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通过什么向德国家族企业有哪些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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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德国学创新(5)家族企业与创新能力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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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红、杜斐、宗琛、吴瑞明【编者按】       澎湃新闻创刊不久,我们专题讨论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个工作得到了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郑春荣教授的大力支持。       在“2015中德创新合作年”的框架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联合推出这个新专题,探讨不同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与德国创新能力的关联,分析其对德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这是专题的第五篇。       作者以德国著名的家族企业费斯托(FESTO)公司为例,深入聚焦家族企业对德国国家创新能力的贡献,通过一个始于1925年,一家毫不起眼的木工器械厂,发展至如今22.8亿欧元市值的国际知名工业自动化和工业培训企业的变迁,剖析其成长原因与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作为世界著名的创新型、成长迅速型企业,费斯托公司的拥有者Stoll家族以长远发展眼光,坚持一贯的对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投入,以非凡的激情致力于技术创新。随着公司业务增长,公司由纯粹家族性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但始终不变的是对创新的执着,不断创新是公司发展战略的基石。       费斯托公司每年诞生上百个创新产品, 7%的营业额投资于新产品与新技术研究开发, 拥有2900项世界级专利产品,一系列仿生学成果享誉全球。不断通过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采取产品组合延伸、高增长的市场开发、倡导内部创新文化、与合作伙伴共享创新成果帮助提升客户生产力,是费斯托公司一贯追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公司以敏锐的商业视角和开创精神,参与工业4.0研究项目,凭借执着创新能力和坚定理念,以强烈的责任感支持企业与教育界的合作,对整个德国国家创新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德国费斯托公司研制的机器蜻蜓BionicOpter,翅膀采用碳纤维和箔材料,可使用手机进行控制。德国费斯托公司是工业自动化和工业培训领域享誉世界的著名跨国企业,是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东方IC 图一、费斯托公司的成功故事       德国费斯托公司是工业自动化和工业培训领域享誉世界的著名跨国企业,素以研发生产尖端气动元件而著称,其总部位于德国埃斯林根,是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1925年,Gottlieb Stoll和Albert Fezer共同创立了这家早期生产木工机械的企业。在Fezer先生逐渐退出管理层后,公司主要由Stoll家族管理和经营。       费斯托公司是欧洲第一家意识到气动对工业自动化重要性的公司。20世纪50年代,随着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脱胎于液压元件的气动元件和气动系统有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发展潜力。被誉为“德国气动之父”的家族第二代接班人Kurt Stoll博士敏锐地发现并顺应了这一潮流,领导费斯托在此领域内不断发展壮大。1955年,费斯托正式投入到气动产品的研制和销售之中。几十年来,以气动起家的费斯托始终引领着气动技术的发展潮流和趋势。随着自动化市场的发展,费斯托发现仅仅依靠气动已不能满足客户的自动化需求,9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电动及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储备,近年来也取得很好的成果。如今,费斯托,已发展成为市值22.8亿欧元、拥有超过30,000种产品,业务遍及全球200个行业、为超过30万客户提供领先的气动和电动技术及全面解决方案的全球行业领导者。同时,创始于1955年的费斯托教学培训体系还为全球超过4万名客户提供先进的工程培训设备及课程。       