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有些上市公司没有主营业务 董事长和总经理天天在外忽悠 要列入黑名单】刘士余主席今日上午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首先发表讲话，表示有些上市公司没有主营业务，董事长和总经理天天在外忽悠，参加这个那个论坛。还有的上市公司上市后大幅减持，空仓走人，这个要“秋天算账”，吃相太难看啊。这些行为把中小投资者套牢，中国资本市场有1亿投资者，其中8000万中小投资者，这个他们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必须得到敬畏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大地之母。中国证监会将扛起这个责任，该处罚的、清场的绝不手软
【刘士余：有些上市公司没有主营业务 董事长和总经理天天在外忽悠 要列入黑名单】刘士余主席今日上午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首先发表讲话，表示有些上市公司没有主营业务，董事长和总经理天天在外忽悠，参加这个那个论坛。还有的上市公司上市后大幅减持，空仓走人，这个要&秋天算账&，吃相太难看啊。这些行为把中小投资者套牢，中国资本市场有1亿投资者，其中8000万中小投资者，这个他们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必须得到敬畏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大地之母。中国证监会将扛起这个责任，该处罚的、清场的绝不手软，这些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要列入黑名单。（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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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
　　每年500部新片，但很多长得都一样，繁多掩盖不住单调；热钱涌动，但大都只愿意重复那些已被证明的市场成功，丰裕也挽救不了贫乏，这到底算不算中国电影的好时代？
　　文 /彭韧
　　“现在应该算是个好时候，钱涌进来了，新人也冒出来了，大家都有机会（拍电影）了。”在北京丽都饭店附近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电影导演杨树鹏吐出一口烟，说话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的第三部电影正处于最终剪辑阶段，连续熬夜工作让他眼圈发青，只能不断地靠抽烟来提神。再次吐出一团烟雾后，杨树鹏又修正了自己的说法：“至少大家能看到机会了。”
　　北京东三环、四环之间影视公司和影视圈里的人扎堆，这家名字取自俄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书名的咖啡馆也成为了圈里人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刚落座，杨树鹏就发现了一个电影频道的老朋友。店里坐着的每个人似乎都跟电影有点关系，男性打扮得像艺术家，女性则不少拥有超常规的美貌，中文、英语和广东话夹杂的低声细语间，“新项目”、“好案子”、“卡司”、“Fund”这样的词在弥漫的烟雾中飘来荡去。
　　杨树鹏所说的好时候，比照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一段国产电影业的低潮期。原本属于国家文化事业的电影从行政体制中脱离，但还没完成市场化转型，大量DVD和录像带等音像制品冲击国内电影市场，国内年票房收入一路跌落到10亿元以下，大部分还来自跟国外分账的10部进口大片―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就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没观众自然也就没有投资，行业一潭死水，电影人只能改行拍电视剧、拍广告、拍MTV，拍所有能挣钱的东西。
　　那时的杨树鹏还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担任编导。2002年之后，杨树鹏成为崔永元策划的纪录片《电影传奇》的总导演，这个节目让人们回想起国产电影的黄金年代，那时电影是中国普通人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粮，一部电影能影响一代人。也正是以这一年年底公映的国产大片《英雄》为开端，国产电影市场开始了复苏，随后的八九年间，中国电影票房几乎以年均增长超过30%的速率快速增长，直至2011年中国电影市场创纪录地实现了超130亿元人民币的年票房总收入。曾经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单片亿元票房，现在每年都有十几部电影可以轻松跨越。
　　不过，这个好时候的成色还是不够足。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130亿仍旧只是个差强人意的数字。两个可以用来横向对比的数据是，中国动漫游戏行业在2011年的产值超过了1100亿，而中国洗浴行业2011年的总收入则超过1500亿；纵向比较的话，虽然票房收入屡创新高，但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观影人次还远远没有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水准，1979年中国创纪录的293亿总观影人次仍是2011年10亿左右总观影人次的数十倍。
　　虽然市场增长带来了热钱，但这些钱能不能呆在行业里还是个问题。制片人万军描绘行业现状是“85%的电影项目都赔钱，至少不盈利，剩下15%的盈利项目则被外界大大放大”，一个众所皆知的现象是，除了投资人，大家都挣到了钱，可是投资人没挣到钱的话，谁又能保证钱会一直源源不断呢？热钱往往也是缺乏耐心的，背后的金主很多只是被一时的玩性所驱动，等这个产业的光环在他们眼中消散就会掉头走开。而一旦资本大规模撤出，热钱冲刷过的产业会比以前更加干涸，这一幕已经在很多国家的电影业发生过。
　　无论如何，这个好时候还是让杨树鹏在“第一部电影悄无声息、第二部电影死水微澜”的遭遇下仍然得到了拍摄新片的机会。这部今年即将上映的抗战题材电影目前还只有一个英文名“An Inaccurate Memoir”（《不准确的备忘录》），它的中文名《匹夫》则正在等待电影局的审核。总局领导也说不出这名字具体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怪怪的”。
　　杨树鹏并不指望这部未定名的新片能票房大卖，虽然有、张译和张歆艺这些明星出演，但他仍然为能否收回投资惴惴不安，“我老觉得市场是一个拴了铁链子的猛虎，说不定哪天挣开铁链子就咬你一口，特别惹不起，”香烟也挡不住杨树鹏的疲惫，他深深地打了几个哈欠，“它可以直接把我送回到再也拍不了电影的境地。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导演朋友，他们都很难再拍电影了。”
　　1年度黑马
　　鲍鲸鲸有点懵。2011年11月《失恋33天》热映期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个交流编剧心得的小规模研讨会上，作为编剧的她对于所得到的评价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她在发言时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完全无法让人想到朋友对她“大剌剌，有点二”的评价。
　　当一位专家点评片中以男闺蜜形象出现的男主角王小贱是“中国文学史上都很少见的在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中架起了桥梁的男性形象”时，鲍鲸鲸有点茫然，只是说：“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人。”而当一位老师称赞鲍鲸鲸是当代的卡夫卡时，她没再说什么，只是脸色看上去更苍白了。
　　本来，这个故事只是大学毕业后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的鲍鲸鲸，由于跟男友吵架分手，郁闷中通过一个叫“大丽花”的ID在豆瓣网上倾泻情绪的产物。这个故事聚集起了一批忠实读者，其中也包括完美世界旗下的签约导演滕华涛。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滕华涛承认，其实这个故事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它缺乏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但不缺乏打动人心的真情。在他的理解中，电影魅力来自于一大堆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寻找共鸣，而《失恋33天》就是一个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的故事―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失过恋吧？
　　这不是拍过《蜗居》、《双面胶》等热门电视剧的滕华涛第一次拍电影。此前，他拍过一部叫做《心中有鬼》的电影，那部电影的主演是黎明和刘若英，监制是金牌制片人陈国富，编剧张家鲁和摄影李屏宾都是业内翘楚，这个堪称豪华的阵容最终结果却并不算好。滕华涛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听了太多其他人的意见，“最后连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谁该为这个结果负责。”当时他下定决心，下一部电影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心意来做，“哪怕错也知道自己是怎么错的。”
　　刚看到剧本时，完美世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谌荣并没有像滕华涛那样信心十足。跟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谌荣是理工科出身，曾经在波士顿咨询和惠普等跨国公司担任职业经理人，说话字斟句酌，总是在总结规律的同时强调永远会有特例和意外。在咨询公司形成的思维习惯让他对电影业的产业规律也迅速地进行了分析与归纳：“观众走进电影院，他最终想要购买的是一种感觉，比如情人节他想买浪漫，春节他想买喜庆，平时可能想购买放松。”
　　谌荣的说法道出了商业电影的基本规律―类型（Genre）。电影是一种预先付费的产品，为了让观众在进入电影院前能够依稀分辨电影的内容和品质以做出选择，片名、演员阵容、预告片都是相应的手段，但更重要的，还是类型。类型能够最直接地告诉观众，他们可以期待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什么：喜剧片一定会填充大量笑料，歌舞片一定会添加载歌载舞的片段，武侠片则一定能看到拳打脚踢的格斗场面。类型是商业电影细分观众群的解决方案，有了类型的指引，观众就能进行相应的选择。
