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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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错在哪里？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错在哪里？
&&&&&&&&&&& 学界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各种质疑由来已久了，但各种观点依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依笔者所见，如果这些质疑的确有理论价值的话，可归结为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三个颠覆。
　　第一个颠覆：剩余价值（资本利润）全是一线工人创造的吗？
　　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章剩余价值率的阐述中说得非常清楚。
　　马克思指出，预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预付资本价值C的价值增殖额，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c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价值部分，v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因此，最初是C等于c+v，例如，预付资本500镑等于410镑c+90镑v。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的商品，它的价值等于c+v+m(m是剩余价值)，例如，410镑c+90镑v+90镑m。原来的资本C变为C’，由500镑变为590镑。二者的差额等于m，即90镑剩余价值。
　　那么，由90镑可变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克思举例说，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小时的物化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购买了工人12个小时的物化劳动，仅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六个小时的报酬，工人在其余六个小时创造的劳动价值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被无偿占有的部分即是剩余价值，或曰资本的利润，或曰资本的增殖部分。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显然是漏洞百出的。我们知道，商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各种劳动要素彼此配合和协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主需要的远远不仅是直接从事产品加工的一线工人，还需要设计工艺流程和图纸的工程师，掌控、统计企业成本核算和资金流动的财会人员，在各个技术关口把关的技术人员和质检人员，进行各种行政管理的管理人员，从事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采销人员等等。这些人员的劳动虽然可能是无形的，或者不能像一线工人那样直接将自己的劳动“物化”到产品上，但无疑是整个商品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劳动要素。
　　这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会发生性质上的根本变化。其一，资本家预付出去的90英镑的可变资本，购买的就不仅仅是一线工人的劳动力，而且包括工程师、财会人员、技术人员、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等等的劳动力；其二，如果可变资本的增殖达到百分之百，即剩余价值率达到百分之百，那么，90英镑的资本利润就绝对不可能全部由一线工人创造，而是由上述人员共同创造，一线工人创造的利润仅仅是90英镑中的一部分；如果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剥削所得的话，那么受到剥削的就不仅仅是一线工人，而且包括上述的所有人员。有人会说，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要比一线工人高得多，这说明资本家对他们的劳动付出了全额报酬。这话说不通，资本家没有理由仅仅付给一线工人一半报酬，如果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工资比普通一线工人高，说明前者付出的是复杂劳动，而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同时，在剩余价值中，复杂劳动作出的贡献显然比简单劳动大；其三，那么，这90英镑的剩余价值是否就是全部由一线工人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呢？不对，其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家的投资所得。试想，如果资本家把500英镑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存入银行，他会定期得到利息，比如10英镑。而他把这500英镑进行商品生产的投资，理应得到比银行利息更大的回报，毕竟这种投资表明了他直接参加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且本人也付出了相应的劳动——企业的高层决策和管理。因此，如果这90英镑利润中的60英镑是由一线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共同创造，那么其它30英镑就是资本家投资的合法所得。当然，由于这90英镑都归资本家所有，他的剥削仍然是存在的。但是，除了他投资的30英镑的合法所得外，他不可能无偿占有其他资本利润（60英镑）的全部。他还必须上交国家税收。比如10英镑。这10英镑的税收一部分用于国家的各种公共管理事业，一部分作为社会的二次分配流入社会福利资金。
　　这样看来，如果60英镑的利润是由一线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共同创造的话，那么一线工人的“额外劳动”在其中能占多大比例呢？有学者提出“创造性劳动”的概念，即技术进步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剩余，和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联系。其实，无论技术进步如何来自于整个社会生产的科技进步，它最终“物化”到个别企业的具体产品上，都要通过个别企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复杂劳动”完成。这样，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剩余价值说根据上述变动“移形换位”的话，即绝对剩余价值等于一线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那么，技术创新和管理质量不仅在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中占着优势比例，而且还是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
　　如此，在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中，一线工人的简单劳动只能占很小的比例。
　　第二个颠覆：资本的本质是剥削，还是消费？
　　关于资本的本质，马克思有一个概括是正确的，那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马克思还有第二个概括，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除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外，就是对工人的剥削。然而，资本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它的庐山真面目越益显露出来，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第二个概括，也越益显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
　　那么，资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剥削？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厘清资本利润的来源是什么，而资本利润的来源，则决定资本的本质。
