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正文
将土地还给集体　让农民走合作之路
作者：拓荒者
发布时间：
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将土地还给集体　让农民走合作之路
　　人民网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徐岩、庄宏韬）今天上午，新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土地违法总体形势是土地违法案件有所下降，但土地违法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形势依然严峻。 当务之急就是土地执法要坚决严起来硬起来，无论是谁，敢触碰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国土资源部绝不手软。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地方政府有禁不止,自行其是,越权批给江苏铁本钢铁公司6000亩土地责令严查。司法部门对该公司经理戴国芳等10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而各级政府本应从铁本公司“化整为零”,向有关部门报批项目,地方政府非法批地,违规实施征地拆迁吸取教训，但事情并非如此：
　　据红榜网载翔周刊记者刘翔题为《3000亩农田上的红与黑 ——江苏省灌云县无批文征地事件调查》称：2002年9月，江苏省灌云县在该县位于204国道边的侍庄乡大举非法征地近3000亩，筹划建设“灌云县工业区”。然而，时至今日，近三年过去了，还有大批土地被荒废着，而当初想把事情弄明白而上访的村民们，却经历了黑色的三年——
　　灌云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临黄海，县域面积1878平方公里，总人口110万。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区位独特，环境优美，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是连云港地区的有名的农业大县和贫困县。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灌云县在经济和工业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每年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名列连云港地区前茅。
　　然而，在全县经济增长势头喜人的背后，位于该县204国道边的侍庄乡陆庄村和临近的几个自然村的村民们，却不得不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新心爱的家乡，四处流离打工度日，因为在三年前，他们的土地被政府强制征用了，一些村民因连年上访，家徒四壁，甚至被抓进了监狱......。
　　一、违法征地强行施工与农民的反抗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究竞是政府非法强制征用了土地，还是农民无理取闹触犯了刑律而被抓进了监狱？　　3000亩土地被政府非法强制征用？据该村因反对非法征地上访而“三进三出”公安局受尽折磨的村民陆金洋告诉我，现在非法征地的亩数己远不止3000亩这个数字，他告诉我的数字令人吃惊地不敢在此以书面披露。谨以3000亩这个数亩而言己是200公倾可耕地，远远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四十五条 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
　　江苏省、市、灌云县政府真的就那么蹩足强征200公倾可耕地，敢于直接而明目张胆的于法不顾？其实地方政府玩的无非是铁本公司“化整为零”,向有关部门报批项目规避法律绕开国务院批准的猫鼠游戏！
　　三农专家温铁军在其人民网博客《不去夺农民的地 农民就不会反抗》文中认为：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可见土地资源是农村稳大局稳的根本！然而陆金洋的博客《烈 日 下 的 暴 力 征 地》却有如下真实的叙述：
&& 日上午8时许至10时30分，江苏省灌云县又发生一起暴力征地事件……
　　这天上午8时许，灌云县出动了约50名防暴警察，配合县各机关、各部门、城管人员、县医院医生、县法院、县检察院及该县侍庄乡各部门、派出所干警、各村村干部约500人，在县委常委、县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李海涛、侍庄乡乡长李正波等带领下，扑向该县侍庄乡陆庄村九、十、十一组位于人民西路南侧、西苑南路西侧、204国道北侧、树云中沟东侧的约370亩稻田，欲将水稻强行耙毁，以达到其非法霸占该土地的目的，此举遭到了该村村民的顽强阻拦。
　　大约8时10分，“官方”向守卫土地的村民们发动第一次攻击，只见侍庄乡乡长李正波手持高音喇叭，先叫侍庄乡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人员、派出所干警及各村临时抽调来的干部约400余人排好队，挖掘机、旋耕机随后跟进，李正波用喇叭朝村民们喊话，叫村民们“不要无理取闹，否则，后果自负”。接着，他命令有关人员一起向村民冲过去。村民们手持石子等待着他们，双方相隔大约十多米时，村民们手中的石子一起飞向他们，吓得他们不敢再往前走，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最后，他们只好撤退回来……
　　接着，李正波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训话，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机关及各村干部，在关键时刻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自我牺牲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坚决听从县委、县政府的指示精神，打赢这次“征地攻坚战”，向县委、县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李正波越说越能说，而这一天恰恰又是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晒得这些“官爷们”满身冒汗，嘴里纷纷小声嘀咕：“李二水”讲这么多屁话干吗？还做不做事了？……李乡长训话结束后，命令手下再次向村民们冲击，同样遭到了村民们的“飞石”回击，这些官爷们平日里以多欺少骄横惯了，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勇往直前”一定没有好果子吃，他们往前冲一段路，见石子飞来，马上掉头就跑，见村民们不扔石子了，马上又冲上来，村民们马上又向他们扔石子，他们马上又退了回去……就这样来来回回纠缠了四五次，最后，这些“官爷们”只好再次退回原地……