　　剩下的问题是，观众们在什么情境下最希望看到失恋这个主题？
　　2010年春天，在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里，谌荣和滕华涛两个年过四十的未婚男士达成一致，提前一年多定下了这部小成本电影的上映日期：日，所谓的世纪光棍节。他们还清晰地界定了这部电影的目标客户：北上广青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谌荣发现情侣永远是最主流的观影人群，而其中女性往往是决定看哪部电影的人。
　　这些做法并不算太常规。国产电影很少预先确定目标观众，而投资预算不到1000万的电影一般也是轮不着定档期的，国内电影市场素有“大片定档期、小片抢档期”的说法，好在这个光棍节只是个网民起哄闹出来的节日。等片子拍出来，谌荣决定把上映日期再往前提三天，因为口碑效应往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发挥作用。果然，光棍节晚上，这部应景的电影热到一票难求，一些本不在目标客户群中的观众，比如高校学生甚至也整寝室出动来到影院买票。最终它以3.46亿的票房收入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的票房赢家，85后的编剧鲍鲸鲸也由此成为最年轻的亿元票房俱乐部成员―她和这部电影迅速成为了成功的标本。虽然研讨会上的专家并不愿意相信这只是个中彩票式的奇迹，但把这个小姑娘当成“当代卡夫卡”应该不是它的正确答案。
　　《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认为《失恋33天》票房的成功并不难以理解，它就是解决了电影拍给谁看的问题，“好比在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开个古香古色的茶馆不合适，就应该开个咖啡馆”。而比起这家咖啡馆的成功，真正让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咖啡馆到现在才开张，数量还这么少？
　　银幕上的古装士兵倒地吐血身亡，影院中的观众则哄然大笑―这不是在上演一出喜剧，而是一部2011年11月上映的名叫《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的香港电影。几乎在剧中每个人物受伤或者死去的煽情点，观众都会报以笑声，尤其是两个分别叫做“阳春”和“白雪”的配角死去的时候，观众们笑得尤其开怀。
　　“这是个隐喻么？”一个笑得快直不起腰来的观众问自己的同伴。
　　影片最终在笑声和骂声中结束，有的观众甚至激愤地喊出了“退票”的口号。不过，无论再怎么失望，电影院也没有义务退票―不管电影本身品质如何，影院已经圆满完成观众为之付费的放映服务。虽然电影业像国内几乎所有产业一样充斥着劣质产品，但它毕竟不像牛奶，其低劣可以用三聚氰胺超标或者黄曲霉素过多这些可测度的指标来衡量。
　　电影的价值来自于观众的主观体验，用同样的钱消费不同的两部电影，观众所得到的体验可能有天壤之别，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是这辈子花得最值的几十块钱，也有人可能觉得还不如直接把这钱扔进垃圾桶；但即使是《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这种几乎一边倒挨骂的电影，仍然不乏真伪难辨的支持者。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投资950万、票房3.46亿的《失恋33天》还远不是2011年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国产电影。这一“荣誉”属于一部叫做《B区32号》的恐怖片，这部号称亚洲《鬼影惊魂》、国内首部伪纪录恐怖片的电影在2011年以不足7万元的投入，获得了1395万元的票房。同时，也得到了2.3分的超低豆瓣评分和大量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要求退票的遭遇。一位看过此片的豆瓣网友对自己的选择悔恨不已：“我不是看不起这电影，我是看不起我自己。”
　　不必质疑影院负责人为什么会让《B区32号》这种电影进入影院，他们的一线市场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再烂的恐怖片也有观众，这就是类型片的强大。不过，类型片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消除“货不对板”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电影制作被偷工减料为拼贴和堆砌类型元素。原本寄托着导演情怀的电影创作，被缩减为按需定制的交货，观众想看爆炸，就卡着表十分钟来一个爆炸；观众想看武打，就让剧中人不分青红皂白见面就打，这种将手段简化为目的的生硬思路正是“烂片”大行其道的坚实基础。
　　电影是一种大宗产品，试错成本高，因此多数人在摸索成功规律时，为求保险会尽量延续以往成功产品的思路。当一种类型或者某个卖点被一部成功的电影证明是有市场价值之后，它形成的一点美誉非得被模仿者弄成负资产才可能歇手，例如《疯狂的石头》当年在市场上就引发了三十多个“疯狂”的系列。
　　贺岁档上映的《东成西就2011》其实并不是当年那部喜剧片《东成西就》的续集。这部与《失恋33天》同在2011年11月份上映的电影，背后的产品策划过程甚至更为精细。在香港导演刘镇伟提出以全部歌星班底打造一部延续当年《东成西就》感觉的喜剧片时，制片方凯视芳华公司的王大勇和万军首先委托调查公司，通过问卷向潜在观众询问他们感兴趣的电影主题。
　　王大勇从事过广告和公关，曾经写过一本叫做《电影营销实务》的书，万军则做过很长时间的电影发行，这让他们更强调在影片开拍前就寻找市场定位。通过调查，他们认为这部电影需要有三个卖点：第一个是要讲年轻人的故事；第二个是要跟成长有关联；第三要有爱情，如果能用到穿越、戏剧这些元素就更好。根据这些规定条件，刘镇伟开始构思他的《东成西就2011》。
　　刘镇伟是一个全才型的电影人，他可以胜任编剧、导演、策划、监制甚至电影公司的财务经理，能够驾驭僵尸片、爱情片、恐怖片等各种类型片。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充满调侃、解构意味的喜剧片，屡屡被投资者当成拯救市场和票房的强力工具。1990年他拍摄的《赌圣》是香港开埠以来第一部票过4000万港币的电影，并且让周星驰一夜爆红；《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掀起了粤语残片的怀旧之风，并创下了香港迄今为止最长时间的上映记录。
　　正如刘镇伟电影迷的分析，他是个技巧熟练的手艺人，他的电影魅力，是建立在针对当时社会背景的调侃和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元素进行再包装和颠覆上。随着香港本地电影市场的逐渐萎缩，刘镇伟和其他香港导演一样来到大陆市场。跟大多数香港人一样，刘镇伟的普通话说得不灵光。同时他否认自己做的事情具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并拒绝对自己电影的所有文化解读。比如，《大话西游》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经典，只是一部情急之下没有经过完整加工的半成品，而电影里那些被内地青年熟记的经典台词也只是为了“嘲笑闷骚的老友王家卫”。
　　就像刘镇伟说不惯普通话，大陆市场让他感觉有些水土不服。《越光宝盒》使用了当年《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名字，票房过1.4亿，而号称中国《变形金刚》的《机器侠》则勉强保本。为了与他心目中的国内市场贴得更紧，在新片中他加入了大量时下流行的网络潮语和段子，看起来，这个产品市场前景应该不错。
　　经过精心计算的《东成西就2011》在首周获得了5160万票房，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根据经验，首周5000万以上的票房一般最终都能上亿，可是《东成西就2011》的票房在第二周便开始下滑，在余下上映时间只得到了近2800万票房。“第一周票房看营销攻势，第二周的票房一般就开始更多由口碑决定”，一位资深营销人士分析说。而2011年不少全明星阵容的大片都遭遇到这种“失算”问题，《金陵十三钗》的表现也逊于预期―制片方曾放下话来要拿到10亿元的票房，结果实际票房只有4.9亿元。“观众的口味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位制片人说，“明星+卡司的大片内容有时过于虚无缥缈，真正发生在观众身边的事情更容易打动他们。”
　　这再次说明这个市场里有些成功因素是靠计算无法完全算出的。谌荣推算《失恋33天》的方法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未必能在下一次让他的另一部片子铁定获得成功。有一个说法是，中国还是缺乏真正能够以正确模型去推算市场需求并且能将其传达给导演，鼓励对方生产出优质产品的全能制作人。还有一个说法是，电影好歹是种精神产品，无法完全变成机械化大生产，拿个图纸来当成车床似的拆拆装装。人人都知道，故事、资金、演员阵容、宣传发行、院线以及档期配合是保证一部商业片成功的六大元素。每个人算起自己的产品定位时都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但面对活生生的观众，面对他们瞬息万变深不可测的内心，即使是刘镇伟也有可能“猜到了开头，但猜不到结尾”。
　　3我心匪席
　　就在参加2010年9月的多伦多电影节前几天，导演张猛和制片人甘惠茵还在为《钢的琴》配乐而争执不下。张猛坚持要用几首他也不知道名字的俄罗斯乐队的歌，还有一段任天堂经典游戏超级玛丽的电子音乐，甘惠茵则拒绝在没有购买配乐版权的情况下使用，坚持必须换上韩国音乐家借调模仿的配乐。
　　虽然甘惠茵也同意张猛选用的配乐效果更好，但长期做电影海外发行的她很清楚，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是不能在版权方面出任何问题的，否则一定招来诉讼。幸好，几乎是甘惠茵认识的唯一一个俄罗斯人告诉她，这是俄罗斯著名摇滚乐队柳拜（Любэ/Lube）的歌，她于是辗转联系上柳拜乐队的代理人购买歌曲版权，任天堂也通过电子邮件授权他们使用那段超级玛丽的配乐。这部拍摄过程中几次资金枯竭的电影，再次把账上的最后一点钱花了出去。
　　甘惠茵是香港人，此前她一直在行事正规严谨的制片公司工作，在内地做过《越光宝盒》和《机器侠》的发行，《钢的琴》是她以个人身份担任制片的第一部电影。在深圳一个电影项目会上昏昏欲睡地听过几十个无聊创意后，她相中了张猛讲的这个父亲为留住孩子而自己造钢琴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她想起了前些年爆冷大卖的英国电影《光猪六壮士》，它很有些经典电影的格局：一群各怀绝技的小人物，齐心协力干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壮举。
　　创投会后，她给张猛发邮件商量投资，本以为会得到热烈回应，可张猛的回复总是只有寥寥数语。四个月之后她碰上了张猛，张猛解释说，他是在按时间收费的酒店上网，上久了嫌贵，甘惠茵心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导演”，当时便决定帮张猛做这个项目。
