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文学：浅谈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腾讯道学唐朝明月光
陶渊明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后期形成。它以道和德为教义的核心，吸收了道家哲学的部分内容，以神仙思想为其中心思想，精、气、神的理论是其思想的最高理论。道教历经一千八百多年的发展传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义思想，并在其宗教的教义思想支配下，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崇拜仪式和规戒。道教的思想理论体系虽是宗教神学，但它的内容复杂，和中国文化极其广泛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化有些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有些赖道教得以保存下来。道教对于中国文化不仅在历史上，甚至到现在还产生着一定影响，而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尤其深远，本文试图梳理出中国文学在道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化，并从中透视道教与中国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由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作为代表而足以影响上下社会各阶层的，应该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后，便以儒、佛、道为代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必然要吸收以上几家的思想，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结构，即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包含着儒、道、佛以及墨家的观念，而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对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潮都有深远影响，更有甚者，道教的很多题材直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所产生的影响中国过去的教育，大体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线，为建立人伦道德，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教育。儒教对于道、佛两教，素来便有视为异端的因袭观念，所以对于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功劳多不愿提及，而实际在知识分子的人格道德教育中，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从汉、魏开始，经晋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传到两三千年。它主张的道德，是着重在阴德的修养，所谓阴德，便是民间俗话所说的阴功积德；阴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见，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阴德了。这种为善的主张其实正合儒家的本意，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观念，于是也相信有一种超越自然力量的“道”存在于世间，而这个“道”在一般人那里就是“良心”，就是一种敬畏观念，而在知识分子那里，便成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如果这个知识分子考取了功名，他就要为民做事，多行善举，如果这个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功名，他也应该相信这是“道”及命运的安排，他还会乐于接受这个事实并继续行善。可以说，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观念里已经打上了道教的深深烙印。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也多半遵循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在世应多行善事，行善事会有好的报应（不同于佛教的轮回观念，道教认为今生修善今生就可以得到回报），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好人有好报，大团圆的结局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文人思想观念的一种体现。在道教观念的影响和塑造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不仅能入世，也能出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他们都能安然处之，道教主张轻功名，重生命，道教的主要经典《道德经》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这种不与世争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失意之时能够得到一种自我解脱，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道教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在这种处世哲学下，中国文人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不同的心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李白是这样，苏轼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文人都是这样，在一种淡泊的心态下也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风采。