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中国历史上十大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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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十大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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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一、孙武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汉族，他出生于公元前535 年左右，乐安（今山东广饶）人，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与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吴王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请再等待。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分为，每次用一军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战法来疲惫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孙武和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余里深远的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是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油(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达到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吴国从此强盛起来，开始了讨伐越国的战争。在一次与越国的战争中，阖闾受伤不久病死，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 年 春天，调集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在黑暗的夜幕中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残兵败将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再象以前那样励精图治，对孙武、伍子胥这些功臣不再那么重视，反而重用奸臣伯嘉。为了消沉吴王斗志、迷惑夫差，达到灭吴目的，一方面自己亲侍吴王，卧薪偿胆；一方面选美女西施郑旦入吴。西施入吴后，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姑苏台，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沉醉于酒色之中。孙武、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 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拔，不理睬孙武、伍子胥的苦谏。由于伍子胥一再进谏，夫差大怒，遂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伍子胥的死，给了孙武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完全冷了。他意识到吴国已经不可救药。孙武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传下来的《》最著名。这短短的13篇5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思想体系。孙武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他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以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这就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表明孙武掌握了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孙武的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的广泛推崇。例如：孙武主张“慎战”。在《》中开宗明义便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虑的”。孙武又警告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兵，将帅也不可因恼火而交战，一定要瞻前顾后，以国家利益为尺度作出决策。例如，孙武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著名论断，认为一定要对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情况了如指掌，随时随地掌握对方的动态变化，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例如，孙武又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的主张，认为不管敌我总体力量对比的强弱如何，一定要创造机会，造成我在局部兵力上的优势，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全歼敌方。……这些光辉的和军事论断都倍受们的推崇，孙武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一致尊崇为“兵家之祖”。的吴起、孙膑、尉缭等众多的军事家推崇孙武的军事艺术首屈一指。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盛赞《》，他亲自整理前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简明的“略解”，为后人学习运用《孙子兵法》提供方便。宁代，《孙子兵法》作为《武经七书》的第一部，成为科举中武科考试的理论科目，《孙子兵法》从此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同时，《孙子兵法》也向越南、朝鲜、日本、乃至英、德、俄等国流传。近现代的战争使用许多新式武器，与古代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但《孙子兵法》所论述的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都没有因战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仍然受到军事家们的普遍推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中，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将星奇才”。英国著名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来指导战争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埸，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孙武虽非出生吴地，但一生活动是在吴地。
延伸阅读：
蓝剑军团新兵部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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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 长见识了 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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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白韩，兵家四圣进了几个？，铁木真是不是中国的有很大疑问，怎么也扯进来了。林彪进还不如彭德怀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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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没看完，在这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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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评的十大军事家:孙武、司马穰苴，吴起、乐毅、白起，张良、韩信，诸葛亮，李靖、李世绩...张良诸葛亮长于军事谋略,孙武司马穰苴长于治军兵法.白起韩信长于经典战役.宋人评十大军事家:张良,管夷吾、孙武、乐毅、诸葛亮、李世绩
