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使用快捷导航没有帐号？
查看: 10855|回复: 23
抗战中的国军[珍藏帖]
被日军抓获的中国国民党抗日少年士兵（娃娃兵）
国军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应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整体而言，国军坚持正面战场的抗敌，给日军以大量的杀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即使是在后期，国军因抗战意志衰退而导致丧师失地，但仍然是在反法西斯抗战的阵营中。对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的 估计。但是，从另一层面来说，在抗日战争历次战 役战斗中，国军无论从战略指导、战役部署、战术 水平乃至抗敌意志，都不无可以检讨的地方。单以国军丧师失地而抹杀其坚持抗战的功绩，或单以国 军坚持正面抗战而否定其在抗战思想及军事上存在 的种种错误，都未必妥当。事实上，大陆方面近年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正面战场的国军抗战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大陆的网友只知道共产党抗战的情况而对国民党抗战一无所知，那是一种误解。
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批评，大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比如蒋介石对日本军阀的妥协退让，连台湾的战史学家也是承认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了。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中说：“我总统蒋公，高瞻远瞩，洞悉世局，认识共匪乃最危险之敌人，亦 自由世界之公敌。对于日本军阀之狂妄暴行，则曲予容忍，即在战后犹惠然以德报怨。虽属基督精神 ，抑亦国家战略上卓越之决策。至于共匪及其同路人横加诬蔑，又何足怪？”这里“先总统蒋公”对日本军阀的“暴行”，先出以“曲予容忍”，后更是“惠然以德报怨”，又怎能怪他人“横加诬蔑” 呢？。在某些台湾史学论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打得太早，半个世纪前的民心则认为打得太迟了！这一口气是百年的屈 辱逼出来的，中共的宣传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张学良的&兵谏&也没有这么大的效果。”（《抗战胜利 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许倬云 、丘宏达主编，联合报社出版。“代序”--许倬云）。
对国军武汉战役后（有的台湾论者认为应是‘冬季 战役’之后）抗战意志的衰退，也为较客观的历史 研究者所认同，如有人认为，“总而言之，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势’在抗战过程中实可视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政府领袖对抗战前途持乐观态度， 对国军作战力亦趋向高估，认为日本蕞尔小国终必 无法应付长期作战所需的兵源及财源。因此，只要 我国积极迎战及求战，必可使日本放弃侵华的野心。唯在‘冬季攻势’失败后，政府对战局渐趋悲观 ，不独承认敌人的潜力充足，同时也看出本身在军 事上的重大弱点，遂认为中国除非能获得巨额美援 ，否则将无法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此种心理转变对 抗战后半期我国的政策及战略均产生了相当影响。 ”，“故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间，日军虽先后在华北及苏北发动了规模颇大的“治安”、“清乡”等战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 北治安战”，东京，1971年），然对国府所控各省 则仅采取骚扰战术，……，唯不再大举进犯。”， “时日一久，我军逐渐养成苟安心理，以为只要敌军不来犯，便已达成抗日任务，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在战略上的一大损失”（《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许倬云、丘宏达主编 ，联合报社出版。“抗战中的军事”——齐锡生） 。结合大陆方面的材料，“国民党军在年两年里，共毙俘日军26.32万人，同时付出101.99万人的伤亡，与1937年至1938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 相等。……从1941年起，国民党军队伤亡人数逐年减少，1941年至1943三年伤亡总数（60余万人）不 及1940年一年67万余人多”（“抗日战争时期的国 民党正面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七期--刘庭华），也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抗战意志的衰退.
从蒋介石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开会训词，也隐约可见其中端倪：“综合起来，敌人在我国境内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廿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还打不过敌人，还要常常受敌人的打击。这样一比，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即如现在第六第九两战区当面的敌人究竟有几个师？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兵力，何啻敌人的十倍之众？前年长沙之役， 去年夏初鄂西战役，以及最近的常德战役，盟邦人士表面上赞许我们，说我们军队勇敢善战；其实人家愈赞许，我们愈觉惭愧！因为敌人只用了三个师来攻击我们，而我们要三十个师来抵抗；如此，敌人是以少击众，虽然失败，不为耻辱，我们是以众御寡，就是得了胜利，反觉惭愧。”
日军占领武汉后，兵少地广，不得不将重点转向已 占领地区的“治安”；而蒋介石对共产党在抗战中 实力的增加也顾忌加深，转采用“限共”、“溶共 ”政策，遂至酿成“皖南事变”之惨局，企图以突然袭击的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张秉均在《中国 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三）》“抗战时期共匪叛乱之研究”一节中的评论：“匪 军叛变时，对我方交通通信，未加破坏，致遭我不意袭击，蒙受重大损失”，对突然袭击这一点也不能否认。而国军为歼灭新四军，竟不惜调动一线兵力，“我五十二师，此次调动迅速，竟能不受对敌 （日军）守备任务之牵制，彻底集中兵力，出敌意 表，制敌机先，袭击匪军，使敌仓皇应战，遭受各 个击破，达成歼灭战果”。中共为避免两面作战，只好转采取“熬时间”的策略。日所发布《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中指出：“在这一新阶段中，战争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战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 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早 些时候，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41年5月18日电），告诫“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抗日实力因互相不能信任而抵消，是至可痛惜的事。
