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敌后战场是抗战胜利的坚固支撑
导读:核心要点：■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一战略决策，抗日战场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即敌人向正面战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却向敌后挺进。■敌后战场的开辟，实现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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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一战略决策，抗日战场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即敌人向正面战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却向敌后挺进。
敌后战场的开辟，实现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特殊形态，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局面，成为日军在侵占武汉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
敌后抗日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较量的同时，还妥善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的危险，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可以说，没有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次，收复国土约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日本学家所说：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综合性要素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以非凡的胆略和坚定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敌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将敌人后方变成抗日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日益发展壮大及其英勇作战，给日本侵略者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敌后战场也由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为支撑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一、敌后战场的开辟，奠定了中国抗战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为迅速扭转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并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起着主战场的作用，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凭借强大的武力一举灭亡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当时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全国绝大部分资源，国民党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对日作战比较积极，担负了抵抗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正面战场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但由于国民党推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没能给日军以更有力的打击，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战局日益恶化。在此情况下，如何迟滞和阻止敌人的战略进攻，稳定战局，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纯依靠正面防御，是很难阻止日军进攻步伐的。而到敌后作战，开辟敌后战场，一方面可以收复一部分失地，缩小敌占区，威胁日军后方安全，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有开展游击战争丰富经验的优势和特长，有利于在钳制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逐渐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是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争取战争主动权的最佳方法。基于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做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决定，并提出创造根据地、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身及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的基本任务。可以说，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一战略决策，抗日战场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即敌人向正面战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却向敌后挺进。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华北采取先山区后平原的战略步骤，逐步向敌后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新四军展开于大江南北，初创了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进行战役战斗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也由改编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这样，中国共产党就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并将敌人占领区变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打击敌人的新的战场——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分散和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而且迅速填补了因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留下的空白，压缩了敌占区的范围，使日军既无法实现“面”的占领，也不能在其占领区内“安享其成”，实现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特殊形态，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局面，成为日军在侵占武汉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这场战争就脱离了日军追求的速决战方向，进入了中国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并最终决定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二、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为维护团结抗战、持久抗战发挥了主战场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被迫放弃速战速决战略，改以长期战为主，实施“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逐渐减少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日本关东军除外）的比例，分别达到62%、58%、75%、63%、58%。随着日军作战重点的转移和国民党在抗战方面的日趋消极，抗日战争的重担就主要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逐步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所以战略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朱德选集》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日军从1939年起对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推行“囚笼”政策，企图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与日军的企图针锋相对，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耗与削弱敌人。