庄子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潮的影响道教的思想观念直接脱胎于道家，也把道家的原始文本《老子》和《庄子》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典，这些思想汇入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潮中并与儒家、佛家等其他的思想融合，在中国古代的文艺长河中不断前进，魏晋玄学主要融合儒道，以儒解道，促生了玄言诗和山水诗，使文艺侧重追求自然之美，到唐代诗歌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分，道教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一些诗人如李白、李贺等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以丰富的想象为诗歌插上腾飞的翅膀，而唐人的笔记小说中，道的成分更重，宋代文人受儒道佛观念影响，既能以积极的心态入世，又能以超然的心态出世，并用自己的笔记录内心的感受，自明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鬼神观念不断加强，而且有了更多的善恶报应观念，体现了一种文化大融合的现象。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发现，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贯穿始终，而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潮直接来自道教及道家思想的启发。一般认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是庄周的《庄子》，庄周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是道家思想得创始人之一，《庄子》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寓言哲理著作，寓言故事并非人世间所真正有的事情，一般都是作者通过现实生活中所残留的现象来想象而构成的虚拟世界，庄周在其幻想的国度里构建了自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理想世界，其丰富瑰丽的想象开启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大门。屈原的《离骚》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相交织，同时蕴含着哲学、宗教、文学等多重因素，是远古神话传说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继承者，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郭璞、鲍照、陶渊明、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以及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等浪漫主义的美学理论，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甚至清代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的开端部分也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游幻境”的片断实际上是对人物形象的一次总结，具有强烈的神奇魔幻的色彩。道教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道教强调自然无为，以柔克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弱者道之用”、“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道家对阴柔的重视，使中国文化有了一种柔性特征，这也使中国文学形成一种以追求从容徐缓、沉郁豁达、缠绵悱恻为美的阴柔风格为特点的潮流。二、道教还强调“有生于无”、“唯道集虚”、“致虚极守静笃”这种对虚的重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也使文艺形成了虚实相生的审美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强调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尤其是诗中“无字处皆其意”，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白之美。三、“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者道之动”道教对循环论的重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艺对圆形意味的追求。小说戏曲的故事进程也多要曲折离奇：先是由合到分，然后中间经过无数的曲折，最后又由分到合，以大团圆作为结局。总而言之，道教的思想观念中崇尚自然“无为”，反对“有为”妄动，反对人为物役，欣赏率性“逍遥”，老庄重视自然，反对人之妄为对自然本性的束缚；孔孟则强调礼教，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老庄的思想影响文艺，使之以追求自然美为最高境界；而受儒家影响的文艺则推崇雕琢美，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这样两种观念也明显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罢了。