作为全球气动行业第一家通过ISO9001和DQS质量认证的公司,费斯托卓越的性能和精湛的工艺令人叹服,其产品亦多次荣获世界级大奖,如有设计界奥斯卡奖之称的德国红点设计奖Best of the best、iF产品设计奖、德国科学和创新类别最高奖项-未来奖等不胜枚举,其中更不乏气动技术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产品。1975年,费斯托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套标准化气缸DSN系列。随后,在1980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费斯托自主设计的全球第一台可编程控制器FPC606问世。1987年,费斯托研制出新型电气一体化智能控制元件——01型阀岛,这是全世界第一款阀岛,它使气动安装技术首次实现了常规接线和空气配管的连接。之后的发展中,阀岛与新驱动概念紧密结合,为自控系统的网络化、模块化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气动、电动等先进的机电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中。费斯托毫无争议地成为全球阀岛技术革新的先行者。二、创新能力对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作用,持续创新管理机制       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家族企业发展成为气动元件和自动化系统行业的世界王牌企业,费斯托为什么能显示出长期稳定的增长能力?这与公司独立的家族管理模式息息相关。长期以来,费斯托公司的拥有者Stoll家族以非凡的激情致力于技术创新,他们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坚持不懈地对新产品、新技术加大研发投入。费斯托公司7%的营业额投资于新产品与新技术研究开发,每年诞生上百个创新产品,拥有2900项世界级专利产品。尽管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由纯粹家族型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但始终不变的是对创新的执着。纵观费斯托的发展历程,即使是家族型企业,却不见守业守成,只见创业创新。在费斯托看来,创新既是立家之本,更是强企之路。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费斯托的可持续创新管理机制,费斯托将该机制归结为竞争力、员工、客户三方面。       竞争力——处理好家族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既然变化大势不可阻挡,那就必须不断变革。费斯托之所以能够在工业自动化领域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关键就在于能够塑造科技趋势、快速适应变化、抓住技术机遇以及关注市场反响。举例来说,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成本、时间和创新压力,费斯托着眼于“贴近客户和市场创新”,即由一个项目组分析市场机遇和产品系列的技术选择,并最终根据研究结果采取相应措施;产品管理部门则评估并研究这一实施方案。这种模拟的“按需设计”有些直接来自客户定制,有些则来自网络以及大量与高校的合作。研究团队在高校中收集相关的课题并通过反复的试验与测试,将研究引导向生产应用。同时,研究人员在企业内部推广专有技术——通过积极主动的专利制度对其加以保护,以增进公司内外对行业先进技术的了解,并将研究成果导向新产品的开发。由此可以看出,费斯托是一个学习型企业,开放式创新是其既有的企业文化。而客户、供应商和科研伙伴能够在研究初期就参与其中,保证各方都能从中获益,产业界和学术界间的持续对话也得以有效推动。       员工——发挥家族小微企业的亲和力优势。费斯托认为,员工的创造力是家族中小企业制胜全球市场的关键。因此,费斯托注重营造创新氛围,促进教育培训,并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自豪感。每年,用于员工培训和发展的费用占到公司营业额的1.5%,员工的终身学习制度成为费斯托持久创新的不竭动力。2008年,Stoll家族在公司设立员工发明奖,以表彰最佳的发明贡献,推进企业的创新文化。“我们胸怀大志,我们坚持不懈,我们放眼未来,我们互信互助,我们勇于承担”不仅是Stoll家族的信条指引,也是费斯托全球员工共同践行的企业价值观,促使员工以极强的使命感关注创新和未来。同时,作为活跃在全球并具有悠久传统的家族企业,费斯托公司不仅注重诚信,还十分推崇符合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这大大提升了员工的企业认同感。       客户——家族中小企业与共生型企业文化融合。对客户而言,费斯托意味着值得信赖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费斯托大幅提高了新兴市场的创新能力和生产质量。无论是单个元件还是整个系统,费斯托始终回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致力于提供高度灵活和便捷的定制产品和服务。作为一家业务遍及61个国家250个地区的跨国企业,费斯托一直注重企业的本土化,例如,在中国,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土客户的需求以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与服务,费斯托设立了“大中国区客户解决方案中心”,并从2012年开始扩建“亚太技术中心”,目标即是针对中国本土客户进行设计,最终呈现给客户与其需求高度契合的产品。