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里的商周神走了，人来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商人尊神，青铜雄浑大气；周人崇礼，青铜简洁朴拙。与西方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的划分相比，中国青铜时代虽然以器物而非精神划分，却用无限繁复的青铜器，殊途同归地描绘了人的成长历程。时代的盛宴与炎黄二帝、尧、舜、禹、商汤等人相比，武丁是一个不太出名的王。他既不是商朝的开创者，也不是导致商灭亡的人，作为商王之一，他的成就用四个字可以概括：武丁中兴。与他有关的两个女人，却为青铜时代的叙事写下了最华丽的一幕。其中一个女人，名叫戊。她就是如今的国之重器司母戊鼎的主人。另一个女人，名叫妇好。考古学者对这个名字太过熟悉，因为“妇好”二字在甲骨卜辞中出现过数百次。这是武丁十分疼爱她、无论她的大小事情都要问神的结果。她墓被完整发掘时，这个时代的幕布被完全揭开：这里出土青铜器共468件。(甗yǎn)、彝、尊、觥（gōng）……这些难写难念的字，大部分代表的是饮食器与酒器，小部分是兵器。即使在今天，铜仍然不是一种泛滥到可以拿来制作饭碗的金属；而在商周时代，对铜的冶炼铸造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与后来大量铁器被用作生产工具的铁器时代相比，青铜时代极少有把青铜器作为生产工具出现的事例，它们大部分被用来盛食物和酒，这些器皿使青铜时代变得繁复绚丽。考古发现证明，商周时期的平民是没有条件使用青铜器的，由于青铜饮食器的各种功能，都有陶器可以替代，因此人们无需搬动沉重的铜器，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常菜体验。而需要青铜饮食器的场合，已经不再是私人化的美食享受，而是极高规格的社交party，严肃、繁琐，需要人们遵守规则、面带微笑、彬彬有礼，类似今天英国皇室的家宴。用青铜器来作为饮食器，用今天的话来讲，当时社会精英的恩格尔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对饮食的重视已经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周礼》中有一份人员名册，大致列出了帝王周围的人员构成：在帝王居住区的约4000人中，有2200多人是管饮食的，占60%以上。这个人数众多的专家团，既表明帝王饮食精确复杂，20分钟是搞不定的，又表明事关重大，饮食场合下充满了正确与错误之辩，是一种礼节性的事务。与器物上的贵重相比，这是一种更深刻的重视，在这种重视之下，简单把食物做熟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把食物做出更多种花样来。这是技术和想象力的比拼。周代文献里的烹饪方法，已经有煮、蒸、烤、炖、腌和晒干，不同的食物原料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最常见的是切碎各种原料把不同味道掺合起来，这成为日后中国菜的源头。仅肉类的做法，既可以涂上调料以后晒干或烤干，类似今天火腿的制法；又可以煲汤并慢慢加入调味品，那时被称作“羹”；肉酱（醢hǎi）的做法更复杂：把肉晒干剁碎，用粱麯、盐和酒腌在瓶中，放置百十天才成……至于粮食，那时并不时兴把粮食磨粉，而是直接水煮或气蒸。诸多菜肴从诞生到上桌的过程中，青铜器已经作为厨艺专家的秘器出场。现在看来，它们既有着烹饪的实用价值，又利用了复杂的器型和不容混杂的用途，再搭配上众多菜肴，彻底把人搞晕，成功地为一次就餐加入了庄重感与仪式感。煮粥用鬲（lì），盛饭用簋（guǐ），蒸饭用甗，这些器物的名字念起来虽然拗口，大抵看起来还比较实用。妇好的墓中，便出土了一件科技含量很高的炊具——三联甗。甗是一种蒸锅，下部盛水，上部放食物，烧火后可以蒸熟食物。