　　李正波急得抓耳挠腮，气呼呼地来回走动。这时，只见县委常委、县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李海涛朝李正波招招手，李正波马上走了过去，他们小声嘀咕了一阵后，只见李海涛掏出手机，叫县公安局防暴队火速赶来增援。大约10分钟后，县公安局出动了大约50名防暴警察乘警车赶到征地现场，这些警察都将胸前的警号摘去，个个头戴钢盔，左手握着警盾，右手拿着警棍，个个怒目圆睁，杀气腾腾，仿佛要将村民们一口吞下去一样，瞬间，空气仿佛要凝固了……
　　这些警察到场后，经过简单的排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后，先是由挖掘机、警车在前面开路，他们则紧跟在警车、挖掘机的后面，慢慢地向村民们逼近，双方相距十来米远时，村民们又飞起了手中的石子。这些警察则猫下腰，左手握着盾牌，右手拿着警棍，右腿往后弓着，左腿往前探着，一步一超村民们逼近，近了，更近了，村民们的“石子雨”铺天盖地地砸向了他们平日里就恨透了的“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们”则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挪在最前面的那个警察，离村民大约三米远的时候，被一个村民挥起镰刀砍中了左腿，顿时鲜血直流，躺卧在地。其余警察则迅速挥舞警棍冲向村民，双方陷入混战状态，村民们继续更加卖力地向警察、警车、挖掘机投掷石子，雨点般的石子逼得警察们手忙脚乱，纷纷后退逃跑。警车司机见状，慌忙往后倒车，将一名依仗警车“遮风挡雨”的防暴警察当场撞倒，轧断了一条腿，他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大地和警盾。这名警察马上被事先准备好的县医院救护车拉走抢救……混战中，村民陆庆周、陆庆大、陆庆亚、陆金余被警察抓走，遭到警察的暴打。其中陆庆亚浑身上下多处青一块、紫一块的。六十九岁的陆继堂，左脸部被打得肿起了大胞；陆继堂的夫人左边锁骨部也被打破了；十五岁的陆小婷右腿膝关节下被警棍打得发紫（打陆小婷的时候，有的群众看到，警察失手打到地上，警棍都被打断了）；其余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受了轻微伤。没有参与打仗、在家里做事情的陆习忠也被警察抓去暴打了一顿，打得他头脑晕沉沉的，挂了好几瓶吊水。被抓的人都被警察逼着写下了“不再参与闹事”的保证书，并被逼着拿掉了“征地款项”。
　　这一天被陆庄人称为“811事件”。这是灌云县这次征地的第三次强行施工。此前，侍庄乡分别于7月21日、8月9日两次强行施工，均遭到陆庄村村民的阻拦而没有得逞。
　　其实，在灌云县，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请看下面的事件：
　　一、2002年9月底至11月，县政府在没有批文、没有公告、没有征求农民意见、没有安置劳动力、补偿标准违法等情况下，不仅出动公安干警、城管人员、县医院医生、县、乡、村干部约500人非法侵占了该县侍庄乡陆庄村、伊山镇方徐村基本农田400多亩，而且大肆抓捕依法上访的村民，先后抓捕了26名上访的村民，并与法院、检察院沆瀣一气，枉法对其中5个村民判刑。该5个村民不服，上诉至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检察院是不能够起诉的，如果起诉了，法院是不能够受理的。他们在同样的事实和同样的证据下，在改变了一下罪名后（由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变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不仅起诉了，而且受理了，而且加重判其中两个人一个5年、一个4年有期徒刑，该两个人不服，再次上诉至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竟然裁定维持原判！！
　　二、2003年年初至今，县政府全然不顾国家的三令五申，采取“以租代征”的方式，强迫该县侍庄乡陆庄村、三合村、占墩村、季窑村农民将基本农田30000元出租给他们，用于建设“江苏灌云经济开发区”。农民不同意，他们就运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对付农民。
　　三、伊山镇方徐村农民为了抵制县政府的非法占地，每天出动农民200余人守护他们的土地，他们一直守护了9个月，在此9个月中，县政府分别于日上午、8月15日下午、10月11日上午、11月2日上午、日上午五次动用警察、县、镇、村干部、流氓殴打村民，强逼农民交出土地……
　　四、日上午，即与方徐村强行施工同一天，在侍庄乡三合村，也发生了侍庄乡政府为了霸占农民的土地，出动很多机关干部、流氓殴打村民的事实……
　　五、2004年，灌云县下车乡的严守仁，为了给他们被强占的土地讨个公道，被县公安局抓去，然后由法院判刑4年！
　　从2002年起，为了讨个公道，我们先后上访了市、省、国家土地部门、信访部门、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人大、纪检监察部门……求助过无数的媒体，然而，至今都是石沉大海。说真的，我们对这个社会已经失望透顶了，难道我们的脚下真的就没有路了吗？难道县政府不把我们逼成无产阶级就不肯罢休吗？……不敢再往下想了，这种社会，慢慢地熬着吧……& && 这起为灌云县被陆庄人称的“811事件”之后，记者刘翔称：村民耕地突然被“征用”，三名村民代表被关押日，对于灌云县侍庄乡陆庄村九组的村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当日上午10时许，他们位于204国道北侧的基本农田内，突然开进了两台挖掘机，准备挖地。村民们不知怎么回事,过去一问才知道土地被县政府"征用"了,用于修建县城西苑南路及商业开发。
　　村民陆习忠告诉记者，听到消息后村民们一下子懵了：我们都有土地承包？征用我们的土地我们事先怎么什么也不知道？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难道就这样被人家拿去了？村民要求施工单位出示相关征地文件和协议，但遭到拒绝。之后，一些村民却认为征地不合法，不愿领取“征地费”，自发地阻止施工，并推选村民陆金洋为代理人，与政府交涉。
　　“我们要求施工方在把情况说清楚之前，暂停施工，但他们在公安干警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的护卫下，多次强行施工，但遭到我们多次阻拦，施工一直断断续续，但双方的矛盾却越来越大。”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日，村民们才看到侍庄乡党委书记王明军拿出《征用土地费用包干协议书》，但不让复印。看完《协议书》，村民门提出了质疑：1、征用我们的土地是谁批准的，批准文件、文号是什么？2、为什么征用我们的土地我们事先什么都不知道？村民代表们要求看征地批文和相关手续，有关部门称正在办理中，但仍然拒绝停止施工，同时要求村民接受500元/亩“土地租用费”，村民们觉得补偿不合理，拒绝领取。