由于新产品量产前的调整、磨合均涉及与客户的紧密合作,因而客户一直是费斯托产品创新研发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只有不断发展自身的尖端科技和自主研发技术,费斯托才能持续不断地满足市场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而创新有助于费斯托保持并扩大产品范围,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三、费斯托公司仿生学创新研发       费斯托每年投入营业额的7%用于产品研发,远高于一般世界知名企业。这与费斯托的企业使命和愿景分不开,他们一直以做自动化行业的先驱者为愿景。上世纪90年代,控股家族引入完全不同的观点,从公司外部寻求如何解决技术问题,从大自然中汲取解决问题的灵感与方法。自然界具有无与伦比的效率,生物进化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优化策略。将自然界中的原理转化成技术工艺和创新过程,从而应用于自动化技术领域中,费斯托就致力于仿生技术研究,向大自然学习提高能效的经验。       2006年费斯托与知名大学、研究所、机构和研发公司共同发起“仿生学习网络”项目,旨在通过仿生学的应用,设计新型的技术平台和产品。在仿生学习网络中,将自然界中的高效策略转化成自动化技术,测试新技术和制造工艺,开发节能型生物机电产品。       在过去五年中,费斯托共赢得了65项国家及国际设计奖项。例如“仿生抓取助手”是以大象鼻子为原型研发的柔性辅助系统。由轻质塑料制成,重量只有1.5kg,由压缩空气驱动,使用智能控制技术进行调节。曾获“2010 年德国未来奖(Deutscher Zukunftspreis)”。在2011 年9 月被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列为永久性展品,常年展出。自适应气爪DHDG 经过不断优化已经成为从未来理念转化为批量生产的第一款产品,获得“2012 年iF 金奖”和“2012 年红点奖”。最新的仿生助手3.0 版能识别、检测并跟踪目标物体,最后在恰当的时间发出抓取命令,独立抓取物体,无需编程或手动操作。四、费斯托与“工业4.0”       2013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国家战略。目的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使德国保持世界制造装备领域领头羊地位,再次提升它的全球竞争力。这与费斯托家族企业的传统不谋而合。费斯托控股家族认为公司应专注于创新,着眼未来。控股家族决定企业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而不是迎合股东期望将资源都投入短期庞大收益的项目。作为“工业4.0”平台“管理董事会”和“指导委员会”成员,费斯托专注于为“工业 4.0”创建参考性架构,并开发具有约束力的标准和规范。       在与“工业4.0”主题相关的各种组织中, 费斯托加入了独立于制造商的SmartFactory计划,其目标是将新技术和概念集成至工厂自动化环境中。他们希望可以与其它工业公司及科技团体密切合作,同时在实际条件下对不同制造商生产的智能元件之间的协同合作进行测试和开发。另外还参与了多项重要合作科研项目,涉及未来生产的各个方面,如:       OPAK项目——功能导向性建筑设计中用于自治性机电自动化元件的开放工程平台”,此项目由“联邦经济技术部 (BMWi)”资助。OPAK 的研究发现将使复杂系统的开发更为简便、快捷且成本低廉。       ESIMA项目——能源自治性传感器以及与移动用户的互动,作为“联邦教育和研究部 (BMBF)”微系统框架项目的一部分, ESIMA 的目标是通过无线传感器来简化设备能耗的检测,并在生产环境中通过移动设备传输数据。通过离散型信息系统实现人机通讯。使用各种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来提供关键能源数据和能耗走势。       同样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资助的MetamoFab项目——智能网络化工厂。费斯托与西门子、英飞凌、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生产系统和设计技术研究所 (IPK) 等合作,开发工业解决方案,将已有的生产设施改造成智能网络化工厂。       “这三个项目完美阐释了费斯托在 工业 4.0 领域从事的研究活动,”费斯托未来技术总监Volker Nestle博士认为:“通过跨组织界限的合作,创新过程可以加快步伐,而日益复杂化的技术难题也可以在协同创新中迎刃而解。”五、企业与教育界的合作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       一个家族企业不是把经济利益、赚钱效应放在首位,而是聚焦建立和谐的环境、社会、经济关系,坚持满足当代人需求,同时又不对后人造成损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勇于创新,敢于担当,铸就了费斯托集团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先锋”的地位。