1.凇沪会战
& & 凇沪会战的意义并不单纯是军事上抗击日军数月之久，以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是在战略上获得非常成功。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华北平原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运动，并距日方东北补给基地较近，附近又有冀东等伪组织活动，所以形势于我不利。
& & 如果日军依靠东北为后方，占据华北、西北，然后南下，则情况殊难预料。如我方能借全面开战，引诱日军投入重兵在凇沪间我既设国 防工事前与我争夺，不但能牵制日军在华北行动， 同时还可能使日军触犯列强在华利益引起国际干.. 。这一战略相当高明，并获得完全的成功。日军因出于意外，战略决策失误，并不得不逐次投入兵力 ，战事迁延至三月之久。占领上海南京后，势成骑虎，只能夹兵溯长江而上攻击武汉，导致其整个战略的失败。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总结认为：“......（我）以主力毅然使用于凇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 ，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 成功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上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 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 战略上最大之成功”、“凇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迂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 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间，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 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 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讯，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 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但此役在战役指挥和战术水平方面，缺点也很多。有些缺点因初次与日军交手故，为不可避免，而有些缺点却是主事者不知兵所至。所谓不可避免者，如“张治中等于凇沪之战备及作战指导，偏重街市攻击及防御工事之构筑。未以敌舰船为主目标，预行准备。违反两栖作战之原则”（张秉均编著，《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对于街市阵地之攻击，既未实施攻击准备炮击，又无足够的随伴 炮兵及战车支援，竟以步兵强袭敌坚固房屋工事。 欲速不达，殊堪惋惜”（同上），以及由于平时训 练差，同样的武器命中率远不及日军（见《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所谓因主事者不知兵所至者，如蒋介石部署张治中之第九集团军三师与夏楚中之九十八师与日军在失去争夺，沿江仅部署刘和鼎杂牌军和地方保安队，致未日军所乘，在狮子林、川沙和吴淞登陆 ，国军遂不得不由攻势转入防御。台湾战史将责任往张发奎身上一推，谓：“吴淞乃本战场之锁钥重地。张总司令仅以保安一团附重炮一个连担任守备，实属疏忽。”另如，当敌金山嘴登陆，占领松江一带，国军撤至大场时，“我军已成强弩之末，急待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李宗仁回忆录》）。结果一败涂地，连吴福、锡澄间既设国防工事都来不及 应用，南京也迅速失守。
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内，地形上背水，从水上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 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被立体攻击包围的形势。而当时国军新败之余 . ，根本无力与日军争夺南京。蒋介石幻想调停，坚持要守南京，“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得很”（《李宗仁回忆录》），结果徒招损失，并未能争取多少时间。白崇禧借替唐生智说公道话而婉转批评：“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指责唐氏，平心而论 . ，以残缺疲敝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2.忻口会战
& & 阎锡山部署重兵于娘子关沿太行山经雁门关至偏关一线，是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这和蒋介石手下陈诚等的意见不一致。陈诚于7月23日曾将战地参谋长毛侃的意见转给军政部 ，不同意阎锡山的部署，主张在察绥方面配置强大机动兵力，在开战前恢复察北，占领南口、独石口、张北之线。8月20日，大本营颁发作战指导方针，规定第二战区：“应以南口为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轻易南下”。不过，张家口、南口均很快失陷，山西战事遂演成以保卫太原为核心的防御战。
国民党方面的战史著作，至今不承认八路军在太原会战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根本否认林彪部在平型关所取得的胜利，而且指责“刘伯承部第三八四旅陈赓擅自闪开正面，南避太行山区。致第三军司令部及第二十三集团 军之先头旅遭敌袭击，后续部队未及集中，被敌逐次击破，影响战局甚大”（《中国现 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张秉均编著，（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八路军是否承担正面作战任务，以及 115、129、120师战绩如何，我不想一一重复 ，大陆战史书上都有。只看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评价就可以了：
