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功之道（下）——与古人对话之五
何当东风送云帆——与晏子对话成功之道
本章中晏子继续阐述成功之道。特别要注意晏子对君主的基本判断和应对之策，以及君子在官场中和光同尘的时候如何应对良心的拷问。
王二：各位观众好！晏先生您好。
晏子：大家好。王二先生好。
王二：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接到一个观众的来信，他问您除了对门和桔子的感觉之外，吃饭时是不是觉得猪肉不如以前好吃了。
晏子：我很少吃肉，只吃鸡蛋。鸡蛋的味道不大对头了，而且菜都做得太精致了。酒甚好，比景公赐给我的御酒好。
王二：家乡之行的印象如何？您老家是山东莱芜吧？
晏子：可惜时间来不及，没去成。下次吧。只是在北京参观了几个地方。北京这地方原来是燕国的地界。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建都山东，就是我们齐国。
王二：可能是齐国的大葱我们许多人吃不惯吧。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谈？
晏子：上次我们说到成功之道的前三点。下面说第四条：明上。就是了解君主或上级。
王二：我想请您结合您自己说说这一条。“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其公之谓乎！您所侍奉的三个齐国君主，都不是明君，但您何以居高不下，且称至贤呢？
孔子很看不上晏子
晏子：你又说笑了。其实在当时，就有人非议我这一点。孔子说我事三君而都得到重用，说明我有“三心”，奸诈而不正派。还有一个叫高子的人当面问我：“灵、庄、景三公都很敬重你，是因为三公的思维相同呢，还是你用三种思维对付三公呢？”
王二：这是极尖锐的问题。
晏子：也是极带挑衅性的问题。
王二：您怎么说呢？
晏子：我说：高子先生问得好。在下听说，作为臣子只要一心一意就可以侍奉几位国君，若三心二意，就连一位君主也侍奉不了。灵、庄、景三公的品性是不一样的，灵公庸，庄公昏，景公嬉。我对灵公有谏争，但未能纠正他的偏差，侥幸保全了我的性命。到了庄公，他所行不当，我无力禁止，所以曾退居野处。我的指导思想是，既然国君不听我的进谏，我就不受他的俸禄，不参与他的事，也不同他共危难。对景公，我也无法阻止他的轻国事而好嬉乐，以及对百姓刻薄，只能是持正而慎行。至于我能否得到一个好下场，也没有把握。
王二：《史记》说您：“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晏子：衡命者，衡量形势以定行止也。臣子的作为，始终是在君主的笼罩之下的。因此臣子的行为准则就是视君主而定行止。古往今来，贤良英俊自然不少，但能成功者，百不居一。这就是因为明君太少了。
明君在君主中的比例不会超过一成
我告诉你一个我的判断：明君在君主中的比例，不会超过一成，甚至不超过半成。为什么？本来君主也象普通人一样，多是中人之资。但其生于深宫之中，不谙世事人情；长于阉妇之手，性格易乖戾；兄弟争嗣，多疑而奸狠；餍膏粱，衣轻裘，乘肥马，玩金石，嬖美女，乱性糊心；位至九五，纵欲逞性而无羁。于是中人也变成了有更多毛病的人。象管仲之遇桓公，那是太幸运了。
那么，生逢那九成多的不明之君，你怎么办？遇到昏君，当然只好退隐。君子不怀暴君之禄，不处乱国之位。庄公后期，我就辞官散财而去。但如果不是太昏的君主，退隐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太消极，而且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君子都退了，满朝岂不都是小人！国家岂不是更乱了，人民更加不幸。媚颜阿附忠臣不取，积极而可行的办法就是顺世危行。危行者，慎行而正行也。你要看到，即使是不明的君主，只要不是昏君，也会有治国的起码意愿，所以臣子仍然有可为之处。所以说成功之道，其所用不在身逢明君，而在身逢庸主。主要的功夫在如何利用并不良好的政治条件而去做成几件利国利民的事情。
王二：汉代的荀悦对君主和人臣各自之患有一个概括：人主之患，常在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大臣之患，常在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则必矫上而拂下，罪也。
晏子：荀悦概括得很好。不过，他的说法还未触及根本。这里我要特别纠正荀悦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上的误差。过去说“致君尧舜”，这是错误的。尧舜之君绝非臣子所能致的，这是尧舜之君的天纵英睿。当臣子的如果老想着正君之行，甚至不惜以死谏上，以为这才是忠臣之则，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来没有不明之主（我这里不说昏君）因为臣子的规谏而变成明君的。臣子所能做的事只能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补偏救弊。臣子的成功，也仅仅是就这一点而言的。人家都说我贤，以我之力，维持齐国不亡而已。
王二：精辟哉公之言！以公之贤，不能使灵公、庄公、景公圣；以诸葛亮之贤，不能使刘阿斗明。我想领导也是人，缺点当然也会有。特别是封建专制社会，丧尽天良好做官。越是大官，其缺点超过社会人的平均值就越大。问题的症结是在统治体制或曰政治体制上。你说君主就是那个成长和生存环境，体制不变，他也难变。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统治体制既然还在，就说明它还有生命力，当然也许它已弊端累累，亟待改革。但在没改革前，臣子们就应适应这种政治体制而不是报怨和躲避它。