甗本身并不少见，陶器中已经有这种炊具，但妇好的这件青铜蒸锅奇特在于，其形状大概相当于一个三眼灶的样子，可以同时在一锅水中蒸三锅食物。最不实用的是一种类似高脚杯的器皿，名叫豆，它原本是一种陶或木制的器物，在商后期有青铜器出现，细长的脚为它徒增重量，在餐桌上专门用来盛腌菜或酱肉、调味品。而饮食系统中的奢侈品——肉类，则有专门的烹煮器：鼎。然而，无论实用不实用，这些青铜器都另有用途。喝酒的上帝宴席上最重要的角色，是酒。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夏朝的禹帝，就曾在喝醉过一次之后，语重心长地说：“酒太好了，正因为如此，后世一定有人会为了它家破国亡。”仿佛魔咒，夏代确实就在桀的美酒狂欢中亡国。按照史书记载，取夏而代之的商人，更好酒，而商也是因为纣王的好酒而亡。不过此刻酒已经不是单纯使人沉醉乃至亡国的饮料，而是有了其他的用途。夏代的酒只有两种，已经有了青铜酒杯——铜爵；商代酒达到五大类十多种，青铜酒器的排列组合就让人眼花了。这一变化，固然与剩余粮食增多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有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商人信神，并且有自己完整的宗教系统。这从商代留下的海量的卜辞可以证明——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告诉我们，商人是如何频繁地向神请示汇报的。夏代神的系统还不完善，商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被神俯瞰的国度。比如，武丁就是个无限信神的人。他想问问神，某场战争顺利不顺利，或是妻子妇好生病了会不会康复，就把乌龟壳钻上孔放到火里烧，神会通过乌龟壳产生的纹路告诉他结果。他想答谢或供奉神，就将加了香草酿的酒通过茅草过滤，使香气上达于天，他认为这样，他的神就喝到了酒。在商代，酒不但是人与神共同的饮料，同时也是人接近神的途径：也许在他们看来，在这种“神人共食”的饮酒之欢中，醉酒的恍惚状态更容易使人进入神的世界……武丁的这位神，名叫上帝。这个上帝领导着一个由自然界诸神和使者所组成的帝廷，虽然有着办公组织，却没有固定的居所，其身份也颇为模糊，因为武丁并没有完全区分祖先与“神”的区别，他邀请喝酒的对象，是祖先与神的重合体。在商的族原神话中，商人的始祖是鸟生的，《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名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也载有商人始祖的传说，提到有（sōng）氏之女、帝喾次妃简狄与人出浴，吞玄鸟之卵，感而怀孕，生商人始祖“契”。从现存的文献上看，商代没有宇宙起源的神话，没有神祖世界分离的神话，也没有天灾救世的神话。商人的上帝就是鸟和逝去的祖先的结合体。对上帝身份如此定位，说明商人的这种信仰本能而原始。他们既没有对远古进行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推测，也没有像后来周代的人那样用上帝的身份大做文章。也正因为本能与原始，这个朴素的上帝在人们眼中才有着超越人世的巨大力量，他是值得信任与依附的。于是，在商的世界里，所有事情都可问神。传说上古时候，原本人人都可以这样与神对话，然而黄帝的孙子颛顼忍受不了如此混乱的局面，便请重黎二神割断了老百姓与神的联系，把通天地的权利只赋予了一小撮人，这些人便是巫师，其中男人被称作觋(xí)，女人被称作巫。商人如此信神，占卜频繁，因此十分依赖巫师的本领和智慧。掌握这种智慧的人既然有通天的能力，自然便有政治权利，于是帝王本人就成为群巫的首领，武丁自然享有了请上帝喝酒的特权。商的历代帝王都有这样如同大祭司的身份，他们根据神意而施政，祭政合一成为这个王朝的显著特点。这是一个同古埃及一样的神圣王朝时期。通神的过程分占卜和饮食舞乐等等，都需要不同的道具。