　　根据《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第8条规定附件1征地补偿标准地区分类表所列，灌云县属四类区，每亩最低标准应当为1200元／亩，这种非法的“以租代征”凭什么要求村民接受500元/亩“土地租费”，村民们当然觉得“补偿”不合理，拒绝领取。
　　日上午10时，县政法委副主任刘元超、县综合治理办公室周副主任、县检察院批捕科包副科长、县法院刑庭某副庭长、县公安局治安队副队长程建军、县信访局副局长刘环，在县国土局三楼与村民代理人陆金洋进行交涉，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有关人员要求陆金洋带头领取“征地”款，并放弃代理，但被陆金洋拒绝了。30日下午，县国土局建设用地股副股长徐上打电话给陆金洋，说县国土局杨云局长、孙召明副局长正在办公室等他，要与他谈谈征地面积问题。陆金洋信以为真，马上到了国土局，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县公安局治安队副队长程建军带领下的几个干警和冷冰冰的手铐，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县公安局又将村民代表陆增华、陆加奎从床上拖上了警车。
　　村民不断上访不仅没有“讨到说法”，村民代表被判刑遭村民质疑？！
　　且不评论村民的质疑有无道理，仅人称“811事件”中被一个村民挥起镰刀砍中了左腿的警察，据说现己瘫痪，其家属要求县领导给予立功嘉奖而遭拒绝足以表明，这起因“征地”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政府行政行为违法，还是抵制违法圈地的农民“有罪”，不言自明！可怜的警察他将如何向世人展示他执行公务时落下这永远的痛楚，难怪有人说“警察也是弱势群体”！真不希望这位警察加入上访者的行列。
　　陆金洋等三名村民代表被抓后，陆庄村的村民们并没有放弃“讨说法”，他们一方面继续阻止施工，一方面推选代表上访和请律师准备起诉。村民代表先后去市、省国土部门、信访部门、公安部门反映情况。连云港市政府领导听取了村民反映的情况后，责成灌云县有关领导要依法解决此事。11月4日，江苏省国土厅也专门下函给连云港市国土局，要求市国土局依法处理此事。11月13日，灌云县国土局给村民代表看了一个文件，文件显示：“土地审批手续于日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同年10月16日业经市政府批准，现已上报省国土资源厅。”
　　“为何县国土局在没有得到县、市和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就在8月2日与我村村委会秘密签订了《协议书》，并在县、市、省政府都没有审批的情况下于9月28日强行施工呢？”村民们质疑道，并继续上访和阻止施工。11月22日，在灌云县副县长朱辉亲自带领下，包括公安干警、城管人员、县医院医生及县、乡、村干部约500人，出动了警车、医院救护车、火化场丧葬车等八十多辆车，开进陆庄村，再次强行施工。数百村民阻止施工与干警发生冲突，18名村民被公安干警、城管人员强押上车，强行行政拘留，但很快被释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条规定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故，村委会签订《协议书》主体资格不合法，而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村民小组这一合法主体“缺位”所签协议依法归于无效！最基础的协议无效由比而产生的一切和赖以生成的决定、批准红头文件公章既便盖得“脸盆大”均属无效，包括强制征地，以及对因抵制非法占地冲突而领刑的农民都是枉法裁判！
　　中国市场经济30年最大的缺陷是主流精英“泛市场化”理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型经济”这一世界通行经济模式的反动。其具体表现在农民没有，也无法以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与等价公平交换，农耕经往济条件下“分散性”的他们，即使“提蓝叫卖”自己家树上结出的水果，面对个别无良城管或城市小无赖的欺侮，也只好委屈求全。中国农民对自己进入市场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当他们失去组织起来以土地作为合作经营的“资本”之时，“共富”也只能是一种欲望而不可能是现实！
　　农民无罪！有罪的是灌云县无法无天“和尚打伞”的行政决策者们！决策者的罪在于使失地农民无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组织起来摆脱初级阶段的分散性，从而走合作共富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种罪是违法的历史之罪！！
　　二、“喜看稻菽千重浪”与满目被毁稻田的反差
　　我手头上一组照片显示：一位辛勤的农妇在长势喜人，绿浪起伏的稻田边正准备给自己的稻子喷洒农药，而由于非法圈地强行施工被毁的稻子横七竖八的躺在田地里这种反差让人惨不忍睹。根据《土地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征用基本农田由国务院批准。所谓“基本农田”是指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建设用地的预测而确定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占用的耕地，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为了满足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必须确保的耕地的最低需求量，老百姓称之为“吃饭田”、“保命田”。该词的最初提出是在1963年11月举行的黄河中下游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水土保持，逐步建立旱涝保收、产量较高的基本农田”。之后，虽然在不同文件中有不同的提法，但基本农田的中心内容没有变化，即高产稳产田，强调了基本农田与一般耕地之间的质量差异，反映的是土地的内在肥力和生产特征。这是国务院1994年颁发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给基本农田下的定义。
