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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泰集团(大润发)与北新大弘集团正式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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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润泰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与四川北新大弘集团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并在四川北新大弘集团旗下天府国际农产品中心(北新天府大市场)项目现场举行盛大签约仪式，宣告合力打造西部最大肉类交易平台——新丝路(西南)肉类交易集散中心，为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加码，为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国际化加油，缔造川港企业强强联手新时代。四川省商务厅巡视员李维民、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陈璞、中共德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赵辉、中共广汉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俊懿，以及德阳、广汉农业、商务、投资促进等相关单位的领导、润泰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新丝路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桃元、四川北新大弘集团总裁刘邦成、四川商贸物流及电子商务企业等签约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新闻记者出席了签约仪式。
润泰控股集团副总裁张桃元表示，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和“供给性改革”战略，积极利用我国历史丝绸之路的综合优势，开展协同创新，搭建广阔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更好的推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润泰控股集团与北新大弘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标志着双方的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是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合作发展。“新丝绸之路肉类交易所”，未来将为肉类产业提供产业升级方案、PGS产业标准、肉类交易、产业金融、冷链仓储运输、品牌展示展览等多项服务。润泰集团和北新大弘集团均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和先行者，本次签约是双方强强携手互惠合作，真诚希望在此次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密切联系，广泛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全面合作，最终实现双赢多赢、共同发展、开创产业地产与商业流通企业战略合作的新篇章。
北新大弘集团总裁刘邦成对润泰集团副总裁张桃元振奋人心的讲话表示感谢，并强调，天府国际农产品中心是省政府确定的“四川省500个重点项目”，也是“四川省100个重点支持项目”，还是省领导甘霖同志联系的50个重点商贸服务业项目、四川省“服务业三百工程”重大项目。四川北新大弘集团与润泰控股集团携手建立深度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将以统一的资源整合优势为基础，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为核心，共创影响四川、辐射全国、走向国际的肉类交易平台，实现四川肉类产业化水平质的飞跃，实现交易集散中心立足四川、深耕西部、覆盖全国的目标。
润泰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建筑开发、金融保险、流通贸易、医疗服务及教育培训等于一体的大型多元化国际集团。在全球大型零售商超、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生鲜物流产业发展、农业科技产业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和物联网产业发展、大型商超线上和线下拓展、新丝绸之路产业研究及相关产业发展基金设立和运营等领域具备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拥有润泰集团“亚太新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优质农产品上游产地资源、冷链物流运输资源、下游“大润发、家乐福、永辉、沃尔玛、好又多、苏宁、华润万家、华联、麦德龙、百联”等品牌商超分销渠道整合的强大资源优势。
大润发超市是目前国内运作最为成功的连锁超市集团之一。2001年，大润发与法国具有45年零售流通经验的欧尚(Auchan)集团合作，在国内同时拥有了“大润发”和“欧尚”两个超市品牌。截止2016年底，集团在国内有446家门店，其中，旗下大润发超市有367家门店，欧尚超市有79家，营业面积约为1,203.2万平方米，年营业收入超过1004.4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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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传法师：有一个学密宗的居士，经常在家里搞超度，如法吗？作者：恒传法师&&来源：居士网&&查看：117善士提问：有一个学密宗的居士，经常在家里搞超度，如法吗？
恒传法师：阿弥陀佛，《地藏经》称：初死的人如果生前多造恶业，死后又没人为他追荐，其神识就可能投生到饿鬼、地狱等恶道中去。在死者“罪福未定”的七七四十九天内，以“善愿功德力”回向死者，使他不投生于地狱等恶道而转生人天等“善趣”，俗谓之“超度”。超度又有超升、超生、超拔、超幽等说法，超度的具体内容包括念佛、诵经、供斋、做佛事等。
不管是在佛教还是道教中，为救度亡灵，使其超脱苦难，只有请僧尼、道士为亡者诵经拜忏。现在很多在家居士在修学路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普遍，也不如法。不管修那个法门，如果德行、功德、福报不具足，心境定力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就会出问题；有的居士对超度的程序也不太懂，有时候还没有完全把佛法的意弄明白，就在家里做超度，有时候念的普召请真言，开地狱真言，鬼道众生，冤亲债主都过来了，而自身修行、德行、功德福报不具备，不具备法师的资格，没有能力让那些众生受益，请来送不走，久而久之，家里也不会安宁，会出现三方同时受害的情况。千万不要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多地去效仿别人。修学的路上要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去走，希望大家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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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佛学大居士介绍（上）
近现代出了很多在佛学上有很深造诣的大居士，这里罗列一部分供学佛之人参考，所有信息皆来源于网络，排名不分先后。另有梁启超、章太炎等国学大师未列其中，另有陈建民及其弟子沈家帧由于存在争议未列其中。
杨仁山（）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他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悟，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二十七岁左右接触佛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居士佛学家，有《杨仁山居士遗著》十二卷留世
　　杨仁山是清季末年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也是唯识宗复兴的播种者。仁山，字文会，安徽石棣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他的父亲朴庵公，道光十八年进士，与曾国藩同年，故仁山及长，入曾国藩幕督办军粮。后因读《大乘起信论》而学佛，时当洪杨乱后，江南文物荡然无存，欲求一本佛经而不可得，仁山发愿流通佛经，集友好共同创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