酒很重要，既可以供祖先与神享用，又可以使巫师喝过后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于是用来饮、盛、温酒的青铜酒器就成为重要道具；神不只喝酒，也需要吃种类丰富的粮食和肉，青铜饮食器也因此成为祭祀用品。之所以选择青铜，是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稀缺资源，凡物一旦稀缺，便只有少数人可享用，而少数人历来属于有权势者，所以享用青铜器，是一种荣誉和地位，当然也只能是上帝及与它有关的人享用，是权力的象征。上帝与王的酒杯通神过程中需要借助一些重要角色，其中之一是动物。它们的肉可以成为献祭品，它们的骨头可以成为占卜工具，它们的形象需要刻画在青铜器上。后来周代的青铜专家王孙满，曾给楚王派来的使者介绍鼎上为什么要有动物纹样时这样说：鼎上的各种动物形象相当于图画教育，使人看了以后知道，什么是帮助人的神，什么是害人的神。因为那时神话中，许多动物具有神力，人对它们的态度是密切、尊敬与畏惧的——夏代的鲧和禹都变成了熊，商的祖先是玄鸟生的，其他许多神都与动物直接有关。在商的青铜器上，动物纹中最常见的一种，叫“饕餮（tāo tiè）纹”。饕餮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在后世“龙生九子”的故事中有它的介绍，龙的九个儿子，有的喜欢背重东西，就去驮碑了；有的喜欢登高望远，就住在屋顶了；还有个爱大叫大嚷，就守在钟上成为钟钮??其中有个家伙太贪吃，就站在了鼎盖上，后来人们形容贪吃，就用了这个龙儿子的名字：饕餮。北宋的人喜欢收集铜器，顺便把铜器分类命名，他们把青铜上最常见的一种兽面纹，称作饕餮。至于这种兽是不是上古传说中贪婪食人的饕餮，那不知道。饕餮纹的名称倒是因此延续下来。“饕餮食人”是常见的青铜器纹饰，表现为一个张开大口的饕餮，正在吞吃人的头部，这个主题符合传说中饕餮吃人的习性。然而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教授张光直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来自怪兽张开大嘴这个动作。所有这类纹饰中，没有一个怪兽有咀嚼吞食的进一步举动，司母戊鼎和妇好钺上的人头都正正当当地在两个兽头中间，不似被吞食的状态。焦点在中间的人身上，这个人不是被吞吃的祭品，他可能有另一个身份：巫师。神话经典《山海经》中说，有些巫师在通天的过程中，就是将帮忙的动物用两手牵着或者佩戴在耳朵上，这恰符合青铜器上无法用“怪兽吃人”解释的图像：一个巫师在作法通天，他与自己的动物助手站在一起，动物张开大口，吹出狂乱的风，帮助巫师与神沟通，可见铜器上的神异动物纹，并不仅仅是对各种动物神的形象表现，同时也是帮助巫师通天的媒介。商代饕餮纹的设计者，应该没有亲眼见过这个神物。不是因为饕餮是否存在，到底像牛、羊还是鹿的问题，而是因为图案设计之繁复绚烂、凝重庄严，世上不会有此实物。浮雕与线刻组成了这个怪兽的头部，它有着耳与角，而眼睛始终是纹饰的焦点部分，有的是半圆形覆碗状的浮雕，中间有个凹点，仿佛瞳孔一般，能从很远的距离攫住人们的视线。无论饕餮的原型是什么，青铜器上的纹样都巨睛凝视、阔口怒张，都在表达一种原始力量。它们在残酷和凶狠中使人感到畏怖、恐惧，这是种指向深渊的力量，人们在此严肃与神秘的气氛中只能产生震慑感，从而有了宗教层面的顺从之意。即便今人没有了宗教上的畏惧，看到这一图像时，仍会感受到它的诡异、静穆与绚烂。作为祭祀用的礼器，青铜器与日常器具有着显著区别。当许多日用器用造型简单实用的陶器就可以完成功能时，喝酒的铜爵为什么要有三足而长尾的复杂形状？同样为饮器的青铜觚（gū）为什么要有很不方便的细长身体和向外延伸的口部？盛酒的显得华丽与沉重，举起它并从细小的流口向外倒酒成为困难的事情。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曾指出，这些青铜器的材料、形状、装饰，有意做成与日常意义上的器皿完全不同，以证明它们作为礼器所具有的超出尘世的性格。青铜仅仅是一种红铜与锡的合金，只有在被制造为一件作品时，才有了社会价值。