道教题材直接进入古典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受到了道教的影响，甚至还有很多作品直接以道教神话故事为题材，使得中国古典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其中魏晋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唐代山水诗、田园诗、吟咏道教的诗、宋元的话本、元明的戏曲以及明清的小说很多都带有一定的道教色彩。早在东汉行世的道经《太平经》中，即可找到有关修身养性的“七言歌谣”。如该书卷三十八所载《师策文》就是一篇。这篇歌谣在用韵上“句句连押”，除了开头“师曰”二字外，全用七字一句，其中有云：“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绐。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可视为七言诗的雏形。差不多与《太平经》同一时代问世的《周易参同契》则有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式。魏晋时代，道教诗词的种类随着道教活动的扩大和神仙传说的流播而增加。此时，用以暗示炼丹方法的七言炼丹诗以及四言咒语诗在道门中秘行。七言炼丹诗的主要代表作有《黄庭内景经》与《黄庭外景经》。该书企图以人体五脏六腑作为诸意象联结的链条，通过对各藏腑神明形象的描绘，以唤起修习者的内在感觉图像，达到内炼金丹的效果；但作者又怕“泄漏”天机，故又大量使用隐语，如以“娇女”指代耳朵，以“重堂”指代喉咙、以“灵台”为心脏等等，行文具有譬喻、隐喻的特性。至于咒语诗尽管比较缺乏语言的修饰，但却注意气氛的渲染。像《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二所载《三天真王说清除瘟疫星宿变度神咒》，描述五帝及天兵天将各执兵器绞杀妖精的场面，颇有战斗的火药味。当然，就文学的艺术手法角度考察，无论是七言炼丹诗，还是咒语诗，都比较缺乏艺术感染力。与之相比，游仙诗的艺术造诣则略高一筹。所谓游仙诗即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之情的诗歌作品，其体裁多为五言，句式不一，其最初都是道士创作，如晋代道士郭璞就有大量游仙诗问世。魏晋南北朝间，不仅道士作游仙诗，许多著名的道外文人也热衷于游仙诗的创作，以至所作诗章成就甚至超过道内人士。如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竹林七贤、陆机、郭璞、沈约等，都属其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诗歌多半都涉及道教题材。如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还有嵇康、阮籍等等也有各自的作品行世。此外，这一时期，随着道教斋醮法事的开展，道门中还注意创作仙歌道曲词，配乐演唱。有些仙歌道曲的体式还为文人们所雅好，如步虚词即是其中之一。步虚词属于乐府文学，唐代吴竞《乐府古题要解》称步虚词为“道家曲”，“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步虚词一般为五言十首，演唱时依八卦九宫方位，绕香案“安徐雅步，调声正气”，循序而歌，以象征天上神仙绕“玄都玉京山”斋会之情景。供演唱用的步虚词主要见於《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五《步虚解考品》，还有收入《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的《空洞步虚章》，也在道门的斋醮法事中广为应用。文人创作步虚词杰出者有北周之庾信。他的十首此类作品模拟道门步虚之韵律，且有重辞采、工对仗之特色。如第一首“混成空教立，元始正涂开。赤玉灵文下，朱陵真气来”[viii]遣词造句既能化用古书典故，又进行了一番锤炼。与步虚之类仙歌道曲存在着一定关系的“玄歌”、“变文”，在唐前也为道门传法布教服务。今所见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卷十即收有玄歌、变文若干首。玄歌即“玄道”之歌；变文则是演述神变之事的一种体式，玄歌变文可咏可唱，前者一般为五言，后者则多为七言，融叙事与描绘于一体，且有故事性，语言较为通俗，故易于民间流行。隋唐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唐代道教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推崇，也进入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从隋唐诗人王绩、王勃、张九龄、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集中都不难找到反映道教生活、创造神仙境界的作品。在这样一种崇道的氛围下，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大量吟咏道教的诗词也都沾染了道教的仙气，田园诗在内容题材上多描写自然之貌，得自然之神韵，讲究对意境的营造，非常注重对言外之韵的追求，如：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声。（常健：《破山寺后禅院》）一路经行处，茵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深。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刘长卿《寻南溪道士》）读这些诗，你就会感觉到总有一种道家气味漂浮其中。而王维的诗则更进一步，达到了司空图所言的“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诗之至境：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细心品味，你就会深切体会到这些诗所内含的意韵与道家所崇尚的“圣人无我”、“涤除玄览”、“和光同尘”是多么的契合。