& & 10月17日，何柱国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战绩：“窃以晋北方面中路突入之敌已受挫折，我林师在广灵、灵邱、平型关、沙河镇等处将敌背后截断，宁武、朔县岱县及其以 北地区有贺师之宋支队及职军屡次迂回截击 ，敌人已感恐慌。”何应钦在1938年3月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也承认：“第八路军在敌后方游击，亦迭与敌以重创”。白崇禧在其口述回忆中，一方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自毁立场地承认：“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砺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 &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并未以全力对向浙皖境 内撤退的国军实施追击，而是调头进攻津浦线，其目的在清除南北两路侧翼之威胁，保障下一步作战行动的自由及占领区的安全。 从军事理论角度来看，这一选择完全正确。
& & 但在实施过程中，日军南北两路配合极差，先是以南路主攻，北路助攻，结果南路受阻于淮河，又改成北路主攻，结果造成华北方面军孤军南下的态势，受挫于台儿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军）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日军华北、华中双方指挥系统不统一的毛病暴露无疑。
日军在同一路的两支部队之间也缺乏相应的配合。第五师团受挫于临沂，始终无法与第十师团会合，而第十师团不顾一切孤军深入（先是韩复渠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但却给第十师团以错觉，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但韩被杀后，第三集团军抵抗转为激烈，第十师团却视而不见），完全是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架势。无论从行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犯了兵家大忌。
& & 汤恩伯兵团逡巡犹豫，不敢果断侧击及迂回包围濑谷支队，几乎丧失了战机。李宗仁在对此极为不满（见《李宗仁回忆录》）。最后在蒋介石4月5日“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 ”的催促下，汤兵团方加入战斗。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主张抓紧时机，追击日军，并造成有利的决战态势（蒋的顾问法肯豪森也力主追击），故调动大军，麋集徐州。日军“由各战场抽集十师以上兵力，以争取徐州会战之优势”（《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张秉均编著，（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如非国军在李宗仁等指挥下，未冒险与敌决战. ，而跳出日军的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台湾 战史也认为“（日军）南北对进，指向黄口 ，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于徐州。顾其南面之兵力不足，而且进路迂远，我军遂由其背后安全突围。显见其滥用间接路线，违反简单、迅速之原则。假如由津浦路及以东，南北对 进，则距离较短，地形更平，迅速形成包围 ，我军将无退避之余裕。”（同上）
4. 武汉会战
& & 日军一零六师团在南浔线及瑞武公路一带遭遇薛岳部顽强抵抗，损失惨重，苦战月余，前进缓慢，最后靠施放毒气才占领隘口。从日军的角度看，战术上颇有可取之处：以一部袭取麒麟峰，牵制国军，集中主力沿瑞武公路突破覆盆山，进出隘路，逐次击退国军抵抗，符合隘路战战术。但国军若非在战役指挥上存在一些失误，本来可予日军更沉重的打击。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中认为，“覆盆山之战，道岩隘、梅山、 覆盆山乃至桃花尖之线阵地，各山北坡急峻，断崖颇多，而且敌人登山后及进出隘路时，步炮兵协同困难，乃我军最有利之战场。当时我 军配备于瑞武公路两侧之兵力不足，致覆盆山 要点一再失陷，纵敌进出隘路，战局逆转，殊 堪惋惜。第九十一、第一四二师远向小坳、火 炎坳进攻，对于顽强之日军，不易奏功，实不如用于覆盆山南侧，乘敌进出隘路而歼灭之为有利”。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日军一零六师团以轻敌姿态深入万家岭西北，企图包围我左翼守军，结果国军集中兵力，尤其是将叶肇之六十六军加入战斗后，终于获得 外线作战之优势，造成“万家岭大捷”，重挫日军。此役破灭了日军突破南浔线的企图，达成了战役上的目的。不过，以数倍于敌并将敌 严密包围的情况下，结果“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薛岳日致蒋介石电），可以看出国军在训练及战术上的不足。
& & 江北日军兵分四路包抄武汉，李宗仁的意图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在太湖、宿松、黄山、. 广济间狭隘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但实际操作中五战区仍然是分兵堵击，节节抵抗，陷入逐次使用兵力的困境。李病假后，白崇禧在广济间狭隘 地带设伏诱歼了日军（包括辎重部队）3000余. 人，是为五战区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由于兵力没有厚集，不能予第六师团以致命打击，所 以无法改变整个局面，而最后田家镇要塞不保 ，武汉也不得不弃守。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 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中认为，“田家镇要塞战直前应以力保要塞为主眼，第四兵团应变更部署，集中主力与第二军协力围攻敌第六师，以达战略持久之目的；乃竟以主力反攻据点，被敌牵制反消耗，尤以调第二十六军北攻松阳桥，陷要塞于孤立；第二军初战又使第九师与第五十七师重叠配备，未能发挥统合战力，遂被敌各个击破，殊堪惋惜”。
此役中央军的表现极差。负责信阳至罗山一线 守卫的蒋系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仅“没有很好地利用北依淮河、南靠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作战，各军师实行专守防御，没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作战非常被动”，而且“只保全自己的部队（第一军），把友军作为牺牲品”，“没有指挥道德”（《抗战中的武汉》 ）。李宗仁命胡宗南部坚守桐柏山平静关，掩护鄂东大军西撤，而胡宗南却退守南阳，致使. 信阳失守。李宗仁上报军事委员会，要求严办 胡，结果不了了之（见《李宗仁回忆录》。胡宗南以第一师起家，中原大战时打得冯手下悍将孙良诚闻第一师而色变，内战时河口镇一战 也曾重创红军第十、十二师，战斗力是不弱的。抗战开始时也比较积极，徐州会战时一战区围歼进攻兰考的土肥原部，胡部打得算不错的 . ，只是黄杰没有能及时切断敌归路）。五战区命令汤恩伯之第三十一集团军埋伏桐柏山南麓 ，为总攻击部队，汤也拒不奉命，而全军退往舞阳。同样，九战区若非薛岳以“如果沙河镇部队撤不下来，你要负全部责任，你如果再向后退，我就杀了你，我杀了你，委员长杀我” 严厉斥责俞济时，则七十四军也不会为掩护其它部队出力（七十四军由王耀武接任后，在赣北、长沙会战都打得很好，可见也不是战斗力的问题）。