礼器作品涵盖了当时最高超的技术与最珍贵的材料，同时又包含了熟练技工的大量劳动。司母戊鼎的铜锡合金的成分比例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完全符合后世关于青铜冶炼的记载，说明当时的人已经熟练掌握了青铜的冶炼工艺。从现在发现的商代坩埚来看，司母戊鼎由于体量巨大，需要同时使用70多个坩锅；按一个坩锅配备3至4人算，司母戊鼎的铸造过程需要近300人同时操作。这些器物在铸造过程中需要如此浪费和吞并生产力，所以成为少数人身份的象征，由此可见青铜铸造技术为什么仅仅被用于制造宗教用品、并且用来象征地位，而没有进入在劳动者中广为普及的生产工具领域。青铜因此得以与权力阶梯的顶峰——王权挂钩。武丁与妇好四处征战而得的俘虏，应当有不少人被当作奴隶参与铸造青铜，这个倾注了大量生产力的奢侈行业，将供神的器皿造得无与伦比，使此刻的青铜器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妇好著名的的三联、偶方彝等等，都由此而来。当酒杯不仅仅是喝酒的工具之后，它变得不可以越级拥有：一般为一觚一爵配对组合，在商代出土的贵族墓葬中，拥有觚爵套数越多的人，身份也就越高，这在当时成为用“爵位”一词来表现等级的源头。目前并没有发掘过完整的商王大墓，妇好成为被发现的级别最高的商代墓葬，从妇好墓可以推断，商王占有的青铜器，应当是最多最繁复的。用规范化的青铜器系统来表现虚幻的“礼”字，实际上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等级评定的一种表现。这个系统直观、实用、一目了然且易于复制。此后，当野心勃勃的武丁和其后人还没有来得及将领土拓展到更远范围时，他的国家中的礼器文化却已经传到了众多地区，影响了各地的文明进程，这其中包括商后来的对手：周人。被创造的天命很多年以后，商纣王在酒池肉林的欢乐中沉迷时，并没有留意，渭河流域的一个农业附属国——周发展起来。夏禹的话又一次应验，嗜酒的商王朝最终被周的首领姬发断送，他后来被称作周武王。两代前车之鉴下来，周公不得不告诫周人说：“你们一定要慎喝酒，要喝只能在祭祀的时候喝。”然而周武王姬发此时遇到一个与酗酒无关的难题：商王的上帝，是商祖先与神的重合体，我周部落的祖先与这位上帝不是一回事。并且我姬发已经打败了商，怎能祭祀商的老祖宗？不管继承多少商人的“文化遗产”，其中也不能包括上帝与商祖先是一回事这个观念！有两个办法：要么让上帝和商祖宗断绝关系，代之以周祖宗；要么让上帝和任何祖宗都没关系，神是神，祖宗是祖宗。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二个办法是行得通的。周人成功地把祖先与神的身份各自分开，并且给原来居无定所的上帝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天。被神覆盖的世界这是一个青铜礼器网络体系：它通过以青铜容器为主体的礼器来宣扬和提升商王朝的宗教、礼制和领导者的龙头地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杨晓能这样说。商代早期开始，各地出土的青铜礼器的类别、造型和装饰就开始与商文化中心区有相似处，其中最重要的图案是“饕餮”造型。在这个网络体系里，凝聚着神性的商式青铜礼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被塑造成与商王室创造的上帝沟通必不可少的合法媒介。各地因此开始在自己的礼制系统里融入商式青铜器：当他们需要与最高神沟通时，使用商式礼器效果最佳；单纯敬拜本地神时，也可以使用本地礼器。为了与正版商式青铜器一直，各地区不得不引进与模仿范样，来生产正宗商式青铜器。然而在使用时，他们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选择权：在南方地区，鼎成为清江-新干地区最基本的礼器，而尊和罍则流行于今四川、湖南、安徽等一些地方；大型青铜礼器在南方比小型酒器受欢迎……总的来说，越接近商王朝核心区，接受商式礼制越彻底。