吟咏道教的诗歌也比比皆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非李白莫属。李白被后人称为诗仙，除去他飘逸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教信仰在他头脑中的根深蒂固。李白自少年起便仰慕道教，与上清派道士司马承祯、吴筠结方外之游，并最终成为上清派第十二代传人，作为一名道士，他熟悉道教神仙典故、道教教义；作为一个诗人，他继承前人诗歌成就而又发扬光大并从道教的宗教思维模式中获得激情。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他的诗才。纵观李白的诗文，有许多是吟咏道教的神仙诗，当然更多的是受老庄道家思想濡染而创作的浪漫不羁、超然物外、孤高飘逸，一叹三绝、千古吟唱的浪漫主义文学杰作。如其在《登泰山诗》中这样咏道：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吟咏有所得，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此诗描写清斋修炼后生活，幻想出诵经修炼后众神卫形、飒若羽生的情景。其飘然欲仙的理想，正是李白的境界，而李白最负盛名的游仙诗则是《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清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搜神记》书影 小说、戏曲中的道教元素小说在其成型发展的过程中也与道教有着颇深的渊源，志怪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大类小说类型多与道教有密切联系。志怪小说以《搜神记》为代表，记述的内容多与道教相关，有的是以神仙故事、道人事迹为基本内容的，有的以地域方位为基本框架，叙述诸方名产、珍贵物品及由此演成的奇闻异事，有的杂记天上星宿神明、卜筮占侯、仙凡婚配故事，梦故事，内容驳杂，形式不拘一格。隋唐开始，中国小说进入重要发展阶段，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传奇小说。许多文人广泛搜罗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各种神仙故事传闻加以创作。例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谷神子《博异记》中的阴隐客；陈翰《异闻集》中的仆仆先生；李隐《潇湘录》中的益州老父；皇甫氏《原化记》中的冯俊、采药民、伯叶仙人；戴孚《广异记》中的刘清真、麻阳春人；薛用弱《集异记》中的李清；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卢山人等等。在这些作者所撰的故事中，无论是酒徒、园叟、药贩、工匠、乞丐、胡人、书生、逸人，还是臣僚与富豪，只要虔诚信仰道教，努力修炼，都会成为有高超道术的神仙。例如唐皇甫牧《三水小牍》写道士赵知微结庐於凤凰岭，幽夜练志，有“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鲻之方”，能使阴霾笼罩的黑夜变成明月当空朗朗之夜，还能使浓阴密雨停止等等，颇为神奇。此外，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以神仙道士异闻为题材，而是以梦幻故事、历史故事、人情世事为题材，但却通过各种故事情节来表现道教的思想观念。诸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以梦为框架，宣传荣华富贵乃虚幻不足求的道教人生观，穿插了道士催梦、解梦以及仙女下凡奏乐的种种情节，故事的发展有起有伏，扑朔迷离。张鷟的《游仙窟》取材于初唐文人所熟悉的冶游生活，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他奉使河源，途径积石山，投宿神仙窟，与崔十娘、五嫂邂逅交好的故事。再如唐无名氏《李林甫外传》写一丑陋道士劝李林甫当宰相“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度世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此浸透了道教关于“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观念。文中还有道士授李林甫以竹杖，令其腾空飞行的描绘，具有浓厚的道术气味。唐代以降，道教传奇小说继续发展，宋代有吴淑《江淮异人录》、王陶《谈渊》、蔡襄《龙寿丹记》、苏辙《游仙梦记》等，都是搜奇猎异空气中产生的作品，故多怪异之谈，其故事的梦幻色彩颇浓，并保存了一些特异功能的传闻资料。宋元时期，出现了“话本小说”：所谓“话本”，就是说故事的底本。故事取材多样，神仙鬼怪是重要内容之一。道教话本小说即指以神仙鬼怪为内容、以道教信仰为宗旨的一类小说。此类作品往往将民间传说系统化，对一些关键性的细节进行加工，以道教法术描写警示世人。如《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定州三怪》等著力描述精灵鬼怪，渲染恐怖气氛，这是道教神仙鬼怪思想在市井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在这一时期中，还出现了模拟小说话本之体制进行创作的作品。如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以及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文学史上将此五部作品称之为“三言”、“两拍”。此类拟话本小说题材多种多样，其中亦不乏表现道教神仙思想观念或反映道教生活的篇章。例如《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旌阳宫铁树镇妖》等等。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创作更加繁荣。此时在话本及拟话本小说基础上，出现了长篇章回体小说。其中也有一批作品是以道教生活为题材、以道教思想为宗旨的作品。如《封神演义》、《四游记》、《韩湘子全传》、《吕仙飞剑记》、《禄野仙踪》等。