　　一圈投资人找下来，基本上个个都摇头，有人劝甘惠茵也赶紧从这个项目脱身，还有人答应了投资但钱最终没到位。此时张猛的剧组已经在鞍山废弃的红旗拖拉机厂准备开机了，甘惠茵只能把自己和朋友的钱先凑起来。这个妆容精致的香港女人第一次到东北，“知道东北冷，但没想到那么冷”，不过，人张猛还嫌不够冷，这个故事他本来设想就该发生在冰天雪地之中，而他们拍摄是在三四月份，东北已经开始解冻了。
　　除了天气没法改变，这个经历过数次资金枯竭，最惨时账户上只剩下47块钱的剧组没在制作上打折扣。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资金窘迫，女主角秦海璐演到一半还放弃片酬成了出品人。整个拍片过程像极了电影所描述的故事本身：下岗工人在废弃的工厂用回收钢材造出一架钢琴，观众和剧中人一样，乍听到时都不敢信：“造钢琴，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啊？”
　　拍电影又何尝不是。在甘惠茵这种美国电影制作专业科班出身、香港成熟制片体系待过的人看来，尽管大陆电影市场突飞猛进，但几乎电影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处在前工业阶段，缺钱、缺制度，更缺专业人才，这让小成本电影制作的过程不专业、费劲，同时又充满乐趣。
　　“回头想想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没投资也拍出来了，”甘惠茵现在可以笑得很开怀，她说这其实是她拍得最开心的一部电影，“但这个过程我也不想再来一遍了。”
　　即使如愿得到了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这样的A级电影节大奖，即使拥有圈内人士和媒体的热情推荐，夹在《变形金刚3》和《哈利波特7》两部大片之间，花了500多万元拍的《钢的琴》最终还是只得到了641万元票房。对大片，坏口碑一般会从影片上映第二周开始影响票房；对小片，好口碑则根本未必管用―因为它可能在好口碑流传之前就已经大批减场，甚至下线。
　　能够进入影院对于这部文艺片来说，已经算是成功。“名和利不可兼得，这部电影赚名，下部电影再赚钱吧，”甘惠茵直率地说，“总是拍《钢的琴》这样的片子，我会穷死；总是拍那些商业片，也不是我当年改行从事电影的目的。”
　　2006年，满脑子创作主张的杨树鹏在电视台这种只需做出技术性决定的岗位上倍感压抑，他决定离开那里，并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这是他十几岁初中辍学后在社会上游荡时就有过的念头。他把自己和几个朋友的钱都押了上去，拍了一部“习作感很强”的电影《烽火》，主演是一年之后成了一线明星的张涵予。这部在影院“一日游”的电影因为在上海电影节得到了亚洲电影新人奖而收回了成本。
　　杨树鹏将自己想拍的电影定位为“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小众电影”。他偏爱逻辑断裂的剧情，迷恋隐瞒重要信息，正如他相信生活本来就充满漏洞。他故事里的人物也跟他在人生经历中所见到的人一样，谈不上善良也谈不上邪恶，只是随机应变，逐利而为。
　　但这种语焉不详和意图不清显然让他的电影难以被市场广泛接受，他的第二部电影《我的唐朝兄弟》跟大多数国产电影一样，票房不到千万，但却有些意外地赢得了部分圈内人和媒体的好评。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纸媒之一《南方周末》为这部电影做了连续两期的大幅报道，话剧导演牟森评价这部电影是“中国将黑泽明转化得最好的电影”。
　　在该片的广州试映会上，杨树鹏见到了几乎全部《南方周末》广州编辑部的采编人员，他们大都是观影频率高于普通人的重度文化消费者。杨树鹏当然有遇见知音的喜悦，不过他还是明白，“那些喜欢我的人的数量，不足以养活我的电影”。好在他也不奢望自己的片子能成为票房奇迹：“我特别希望喜欢我电影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电影，而不喜欢我电影的人就完全不要去看，因为我也不愿意耽误你们的时间。”
　　每年有超过500部新片诞生，但很多长得都一样，繁多掩盖不住单调；热钱涌动，但大都只愿意重复那些已被证明的市场成功，丰裕也挽救不了贫乏，这到底是不是个好时代？
　　“很多人很聪明，老谋深算，他们明明能拍更好的电影，但是他们就是不拍，他们放弃了，他们不想跟自己较劲了，”杨树鹏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做他想做的那部电影，不管它是高级的还是不高级的，卖座的还是不卖座的。可是他也承认，商业成功几乎是现在的唯一标准，“住100平方米的房子跟住600平方米的房子差别特别大，开夏利跟开宾利差别也特别大。”
　　他的签名是一句引自诗经的话：“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意思是我的心不是一张席子，任人打开又卷起。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对于有电影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最大门槛在于电影是一个试错成本很高的行业――投资方不愿冒险相信新人，电影行业整体浮躁，新导演怎样才能获得自己拍片的机会？
　　文/李申
　　日，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位于北京西土城的机房里，曲江涛正在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做后期，等待电影频道的领导们验收。这部为电影频道拍摄的儿童题材的影片，是他坚持了10年的电影梦的最终结果。
　　面对即将完成的作品，曲江涛已经没有太多的紧张和激动了――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7天之后，北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一条胡同的咖啡馆里，曲江涛已经在和下一部电影的制片方开剧本会，他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一部爱情片，将进院线公映。
　　10年前，也就是2002年，被录像带、DVD和各种音像制品冲击，中国电影总票房仅有9亿元人民币，用圈内人的说法是，那时的中国电影已经烂到家了，几乎看不到什么前途――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就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电影市场出现大面积和大额度的亏损，电影人纷纷转拍电视剧，摄影棚搞成了仓库，电影院改成了舞厅。
　　那一年，27岁的曲江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进修班，学期一年，学费25000元；25岁的韩杰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进修班毕业，独立拍摄了一部22分钟的电影短片叫《回家》；22岁的张江南即将从北京大学电子系毕业，忙着做一些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比如“首届中国同志电影节”，还写了一个叫《春花开》的电影剧本。十年后，他们的职业是电影导演。
　　三个人中，曲江涛和电影关系最紧密――他曾在新疆电视台做过三年的摄像记者。2001年6月，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北京当北漂，在离中央电视台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个地下室，接点中央电视台的摄像的零活。“跟路上找活干的民工差不多。”他说。
　　当时和他一起租房子的同乡，在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进修班，毕业作业要拍一个短片，曲江涛就为他写了个剧本，是个爱情片，让这个同乡正在追的一个女孩子演女主角。因为找不到人当导演，曲江涛也就兼任了。“根本不知道导演是干嘛的，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当时我就就觉得自己在编故事方面挺有能力的。”曲江涛说，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也有进修班，曲江涛就报名了。“那时一边上课，还要一边赚钱维持生计，没学到什么知识，就会学怎么看电影了。”这一年的进修让曲江涛把“拍电影”列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如果不琢磨拍电影的事情，踏踏实实干摄影，我现在都应该在五环以内买上房子了。”曲江涛说。上完这个进修班，曲江涛仍然以拍纪录片和广告为生，但心思已经全放在电影上了。熟悉他的人说他“善于在平凡生活里寻找温情”，很有幽默感，这以风格的形成跟曲江涛的性格和之前动荡的生活有关。
　　昆明地质学校计算机系毕业的韩杰的电影梦则来源于张艺谋，张艺谋卖血买相机搞创作的故事深深鼓励了他，他觉得，既然张艺谋能突破生活的樊笼去追求艺术，自己也能。1999年，张艺谋带着《我的父亲母亲》去深圳宣传，在深圳打工的韩杰买了一张影迷见面会的门票去见张艺谋，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韩杰觉得张艺谋也就是个普通人，这更加鼓励了他。韩杰不喜欢当天放映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他一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搞不好自己可以拍得比这个更好。
　　不久之后，韩杰辞掉了深圳的工作，跑到北京，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之所以选这个专业，也是模仿张艺谋的成功之路。到北京之后，才发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是学图片摄影的，于是就上了两年制的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班。韩杰的电影有天生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他是个希望在电影的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人。
　　1999年，张江南从江西樟树来到来到北京大学电子系。“我上高中的时候，全校每个人都认识我，来北大之后，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失落感和没有女朋友，令张江南迷上了看电影，他突然看到了很多以前从来闻所未闻的电影，至今他还记得一个情人节花了三块钱去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六。
　　“以前很多电影、很多电影大师的名字，就在书上看到过，说拍得多么多么好。那个时候突然赶上了DVD的时代，每天就去淘碟，什么都能看到了。”张江南说，他突然发现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
　　“摄影机就是笔，是表达自己最好的武器，这个说法很打动我。”张江南说。每个电影人，特别是非科班出身的电影人，在考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都是梦想，而不是赚钱。