但这不是一个单向的网络，各地的地方色彩也十分浓郁。在这个复杂的礼制、宗教、政治体系中，许多地方异军突起，有着自己的独特形象，比如广汉三星堆的铜人像等等。从此中国祭神的传统走向衰落，祭祖的传统却从此绵延不绝。发展到后来，与商人的神和远祖频繁受到祭祀相比，周人的远祖与神灵很少被提及，而周文王由于“受天命”，成为最早在金文中受到明确歌颂的周人祖先。人间的王之所以统治人世，是因为受了“天命”。夏王的天下是天命所授，却被商夺走，商王也是顺应天命，可周王依旧武装夺取了商王的天下，难道天命说话不算数？周公又抛出了一个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天命是可变的，上帝只把天命授给有“德”的人。纣王无道，周人有德，所以周人赢得天下。于是“德”成为周代新兴的文化观念，有德者亦有天命有王权。换句话说，天命是重要的，而人的言行是否有德，却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周人比商人前进了一大步——人的努力、人的力量、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祭祀照旧进行，人们依然毕恭毕敬，仪式盛大，器具齐全。而上帝已经不是那个上帝。当年武丁连牙疼都要问问神，如今姬发却轻易改变了神的身份。这一切都因为，祭祀的人变了。因朝代更替而送给上帝一个新的身份，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商人与周人的出身不同。商人早期的生活状态，目前不可完全确定。商代中期的盘庚迁都，似乎可以为商代早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找到线索。从史料上看，盘庚之前，商有王19位，其间迁都五次，这样频繁的迁都是为什么？有人认为那时的商人为游牧民族，需要逐水草而转徙；也可能是畜牧业占主导地位，长久定居的条件还不成熟，但盘庚时农业已经逐渐发达，所以《尚书·盘庚》中会有人们抱怨迁徙的事情出现；也有人认为商代已经是农业社会，但水平比较原始，不懂得改善地力，只能通过改换耕地来继续发展农业……无论是游牧还是原始农耕，都表明这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生活方式，迁徙不定更加重了人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感，即使后来生活稳定下来，但依附于神的传统业已形成。周人本以农神后稷为始祖，虽然也经历了不断迁徙的历史，但到晚商时，已经变成比较单纯的农业民族。古文献中，周族的起源被归结为巨人或超人之神，并没有提到周族起源与某种特定动物相关。后稷的故事中，鸟和动物仅为配角，与后稷的出生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传说未必完全可信，但与商族起源于“玄鸟”相比，商人相信其祖先与某种动物有关，而周人却以巨人作为其始祖。传说中的周人，应当较熟悉农事，对人的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农业民族的生活状态更倚靠人的劳动，而不是单纯的外部环境，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更相信双手可以创造生活，因此更尊重人自身的努力。他们并非不信神，只是不再相信占卜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当神在占卜中表达的意思不合他们心意时，甚至可以直接对神意置之不理。他们的神，只要安心在天上享受礼拜、献供、奏乐就是完成了最大任务，不必像商代那么操劳了。至迟从周康王时起，青铜器上出现了铸器者对自己家庭的庇佑语，诸如“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铭文。