光绪四年，仁山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结识得日本真宗僧侣南条文雄，自南条处获悉中国唐代
&散失之佛经，多为日本寺院所保存，因之委托南条，在日本代为搜购。仁山与南条相交三十年，南条在日本为之搜购得散逸经书近三百种，其中包括著唯识宗的经疏。例如窥基大师所撰《成唯识论述记》六十卷，亦是由日本找回来的。杨仁山在《成唯识论述记叙》中称：“……有窥基法师者，奘公之高弟也，亲承师命，翻译《成唯识论》，会萃十家而成一部；并以闻于师者，著为《述记》，学相宗者，奉为准绳。至元季而失传，五百年来，无人得见，好学之士，每引为憾。近年四海交通，得与日本博士南条上人游，上人以此书赠予，……以是见唯识一宗，流传于世，非偶然也。”
创设“祇洹精舍”
　　仁山晚年曾创设“祇洹精舍”，为中国最早的僧学堂之一，门下弟子中，济济多士，欧阳竟无撰《杨仁山居传》，有谓：“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梨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云，蒯若木、欧阳渐，亦云伙矣。”杨仁山逝世于清宣统三年，世寿七十五岁。
　　杨仁山，字文会，安徽石埭人，1837年出生于官宦之家。杨仁山14岁即能诗善文，兴趣广泛，天文、地理
无不研读。27岁时杨仁山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病中反复诵读了佛典《大乘起信论》，对佛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杨仁山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魏默深辑的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的合刊本。
　　金陵刻经处自同治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杨仁山逝世，四十余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
　　杨仁山于同治十二年，辞去江宁工程局的职务，同时也辞谢了李鸿章函聘他到北方办工程的差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而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在家中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延请高明画家，在他的监督指导下，绘成了一幅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悬在家中供奉观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杨仁山只身泛舟游历苏浙各地梵刹，并便中访求各寺院古旧的经书，供刻经处刻版刊印。闻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刹，猜想也许会有古本经书，于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无所得，并且在外日久，旅费用完了，几至不能回家。
这时杨仁山仍有老母在堂，而儿女相继出世，多年办差事廉俸所入，大半用于刻经。为了家计，于光绪元年应聘到汉口主持盐局工程——他多年办工程，成了工程专家。他所经办的工程，坚固省费，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后来他的长子杨自新也办工程，南京狮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杨自新督造的。
　　光绪二年，汉口盐局工程结束，杨仁山应老友曹镜初之邀约，到长沙去商议设置长沙刻经处的事。同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也约他湘乡一晤。于是到了湖南。顺道游览南岳，登祝融峰。也去拜访了曾纪泽。
　　纪泽是曾文正公长子，字颉刚，即世称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时，遗命纪泽，谓杨某可堪重用。以是纪泽希望与杨仁山见见面。光绪四年七月，朝命曾纪泽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约杨仁山同行襄助。杨仁山便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到了欧洲，在欧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伦结识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条文雄。以后三十年间，他和南条保持友谊，不曾中断。南条在日本为杨仁山搜购得中国唐代散逸的佛经注疏近三百种，杨仁山以之在刻经处刻印流通。
　　光绪六年，曾纪泽改派为出使俄国大臣，约杨仁山同行，杨仁山坚辞回国。曾纪泽要保举他做官，他也坚辞不受。纪泽不得已，给他长子杨自新保举了一个六品同知。
　　杨仁山回家后，仍忙他的刻经事业。惟这时经书愈刻愈多，不但经书积存的多，而经版的积存也愈来愈多。木版印书，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个字，一本十万字的经书，就要刻出五百片经版。古语“汗牛充栋”，指的就是竹简或木版而言，杨仁山为了解决经版保存的问题，他和刻经处的人去了几次苏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处永久的藏版之所，终以经费未集，土地也没有购成，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龄巷建了新宅，才解决了经版的保存问题。这所巨宅，他后来捐给了金陵刻经处，列为公产，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单位。
　　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英国，以杨仁山曾随曾纪泽使英，娴于英国国情，坚约杨仁山同行为助。杨仁山情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二度赴英伦。杨仁山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国政治制度，和工业发达的原因，领悟到泰西各国富强之道，在于以实学为本。他建议刘芝田，上种种条陈给清廷政府，无奈这时西太后当国，所上条陈有如泥牛入海。杨仁山为此对时政颇感灰心。光绪十六年，刘芝田回国出任广东巡抚，杨仁山也由英回国。此后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弘法为职志。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士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杨仁山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杨仁山的支持。杨仁山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祇洹精舍」的原因。
　　杨仁山晚年（六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等，是其著者。
光绪三十四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祇洹精舍。祇洹精舍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
　　杨仁山门下众多弟子中，入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杨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祇洹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可当之无愧。
　　《杨仁山居士遗著》 金陵刻经处
1919年印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二册。其书计含“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十宗略说”、“观无量寿佛经略论”、“论语发隐”、“孟子发隐”、“阴符经发隐”、“道德经发隐”、“冲虚经发隐”、“南华经发隐”、“等不等观杂录”、“阐教编”共十二种。
韩清净（）中国佛教学者、居士。原名克宗，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18岁时中乡试举人。因研读瑜伽唯识著作而不解其义，从而发愿从事研究。1921年，于北京讲《成唯识论》，为讲经弘法之始。后在房山云居寺，专治法相之学。1925年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宣读所著《十义量》一文，博得与会者赞许。1927年于北京创立三时学会，讲学颏经并重。讲学专重唯识学，对六经十一论，都作深入研究；所刻经典，校勘精细。
　　著述有《唯识三十颂诠句》、《唯识三十论略解》、《唯识指掌》、《唯识论述记讲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赞》、《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别释》、《能断金刚经了义疏》、《佛法略谈》、《因明入正理论科释》、《瑜伽师地论科句》等。弟子有周叔迦等。（林子青）