费斯托集团始终认为:教育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实现美好未来的基础,人才高地成就企业创新能力,企业与教育的合作是企业应尽的社会义务。这一合作不仅对员工培训、后备人才积蓄,而且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费斯托集团的业务遍及全球200个行业,为超过30万的客户提供领先的的气动和电驱技术,同时,费斯托教育培训部(Festo Didactic)为全球4万客户提供先进的工程培训,培训内容从基础课程到技术学习中心“交钥匙”成套设备。企业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始终认为“企业教育责任”是履行企业公民职责的特有方式。在中国,费斯托在自身擅长的工业自动化领域与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重庆大学等五所国内重点大学密切合作。合作形式包括设立奖学金,资助学科人才培养和发展,投资合作大学基础设施,帮助提升专业研究和应用能力研究等。自2004年起,费斯托(中国)在同济大学设立了中德学院应用自动化技术基金教席,这一合作持续至今。       费斯托集团凭借执着创新能力和坚定理念,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支持企业与教育界的合作,企业坚持长期在全球范围内资助教育事业,企业的所有者Stoll兄弟,因此荣获 2012 年欧洲教育Leonardo 奖。费斯托集团的企业座右铭“负责任的行动,健康成长,跨越时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对社会、人类的思考,先进的仿生机电一体化产品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工业应用领域,对提升德国国家实力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德国总理默克尔几乎每年都陪同外国国家领导人参观该集团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台,向来宾展现该公司的创新产品,是对这家公司的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       从一家微不足道的企业,发展成著名的跨国企业,没有坚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思维、优秀的人才、经营有道的公司治理能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这里,德国政府对企业创新、企业与教育合作给予的税收扶持也是分不开的。企业通过与教育的合作,找到最优秀的头脑一同研发产品,国家通过减免税收鼓励创新,为提升整个德国国家创新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企业与教育的合作,对于培养创新人才、推进国家科技水平进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志红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德学院教授;杜斐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助理研究员;宗琛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讲师;吴瑞明来自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原标题:向德国学创新(5)家族企业与创新能力之关联)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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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大众丑闻折射出德国家族企业文化弊端
  新浪美股讯 北京和时间29日FT称,德国企业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家族式地方性企业文化。但这一点是否也是个祸根呢?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麻烦与德国的企业风格有很大关系。在德国,企业往往是家族集团,它们一方面业务遍布全球,另一方面也带有十足的地方色彩。
  我们来看一下大众在其汽车尾气上造假、欺骗监管机构这件事。这听起来不像是一家用精密尺子绘制草图、用复杂计量器检验公差的世界一流企业谋划出的方案,倒像是一家绝不允许离谱点子消亡(前提是这些点子出自足够位高权重的人)的企业里的菜鸟鼓捣出的方案。
  德国是一个相信家族企业是其成功支柱的国家。在科隆、斯图加特或弗赖堡周边地区走走看看,你会发现成千上万家这样的企业。它们往往在挑战技术的极限,花费很大力气设计一些听起来不像是产品、而更像是胡思乱想的东西:比如控制家庭能耗的智能仪表,或是能在一口锅里完成切菜、称重和烹制整顿饭的机器。
  但这些并非胡思乱想。它们是那些清楚德国以往的创新取得了不错回报的冷静商人所做的投资。人们认为,正是因为家族企业在投资时着眼长远,这一切才成为可能。企业管理者押注时明白在自己有生之年不太可能收到回报,他们想的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富足,而是为子孙打下一片江山。