5. 南昌会战
& & 会战前，敌我力量对比，前线兵力，敌方为3个师团，我方为39个师；后方屯积兵力，敌方为1个师团，我方为15个师。再就敌我态势而言， 敌军战线两翼突出，中央凹陷，我方两翼收缩 . ，中央凸起；敌在两翼保持攻势，我在中央处于有利态势。还有地利一条：这一地区的地理形势恰似一架房盖，九岭、幕阜两山状如脊檩. ，为我方占据，鄱阳、洞庭两湖畔形同房檐，乃敌前进通路；我处房顶，敌处廊檐。总之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力量对比，我优敌劣，态势 、地利两个条件亦都利于我不利于敌。敌从两翼任一方面进攻，我方都可以居高临下的姿势侧击敌后。在这样的情势下，只要国民党的统帅机关决心作战，敌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南昌，绝难得逞。结果却是南昌很快失守，日军达成其战役目的。
鄱阳、洞庭两湖之间地区，是通往我国是中南 、东南的军事要冲，是国民党战场上最敏感的地区，敌人把这一地区视为国民党的政治神经 ，敌我双方都对该地倾注着极大地关注。日军精锐之师第11军配备在这一地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亦大部集中在这里。本来国民党第9战区在这一地带配有3个战役集群和一支战役预备队 . ：以九岭、幕阜山为依托的中央地带4个军8个师（下称甲集群）；洞庭湖畔6个军15个师（下称乙集群）；鄱阳湖畔4个军10个师（下称丙集群）；预备部队3个军6个师；共计17个军39个师，战前态势亦不失有利地位。只要这3个集群建立强固支点，一个攻势防御的战役体系就构成了。即甲集群设立武宁、修水支点（下称甲支点）；乙集群设立通城、平江支点（下称乙支点）、丙集群设立高安、奉新支点（下称丙支点）。这３个支点构成了两把铁钳，敌军从任一方面进攻都将遭到钳形夹击：如敌从粤汉路进攻，乙支点拦头，甲支点击敌侧背；倘敌 从南浔路来攻，丙支点拦头，甲支点袭敌后路 。这种情形下的南昌战役，就全盘皆活了：敌军在突破我修河阵地后，将在丙支点面前碰壁 ，迫敌于高山（九岭山）、大河（修河）之间 ；这时，甲集群插入德安、九江之间地区：这 样敌之进攻南昌，便演成了我之攻击九江。这种情势一经出现，敌第11军除非急调江北部队别无他途。而江北敌军的调出，我第5军战区则可乘机发动攻势。如此，敌军从外线进攻逆变 为内线防御，我则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 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是担心出现这种局面的。他在1月31日发出的《第11军会战指导策略 》其要领就在于破坏国民党军甲、丙两个集群的战役联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14页，第115-117页）。敌军所以得手，完全是国民党军自己造成的，它的甲、丙两个集群，压根就未造成这样的支点，并且连战役组织也未形成。
本站声明：本网站所有转载之内容只代表作者本人之观点，本网站纯粹只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站转所转载之内容，无任何商业意图，如本网站转载稿件涉及版权、著作权等问题，请您来函与本站管理员取得联系(联系方式： （只收手机短信） 周一至周六 8:30-17:30 或者电子邮箱）。
Powered by用户名：密码：验证码：&&欢迎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装甲兵
背景颜色：
√白√灰√蓝√黄√红√绿
字体大小：小中大
←&→实现上下章节查看，鼠标右键激活快捷菜单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装甲兵
　中国最早装备坦克的是奉系军阀。1922年，张作霖为同直系军阀进行最后的决战，从英法等国购买了大量的军备，包括36辆“雷诺”FT－17型坦克。首批10辆“雷诺”坦克于1924年运到大连，型号为只装备机枪或装备37毫米炮的两种。从1928年起，奉系军阀开始用“雷诺”坦克来抵抗蒋介石国民党北伐军的“二次北伐”。战车队被派往河南参加战斗，损失6辆坦克。不久奉军败退，战车队随奉军撤回东北。在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国军队曾通过铁路向满洲里前线运送FT－17坦克，但尚未到达，苏联红军便取得全面胜利。1931年夏，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储存在东北的坦克几乎全被日军缴获或摧毁，原东北军的大量装备落入了日军手中，驻扎在沈阳的战车队的12辆FT－17坦克全部落入日军手中，标志着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活动史的结束。这些FT－17坦克后来和日军拥有的FT－17合编，参加了进攻黑龙江马占山抗日力量的作战，一部分FT－17坦克后来编入了“满洲国”的伪军――皇协军中的装甲车队。
　　1929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从英国为自己的税警总队购买了24辆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开启了国民党军中央系军队的机械化历程。1930年德国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来华，大力推动了军事教育的发展，建立了许多特种兵军校，包括了交辎学校，推动了这些兵种的正规化发展。193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成立了辎重兵学校，1935年10月，筹建中的交通兵学校和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辎学校，徐庭瑶中将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实际管理学校，徐庭瑶同时任即将成立的通讯兵学校教育长，外号“装甲兵保姆”)，开始战车战术的教学，学校中有一个战车教导营，营长彭克定。在交辎学校成立时，还进口了一批新式的器材用作教学和训练，其中包括了坦克和装甲车。交辎学校成立不久，学员队队长李承恩和徐庭瑶发生矛盾，李承恩辞去了队长职。适逢刚从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的杜聿明不想回25师任副师长(他和师长关麟征相处得不太好)，徐庭瑶将杜聿明调来任学员队队长。期间中国从德国购买了10辆PzKpfwI型轻型坦克，从意大利买了20辆CV33超轻型坦克。年从英国购买20辆维克斯6TE型坦克和另外29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坦克(VCL)。到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军队中的坦克大约是96辆(含地方军阀掌握的数量)。