　　唐代，玄奘三藏西行求法归来，盛弘法相唯识之学。慈恩窥基继之，大成其宗。盛唐时代，慈恩一宗宗风甚盛，前后维持了百年之久，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后，宗风渐衰。至武宗会昌法难，此宗一脉相传之论疏，多遭焚毁。及至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五代十国，王朝交迭。斯时也，寺院荒废，经籍散逸。隋唐间隆盛三百年的佛教，至此零落殆尽，而次第建立的大乘八宗，除禅净之外，亦莫不衰微，尤以法相唯识之学殆成绝响。
　　是唯识学复兴的契机。前有杨仁山居士刻印经书，倡导于先，继有欧阳渐、梅撷芸诸君子，发扬于后。由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到抗战以前，南北有两位研究唯识的巨擘，号称「南欧北韩」。南欧者，即在南京主持「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北韩者，为在北平（今北京）领导「三时学会」的韩清净。
　　韩清净原名克定，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生于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世代书香，幼年受传统教育，攻读八股文，中秀才。十八岁，参加乡试，中式辛丑科举人。时至光绪末年（一九○八年），未几废除科举。清净本人亦不乐仕进，转而研究佛学。
　　他初读《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不解其义。乃发愤潜心研究，数年以还，终渐通达，因而后来他在法相唯识之学上，有颇为高深的造诣。
　　（一九二一年），他在北平与研究佛学的同仁朱芾煌、韩哲武、徐森玉、饶风璜等，组织了一个佛学研究团体「法相研究会」，以研究法相唯识之学为目的，由清净主讲《成唯识论》，这是他讲经弘法之始。后来，他为了作更深入的研究，到北平附近的房山县，在云居寺辟一净室，闭户潜修，如是三年，学力大进。
民国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日本根据十三年在我国江西庐山举行的「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决议，在东京增上寺举行「东亚佛教大会」。我国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参加，全国代表二十六人，由道阶、太虚二位法师及王一亭、胡瑞霖二位居士担任团长。团员有倓虚、持松、弘伞诸法师，杨鹤庆、张宗载、宁达蕴诸居士等，及法相研究会的韩清净、徐森玉。大会于十月一日起连开三日，清净在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十义量〉论文，博得与会学者的赞许。
民国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清净在北平与朱芾煌、徐森玉、饶风璜等发起创办「三时学会」，被推为会长。三时学会的宗旨为阐扬印度佛学和佛教真实教义，并以讲习、研究、译述及刻印佛教经藏为工作重点。清净在会中定期讲学，每星期一次，间或亦至各大学作公开演讲，所讲均以法相唯识之学为主。东初法师着《中国佛教近代史》曰：
　　韩氏不唯精于《瑜伽》、《摄论》，且能熟背。他讲《摄论》，一字一句，皆交出来自《瑜伽》某卷某句。普通讲《摄论》，多则一年，少则半年，韩氏讲之，则非二年不可，以其精故，不能速也。
　　东初法师评南欧北韩之治学方法，称清净曰：
　　他治学的方法，迥异于竟无居士。竟无于唯识诸论，不在逐字寻求其来源，而在扼其大意。因此，始由唯识，而般若，终至涅盘，总扼其佛学之大纲。韩氏则采精兵主义，其于法相唯识学，旨在穷究瑜伽，然后旁及十支。所谓一本十支，故其学始终未能突出此一范围。
　　欧、韩二氏于唯识之长短，由此可见。
　　刻印经典亦为三时学会工作重点之一，唯亦以法相唯识为主，而以校勘认真、印刷精美称着。其中尤以自金藏中选辑善本，影印的一百二十册《宋藏遗珍》，最为佛教界所称道。
　　《宋藏遗珍》是由《赵城藏》中选出来的。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将军在陕西放赈，于西安卧龙寺及开元寺中，发现保存有宋版藏经──俗称的《碛砂藏》。朱子桥到上海，与叶恭绰、狄葆贤、蒋维乔、丁福保、李圆净诸居士及范成法师等，发起影印，并推范成法师主其事。范成法师亲到西安，经详细查对，西安的《碛砂藏》尚缺少若干部，范成法师到北京、山西各地查访，发现山西赵城县广胜寺保存有金代雕刻的藏经──《金藏》。
　　《金藏》开雕于金熙宁皇统九年（一一四九年），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一一七三年）。全藏共收经一千五百七十部，六千九百余卷。广胜寺中所有的一部，以年久散佚缺损，所保存的并不完整，虽为范成法师查访到了，因其版式与《碛砂藏》不同，故没有纳入影本中。
　　此事为韩清净所知，命会中的徐森玉赴山西，选出宋代以后失传的法相唯识方面的孤本典籍四十六种，计二百四十九卷，借出制版影印，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完成。
　　影印出的这四十六种典籍，命名曰《宋藏遗珍》，分上、中、下三集，三十二刻本，线装一百二十册，分装十二函发行。影印《宋藏遗珍》时，三时学会会员周叔迦也参与其事，尽了相当的心力。
　　清净毕生致力于法相唯识的研究。他主张：研究佛典，必先研究法相唯识，而《瑜伽师地论》和《摄大乘论》更是必读的两大论典。他晚年致力于《瑜伽师地论》的校订工作，撰成《瑜伽师地论科句》四十万言，又融会本论前后文义，综考所有关于此论之疏释，撰成《瑜伽师地论披寻记》七十万言。后来又将二者合编为《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这部百余万言的巨著，可说是清净毕生精力之所注。遗憾的是，此书尚未出版，而清净于一九四九年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清净毕生尽瘁斯学，用功既勤，著述亦富。他生平著作，除《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外，尚有：《唯识三十颂诠句》一册、《唯识三十论略释》一册、《成唯识论讲义》二册、《大乘阿毘达磨集论别释》七册、《唯识指掌》二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释》一册，《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略释》一册、《十义量》一册、《摄大乘论科文》一册。
　　清净逝世后十年，他的《科句披寻记》由三时学会同仁打字影印出版。该书卷末有一篇〈书后〉，录之如下，以见其出版因缘：
　　《瑜伽师地论科记披寻记》为本会前会长韩清净居士最后宏着。此论性相赅摄，义解精详，万象包罗，为大乘佛法教理渊海。公元七世纪间，玄奘三藏即为求取此论而西行游学。归国后，便宣译此论及《十支论》等，并盛行弘讲，传制疏记，形成中土大乘法相学派。但自唐以后，义学渐衰，千余年来，讲习式微，传钞刊印，亦有讹略。清净居士有鉴于此，因发弘愿，详加校订，撰成《瑜论类句》四十万言，并又融会本论前后文义，综考所有关论着疏释，撰成《瑜伽论披寻记》七十万言，以阐发《瑜伽大论》奥义。本会前理事朱芾煌居士于此撰业，襄助甚多。书成后，韩、朱两居士先后逝世。本会马一崇居士又就遗着《科句》、《披寻记》加以会编，并准备刊印。马居士又于去年逝世。同仁以此书刊印不容再缓，因用打字印刷百部行世。义学益明，法流广布，一切见闻，同沾利益，是为记。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三时学会谨识。
　　（于凌波）
欧阳渐，字竟无，生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卒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近代著名佛学居士。
　　欧阳竟无（）江西宜黄人。字竟无，一字渐吾。早岁刻苦治学，博览诸子百家，中日甲午战起时，感于杂学无济于国事，乃专治义理之学，欲以之挽救时弊。三十四岁，赴南京师事杨仁山，得闻华严法界之旨，归信佛教，入祇洹精舍，潜心经论，致力佛学。年三十六，母亲病逝，遂将肉食、色欲一并断绝。自云学佛与他人异，每于悲愤而后有学。曾留学日本，返国后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员。其后再赴南京从杨仁山游，杨氏临殁，以金陵刻经处相嘱。
　　民国元年（1912），与李证刚等倡设佛教会，主张政教分离、沙汰庸僧，可惜事与愿违，未能成功。
氏于佛学，初读大乘起信、华严、楞严。年逾四十，转攻法相唯识、瑜伽师地等，更由大智度论而般若、涅盘；久之，会通儒佛，所刊行中庸传、孔学杂志、四书读等，皆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被学术界尊为“‘佛学大师’”。
　　民国十一年，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谈’，吕澄、汤用彤、王恩洋、黄忏华、熊十力等人皆尝游学于其门；民国十四年开办法相大学，设特科，然以时局停办。复编纂藏要三辑，方便学佛。抗战期间，迁内学院于四川江津，仍讲学、刻经不辍。民国三十二年二月，氏以肺炎病逝于蜀院，享年七十三岁。门人总辑其遗文三十余卷，成‘竟无内外学’一书行世。政府播迁台湾后，该书未见流通。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觅得其书之大部分，出版欧阳大师遗集四册（二十五开）三千余页，其名著‘唯识抉择谈’、‘对空有诸宗典籍之叙论’、‘瑜伽师地论叙’，及‘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等，皆包含于其中。氏重视在家佛教，贬斥出家佛教，民国七年发表之支那内学院简章总纲第一条云：‘本内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太虚大师乃撰‘关于支那内学院文件之摘疑’以驳斥之，太虚大师并陆续撰佛法总抉择谈、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等文破斥其说。