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元代评的十大军事家:孙武、司马穰苴，吴起、乐毅、白起，张良、韩信，诸葛亮，李靖、郭子仪.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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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军事家---如题啊。大军事理论家或军事谋略家
姜子e、孙武、孙膑、张良、诸葛亮、李靖、范仲淹、刘伯温、刘伯承、毛爷爷大军事家
吴起 伍子胥 王翦
霍去病 司马懿 周瑜 李靖 郭子仪 岳飞 常遇春 多尔衮 彭德怀 林彪天子统帅
成吉思汗 毛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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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好，就是太长了，要想一次性看完没几个小时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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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辛苦了，实在很强。我本来还以为又是SB在说社么“李元霸”“赵云”之类呢。。。。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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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林彪土地革命时期被蒋介石称之为“战争魔鬼”抗日战争时打败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斯大林誉为：“无敌元帅” 整个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林彪所属部队歼敌近200万人，解放全国11个省市区，而且从白山黑水，打到海角天涯，这样的军事奇迹，古今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战功最大，指挥能力最强的元帅。但是林彪，目前仍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据说，当年拍《辽沈战役》的时候，如何评价林彪成了最大的难题。剧组请示了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杨让他们去找陈云，说陈云在东北与林彪共事多年，而且陈云的政策水平和党性原则都很强，请他来评价和处理这个问题最有权威性。于是，剧组给中办打了个报告，求见陈云。很快，陈云接见了剧组并做了深刻的总结。陈云讲，林彪虽然在以后的政治上犯了错误，但要把林彪的功过分开，要把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分开，要把军事与政治分开。特别是在军事上，林彪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后在表现这方面的题材时，不要以过掩功，不要因为以后的政治错误就否定以前的历史功绩，那样做会伤害许多人的。陈云在谈到林彪时，对林在东北的作用，特别是在军事上，有很高的评价。去东北之前，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林彪。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时，我们看到，林彪表现出很好的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不管是陈云也好，还是高岗，李富春也好，资历都不比林彪低，才能也各有春秋，但林彪与他们都合作的很好，使大家各持所长，各展所才。林彪虽然是党政军一把手，但除了打仗以外，一般不太过问其他领导分管的工作，也从来没有听说他与别人有什么恩怨，使这个班子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不到三年就完全夺取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并将东北的经济恢复到很高的水平。这种凝聚力当然要首先归功于这个班子的班长－－林彪。特别是陈云，在党内是非常具有独立人格的，一向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对林彪有这样的评价，决非出于个人感情。林彪是从红军时期开始显露头角的，那时林彪只不过二十出头，黄埔四期毕业，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众多黄埔同学中，不仅资历很浅，政治上也不太活跃。但在很短的时间里，林彪就成长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高级指挥员，被誉为“年轻的鹰“。这样的崛起多少让很多后来人不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决不象有的人所说的，只是靠了毛泽东的提拔。当然，林彪确实是毛、朱提拔起来的，但应该看到的是，林彪原来并不认识毛泽东，与朱德也并非故旧，而当时又是非常严酷的战争环境，没有一个领导人会让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做一个主力军团的军团长。正是林彪自己的出色才能和表现，让他从战争中脱颖而出。凡与林彪共过事的，在军事上都对林彪有很高的评价,尤以与林彪共事最长的聂荣臻，认为林彪“在军事上确实很有一套”。聂认为：林彪最大的特点是特别注意总结经验，研究战术，每当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林彪总是表现出很强的战术敏感性，善于及时总结和改进战术。聂荣臻特别提到，当红军到了西北以后，面临着“青宁五马”骑兵的冲击，由于红军从来没有与这种机动性很强的部队打过仗，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林彪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据杨得志回忆，林彪曾经专门发过有关指示，并亲自找基层指战员了解马家骑兵的作战特点和部队“打马”的经验教训及战术成败，使部队很快的掌握了打敌骑兵的方法。林彪带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对部队进行以战术为主的军事教育。善于对部队的作战经验，进行通俗、简洁的归纳和总结，变成非常形象易懂的战士语言。这对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我军基层指战员来说，确实是伟大的创举。像“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的三种打法”、“四快一慢”等，在东北野战军中非常普及，几乎每个战士都能耳熟能详，很容易理解和掌握。在林彪的影响下，东野的部队也普遍注重战术，每次战役前，除了战役指示以外，还专门要下达战术指示；战役结束，师以上机关部队，都要向东总写出战役战术总结，不管是胜仗败仗，都要求进行深刻总结。据说，林彪讲话言简意赅，但讲战术问题时，从来不厌其烦。林彪自己也要求指挥员，讲战术就要有个“婆婆嘴”，才能使部队很快理解并掌握这些不断变化的战术。因此，四野部队的战术意识普遍较强，部队成长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一个真正的军事家，首先要是个战术家，也只有这样的统帅，才能带出高素质的队伍。 据许多老将军们回忆，林彪从不骂人，也不讲粗话，更不会搞关系，但林彪和部下的关系却非常好。虽然林彪平时不善言谈，也不大善与人交际，但是对部队却非常关心，非常了解，能体谅部队的疾苦和难处，很少给部队下达完不成的任务指标，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四野当时自发的流传着口头文学“林总的命令往下传，部队一定打胜仗”。指战员经常说，跟着林总打仗，打的明白，胜的辉煌，对林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而林彪对会打仗的将领也非常器重，并不在意这些人跟自己的关系有多深、是不是自己山头的人。在四野中，每一员战将性格都迥然不同，往往与林彪的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你听不到哪个将领对林彪不服气，因为林彪从不与部下争功，打胜仗时，林彪一定把功劳记在下级指挥员和部队的身上，打败仗的时候，林彪一定会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林彪手下，不管是过去一方面军的，还是其他方面军的，都能以军功立身，以才华出人头地。