这都说明，周人对自己家庭和后代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先祖的祈祷。早在周部落还是商的附属国时，已经基本接纳了商式青铜制度。而取代商并对人有了更自觉的认识后，青铜器对他们的最大意义，已经不在于祭祀与通天，而是昭示了稳定且不可僭越的身份等级制度。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发扬光大了这个制度。姬发不象商王那样担任通天的大祭司，他更关心政权稳固问题。他把首都镐京（今西安）周边划出很大范围，归自己直接领导，称这里为“王畿”，其余土地全部分封。封国都很小，即使二三十个封国加起来，也没有王畿面积大，因此王的地位不受威胁。分配过程中，除了给各国分配原来商遗民的工匠之外，主要分配礼器和乐器。上一朝代，标志身份的铜器是喝酒用的爵。由于周人受到开国之初的警告，对酒不再感兴趣，只在某些必要场合才喝酒，比如孝父敬兄事神。酒器渐渐被冷落，青铜鼎从此取代了爵的位置。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铜鼎数量有规定：天子九鼎，公、侯七鼎，伯五鼎用鼎制度，从此成为整个周代铜器制度的核心。神与人各自归位，礼乐王朝的基本构架由此建立。上古的神话传说开始失色，人们已经不在意颛顼让重黎二神“绝天地通”，也不再畏惧饕餮食人的故事。在东周神话里，不但祖先与人的世界和神仙的世界完全分开，而且常常出于对立冲突的地位，已经出现对上帝或神仙世界加以怀疑甚至挑战的情节：刑天被天帝砍头，依然战斗到底；共工与颛顼争帝，使天塌地陷；十日使天下大旱，而后羿射掉九日；洪水横流之际，鲧偷上帝的息壤以平息水灾??上帝不再万能，有时甚至与人为敌；天灾依旧存在，而英雄已然出世——世界的拯救者，最终是人。《诗经》对这个时代的描写，充满了人文主义式的欢乐与哀愁。《关雎》在讲爱情之欢，《黍离》在宣丧国之痛，《七月》历数稼穑之难……当人的丰收、人的喜悦、人的感情渐渐充斥世界时，往昔那虚无缥缈只能通过巫师沟通的神已经离开了生活的主题。此刻连上帝都屡屡遭到挑战，往昔在臆想中具有神奇力量的动物又如何去使人畏惧？铜器上的饕餮因此落寞下来。到了周代，尽管动物纹已经发展到很多种类，却终于失去了震慑人心的力量，而变得线条简单、呆板僵化，沦为青铜上的装饰物——早期的饕餮、夔龙等谲诡神异的纹饰逐渐趋于解体，演化成窃曲纹、环带纹等抽象的形状。而西周后期流行的重环纹，更是取材于对玉佩串饰的模仿，显得更加世俗化。鼎虽然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与商代的方鼎相比，西周方鼎，比如德方鼎、太保鼎等，都沿袭了司母戊鼎的造型规范，却因为体量小，显得精致有余而气度不足；单纯、朴素的三足圆腹鼎却占尽春色，仅仅饰有一道重环纹和玄纹的毛公鼎，便在朴素之中透出和谐与优美。末世传说青铜的神性逐步没落之际，青铜器却迎来了这个时代最疯狂的主题：九鼎传说。传说有很多版本，流传最广者如下：夏的开国君主禹铸造九鼎来象征九州，鼎成之后，天空出现异象，九个太阳从此高悬天空，光明盛世就此降临人间，从此鼎成为传国之宝，只有帝王才能拥有九鼎。这个传说没有得到考古学的支持，就目前发现而言，夏代只能造一些简单的酒爵等小型器具，青铜铸造业决没有如此发达。商代虽然有巨鼎如司母戊鼎出现，但商代的青铜器制度并不符合“九鼎传说”的潜台词。因为“九鼎”的同义语，是“王权”——这两个词语在周武王姬发分封诸侯之后才产生关联：根据周代的列鼎列簋制度，只有天子才能拥有九鼎。非常推崇周王室的正统统治的孔子，说过几句很著名的话：我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的事情；天道那么远，人的事才是最要紧的。总的说来，孔子并非不信神，他只是觉得鬼神和自己扯不上什么关系。身为贵族破落户的孔子，他的话恐怕说出了很多诸侯国国君的心声。只不过国君们想说的是另一个意思：周王室已经衰落至此，看来神拿他也没什么办法，既然天命无常，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下一个拥有九鼎的人？