从1939年到1940年的两年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万余次，粉碎日军1000人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仅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八路军即歼敌11万余人。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八路军还于1940年8月发起百团大战，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这一时期，人民抗日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至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1941年和1942年，日军为将中国占领区变成其准备和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更加强调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并实行所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两年中，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达132次之多，使用万人以上至7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27次。同时，日军还采取了“蚕食”、“治安强化”、“清乡”等措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生存条件。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不仅面积大为缩小，人口也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则由50万人减至40余万人，经济条件十分艰难，有的部队指战员甚至是在有半年吃树叶、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掺一点粮食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即使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程度，敌后抗战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敌后抗日军民为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采取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及“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反“清乡”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敌后斗争，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3年，日军仍强调，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战报统计，1943年该方面军与中国军队交战1.5万次，其中与中共军队交战的次数占75%。然而，日军非但无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巩固占领区，自身力量反而不断受到削弱，且深陷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无法自拔，其在中国战场的处境日趋被动，将中国占领区变为兵站基地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这一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也陷入了被动局面。中国敌后抗日军民则在顶住日军的各种疯狂进攻后，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敌后抗日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较量的同时，还妥善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的危险，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可以说，没有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朱德曾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选集》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敌后战场率先发起反攻，成为中国人民对日反攻的战略基地，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根本性变化。作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敌后战场也出现了重要转折，敌后抗日军民在斗争中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使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己的重要变化。从1943年7月起，八路军首先在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并取得胜利，揭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进入1944年，处于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日军在战略上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敌后抗日军民抓住时机，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普遍展开攻势作战，以拔除根据地内和边沿区的日伪军据点，将敌人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压缩。这一年的攻势作战，从春季到冬季，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各以一部转入外线，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开辟新区，建立和扩大战略反攻基地。一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进行战斗2万余次，歼敌约30万人，收复县城16座、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200万。通过一年的攻势作战，敌后抗日军民不仅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拔除了敌人的众多据点，而且将近47万日军和超过78万伪军留在了敌后战场，使其无法抽身到其他战场，不仅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同时也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望。敌后抗日军民也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60余座，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并把日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战略反攻的不断胜利，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至1945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已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9个解放区，拥有人口9550万，正规军发展到91万人，另有民兵220万人以上。日本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记述：“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小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1945年8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令解放区部队向各自当面之敌发动全面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长期浴血奋战在敌后，处于敌占区最前线的有利位置，迅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进攻，并派兵一部进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全境。日本签字投降后，解放区军民继续攻歼拒降之敌。至1945年底，共歼敌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取得了战略反攻及歼灭拒降之敌的重大胜利。