  这些企业在家乡扎根,依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帮助所在城市建造公共游泳池、酒店或公园。作为回报,它们享有绝对的忠诚,并与百姓的生活建立起密切联系。远道而来的访客会发现,酒店经理能就当地的商业着装要求提供建议(你可以不戴领带――如今的董事会会议着商务休闲装就行)。当企业主年满60岁时,当地的乐队会出来搞游行演出,送上他们最美好的祝福。
  但是,成功和忠诚也有弊端。这些企业往往由族长领导,他们控制着从重大投资决定到食堂供应的有机土豆的品牌等一切事务。他们是企业的统治者而非管理者,其中很多人不承认错误和失败。
  好也罢,歹也罢,大众就是这样一家企业。没错,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与大众任何一位所有者都不是一个姓,但他在很多方面的行事作风就像是族长――在工作上投入很多时间、甚至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也坚持自己的方式。大众或许是世界最大的车企之一,但它同时也是德国国土上最后一个“公国”。
  大众总部位于沃尔夫斯堡,该市是由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大众公司成立一年后创建的,大众当时由保时捷(Porsche)和皮耶希(Piëch)家族管理,但归德意志帝国(Reich)所有。二战后,该家族和下萨克森州成为了主要股东。如今,外部投资者可以购买大众的股票,但永远不会拥有发言权。问题并不在于你是否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而是在于你是否来自正确的家族。
  在《大众汽车法》(Volkswagen-Gesetz,一部保障下萨克森州影响力的法律)的保护下,大众公国在除“我们是汽车人”(we are car guys)之外没有任何管理信条的情况下,闯了出去,打入了全球市场。
  像昔日一样,这个公国的统治者与他们统治的领土有着斩不断的联系。大众是当地的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VFL Wolfsburg)的所有者,还经营着一家名为“汽车城”(Autostadt)的主题公园。它还是当地丽思卡尔顿(The Ritz-Carlton)酒店及其米其林(Michelin)三星餐厅的大客户。
  像昔日一样,主事者也不会自愿下台。要赶走他得靠鲜血和密谋。
  本文作者为常驻柏林的商业记者
  (FT中文网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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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杂志
  隐藏的冠军
  德国出口的优势在于众多中小企业长期在细分市场保持全球领导地位,而其竞争力又依托于开放的创新平台。中国企业希冀通过收购获得德国的技术和研发能力,但脱离了这一生态圈就有些水土不服
  2012年,全球范围内600个云霄飞车项目的设计者,是德国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一家仅有10名员工的公司;而一枚小小的螺丝扣件也培养出了全球领导者,这家生产扣件的公司已进入家族第二代管理。类似不超过500人的中小企业,占据了德国出口企业的绝大多数。
  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占德国GDP的30%,这让后危机时代提出“重振制造业”的美国和“再工业化”的英国眼红,制造业在两国GDP的占比都仅有两成上下。即便是经历了“二战”后日本高端制造品牌的崛起,以及20世纪末期制造业向东转移积聚,德国制造业的地位也未受到根本挑战。
  欧盟委员会2013年报告称,德国技术的优势领域仍然在中高端,例如汽车、机电产品、机械以及化学产业。不过,报告亦称在诸如生物科技、计算机科技等高精尖技术领域,德国未能发挥潜力。
  德国似乎对此保持相当乐观。一方面是德国的出口产品中,60%出于1200家“隐藏的冠军”之手―它们长期在细分市场保持全球领导的地位;另一方面,德国的创新传统和多方合作的创新聚集带很难被复制。
  细分市场与家族企业
  “它们就像珊瑚礁中的小鱼,大鱼吃不到。而它们对海洋生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生存技能也不可替代并且累积下来。”纷美包装有限公司(00468.HK)主席兼执行董事洪钢对《财经》记者说。他所在的公司刚刚谈定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二期投资。
  洪钢第一次参观他的德国供应商时颇为震惊,虽是仅有400人的中小型公司,但却能垄断性地为全球无菌包装业巨头利乐和康美提供包装材料核心生产设备。对于包装行业来说,“工业母鸡”的成本并不重要,完全可以通过一年几百亿的包装销售量上分摊掉,因此利乐和康美也不会染指这一环节。
  更重要的是,细分行业的技术和工艺复杂度极高,学习曲线很长。即便日本企业通过几十年积累,可以达到其效率的80%到90%,而“最后一公里”的距离仍难以企及。
  以缝制设备行业为例,低档缝纫机制造在过去半个世纪已经迁徙到亚洲并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高端缝制设备的制造依然留在德国。“大多数中国企业制造的也就是4000转,最多4500转。5000转的水平只有德国的高档机能达到。”(6000843.SH)董事长张敏对《财经》记者说。