　　欧阳竟无，名渐，字竟无，以字行世，江西宜黄人。他六岁丧父，但从小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中秀才，又从叔叔读程朱理学，同时博览经史，对天文历算也很精通，是学校的高材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欧阳竟无感到程朱之学和其他杂学都难以济世，于是改学陆王心学，想以此来补救时弊。朋友桂伯华向他介绍了佛学，给他看《大乘起信论》，劝他向佛，这时他才知道有佛学这门究竟之学。
　　三十四岁时，欧阳竟无北上赴科举，参加廷试，回家时途经南京，和杨文会首次相见，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感到不管是程朱之学还是陆王之学，都不了生死。回家后，从事办学，自设科目，亲编教材。三十六岁时，欧阳竟无母亲病逝，他从学校匆匆赶回，仅得最后一诀。这对他的心灵打击很大，他在家本来属庶出，幼年丧父，家境也不好，一直跟着贫穷的一嫂一姐生活，母亲没有抚养他，贫病而逝。欧阳竟无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就立下决心，不仕、不荤、绝男女之欲，归心佛法。所以在次年就到南京来找到杨文会，从其问学。他也曾经到日本寻找遗籍数月，回来后为了筹集久学佛法的生活资金，在两广担任过教师，又从事农业，均因病而罢，于是决定全力投入佛学。1910年，四十岁的欧阳竟无又到南京，从杨文会学佛法。
　　1911年，杨文会去世，欧阳竟无受命与其他两人分别负责刻经事务，具体负责佛经编校工作。这一年正值辛亥革命，革命军攻下南京，欧阳竟无在经坊守了四十天，以防经版散失，使经版得以保存。第二年春天，他曾发起佛教会，因为他主张政教分离，没有实现，不久即解散，从此长住金陵刻经处，不再问外事。在刻经处的基础上，附了一个研究部。1917年，他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他所编校印行的经典，以《藏要》影响最大，收有佛教重要经论五十多种，每种都以梵文、巴利文或藏文精校，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佛教经论选刊。在杨文会逝后，欧阳竟无共主持刻刊佛典约二千卷。他还想刻印《精刻大藏经》，未果。
　　遵照杨文会刻经和教学并举的风格，在刻经之外，欧阳竟无也十分重视佛教教育.1918年，他着手筹划支那内学院，192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欧阳竟无立下了“师、悲、教、戒”的院训。这实际上是杨文会祗洹精舍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等人都曾在内学院学习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学院迁到四川江津，院名为支那内学院蜀院。
　　1943年2月，欧阳竟无因肺病不治而逝。
恩洋（年）四川南充人，字化中。191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后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法相唯识，1925年在该院任教。此后十几年主要从事教学和著述工作。1942年创办东方文教研究院。1957年出任中国佛学院教授。1964年在成都病逝。通内外学，精通法相唯识，主要著作有《摄大乘论疏》、《唯识通论》、《心经通释》、《佛学通论》、《人生学》、《人生哲学与佛学》、《起信论料简》等200余篇（部）。
王恩洋，欧阳竟无大师的入室弟子，近代著名唯识学家。恩洋字
化中，四川省南充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生。南充中学毕业，民国八年到北京，在北大哲学系旁听，得梁漱溟赏识，介绍入哲学系管理印度哲学图书室，在梁的指导下，大量阅读了法相唯识的典籍。
　　1923年，欧阳竟无在南京设立支那内学院，恩洋以黄树因的介绍，南下依竟无研究佛学，深入经藏，尤于唯识学用功特勤。其时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有所谓“唯识论战”，恩洋是笔战中主将之一。1925年内学院成立法相大学特科，恩洋任主任兼教授。1927年内学院以战事停课，恩洋返四川，于南充设龟山书房，授徒自给，并反覆圈读《瑜伽师地论》。1930年后，应请在成都佛学社讲唯识。此后讲学与著述并重，十余年间，写出了大量的佛学著作。1949年后，他被聘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及文史馆员。1957年受聘为北京中国佛学院教授，1964年病逝，享年六十八岁。遗留著作数十种，主要者为《摄大乘论疏》、《唯识论疏》、《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及《佛学通论》等。
　　对于王恩洋其人，欧阳渐曾评说：“化中盖以导俗绳众为归竟也”（《与李正刚书》）。王氏著作，除唯识学的疏释外，确有许多基于佛教立场的导俗绳众之作，譬如其《人生学》就是一部以佛教精神为内涵的人生哲学钜着。由此可见，王恩洋确是一位致力推广佛教的精神与义理于现代社会的学者。所著诸书，曾被辑为《龟山丛书》行世。
　　王恩洋，字化中，四川省南充县人，清光绪一八九七年生。幼年受传统
教育，在私塾读书。一九一三年，十七岁时考入南充中学堂，课余喜读宋明理学书籍。中学毕业后，一九一九年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从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由梁漱溟介绍，在哲学系管理印度哲学图书室，因此有机会广泛阅读印度瑜伽法相的著述。黄忏华之弟黄树因，曾从宜黄大师欧阳竟无学唯识数年，后到北京从俄人刚和泰习梵文，并在北大任梵文翻译。树因与王恩洋年岁相若，有同事之谊，且志趣相投，时在一处共同研究。
　　一九二二年，欧阳竟无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支那内学院，王恩洋受树因之影响，入该院从宜黄大师修佛学，与吕澄、姚柏年、熊十力、陈真如等人同门。王恩洋在内学院，全力钻研佛学。遍读大小乘各家戒本，继续窥基《成唯识论》，再研究清辩的《大乘掌珍论》，并校勘《唯识学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并整理和续成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讲稿，也自己撰写《佛法真义》论文。
　　一九二五年，内学院增设法相大学特科，王恩洋担任主任兼教授，讲授唯识通论、成立唯识义及佛学概论。为了教学的需要，自编讲义，《佛学概论》就是由他的讲义编著成书，由内学院印行，深为佛教界所赞赏。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一九二七年三月逼近南京，直鲁联军褚玉璞守南京，位于南京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占地二十一亩，有房舍百余间，故为褚部军队占用，法相大学特科被迫停课，王恩洋返回四川南充原籍。
　　王恩洋自一九二二年至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内学院五年有余，这是他一生用功最勤、著述最富、任事最重的时间。盖内学院之有吕澄与王恩洋，亦犹如太虚大师武昌佛学院之有史一如与唐大圆。前者为内院两大柱石，后者为大师左右手臂。
　　王恩洋于一九二七年，返回四川时，年方三十一岁。他家非素封，故生活
颇为窘迫，而其研究佛学之志不稍为退减。乡居期间，反覆研读唯识典籍，圈读《瑜伽师地论》全部。
　　一九二九年，他在南充设立龟山书房，聚众讲学，佛学与儒学并重。一九三〇年，应成都佛学社之邀请，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此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写佛学著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等。一九四二年，结束龟山书房，赴四川内江创办东方佛学院（后来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
　　宜黄大师欧阳渐所创办之支那内学院，于一九三七年，以中日战争爆发，日寇迫近南京，大师率院众运所刻经版向后方撤退入川，在四川江津创立支那内学院蜀院，仍讲学刻经不辍。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大师逝世，王恩洋赶赴江津奔师丧，内学院门人开会，推吕澄继任院长，王恩洋任理事，他从各方面支持学院及吕澄。