这一时期，正面战场除在缅北、滇西进行反攻并取得胜利外，在其他地区不仅未能实行与敌后战场同样有效的反攻作战，反而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豫湘桂大溃败。1945年春，国民党政府虽然制定了反攻计划，但还未及实施日本就已宣布投降。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完成的，敌后战场对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创建了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解放区，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日本史学家所说：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综合性要素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菊池一隆：《中国抗日军事史（）》第1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硝烟虽已散尽，历史仍将铭记。从70年前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到今天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勇挑历史使命，始终勇担历史责任，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民族的希望、胜利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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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最初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赣东北等地游击队编成，下辖第一、第二团；第二支队由闽西、闽南、闽赣边及浙南等地游击队编成，下辖第三、第四团；第三支队由闽北、闽东游击队编成，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此外还有军部机关和特务营。全军共1.03万余人。新四军虽然兵力不多，装备不好，但它的主体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劲旅开始了抗战的征程。
一、闽南籍子弟兵在新四军中的分布
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基本上来自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和闽西红九团。闽南红三团是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后建立的地方红军。中央红军撤回闽西、赣南后，闽南红三团肩负起巩固和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发展至近千人，使闽粤边游击区扩大为跨越闽粤两省边区10余县、纵横五六百里、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广阔区域。1937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率先在南方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并达成“六二六政治协定”。然而在同年7月16日于漳浦集中点编时，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近千人的队伍被强行解除武装。7月17日，卢胜、王胜等一批红军骨干重新上山，重建红三团，于12月下旬又发展到300多人。
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在福建龙岩白土成立后，1938年2月中旬，红三团奉命开往平和小溪镇中山公园整编，随后分三批乘坐汽车到龙岩白土，正式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营长池义彪，副营长兼教导员廖成美。下辖3个连，一连连长陈容、副连长吴清（吴田陛），指导员高黎明；二连连长林长兴、副连长陈高顺，指导员欧育超（欧坚）；三连连长林少克、副连长李清火，指导员彭德清。营部书记陈敏，作战参谋符义山。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志（后为周桂生），参谋长王胜，政治处主任廖海涛。第四团辖有3个营，除第一营外，第二营由闽西永东红军游击队编成，其中有平和县长乐、芦溪等地60多名青壮年；第三营由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编成。此外，参加闽粤赣边省委组织的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十几位闽南地方干部，也加入了新四军，他们大多留在二支队司令部；芗潮剧社部分宣传骨干和闽南青年学生70多人随部队到龙岩白土后，也被分配在新四军二支队工作，有的在连队当文化教员，有的在团、营部搞文书工作，有的参加支队政治部宣传队。
在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中（包括参加闽南红三团的外省籍人士）约有400多人，其中芗城区有彭冲、陈虹、骆平、周德文、郑铁鹰等20多人，龙海市有张克雄、陈星、陈敏、陈其坚等30多人，漳浦县有陈容、柯志达、洪大头、洪有德、刘再兴、张志荣等70多人，云霄县有陈高顺、吴瑞华、吴金寿、周乌来、吴健、蔡和尚等50多人，诏安县有沈柔坚（沈耀琨）、张荣华、陈松茂、林士本、张坤和等30多人，平和县有林少克、赖水生、宋平、叶胜好、赖焕、陈荣等110多人，南靖县有周雯、李长绵、李羡椿等10多人。此外，还有卢胜、符义山、欧育超、何鸣、黎炳光等海南籍的原闽南红三团指战员20多人，吴金、李清火、罗爱民等广东籍闽粤边独立营指战员30多人，王胜、彭德清、池义彪、廖成美等龙岩、同安籍的指战员若干人，高黎明、张智赫、骆奇峰、谢瑞生等台湾籍原闽南红三团指战员10多人。
新四军编成后，国民党军事当局规定新四军的任务是在苏南、皖中敌侧后进行游击战争。划定的具体活动地域是：第一、第二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队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的狭小地带；第四支队在皖中的淮南铁路沿线一带。1939年后，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积极开拓华中敌后抗战新局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随即将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为7个师、1个独立旅：苏中地区的部队为第一师，粟裕为师长；淮南地区的部队为第二师，张云逸兼任师长；盐阜、皖东北地区的部队为第二师，黄克诚为师长；淮北豫皖苏边区的部队为第四师，彭雪枫为师长；鄂豫边区的部队为第五师，李先念为师长；苏南地区的部队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为师长；皖中、皖南地区的部队为第七师，张鼎丞为师长。后来，新四军又积极挺进外线，开辟新区，参加战略反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随着抗日战争的局势发展和战略转变，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原闽南红三团所在的新四军部队番号也不断改变，其主体部队的演变主要是：1938年3月为二支队四团一营，4月到安徽岩寺后，先后调出一部分连、排、班干部和战士，一批去军部先遣队，一批去教导队学习。参加先遣队的由粟裕率领挺进江南敌后，参加军部教导队学习的前往太平县。留在一营的200多人，整编为1连和3连，2连是军部拨给的新兵连；一营随后调往军部后方留守处，担任兵站、仓库、医院、修械所的警卫任务。1939年5月，一营改编为军部特务营，随叶挺、张云逸渡过长江到无为县；7月，编进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余龙贵，教导员廖成美。日，扩编为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8月，又改编为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皖南事变后，闽南红三团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六旅十七团；1942年，六旅十七团划归五旅，编为五旅十五团。不久，为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和主力部队精干化的要求，新四军二师五旅撤销了第十五团的建制，其3个营分别编入第十三、第十四团。1943年9月，新四军二师五旅第十五团恢复建制。日，新四军军部决定二师四旅、五旅与四师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由纵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领，于10月25日赶赴鲁南，这是华中调入山东的第一批新四军部队。1946年10月，又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七师第五旅。1947年1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师。
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除了比较集中于原闽南红三团所在部队外，也散编在新四军其他各师，其中1938年4月从二支队四团一营被抽调的彭德清、林少克、欧育超、张荣华等连、排、班骨干数十人，后来大都编入粟裕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一师，卢胜曾任该师三旅政治部主任、一旅政委，彭德清曾任该师三旅七团团长兼政委、八团政委，林少克曾任该师三旅七团二营营长，陈虹曾任该师教导团一营教导员，高黎明曾任该师三旅卫生部长，张荣华曾任该师一团一营连长。在彭雪枫任师长的第四师，也有不少闽南籍子弟兵，柯志达曾任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一营教导员。在谭震林任师长的第六师，王胜曾任该师十六旅参谋长，彭冲曾任该师十八旅五十三团、五十二团政治部主任和五十二团政委。在张鼎丞任师长的第七师，也活跃着部分闽南籍子弟兵，陈高顺曾任七师十九旅五十六团二营营长、二十一旅六十三团副团长。此外，在新四军军部也有一些闽南籍子弟兵，如曾任军部特务团一营二连连长、华东军区警卫营副营长的吴瑞华，曾在军部副官处工作的张智赫、骆奇峰、谢瑞生等。