这类作品可称为长篇章回体道教小说。其特点有三。第一，把历史故事和神仙故事融汇在一起。第二，将民间流行的神仙故事进一步加工。第三，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著道教修炼成仙的义理。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本是用以宣传佛教思想，但其中亦深受道教影响，如《西游记》即是如此。至于由此衍化而出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一类“西游续书”，则更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故事大多涉及神狐鬼怪，作者在自序中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有人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写鬼写狐的神怪小说；也有人说，蒲松龄通过写鬼写狐来讽刺黑暗的现实社会，但无论如何神仙鬼怪的题材是构成其小说的骨架，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建构了道教的另外一个仙狐世界，成为中国文学中夺目的明珠。元明以来的戏曲也吸收了很多道教的元素，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记载，金代流行的院本戏剧甚多，其中属于道教神仙题材的有《庄周梦》、《瑶池会》、《蟠桃会》。至于南戏的传统剧目当中尚有《老莱子斑衣》，此亦出于道教的神仙故事，而到明清两代，众多戏曲存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神仙道人故事为题材的，例如《邯郸记》、《东方朔偷桃记》、《吕真人黄粱梦境记》、《茯苓仙传奇》等数十种。另外，有为数不少的作品虽然不是专门演述神仙故事，但却多杂有这方面内容，无论是婚恋题材、历史题材还是公案题材，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少神仙景观的铺排、道教法事活动的描写，有些作品情节的推进往往有赖于神仙道人的"点拨"，这些现象都表现了道教思想对传奇戏曲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是伴随着中国宗教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多半是占卜、祭祀的文字，随着文明的进步，道教的思想体系逐渐成熟，中国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道教的烙印，老庄道家的哲学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中国道教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民族共识，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塑造了一代代的中国文人，使其具备了刚柔相济的品性，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者和发扬者，而以老庄道家为始端的浪漫主义文艺潮流也一代代流传，不仅在文学上，甚至在文艺的诸多领域催生出一批批杰出的人才，以道教内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层出不穷，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也不断推动中国文学向前迈进，为中国古典文学画上了辉煌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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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是说民俗极为繁杂而广泛。其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节庆等各个方面。一般地说，道教主要与民间信仰习俗关系密切，通过与信仰习俗的联系，进而影响到岁时习俗、娱乐习俗等。资料图（图片来源于网络）道教神灵贯穿民间文化首先，道教所尊崇的神灵是虚幻的产物，然而又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好些赫赫有名的道教神灵，查询其根底，都是起源于民间。道教神仙体系中的道教俗神，如雷公、风伯、关帝、文昌、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瘟神、蚕神、药王、财神等等，原本都是流传于民间的，后被道教逐渐吸收成为道教神祗，并被贯上各种名号。这既是道教不断扩大影响的一种方式，也是它吸引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是说，道教把民间俗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成为道教神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又返回到民间，更深、更广地影响着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像城隍、土地、灶神，一般的民众对它们都是无比敬畏的，对这些神灵的崇拜祭祷，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民俗。道教特有的一些神灵如八仙，财神，福、禄、寿三星，也得到民间的普遍祭祀。道教法术深入民间习俗道教的法术也深入到了民间，常常与民间的巫术结合而对民众生活发挥重大作用。道教法术有相当部分渊源于民间巫术，经过道教的改造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化。道教法术内容也是很多的，如祈雨、疗病、延生、送死、超度、祈梦、求签等道术都与民间巫术结合在一起，使得道教借助民俗而普及，这一点是民间风俗与道教相联系的重要环节。