了丢失存折和现款的现象。在车站上遣送工人时，也发现有被遣送的工人乘乱偷盗别人行李或包袱的情况。”(49)我们不认为工人们上述行为仅涉于旷工、贪财、造谣、偷盗的表现，背后体现的恰是他们对精简不满的抗议。　　传统叙事中，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贯彻无产阶级国家目标方面理应坚定而有力。通过天津的材料，我们认为历史比理论要复杂很多。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通过1957年上海工人闹事事件，也发现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和地理空间区隔，工人阶级中的正式工和临时工、老工人和青年工、外来工和本地工、城市工和农民工存在着分裂(50)。但她忽略了工厂干部们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也不是铁板一块。1958年春夏之交，当精简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干部、厂矿领导、厂矿中层干部、老工人、被精简对象对国家目标或分裂或抵触的根源，主要源自于两点，一是地方、部门以及个人利益的考量，一是对工厂或对工友的情感，正是这两种要素的混合，构成了国家目标获致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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