  别看只有500转的差别,但整个零部件的要求和匹配程度完全不一样。通过收购,上工申贝掌握了从图纸到功能性、组装、试制,再到最后商业化生产的每一个开发流程,并试图在国内工厂试验这套科研管理体系,“但实在难以达到德国的水平”。
  这与法国和意大利企业所处的消费品制造行业极为不同。消费品制造行业可以被大批量生产,且复杂程度相对较低,学习曲线不长,因而能被迅速转移到后发国家。自1995年以来,在输往OECD国家的全球制造业出口之中,德国所占份额持续提高,法国及意大利的制造业出口份额已随着中国的崛起而缩减。
  装备制造的“工业母鸡”背后,往往是德国的家族企业,它们的销售量相对消费品来说很小,这也让它们不易被大型资本盯梢,为保持家族控制提供了“受保护”的市场。“创始家族对企业的组织文化有强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有自发的责任感,并且他们秉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非追求短期利益。” 来自德国的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博士对《财经》记者说。
  根据波恩中小企业研究所2012年的调查报告,家族企业占德国2011年出口份额的42.5%,对研发的投入比达到4.6%,超过德国的平均水平。
  超过半数的大型家族企业已经进入第三代管理,其中85%接受调查的家族企业表示,他们至少有一个家族成员活跃于董事会。
  聚集带与创新共享
  “专注于细分市场,就意味着市场很容易达到饱和。”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德国市场信息经理马克?雷恩费尔德(Marc Lehnfeld)对《财经》记者说,“德国有十分之一的中小企业都进行出口,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必须要进行创新。”
  根据毕马威2010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南,德国创新产业人员占总体劳动力的比例,与荷兰和澳大利亚同处领先位置;研发投入占GDP比例则与日本和美国并驾齐驱。2010年德国中小企业研发投入达到87亿欧元,雇佣8万名研究员,占其当年营收的5.4%。
  德国企业不仅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还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根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披露,西门子除在全球有2.95万名研究员之外,每年还与1000家大学、科研机构保持合作,此外还与其他公司、大学以及政府机构共同注资,为中小企业搭建研发平台,扩展其研发资金的申请渠道,包括电子护照项目、合成音效智能项目等。马克?雷恩费尔德对《财经》记者说:“这种合作不但能够促进整个市场上的研发业态,还能帮助大企业在供应链上获得更好的创新技术。”
  这种模式代表了德国产业发达的一个特征:开放、合作的创新体系。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德国的创新政策是以扶植国家性的研究中心,以诸如核能、宇航科技等大项目为主题来推进;但此后由于90年代的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对技术应用速度要求的提升,德国看到合作的必要性,将创新聚集带作为高科技战略中的主要内容,中小企业也由此获益于国家的创新政策。
  所谓创新聚集带,是指相关各类型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所组成的开放的创新网络,并根据各自的优势在链条上的不同阶段工作。各方可以进行知识、信息的共享,既有消费者、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纵向共享,也有在同一产业企业之间的横向共享。
  聚集带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基础性研究可以分享,中小企业得以发挥在应用化创新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年轻的、小型的公司,能够分享科研成果以及社会资源,享受到溢出效应。
  “聚集带这种复杂的协作网络,使公司可以与供应商、消费者、大学、研究中心、职业学校,甚至是竞争对手一起工作。”罗兰?贝格博士对《财经》记者说。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认为,将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应用到市场上去,是德国工业的一个强项。创新聚集带正是连结了实验结果和市场。企业可以选择与研究所共同研究,或者雇佣研究所的工程师来做研发,甚至把研发任务外包给研究所。其中,研究所扮演着领军角色。
  自2005年起,德国联邦、州政府与德国几大研究机构制订了《研究和创新协议》(Pact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旨在为科研机构提供融资保障。协议规定由研究所牵头组成创新聚集带,并维持其运行。