　　一个毫无拍片经验的年轻人忽发奇想要做电影导演，最常见的路径大致有三种：一是混片场，从场记、副导演做起，积累经验，最后升成导演；二是从电影的其他行业转入：比如编剧、摄像中都有很多人最后都成了导演，也有人演而优则导；三是拍摄短片，写剧本，然后拿了本子或者作品的构思去寻找投资人，这条路的偶然性最大，但走的人最多。
　　“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谈过的投资加起来都快上亿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投资人，乱七八糟的公司老板，我都会去谈，每次都抱着希望，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成。”曲江涛说，2010年前后，这些事情更多了。“最近，会看到一些很傻的剧本，很草台的班子，很着急就让我去拍，反而搞得我紧张，不敢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勇气从哪儿来的。”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曲江涛还是会去谈谈看，“真正的机会或许就在里面，万一错过了呢？”
　　2006年之后，因为商业片成功赚到钱的例子越来越多，加之电影观众剧增，电影大环境开始改善，越来越多的钱进入了电影行业，据影业董事长估算，2011年国内电影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了70亿元。“扎钱”成了很多年轻导演的功课，他们拿着自己的剧本、短片和获奖证明去寻找那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富有的冒险家，希望得到一次机会。
　　“我来北京当摄像的时候拿了七八个证书，原件复印件都有，简历也印得很好，结果发现干摄像根本就不需要简历。现在想当导演，反而要拿着简历到处跑。”曲江涛说，要说服投资方，简历上要写你得过的奖，给人家看你拍过的短片、广告、纪录片，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拍过什么电影，甚至没有拍过同类型的电影，也会被拒绝。
　　2007年，曲江涛得到了一部网络小说的版权，叫《像小强一样活着》，跑了两三年，希望能得到投资方的赏识，最后也没有结果。后来这部小说被另外一个导演关尔拍成了，花了100多万，2011年暑期档上映，票房有500多万。“这事情真的挺遗憾的，当时我买了很多本这个书，送这个，送那个，和那个作者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还是没成。”
　　最有希望的一次是2008年，曲江涛曾和另外三个导演进入过一个叫“亚洲星引力导演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掘电影新人、拍摄小成本优秀商业电影。后来，这四个导演中，乌尔善利用这个计划的钱拍出了《刀见笑》，另外三个人就没下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曲江涛说，他很羡慕乌尔善。虽然观众对于《刀见笑》的评价分歧较大，但投资方赚到了钱，使得乌尔善能够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画皮2》，主演有赵薇、周迅和陈坤，“一下就跨进亿元票房俱乐部了。”
　　类似“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这样培养新导演的计划现在越来越多，也培养了不少导演，但进入这种计划，并不意味着能够拍上电影，还要拼资历、拼剧本，乌尔善在拍电影之前是广告界的大牛人。
　　韩杰是通过贾樟柯的关系，参加了一个叫做“添翼计划”的培养新导演的项目。2002年，韩杰将自己的毕业作品《回家》的光盘递给了贾樟柯，两个多月后，贾樟柯约他谈谈，后来，韩杰成了贾樟柯的副导演。4年后，韩杰拍摄了一部地下电影《赖小子》，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获得了好评。2010年，韩杰终于拍上了自己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hallo！树先生》，由贾樟柯监制。
　　贾樟柯是山西文化界的骄傲和名片，通过他的名气，在山西的企业家中融到了很大一大笔对回报要求比较低的钱。2009年10月，贾樟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的公司西河星汇已募集到一亿元人民币，近期将投拍年轻导演的新电影 。
　　曲江涛正在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是田壮壮监制的，曲江涛根据他爸爸和他侄子的真实故事写了这个剧本，投给田壮壮的公司，田壮壮又投给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最后由电影频道出了100万，把这部电影拍了。“田壮壮对我帮助特别大，电影是在陕西华县拍的，开机第一天，田壮壮还专门跑到陕西帮我坐镇，后来我剪辑的时候，他也提了很多建议。”
　　在大陆，像贾樟柯、田壮壮这样愿意扶持新人，为新人做监制的电影界前辈很少。但这在香港几乎是一个传统，徐克为吴宇森、李惠民做过监制，李惠民是《新龙门客栈》的导演。很多人认为《新龙门客栈》是徐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徐克只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吴宇森也为陈奕利（《天堂口》导演）、李巨源（《窈窕绅士》导演）、苏照彬（《剑雨》导演）做过监制。王晶也扶持过强、钱文等导演。
　　如果没有好的资历和贵人相助，拿着剧本去找到投资方，几乎是新导演“扎钱”唯一的出路。“如果投资方觉得这个剧本不错，想投资，你就跟投资方说，你要么让我做导演，要么我就不把剧本卖给你，有时候投资方脑子一晕，也能成。”曲江涛说，但是他并没有遇上这样的机会。
　　“如果你写的剧本投拍过，效果还不错，你就比较容易说服投资方让你做导演。”张江南在做导演之前，写过一些电影剧本，有些也投拍了，比如喜剧《大胃王》，这为他找到钱奠定了基础。“国内确实没有好剧本，如果张艺谋都找不到好剧本，那就证明确实是没有。”张江南说。《山楂树之恋》这个剧本本来以20万人民币买给了一家影视公司，后来张艺谋拿出150万把整个项目直接买下。“要是没实力，谁能干这种事情啊。业内传说刘恒写《金陵十三钗》，编剧费是400万，好多电影的投资都不到400万。”
　　光有钱也不行
　　姜文的制片人马珂统计过：“中国的人才只能保证7个优良的电影剧组开机。”拿到钱之后，也并非就一帆风顺，找不到每个岗位上的合适的工作人员，仍然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
　　“按理说，应该是电影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比电视剧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收入和水平高。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张江南说。这几年，电视剧行情火爆，电视剧《宫2》仅网络独播权就卖了185万元，腾讯为了这部电视剧付出了7000万人民币。高收益使得很多优秀的影视剧制作人员流向了电视剧行业，比如电视剧最好的编剧的价格已经涨到一集30万了，普通编剧一集也能拿到5-10万元，一部电视剧至少有上百万，而绝大部分电影编剧的酬劳都在50万以内，而“写一部电影剧本并不比写一部电视剧省力。”
　　“我这些年来看过2、300个剧本，没有一个能拍的，至少我拍不了。”曲江涛说，他经常看到一些剧本一开头就写“在月球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爆炸。”或者“十万大军围剿匈奴”。
　　“那些成熟编剧的剧本根本不会落到我们手里，所以自古华山一条路，我只能自己写剧本。”曲江涛说。
　　“2011年还发生了演员荒，演员都找不到，都没有档期，不论多么不靠谱的演员，多么二三线的演员，档期都约不上，价格也要的很高。”很多年轻导演都这样抱怨。曲江涛的电影《孙子从美国来》的主演罗京民，就是在《士兵突击》中饰演许三多父亲的那个大爷，很多观众对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任何印象。“老头现在忙得很，档期也很难约。”
　　电影最核心的观众就是18岁-35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需要看帅哥、美女，需要偶像。今年的电影市场也证明了，拍年轻人的故事给年轻人看，才是商业电影的正路。但是，大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优质的青春偶像，而台湾却一年一年培养出优质养眼的青春偶像。其他电影的制作和辅助岗位的情况基本也是一样。
　　“大陆凡跟电影沾边的，写过检查的人，数不过来，连基本不识字的演员也要被迫找人代写。没做过任何检查的人，或者太懂事了，或者还没进入电影这个圈子。”影评人张献民说。写检查成了电影制作者和电影管理局（下文简称电影局）沟通的一种方式。
　　对于初入圈子的年轻导演来说，他们更加缺乏经验拍出能够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电影。“当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拍摄地下电影，是因为他们连拍一部电影需要办哪些手续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就把片子拍成了地下电影。”和第六代导演相熟的张江南说。
　　2004年，曲江涛曾经写过一个关于高中生的电影剧本，里面有高中生抽烟和打架的情节。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出资150万元，并赞助机器设备，曲江涛连团队都搭建好了。后来，剧本由电影局转给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下文简称国家教委），国家教委给他批复是：“此剧本无需修改，不可拍。”
　　“谁不愿意拍南京大屠杀啊？尺度大，还有天然的恶势力。但是拍这个，你的剧本还要通过外交部的审查。”很多接受采访的电影人在谈到最近上映的《金陵十三衩》都这样说。
　　张江南对自己目前的定位是惊悚片导演。“我入行的时候，电影的行情还不太好，根据全世界的经验，这种时候拍情色片和惊悚片是比较稳赚不赔。上世纪60年代，电视的普及影响到了电影，欧美和日本的经验都是这样的。但在中国没法拍情色片。”他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午夜出租车》投资300万人民币，票房1600万人民币。于是赢得了拍摄第二部电影的机会，这部由(,)投资的影片《午夜火车》，融合了惊悚片和灾难片的因素，但因为发生在温州的动车事故，至今还没有通过审查。
　　“电影就是要制作视觉奇观，否则观众就不如去看电视剧了。”张江南说。诸如飞车追逐、爆炸、灾难、闹鬼、犯罪等情节都不能在大陆拍摄。香港导演林超贤最近的一部警匪片《逆战》里的主演人虽然用的是谢霆锋和周杰伦，故事却设置在中东。今年上映的一部国产惊悚片《孤岛惊魂》，那个闹鬼的小岛也不在国内，而是在(,)爪哇海的一个孤岛上。
　　寻找敲门砖