　　一九四四年以后，他除了主持东方文教研究院的院务以外，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在这段时间，并著作《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等书。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川北行署政协顾问。一九五二年六月，应川北行署文化教育委员会的约请，写了《佛教概论》小册子，先在《弘化月刊》连载，以后由弘化月刊社印为小册子发行。同年，被聘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文史馆馆员。一九五七年，中国佛教协会聘请他担任中国佛学院教授。他乃迁居北京，在设于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讲授“佛学概论”等课程。
王恩洋早年在支那内学院时期，曾因研究唯识而撰写《大乘起信论料简》一文，掀起《起信论》论战。这是一件轰动佛教界的大事。这一场笔战牵连许多人，王恩洋是其中的主角之一。
　　一九六一年，王恩洋已六十多岁，健康日衰，因此辞去佛学院教职，返回成都。四川省府聘他为参事室参事。又过了三年，终因健康恶化而病逝，时为一九六四年二月，享年六十八岁。
　　王恩洋生平学兼内外，佛学则专精法相唯识。王恩洋治学，与欧阳大师有所不同。欧阳大师治学，凡有三变，他首治唯识，于所依经论在扼其大意，贯通其一经一论之思想，故以后由唯识而般若，而涅盘；亦即由一切皆妄，而至一切皆空，乃至即妄即真。王恩洋治学，则一生忠于唯识，始终未超越唯识范围，故其唯识学之造诣，于欧阳大师之下为第一人。一九三二年，太虚大师应厦门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文哲学会约请，讲“法相唯识学概论”，由虞愚（佛心）笔录，讲毕印行，由王恩洋、张化声、梅光羲、唐大圆、黄忏华等人作序。太虚大师与王恩洋在佛学上虽有法义之诤，而对其在唯识学之深入研究推崇有加，固为佛教学人所公认也。
　　王恩洋生平著述甚多，大都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重要者为《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大乘佛说辨》、《佛教概论》、《佛学通论》、《佛法真义》、《解脱道论》、《心经通释》、《大菩提论》、《佛教解行论》、《佛说无垢称经释》、《世间论》、《人生学》、《儒学大义》、《论语疏义》、《孟子新疏》、《老子学案》、《新理学评论》、《大足石刻》、《王国维先生之美学思想》等。
　　（）山东济南人。名艳，字炳南，号雪庐。清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腊月七日生。父寿村公，世居济南城内券门巷，好善乐施，教有义方。二十五岁左右，任法政界。三十七岁左右，任山东莒县监狱典狱长。四十二岁出任至圣先师奉祀官府，随后与蒋介石政府播迁来台。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逝世，享年九十八。
　　初学唯识于梅光羲，于禅、净、密等，皆曾修习，后研究印光之著作，心仪景仰而皈依为师。精通中医，任内尝以行医之便，随缘济渡，专修净土，广结善缘。抗日期间，氏随孔奉祀官德成于重庆，并助太虚大师弘法。蒋介石政府迁台后定居台中。除仍任职孔奉祀官府外，并兼任中国医药学院及中兴大学教授，业余则致力于佛法之弘扬。于台中讲经说法数十年，以‘李老师’之名著称于台湾佛教界。创立创办台中佛教莲社，《菩提树》杂志、慈光图书馆、慈光育幼院、菩提医院、菩提仁爱之家、菩提救济院、内典研究班、明伦讲座弘法等及慈善机构。此外，所办大专佛学讲座亦接引甚多大专学生进入佛门。
　　氏早年深受儒家传统文化之薰陶，工诗擅文，崇礼尚义；中年时，从真空、客观同参八年。复于四川学密，如法持咒八年。至皈依净土之后，专修净业。氏之终生思想以儒家为本，糅合佛门内典为行持。尝自谓︰‘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尽分；处世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应。’为人方正严谨，学行兼摄儒佛二家之精义，故为时人所敬重。
　　著有《雪庐诗文集》、《佛学问答》、《阿弥陀经义蕴》、《佛学常识课本》、《内经选要表解》 等行世。并作佛教歌曲数十首。
　　一九二〇年，李炳南出任莒县典狱长，垂悯囚徒，卒得重建监舍，设施完善，炳焕宽敞。同时又倡德化重于刑齐，加强狱中教化。南昌孝廉梅光羲，任山东高等检察厅长，为祇洹精舍杨仁山老居士入室弟子，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于济南大明湖畔设佛学讲座，讲授唯识，李炳南每讲必与，深受赞赏。
　　印光法师驻锡苏州，创办弘化社、印赠佛书，远地但付邮资即寄，李炳南函索，获寄赠《学佛浅说》、《佛法导论》等小册，读之欢喜，心仪印光法师，而路遥无由皈依。数年后遇一居士系印光法师弟子，李炳南说明素愿，居士允为函介。以此因缘，通信皈依于印光法师。又过三年，李炳南专诚到苏州报国寺谒印光法师，得以在关中接见，勉励有加。
　　一九三四年，莒县重修县志，总纂为庄太史心如，分纂及预其事者均邑之鸿儒，李炳南由狱政转任分纂，其中古迹、军事、司法、金石四类，皆由李炳南负责纂修。三年事竣，因庄太史之推荐，李炳南应聘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任秘书，旋晋任主任秘书。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华北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重庆，李炳南亦随奉祀官孔德成入川。在重庆时，一日路过长安寺，闻太虚大师卓锡寺内，李炳南早年读《海潮音杂志》，久慕大师德风，今得是缘，即求谒见。见梅撷芸居士亦在座。长安寺设佛学社，太虚大师选人赴监狱弘法。梅撷芸荐以李炳南，李炳南乃与蜀僧定九师，遍莅重庆及附近各县监所作佛法演讲，颇有绩效，太虚大师曾题字奖慰之。
　　抗战胜利后，李炳南随孔奉祀官还都，居南京三载，曾随孔奉祀官三返曲阜，以道路梗阻，仅一返济南探视家人。在京期间，以普照寺及正因莲社为道场，讲经弘法。一九四九年，李炳南六十岁，只身随孔奉祀官来台湾。
　　1912年，雪庐23岁，与济南学界组织“通俗教育会”，担任会长。1916年，更名为“通俗教育研究会”，设讲座于西门月洞，又时往各集镇游行演讲，编印通俗歌曲以改善风俗，为省政当局奖誉有加。
　　1920年，出任莒县典狱长，目击监房湫隘，垂悯囚徒，谋有以改善，纡折五年，卒得重建监舍，设施完善，炳焕宽敞。同时又倡德化重于刑齐，加强狱中教化，俾囚人知非向善。
　　时，南昌孝廉梅撷芸光羲，任山东高等检察厅长。撷芸为祗洹精舍杨仁山老居士入室弟子，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于济南大明湖畔设佛学讲座，讲授唯识。雪庐每讲必与，深受赞赏。
　　1927年北伐期间，兵临莒城，县知事弃城走，城内秩序混乱，雪庐率警兵维持秩序，安定人心。1928年，悍匪刘桂堂部犯莒城，县长北去，雪庐联合机关及邑中士绅，组织临时县政委员会，抢救灾民，守诚待援军。1930年，阎冯反蒋之中原大战，莒城被围，日遭炮击，民食殆尽，人命不保。雪庐在城中，偶阅及丰子恺《护生画集》，深感弭兵本乃在戒杀护生，遂为苍生立誓：是难不死，决定终身茹素！未几莒城解围，乃实践誓言，自此不复肉食。
　　是时，印光法师驻锡苏州，创办弘化社，印赠佛书，远地但付邮资即寄。雪庐函索，获寄赠《学佛浅说》、《佛法导论》等小册，读之欢喜，心仪印光法师，而路遥无由皈依。越数年，遇一居士系印光法师弟子，雪庐说明夙愿，居士允为函介。以此因缘，通信皈依于印光法师。又三年，专程到苏州报国寺谒印光法师，师在关中接见，勉励有加。师在关中接叩见者，例语十数分钟，而雪庐竟蒙开示终日。
　　1934年，莒县重修县志，总纂为庄太史心如，分纂及预其事者均邑之鸿儒，雪庐由狱政转任分纂，其中古迹、军事、司法、金石四类，皆由雪庐负责纂修。三年事竣，因庄太史之推荐，应聘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任秘书，旋晋任主任秘书。
　　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华北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重庆，雪庐亦随奉祀官孔德成入川。在重庆时，一日路过长安寺，闻太虚大师卓锡寺内，雪庐早年读《海潮音》杂志，久慕大师德风，今得是缘，即求谒见。既入室，欣见梅撷芸居士亦在座。是时，长安寺设佛学社，太虚大师选人赴监狱弘法。梅撷芸以雪庐荐，雪庐乃与蜀僧定九法师，遍莅重庆及附近各县监所作佛法演讲，颇有绩效，太虚大师曾题字奖慰之。
　　战时重庆，日机轰炸无间日，雪庐随孔奉祀官迁重庆西郊歌乐山，林间平屋数间，命名曰“绮兰别墅”。歌乐山巅有雪顶寺，无僧住持，为公教眷属所杂居。殿楹悬标曰“佛学讲演会”，为太虚大师所书，询问之下，知为大师所设。雪庐善其幽静，每晨必陟登礼佛诵经。日久未见有人来讲演，始悟楹额是为护法保权所悬挂，乃请于太虚大师，愿任讲席，大师许之，数年间听讲者日众，终致庙宇为之重新。
　　抗战胜利后，随孔奉祀官还都，居南京三载。曾随孔奉祀官三返曲阜，以道路梗阻，仅一返济南探视家人。在京期间，以普照寺及正因莲社为道场，讲经弘法。1949年，雪庐60岁，只身随孔奉祀官来台湾。
　　李炳南抵台后，奉祀官府设于台中市复兴路一陋巷里的一幢日式平房中，他于公务安顿后，即觅弘法之所。初觅得法华寺，首开讲《心经》，继讲《四十二章经》。他是一位有执照的中医师，在寺内设中医诊所，施医济众，又辟图书阅览室，广置佛书，供听众阅读。由是法缘日广，讲经场所扩充到灵山寺、宝觉寺、宝善寺、慎斋堂、菩提场、佛教会馆等处。
　　台中县市素有慈善堂、赞化堂、龙意堂等先天大道或龙华教之鸾坛，这些场所也多请他去讲经，日久之后，鸾坛中的信众也皈依了佛教，修持净土法门。他除了多处讲经弘法外，复在许多杂志上开“佛学问答”栏，藉杂志而广为流通，如《觉群》、《觉生》、《菩提树》、《慈光》、《明伦》等佛教刊物，均有李炳南老人佛学问答之园地。