　　193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方山成立了国民党军装甲团，这通常被视为是国民党军装甲部队之始。这支部队是一支多兵种合成的装甲部队，而非以前的单一兵种部队，其规模也远胜于国内其他的装甲部队。装甲兵团包括了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等单位，团长杜聿明。抗战全面爆发前，装甲兵团共有三个营：战车营、搜索车营和战车防御炮营。战车营至少有三个连，其中战车第一连装备英制维克斯6T坦克，分成4个排，每排5辆车，排长车装有电台；战车第三连装备德制I型坦克(Sd.Kfz101)，分为3个排，每排5辆车，另外连部有两台I号指挥坦克；战车第二连装备卡登?洛伊德式两栖坦克，从税警总队转来，数量和编制不明。搜索车营装备有德制Sd.Kfz221/222型装甲搜索车，估计还装备有其他型号的车辆和装甲车。反坦克炮营装备德制37毫米反坦克炮。
　　淞沪会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规化、大规模的全面对外战争是中国各种力量都无法承受的。尽管就全球范围而言，日军没有像样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在当时均无法有效地在决定性战役中给予日本军队以致命性打击。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由于受市区建筑的限制和坦克本身的机械问题的影响，坦克发挥的作用有限。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坦克首次交锋，但这些战斗并没有对战役结果造成多大影响，双方的坦克均从属于步兵方阵，掩护步兵冲锋。当然，这些数目有限的坦克也对战役部署仍有一定意义的。国民党政府在此次会战中动用了40万大军，张发奎中将指挥第8和第10集团军在战线右翼(包括浦东、川沙)，朱绍良上将指挥第5和第17集团军在战线的中央位置，陈诚中将的第15和第19集团军布置在左翼(包括宝山)。这些中国军队的精锐部分都是由德国军官训练，采用德式先进装备，号称“国军精华”。
　　与之对阵的为日本第10军，包括从华北抽调的第5和第6师团、从东北调来的第18和第114师团，第1和第2预备步兵旅团,一个战车联队和3个从日本本土运来的独立轻型坦克大队。截止同年1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所属的9个师团在日本海军第3、第4特遣舰队(含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的护送下，全部抵达上海战区。此时，日军在当地集结了30万官兵、200辆坦克、200架战机和庞大的舰队。
　　8月19日，国民党军装甲兵首次参战。据当时参战人员史说(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回忆，装甲兵团出动两个战车连(坦克重7吨)和战防炮一个营，配属第87师(师长王敬久)攻击杨树浦街区。当日凌晨，坦克随87师发起攻击，但因缺乏步兵的配合，坦克全部被击毁，两个连长阵亡。20日，新调来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参加攻击。当日凌晨，一队轻型坦克参加了36师对汇山码头的攻击。据资料记载，这些坦克当时正在厂内修理，临时拉出参加战斗。由于没有步兵配合，这些坦克也全部被击毁。21日凌晨，36师再度对汇山码头展开攻击，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战车第一连和第二连坦克全被击毁。
　　经过长达3个月、在上海南京路不足10平方公里范围的艰苦巷战后，10万国民党军和超过半数的坦克被消耗在这个“东方凡尔登”绞肉机里，而日军大约损失掉6万人左右。
　　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夺取上海和随后迅速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日军认为很快能够取得对华作战的胜利。而此时国民党军则重建了63个师，并在徐州附近集结，兵力多达80万，由桂系李宗仁指挥，但人数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却无法拥有与淞沪会战类似的装备，有的部队连基本的步枪都无法保证。许多从各个内地省份征召甚至抓捕的壮丁被补充到国民党嫡系中央军和地方派系部队中，缺乏良好训练，而且因抗战初期的不断失利而士气低落。
　　为了迅速取得对华作战全面胜利，日本陆军总部拟定了一个连接南北战区的贯穿作战计划，核心目标就是徐州，日军让从青岛登陆的部队担任进攻的主力，日军陆军总部乐观地认为，这将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如果日军能摧毁这些中国部队，那么山穷水尽的中国国民政府将不得不屈服，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在徐州战役开始的第一阶段，日本坦克表现出一些亮点，在岩中大佐的指挥下，日本第1、第2战车大队突破了中国军队防线的西侧，迫使中国军队继续收缩防线，徐州仿佛已在眼前。
　　然而日本最终没能如愿，国民党军第31军在安徽淮河岸边明光县城迟滞了日军行动长达40天，日军没能及时利用岩中大佐的胜利，后续增援部队迟迟无法到达。这使得驻守该地的大部分中国军队得以从容和有组织地撤退，南京战役的那种大溃败没有再次上演。国民党军的士气高涨，他们集中在台儿庄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党在台儿庄周围驻扎有第2、第20、第40、第41和59军，在南线与之相对峙的是日军第9、第13、第116和第106师团，北线是日军第5、第10、第16、第103、第104、第105以及第14师团，参战的日军达到了40万。
　　为了消灭撤退的国民党军，日军总部命令北线日军全线出击，南线的军队全力防止中国军队突围。这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日军担任突击任务的是由板垣征四郎少将指挥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少将指挥的第10师团。当时日军的这两个师团负责指挥在中国战区的所有作战装甲力量，它们是日军中唯一编制有独立坦克团的单位：每个团大约辖有100辆坦克和装甲车。这是日军最具战斗力和机动能力的两支部队。
　　在台儿庄，李宗仁正在考虑如何给日军设下陷阱。他深知，过于自信的日军将会全速前进，直取台儿庄，这样就没有必要的部队来保护通信线和补给线。速度缓慢的日军大部队根本无法跟上一路狂奔的第5和第10师团并为其提供支援。台儿庄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如果日军占领台儿庄，那么驻扎徐州的中国部队将会被分割成片。因此，日军如果想要占领徐州，必须攻占台儿庄。
　　对于李宗仁来讲，他制定的防御计划很简单：将日军先头机动部队拖入台儿庄巷战，赢取重新集结兵力的时间，最后对市内的日军进行围歼。正如李宗仁所料，日军第5和第10师团一路猛进，钻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此前，李宗仁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分成5个据点部署，其中4个据点各包括4个军的兵力，他们的任务就是挖战壕隐蔽，放日军过去，然后切断其联系。李宗仁亲自率领一支由第30、第42、第51、第41、第44、第60、第46、第22和第75军以及4个独立师组成的强大部队，准备对日军实施致命一击。