于是东周时期僭越礼制的现象频频出现，不少诸侯私自铸造九鼎，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最嚣张的一次，是楚庄王攻打戎人之际，恰巧来到周都城近郊溜达，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就是那个解释动物形象的青铜专家）前去慰问。楚国在南方实力雄厚，自称为王，原本就傲慢，因此楚庄王一见王孙满就问：“你们的九鼎，多大？多重？”这既表示了对王权挑衅，也暗含了对自己势力的炫耀。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问鼎”，王孙满只好小心商量：“天子之所以是天子，重要在于有德行，而不仅仅因为拥有九鼎。虽然王室现在实力不济，但天命并没有改变，鼎的大小轻重似乎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吧。”虽然楚庄王被一时劝退，周王室的命运却已经不可逆转。王孙满议论的不仅是周王室的荣耀，也是青铜时代的荣耀——神赋与王权合一，在九鼎上达到了巅峰状态。然而这番议论，已经成为末世的悲叹。神的力量衰微时，受神庇佑的权力一定会受到挑战，这是周人抛出“天命观”的必然结果。随着周王室衰落，制度从此混乱不堪。没落的贵族们连与自己身份相衬的铜鼎也用不起了，有人去世时只好用些形制花纹根本不同的鼎来拼凑；更破落的贵族甚至只能用陶器做成鼎的样子陪葬。而强大的地方统治者，继承了铜器制度中的奢靡之风并将其发扬光大，如春秋早期的芮国，一部分铜器上既没有纪念性的铭文、仅仅标明是“弄器”（玩物），也完全丧失了宗教意义。生产技术却飞速发展起来，复杂精巧的设计产生了很多缺乏宗教意义却华丽无比的装饰，将一件坚实的铜器转化为一个“蜂房”般的构件，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一个巨大的青铜器“冰鉴”，用青铜作为冰酒的冰箱，且装饰有很多镂空纹饰，就是一例。同时，器物也成为了描绘宴饮、竞射以及攻杀等画像的媒介。青铜器从此走向两个极端：越来越神的九鼎传说，和越来越精巧的玩具式设计。后来的传说是这样的：鼎有神性，它们不仅尊贵和沉重，并且能够感知帝王的德行。当年夏桀暴政被商汤灭掉，以及周武王打败商纣王，鼎都显出了顺从之意，却唯独拒绝了秦王嬴政的暴戾统治，拒绝归顺，自行飞到泗水（今江苏徐州附近）里，在哭泣中自杀。历史上对周天子九鼎的记载也扑朔迷离。有说九鼎被困窘的周王室偷偷熔化铸成了钱币；也有说九鼎历来都是子虚乌有的传说，根本不曾存在过关于九鼎，历史上的最后一笔是司马迁写下的，他说嬴政在蓬莱把徐福送出海后，专门绕道到泗水，派千人捞鼎，却一无所获……沸沸扬扬的九鼎传说，用一个闹剧场景为青铜时代匆匆写下了结束语。嬴政没有得到象征王权的九鼎，却依旧成为一个帝王。神的青铜器皿不再受到重视，新出现的铁器使人的生产工具有了质的飞跃，铁器时代从此开始。人们从此走出受神庇佑的童年，不再有任何神话、传说或制度，可以阻止人的欲望与脚步。这个时代，在饮酒的欢乐中开场，在打捞铜鼎的仓惶中结束；在对神的肃穆中升华，在对人的崇拜中结束；礼仪为它完成了文化的渗透，兵戎为它造就了最终的领土统一。这个时代所经历的是人之成长：人的力量在崛起，人的弱点在暴露，人的欢愉与混乱同时出现，人世的百态生活渐次展开。此刻，众神走向黄昏，人的世界正待黎明。青铜器家族这是一个庞大的青铜器家族。它们根据用途的不同，分为酒器、饮食器、水器等等。盛大的祭祀场合中，祭坛上陈列出爵、觚、尊、卣等大小错落的各种酒具，盛满酒浆，烹煮好的祭肉从大鼎中取出，盛在小鼎、簋等器具中，供上帝饮馔。爵、角、觚、觯（zhì）是饮酒器，其中爵和角为三足器，便于生火加温。觚和觯为圈足器。酒器中的很多器类，都是从这两种造型衍生发展的。斝（jiǎ）的形体比较大，是用来给酒加温的。尊、罍、壶、方彝和兕觥主要是盛酒器；盉用来调水于酒。