  德国的四大研究所中,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和厄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以基础研究为主,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莱布尼兹协会这两家则以应用科学为主,后两家机构在企业的产品商业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四大研究所在88个创新聚集带分布了240家分支机构,提供6.6万名研究员。
  以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为例,它目前参与20个创新聚集带,特点首先是聚集带通常都限制在一个州内,将企业、大学和当地的非大学研究机构囊括进来,设定明确的最终目的和阶段性目标,各个参与者依据自己所长在整个链条上发挥作用。另外一个特点是每个聚集群都是以项目牵头,有利于形成一个从发明到最终产品化的整体链条。同时,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认为,这样也能更有效率地使用资金。
  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30%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以91的比例分摊,用于基础研究;另外70%通过合同形式从政府和企业处获得,用于将基础研究实现并商业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要有成果才能获得全部资金。
  对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来说,在研发成果商业化的过程中,对知识产权的安排和保护分外重要。这时,行业协会的力量就体现出来。
  “在国内,如果我的产品里面有我的知识产权,也有别家的知识产权,那么我们就要一家一家地谈,看看各自给彼此多少钱,十分麻烦。在欧洲,是由行业协会主导,把各家的知识产权统一成行业标准,单独的成本就大大降低。”(002405.SH)首席运营官程鹏对《财经》记者说。
  四维图新2011年收购了荷兰地图软件公司Mapscape。这家公司具有丰富的导航系统软件研发和维护经验,是欧洲下一代导航数据标准格式协会(NDS协会)的主要成员以及相关技术研发的重要承担者,四维图新也因此得以深度参与这个协会。
  2007年,宝马和大众为了解决导航系统不兼容的问题,决定制定行业标准,遂召集导航系统供应商、地图数据及编译供应商共同发起NDS协会。NDS协会每两周召开一次技术会议,联盟内各家供应商把自己的研发成果放进去,均可拿到样品并进行监测。协会根据各方的技术贡献,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谈妥专利使用价格,从而整合知识产权。
  “如果你觉得你专利的贡献特别大,可以跟协会协商谈判。”程鹏说,“这种议价机制在最大程度上做到既保护知识产权,又让它更好地被共享。”
  政府做服务者
  德国不同于英美的一个特点,是公共部门仍然在创新研发中发挥着相当作用。根据欧盟委员会2012年对德国创新的调查报告,三分之一的研发资金都来自于联邦和州政府的公共资金,总支出占GDP的2.84%。
  中小企业被寄予特别的关注,可以享受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特殊研究补贴。以“全德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为例,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研发需求单独申请,或与其他企业、研究机构联合申请。2009年-2011年,中小企业通过此项目获得了7.7亿欧元,总共有1887个企业项目获得资助,而且其中约75%的资金流向了员工少于50人的微型企业。
  不过政府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仍然是少数,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商业安排提供融资渠道和服务。
  一种途径是通过各级政府属下的政策性银行,即隶属于经济和技术部的国家复兴信贷银行,以及州政府的地区性商业开发银行提供特殊信贷;另一种是建立单项项目,例如德国政府设立了中小企业的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按一定的条件选择中小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同时,政府还出资在不少地方建立了信用保证协会,为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解决贷款担保的难题。
  融资方面的做法体现了德国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一个基本思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不给予直接帮扶,而是通过法规和各种服务,让中小企业能在宽松和完善的市场环境中自行成长。
  十年前,德国颁布了德国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在税收等方面为创办新企业及企业运作减轻负担。但在更早之前,政府一直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视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上至国家立法、机构设置,下至税收、信贷、培训、信息等各个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全方位的支持。