　　台儿庄的防御重任就落在了国民党第2集团军的肩上了。他们挖掘了大量战壕，同时配备了机枪，用于扫射跟在装甲车后面的日本步兵。而日军坦克为了保护步兵，通常会加速前进以试图消灭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当日军坦克冲到中国防御阵地一百余米时，中国装备有反坦克炮的装甲车就会冲出阵地与日军坦克厮杀。当日军坦克冲到战壕附近时，中国军人就会勇敢地跳出来将绑扎成捆的手榴弹扔向坦克履带下面。中国最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是那些浑身绑满了炸药誓与敌坦克同归于尽的敢死队员们。由于缺少步兵的支援，日军的坦克根本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快被消灭干净。
　　经过两个星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国民党军第2集团军高达70%的人员阵亡。李宗仁命令幸存的勇士们利用夜间袭击日军以挫败其攻击计划。李宗仁同时还下达了死命令――任何人不准后退，否则就地正法。而此时，行动迟缓的日本陆军北方集团军主力在山东腾县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驻扎此地的是从四川急调过来的第41军。该军作战英勇顽强，特别是第122师，整个师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全部阵亡，没有一名军人投降。最终，他们成功地抵抗住了日军近乎疯狂的进攻，收紧了包围圈。
　　在国民党军奋力抵抗日军第5、10师团的时候，李宗仁命令他的主力部队从南面也就是日军的背后发起攻击。日军不但损失了最精锐的两个师团，而且速战速胜的希望也被彻底击碎。到1938年4月时，在中国领土上的110万日本陆军中有25%或阵亡或受伤，到1939年时，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50万。
　　台儿庄战役的受挫使日军学乖了不少，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日军没有发动过一场装甲突击行动，直到1944年“一号作战”的时候第3坦克师团南下。台儿庄战役并没有给日军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和中国军队的士气，它表明中国军人的血肉之躯可以挡住日军的装甲部队，它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最终，日本人在从中国东北增兵30万的情况下还是占领了徐州，但是他们并没有消灭掉一支中国军队。而中国守军以3万人阵亡的代价，有序地组织起了撤退。此次，日本帝国陆军再也不敢使用装甲部队进行追击了。
　　恢复战斗力
　　1937年9月，蒋介石派出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军事代表团(名义为实业考察团)赴苏联谈判军事援助的问题，谈判结果是苏联方面愿意提供战车、飞机、火炮、弹药等援助。以后直到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前，各种军事装备和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到中国。这是那段艰苦的时间里中国唯一的外援，总值美元。除了物资援助，苏联还派出名为志愿队的正规军，驾驶战斗机和担任军队顾问。可以说，这些援助是雪中送炭，特别是当时急需的战斗机，当时中国空军已经损失殆尽，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不愿意出售，正是这些苏联I－15、I－16战斗机和苏联志愿队阻止了日机的肆虐。
　　在月间运到的第一批装备中，包括83辆T－26(1933年型)轻型坦克，同时苏联还援助了一些BA－3/6/10型和BA－20型装甲车，以及45毫米反坦克炮和各种车辆。为了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些机械化装备，国民党决定将装甲兵团扩编成第200师，装甲兵团中经历过初期抗战的原有旧装备，拨给由交辎学校分离出来的机械化学校(教育长仍为徐庭瑶)作教学用途，全新的苏式装备由200师接收。
　　日，装甲兵团正式扩编为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副师长邱清泉。从番号上看，200师本身就与众不同，因战前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只编到102师。200师是国民革命军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下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炮兵团。据杜聿明回忆，200师共接收70辆T－26、4辆BT－5、18辆菲亚特CV－33(有资料称是20辆，是1934年孔祥熙到意大利考察航空时采购，一直封存在南昌，这时匆匆编入了200师)。装甲团有苏联的BAE系列装甲车50余辆。摩托化步兵团装备的也是苏联卡车。炮兵团有12门122榴弹炮，还有45毫米战防炮，75毫米野战炮。步兵使用的是苏联步机枪。看来国军在美械化之前还进行过苏械化。
　　武汉大会战
　　武汉位于长江的中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中国主要的铁路枢纽，拥有当时唯一的一条全国性铁路――平汉与粤汉铁路的交汇点。这座重要的城市是第二次中日双方激战的地方。1938年5月初期，经过台儿庄战役元气大伤的日本南方集团军补充了200多辆坦克后，在一支海军中队的支援下，杀气腾腾地向中国内陆扑来，同时北方集团军新的先头部队――第14师团，集合了20000人和数百辆坦克向南进发。很快，他们就遭遇到了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第74、第64和第8军的阻击。蒋介石急调新整编的两支最精锐的“嫡系”部队――第28军和第200机械化师参战，以加强第一战区的力量，阻止日军对武汉的合围。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军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装甲战。
　　第28军和第200机械化师部队长战争前都曾在德国的军事院校深造。当第200机械化师抵达第一战区的时候，日军第14师团在山东潍坊被国民党第71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住，但最后仍被他突围出去。未能与日军的这支精锐部队过招的第200机械化师副师长邱清泉非常失望。在随后的几天里，邱清泉私下里一直在廊坊附近率领一支包括他自己乘坐的苏制T－26轻型坦克在内的8辆战车寻找日军。一天，他忽然发现了一支100多人的日军侦察连，他毫不犹豫地径直向日军冲去，试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这群惊愕的敌人。随后，他又乘胜追击7千米，直到遭到日军反坦克火力的猛烈反击方才罢休。这一事件被宣传为中国装甲部队的一场胜利，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受这场“胜利”的鼓舞，国民党总部下令第200机械化师对日军北方集团军发起总攻。不幸的是，此时的日本帝国陆军也已准备好攻击了。23日晚，借助夜色的掩护，日军一战车团在重炮及一支步兵旅的支援下突然夺取了潍坊，中国军队处于随时被分割的危险之中。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第28军两天内务必夺回潍坊。第28军花了整整3天时间以伤亡5000人(包括3个旅长)的代价才将日军赶出潍坊。国民政府军第一次装甲战就这样结束了。第28军军长由于未能按时收复失地而被解职，守备潍坊的第36师师长被中央政府处决。