在饮食器中，鼎是煮肉用的；鬲可以煮粥或盛粥，它的袋形腹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煮熟食物；簋可以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甗用作蒸食物，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用来盛放食物，下面用来煮水，中间有箅可以通蒸气。从庄严到和谐这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他的母亲“戊”——武丁的另一个王后而铸造的鼎。它高1.328米，重875公斤，几乎可算硕大无朋。在原始社会，鼎类器物在制作时，借助泥条盘筑和轮转技术，比较容易造成圆腹鼎的形状。商代不乏圆腹鼎，然而体量最大、造型最庄严的，却是方鼎，它们用庄重的造型传递着神圣感。而巨大的司母戊鼎，可以说是方鼎的巅峰。要达到司母戊鼎的高度，在铸造与设计上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它之前经历了很长的经验积累过程。在商代早期都城中发现的杜岭方鼎，比司母戊鼎年代更早，有着巨大的双耳与短小的四足，在造型上显得不够成熟。司母戊鼎的整体比例关系要完美很多，二者比较，有如儿童与成人的身体比例。雄伟的建筑感是司母戊鼎与同类方鼎的主要审美特点，这个特点与古代宫室建筑的“大壮”之美相吻合。而饕餮、虎头的纹饰，也在庄严的氛围中给人以威慑感。双耳圆腹、以三足为支撑的造型，有着高度稳定、庄重的审美特性。『鼎立』、『鼎峙』这些比喻均衡态势的词语，就是出自圆鼎的造型。早期圆鼎由于铸造技术的落后，正面看上去时，三足和双耳并不对称，商后期改进了分范翻模的铸造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一直到西周时，方鼎变得纤巧且不再流行，圆腹鼎才占尽春色。大型圆鼎如大盂鼎、德鼎、大克鼎等，造型大体相似，但要做到既符合力学上的要求，又适应视觉美感，是不容易的。比如大盂鼎的三足位置靠外，稍向内弯，看上去会显得支撑力不够。西周中后期出现的大克鼎最终成就了圆鼎的完美造型，并且借助宽大流畅的波纹形成了器宇轩昂的效果。与司母戊鼎相比，大克鼎的威慑、神秘色彩减退，在造型与装饰上更追求典雅和谐，这一变化几乎可以概括商周青铜器的总体趋势。悄悄变化的鸟兽尊鸟兽尊是青铜器中最华美的一类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并在祭祀上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妇好墓出的一对鸮尊，高45.9厘米，它的头部虽然是鸮的造型，颜面部分却是一个饕餮；冠上两面是浮雕的夔龙；背后鋬（pàn）的下方，出现一个展开双翅正在飞翔的鸱鸮纹，这些繁密的纹饰，使鸮尊完全笼罩在神秘怪异的氛围中。出土于湖南醴陵的商代象尊是一件盛酒器，流口在象鼻。它的周身布满饕餮、夔龙、凤鸟等纹饰，鼻口有些趣味性的小细节：朝外方向是只小鸟，朝内方向是只爬行的小虎，遥遥窥视着象头顶上一对蟠曲的虺。它有着体态上的写实，然而作为礼器却不能处处逼肖生活原型，以免失掉神圣的感觉。西周时期的鸟兽尊加强了写实的表现，但缺少商代以造型的气势和瑰丽的纹饰所产生的精神震慑力，整体上显得平庸一些。陕西眉县出土的盠（lí）驹尊，是器主盠参加了周王室的执驹典礼，回来做驹尊纪念。西周重视马政，“执驹”是幼马升为役马的仪式，长成的幼马从此要开始学习驾车服役了。盠驹尊的形象很真实，比例结构十分完美，没有多余纹饰。现存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的西周太保鸟卣，和陕西岐山出土的牛尊（摄影/邱子渝），既不很写实，有一定的变形，也不追求神秘瑰丽，给人的感觉反而比较生动、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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