　　从副导演或者场记开始做起，是一条比较常见的成为导演的路线。韩杰为贾樟柯做了8年的副导演，合作了三部电影《世界》、《无用》和《三峡好人》，这段经历为他自己做导演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影评人认为，韩杰在影片中流露出的现实主义风格与贾樟柯颇有神似之处――他的《Hello！树先生》虽然被观众认为太文艺，票房不够尽如人意，但是获得了2011年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和金爵奖最佳导演奖，这是对他算是很大的鼓励。另外，贾樟柯拥有独一无二的文艺片海外销售渠道，能够帮忙把韩杰的影片卖到法国等国家，因此，他还会继续自己的电影之路。但韩杰的经历过于特殊，绝大部分年轻人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的。
　　“国内大部分导演都有自己成熟的班底，如果能去给张艺谋和冯小刚做副导演当然好，但是，你有时候得到副导演的机会，却发现那些导演的水平还不如你，你在片场就很容易失态。”曲江涛说，他只有一次为替朋友帮忙做副导演的经历。
　　从2000年左右开始，拍摄独立电影曾是很多新导演的敲门砖，这时候大家耳熟能详的模式是“曲线救国”：通过拍摄一个题材比较大胆的独立电影在国外获得奖项和名声，再利用这个名声融资，拍摄能够公映的电影。当时每年中国电影的拍摄量太低，很多成名导演都没有片子拍，新导演只能靠自己融资拍摄独立电影。在曲江涛、韩杰、张江南开始接触电影的2000年到2003年，是中国独立电影最繁荣的时代，也是第六代导演最红火的的时代，那个时候主流的媒体和知识分子都愿意谈论他们。文艺电影消费大国法国和日本，也有人愿意赞助这种电影的拍摄。比如，贾樟柯的多部电影的投资都来源于日本导演北野武。另外，由于国外的频繁获奖，第六代导演也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空间和更多的拍片机会。
　　从2000年开始，张江南做了北京大学电影协会的主席，开始为第六代电影和独立电影推波助澜，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的新电影出来了，他就会拉着他们来北京大学做活动。张江南和“第六代导演”关系密切，由此才进入了电影圈。
　　独立电影和欧洲的电影大师是韩杰、张江南的电影入门和启蒙者。但是，2002年的《英雄》和2004年的《十面埋伏》，告诉了中国的电影人，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生意，这对很多电影人影响极大，尤其在投资人的层面。商业因素冲击了第六代导演靠独立电影在国外拿奖再曲线救国的生存路径，投资人开始看重影片的卖座和观众口碑，并且大谈投资回报。
　　2004年，张江南写的剧本《春花开》拍摄完成，由刘晓庆主演，这是刘晓庆当时因为逃税事件入狱后复出的第一部电影，本来很有卖点。但因为是艺术片，在国内没有放映，这件事情促使张江南不得不开始反思。2005年前，张江南一直在做和艺术电影相关的事情，写过一些艺术片的剧本，但是他眼看第六代导演生存状况开始因为商业因素的进入而变差，很多人好几年都拍不上一部片子。2005年之后，他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类型片导演，先做喜剧片，后来转移到惊悚片的拍摄上。
　　2007年，第79界奥斯卡颁奖礼上，一部叫做《颍州的孩子》的纪录片获得了最佳纪录短片奖。曲江涛作为这部纪录片的摄影师，也参加了颁奖礼前的提名午宴。但是，这次奥斯卡之旅并没有带来什么更实惠的好处。“除了见到一大批明星大腕，就拿回来了两报和一件纪念T恤衫。”
　　对于当时还靠接零活过日子的曲江涛来说，奥斯卡奖获奖影片摄影师的名号也没什么用。因为这部纪录片国内上映，也没什么宣传。“很多时候我挺想干一个活，人家一听说奥斯卡，觉得我肯定特别贵，反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入了。”
　　时至今日，中国独立电影的拍摄量仍然不小，但是媒体已经抛弃了他们，主流电影人也不愿意搀和进去了。对于新导演来说，这条路其实已经绝了，之前所谓的“杀人放火盼招安”，靠拍地下电影得奖出名，然后转入地上已经行不通了。而且，大部分拍过地下电影的导演，在转入商业片的拍摄之后，成绩也不太好，比如娄烨、王小帅和贾樟柯。
　　“艺术电影那个圈子里，互相之间竞争也很激烈，一个国家最多也就养活三个艺术片导演。”张江南总结说。
　　“现在拍摄独立电影的人反而越来越不严肃了。”韩杰说。DV的普及，拍片更加容易，并没有使得优秀的独立电影更多，反而是越来越少。每年中国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独立电影被制造出来，拍完之后，导演们将它们寄到全世界的电影节碰运气，就是唯一的出路。
　　“现在全世界有4、500个电影节，很多电影节你只要把光盘寄过去，就会颁个奖给你。我一个哥们拍了一部电影，花了十万块，到处参加电影节，不给路费食宿的都不去，现在全世界都快周游完了。”曲江涛说，他的毕业作品《我的北京生活》，就获得过获第十六界东京影展优秀作品奖。韩杰的毕业作品《回家》也获得了首届国际DV论坛专业组最佳故事片奖和第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生组最佳故事片奖。“投资人都精了，现在你说你得过国外的什么电影节的奖，基本没用。”曲江涛说。
　　旧的敲门砖正在失效，但新的敲门砖在出现。2010年，网络电影《老男孩》的出现让很多有电影梦想的人看到了希望。网络电影投资小，不用通过的审批，盈利模式比较清晰，再加上各个网站的大力支持，观众也不少。现在仅和优酷合作的制作网络电影的团队就有3、400个，由他们制作的，打着“优酷出品”标识的网络电影，其浏览量占到了优酷总浏览量的10%。
　　“网络电影为年轻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为新导演提供了更多练手的机会。”优酷高级运营副总裁魏明说，对于任何工作来说，熟练都是很重要的，导演基本上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多拍片子是一个导演获得经验的唯一通路。在中国，能拍片的导演来来回回就那几个熟面孔，大部分导演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用在电影上的――新入行的年轻导演尤其被拍片量太少，经验积累不足困扰。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网络平台可以提供更多有用的数据给创作者，对创作的针对性，有一定的指导。优酷“算”出网络电影创作的很多规律，比如小温馨、小清新、小感动、小温情才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络电影类型。这个规律用到2011年的电影市场上，也是实用的。贺岁档的《武林外传》以不到2000万的投资赢得超过两亿的票房，情人节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以3000万的投资同样赢得超过2亿的票房。随后在3月上映的《观音山》以1000万的投资赢得8000万的票房。在暑期档中，主打偶像牌的惊悚片《孤岛惊魂》在雪藏两年后以500万的投资赢得了超过9000万的票房。到了11月份，投资不到1000万的《失恋33天》创造出了3.3亿的票房奇迹。
　　“看网络电影的人和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其实是很重合的。”魏明说。钓大鱼
　　钓大鱼
　　写出《疯狂的石头》的周智勇在和资本闪婚闪离后没能做成自己的导演梦，但他也从中获得了与投资人换位思考的宝贵经验。
　　文/赵杏儿
　　日，CCTV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节目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来上海电影节“钓大鱼”的年轻人。画面中出现的是一个将眼镜反挂于耳、戴在脖子后面的瘦高年轻人周智勇。
　　每年6月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了帮助发掘电影新锐导演，专门设立了为电影项目与资本对接的创投会。这个年轻人即将执导的电影处女作《钓大鱼》就是上海电影节创投项目选中的入围作品之一。
　　在这之前，周智勇曾经参与创作了《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等一系列电影的剧本――其中《疯狂的石头》被认为是一个能把文艺青年和都市喜剧气质结合得相对完美的范例，它的。
　　在接受采访时，周智勇说了很多有趣的大实话，显露出在《疯狂》系列中讨人喜欢的幽默感。比如在有了上影节的创投项目交流平台之后，创作者“终于不用抱着孩子在家里等，可以妈妈和孩子一起来”；“鱼太多了，可惜没带网”。
　　他的《钓大鱼》也延续了自己所擅长的喜剧风格。周智勇的剧本描写了3个外地人对3000个渔民扬言讲在3天之内抢劫小岛上唯一的信用社。面对这样一场“事先张扬”的抢劫事件，渔民们摩拳擦掌地准备迎战。然而，当抢劫之日到来的那一刻，3000个渔民才恍然大悟，这是3个外地人“声东击西”的阴谋。
　　2011年上映的韩杰的《Hello!树先生》以及张猛的《钢的琴》就是2009年上影节创投会的入围作品。其中，张猛的《钢的琴》在东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等电影节上获奖和获得提名无数，成了2011年口碑最好的电影之一。但《钓大鱼》却并没有那两部影片的好运气：在2010年上海电影节结束后，《钓大鱼》剧组风风火火开始选景、确定演员，半年后，剧组突然解散，项目流产――这个原本是由周志勇开发、自编自导的电影项目，现在的版权所有者被变更，周智勇仅拥有编剧署名权，项目被资方带走并无限期推迟拍摄计划。
　　“当时我确实很郁闷。”在没钓成大鱼的一年半之后，周志勇开始能够理智地面对这件事：“我后来想想，觉得这个事不能光怪资方，出了问题应该是双方各担50%的责任。”
　　1. 糊涂钓大鱼
　　我第一次见到周智勇的时候，是2010年的盛夏，当时他刚从上海电影节凯旋归来，领着剧组驻扎在海淀区龙翔路的糊涂宾馆。这个宾馆是诸多电影电视剧摄制组的驻扎点，《赵氏孤儿》、《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组都曾在这个宾馆里短暂盘踞。我陆续经过的几个房间门上贴着打印有剧组名字的A4纸。802房间的门虚掩着，《钓大鱼》的主创人员正在里面忙碌。
　　周智勇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光着脚盘腿坐在沙发上，在我进门之前他刚刚又在网上看了一遍自己接受央视采访的节目视频。他因为说话太多嗓子有点哑，这是上海电影节创投会火爆盛况给他留下的纪念品。在那个汇聚了中外投资方、制作公司及专业媒体等各方代表的业务洽谈会上，20个项目组挤在大厅里，每个项目组只有一个小桌子和几把椅子。“我的制片人说到嗓子都哑了，周围全是人。”周智勇去临近的项目组借椅子，但被断然拒绝了，“那个艺术片导演都急了，跟我说‘我们这一会儿还来人呢！’”
　　结果一下午，那个项目组没有一个人光顾。
　　“我很骄傲，但又很难过，如果我不转变思维的话我可能就是他了。”周智勇在1999年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的时候，还是一名立志做艺术片导演的文艺青年。“等到我35岁了，我发现我有何德何能做艺术片啊？艺术片需要对人类发问，我现在连对自己发问都回答得很困难。”