二纵司令刘震、三纵司令韩先楚、六纵司令洪学智、九纵司令詹才芳，都是四方面军的。但在这些将领后来的回忆录里，都表现出对林的敬佩之情。据说，后来韩先楚看到有人写文章说林彪不会打仗，非常气愤，斥之为荒唐和无知，说一个不会打仗的统帅，怎么会带出一支如此强大的王牌之师呢？ 有人说，林彪带到东北的部队都是山东和苏北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主力，战斗力很强，但没有关内的部队打得好。说这样的话的人，如果不是缺乏历史和军事常识，就是别有用心。首先，是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其次，是这些人没有看到。虽然部队是主力，但经过几个月数千里的长途行军，部队到东北的时候简直就像一群叫花子。而且临走之前，因听说东北有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他们几乎把重武器都留在了山东和苏北，有的部队一个班才只一枝枪。可到了东北后才发现，由于苏联政策变化，将原准备移交给我军的日军武器大多要了回去，而我军一到东北，马上就要面对由杜聿明所率领的、国民党最精锐的美械装备的驻印缅远征军的进攻。这些国民党军队曾长期在东南亚与日军作战，不仅装备好，战斗力也是国民党中最强的，其中蒋介石黄埔系的五大主力王牌军，到东北的就有２个。而刚到东北的我军，不仅部队没有得到休整，更没有根据地，吃饭、补给、伤员安置都非常困难，这些困难决不是其它位于内线作战所能体会到的。特别是在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后，全国其它解放区均已停战休整，等待建立联合政府的时候，东北却始终没有停火。因为蒋表示，东北不是我军创立的解放区，不承认东北我军的地位，始终没有放弃对东北的军事进攻。这就是当时“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历史。进军到东北的部队几乎是一天也没有得到过休整，天天打仗，天天减员，战斗力直线下降。有的团只剩下几百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山东１、２、６、７师和新四军三师的７、８、１０旅等师旅，最多的兵力不超过７０００人。以当时全军１２０万人的数字看，东北１０万部队也仅占我全军总兵力的十二分之一。而他所抗击的国民党主力却达３０万人之多，占当时国民党军队用于包围和进攻我军一线总兵力２００万人的七分之一还强。其困难程度超过了除中原军区以外的其他解放区。另外，当时整个东北（不包括以后划归东北的冀热辽地区）诺大的一个地区，人口只有３０００多万，还没有华东一个省的人口多。由于人口少，东北的群众支持战争的负担十分沉重，加之土匪尚未肃清，动员农民参军、支前都非常困难。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林彪到东北开始，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东北野战军入关，前后三年整，林彪统有野战军主力１２个步兵纵队４８个师、一个特种兵纵队和一个铁道纵队，总兵力７０多万，火炮１０００多门，坦克１００多辆。不论是兵力数量．质量还是武器装备的数质量，均居全国之冠。以至于在进入华北以后，东野一个纵队就可以歼灭国民党一个军。仅用不到三年时间，就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最巩固最强大的根据地，不仅军事实力突出，经济上也是最强的，这样的发展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虽然不能全归功于林彪，但用邓小平的话说，发展是个硬道理！林彪作为东北党政军的最高领导者，应位居首功。反映出一种雄才大略。特别是东北我军所创立的特种兵和空军，更是表现出林彪现代军事家的远见，在全军来说都是开创之举，后来东北的特种兵也成为以后我军迅速发展现代化军、兵种的基础和骨干。另外，由于东北的气候异常寒冷，人口又稀少，所以东北我军面临的困难也是异常艰苦的。部队在冬季行军打仗，要找个民房宿营，往往都很困难。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作战，风餐露宿，往往冻伤多于战伤，所承受的艰苦也是关内任何一个解放区都无法想象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历史和自然条件，造就了东北野战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气质。部队也特别有个性，每一个纵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同的战术特长，战斗力非常强悍。这种强大的战斗力，不仅表现在东北战场上，在以后的解放和进军全国的战争中，特别是抗美援朝等抵御外敌的战争中，也同样充分的表现了出来。有一种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霸气。这种气质，在遇到强敌和打大仗、恶仗、硬仗时，越发显出强大的力量。因此，我军不断进行的精简整编进程中，四野的部队保留的最多，在全军重点建设部队中，38、39、54三支机械化集团军均来自四野。这真实的反映了历史的公正与选择。而这还是在林彪政治上倒了以后，仍能保持，足以说明四野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林彪虽然是科班出身的军事统帅，但气质上却文质彬彬，可林彪带出的部队却非常有个性，普遍具有争强好胜不服输的特点。而这些传统和特质是来源于林彪对部队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林彪认为，优良的作风和传统，是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基础，只有作风过得硬的部队才能在遇到恶仗、硬仗、大仗的时候，表现出最强的战斗力。因此林彪对部队在作战中的主动性、能动性非常鼓励，对部队中的倾向性问题也看得很准，知道什么该抓，什么该放。所以，一些后组建．升级的部队，在林彪手下，很快都被打造成了强大的主力部队。这些部队不光在林彪手下能征善战，在其他统帅手下，同样打的出色。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林彪带兵，真正从打牢部队的好作风和战术素养上下功夫，带出的部队战斗力基础非常牢固。林彪带兵的另一个特点是部队内部非常团结。在四野内部，一方面是一、二、六纵等主力之间的互相竞争，另一方面是其它纵队与这几个纵队之间的主力与非主力竞争。遇到战斗任务和主攻之类的事情，往往各不相让。这样的竞争，正是林彪所刻意建设和提倡的一种氛围。林彪认为，部队之间有竞争，反映了部队争强好胜的好作风和好心态，有利于部队成长和战役战斗胜利。但林彪对所有部队一视同仁，从来不搞亲谁疏谁，更不搞山头主义。建国以后，四野的部队各自东西，但只要是听说四野老部队的有人来了，不管是否认识，都是热情招待。 如果说，自己评价谁高谁低可能难以令人服气。那么，敌人的评价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了。杜聿明是先后在东北和华东与林彪和粟裕两个对手打过仗的国民党统帅，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当时既是东北又是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到了北平，傅作义请杜吃饭，席间，傅问杜对东北和全国时局的看法。杜在被蒋带往东北之前，正在徐州任剿总副司令，正率领部队与粟裕指挥的华野作战。 而杜却对傅说：“东北共军近百万，不久将南下关内作战，其战术水平及武器装备，远远超过关内共军，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 在美陆军的第八集团军战史中，对我志愿军部队也有相同的评价。认为我志愿军善于夜战、近战，善于进行迂回包围和纵深攻击，有较强的单兵和分队作战能力，“尤以第十三兵团诸军，战术水平更高，战斗力最强”。当然，林彪虽然也很杰出，但也确实有些败笔，打四平、以及后来的在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问题上的犹豫不决，都反映了林彪的一些不足。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不可能不犯错误和失误，守四平，是林彪违心打的；打四平未克，确实是林彪的判断失误；而打锦州的犹豫则反映出林彪战略眼光的不足。但任何一个个军事家，都首先是人，而不是神，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些不足和失误，与林彪的英才和业绩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依托广大农村进行人民战争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革命武装一定要有“家”(即根据地)，否则就要成为“流浪汉”。解放战争初期,在力量对比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初到东北尚无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下，必须坚决实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主动放弃不宜死守的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占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机动作战，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尔后转入大反攻准备条件。