　　自慧远大师庐山结社念佛，净土宗大弘于中土。唐宋之世，至有“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之风尚。李炳南有鉴于此，遂发倡建莲社之弘愿。一九五〇年，与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张松柏诸居士筹组台中佛教莲社，社址设于法华寺内，雪卢当选首届社长。翌年，由许克绥、朱炎煌二居士捐赀购得民宅一栋为社址，以后屡经扩建，乃成为中台湾巍峨庄严之净土道场。
　　一九五一年十月，莲社成立男女二众弘法团，男众到台中监狱弘法，女众到各地莲友家中弘法。一九五二年元月，莲社大殿落成，礼请证莲老和尚传授三皈五戒。一九五五年六月，复礼请斌宗和尚、忏云、净念诸法师传授菩萨戒，前后得戒者各数百人。并在莲社开办佛学讲座、国文补习班，李炳南亲讲佛学，孔德成、刘汝浩、周邦道、许祖成诸教授讲论语、国文，以后率以为常。一九六〇年六月，莲社十周年社庆，复请证莲老和尚启建戒场，得皈依戒者千余人，名曰千人戒会。
　　由于台中莲社的成立，各地念佛风气大盛。一九五五年，他到台湾北部桃园县讲经，辅导该地莲友成立了桃园佛教莲社。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到屏东讲经，也成立了念佛团。后来，台湾中部如雾峰、丰原、员林、东势、后里、鹿港、卓兰等地，都成立了布教所或念佛会。
　　一九五六年，以台中莲社讲堂容纳不下众多的听众，李炳南老人与莲社弟子筹议兴建佛教图书馆及讲堂，莲社女弟子首先发起各种缝纫品义卖，章嘉大师亦具名发起，李炳南老人撰文呼吁，终于一九五七年，在台中市柳川西路购得土地千坪，兴建了台湾第一所佛教图书馆──私立慈光图书馆。一九五八年，正式对外开放，馆中有《大藏经》六部、《法宝总目录》两部、《太虚大师全集》一部、各种佛学辞典七部、其他佛书一万余册、一般学术书如《二十五史》、《通鉴》、《十三经》等均齐备，附有大讲堂，可容纳千人。
　　日，安详往生，世寿97岁。元配张夫人早卒，继配赵夫人、子俊龙、孙女珊、彤均在济南故里。老人生平著述，由受业弟子辑为《雪庐述学汇稿》。
　　继慈光育幼院成立之后，李炳南一九六三年又创办了台湾第一所现代化的佛教医院──菩提医院。先是，李炳南老人弟子于凌波医师构想若由佛教人士办一所医院，为缁素四众服务，解决出家人住院的素食问题，及修净土者临终助念问题，应是一件佛门功德。下山后，将此构想与朱斐居士相商，并向李炳南老人陈述，获得他两位的支持，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在李炳南老人的领导下，由莲社社员黄雪银居士免租提供闹区店房一幢，于凌波提供医疗设备，先开设佛教医院门诊部，再筹画正式医院的兴建。此门诊部于一九六三年佛诞节开幕，命名佛教菩提医院，由于凌波医师任院长。于凌波在《菩提树》月刊撰文《佛教菩提医院的现状和未来的理想》，继之周宣德居士也撰文为筹建佛教菩提医院而呼吁，并提出捐建病室的办法。
　　由于李炳南老人的德望，在《菩提树》月刊的宣传下，获得海内外佛教界的支持和响应，纷纷捐建病室，侨居加拿大的詹励吾居士更独捐生西圣莲室一座。旅居美国的法亮法师、法明法师，越南的寿冶和尚，马来西亚的圣进长老，夏威夷的李伍春华、李传新居士等各有钜款捐助。在如此殊胜因缘下，李炳南老人乃聘请地方名流组织了筹建委员会，在台中市郊购一公顷余土地，兴建了一百张床位的现代化医院。这所医院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正式开幕，由内政部部长徐庆钟主持剪采，盛况空前。在台湾社会上，菩提医院是一所一流的新型医院。继之在医院空地上又增建了安老所、施医所，改组为菩提救济院，成为社会上著名的救济机构之一。
　　李炳南老人创办的社会福利事业，以菩提医院、菩提救济院的成立而达到巅峰。在弘法事业方面，则方兴未艾。以后他又成立了“内典班”，培育弘法人才；创办了《明伦》月刊社、青莲出版社、台中莲社受托印经会、台中佛经注疏语译会等弘法文化机构。
　　李炳南在台湾弘法垂四十年，创下大片佛教社会事业，经手钱财不啻钜亿，而其个人生活较苦行僧尤有过之。李炳南初来台湾，住奉祀官府之日式平房，在办公室后间辟一斗室，饮食起居于斯。数年后，在台中和平街租一旧木楼之二楼，一室一厅，兼作佛堂，与《菩提树》杂志发行人朱斐夫妇比邻而居。后来在正气街顶得一砖造平房，一客厅二卧室，佛堂半间，走廊墙壁放置赠人之书刊。他每天食物，晨午两餐，一馒头一菜一汤，多由弟子轮流供养，晚餐泡面糊半碗，率以为常，平时一袭布长衫，遇有庆典，著中山装，从不著西服。出门步行，步履轻捷，胜过少年。他日常除于奉祀官府埋首案牍外，晚间在各道场讲经，并兼各大学教授，于中兴大学、东海大学授国文、诗选、《礼记》，于中国医药学院授《内经》。他讲经授课时，中气充沛，音声宏亮，九十高龄，语无衰亏。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李炳南安详往生，世寿九十七岁。元配张夫人早卒，继配赵夫人、子俊龙、孙女珊、彤均在济南故里。老人生平著述，由受业弟子辑为《李炳南述学汇稿》。
李炳南老人早年著述，以屡经播迁，业已散佚。一九四九年，渡海抵台后，讲经说法，大学授课，垂四十年，积讲稿数百万言。老人往生后，门下弟子徐醒民、郑胜阳、王炯如等组织委员会，整理老人遗作，汇编为《李炳南全书》。一九六八年，老人八十岁时，门下弟子周邦道、许祖成、朱时英等，曾集老人之著述，包括佛学、医学、文学等，辑为《李炳南述学汇稿》刊刻行世。全书计为八种，分订十余巨册。《李炳南述学汇稿》出版时，《中华大藏经》总编纂、国大代表、满分优婆塞念生蔡运辰老居士，写了一篇《李炳南述学汇稿序》，刊印在卷首。
李炳南述学汇稿八种，可分为三类，《阿弥陀经摘注接蒙及义蕴》、《大专学生佛学讲座》、《佛学问答》、《弘护小品》四种属于佛学类；《内经摘疑抒见》、《内经选要表解》两种属于医学类；《诗阶述唐》、《李炳南诗文集》两种属于文学类。
&夏莲居居士（），本名夏继泉，字溥斋，号渠园。中年以后专修净业，改名莲居，又号一翁。山东郓城人，清朝云南提督夏辛酉之长子。20世纪杰出的佛教学者和净宗行人，是继刘遗民、杨无为、王龙舒、袁宏道、周安士、彭际清之后的又一净宗在家大德。
夏莲居，少志学，博贯群籍。穷研理性，兼擅众艺。中年潜修内典。由宗而教，由显而密，圆融无碍，会归净土。乙丑，军阀张宗昌督鲁时，以莫须有之罪相加，籍没家产，下令通缉，乃避祸东瀛。逾年归来，掩关津门。丈室唯供弥陀像，一心虔持圣号，冥心绝虑，专精行道。历十载。感应道交，瑞征屡见，见佛见光，从不示人。有诗云：‘一卷六字经，转破十年暗。人云我念佛，我说是佛念。迷云陈雾重重过，瞥见澄潭月影圆。’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方殷。北京缁素一再坚请，乃来京卜居鼓楼之侧。锐志潜修，尽心弘化，广赞大乘，宣扬净宗，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求道问学者，日盈于庭。获沾法益者，不可胜已。或明心见性，或生脱立亡，或往生现瑞，或舍俗出家。至于闻教启信，洗心向善者，更仆难数。
　　夏莲居，号一翁，原名夏继泉，字溥斋，号渠园，山东郓城人，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日（甲申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疆于阗，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己已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西逝，享年八十二岁。清未曾任直隶知州、江苏知府、山东团练副大臣等职。辛亥革命中被公推为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宣告山东独立。民国纪元被聘为山东督都府最高顾问，兼秘书长、参谋长等职，此后又历任多种军政职务。一九二一年辞职，以后主要倾心于人化、宗教事业。至于佛法方面则追踪古德，继佛光明，德风广被，大众同钦，号为南梅（梅光羲）北夏（夏莲居），正如衡泰，为众仰止。盖由弱冠学懦，广研程朱陆王之学，甫壮学佛，受戒于宗说俱彻之慧明老法师，广参内典，深游佛法，从显入密，摄禅归净，圆解圆修，融通无碍。乙丑年因山东军阀张宗昌加害，避居日本，备受朝野尊重，各宗耆宿无不亲晤，倾谈心要，贤俊之士多来问学，甚至恭执弟子之礼，终身不论。归国后，掩关津门，会集《无量寿经》，誓为此经会成完善之本，以满先贤两千余年未偿之愿，乃谢绝宾客，冥心孤诣，三年不下楼，稿经数易，方庆告成,普海同欣，称为善本。九一八后，悲洗劫将临，乃来京宏法，应广济寺方丈现明老和尚之请，宣讲净土法门，现老与京中各寺之方丈均搭衣列座，为影响众。莲翁老人在京大宏净宗，广育英才，数十年如一日，沾法益者不可胜数。当代尊宿谛闲、慧明、省元诸大长老对其均甚推重。四六年红白教大德贡噶活佛曰：此间堪任无上密法金刚阿阇黎位者，唯夏公一人而已。解放后宗门耆宿虚云老法师赞其曰：不意为北方能会晤如是之大善知识。一九六五年冬稍感不适，夜间于念佛声中安详西逝。
　　夏莲居居士生于世宦之家，弱冠习儒，以匡时济世为怀。虽生长华屋，然性甘淡泊，绝博弈、烟酒之习，所嗜唯学。清代科举出身，入仕后曾任直隶知州、静海知县、江苏知府、山东团练副大臣。辛亥革命被公推为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宣告山东独立。
　　1912年民国改元，夏莲居被聘为山东都督府最高顾问，兼秘书长、参谋长等职。3月间，统一党山东支部成立，靳云鹏等人为名誉会长，夏莲居担任部长。1913年任岱北观察使，将沾化古刹经典1872册送山东图书馆保存。5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7月，山东进步党支部成立，任副部长。
　　民国元年、二年间，夏莲居正研阅宋明诸儒书。夏莲居之学佛当与母教息息相关。又据黄念祖居士所述，夏莲居之信佛与其挚友梅光羲居士之劝导有关。又《渠园先生诗集序》残稿云：“蔬食卅载，仿佛枯僧。”撰者王一叶为夏莲居弟子，因抗日遇害，此文约作于抗日战争之前，则夏莲居学佛不久，即开始茹素。