　　中国电影的现实和投资人的爱好迅速校正了周智勇的理想――后者显然更青睐商业片。国内电影市场的投融资渠道目前主要氛围有四类，分别来自政府投资，银行贷款，风投以及业外资本。其中，政府看重知名导演作品所带来的影响力，通过投拍电影达到为城市塑造品牌、推广和营销的目的。丽江市政府与张艺谋合作《千里走单骑》，唐山市政府甚至为实际投资8000万的《唐山大》出资45%。与此同时，业外资本也在积极介入电影业，2010年以来上海东方传媒（SMG）、湖南(,)、江苏广电总台等积极参与电影制作。(,)、优酷网、土豆网等不满足于做播出平台，直接介入传统电影制作环节，投资拍摄《决战刹马镇》等影片。
　　“圈内资本对年轻导演的选择是十分苛刻的，我也经历过那个痛苦的被选择过程。”周智勇在考上中戏之前是钓鱼台国宾馆的服务生，虽然英文不怎么样，但很会察言观色：“谁都想把钱投给那些有名的大导演，但人家不缺钱；再往下那些小的、新的、年轻的导演，资本对他们又缺乏信赖。”
　　在2010年上海电影节举行的“新坐标：华语电影，青年制造”产业论坛上，有“地下电影教父”之名、发行了《盲井》等青年导演电影的春秋院线总经理吕建民就大吐苦水：“我合作过的十几个青年导演中，很多都自我标榜，说看过一万多部DVD，可这些人真正做起事来太自我，一句没灵感就可以把一个团队的活儿晾下。”吕健民甚至放言说他不愿意再跟青年导演合作。
　　“而银行在这方面是最谨慎的，”(,)中小企业事业部副总经理徐毛毛直言不讳：“银行对于企业的财务要求非常严格，以确保其具有还款能力，并会通过传统担保、无形资产担保、应收账款质押等担保方式将风险降到最低。”从2006年到2010年底，北京银行在4年里累计发放文化创意贷款170余亿元，另外几大商业银行也推出了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贷款产品。但这些银行贷款产品的受益者都是(,)、博纳影业、海润影视等大型影视公司。
　　这些大型影视公司还是风险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的宠儿。“我们投资博纳影业也是看中了他们的发行资源和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布局。”经纬中国副总裁胡海清说。在他们投资入股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博纳就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风投和私募一直更倾向于对大型电影企业的股权投资。”《东成西就2011》出品方之一凯视芳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王大勇曾经也是一名编剧：“道理很简单，投资方在进行单片项目投资时，每次都需要评估导演、剧本等难以量化的因素，并且，靠电影票房作为投资的回收途径过于单一，风险很大；但如果你针对电影企业做股权投资，对公司拥有的资源和以往的业绩进行评估是更容易操作的。”
　　这样一来，大量的资本在向少数大型公司和一线导演集中靠拢，而新兴的中小型电影公司经常被苛刻的财务审查制度以及缺乏成功作品被挡在了金主的门外。让王大勇感到特别讽刺的是，“那些貌似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救星，却拯救不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靠谱的钱，有时候能帮年轻导演拍出第一部电影。”
　　周智勇在2010年成立了晴朗剧本创意社，团队的20名成员各司其职，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对外合作以及投融资谈判都有专人负责。从一开始，他的这个公司看上去就很有商业范儿。他在802房间的一面墙上贴了很多用红笔绘出的分镜头插画，还配有文字说明。“我给我的第一部电影取名叫《钓大鱼》，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用一小块诱饵放线钓鱼，做着以小博大的赌博。”周智勇作编剧的时候并不需要为投资着急，但一旦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开始意识到片方与资本近身肉搏时的残酷：“我不缺钱，但我缺大量长期安全的钱。”
　　“我最浪费不起的就是时间，”2010年夏天周智勇就像一张被自信和才华撑得满满的弓，大声对我说：“我今天可以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也许过两年做大了我的时间成本被裹胁了，就没工夫讲这些了。”
　　周智勇喜欢厦门，这是一个晴空万里，阳光温暖，充满古旧建筑的海滨城市，也是《钓大鱼》选取的拍摄地点。他希望这个发生在海岛上的故事能让观众快活。但当周智勇用他的编剧天赋描绘电影产业时却是另外一幅阴云密布的景象，“在迷雾中，大家都能听到数钱的声音、叫好的声音，看得见影影绰绰的红地毯，有带着钱的人走进来，也有寻找钱的人，里面也不排除有抢劫的人。但最痛苦的是有需求的人互相找不到彼此，我喊得声嘶力竭，他们也在声嘶力竭地喊：‘人呐？！’”
　　“导演导演，试镜的演员来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断周智勇。
　　2. 各打50大板
　　“《钓大鱼》喜获成功，导演周智勇游泳”一张“京华实报”的头版被装裱在镜框里，摆放在周智勇家里的书柜上。但这是一张从未发行过的报纸，是朋友们送给他的一个PS出来的礼物。实际上，《钓大鱼》不但从未上映过，甚至都没有开始拍摄。
　　时隔一年半，再次见到周智勇，他对我说的的第一话是：“我决定当导演是在2010年的4月1日愚人节，这有一个黑色幽默的解读。”
　　事情就像他写的剧本一样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钓大鱼》最终确定的投资方是一家从未涉足过电影产业的业外资本，投资规模为800万人民币。2010年9月中旬，就在剧组准备开机的前几天，投资方在支付了第一笔创作人员的订金之后，第二笔大额款项未能到位。两个月之前与资本的“一见钟情”迅速开始降温。
　　“在和投资方接洽的最初，我们都觉得双方是特别有才华、热情和艺术感的人，”按周智勇的话说，他和投资方“闪婚”了。
　　“之后就是蜜月期，都电光火石了，你肯定不会去想对方的各种问题，谁关心你多高啊，是什么学历啊，这些都无所谓了。”但当投资方第二笔款项未能到位的时候，周智勇意识到感情裂缝出现了。
　　在仅维持了两三个月的“蜜月期”里，投资方如约将第一期款――创作人员的定金打入周智勇的帐户，这期间周智勇完成了建组、选景、选演员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但理智期一到，就开始琢磨对方了。
　　投资方在停止打款后，对周智勇的导演才能提出了质疑。“当我向投资方提出关于资金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是我没有才华，可是才华如何被证明呢？”不光周智勇需要面对这一疑问，那些与投资方博弈的青年导演们也需要回答这一难以考量的问题。
　　“资金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但才华是一个虚拟命题。”但周智勇发现最后还是要向资本投降，投资人手里的是辛苦钱，他这里的收益则是未知数，加上对方对电影所知甚少。“其实我不觉得有靠谱和不靠谱之分的资金。我见过的有房地产商、能源商、国企、私人老板、富二代、闲置资金，还有影视基金，风投也谈过，这些所有的投资方的担忧在我眼里看起来都是对的，”周智勇在一年后已经能够以相对客观的心态来看清投资人的心态得：“目前市场上这些新进入的投资人的普遍特征是他们对电影这个产业非常看好，但同时又缺乏专业判断和安全感。”
　　“我刚开始也认为他们不靠谱，后来发现在他们眼里，其实我也不靠谱。”
　　为了挽救这个项目，周智勇曾经试图通过二次融资将投资方所占的份额购回。“再次融资他是可以选择退出的，但是他又希望能留在这个项目里。没有人希望这个项目死去，但当时双方的信赖感和安全感已经降到冰点了。”
　　周智勇在这时发现，他和投资人中有一个律师的缺位――影视工作者们一向不擅长进行此类博弈。最后，他决定割肉，把《钓大鱼》的版权转让给投资方，剧组解散，电影停拍。
　　项目搁浅后，周智勇也郁闷过：“我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想明白，如果要说这是谁的责任，应该是双方各打50大板，回头再看，其实是两个从没有打过仗的人合作，除非抱着必死的决心，否则任何一方退缩了都是正常的。”
　　对于电影人来说，最可怕的是赢了的不知道为什么赢，输了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输的。”
　　“如果说故事、资金、演员阵容、宣传发行、院线以及档期配合是一部商业片成功的六大元素，现在几乎没有人那么有耐心，愿意等到至少四个元素凑齐，多数人都是刚有一两个条件符合就开始启动项目。”周智勇现在反思，自己当时是仅仅靠着一个好故事开始的：“这种着急、盲目和试图从单一因素上获得安全感的心态在影响着这个时代做电影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
　　“钱本身是非常中性的东西，只是钱，出钱的人和使用钱的人三者的互动决定了钱的智商。”王大勇凭借刘镇伟的金字招牌，在《东成西就2011》中吸引的投资方多达12家，其中有四家院线的投资，这也解决了《东成西就2011》的发行问题。“相信专业人士，也遇到了专业人士，那你拿的钱就是聪明钱；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相信专业人士，遇到了是非专业人士，那这个钱就有可能变傻钱。”国产电影正在从导演至上的“作者论”，逐渐转型为以“制作人”为核心的拍片制度。这个圈子里缺的是那种真正全能和专业的制作人，这种人要懂预算、懂财务、能找到金主、能跟发行商定档期、能紧盯导演不准超支，还要懂营销、懂宣传、让电影的利润最大化。好的制片人不但能够凸显资本在电影中的位置，也能让导演有更多精力投入创作。
　　在2012年1月的电影总局通气会上，发布了2011年的全国总票房成绩，该数字达到131.15亿元。中国内地全年生产的各类影片数量共791部，其中故事片558部，在国内城市院线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只有180部，进口片数量为64部，全年共有20部国产影片票房过亿。喜讯是票房较上年增长28.93%，但观影人次、上座率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平均每家影院票房相比去年减幅达30%。国产电影亏损现象严重。
　　3. 从头开始
　　“《钓大鱼》时的我最膨胀，上蹿下跳的。”周智勇承认说：“但那时候是因为害怕才诈唬。别人看起来很有权威感，但其实不是。2010年的我就像一个大气球，空心的，针一扎就爆。”
　　这种亢奋状态一过，周智勇开始怀念起当年心如止水的写剧本的日子。“深刻不成，‘浅薄’咱还不会吗？”宁浩的一句话点醒了当时《疯狂的石头》的几位编剧。“那时候大家都很尊重艺术电影，当时在我们心中，电影就得是法国那种端着架子拿着劲的电影，反倒是幽默抑制不住往外冒的各位编剧显得太浮躁。”在写《疯狂的石头&的剧本的时候，周智勇已经记不得当时改过多少稿了。但最后他们终于达到了一个境界，就是既看清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还能表达地又浅又薄。“当时我们几个真是很认真，没有利益熏心，没有对未来有什么期许，也没有票房概念，只是说这个电影拍完了，能上院线已经是伟大的胜利了。”