对敌人之进攻，应采取“忍、等、狠”的斗争方针，即先以防御作战忍耐、等待，避免过早进行主力决战，以等待群众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一旦条件具备，就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敌人。当敌向我根据地大举进犯时，必须有重点地坚持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防止因撤出城市而随之也放弃乡村。新解放区必须做好巩固工作。根据地的本质问题是群众问题，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关键在于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要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建立农村革命政权，提高农民觉悟，改善农民生活，建立地方武装，使千百万农民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自觉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形成广泛的人民战争阵线。军队必须敢于分兵去做群众工作，干部肯于下乡同农民打成一片。关于作战指挥和战术原则①实行战略防御，战役战斗上必须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战略上的防御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是攻势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守，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单纯为了“守土”，是有重点的防御而不是到处设防，是战场上主动进攻而不是被动挨打。战役战斗上的一切防守、退却都要围绕着进攻,配合进攻,造成进攻的条件。针对解放战争中的作战情况，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形式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以袭击的游击战和阵地的反击战为辅。运动战是战略上攻势防御的主要体现。要把大部分兵力分配打运动战，包括村落攻坚战和城镇攻坚战；以小部分兵力打阵地防御战和游击战，以牵制敌人。②实施战役战斗指挥，必须掌握好正确定下作战决心、选择攻击目标和作战时机三个重要环节。有七分胜利把握就下决心打,如果再加上勇敢和正确的指挥,就可以克服那三分冒险，争取十分胜利。两种仗应该打：能胜必胜的仗；虽无充分把握，但所获胜利大、即使不胜亦无妨大局的仗。四种仗不能打：完全没有把握的仗；虽胜但得不偿失的仗；情况不明的仗；虽第一步战斗能胜，但对下一步战斗不利以至妨碍整个战役计划的仗。对敌实施攻击时，应首先割裂并歼灭敌之一路或一部，然后逐次转移兵力各个击破。对运动之敌，一般应选孤立或较弱的一路，在特殊情况下亦可选较强的一路予以歼灭。在同时需要攻坚和打援时，一般应先顾一头，再顾另一头。通常是佯攻据点，实打援兵，亦可先克据点，再歼援兵。对坚固防守之敌的进攻战，不仅要解决扫清外围和突破前沿的问题，还要解决好纵深战斗的问题。实施攻坚战斗，要注意不要打急，攻击队形不要太密，要大胆插到敌人后面切断分割敌人，切实组织好火力。阵地防御战，要准备随时实施反突击、反冲击，以少数精兵固守纵深要点,集中主要兵力隐蔽控制于待机位置,待敌攻我阵地不下或在我阵地侧后绕过时迅猛攻击之。③在战役战斗上形成兵力对比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进攻作战的胜利。战役上要以5～6个团打敌1个团,兵力宁可感到多,不可感到不够,以便能同时进行攻击、阻援和围堵溃逃之敌，求得全歼敌人。战斗上也要把3/4～4/5的兵力集中用于主要突破方向，切忌分散使用。 ④“一点两面”的战斗部署。“一点”即是将攻击的主要兵力集中到突击点上,突击点选在敌之部署弱点上,应综合考虑敌我双方的条件去判断敌人薄弱部位。敌之弱点有三种：虽然好打但与主要部署无关；与强点相联系的弱点；既是弱点又是要害的地方。选择突破口，最好是打第三种弱点，其次是第二种，实在没有这两种才打第一种。实施突破时，口子不能张大，以免分散兵力。“两面”即是至少在两个方向(兵力多时可三面、四面)对敌实施包围或钳制。总的来说，“一点”是打垮敌人，“两面”是把被打垮的敌人消灭。 ⑤“四快一慢”的攻击原则。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追击动作要快。相对于“四快”而言，“一慢”是指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发起总攻的时机要慢，攻击准备要充分，搞清敌情、做好准备后再打响，不能打急了。对于运动中的敌人,发起攻击要快些,但也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对于退却的敌人，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追击，慢了敌人就会跑掉。⑥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不能打莽撞仗，必须经过准备才能攻击；对退却之敌要打“莽撞仗”，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对于要退未退之敌，完全莽撞或完全不莽撞都不行，首先应迅速抓住敌人，准备好了再打。⑦攻坚战斗中，突击分队要采取“四组一队”的战斗编组。将加强了的突击分队(通常为连级单位)统一编成四个既有分工又密切协同的战斗组。火力组可配属团或师的炮兵和坦克，负责火力准备和火力支援。爆破组负责清除障碍、开辟通路、炸掉敌坚固火力点。突击组负责打开并巩固突破口。其余为支援组，担任扩张战果的任务。在实际战斗中,可不受四个组的限制,要根据不同的作战目标编组和临时确定任务。⑧“三三制”的战斗队形。为便于班长指挥和避免队形过于密集、造成过大伤亡，每个班编为三至四个战斗组，由正副班长和作战勇敢并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担任组长，每个战斗组三至四个战斗员。冲击时各战斗组之间和各战斗员之间均采取三角等战斗队形 ，交替掩护前进 。⑨“三猛”的战斗作风。在进攻战斗中要“猛打”、“猛冲”、“猛追”，不让敌人有喘息时间，一举把敌人打垮。“猛打”即是各种火器集中到主攻方向，以猛烈的火力打击主要目标。“猛冲”即集中火力射击后，突击部队乘势猛烈冲击，以火力、手榴弹、刺刀等消灭敌人。“猛追”即对被冲击溃乱退却的敌人实行猛烈的追击,要一直压下去,直到全部消灭敌人。关于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培养优良战斗作风军队质量的高低表现为战斗力的强弱。数量、武器装备相同的两支部队,战斗力强的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应当从各方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其中,首要的是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进行战争和战争的必胜条件,建立必胜信心,同时也要知道困难条件，建立克服困难的决心。指挥员必须有很好的战术素养，战士必须有很好的技术训练。如近战肉搏是革命军队的长处,敌人的短处,要组织战士苦练刺杀、投手榴弹、射击等技术和利用地形、侦察、警戒等战术动作。军队的纪律是战斗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厉行集中统一，防止极端民主化。还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得到群众的拥护支持，结成击不破的力量。俘虏政策也必须严格遵守。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有计划地加强炮兵 、铁道兵、工程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和二线兵团的建设，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把各级司令部建设成为能干的指挥机关。这些工作都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所必需的。要大力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战斗作风是无形的巨大力量 ， 直接影响到战术原则的贯彻和技术动作的发挥。它能帮助下命令,帮助指挥，或者妨碍执行命令,阻碍指挥。好的战斗作风应该是：战斗积极性高，有命令打，没有命令只要对全局有利的仗也要打；勇敢顽强，不怕伤亡，能强攻，能死守，敢于刺刀见红；能吃苦耐劳，不怕走路，不怕困难，不讲价钱；迅速紧张，雷厉风行，说出发就能出发，动作快，行军不掉队；执行命令认真严格,完成任务彻底,不打折扣；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积极地机断专行；自动与友邻配合协同作战；在失去统一指挥和与上级的联系时，也能独立作战，奔向有枪炮声的地方。