经过八年抗战，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中的幸存者不足百人。到新中国成立时，仅余四五十人。1955年授衔时，卢胜为中将，王胜、彭德清为少将，其余大部为校官。
二、闽南籍子弟兵在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的辉煌征程
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随新四军的各个部队，从江南转战江北，纵横数千里，参加战斗无数次，一直是新四军中的骨干力量，他们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林少克、陈容、符义山、高黎明等为代表的英烈群体，谱写了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最为壮烈的篇章。林少克，福建省平和县人，1934年夏参加闽南红三团，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和新四军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46年9月在江苏海安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陈容，福建省漳浦县人，1932年参加闽南红三团，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和新四军连长、团侦察参谋等职，1941年在含山和县一次反顽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29岁。符义山，海南省文昌县人，1932年秋加入闽南红三团，历任教导队队长、连长和新四军四团参谋、五团参谋长等职，1940年在一次对日军的作战中不幸英勇牺牲，时年40岁。高黎明，台湾省高雄人，1934年到漳州游击区参加闽南红三团，历任团部医生、排长、连指导员和新四军连指导员、团卫生队队长、支队军医队长、旅卫生部部长等职。1943年，日军突入抗日根据地腹部，高黎明为掩护战友转移不幸牺牲，时年27岁。此外，不少当时已成为新四军连、排骨干的闽南籍子弟兵，如洪大头、张盼水、周德文、张克雄、李羡椿等，也都长眠在华中敌后战场上。
以卢胜、彭德清、王胜、彭冲等为代表的抗日将士，书写了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英勇善战最为壮丽的一页。卢胜，海南省乐会县人，1932年12月参加闽南红三团，历任排长、副连长、连政委、独立营营长、团长和新四军团长、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等职。曾率新四军二支队四团挺进苏南敌后，参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任苏皖支队政委，率部北渡长江，开辟天长、六合、仪征、扬中抗日根据地，参与救援半塔、驰援郭村等战斗。曾指挥两个团的兵力先后粉碎国民党苏鲁皖边防游击军李长江13个团的进攻。1940年6月后，任江北指挥部三纵队政治部主任、一师三旅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等职，率部参加黄桥决战，在苏中与敌进行长期的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为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和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二十三军政委、福建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彭德清，福建省同安区人，1932年冬参加闽南红三团，1933年下半年调任共青团靖和浦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调任中共同安县委书记、闽南红二支队政委等职。1937年4月，回靖和浦苏区工作，历任中共漳浦城工委书记、闽南红三团三连指导员。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连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苏浙军区三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40年率部参加黄桥战役、掘港保卫战和解放启东县城战斗。1941年指挥三旅七团进行苏中通海区战役。1942年指挥三旅八团攻克灵甸港伪军据点。1943年指挥三旅七团进行夏家渡战役。1944年指挥三旅七团进行望首港伏击战。1945年参与指挥三次保卫孝丰的战役。抗战期间，彭德清出生入死，战功赫赫，他曾担任团长兼政委的一师三旅七团，所向披靡，被誉为“一代劲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二十七军军长、华东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后调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王胜，福建省上杭县人，1936年冬，任闽南红三团参谋长。北上抗日后，任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参谋长。1939年任二支队司令部参谋长。1941年1月，二支队改编为六师十六旅，任旅参谋长，率部坚持在苏南、茅山、太湖、宜兴等地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为发展抗日根据地和壮大抗日武装作出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龙岩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彭冲，福建省漳州市人，1937年冬参加闽南红三团。1938年2月，随新四军北上抗日。在抗日战争中，彭冲驰骋沙场，身经百战，既肩负政治工作，又统兵打仗，屡建奇功，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日队伍的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民族的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在抗日战争中，还有部分新四军中的闽南籍子弟兵经过浴血奋战后幸存下来的，他们中有：陈高顺，福建省云霄县人，曾任闽南红三团副连长，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四团一营二连副连长、江北游击纵队一大队三连连长、新七团一营副营长、二师六旅十八团二营副营长、七师十九旅五十六团二营营长、二十一旅六十三团副团长等职。张荣华，福建省诏安县人，曾任闽粤边独立营战士、红三团战士，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二支四团班长、排长，一师一团副连长、连长，苏浙军区四纵队十支队参谋、副营长等职。柯志达，福建省漳浦县人，曾任中共浦西区委书记，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特务连指导员、四团二营教导员、五支队八团二营教导员、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一营教导员、淮北支队参谋长等职。洪有德，福建省漳浦县人，曾任闽南红三团战士、卫生员，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卫生员、看护长、医生、六旅卫生部一分所副所长等职。陈虹，福建省漳州市人，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干事、指导员、师教导团一营教导员、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十二支队政治处主任、余（杭）临（安）支队代政委等职。吴瑞华，福建省云霄县人，1933年1月参加闽南红三团，任战士、班长，北上抗日后，历任新四军班长、见习参谋、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此外还有平和县的赖水生、宋平，漳浦县的刘再兴、张志荣等数十人。
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对日伪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自身共伤亡6万余人。所有在这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作出努力和贡献的将士，都应功载史册。在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对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我们将永远尊敬和学习；对那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将永远缅怀和纪念。
（本文作者系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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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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