　　正是老百姓称之为“吃饭田”、“保命田”的水浇地被灌云县政府无法无天“和尚打伞”者们强行霸占，于是这起农民反资源掠夺的抗争行为表现的异常激烈而持久。当地政府为压制农民的上访，向北京高层反映问题的合法行为所受到非法手段的“制裁”令人吃惊！
　　村民代表陆金洋在他《令我毛骨悚然的“三个讲清楚”学习班》博文中诉说：
　　日下午，我乘坐火车到北京去玩，经过15个小时的跋涉，列车终于驶进了北京西站。下了火车后，我便马不停蹄忙着去找旅社。您别说，北京便宜一点的旅社还真难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刚想歇歇疲惫不堪的双脚，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翻开手机一看，号码不熟悉，啪，当场挂断，……经过三次挂断，那个手机继续给我打电话，我心想，这是谁呀，这么烦人，接吧，“喂，您好，您是谁，有什么事吗？”“喂，金洋啊，我是李正波（江苏省灌云县侍庄乡乡长），听说你到北京去上访了？是真的吗？”我说：“我到北京是真的，但我不是上访的，我是来玩的。”“你别骗我了，你就是来上访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跟我回去，我负责把你们的事情解决好，你赶快跟我回去吧”“我真的不是来上访的，我是来看一下北京开‘两会’的时候究竟是如何热闹的。”……无论我如何辩解，李正波就是纠缠着要我跟他回去，并承诺，只要回去，一切问题由他负责解决。我被纠缠不过，只好说：“李乡长，我好不容易到北京来一趟，就让我玩一天吧。”李乡长见我说得这么恳切，只好答应。谁知，一场阴谋正悄悄地进行着……
　　日下午（大约18：30），我如约和李正波在王府井“王府女子百货”对面见面（与李正波同去的还有灌云县侍庄乡派出所指导员潘某），双方非常客气地互相寒暄了一番后，李正波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带点好吃的东西回去哄哄小孩。接着，在他带领下，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商场（名字忘了）。李正波的购物能力简直令我瞠目结舌：光买那些零食就花了一千多元，再加上买烟等，一下子就花了两千多元！ 接着，我们三个人一同打的去了一家叫“青年旅社”（在永定门附近）的地方，酒足饭饱后，洗澡休息，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大约5点50分，我和乡派出所的潘指导员、乡组委刘某同坐陈某开的一辆轿车（车号为：苏GJ8878），李正波则和我县公安局副局长颜某乘坐陆某开的另一辆轿车（车号为：苏GJ0139），风尘仆仆地往回赶路。途中，加了两次油，这两次加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到山东的一个服务区，李正波的购物能力再次让我瞠目结舌：光“壹枝笔”香烟就买了9条，另外，还买了4双布鞋，以及其他零碎杂物，又是2000多元！ 我们一行七个人下了宁连高速公路后，我想回家，李正波对我说：“你先到派出所去把你这次进京的情况登记一下”。我说：“你叫我回来之前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我回来后要好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吗？为什么又要我去派出所登记了？”他说：“你不愿意去派出所就算了，你到乡政府去吧，我还有事情要和你具体谈谈。”我说：“行啊，到乡政府我愿意去。”谁知，轿车直接将我拉进了我乡派出所，从此，一场令我毛骨悚然的折磨拉开了序幕……
　　我是日下午大约5时被李正波骗进派出所的，我非常气愤。到那以后，派出所所长颜某某叫我到值班室登记一下，我不愿意，我就在值班室的外面站着。他非常生气，大声对我说：“叫你进来的呢，你到这地方还容得你那么自由吗？快点进来，不然，叫你难看！”我说：“你想怎么样？”“我就是要你进来登记。”“我偏不进去！”颜某某勃然大怒，伸手就来拖我，我使劲和他对拖，他拖了我很长时间，也没有把我拖进去，最后，他命令值班员陆某、刘某一起拖我，我被拖进了进去。颜某某命令我坐下，我偏不坐下，他和陆某、刘某就使劲把我往下按，将我按倒在椅子上。我被按下去以后，他们就松开手命令我自己坐着，我偏不坐，我马上站起来，他们又将我按下去，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个回合，我始终没有按照他们的命令去做。颜某某气急了，命令陆某、刘某和他一起把我拖往留置室，我更加使劲地和他们对拖，我的棉袄被他们撕坏了：左边从袖口经过腋窝一直撕到下摆，右边从袖口撕到腋窝，棉袄里的人造棉花左一块右一块地耷拉着，我整个人穿得好像要饭的一样。我被拖进留置室后，颜某某把我的头拼命地往下按，将我的头夹在他的裆部，同时他命令值班员陆某、刘某将我的手从背后用手铐紧紧地铐起来，我拼命地抗争，然而无济于事。我嘴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党内腐败分子一定倒霉！颜某某，你要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负责！”颜某某命令值班员刘某将我的手机强行搜走。 派出所的人吃过晚饭后，一位姓李的干警拿着一张表格向我问话，他问我的姓名、简历、文化程度、家庭状况等等，我连理都没有理他，问话后，他叫我签字，我说我不签，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拿着表格失望地走了。 过了大约40分钟，一位戴眼镜的人和另外一个人（都穿着便服）到留置室来和我谈话，他还是问我那一套话，我同样没有理他，我问他：“你贵姓啊？你在什么单位上班啊？”他说：“我姓甑（音），在县公安局治安队上班。”我说：“我既然到这里来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看着办吧。”甑某气急败坏地说：“陆金洋你不要狂，三天以后叫你认得我！”我说：“你等着瞧。”然后他气横横地走了…… 又过了大约20分钟，进来六、七个人，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黑色的头套，什么话也不说，直接将那个黑色的头套往我的头上一套，然后推着我就往外走。我问：“你们想干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说：“不要废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手头上陆金洋、陆增华等人的“三个讲清楚”红本烫金《结业证书》表明此事属实！当地公安机关只唯上而践踏法律压制民主的恶劣行径，在其非法拘禁行为结束时仍不忘记以《结业证书》作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丑行，狂妄还是可悲？江苏省灌云县还是党和人民的天下吗？！