优良的战斗作风要靠长期养成，靠高度的政治觉悟，靠平时严格的训练和要求，靠实战的锻炼，靠指挥员的表率作用，靠老部队的熏陶和影响。部队管理和教育训练也直接关系着部队战斗力。各级部队指挥员不能只负责指挥打仗，要亲自抓部队的管理工作。人民军队在管理上要有新的办法,主要是说服教育,而不是军阀部队那一套，但也不是无纪律无管理。目的是造成内部团结,提高战斗力。管理就是抓日常养成,对于好的要表扬，对于不好的要批评教育。军队学校教育要贯彻所教与所用、所学与所用相一致的方针。教育内容上，要使学员对军事的和政治的基本原则有正确的理解。除学习理论外,还要学习实际的动作,要实地演习,达到能讲能做,很熟练。对青年学生,要使他们从老百姓完全锻炼成军人。教育计划要分清各种课目的轻重缓急，在战争时期，学制要“短”，内容要“少而精”，合乎实际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教员则要“多而精”，培养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教员。林彪的军事思想，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对于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夺取东北战场的胜利，起了绝对性作用。现在美国官方都在学习，由此可见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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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多尔衮没有他，清朝怎么可以入土中原，他是从逆境中成长的杰出军事家。爱新觉罗&#8226;多尔衮是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努尔哈赤一共有十五个儿子，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他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可那时多尔衮才十五岁，年纪太小。八子皇太极依仗自己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夺得了继承权。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①。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②，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①。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①。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②。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①。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②。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③，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④，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①。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②。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③。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④。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⑤。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①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②。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③。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④。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①。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①。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②。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③。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①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③，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①。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②。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8943;&#8943;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④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①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②。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③。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④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G、冯溥等均出自是科⑤。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①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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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孛儿只斤&#8226;铁木真（成吉思汗）孙中山先生说：“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朝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毛泽东同志将成吉思汗称为“一代天骄”，将他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东方战神――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组建了一支当时天下无敌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都是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他不愧为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公元1206年，孛儿只斤&#8226;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乎整个东亚，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之一。铁木真出生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六世祖海都、高祖敦必乃、曾祖葛不律寒及族曾祖俺巴孩等都曾是蒙古部的显赫人物或首领；父也速该有拔都(勇士)称号。时漠北高原有百余部落，互相攻战。铁木真降生时，适逢其父在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部首领铁木真，为纪念是役武功，故取此名。铁木真9岁时，其父被塔塔儿部人毒死，部众离散，随寡母月伦艰难度日，曾被其他部落捉获，险些遇害，凭其机敏逃脱。稍长，依附蒙古高原最强大的克烈部首领脱里(后称王汗)，并尊之为父，得以收聚其父旧部；又与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结为安答(义兄弟)，逐步发展势力。为报复蔑儿乞部抢妻之仇，求王汗、札木合出兵，合本部兵共数万，突然袭击蔑儿乞部，斩杀许多仇敌，夺回妻子。金大定末年，移营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游，独立建帐，广结盟友，选贤任能，宽厚待人，吸引许多蒙古部众和乞颜氏贵族来投，被推为可汗。约在金大定末年或明昌初，札木合反目为仇，率13部联军3万之众来攻，铁木真召集诸部兵3万，分13翼(翼，意为营或圈子)迎战，失利退兵，史称十三翼之战。因铁木真善于争取人心，致札木合部众纷纷叛附，壮大了力量。