晏子：毕竟还是为政者对社会的影响力最大。贤者切不可因为官场是一口泔水缸而远避之。理解了这一点，贤者们也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对待种种丑恶和不公之事了，对于君主的倒行逆施，或不智之举，也可以比较轻松地对待了。要注意你的责任感要适度。立志要大，行事要正，所抱的希望不要太大，要切合实际。
贤者不因官场的黑暗而远避之，
而是因君主之性情行正事
具体到明上，就是全面了解领导人。需要了解他的品质、性格、价值取向、爱好、行为风格、志向等等。实言之，了解领导人的功夫，一点也不比干事的功夫少，而这也算是一个本事，甚至比做事的能力要重要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我“三心”也不错。三心者，对三个不同的君主，采取三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但是目的都是一心：做好事而不是助逆行。
我们看那些成功人物的精彩的事迹，都是在于了解到君主的种种缺陷，因而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策略，从而彪炳史册的。
如触龙说赵太后。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夫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子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长久，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以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为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王二：这是《战国策》中的名篇。当时秦国攻打赵国，形势十分危急。触龙用非常婉转和巧妙的方法，终于说服了赵太后，同意送她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使齐国出兵，为赵国解围。
晏子：触龙在此用的是“钓情”之计。在赵太后盛怒之下，他首先从老年人的身体及生活琐事谈起，引起同为老年人的赵太后的共鸣，使太后之色少解。继之他以幼子相托，使太后笑。至此触龙仍不触及主题，而是以燕后为衬托，从侧面迂回，由远及近，引入正题，用“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把赵国的利益同长安君的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并引历史教训为证，于是使赵太后幡然醒悟，同意长安君为质于齐。你看，众大臣强谏不能解决的问题，触龙解决了。其奥妙在钓君主之人情。
王二：孔子说：“不看对方脸色就贸然说话，叫做瞎子。”说服君主的困难，在韩非《说难》一文中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不能做详细的介绍，但我建议观众朋友不妨找来读一读。
刚才说的是钓情。晏先生，你劝齐景公停止建大台，又是什么计？
晏子：这还不明白：誉君之计呀！恶归于己、善归于君，这样才能使君主高兴，不断地行善，也才能避免收买人心之嫌。
王二：我向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晏先生的这个故事。有一回齐景公趁晏先生出国之际，在首都建了一个大台。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民工苦不堪言，有冻饿而死的。人民都希望晏子赶紧回来制止此事。晏先生出使回来，果然在向齐景公汇报工作的时候，痛哭流涕，为民请命，齐景公同意立即停工。晏先生当即奔赴工地，一面鞭打那些不好好干活的工人，一面叫嚷我这个小人物还要盖房子遮风避雨，何况国君要建一个台子？大家十分气愤，唾骂晏先生助纣为虐。正在这时，景公停工命令下来了。在这里，晏先生您扮演了一个阴善阳恶的角色，替君主背黑锅，而把德义让给君主。
晏子：倒是孔子看出了我的居心。他说：“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王二：明上还有什么诀窍？
晏子：以诙谐行正谏。
王二：何谓也？
晏子：君主盛怒之下，易行谬举，此时欲纠其事，不可逆其意志，姑顺之而以诙谐讽之，使其怒消而智清，自己改正错误。也就是想办法让君主转身，又有台阶可下。
王二：请举例说明。
晏子：景公有爱马，暴死，景公怒，操起戈就要亲自将养马人杀死。我对景公说：“养马人这样死了是不知其罪而死。我请求为您宣布他的罪状，令他知罪，然后杀死他。”景公说：“好。”我于是数其罪：“你的罪有三：君主使你养马，马却死了，此死罪一；死的又是一匹君主最喜爱的马，此死罪二；你使君主以一马之故杀人，老百姓听说了，必怨恨我们国君，诸侯听说了，必轻视我国，此死罪三。你有这么多的死罪，今天必杀你。”景公喟然而叹：“先生释放他，先生释放他！不要伤了我的仁德。”
王二：啊，先生真高人也！司马迁若有先生这两下子，也许不至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晏子：我若当其时，可以这样对武帝说：“李陵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请我数其罪：主帅失当，尔不回军，以少击多，杀敌数倍，是轻身恃勇，不智也，此罪一；妻子皆在长安，而不死为敌俘虏，使三族并诛，不仁也，此罪二；虽力尽而被虏，意或在诈降，待机谋举，以利汉家，岂不知天朝宁失千军而正取，不屑以诡行定西域，坠我大汉威风，此罪三。有此三罪，亟请陛下尽灭李陵三族，以断其效忠我朝之心，且警将士。我大汉固不少李陵一将，而匈奴又何多勇士一人。”或能救之。