　　中国数百次农民起义因失去土地而发；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有了土地而夺取了政权；改革起步因让农民承包土地而使国人彻底告别由于历史给定条件下“吃不饱”的窘境；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视“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将此列为中国大局稳的当务之急，进而提出确保18亿亩可耕地红线不得逾越；灌云县工业区非法圈占了多少可耕地县委书记县政府敢不敢向人民如实披露，有无向国土部如实汇报并承诺经得起中央高层“督查”的政治风度？！
　　江苏省灌云县的最高行政长官，面对新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所言：“当务之急就是土地执法要坚决严起来硬起来，无论是谁，敢触碰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国土资源部绝不手软”你们该怎么办？！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yewn
无相关信息浙江部分地方政府卖地生财 10年后将无地可用-搜狐财经
--------------- &
浙江部分地方政府卖地生财 10年后将无地可用
时间：日16:13
【来源：人民网】
在卖地生财的“经营城市”热潮中，有关部门预计，5～10年后，浙江一些城市将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况，中央和地方要双管齐下，探寻可持续的地方发展模式
阅读：土地调控风暴，乱局中酝酿大变局
杭州市地税部门日前对今年该市房地产行业地税收入作出“前景堪忧”的预测。
地税部门称，随着国家调控力度的加大，杭州2006年的房地产行业地税预计将减收14.31亿元，下降25.14%。
在房地产业一度热闹火爆的这个城市，这样的趋势在去年已经出现。
杭州房地产开发较为集中的西湖区，在“调控”的声声警钟中，地方财政收入已是“新旧两重天”。
去年西湖区的地方财政收入总体增幅和营业税等主体税种增幅和往年相比产生了较大回落。该区负责人承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宏观调控影响。
从2004年到2005年，西湖区房地产业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由55%降至9%，所占份额从54%降至46%。营业税增幅从30%降至2%以下，占地方财政收入份额从55%降至46%。
今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西湖区房地产企业入库税收同比下降达45.1%，受此影响，西湖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0.2%。
杭州全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一季度，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入库税收为23.14亿元，下降13.2%，导致杭州市财政收入增幅出现较大回落。市财政负担压力增大，一季度全市财政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9.5个百分点，市本级更高出19.6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的减少令很多城区感到头疼，有的财政局长抱怨“区财政快成吃饭财政了”，有的城区要求一年内暂停手提电脑、数码相机等电子用品的采购，部门预算总体保持零增长，“准备过紧日子”。
“分税制”衍生“卖地生财”？
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包括杭州在内的不少城市地方财政收入对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的依赖度非常大，很多正在大干快上的城市建设项目，其资金都来自卖地生财的“土地财政”。越来越严厉的调控政策不仅给“发热”的楼市吹来了阵阵寒风，而且给这种“经营城市”思路敲响了警钟。
在浙江不少地方，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调查表明，2003年绍兴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19.2亿元，占预算外收入的69.3%；金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20亿元，占预算外收入的58%；义乌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15亿元，占预算外收入的60%。很多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就是“土地财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现行分税制下，增值税的75%上解中央，25%留作地方，近几年来增长较快的所得税也改为共享税，使得像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尽管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地方财政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高。如义乌市2003年的财政总收入近59亿元，地税收入只有13亿元。绍兴县的制造业对GDP的贡献达60%以上，但是，对地方税收的贡献份额却只有27.9%。相比之下，由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带来的税收，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及耕地占用税等则全部由地方享有。“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因此成为地方政府扩充税源的最有效途径。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很多地方政府大举卖地生财。浙江余杭前几年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从1999年到2002年的4年中，杭州市余杭区发生了一股大规模的“卖地”运动。当地政府把和杭州市区接壤的36000亩土地陆续低价出让给开发商。这批土地中有相当部分“圈”而未开，成为企业“储备”。有的企业一次就“圈地”达数千亩。有的企业只是草签了一份协议，就控制了很大一块土地。有的企业作为招商引资进驻，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据调查，余杭区从1999年到2002年底，签订出让合同转用、征用的商品房用地就达3l405亩，加上草签的，总计达到36000多亩。而从1999年到2001年，杭州老市区总共才推出商品房用地7859亩。余杭这三四年卖出的土地已超过杭州老市区10年的商品房供地量。