道教影响中国节日风俗民间的各种按固定时间进行的民俗活动，道教也深入到了其间，如春节这个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道教的影子就随处可见，有的风俗沿袭至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果酒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照虚耗’……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纸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卖乾茄瓠、马牙菜、胶牙饧之类，以备除夜之用。自入此月，即有贪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其中所述敬灶神，“打夜胡”，贴门神、桃符及钟馗画像等，都是涉及道教的。民间重视道教神仙诞辰道教神仙诞辰的庆典活动，在民间也极有影响。如吕洞宾、老君等诞辰日，民众多要到道观烧香礼拜。而且，道教的这些庆典、节日，也掺杂了许多民间娱乐方式，变得非常世俗化。这时，有关的宫观就成了民间娱乐的中心，大家所熟知的“庙会”就是此种情形的表现。这也是道教与民俗相关联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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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一、中国产生发展和的传入中国古代由萌生到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源头上是古朝代的歌舞。《尚书·腕典》曰：“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曰：“划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都是原始社会人们翩然起舞，欢庆丰收，再现生活的记录。到汉代，民间流行“角抵戏”，它与古舞一脉相承，但其中略事业故事情节。直到唐代，虽有“优孟衣冠”为代表的参军戏，也有用对话来表现情节，但仍是歌舞，算不上真正的戏剧。有宋一代，当时各大城市都有了提供演出必备的场所和观众。戏剧本身也得到了高度的综合，日臻完善。随着“宋杂剧”和“金院本”的产生，中国戏曲便由此走向鼎盛和繁荣。，作为宗教的一种，由释迦牟尼创始呈印度。在汉代由印度传入，随着佛教的传入，“万物皆空”、“法轮常转”、“因果报应”等等，慢慢地为中国士大夫及下层劳动者所接受。于是佛教便和中国的儒、道两教，鼎立而三，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寓思想性、教育性、娱乐性于一体的戏曲，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二、 戏曲形式抒写佛学之旨佛教传入之初，受到了儒道两教的猛烈排斥。佛教为站稳脚跟，竭力与儒道两家的思想相适应，并用戏曲等形式来宣传教义，扩大影响面。戏曲是古已有之的艺术样式。（据卢前先生考证印度古居早于我国）因其有独特艺术功能，自然为佛教所用。这里摘录一段《目莲救母》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目莲承佛威力，腾身向下，急如风箭，须臾之间，即至阿鼻地狱。空中见五十个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声如雷鸣，眼如电掣。向天曹当值，逢着目莲，遥报为灰尘处，和尚不闻阿鼻地狱，铁石过之皆得殃！”地狱为言何处在？西边怒涨黑烟中。目莲念佛若恒沙，地狱原来是我家。拭泪空中摇锡杖，鬼神当即倒如麻。白汗交流如雨湿，错迷不觉自嘘嗟。手中放却三梭棒，臂上遥抛六舌叉。如来遣我看慈母，阿鼻地狱救波叱。目莲不住腾身过，狱主相看不敢遮”。这里讲的是目莲自天而降地狱的一路所见情景，尤其详细地描写地狱。显然对人有劝勉警戒作用，作品宣传的思想及内容全都是佛家独有的。“佛”、“罗刹”、“和尚、“地狱”等等甚至连语言表达习惯也是佛教的。《劝善金科》也同样如此。其书凡例写道：源出“《目莲记》，《目莲记》则本之大藏中《盂兰盆经》。盖西域大目犍边事迹，而假借为唐李季事，牵连连及于颜鲁公司农辈，义在谈忠说孝。西天此土，前古后今，本同一揆，不必泥也。”这里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全是佛家的，作品中到处都是佛教的“天堂地狱”“人鬼混杂”等等。《归元镜》古杭极国嗣法妙门智达撰，原名《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作品思想在其序中直言不讳地：“欲使人人咸归净域。……本愿专在劝人念佛，戒杀茹斋，求生西方，以三祖作标谤，分分皆实义，皆真经真咒。真祖实事。”剧中旁白，也都是大藏经语录。还有《四面观音》也是出自《目莲救母》。内容是：观音知传达室罗卜往西天拜佛救母，变化为民间凡女，试探情魔，而罗卜不为色心所动，于是化出四面观音，叫他赶路。《享千秋》讲的也是佛、阿难、迦叶犯戒投胎之事，但内容荒唐不堪，可场面热闹非凡。所有这些，是典型的佛教戏曲。戏曲仅起载体作用，充其量只是佛教文学民间化通俗化而已三、扩大了戏曲的题材范围佛教的传入，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中国的戏曲，就创作题材的范围而言，也大为扩大，许多佛教的题材都被借用，使戏曲更为斑谰。如“龙” 的题材，中国古代文学里的龙的故事和形象不是没有。“龙”的出现，莫先于《周易》，《周易》中的“龙”是象征性的，象征着人类最高的德怀，没有将它人类化，不是把它当动物看待。“帝舜的龙，非能变化者，被人豢养，其肉可食。”而佛教之龙，必属释迦牟尼的弟子之列，具有人性且超乎人类。有的人生离死别，喜怒哀乐，且又能呼风唤雨，天入地，无所不能。《张生煮海》便是借佛教龙创作而成的。书生张羽在石佛寺温习经史，到黄昏时分，颇感疲倦，在殿堂操琴弹弦。适逢东海三女儿琼莲正在欣赏月色，听琴悦耳，便循声而来。听得芳心痴醉，推门而入。与经生几句攀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临别时琼莲以蛟绡为信物赠与张生。忽尔，张生不见琼莲，及觉迷路，卧于一山谷中。逢一道姑向他点明姑娘身份，并告来意。原来道姑乃奉东华上仙之命前来帮张羽成全好事，赠以银锅、金钱、铁勺等宝物，令用铁勺舀海水于银锅中煮金钱，锅中水浅，海水亦浅，可逼嫁女。