  金融危机之后,联邦经济与技术部于2011年发布了全新的中小企业促进计划,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运作中遇到的七大问题,包括发展核心技术和促进投资、寻找国外市场机会、保证专业人才供应、支持新生和转手企业、促进融资、保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降低官僚体制带来的成本。
  在机构设置方面,德国既有政府性质的中小企业促进部门,主要任务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国内外市场信息和出口咨询服务,组织中小企业参加国内外会展,制订贷款计划,为国际技术转让提供低息贷款等;也有非政府性质的促进机构,如德国工业协会、工商会,主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行业信息和咨询,协助政府监督各项计划的实行,代表中小企业与政府对话等。
  在法规方面,德国政府侧重于创造竞争环境,保证中小企业能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运作。德国设有联邦卡特尔局,专门监督《反限制竞争法》的执行,禁止大企业联手采取不正当手段打击限制中小企业。
  协同效应
  根据2013年4月德国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在德国投资的累计金额达10.93亿欧元,排在所有在德投资国家的第26名。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中国新闻官员曹奕告诉《财经》记者,2007年到2011年,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金额的上升趋势很明显,每年都在外国对德投资排行榜中晋升一位。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两面夹击的困境,上有高端成熟的日韩产品,下有大量同质化的本土产品。原本只关注规模扩张的中国企业开始去德国收购企业,试图以此赶上德国制造业的“最后一公里”优势。
  “技术提高,要不然是自己研发,要不然是收购。正逢金融危机,很多欧美企业在现金流方面遇到问题,而中国企业也通过早前成功或不成功的收购案例积累了经验,在这方面具有一些实力。”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全球主席冯育勤对《财经》记者说。
  前身是上海工业缝纫机总厂的上工股份(后重组为上工申贝)就是其中一例。2004年以前,民营企业凭低成本挑战上工,导致其业务连续下滑,甚至到了靠出卖不动产和非经常性收益维持上市公司的地步。此时,在金融危机前就已在经营上挣扎的德国杜克普让上工看到一个新的机会。杜克普在缝纫机行业拥有技术优势,但由于当时的大股东FAG面对东亚市场变化,未能及时进行市场策略和产品定位的调整,失去了在东方发展的机遇。上工申贝决定对杜克普进行收购,并将杜克普的短板平缝机在中国开发并生产,试图与日本品牌重机、兄弟直接竞争。时隔多年,张敏坦承这是个错误的决策。
  这两个日本品牌的微油平缝机技术在中国很成熟,已经是平台型的机器,下面还有六个分支型号,可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反观初来乍到的杜克普的短板平缝机,在一个新的市场中遇到各种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上工申贝在国内的研发能力又难以企及这项任务。
  根据《经济学人》信息研究部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指数》,22%的中国对外投资者将收购品牌和技术作为未来投资的主要目的;中国欧盟商会2013年的《中国对欧盟境外投资报告》也显示类似结论,有34%的受访者表示在欧盟经营的战略原因是利用当地的知识产权和研发资源,而67%的受访企业在德国进行投资。
  然而上工申贝败走麦城显示,德国创新是基于本土的地区聚集带协作,以及公司本来就具备的深厚创新传统和能力,搬到中国后,“德国创新”的一部分精髓就已经丧失,因此趁着资产价格走低,试图抄底德国制造业的中国企业,不少都铩羽而归,并未在本土市场上发挥被觊觎技术的协同效应。
  冯育勤总结,“中国在作投资决策的时候,就要想好如何做两边的整合,找到协同效应。”
  在经历与日本对决短板平缝机的滑铁卢后,张敏深刻体会到上工和德国相比,在研发领域上的差距。此后,他甘愿选择让上工在与杜克普的协同性研发中担任配角,由此在汽车和奢侈品所涉及的重厚料机领域初尝甜果。
  在决定对重厚料机进行平台化设计并将零件通用化时,张敏让德国主导高端产品开发以及软件核心部分的设计,而中国方面利用电子产业化的成本优势,配合德国方面做芯片加工和试制组装,再利用捷克相对较高的制造技术进行机头的平台化生产。这种协同效应让高端重厚料机占了杜克普70%的利润。
  低技术含量的中国企业,尽管可以手持雄厚资金去收购面临财务困境的德国高技术企业,但是,它们很难一口吃下所收购的技术。恰恰相反,那些通过投资,学习德国的研发管理体制的企业往往能得到稳步成长。
  “外国公司通过对德国中小企业投资,获得特殊市场的诀窍、技术、品牌体验以及全球市场,从而获得直接受益。” 罗兰?贝格博士说。
  【作者:《财经》记者 王宇 华璐 】
(责任编辑:杨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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