王二：听起来好象不够诙谐。诙谐这件事，需要一些天份，不是所有的臣子都能诙谐幽默的。那怎么办？
晏子：那就是低调了。臣子向君主进谏，要婉转其言，降低调门，顾及君主脸面。《礼纪》说谏诤有五种，最不可取的方式是危言直谏。
王二：我想起了唐朝杜牧总结了历史上忠臣谏诤的教训，写了一个《与友从论谏书》。他认为，自秦汉以来，谏诤的人不可计数，其中以怒谏而生祸的大有人在。帝王能纳谏悔过行道的，一百个中也未必有一个。为什么？主要是谏诤者说话带有刺激性，不留情面地抓挠丑恶、隐私，形成卑贱凌辱尊贵、奴婢干涉主子，结果就激怒了受谏诤者，与谏诤者对着干。过激的语言会引起反作用，而平淡语言就顺耳，容易被接受，这是人之常情，带有普遍意义。杜牧引用历史掌故说，汉成帝要乘船过渭水，御史大夫薛某劝阻，说皇帝应该从桥上过，若皇帝不听，他就要在御前自杀，使皇帝进不了宗庙。汉成帝极不高兴。旁边有个张某说，有道是“主圣臣直”，乘船有危险性，过桥比较安全，圣明天子不宜冒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采纳。汉成帝说，像你这样的劝阻不是很好嘛，我们就过桥吧。还有，汉文帝也对张释之说，劝谏之时要把调子定低一些，才有被采纳的可能。杜牧说，在身边亲戚朋友中间的规劝，还需要拐弯抹角，委婉曲折，娓娓道来，才容易使人乐于弃恶从善，何况君主尊卑之间，想用过激语言使对方接受，怎么能办得到呢！
明上的要领在因其情、适其性
晏子：杜牧所言甚好。明上的要害，在因其情，适其性，总之你不要把他看成是圣人，而看成是一个性情比常人更差的人，怎么办呢？只好我们臣子将就他，适应他，而不是相反。明上我们就说到此吧。
第五条：同尘。
王二：什么是“同尘”呢？
晏子：明上是针对君主的，同尘是针对官场同僚的。和光同尘嘛。要成功，不但要得到君主的重视和支持，而且要得到官场上下级和同僚的认同和扶助。我看到你们节目的前几期对话，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官场上小人多，君子少。这是官场生态的必然现实，古往今来，概莫能外。这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对待这个局面、这个环境？
王二：我们的结论是和而不同。
晏子两次治阿的经验教训
晏子：你好象是在批评我的同尘的说法。你注意到我两次治阿的故事了吗？齐景公派我去当东阿的领导。三年后，景公把我召回来训斥了一顿。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领，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我的态度很好，立即表示改正，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景公同意了。
三年后，我在东阿的政绩突出，誉满全国。景公非常高兴，召我回来，给予奖赏，并让我介绍经验。我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都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原因何在呢？我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弟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很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你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
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弟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们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们在里边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景公由此知道我的贤德，任命我治理国家。
王二：这个故事，我的同时代人、学者吴思给起了名字，叫“晏氏转型”，说合乎仁义道德的做法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
晏子：吴思先生的结论我们先不管他。我要说的是，在官场上决定你命运的往往不是皇帝，而是你的上下级和同事。如果你不能首先取得这些人的认同和扶持，那你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可能就夭折了。“出污泥而不染”的风骨节操，只能是做到自己不贪不占，但不能要求自己对任何事都坚持原则，不妥协。
“同尘”的君子如何面对道德的拷问
王二：吴思先生说，正派的官员面对官场现实，都会遇到道德的拷问和折磨。
晏子：对抗现实么？丢掉饭碗；丧失原则么？良心不安。是不是这么个问题？
王二：是的。