类似的故事还在许多地方发生。据记者了解，目前在杭州，还有一些土地圈而未开，有的圈地时间已经长达10年，经过层层炒卖，至今还没有开发。一些城市平民和农民被强行拆迁，而获得的补偿款根本就买不起价格快速上涨的住宅，在他们的补偿款和新建成楼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利益。
数据表明，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的浙江，土地稀缺对城市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有关部门预计，5～10年后，浙江的一些城市将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况，这些年来大规模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浪潮，将面临后继乏力的严峻态势。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脱不出卖地生财的窠臼，本届政府搞建设靠卖地，以后的历届政府，是否还能有足够的土地来撑起“宏图伟业”呢？
摊开的“大饼”面临“煎糊”危机
有专家指出，这种依靠卖地生财的“经营城市”模式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和政策风险。各地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要资金都是来自以土地为抵押品的贷款，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金融的过度依赖加大了政府的财政风险。而且这些政府背景的贷款很容易受到宏观政策影响，发生大的波动。
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贾生华教授认为，在宏观经济和房地产上升周期中，政府主导的“土地经营”模式可以形成“正反馈”——地价促进房价，房价拉动地价，形成多赢局面，推动房地产市场过热；但是在下降周期中，同样会形成负反馈——基础设施配套制约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萧条限制政府配套能力，形成楼盘烂尾、区域停滞、资产缩水、不良贷款增加等多输结局，会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
从过去四五年的经验可以看出，在房地产市场看好，地价稳步上涨的情况下，土地很容易受到企业的争抢而拉升价格，政府可以获得大笔的财政收入，城市建设所需的资金可以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归还银行贷款。“卖地生财”的“经营城市”模式所隐含的问题在红火局面下是显示不出来的。但是在最近一二年的宏观调控下，该模式有可能引发的危机正在隐约出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指出，浙江全省县以上政府财政债务已高达800亿元。在宏观调控缩紧土地和信贷阀门后，浙江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急剧萎缩，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经营性用地招拍挂低于底价，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剧减的严峻局面。土地出让收入不足归还贷款时，应由政府财政兜底。但这些地区的政府贷款已超过了地方财政收入。
据戴德梁行统计，目前长三角房地产投资额占全国的份额均值为21.6%，高于长三角GDP占全国的份额均值17.7%，仅2002年长三角房地产市场销售面积就达5022.91万平方米，约占全国份额的25%左右，而且随着近些年该区域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估计这一比重可能会继续攀升到1/3。这一带的地方经济高度依赖于城市扩张效应，地方政府已经从财政收入、银行贷款等各方面深陷于房地产迷局。
已经摊开的城市“大饼”缺少了后续供应的“面粉”，就将面临“煎糊”的危机。目前，有的地方不少在建的“新城区”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资金吃紧，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冷清，这些风险就会成为经济萎缩的导火索。
中央与地方都要调整
贾生华说，通过这次宏观调控，有关方面应彻底反思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从制度上建立房地产业长期平稳发展的基础环境，不要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上。
据记者了解，在有些发达国家，有一种不卖地的“经营城市”制度，最基层的市政府完全靠不动产税，根据每一年财政支出的亏损和盈利，由当地市政府向议会报告，同时根据市场的变化，对不同区域内的不动产进行评估，根据最新的市场价值进行调整，确定不动产税的比例，用于维护城市的正常运转，包括公交、绿化养护、道路维护等。
这笔钱就是政府对当地社区建设，包括各种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的最大财源。由于政府对配套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进行了建设，该区域的不动产升值了，政府可以抽取的不动产税也随之增加，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蒋省三、刘守英等专家提出建议，可以尝试创立土地财产税，将现行的各种土地税费合并为三个税种：土地占用税、土地保有税和土地交易税，全部留给地方享用，让地方政府真正从土地的交易和级差收益的上涨中获得长期而有保障的税收。
不少专家认为，在我国，从根本上使“经营城市”走出卖地生财的模式，一方面有赖于财政体制在事权与财权相一致原则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必须从制度上打破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格局，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变“投资性政府”为“服务性政府”，地方政府不作为城市投资的主导者，而是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形成多元化的城市公共投资机制，才能真正提升城市“经营”的境界。