承安元年(1196)，与王汗一起，配合金丞相完颜襄击杀塔塔儿部部长以下多人，被金朝封授札兀忽里(部族官)。再与王汗联兵，大败正在会盟的哈答斤等11部联军。泰和元年(1201)，率军大破札木合组织的松散联盟。次年，遭乃蛮联军进攻，退入金边墙内，大败乃蛮联军于阔亦田(今哈拉哈河上游)之野，乘胜攻灭塔塔儿四部。因势力渐强，引起王汗嫉恨和敌视。三年，遭王汗突袭，败走班朱尼河(今呼伦湖西南)，以饮浊水与从者盟誓，共度难关。再转移至合泐合(哈拉哈)河中游，收集溃散部众4600(一说2600)余骑，经过休整，逐渐恢复元气。后侦悉王汗骄怠不备，夜袭王汗大营，大溃其众。王汗只身败逃，被乃蛮人捕杀，克烈部亡。四年，建怯薛(护卫军)。不久，乘乃蛮首领太阳汗来攻，巧布疑阵，擒杀太阳汗，征服其部众，迫哈答斤、朵鲁班等部来降。至成吉思汗元年(1206)，蒙古高原百余个大小部落先后败亡，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和蒙古五大部均统一在铁木真的旗帜下。铁木真遂在斡难河(今鄂嫩河)之源举行大聚会，建立也客&#8226;蒙古&#8226;兀鲁思(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此号有"海洋"或"强大"的皇帝之义)。将怯薛扩充至万人，称大中军。以兵民合一的千户制编组民众，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命"四杰"博尔忽、博尔X、木华黎、赤老温为四怯薛长。成吉思汗立国后，势力益盛，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经过二十余年的蒙夏战争，屡创夏军主力，迫西夏国王乞降，削除金朝西北屏障，得以顺利南下攻金。六年，亲率大军进攻金朝，开始了为时24年的蒙金战争。首战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获捷；再战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会河堡(今怀安东南)，歼灭金军大量精锐；又战怀来(今属河北)、缙山(今北京延庆)，大败金军十余万；还重创金军于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居庸关等地。后来不断改变战法，分兵三路攻掠中原腹地及辽西地区。九年三月，集兵中都(今北京)城下。料一时难以克城，遂遣使逼和，迫金朝奉献岐国公主、金帛和马匹，引兵退出居庸关。六月，以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而"违约"为藉口，乘金国人心浮动及憋军哗变降蒙之机，遣部将三摸合拔都、石抹明安率军，会合降蒙`军进攻中都，以围城打援和招降之策，于次年五月克城。为适应攻城需要，成吉思汗采纳部将建策，逐步建立了h军，攻城以h石为先。后来攻城作战，一次用h即达数百座，迅即破城。同时，重视吸取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广收工匠艺人，一城即得数万。随后建立工匠军，设厂冶铁制造兵器。在通信联络上创建了"箭速传骑"，日速数百里，军令传递和军队调遣速度增快。善于发挥骑兵之长，使蒙古骑兵疾如飙至，劲如山压，有"蒙古旋风"之称。十二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指挥攻金战争，自率主力返回蒙古准备西征。次年，遣先锋将领哲别灭西辽屈出律势力，扫清西征障碍。十四年，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征。数年间先后攻破讹答剌(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迫其逃至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小岛(后病死)。再命哲别、速不台继续西进，远抵克里米亚半岛；自率一军追击摩诃末之子札兰丁至申河(印度河)。十九年，班师返漠北。二十一年，率军10万歼灭西夏军主力(次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正欲集中全力攻金，于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年66岁。临终遗嘱: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其子窝阔台和拖雷遵此遗策，于窝阔台汗六年(1234)灭亡金朝。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施展雄才大略，依靠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谋士，利用骑兵优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业绩。他善于治军，创建和统帅的蒙古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既善野战，又能攻坚。在众敌面前，善于利用矛盾，联此击彼，各个击破；在战法上，善于扬长避短，巧施诈术，避实击虚，多路出击，迂回突袭，速战速决。重视以战养战。其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成吉思汗指挥了数十次大战役，所发布的大量宣谕、训言、律令，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但仅有少数传世，主要保存在《元朝秘史》、《元史》、《史集》等历史文献中。成吉思汗认为战争胜负取决于天意，自己代表上天意志来征服他人，故战则必胜。而杀戮叛乱者，战胜敌人，夺取财富，骑人骏马，扩展疆土，是无尚光荣的事业。他在自己势力弱小时，主张依附或联合其他势力;为了长远目标，甘愿在强大势力的卵翼下委曲求全，拜义父，结安答(义兄弟)，建同盟，积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兵败或危难时主张不气馁，坚定必胜信念，团结内部，聚众誓师，共度难关。他强调师出有名，或声称"复仇"，或宣布对方"毁约"，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他主张继承蒙古部落议事会的传统，凡征战大事都举行大聚会，让部将畅述己见，集思广益，最后由大汗决断。征战中，重视采纳部将建策，不断改进作战方法和手段。出师前，注重谍报和侦察，及时察明敌情真伪，主张乘敌不备发动攻势，强调用夜战、突袭和多路迂回围歼敌人。对强大之敌，主张不可轻动，而是利用矛盾，联此击彼，先剪两翼，除敌屏障，使其孤立无援，尔后集中兵力破之。他临终前，针对金朝与蒙古军隔黄河对峙的局面，透彻地分析了政治、军事、地理诸形势，提出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实行战略大迂回，联合宋军灭亡金朝的战略。这一杰出的战略构想后由其子窝阔台和拖雷付诸实施。他主张建立一支以护卫军为骨干的蒙古军，逐步把少数勇士组成的护卫军扩充至万人，由大汗直接指挥，在征战中充当"大中军"，专打硬仗、苦仗、恶仗。注重发挥骑兵的远程奔袭和驰突冲击力，并以千户制编组军民，规定凡成年男子皆集兵民于一身，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驻牧养。注意吸收各民族(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强兵种建设。赞同"攻城以h石为先"(《元史&#8226;木海传》)的意见，为增强蒙古军的攻坚能力，组建了h兵。主张广收工匠艺人，建立工匠军，设厂冶铁制造兵器。治军强调绝对服从，军纪严明，有功则赏，违法必罚，不论亲属还是密友，凡违纪者必以军纪制裁。主张重用人才，不管是出身微贱还是来自敌对营垒，只要骁勇、坦诚，就可以在其麾下得到培育和重用。重视军事训练，认为官兵训练的目标是使之能够"不感到远征之苦，不知饥渴"，"在平时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像扑向野禽的饿鹰"(《史集》第二编)。练兵方法则强调平时与兽斗(进行狩猎训练)，战时与人斗(通过实践进行训练)，每逢冬季或作战间隙都组织大规模的围猎活动。重视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经常给部下传授战法。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产生于早期蒙古族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之中，也受到自匈奴、东胡、突厥以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其多年战争实践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也带有掠夺战争的时代烙印。它成功地指导了攻金、灭西夏及西征的战争实践，对整个元代乃至世界军事思想都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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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曹操虽然他有过赤壁大败，但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我们不能因为一场战役的成败来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得失.