晏子：要这么看问题：你坚持原则，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定一点良心都没有，欺压老百姓更残酷，还不如我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只有和光同尘，才能一点点进步，上升到高位，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你看我，不是被景公认识了，委之以国政，三年齐大治。君子所守者大，“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官场的腐败，不是一个东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现象。如果全国都腐败，那么一定是治国方略不对，要说责任，也是君主和宰相的责任。在这样一种举世浑浊的情况下，你一人独醒，又有何用？你是一个小官，大可不必为了君主的责任而耽误自己的前程和功业。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说。对于官员的要求，因其职位的高低，有不同的标准。“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至于小官小吏，职在任事，功在完成。对于大官的要求主要是道德水平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掌握，对于小官的要求，主要是把具体业务工作做好。因此处在基层的具体工作岗位上，不必更多考虑道德的责任。
王二：我担心的是等爬到了高位，这个君子早已变成小人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您出使楚国时的那个人走的门和狗爬的洞。我有一首诗，名字叫《在官场的入口处》，套用叶挺将军的诗改写，您听一下：
在官场入口处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进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进来吧，给你荣华富贵
我有一个不精确的判断：官场上混够二十年以上并且得到一官半职的人，其道德沦丧的比例也在九成以上。
晏子：小子太愤世嫉俗了。这大概是学者的通病。官场当然是一个泔水缸，但并不是所有其中的人都是小人，所以我说立志、修身重要嘛。同尘不过是官场生存策略，不是目标，也不是“转型”。不过有一点是入官场的人要明白的：为官固然不可以丧失道德，但必须丧失个性。
王二：小子明白了。由此我想到曾国藩先生。曾国藩初办团练，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后来友人对他进行了规劝，他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改变了处世方法。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攻击的中心。经过多年的实践，他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情况的，如果继续为官，并想做成事业，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所谓“锋芒要内敛，遇事要通达”。他这样做了后，很有成果。后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谈了自己的心得：“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这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成熟与世故了。
晏子：好了，这个话不多说了，下面说第六条：专长。
为官者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出显著的成绩。兼而一人，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道知人，臣道知事。怎么才能知事？就是要有知事的本领。
王二：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对话中，许多前贤都反复强调过。过去为官，学会四书五经就行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内容如此丰富，领域如此庞多，分工如此细密，只会点为官之道，只会等因奉此是不够了，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某一行业和领域的专家。
晏子：由于时间关系，这一点就不展开了。第七条：实干。做大事必起于细务。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王二：说起实干，我觉得曾国藩先生有精彩的见解。曾先生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缺一不可。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沧海不拒涓流，故能成其广；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织于丝缕。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来说明这一点。这里只说他举例的宰相：周公是夜以继日，处理政务一直到天亮。诸葛亮为相，自仗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备用。
天下事必须躬自入局
晏子：我所说的与曾国藩先生有点不同。为宰相者，所虑者大，具体业务可以让部门和专人去做。我所谓实干者，是指甫入官场者，需从细务入手，任一职精一职，做一事成一事。我的体会是，在基层做具体工作，其难度和辛苦，并不少于居高位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难度和辛苦更甚。但是，做好本职工作，是政界立身的根本。同时，有了这种实干精神，才能真正做成几件事。说到这儿，我倒是赞成曾国藩先生的“天下事必须躬自入局”的观点。