土地调控急催央地同步
“现在用地卡得太死了”，谈及宏观调控，西部某县的一位基层干部向《瞭望新闻周刊》这样抱怨。
而这个时候，国务院最新的土地督察制度尚未发布。可以想像，随着7月下旬国家土地督察办公室的设立、辖管全国的九大土地督察局陆续到位，地方干部估计会有更多“苦恼”。
而这位基层干部的苦恼，当然不只属于他自己。自2004年上半年严把土地信贷闸门的调控开始后，《瞭望新闻周刊》了解的情况是，尽管各地有一些变通的办法，但越拧越紧的“土地”闸门还是让地方感到非常棘手。
“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地方要发展，土地基本上是惟一的抓手了。中央从全局考虑，必须控制投资过热，保护耕地，这没有问题。但地方要发展，要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我们的抓手和支点是什么？”——谈及调控，一位地方官员这样说。
而此时的宏观大背景是，上半年GDP增长10.9%，为10年来同期最高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接近30%，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中国经济似乎仍在加速。
而要“防止经济从偏快滑向过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抑制投资增长过快，这其中，抑制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成为关键，而“土地”，无疑又是卡住这些项目的节点。
土地缘何成为调控焦点
土地督察制度的出台，表明土地问题不仅已成为宏观调控的焦点，更成为中央与地方如何更好统筹协调的关键点
尽管从酝酿到正式出台“土地督察制度”已历时近两年，但7月下旬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发布，还是让很多人感到突然，这其中甚至包括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
《瞭望新闻周刊》注意到，即便是相关主管部门，对于全国土地督察办公室的具体设立和工作安排，九大土地督察局官员何时履新，其与既有的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部门有何区别等问题，也没有给出全面解答。
与此同时，《瞭望新闻周刊》获悉，加强土地管理肯定是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国家发改委针对下半年经济形势的一份报告中继续建议“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而在此前的半年经济形势采访中，国务院研究室的权威研究者也指出下一步的调控关键是要“把好土地闸门”，因为其是抑制地方过快投资的一个关键。
土地缘何成为调控关键？
土地之所以成为调控关键，原因有三：
一是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些地方不顾资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用行政力量推动投资增长，竞相“大上项目、上大项目”，而项目最终都需要落在土地上。
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近10万个，同比增加1.8万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2.2%。其中有8个省(区、市)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超过50%。而如果划分中央和地方来看，1～6月，中央项目投资为3770亿元，同比增长了25.1%；而地方项目投资为32598亿元，同比增长了32%。后者超过前者近7个百分点，而从项目金额上看，地方项目几乎是中央项目的9倍，地方投资已成为推动新一轮投资扩张的主导力量。
尽管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加快结构调整，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国家重点工程相继开工、一些加快产业升级的重大项目陆续上马，但一些省份超过40%乃至50%的投资增速显然为资源环境所难以承受，国家发改委地区司7月上旬公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23个省份经济增速超过12%，全国有7个省份投资增幅超过40%，其中有2个省份超过50%。
二是与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相伴随的是违法违规用地比例居高不下。有的项目违规大量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有的项目采取“以租代征”、“土地入股”等形式，规避土地依法审批；有的项目绕开土地审批程序，利用开发区熟地、旧城改造用地、农村宅基地搞建设；一些新开工项目在用地手续上还出现了未批先用、边报边用、不报就用等问题。一些城市违规用地比例甚至高达90%，而且违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
三是耕地底线面临失守威胁。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五年我国耕地保有底线是18亿亩。而调查显示，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这意味着，在“十一五”这5年中可供使用的土地只有3100万亩。而这只相当于“十五”期间某些年份一年的用地量。由此可知，严防死守耕地底线之艰巨。
土地调控为何“调空”？
事实上，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一直将紧缩“地根”视为抑制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的治本之策，但实际效果却似乎总是“调空”。
2003年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整顿，虽然将全国6866个各类开发区核减掉了70%；规划面积也压缩了近70%，但并未从根本上将“以土地拼GDP的思想”从地方大员心中“核减”掉。最终，本次整顿非但没有遏止住乱占滥用土地的源头，反而产生新的违法违规用地。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介绍，根据对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卫片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违法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