　　同年6月中旬，日本北方集团军第2军突破中国第8集团军在郑州的防线，中国西翼几乎门户洞开，国民政府开始从武汉撤出。为了赢取时间重新集结部队，构筑武汉地区的防御工事，蒋介石下令自掘长江大堤以迟滞日本第2军的前进速度。在这场大水中有许多无辜平民被淹死。蒋介石明白历史也不会原谅他的举动，因此他在命令书上并没有盖上自己的印章。日军无法前行，在此停留了近3个月时间。
　　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共在此屯兵120多万，其中还包括空军整个家底的100架飞机和海军仅有的40艘军舰。他将兵力分为南北两线，其中北线由23个军组成，由在台儿庄战役中威名远扬的李宗仁将军指挥；南线包括26个军，由其心腹爱将陈诚指挥。由于北线受长江洪水的影响，路面泥泞，因此南线成了武汉会战的主战场。武汉所有重要部门、工厂、设备等都向内陆，如“陪都”重庆、昆明、宜昌、湖南和西南地区转移。经过台儿庄和廊坊战役的教训后，日本陆军总部下令不准实施独自的装甲突击行动，禁止速战的想法。日本人决定沿袭古老而缓慢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夺取武汉。四个月后，当日军第11军进行武汉时，日军的损失已接近20万人，而国民党军的损失更是高达40万。1939年年中，武汉失守。尽管当时李宗仁动员50个师的兵力从北线展开反攻，并且一次就将30多万日军困在城内，但由于得不到海空支援(当时国民党的海空兵力已经撤出战斗)，在日军的增援部队及时到来后李宗仁不得不撤退，付出了5万人阵亡的代价。
　　在侵华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日军仅仅是将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例如，新成立的第1独立混编旅所属40辆坦克(主要是95式轻型坦克和89乙中型坦克)全部分配到步兵师团使用，而不是作为一支装甲突击力量集中利用，这也与第1混编旅成立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讲，坦克仅仅是一种“机动邮箱”罢了。因此，在日，当日军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时，日本人连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在一周时间内，第6集团军40%的坦克和几乎所有的战场指挥官全部被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消灭，苏军部署的力量包括3个师及6个坦克旅。
　　战局僵持
　　夺取武汉后，日军开始选择攻击下一个目标了。1939年秋，第6、第33、第101、第3、第13师团以及海军300艘军舰和一支陆战旅团共计18万日军计划在9月30日前夺取长沙。长沙位于国民党第五和第九战区之间。日军还是遵循其一贯的作战计划，一半兵力从南面直接攻击长沙，一半兵力在北面部署到西面张网准备围剿逃跑的中国守军。长沙战役于9月14日打响。日军第101、106师团开始向南面的国民党第15集团军发起进攻。9月2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和第3师团在舰炮支援下从东面登陆，长沙三面受困。为了保住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蒋介石在武汉会战的巨大损失后下令，允许地区司令官自行决定是否后撤。但是驻守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将军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表示誓与长沙共存亡，而不愿弃城。随后战斗进入了僵持阶段，国民党的中央军与共产党游击队密切合作，游击队在后方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他们炸毁了每一座桥梁，在公路上铺设地雷，袭扰日军。这使得第九战区内的第27和第15集团军成功地阻击了日军的推进。第五战区的中国部队也化整为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不断袭击日军的补给车队、武器库以及通迅线路。到10月初，由于补给供应下降到了危险的地步，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弃了推进的脚步。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损失4万人，其中一等陆尉以上军衔的军官就有40名。这场战役同时也标志着日军在中国中部地区推进的终结。
　　总体来讲，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战术是建立在人多地广的基础之上，其军队装备和训练都无法与日军相比。然而，他们的坦克部队在战争中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
　　1938年12月，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11军，辖扩编的新编22师和200师，从湘潭移驻广西全州，军长徐庭瑶，副军长杜聿明。新11军番号不久改为第5军，增编了荣誉第1师，杜聿明任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第5军下辖200师，荣誉1师和新编22师三个师。第200师是5军的基本部队，直到第5军在淮海战役中覆没，一直在第5军编制内，师长戴安澜，黄埔三期，原89师副师长。荣誉1师，官兵是从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所以在番号前加上荣誉二字，战斗力相当强，副军长郑洞国兼任荣誉1师师长，原是98军军长。新22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师长邱清泉是原200师副师长。原200师辖的机械化部队转为军直属，200师变为普通步兵师编制。扩编后，第5军加紧训练，并在1939年3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对全国各军教练训练的校阅中，第5军被评为全国第一。1939年秋，第5军在广西界首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长达一月之久。