　　其后由山东岱北道，调职河南任豫西观察使、汝阳道尹。1916年辞职归里，又被聘为总统府秘书。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任齐鲁金石书画馆监督、山东佛教居士林林长。1919年11月任山东盐运使，时屈映光任山东省长。就任后彻底根除了多年的盐务弊端，深博民众称颂。
　　大约于1921年前后，与学佛好友梅光羲（时任山东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龚伯衡（时任山东财政厅厅长）等居士，同受皈戒于安庆地藏庵慧明老法师。慧明法师唯教人念佛，叩以宗门事，唯无语。夏莲居《答任城靳艮斋居士》有诗记其事：“传戒法师老慧明，教吾念佛意难倾，不施棒喝但无语，颇怪此翁太世情。无言即是三顿棒，觌面失机敢怨人？当日云何不知痛，只因习气遍全身。”《题龚伯衡居士遗像》云：“又八、九年，同熏戒香，净因虽植，未办资粮。”夏莲居虽尚未能深明净土一法之殊胜超绝，然其留意于净土法门，深探其奥，当自此始。
　　1922年6月夏莲居辞去山东盐运使一职。自此冷眼观世，坚拒各种从政邀约。专志于学术、教育领域，誓以学术匡时，人格化物。作为齐鲁名理学家，首创私立东鲁中学，并任校长，以“发扬东方文化”为办学宗旨，亲自执教，在盛行的疑古风潮中卓然挺立，为学界所瞩目，俊彦之士多来求学。如后来成为国学大家的屈万里先生，就因歆羡该校而于1925年由省立第七中学转入其校高中部就读。时任教教师皆为一时之硕彦，如吕今山（鸿升）先生授诗文，李云林（继璋）先生授经学，丁佛言先生授《说文》，而由校长夏莲居授《明儒学案》。
　　夏莲居之治学，始由词章，转入经史，继而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虽事政多年，却未忘求学。博古研今，拈佛儒不二之旨，标道艺一元之宗，俨然已为学术大家。后有诗自嘲云：“文章两汉诗三唐，性理程朱到陆王，教下宗门忙不了，之乎者也误时光。”（《幻余吟》）“认沤弃海昔年事，鼻孔撩天未识羞”，“入海算沙闲活计，寻枝摘叶旧通家。”（《答人问话且自勘也》）其诸著述类广文新，诗章独具韵格，文坛大家多为叹服。
　　然军阀混战，国运维艰，夏莲居素抱学术济世之志，郁而未彰。其忧时之心，时见于诗文中，如1924年冬作《感怀四首》诗云：“共对湖山天似漆，不堪风雨满齐州”，“空王不语天魔舞，满眼苍生奈尔何！”诗中尚有“十载禅心空落莫”，“喜听清呗厌闻歌”，以及“文字千秋供一唾，素心幸未负青灯”之句。夏莲居由百家众流而归之于佛，不仅久叩禅门公案，颇有悟入，而且广涉教海，修习天台止观，出世之心弥笃。
　　1925年军阀张宗昌督鲁，以宣传赤化罪加害，籍没家产，加以通缉。夏莲居乃去国东渡，避居日本，是为夏莲居人生一重大转折。在日期间，与文化艺术界及宗教界知名人士多有交往，备受尊重。贤俊之士多来问学，甚至恭执弟子之礼，终身不渝。1927年归国，卧病津沽，时年四十四岁。
　　此时华夏大地战火正炽，故里已然成墟，满目皆是演说无常、苦、空。夏莲居阅尽沧桑，其心转定。金石书画、性理词章，终非究竟，从此屏弃。作《无闷》二首云：“狂心果歇方无闷，世不能知道始尊，九死余生契此语，纷纭幻迹更何论。”“两字渠园亦幻余，园非是我我非渠，浮生有境终归幻，除却莲邦未可居。”自此改号“莲居”，借病掩关，专修净业，决志西方。
　　夏莲居在卧病期间，曾入京参访拈花寺省元禅师，颇为相契，师坚云“念佛胜参禅”。又据《金刚上师法贤传略》，1929年元旦，与屈映光居士皈依白普仁喇嘛，受四臂观音法灌顶，传六字明法。而据梅公之《大经重印序》“同受灌顶于密宗大德”，则同时受灌顶者还有梅光羲居士。
　　1932年，夏莲居四十九岁。三月间，友人靳艮斋居士（即靳云鹏，曾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等要职，为夏莲居山东同乡，曾一同参加辛亥革命）习《起信论》，见夏莲居抱病掩关，简缘习净，斥为偏小。又复函示四偈，自述所证，谓观真如三昧，已得见性断缚，万法皆空，欲公舍净归观，共觅捷路。
　　七七事变后，日方曾不断托人敦劝夏莲居参加伪政权，先后提出的任职有山东省长、教育督办等，均予拒绝。1938年底，夏莲居与安钦呼图克图、内政部总长王楫唐、现明法师等，共同发起佛教同愿会，希望能联合佛教不同宗派，同心同愿，祈祷消业。感召天和，消弭战争。其《同愿会特刊》云：“一切苦果，皆有苦因。业由心造，业由心转。”“须知众生业力固不可思议，而愿力亦不可思议。当前浩劫既属共业召来，而弥天厄运，定凭大愿消去。”
1939年，由夏莲居首倡，与广济寺退居现明法师、靳云鹏居士共同创建净宗学会，并订于大势至菩萨圣诞为成立纪念日。其组织形式为四众平等的自发团体，不设实际机构。在佛教大众化、信仰生命化、佛法生活化的精神指导下开展学修活动。学会所订立的学修准则为：“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功纯业净妄消真显。持戒念佛看经论，察过去习毋自欺。”夏莲居希望以此方式弘扬净土法门，以信愿持名，入弥陀愿海。净宗学会初建于北京北城扁担厂，夏莲居作《陋巷》诗以明志：“净宗学社傍城隈，松竹当轩一径开，莫笑斋居邻陋巷，乐邦自有好楼台。”学会成立初期，分别在广济寺、贤良寺、拈花寺、极乐庵、慈德小学、扁担厂等地点，每年启建佛七道场数次，并礼请大德讲经说法。
　　1939年秋冬之际，现明老法师示寂于广济寺。老法师两次重兴广济寺，艰难缔造，力擎门庭。又曾倡设利生会，全活难民无算，示寂后哭拜者甚众。法师与夏莲居相识两年多来，对夏莲居弘法利生之愿一直鼎力相助。今痛失法侣，夏莲居心中不禁顿生孤寂之感，因作《挽现明法师》十一首以悼，有云：“摇落西风万木哀，娑婆长谢证金台，明知抱有重来愿，特为人天痛此才。”“平生有志复莲宗，喜遇东林愿继踪，岂意远公先去也，遗民反作后凋松。”“孤飞倦似云中鹤，法侣寥如曙后星，重过西留村畔路，满襟热泪为谁零！”
　　现明老法师示寂之第三日，其弟子宗月上人无疾坐化。于坐化前二时，夏莲居尚见其在灵旁长跪，神色如常，毫无异状。作《挽宗月法师》四首以悼，有：“此公姓氏君知否？三十年前刘善人。”称叹宗公“于佛法为忠臣，于师门为孝子”。
　　黄念祖居士在重庆侍舅父梅光羲居士讲席。梅公素不轻许可，然每谈及当代佛教学者，必首推夏莲居先生。
刊定《大经》
　　1946年，夏莲居自1932年发愿会集《大经》，已历十五年，稿经十易。初冬，黄念祖居士为祝母梅太夫人六十寿辰，敬承母命，发心重印千部。舅父梅光羲居士为作长序，备陈会集缘起与始末经过。岳父萧龙友老先生作跋。夏莲居值此胜缘，重加修订，将初本三十七章增为四十八章。又于本经印成后，决定补入“为教菩萨，作阿阇黎；常习相应，无边诸行”四句，列于勘误表中，而成最后定本。
　　在梅光羲居士所作《大经重印序》（即《重印无量寿经五种原译会集序》）中，列出或提及夏莲居各类著述，包括已经印行或正待印者共计17种：《大经》会集本、《阿弥陀经》会集本、《会译引证记》、《校经随笔》、《大经合赞》、《净修简课》（即《净修捷要》）、《大经五念仪》、《莲宗密钞》、《欢喜念佛斋诗钞》、《听佛轩自警录》、《一翁幻语》、《入道三字箴》、《一梦漫言评叙》、《邵康节安乐集钞》、《白玉蟾诗禅道影录》、《二溪学粹》、《渠园诗文集》。是研究夏莲居著作的重要史料。
　　《大经》重印后一个月，净宗学会、儒佛同心学会、崇俭素食会、万国道德会、正谊学会等诸方善信，发心续印此经达三千部，是为本经第三次刊印。黄念祖居士为作跋文。时有黄正明女士，多年沉疴，百药罔效，因拜诵此经，宿疾顿瘳，判若两人，发愿尽未来际读诵弘扬此经。又有萧方骏（即萧龙友）、郭则澐、李广平等先生，发心手写此经，预备将来影印。至此，《大经》会集本初印二千部，重印一千部，三印三千部，共计印行已达六千部。此外，据萧龙友《大经重印跋》，青岛湛山寺印经处亦曾印行多部。
　　1946年，黄胪初中将由西安奉调北平，得识夏莲居，每于周末前往黄府听闻夏莲居讲解《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乃知此法顿赅八教，圆摄五宗，广大精深，而欢叹愧奋于不能自已。并追随参加净宗学会历次佛七道场，法喜充满。白教大德贡嘎呼图克图于京弘法，一见夏莲居即亲告黄念祖居士言：“此间堪任无上密宗之金刚阿阇黎，仅见此一人耳。”山东同乡何思源于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长，常至夏府与夏莲居进行学术研讨。　夏莲居生平，无时不在学中，故其著作宏富，立言精当，语无泛施。金石书画、文物考古亦其擅长，且收藏宏富，鉴定颇精，在文物界颇具影响。如成公亮《齐鲁藏琴录》言其藏琴颇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日本返国经大连时购得的“猿啸青萝”琴，体大，貌奇古，近似连珠式，漆色黑，大蛇腹断纹，音质雅正无木声，深得查阜西先生赞赏并称其为“奇琴”。《净语》中亦记其1924年春于稷门得天青蕉白荷盘研，为清容居士绛雪楼中物，又有梅月古研等。
　夏莲居于佛学专著之外，其博古究今、感物咏时之作颇丰，如《净语序》云：“在文艺方面，除因避乱散失者外，尚存有《渠园外篇》十数种。”人民出版社曾拟出版其《渠园外篇》十种，由于文革开始，未能实现。
　　此外，夏莲居晚年常有诗文在报刊上发表。如日于《光明日报》发表《秀丽辞》。陈毅副总理读后，于中南海紫光阁设宴相款，席间备陈日内瓦之行见闻，并以诗文为娱。日于《光明日报》发表《说砚》，郭沫若见后当即前往求教，第二天亲书该诗第四首以赠。又于1962年山东省政协、省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发表《中山引》、《辛亥革命山东独立记》等。过从探求学海者，常有谢无量、邓拓、郭沫若、廖沫沙等人。
　　1962年，夏莲居八十岁。为表达爱国之心，将一生撙衣节食所收藏之历史珍贵文物三百余件，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和郓城县。《光明日报》、《大众日报》曾刊登报导。有关单位并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答谢，同时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习仲勋、齐燕铭、夏衍等亦出席参加。亲朋好友赞其生平处事公允，为人刚正，但多有峻严之嫌。诸弟子等为其庆贺八十寿诞。黄念祖居士作《莲翁恩师八秩寿赞》，请师住世，作人天眼，长寿无疆。