　　后来没想到，导演宁浩还真就在2005年的亚洲电影投资会上被“天上掉下来的巨大馅饼”砸中了。宁浩和后来的周智勇一样，带着5部电影剧本坐在自己的展位上等人洽谈，恰好被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相中，并全额出资完成了《疯狂的石头》的拍摄。
　　“那时候大家是踏踏实实守株待兔，守着一个破树桩子，相信兔子一定会来；后来就变成空杆钓鱼了，钓大鱼嘛。”在《疯狂的石头》大获成功后，周智勇被这块“石头”砸得心有涟漪，紧接着在写《疯狂的赛车》试图复制之前的一些成功规律时，“功利心已经开始有点起来了”。
　　“但当时还是知道要认真把活儿干好的。”《疯狂的赛车》剧本7、8个编剧前前后后一共写了11个月。
　　《疯狂》系列的编剧都管宁浩叫‘焊点’导演，因为他对于电影情节的编制程度要求极高。剧本的写作过程中，第5分钟要死个人，第27分钟得撞车，第75分钟就得换尸体，不管那么多条线索在合理化、逻辑化时有多困难，就像高山滑雪一样，宁浩就要求编剧得把情节编得“就得撞上那几个杆”。这些要求虽然苛刻和难度大，但大家在一起磨剧本的时候却充满了乐趣。
　　“其中有一阵编剧们在我家封闭写作了20多天，闹得楼上楼下不得安宁。”几个编剧写完台词之后就开始对着演，有扮演杀妻的，有扮演骑车的，“有一次夜里两三点，我们正演得热闹，有个邻居实在受不了我们吵闹，过来砸门要跟我们干架。”周智勇还记得那位女邻居在打开门后的表情变化，“开门她往屋里一看，八条汉子都是满眼通红，面目狰狞，然后邻居特轻柔的说了句‘你们声音小点成吗？’，然后就赶紧把门关上走了。”
　　但这些创作过程中单纯的快乐迅速地被荣耀的光环掩盖了。周智勇凭借《疯狂的赛车》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提名，之后身为编剧的价格暴涨了10倍。“后来就掀起波浪了，因为你的待遇和名声都在涨，那时心里的小船也就开始水涨船高。”在“钓大鱼”未遂之后，周智勇开始反省自己。之后，他仍然写出了自己最为满意的剧本《决战刹马镇》。
　　“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是谁，能干什么，要去哪儿，那围绕着他的一切事情都好解决了。”周智勇一直想重新联系一下当时的投资方，想彼此坐下来聊聊，甚至道个歉。“现在的人都不问自己是谁，而是总问别人‘你知道我是谁么？’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现象。”
　　事过境迁，当周智勇在电影产业的“迷雾”中转了一年半，再次对我描述这一情景时，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态。
　　“2010年我特关心，迷雾中有什么；但道了2011年底，我想迷雾中爱有什么有什么，我该怎么走怎么走。”纠结的剪刀手
　　纠结的剪刀手
　　中国最炙手可热的预告片制作人魏楠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定位的：“我是一个懂技术的商人，不是艺术家。”
　　文/赵杏儿
　　日晚上，四辆依维柯依次停在798艺术区的一条街边，十几名场工开始将车上的摄像器材和灯光往下搬。
　　这是短篇电影《灵魂中转站》剧组第一天拍摄夜戏，原计划8点半开拍，但一直折腾到10点半，摄像机还没有组装完毕，因为大家发现少带了一个零件。寒风凛冽，工作人员开始给在场的人发热水袋和暖宝贴。
　　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后，夜戏终于开拍。穿着单衣单裤的女主角走过街道，紧跟在后的男演员是台湾来的李威，他在这部惊悚短片里扮演死神。两个人需要在这段短短的行走中传达出一种恐怖的感觉――魏楠说，他想用很现实的方法来表现死亡。导演一喊停，演员立刻开始在寒风中颤抖不已，工作人员赶忙为他们披上长羽绒服。
　　“我穿了五条裤子，能套的都套上了。”魏楠说。他是这部20分钟的短篇电影的监制。这是一个投资规模在两三百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小制作，未来会在各大视频网站播出。魏楠裹紧羽绒服下结论说，他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准备。
　　魏楠的简单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目前最大的预告片专业制作公司。有人统计过，中国每年至少有150部电影能在影院与观众见面，而从2010年8月魏楠的公司成立以来，有将近50部电影预告片出自他的手。其中净是《三枪拍案惊奇》、《大笑江湖》、《倩女幽魂》、《关云长》、《最爱》这样的重量级电影。据说，在2011年，魏楠一人就包揽了5月份之前几乎所有国产大片的预告片制作。
　　资深电影人会用“非常牛，非常贵”来形容魏楠。非科班出身，白手起家，今年才32岁的魏楠已经成了国内最贵的预告片制作人。他的一条预告片起价30万元，最近涨到了50万，而尚未公映的3D电影《大闹天宫》的预告片价格甚至达到了100万元――而一些小公司是按3万至10万元一条收费的。
　　“我知道，在圈里大家对我的评价是‘这哥们儿特别贵，特别能忽悠’。”32岁的魏楠摸摸漂成金色的改良式莫希干头。但好的预告片确实也来越值钱了。艺恩咨询网站的调查显示，在2011年贺岁档同期上映的《赵氏孤儿》和《大笑江湖》两部电影，超过一半的观众表示，他们选择《大笑江湖》是受了预告片的吸引，这个比例是《赵氏孤儿》的两倍。最终，质量和口碑都很一般的《大笑江湖》赢得了过亿票房。
　　在位于潘家园附近装饰成藏式风格的办公室里，魏楠最近接待的大牌导演是张艺谋，他的《金陵十三钗》中文版预告片便出自魏楠之手。
　　“我在剪预告片的时候只会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它们都是100%的纯商业广告。”
　　魏楠在自己公司进门的位置摆了一台在游戏厅里才能见到的街机，拳皇97对于80后男生来说，几乎就是青春期的同义词。而1980年出生的魏楠，大部分的青春期却是在剧组度过的。1991年，由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望夫崖》首播，模样清秀的魏楠在其中饰演了童年的楚天白，那一年他只有11岁。他后来陆续拍了十几部电影，还有不少电视剧。“但学是没好好上，16岁读了个中专，19岁出来就入行做后期制作了。”
　　魏楠入行的1999年正是中国电影市场最低迷的时候，票房收入从1989年的27亿元萎缩到仅剩8.1亿元，观影人次从293亿下降到不足3亿。当时民营电影公司寥寥无几，电影产量明显减少。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生产的电影数量平均在100部以上，但到了1998年，仅剩下40部左右。
　　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内的后期制作公司大部分是在为广告客户服务。魏楠当时留着长发，爱玩摩托车，一副摇滚青年的模样。他进入的民营后期制作公司一共就五、六个人。“开始的时候是给人做助理，不能上手，只能看别人做。我就每天看各种广告素材，这样看了有一两年。”在他还不会剪辑操作技术的魏楠，审美和感觉却先被培养出来了。
　　“通常是科班出身的人是先学技术和理论，我跟人家是反着的，先靠经验学技术，然后学理论。”
　　魏楠自称自己剪预告片是走“野路子”的。“第一我不按剧情剪，第二基本不用片中音乐，第三字幕特效重新制作。” 张艺谋也反复告诫这位自己“钦点”的电影预告片剪辑师――“电影是电影，广告是广告，电影预告片是电影的广告”，这个绕口令直接道出了电影营销的真谛。
　　“魏楠的影像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导演尚敬说。他曾经和魏楠合作过电影《武林外传》的长片及预告片剪辑，深知后者对影像的痴迷程度。尽管外表和剪辑手法都很酷，但魏楠又绝非沉浸于个人创作中无法自拔的文艺青年，他甚至很自觉地跳出来与艺术家划清界限：“我完全是用一种商业包装的路子去剪预告片的，我是一个懂技术的商人，不是艺术家。”
　　尚敬说：“他商业逻辑清晰，很会跟人打交道，也很善于处理预告片里的广告因素。”
　　这种很自觉的“人格分裂”从始至终贯穿在魏楠的言谈举止中。这与他在广告行业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那几年不仅让魏楠学到了傍身之技，同时也受了“刺激”。当时，和他经常在一起玩的都是公司老总和有钱人，“出门开大奔，岁数也都比我大”，“我每次去就开一辆破吉普，天天受刺激。就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得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靠谱的玩家。”
　　魏楠的这种朴素的强烈想要“脱贫”的想法，导致他一直特别勤奋。“刚入行那几年特别惨，恨不得永远不睡觉。2003年非典的时候，大家都休息我们也不休息。基本是零工资，管饭管住，工作内容包括给老板擦车，资深茶水助理，电工木匠我全干过。”而且他经常会给人算账，一个预告片报价30万或者50万，一年能做30个，营业额能到1500万。现在的平均利润率是30%，对于一个有1000平米办公面积，30多位员工，3个录音室、8个剪接室、2个配音间，还有2个5.1豪华录音棚，每套设备购置费用都在100多万的公司而言，每年500万的利润只能算打平。
　　但此人在大账上一副头脑清晰的样子，却经常一遇到具体项目就不管不顾。《金陵十三钗》他反反复复剪了15版，公司半年多没接活儿。对外魏楠一直坚决表态自己不做电影导演，也不打算拍电影，“因为我不专业的，我不想让人笑话。”但就在2011年，他还是投拍了短片《灵魂中转站》，大魏楠5岁的哥哥魏民做导演，魏楠担任监制――这是一个既能离电影近点，又不至于食言的职位。
　　他的理想在外人看来也是颇有点纠结的那种：“我这辈子一定要完成两个特远大的目标，一个是金钱的，一个是事业的，我肯定要在电影圈里好好干。”
　　“当时阴差阳错没有合适的人，就让他上了。”
　　坐在自己从地面到天花板全部镶满镜面的办公室里，田蒙，这位刚刚为苏妙玲等快女拍摄了微电影的导演回忆起在2002年和魏楠的初次见面。当时魏楠是后期制作公司机房的一名技术助理，田蒙还是专门拍广告的导演。这次相遇让魏楠终于有机会自己上手剪辑了平生第一支广告。
　　“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好像是关于奥运志愿者的。当时对他的感觉一般般，毕竟没什么经验。”这是田蒙对魏楠广告处女作的评价。
　　2008年底，田蒙正在筹备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倔强萝卜》。在剧组驻地宾馆的狭长过道里，田蒙再次遇到了已经自己出来创业的魏楠。“他穿了一件中式的对襟棉袄，剃了一个奇怪的莫希干头，人倍儿瘦，飘忽忽地就过来了。”当时，田蒙没拍过电影，魏楠没剪过电影，两个混广告圈的人见面寒暄了几句之后，决定合作一把。
　　日，电影《倔强萝卜》正式开机，一直拍到2009年春节来临的前一天杀青。而大年初十，魏楠就搬着机器来到了田蒙的办公室，准备大干一场。
　　剪片子的过程可以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当时没有预计要剪多久，也没有人知道需要剪多久，甚至上映日期也没定。”田蒙没有给后期设定具体的完成日期，这让两个广告人有足够的时间来“磨”一部电影。
　　在后来的7个月里，这对搭档一共换了3个工作地点，最终在魏楠广告公司的顶层安顿下来。“我们一开始傻乎乎的非拿电影当广告剪，一天能剪出30秒，恨不得30秒里剪100多刀，片子出来镜头切换速度极快。然后我们觉得这范儿特帅，之前谁敢这么干啊。” 两人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看素材、剪片子，剪累了就天南海北的聊，魏楠把所有广告订单都推了，公司半年没有任何收入；田蒙也不拍广告了，俨然都是一副“死磕”的姿态。那时候，北京的冬天干燥寒冷，从魏楠公司顶层的窗户望出去，都是光秃秃的枯树杈 。