张生按法煮海水。不一会儿，整个大海成了沸水。龙王后来得知张生煮海是为娶琼莲，又见和生才华奇特，便答应在龙宫为两人成婚。婚宴上东华上仙前来道明：“张羽琼莲本是瑶池上的金童玉女，因有思凡之心，被败贬下界，而今夙债已还，重返天界。”话毕，张羽琼莲欢欣不已，拜别龙王，重回天宫。整个故事曲折动人，歌颂了人间美好而坚贞的爱情。这进而的龙超越了人性，不但入海如履平川，且还可以人龙成婚。同时又有人性。例如龙王先则听到龙女私定弹簧身，辱没门庭，暴跳如雷，后见张生才貌双全，顿生怜才之心，满口允诺。同时又有佛教内容，即使已经成仙上天，也不得犯戒枣思凡，否则遭果报枣被贬人间。更说“天堂”“夙债”等等。《柳毅传书》也是如此。柳毅赴京参考落第，回来时碰见一牧羊姑娘，柳毅很是同情。姑娘感激地告知身份及牧羊缘由。姑娘原本是洞庭湖龙王的龙女，嫁给泾河龙王之子为妻，因小龙王贪酒恋色，将姑娘赶出家们来牧羊。并恳求柳毅捎信给父母，意欲回父母身边/膛授之金钗及入海见父母的方法。柳毅果然依约到了龙宫。告知详情。龙王见女儿信，非常难过。刚遇钱塘火龙拜访，搭救女儿一事被后唐火龙得知。钱塘火龙径自点兵前去搭救。几番较量，得胜而归。洞庭龙王款待柳毅，并意欲将龙女许配柳毅。柳毅以救人不求图报婉拒，致洞庭龙更是敬佩其人品。临别，柳毅见龙女娇艳无比，不免又生悔意，被老龙王察觉。柳毅回家告诉母亲情由。母亲很高兴，工说为他已同范氏定了亲。结婚那天，柳毅见姑娘是龙女，更是喜从天降。原来龙王假扮范氏，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里的龙包括洞庭君、钱塘君、泾河王及其子、龙女都具有鲜明的人性。洞庭君的爱子报恩，钱塘君重情厚义，龙女对意中人的追求与向往，都是活生生的人与神的统一。与《张生煮海》相比，洞庭龙王不仅有佛教龙的形象，还渗透了道家的思想（柳遂前来传书时，老龙王正在洗耳恭中《道德经》）。以佛教题材创作的《西游记》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它是中国文学中成就最高的神话小学。唐太宗贞观初人，僧人玄奘只身赴天竺取经，历时十七年，尝尽艰苦，取回佛经六百五十部，朝野震惊。最早把西游故事神化并见诸文字的是南实，至元代定型。吴承恩运用了非凡的想象，冲淡了取经的宗教色彩，将孙取代唐僧为中心人物加以歌颂。《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孙师徒三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擒魔，历尽千辛万苦，终得真经，圆成正果。但作品中的内容又深刻反映了社会现状。而这些妖怪都是恶势力的象征，或划地称霸，或占山为王，却都有相当的背景。作品虽以取经为核心，但三教合一，既有阴曹地府，又有玉皇帝大帝。“观音见玉商业网，王母谢如来”，到处可见。竞孙悟空沙僧八戒三人成佛前本是道家的神。对佛教的态度也同样如此，既有褒也有贬。一面赞扬佛法无边，无人可擒的孙悟空，终究逃不脱如来掌心；对法力无限的妖魔，悟空也只得哀求菩萨；寇员外“诚心斋僧”，地藏王菩萨便增他阳寿一纪。一面又极力讽刺贬损佛教。即使佛门圣地雷音寺也充满铜臭与秽形。佛祖高足阿难、迦叶向唐僧师徒索取“人事”，因无“人事”，竟给假经。佛祖知晓，仍振振有词“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书中的妖魔凡有佛菩萨作后盾的全都免死，仍可回天堂，不管罪孽如何，怪不得悟空也怪菩萨“庇护”。《西游记》是一部典型集儒佛于一休的神话小说。但佛教西方取经一事，毕竟成了作者创作的重要题材。可以这样说，没有佛教，便没有西方取经；没有释迦牟尼，便没有孙悟空。所以，佛教的传入，对戏曲题材的开拓功不可没。上述作品，都是以佛教作为创作题材。除此以上外，即使某些传颂已久的戏曲故事，也是原本佛教，从中可寻觅渊源关系。实际上是将佛教故事进行必换再创作。1、鹿女故事与《狸猫换太子》“鹿女故事”源出佛经（《六度集经》等）各书记载略有差异。鹿女是山中道士民母鹿所生，脚呈梅花状，后为王妃，将生贵子。嫡妃嫉妒之，分娩时以死马肺换之，告诉国王是妖胎，将胎抛入水中。后被邻国防大国王收养，征战父国，与亲父母团聚。该故事后改为《狸猫换太子》，主要情节相同，只是钭人物略作改换而已。2、 《修行道地经》与《聊斋·画皮》《修行道地经》一说修行戒色。好色妙女“不见其可爱，唯见其可畏如髓髅”。告诉其妇是吃人罗刹。夜里假寐，见妇人脱去衣饰，化为恶鬼，目光如火，牙长数寸，到坟中大吃肉。蒲松龄据此改写成《画皮》。3、“地狱”与“幽都”中国古代只有“幽都”。王逸注《楚辞·招魂》云：“幽都有下后土所治也。”虽以人肉为美食，却没有对人的善恶价值评判；而佛教的“地狱”是对恶的报应和惩罚，对人有明显的观勉和警戒作用。四、佛教思想在戏曲中自然流露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它既不专门宣扬佛教，也不以佛教题材为创作内容，却成为佛教的代言人。这是因为佛教思想深入人心，与国人文化思想如胶似漆融合一起，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不管歌颂美好的爱情，讴歌人性的伟大；或传赤胆报国之心，或颂仁爱忠孝之德；还是鞭挞罪恶的丑行，抨击社会性的黑暗。都或多或少地有佛家思想时隐时现。关汉卿着的《绯衣梦》，本是一部公安戏，应该说与佛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作者设置了安庆不死与其救生有关，隐含放生护生必然。全剧内容：汴梁城里，王李两大富户，门当户口对。王家女儿闰香两岁便被父母指婚给李家公子安庆。李家到安庆十岁时，家贫如洗，王家退婚。而王闰香偏爱李安庆，私下令丫环送财给王家筹办婚礼不料丫环被人劫杀。命案自然落到安庆头上，判案上堂时，安庆见一蜜蜂被蛛网网住将死，顿生怜悯之心，叫父放走蜜蜂。府尹大人几欲判安庆死罪，均遭蜜蜂骚扰，无法下判，后查明真相，真凶归案，安庆释放。电视剧《红楼梦》是一部家戏。通过对宝黛爱情和四大家庭兴衰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发展灭亡史。然作品和一回便说“因空见色，由色生情”。第十三回贾瑞大喊“菩萨救我”以及道士给贾顼的“风月宝境”，充分说明了万物无常，宝境正面是美女，如花似月，宝镜反面是一具骷髅。正反不同，这就是“万法皆空，诸行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