2004年为强化土地管理而出台的“垂直管理”(即实行省以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以上一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理为主，地方协助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本想让省以下的国土资源官员摆脱地方政府挚肘，以便更独立的监管土地使用。而事实上，有限的独立难以抵挡其与地方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占用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7月24日最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通过在国土资源部设立全国土地督察办公室，并下设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的方式，使土地监察职能只能完全独立于地方，以构建土地管理与监察的长效机制。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制度寄予厚望，认为可改变运动式短期调控弊端。但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副所长邹晓云看来，事情仍不会像想像得那么简单。
邹晓云指出，违法违规用地的背后实质是地方强烈的发展经济冲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地方官员的份内之责。而要发展经济就要上项目、占用土地，这在一地是客观需要，而如果各地都有这种‘客观’需要，再加上地方行政主导造成的市场可行性分析欠缺，就会导致全局的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所以，要改变目前土地调控总是‘调空’的现状，关键是要将中央和地方的职能进行必要协调。目前地方政府的着眼点仅在地方，中央则是统筹全局。两者在用地问题上的利益取向不一致，成为调控难以有效执行的根源。而在这些体制性因素没有消除的背景下，土地督察制度会有作用，但还需相应的政策配套。
抓住土地问题的根本
土地督察制度的出台，表明土地问题不仅已成为宏观调控的焦点，更是中央与地方统筹协调的关键点。
邹晓云认为，目前土地已成为中央和地方在宏观调控中的焦点，一边是地方抱怨“用地卡得太死”，一边是中央力求更加严格地把住“土地闸门”；一边是对土地的宏观调控手段不断出台，一边是违法用地居高不下。
邹晓云指出，土地调控，除了必要的土地督察外，更重要的是从根本问题着眼，如改变目前“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建立更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出台更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法规等。
统计表明，实行分税制后的1995年～1998年连续4年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70%，近年则维持在69%强。也就是说，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以差不多40%的收入提供了约2/3强的社会支持与公共服务。另外，由于对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界定不清，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粥少僧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出资金”的做法也令地方财政找到“自谋生路”的理由，这其中，土地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经营城市更被不少地方政府视为缓解财政困境的灵丹妙药。有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甚至占到其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成为地方财政的“顶梁柱”。
而地方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庇护”也事出有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现行分税制下，增值税的75%上缴中央，25%留给地方，使得即便像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尽管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地方财政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高。而由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带来的税收，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及耕地占用税等则全部进了地方政府腰包。有的地方政府不听中央招呼，大力扶持房地产业的做法的动力就源于此。
除了财权事权不匹配外，目前不尽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也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地生财，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不顾资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用行政力量推动投资增长。（记者方益波 唐敏）(责任编辑：胡立善)
匿名发表：　
隐藏地址：
设为辩论话题　
·(08/25 09:35)·(08/22 06:38)·(08/19 08:17)·(08/16 10:13)·(08/14 05:52)
精品专题推荐
&精彩生活&
今日运程如何？财运、事业运、桃花运，给你详细道来！！！
秋天不回来
频道精彩推荐
城里的月光
···········
财经专题推荐
·&&·&·&·&&
24小时点击排行
Copyright &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搜狐公司
搜狐不良信息举报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