王二：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人，认为在局外呐喊无益，必须躬自入局，亲自实践，才有改变的希望。他提出了躬自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就是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警戒众人这样的事情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晏子：从基层做起，从实务做起，是为官者重要的经历和经验。所谓“宰相起于州县，将军拔于卒伍”。
王二：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这些清朝的名臣，都深切体会到亲自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自己亲自去实践。”曾国藩也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站得住脚。”
晏子：下面我们说第八条：善假。
“善假”又称“善借”，就是善于利用其他的人或物的力量。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王二：狐假虎威。狐为善假矣。
晏子：在官场要成功，犹须善假。就是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善假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王二：具体说善假于什么呢？
晏子：首先是善借于君主或领导。
孙子斩美女而立威，可谓是善借君主之威的典型。前面提到的管子向桓公要求的三件事，也可以说是善借君主之资。
王二：善借于领导，我倒想起了与曾国藩同时、同为名臣的胡林翼。曾国藩的成功，得力于胡大矣。胡当时任湖北巡抚，其时的湖广总督也就是胡的顶头上司是官文，满人，为人有城府，品质不太好，水平当然也比不上胡，更重要的是他身为满员，对汉人掌兵深怀疑惧，并负有朝廷令他监视湘军的使命。这时如果官、胡两人搞不好关系，湖北将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将受到官文的控制。这样不仅两湖难以成为湘军集团地盘和战略后方，湘军现有力量会受到损害，而且湘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林翼为了湘军的利益，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一改前期看不起官文的做法，针对官文的特点，施展了种种权术，以求改善与官文的关系，并借重官文的权势与力量，支持湘军。胡林翼首先竭力与官文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胡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两家内眷亲密往来，胡本人也不时拜谒官文的母亲；与官文相接，格外尊重，非正式场合称其为“中堂老兄”。在公事上，则“专从里子切实讲求，而不占人面子”，即抓实权，办实事，而将功劳和美名，如“收城克敌”等事，则推首功于官文，在奏折和信札中极力称誉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能开诚心、布公道者，惟中堂一人”。同时，对官文的劣迹如贪污不仅视而不见，而且还每月以盐税三千两，划作督署公费，此钱实际进入官文私人腰包。
胡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官文作了积极的响应。官文对于湘军和左宗棠的某些冒犯举动，含忍处之。对于湖北政务，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这样，在官文的管辖范围内，湘军招兵筹饷，攻击作战，都有了支持。在遇到困难时，官文还能伸以援手。当然，官文并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国藩后来所说：“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但就是这敷衍，也已使湘军利益多多了。
晏子：其次是善借于同僚、下级或朋友。
这就是所谓人和了。这一点特别重要，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成大事必借众人之力，成小事必借他人之力。善借他人之力的典型，还是管仲之于鲍叔牙。管仲贫困时，与鲍叔牙一块做生意，分利三倍于鲍叔牙，鲍叔牙不以管仲为贪，知其贫也。管仲为鲍叔牙出谋划策，结果失败，结局反不如前，鲍叔牙不以管仲愚，知时有利与不利也。管仲三次出仕三次被逐，鲍叔牙不以管仲为不肖，知其不遭时也。管仲参加战斗，三战三走，鲍叔牙不以管仲为怯，知其有老母也。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在争夺齐国国君的斗争中失败了，管仲幽囚受辱，鲍叔牙不以管仲为无耻，知其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齐桓公上台后，任命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坚辞不受，力荐管仲，齐桓公因重用管仲，得以称霸诸侯。