　　1965年，夏莲居八十二岁，时其弟子多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夏莲居以自己曾受军阀张宗昌抄家加害为例，勉励其亲近弟子要经受住磨难。并说：“我看到我最关心的人种种的煎熬，当然心中很难过，但是认识到不经过这个不得成功，所以我也就释然了。”12月14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二日），稍感不适，夜间于念佛声中安详西逝。
熊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
　　熊十力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因反对文革，日绝食身亡。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名为"明心"、"明宗"；以喻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现免试经推荐去德国深造。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编辑本段哲学观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继梁漱溟之后，极具开创性的一代大师。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编辑本段治学精神
　　熊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作一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正是“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卷四）”。
　　十力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他的那个时代痛下针砭。他又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下文举例如前清考据之风、新文学、科学主义等，略）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卷一）。
　　熊先生这番话，细细想来，亦不啻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副清醒剂。“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卷四）”。今天真正有志于学的青年，对于这一番告诫，当反诸己，思之再三。
　　学术独立与自由，说到底，是一个内心的自由问题。中国传统的辞语叫做“自得”，义涵似长。在解构了外在的教条主义权力言说方式之后，另有多元的价值与多元的声音，有时竟汇成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
编辑本段友人追忆
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把握快谈——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
　　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他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而我在《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而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
因此，见面交谈，一入手便是讨论佛氏之教，其结果便是我劝他研究佛学，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暑期我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院求学，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他便是从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带说，此次或翌年，我还先后介绍了王恩洋、朱谦之两人求学内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则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后此曾名扬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一九一七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因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澄)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
　　岂知我设想者完全错了！错在我对熊先生缺乏认识。我自己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时与南京支那内学院通讯中，竟然揭陈他的新论，立刻遭到驳斥。彼此论辩往复颇久，这里不加叙述。我自审无真知灼见，从来不敢赞一词。
　　计从一九二二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一九二四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有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作者：梁漱溟）
编辑本段他人评说
　　熊十力先生是一代大哲、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一生著述丰富，生前出版的著作单行本就有二十余种，除了以《新唯识论》为代表的阐发自己融摄儒释的哲学体系的著作以外，还包括早期的佛学著作、书信语录集、政治历史哲学、思想学术史方面的著作。熊先生生前陆续出版的著作单行本系列即命名为“十力丛书”。此次世纪文景公司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熊先生著作系列，仍沿用“十力丛书”的旧名，以示为完成熊先生的夙愿。本次出版由熊先生的再传弟子、著名学者罗义俊先
生担任学术指导，在此前各种版本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点校。并且得到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大力支持，王先生为丛书作了总序。此次出版将分批陆续全面推出熊著单行本，首批出版五种：《佛家名相通释》、《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存斋随笔》。
　　一九六二年秋，我持韦卓民先生介绍信，往淮海中路二?六八号拜见十力先生。去前，卓民先生嘱告：“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当我走上公寓西侧一座黄色小楼，在十力先生门上看到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墨尚浓。大意说，本人年老体衰，请勿来访。其中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具体，记得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之类的话。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了几下门，开门的是一位六十上下的人。这就是当时正为他誊写《乾坤衍》的封先生。他把我延至客厅，即持介绍信入里间。等候了二三分钟，十力先生从隔壁走来。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很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谈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熊十力二三事》
　　我是从我个人接触来谈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想以此推翻别人的说法，如说十力先生性格怪僻，脾气不好等等。平心生前就向我提到一些事，我想他说的是事实。十力先生自己也向我讲过，他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时和马一浮发生的一次争吵，尽管他们是相契的朋友，马一浮还曾以蠲叟别号为他所撰的《佛家名相通释》签署，为《新唯识论》写序。十力先生师友弟子多称他性格狂放，意气自雄，认为他具有一种慑服人的气概。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诸如此类传说，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羁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