　　当1939年中日两军在中国中部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为了打破僵局，日军决定从后方攻击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日，日军集合了2个师团和1个陆战旅团的兵力，其中一个师团为新组建的第5师团，在广西南部的北部湾钦州龙门港登陆，随后占领钦州、防城，11月24日占领南宁，国民政府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决心集中所部，收复南宁。12月4日，当日军部队抵达战略要地昆仑关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反击。在一次联合行动中，中国人动用了步兵、山炮以及从第200机械化师抽调的15辆坦克对日军前线展开了攻击，几天之后他们收复了昆仑关要地，从侧翼运动的第200机械化师的坦克也将日本守军全部包围。这次行动消灭了日本第5师团从台湾抽调的第21旅团，包括一名陆军少将补级军官。国民党空军也少有地参加了这一战役，他们对日军的增援部队实施空中轰炸，极大地支援了陆军作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交战各方不断增兵，昆仑关也三度易手。最后，中国军队在投入了第5、第6、第99、第36、第31、第64、第66以及第46军总共15.4万人的总兵力后，终于迫使日军在新年前撤出广西南部。对于日本人来讲，从此以后取得胜利再也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了。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政府军共损失了2.7万人。
　　随后的几年里，尽管日军在中国中部发动了无数次的攻击行动，但鲜有成功，其中数攻占宜昌最为“出名”。这座城市日军在1938年至1941年间共从北面发动了8次进攻，每次都被打退。在日结束的第二次长沙战役中，日军共损失5.6万名军人。英国的《伦敦时报》将这次战役称为二战期间盟军的第一场大捷。20天后，美国政府向中国捐赠了价值5亿美元的物资。中日之战开始变成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只要中国军队在中部坚持，外界盟军援助的物资就不断地涌入，补给其每天巨大的消耗。然而，到了1941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日军手中，缅甸成了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远征缅甸
　　当中国大陆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时，日本人开始把眼光放到法属印度支那(含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和英属缅甸，试图切断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得援助的渠道。在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中，中国军队因英印驻军的背叛而腹背受敌，最终丢失了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唯一“陆地窗口”，但中国军队仍在某些局部战斗中取得胜利，例如在同古和仁安羌。其中被广为传诵的是仁安羌解围，1942年4月，日军在夺取仰光后，将英军两个旅和一个坦克营包围在中缅甸的仁安羌油田地带。当时盟军缅甸战区总指挥、美国将军史迪威匆忙命令中国第200师(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师)从蜡戍方向出击，解救危在旦夕的英军。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拼杀，4月17～18日，由孙立人将军指挥的中国部队击溃了日本第33师团，击毙1000多名日军，俘虏500人，营救出7000名英印士兵。这是中国军队在缅甸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仅仅在一周前，史迪威在评价中国坦克部队时还认为：“他们都是些战争的生手，许多人还平生第一次开坦克或摩托车……”
　　但零星的胜利不足以停顿日本人吞并缅甸的步伐，由于第200师的仁安羌行动，导致中国军队的侧翼暴露，日军迅速穿插到中国军队防线的后方，威胁中国军队从密支那到畹町的补给线，不久日军进占蜡戍，中国军队的最后防线实际已经崩溃。在许多中国军官眼里，是史迪威出于维护白人朋友的利益，牺牲了第200师，牺牲了整个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而他们又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精华。在中国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的眼里，史迪威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能力和公正性也开始逐渐瓦解。
　　在年间，中国从苏联总共进口了88辆1933年生产的T－26型坦克。其中，有许多T－26坦克在回转炮塔上都装有体外天线。一些坦克甚至还在主炮上方靠近斗篷的地方装有两部搜索灯，而苏联方面在早期也只是为其指挥坦克安装体外天线。随着第200机械化师在缅甸的失败，这些坦克大部分被日军摧毁。
　　1941年1月份，美国政府允许中国加入《租借法案》，随着在当年10月份，第一批36辆M3A1坦克由美国海运至中国。不久，国民党政府又接收了35辆美制M4A4型谢尔曼坦克和44辆M5轻型坦克。中国军队也像日本方面一样，将有限的装甲力量分散配置在步兵师当中。尽管有美国人为国民党训练精锐部队，以及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二战前作为中尉军官曾在德国陆军服役等等，这些都没有使国民党领会装甲作战的意义。国民党军没有有效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专业军士、通信装备、后勤及支援的缺乏对中国国民党军队来讲，意味着要想实施像德国人那样的坦克大战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还要特别提到，国民党政府曾从纳粹德国进口了一批威力令日本人胆颤的88毫米高平两用加农炮，但中国军队一直将这些装备用来对空防御，而没有用于打击日军的坦克。
　　然而，当国民党军经过训练、装备和指挥后，他们也像其它地区的军队一样变得坚不可摧。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全部由美国人装备、训练的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一直战斗了7个月，向前推进了近千千米，消灭了2万日军，而本身却无一败绩。中国新成立的一支坦克营营长，美国人罗斯威尔?H?布朗上校就曾经指挥着一些坦克参加了第二次入缅作战。至1944年12月，又有800名日军被消灭，剩余的少数日军逃离八莫进入深山，没有向盟军投降。
　　M3A3/M5A1斯图尔特轻型坦克以及M4A4谢尔曼坦克，这些都是国民党第1暂编坦克大队的主要装备。在此，特别提到M4A4谢尔曼坦克，中国士兵在该型坦克上涂有老虎的标志：主炮管的两边是一对恶狠狠老虎眼睛，在正驾驶、副驾驶以及炮塔的前方是巨大的虎爪。(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也对他们的M4A3谢尔曼和M46巴顿坦克作了类似的“手术”，希望以此能吓住那些勇敢的中国士兵。）
　　资源来自于网络。。。。。。。。。。。。。第一更送到，下午会有第二更。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装甲兵 的全部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