王二：说到善借同僚、下级和朋友之力，曾国藩也是一个典型。他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又称：“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他认为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物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不仅注意网罗天下英才，他的幕中集合了当时的众多才俊，而且善于用人，不但用其所长，而且文人给名，武人给钱，使其乐于效力。他还注意在朝廷中建立关系，利用自己的关系人通风报信，排忧解难。可以说，曾国藩在用兵的后期，已经是朝廷有奥援、幕中有高参、军前有勇将、地方有同党，所以能一改先前之困顿，风生水起，势如破竹。
曾国藩善借他人之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借他人之名，以成自己事业。曾国藩初起兵，汉人带兵，很遭朝廷和满大臣的忌讳。为此向朝廷奏事和报功时，他特意将满人塔齐布、部下江忠源和当时的督、抚放在自己的前面，以远谗避祸。由此可见，善借他人之力，其方式无穷并受益无穷。
晏子：善借他人之力，还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用尽自己聪明，为政举大纲，不存小察。居官者，不宜明察秋毫，小察必苛，与宽大之政异矣；小察必滋事，与安静之道异矣。聪明的官，用晦而明。既不可心不明，又不可以过明。宽厚而加以廉谨，这样你的同僚特别是部下才可以尽为所用。
二是人在仕途需要有良友警策砥砺。官场中有一种无形力量，把人往声色货利、腐败颓靡的泥潭中拉。一个人要在官场中守定意志，比在其他场合要难十倍，非有良朋益友在身边时时提醒监督，否则鲜有不堕落者。
王二：这两点补充得甚好。
晏子：再次是善借于民力。
你们共产党人最讲依靠人民了，我想这点也是符合你们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借助学生和全国的群众之力，将官僚集团打翻在地。当然这个革命本身是对是错我们不予置评。
王二：你别光说文化大革命。其实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至于取得政权，都是靠人民的支持。
晏子：又次是善借于物。这个物可以是工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诸葛亮木牛流马，诸如此类。也可以是自然物。如诸葛亮借东风。
王二：马克思主义说人类的进化史就是工具的进化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晏子：最后是善借于敌人。这一点也好理解，比如诸葛亮草船借箭，空城计，周瑜借蒋干行反间计巧杀二蔡，都是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
王二：善假这个事，其实就是善于利用资源的能力。资源也需要认识和开发，另外资源的利用要有方法。并不是原始资源少的人就不能成功，资源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关键是人才自己。这就又反过来对人才的素质提出要求。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为什么呢？主要是日本这个民族有突出的长处。当然这个民族也有短处。
君子不患人不知时不遇，而患己不备
晏子：好了。我们可以作个总结了，以上说了八个方面，立志、修身、知时、明上、同尘、专长、实干、善假，也只能说是成功之道的概要。当然每个人的成功的具体模式都不会一样，而且成大功者都要经受苦难甚至生死的考验。成功的因素，三分才能，七分机遇。但是君子不患人不知，时不遇，而患己不备也。做好准备，方能待时而起，有所作为。
王二：我也看过几本现代的成功学专著，我觉得它们讲的“术”多，而听您的讲述，觉得是根本的东西。甚受教诲。下面是不是进入现场交流？
第一个观众的问题：请问晏先生，为什么进入官场就要丧失个性呢？
晏子：首先，政治的规则是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计手段。这和做人的原则不一样。其次，官场上不以正确为行为准则，而是谁官大誰说了算。再次，官场上主要不靠本事，而是靠关系，靠不正常手段。因此，个性在这里是毫无用处的。
王二：需要的是老好人和玻璃球——听起来让人不大舒服。第二个问题，有观众问：难道官场永远是打杀人的良知和个性的酱缸么？
晏子：这个问题要问王二先生。时代总是要进步么。
王二：王二先生现在还不知道。第三个问题：噢，这个问题是问晏先生和王二两人的：你们对君主和官僚队伍的基本判断，即明君不超过百分之十，好官不超过百分之十，是不是太悲观了？
晏子：恰恰相反，过于乐观。
王二：我觉得人民对于官员队伍的认识，要有一个观念转变：即不要希望他是一个道德君子和清官，而是看他能不能做一点事。自己贪一点，只要还能做点事，就是好官。道德要求不要太重了。
晏子：你这是什么话？正是因为相当数量的官员变质了，我们才希望好官能多起来。我从两千多年前的齐国风尘仆仆到这儿来做节目，绝不是要宣场道德沦丧有理论。我虽然不得不承认官员队伍的现状，但我对于这个队伍的质量改进总是充满希望的。特别是在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看了点你们时代的书，我倒赞成马克思先生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奇怪的是王二先生你生当此时，反而信心不如老夫。
王二：惭愧。接受晏先生的批评。
好了，时间到了，本来我还想从晏先生这里得到更多的教诲，只好等下次了。谢谢晏先生。对了，我觉得齐景公那人挺可爱的，嬉笑怒骂，胸无城府，真情率性之人也，而且对您特尊重。能遇到这样的领导也不错了。回去请向他问好。
晏子：一定转达。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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