　　时间一长，魏楠摸索出一套剪片子的方法。先从音乐入手，找到有意思的片段，然后根据音乐剪，其实这是典型的广告人思维，但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魏楠经常出夭蛾子，当时他找到一个二胡版的超级玛丽配乐，我觉得虽然怪，但还挺符合电影的风格，最后就用在里面了。”两人在整个过程中都在不断地试图激发出对方的灵感。
　　等到窗外的树枝开始生出绿芽，北太平庄桥下的夜市烧烤摊多了田蒙和魏楠两个常客。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俩人熬通宵的慰籍就是午夜烧烤，吃完后一直干到第二天清晨，早饭过后赶紧睡几个小时，下午继续剪片。那几个月里，魏楠几乎一直住在公司，每天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
　　田蒙还清晰地记得，电影第一版剪辑完成的时候，窗外已经是树荫繁茂，他们把车停在树下一天，会发现满车顶都是鸟粪。2009年5月份的时候，影片被拿到北京电影学院做第一次观众测试的时候，学生们爆发出阵阵笑声。“即使只有一个人在某个包袱上笑了，我们都特开心。”收集了一些观众反馈后，魏楠继续修改。“当时魏楠经常剪着剪着就兴奋，以至于老忘记保存文件。”田蒙开始还着急，后来发现着急也没用。魏楠就总说“稳住，没事儿，”然后凭着记忆再重做一遍。
　　《倔强萝卜》在日上映，魏楠就这么偶然或者说必然地从广告制作蹦到了电影制作。而对于田蒙来说，这则是一次“回归”。
　　田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2002年毕业后却一脚踏入了广告圈。“我毕业的时候整个电影市场就没有商业化这个概念，几乎不太可能拍自己想拍的电影。”2002年，中国的电影院线制刚刚开始建立，国内几大电影厂的改制工作也还在陆续进行。“但那时广告行业很热门，也很赚钱，一帮学电影的人，无论是摄影、美术、灯光还是导演，02、03年出来的那一拨人就都差不多入了广告圈。”
　　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2006年，就像战场上的信使带回胜利的喜讯一样，宁浩的电影《疯狂的石头》成功了。“当时在宁浩的剧组里，有一半的人都是我们平常拍广告的班底。”宁浩在获得拍电影的机会之前，也拍摄了大量的MV作品；摄影曹郁、美术李牧这些电影圈的一线班底也都经历过在广告圈的摸爬滚打。
　　“我们这拨人确实是从广告人转型的，但不应该叫‘打入’电影圈，更准确地讲是‘回归’，”这个过程对于田蒙来说，花了7年时间，“最主要的还是由市场决定的，商业片成功了。”当年，《倔强萝卜》成了票房黑马，500万人民币的投资，赢得票房近2300万――这是每个电影导演都梦想的投资回报，有这样的成绩，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拍片机会。
　　而就在商业片一路升温的同时，配套的电影营销体系也在逐步建构完善。魏楠则借机将广告与电影融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的预告片市场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预告片的机会
　　《倔强萝卜》虽然没让魏楠声名鹊起，但却给了他一个与张艺谋合作的机会。当时张艺谋正在寻找一个能为《三枪拍案惊奇》剪辑预告片的广告人，看过魏楠剪辑的电影之后，确定了最终人选。
　　《三枪拍案惊奇》的预告片问世后，“中国电影预告片第一人”、“金剪刀”等等名号便向魏楠涌来。魏楠似乎也发现了自己的长项所在，并兴奋地在里宣称：我剪广告出身，剪了快10年，预告片就属于电影的广告；我又剪过几部电影，预告片又要很注重节奏，我学音乐学了近20年。如果把我的音乐，我剪广告和剪电影结合一下是什么？电影预告片!!!!!!强项啊!!!!!!!!!!必须强项!!
　　正因为这种自觉的商业化定位，所以在电影预告片剪辑的时候，魏楠和制片人从来没有发生过创作上的矛盾。“因为制片人想卖东西，我也想卖东西，目的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出现矛盾，也是我和导演之间的矛盾。”魏楠展现出商人精明的一面，“导演总希望把经过精心设计过的好镜头放进来，但预告片一共才1分半的时间。这就是浪费，一个好镜头就3秒钟，可能错过多少票房，我还不如放几个明星脸呢。”
　　随着国内电影营销体系的完善，现在的电影一般都会制作三版预告片。第一版主要向观众传递一些电影的基本信息，如演员阵容，上映日期，故事类型等等；第二版预告片是为了体现电影品质，会更艺术化一些；第三版就是为了广告投放所做的30秒预告片，用于视频媒体的滚动播放。
　　“这三版预告片相比起来，第一种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最好，因为导演、演员的粉丝喜欢看并热衷于转发；但从转化效果来说，第三种‘直给’的多媒体短版本最管用。至于第二种，虽然显示导演功力、电影质量，但观众是否会因此进电影院，不一定。”
　　魏楠深谙受众心理，这种强烈的商业意识和产品精神既是广告人的本能，也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从业人员构成为电影带来的外部智慧。尤其在电影营销领域，早期电影宣传一直被认为是走走形式，可有可无。内地电影院放映预告片的历史很短，八十年代时电影正片前放映的多是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摄制的《祖国各地》等纪录短片。电影院预告新片一般都是自制幻灯片，写上片名和时间，剧照都没有一张。导演们在顺手剪预告片的时候多半按照内容的时间顺序来剪辑。但随着诸多媒体人、广告人和网络的加入，电影宣传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新闻稿撰写和发布，更为创新的营销策划手段开始出现，并走向专业化细分的道路。
　　但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电影营销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魏楠自己很明白：“电影上映一周之后，票房其实就不是靠营销能够获得的了，最后主要还是靠口碑和作品质量。”
　　在这个位置上，魏楠看了太多混事儿的片子：“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任何一部电影我都能做出一部好的预告片，如果1个多小时的电影还挑不出1分多钟的好东西，那这个电影就可以不用上映了。”
　　经常熬夜赶活开会的魏楠找了个司机，以避免自己疲劳驾驶。司机陈师傅开车基本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魏楠从不坐飞机，这是小时候坐飞机出故障留下的心理阴影。
　　魏楠一直在这行里以谨慎和精明著称,除了做预告片，他还从事其他副业。在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焦虑和不安全感似乎笼罩着每一个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经形容说：“现代中国的唐?吉诃德们，最担忧的结局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与‘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
　　“我永远不能只靠一件事活着，老得想着点后路，你永远都得想着明天怎么办。”
　　前媒体人张文伯创办了影行天下电影宣传公司，从接手的第一部电影《锦衣卫》开始，在两年时间里助推多部电影，甚至被2011年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收录在册。虽然这个行当的标准化流程和业务模式仍在摸索阶段，却带动了一批更为细分的电影营销从业者。视频营销、社交网络营销、海报制作，幕后花絮拍摄，都开始有专业人士的加入。
　　适度的电影营销虽然能为电影加分，但并不是只做好其中一环就能成功。曾担任电影《荆轲刺秦王》剪辑师的北京电影学院剪辑专业教授周新霞始终记得，在她刚进入北影厂工作的时候，当时的老导演陈怀皑，也就是陈凯歌导演的父亲曾经对她说：“电影是十个手指头并拢来捧水的工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哪个部门都不能差，哪个环节漏了这水都留不下。”但现在面对产业链尚不成熟，缺乏工业化生产能力的现状，电影市场需求却只增不减，这导致大量投机分子趁机进入。
　　“现在有的导演最头疼的竟然是场记，明明拍过的镜头，查场记单发现没被纪录下来。导致剪辑师和导演再重新回来找镜头补录。”周新霞遇到过不少这样几乎没有工作经验的剧组人员。
　　“粗制滥造，山寨，恶性竞争，这些曾经在2008年前后把广告市场搞得一塌糊涂的东西现在也开始在电影市场里出现了，”魏楠几乎是在警告电影产业的从业人员不要重蹈广告人的覆辙，“同行抄我的音乐，学我的字幕特效，使劲砸价，缺乏市场规范。”
　　“别人都还上学的时候，我就在这行混，吃过无数个亏。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你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但再精明如他，也仍旧会在电影的问题上热血上头。这边他刚跟人说：“做预告片虽然挣的少但至少还保险，现在这世道做电影能不能成功，基本靠命。”转过头来，在《灵魂中转站》的现场，魏楠已经做好了第一部短片赔本的准备――他在这部片子上投入了2、300万。在夜风中哆嗦着看场做准备工作时，魏楠大发感慨：“草根出身的从业者和创始人，进入这个行业都是抱着某种理想和追求在把这个当做事业干的。”
　　曾经与他合作过电影《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倒是十分理解魏楠的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尚敬在做电影时同样是纠结的：“我骨子里跟喜剧是貌合神离的，说极端点，我一部喜剧也不看。”尚敬喜欢的是古典音乐，严肃文学。最想拍的电影题材是知青的故事。“ 我经常把商业和娱乐趣味的电影比做是皮薄馅大的包子。路过的人都想吃一笼，但并不能穷尽你对所有美好电影的向往。”很多时候，尚敬都觉得自己“做包子”并不能宣泄内心中的那种情怀，“当你做娱乐电影的时候，你得遵循这个规律，让能接受。但当你自觉服从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痛苦的。”
　　即使无奈，但作为一个创作者，也不甘于日子一天天过去。而且导演的电影语言形成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我就这样成了一个给大家做包子，自己却不吃的人。这确实有点无奈。” 尚敬在今年的贺岁档仍然端出了一盘“别人认为他很擅长”的喜剧电影《饭局也疯狂》。
　　即使在电影圈打拼辛苦，田蒙也仍不愿再回去广告圈。“当你的格局扩大之后，你就很难再回去了。现在在电视上看到广告已经没有让我特别兴奋的感觉了。对于我来说，广告那一页基本上已经永远翻过去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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