曹操一当官，就是骑兵军官。很可能受到正规的骑兵军事理论教育，而且长期接触骑兵管理，让他掌握了骑兵作战的要领。拿破仑青年时代读的是炮兵知识。他们都掌握了自己时代最厉害的兵种。在没有火器的冷兵器时代，最可怕的兵种是骑兵，如同拿破仑时代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是大炮。曹操选择部队最精锐的为骑兵先锋，并由自己亲自指挥。当曹操强大的骑兵军团和手拿短兵器的敌人步兵在平原上作战，其实结果不难想象。当然曹操在赤壁之战自动放弃自己最善长的骑兵，去采用自己几乎没有接触的水军方式，是太小看对手了。从讨伐董卓失败后，曹操孤单的回到故乡。除了一个为国的好名声，什么也没有得到，然后是天下的大乱，董卓虽然终于死了，但是国家更加混乱。曹操回家的几年后，故乡发生了件大事情，就是农民大起义。当地的太守领军镇压，结果却战败被杀。而地方政府中不仅军少，而且就没有几个懂军事的人。这时候人们想起来这里有个叫曹操的人。虽然无兵无权，在家闲待着，但是是个好人，有清誉，而且当过官，带过兵的。大家都推举他领导剩下的官兵，去试试。曹操这几年在家可能就是看点书，会会朋友吧，接到任务后，觉得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到了。其实看看他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条主线来的。曹操针对农民起义军的特点，用疑兵之计。官兵在起义军的不同方向出现，而且每次都打胜了，起义军不知道 曹操的军队有多少，所以开始恐惧，这时候曹操提出让他们投降免罪，于是30万的起义军向曹操投降。曹操全部释放了他们，由他们自愿加入军队。然后自请朝廷为太守，朝廷当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曹操也生平第一次有了打天下的资本。曹操做太守后，有三件事情很重要，一是屯田，让农民种地，大家有口饭吃，二是奉天子，把到处流浪的皇帝接到自己地盘。三是对外战争，讨伐周围的诸候。屯田让曹操有了兵源粮源。奉天子让曹操捞足了政治资本，因为曹操有了皇帝这张牌自然成为了中央，而所有讨伐都成了地方。对外战争体现了曹操的军事天才。曹操第一次让全国人民记得自己的名字是讨伐自己称帝的袁术。当时中国三个实力最大的诸候是：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洲刘表。名不见经传的曹操一战却打得成名已久的袁术军倒退六百多里。这一战的成功在于曹操本人的自信，认为自己的军队绝对可以一战打败不得人心的袁术军。而且让人惊讶的是：曹操分了相当多的兵力埋伏在袁术败退的路上，想想如果第一战打不败袁术军，这伏兵岂不是白准备了。这也说明了曹操对自己的信心有多强烈。结果也的确是按他所设计的进行：第一战，袁术军败退，败退的途中不断的受到曹操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往往是人马还没有休息一会，就受到又一次的攻击，最后一直倒退六百里，袁术军队直逃回大本营寿春城才安全下来。要知道袁术可是当时的霸主，就连战神孙坚都曾经听命于他，属于庞大的淮南军团的一部分。而曹操还没有太大名气。曹操敢于这样用兵，实在是神奇。和河北袁绍的生死之战----官渡之战，是曹操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袁绍拥有中国北方的四个州，后方无太大威胁；曹操只有一个州，而且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必须分兵防守。但是曹操的目标是统一全国，只有统一，人民才有幸福。所以袁绍是必须要击败的对手，而且袁绍对曹操态度傲慢，常有进范之意。因此曹操为了官渡之战准备了长达四年之久。也就是袁绍的兵力十倍于曹操（见曹胜利后给皇帝上的书），如果要击败袁绍，第一步是选择主战场，当然是诱敌深入，主战场必须在曹操的地盘进行。那么官渡就成为唯一选择，官渡离双方交界足够远，当中还有渭河等几条河流，这样袁绍不论是运兵还是运粮都很困难。虽然还有其它渡口，比如白马等，但官渡是最好的，易守难攻，官渡有一大片平原，利于曹操最擅长的骑兵作战。所以只有在官渡这地方决战，曹操才有胜利的可能。为此曹操在这里准备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这一准备就是四年。战争按曹操的设计进行，只是难度超过他的想象。袁绍终于等不及了，首先进攻曹操。战争一开始就连损两员主将：颜良，文丑。士气大伤，而初胜的曹操按计划主动撤退，诱袁绍军队来到官渡。庞大的袁绍军队虽然人数多过曹操军的几倍，但是战线太长，又受到曹军于禁部的游击，所以到了防御工事完备的官渡，形成相持局面。这一打就是十个月，曹操军队因为人少，所以必须出全勤，打了一天的仗，到了晚上甚至连铠甲都不能脱，第二天继续打。十个月，军队战力消耗的极点，连曹操本人都不想打了，但是他的谋士鼓励他要坚持---坚持还有胜利的希望，放弃就彻底的完完。袁绍军队内部也是同样困难，结果许攸叛逃，并且告诉曹操袁绍军的弱点，雷厉风行的曹操立即按许攸的建议袭击袁绍军的粮仓乌巢，乌巢的失败大大动摇了已经无心再战的袁绍军。各部非常混乱的撤退，曹操下令全面反击，袁绍军一败涂地。接下来几年，曹操继续进攻，统一了中国的北方。打败了袁绍，接下来自然轮到荆州刘表。刘表是个安于现状的人，虽然论实力，他和袁绍才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但是刘表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曹操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一定要统一全国。所以曹操一直在策反收买刘表的手下。结果当曹操正要进攻荆州的时候，刘表却病死。刘表的手下当然劝刘表的儿子投降。曹操最大的敌人都消灭了，他的理想就要实现。可惜他的梦想止步于赤壁。一个被他称为英雄的刘备和战神孙坚的儿子孙权联合起来，火烧加疾病，打退了曹操南下的大军。究曹操的一生也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理想。这是因为曹操的敌人太强了，而且曹操也到了自己的晚年。没有多少时间了，而且即使有时间，以孙刘之强，也很难打败他们。七、唐太宗李世民其历史地位：民族英雄、天可汗、千古一帝。更是个伟大的军事家。唐朝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第一次是对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在这里，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败仗，退回长安。但不久，他便在浅水原之战彻底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第二次，刘武周依附突厥，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李世民不畏艰险，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彻底消灭了敌军，收复了丢失的土地。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的窦建德军十余万众号称三十万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生擒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也只得投降，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下，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其他两个战役是由李孝恭指挥的平定杜伏威的江淮军和平定以江陵为根据地的萧铣的梁政权）。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作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的赫赫武功也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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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韩信韩信熟谙兵法，自言用兵“多多益善”，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其用兵之道，为历代兵家所推崇。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其指挥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作为统帅，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率军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作为军事理论家，他与张良整兵书，并著有兵法三篇。刘邦问韩信有何定国安邦的良策。韩信问：“同您东向而争天下的不是项羽吗?那大王自己估计一下，论兵力的英勇、强悍、精良，同项羽比谁高谁下？”刘邦沉默良久，认为不如项王。韩信再拜，赞同地说：“不仅大王，就连我也觉得您不如项王。可是我曾经事奉过项王，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项王一声怒喝，千人会吓碍胆战腿软，可是他不能放手任用贤将，这只算匹夫之勇。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语言温和，人有疾病，同情落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可是等到部下有功应当封爵时，他把官印的棱角都磨光滑了也舍不得给人家，这是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独霸天下而使诸侯称臣，可是却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诸侯对此忿忿不平。诸侯见项王驱逐义帝于江南，也都回去驱逐他们原来的君王而自立为王了。凡是项羽军队经过的地方，无不遭蹂躏残害，所以天下人怨恨他，百姓只是在他的淫威下勉强屈服。名义上虽为天下的领袖，实质上已失去民心，所以他的强大会很快变成衰弱的!现在大王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之人，何愁敌人不被诛灭！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何愁他们不臣服!率领英勇的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被打散！况且三秦的封王章邯、董翳、司马欣本为秦将，率领秦国弟子已有数年，战死和逃亡的人不计其数，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和将领投降了项羽，至新安，项羽用欺诈的手段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唯独章邯、董翳、司马欣得脱，秦人对这三人恨之入骨。现在项羽以武力强封这三人为王，秦国百姓都不拥戴他们。您入武关时，秋毫不犯，废除秦苛酷刑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无不想拥戴你在关中为王。根据当初诸侯的约定，大王理当在关中称王，关中的百姓都知晓。可大王失掉应有的封爵而被安排在汉中做王，秦地百姓无不怨恨项王。现在大王起兵向东，攻三秦的属地，只要号令一声即可收服。刘邦听后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对韩信言听计从，部署诸将准备出击。韩信的这番议论，实际上为刘邦制定了东征以夺天下的方略。汉元年(前206年)八月，被封汉王的刘邦乘项羽进攻齐地(今山东大部)田荣之机，决计出南郑(汉都，今陕西汉中市东)袭占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东向与项羽争天下，楚汉战争爆发。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以曹参、樊哙为先锋，利用秦岭栈道(又名“阁道”、“复道”、“栈阁”。古代在今川、陕、甘、滇诸省境内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道路，是当时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已被汉军烧毁，三秦王松懈麻痹之机，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派樊哙、周勃率军万余大张声势地抢修栈道，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自己则亲率军队潜出故道，翻越秦岭，袭击陈仓(项羽所封雍王章邯属地)。章邯从废丘(雍都，今陕西兴平东南)仓促率军驰援陈仓，被汉军击败，逃至废丘、好峙(今陕西乾县东)，汉军分路追击，在壤东(今陕西武功东南)、好峙两地再败雍军，进围章邯残部于废丘。尔后，连续作战，分兵略地，迅速占领关中大部，平定三秦之地，取得对楚的初战胜利。汉二年(前205年)，汉王帅汉军出关，收服魏王豹、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印降汉。联合齐王田荣、赵王歇共同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军大败而还。韩信复收溃败之军与汉王在荥阳会师，阻击楚追兵，大败楚军于京、索之间，使汉军得以重振旗鼓。汉王兵败彭城之时，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叛汉降楚，齐王田荣和赵王歇也反叛并与楚媾和。六月魏王豹以探母病为由回到封国后，就封锁了河关，切断汉军退路，叛汉与楚约和。汉王派郦生说服魏豹不成，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击魏。魏王把重兵布守在蒲坂，封锁河关(黄河渡口临晋关后改名蒲津关)。韩信故意多设疑兵，陈列船只假意要渡河关，而伏兵却从夏阳以木盆、木桶代船渡河，袭击魏都安邑。魏王豹大惊，引兵迎击韩信，韩信大胜，虏魏王豹，平定了魏国，改魏为河东郡。刘邦采纳韩信“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书&#8226;韩信传》)，对楚实施战略包围的建议，在坚持对楚正面作战的同时，给韩信增兵3万，命其率军东进，开辟北方战场。汉王派张耳与韩信一起引兵东击赵王歇，北击代王陈余，活捉代相夏说，破代。即以俘获之精兵，补充在荥阳对楚作战的刘邦军，支援正面战场作战。韩信、张耳统兵几万欲过太行山井陉口进攻赵国。赵王与成安君陈余陈兵二十万在井陉口抗击汉军。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韩信渡西河、掳魏王、擒夏说、血洗阏与。现又有张耳加盟，乘胜欲下赵国，军队锐不可当。可是我听说：‘千里运粮，士卒就有挨饿的危险；到吃饭时才去打柴做饭，军队就不会餐餐吃饱!这井陉口，车不可并行，骑兵不可列队，行军数百里，其粮草必落在后面，希望您暂拨给我三万奇兵，我从小路截断汉军辎重粮草；您深挖护营壕沟，加高兵营围墙而待。汉军前不得战，退不得回，我的部队断绝汉军后路，荒野无食可掠，不出十日，韩信，张耳的头颅就可悬在您的旗下。希望您考虑采纳我的计谋，否则定被他俩擒获。”成安君陈余是一个书生，认为正义之师不用奇谋诡计，所以表示反对说：“兵法上讲，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它，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就与之交战。韩信虽号称数万人，其实不过数千人，千里迢迢来奔袭我们，士兵早已疲惫之极，我们却避而不击，若更强大的敌人前来，我们将如何对付?诸侯一定会认为我们胆怯，会轻易地攻打我们。”最终没听李左车的计策。韩信派人暗中探听，得知李左车的计策没被采纳，非常高兴。大胆引兵前来，离井陉口三十里驻扎下来，半夜选二千轻骑兵，人持一面红旗，从小路来到山坡上伪装隐蔽起来，窥视赵军，并且告诫将士：赵军见我军出击，一定倾巢而出，你们就乘机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拔掉赵国旗帜，插上汉军红旗。同时命令副将传令大家：“今天打败赵军之后会餐。”将士们谁都不相信，只好假意称是。韩信又召集将领们分析认为，赵军已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势，他们在未见到汉军大将旗鼓之前，定会担心我们遇到阻险而退兵，是不肯轻易发兵攻打我们的。于是韩信派一万人为先头部队，背靠河水摆开阵势，赵军见汉军摆出只有前进而无退路的绝阵，都大笑不已。天刚亮，韩信打起了大将军的旗号和仪仗鼓吹，击鼓进军井陉口。赵军果出营迎击，大战良久，韩信、张耳弃鼓旗，佯装打败，退到河边的军阵之中。赵军见状，果然倾巢而出追逐韩信、张耳，争夺汉丢下的旗鼓。韩信、张耳退人河边阵地，水上军迎战赵军，各个拼死作战，赵军无法把他们打败。这时韩信所派的二千轻骑兵，等赵军倾巢而出追击汉军，争夺战利品的时候，立即冲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旗帜，竖起二千面汉军的红旗。赵军久战不胜，想退回营垒，却见营中遍是汉军红旗，大惊失色，认为汉军已经把赵王及其将领全部俘虏了，于是阵势大乱，四散奔走逃告。赵将虽斩数人，竭力阻止，却不见成效。这时汉军两面夹击，大破赵军，在水(今河北省魏河)斩杀成安君陈余，活捉了赵王歇。韩信又下令军中不许杀李左车，有能擒者赏千金。不久，擒获广武君，韩信亲自上前松绑，请广武君面东而坐，自己执弟子之礼。韩信大获全胜，诸将前来祝贺，问到：“兵法上说，布阵应是‘右背山陵，左对水泽’，如今将军却背水为阵，还说破赵军之后会餐，当时我们不服，然而取胜了，这是什么战术?”韩信说：“此在兵法，顾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经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也，其势非置死地，人人自为战；今即予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汉书&#8226;韩信传》)诸将听了都自叹不如，更加佩服韩信的用兵之术了。然后韩信向李左车请教攻燕(燕王臧荼，都蓟，今北京)、伐齐之事。广武君辞谢说：“我听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敢语政。现在我是败军之将，亡国的俘虏，哪里有资格同你谈论国家大事?”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在秦国而秦国称霸，这不是因为他在虞国时愚蠢，在秦国时聪敏，而是在于国君是否重用他，是否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