　　我们知道，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价值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分，但商品价值的实现，则是在它完成交换之后。也就是说，从资本家工厂生产出来的仅仅是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换，它才是商品，而只有当它卖出去，才能实现其价值，资本家才有可能收回投资赚取利润。因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得以成立的首要前提，必须是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即资本家工厂生产的产品，能够全部卖出去，他才能把附加在产品上的工人额外劳动价值以货币形式赚回。这种情形在资本的初始阶段、即生产资料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还不丰富的情况下是存在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统治全球，随着产品日益丰富市场日益成熟竞争日趋激烈，各类商品的供求关系都不会处于长久的平衡状态，而供求关系的失衡，几乎成为各类商品生存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已经不可能取决于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这种所谓“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而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其中，市场占有率据主要地位。
　　道理很简单：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市场供求关系，只影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供求决价格，供求关系的失衡，会导致价格成几何级偏离价值上下波动。比如，资本家工厂出来的产品因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而多出市场需求几倍几十倍，他被迫低价抛售或者干脆销毁，那么不要说利润了，他的所有投资将血本无归。再比如，某个资本家企业的科技人员研发出一种新产品，其社会需求大大超过其生产的数量，那么这种商品就能以高出其价值数倍数十倍的价格卖出，资本家就会因此大赚一把，直到同行业的各家企业都纷纷效仿，这个新产品的利润率才逐渐在全行业实现平均化。
　　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本的利润越来越依赖于其商品在同类商品竞争中的市场份额，依赖于消费者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依赖于能否不断更新产品以迎合、刺激、拓展新的社会消费需求。可见，资本增殖的内在冲动，如果仍然囿于“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即以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为主要手段的产品增值，已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而且经过工人的全法斗争，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也越来越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规定在生理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必须把这种冲动转移到增加商品的市场份额和开拓商品的消费需求上来。这种转移不仅决定资本的增殖，利润的实现，而且直接关系到个体资本的生死存亡。而这种转移更加本质的必然性则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对消费需求的开拓是资本增殖的两个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方向，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对前者而言，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结果是劳动者得不到他应得的劳动报酬，即工资亦即生活资料的获取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按照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相对贫困的理论，工人工资的增长永远低于资本的增殖速度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对后者而言，拓展社会消费需求的首要前提，是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即购买力，而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恰恰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家们不提高企业的全体员工的实际购买力即工资，那么增加商品的市场份额、拓展整个消费需求的目标，最终将化为泡影。当然，资本家们是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一般不会主动提高工人的工资。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来的现代民主，为工人提高工资的斗争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舞台，正是这个现代民主制度，拯救了资本在第一个方向上撞死的厄运，并推动资本由第一个方向向第二个方向的转身。
　　那么，资本是怎样实现这个转身的呢？第一条捷径：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不断增加技术设备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以此刺激、提高社会消费的品质。在这个过程中，一线工人的粗笨、简单的体力劳动逐渐退出舞台，技术蓝领登上舞台，一线工人大量转为技术工人，这也是他们工资即消费能力大幅提高的最好理由，也是工人阶级的群体融入中等阶级的历史契机。第二条捷径，各个个体企业都加大对市场调研的力度，对社会各种消费需求的调查和研究，以及如何以新的产品拓展消费者新的需求，并成为奠定企业生产方向的战略决策。这样，马克思那里的所谓个体资本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就能得到基本的解决。
而正是这个关键的历史转身，迎来了人类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和全民消费时代。
　　第三个颠覆：资本发展的最后结局是消灭私有制吗？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石，正是在这块基石上，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最后一场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私有制最后的表现方式，当无产阶级通过这场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时，资本的丧钟——也就是私有制的丧钟就敲响了。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里进行了雄辩式的阐述：“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推论，完全是建立在剩余价值论的基石上的。而事隔仅仅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已出现了和这种推论完全相反的局面：发达而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奴隶”——工人阶级，而且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他们原先的身份——机器的奴隶中解放出来，并且他们的生存条件和个人自由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推论之所以遭到历史的无情颠覆，道理非常简单：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即资本的增殖是通过剥削工人——即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减少工资——工人的生活资料实现的。因而资本越增殖，工人就越穷。事情真是这样吗？上文已经说过，资本增殖实现的最后途径，是不断扩大商品的市场份额，拓展社会的消费需求。因此，如果资本不通过市场手段使全体社会成员包括自己企业的工人不断拓展消费需求，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大幅度地提高工资的支付能力，资本的增殖就会走进死胡同。如此，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已经宣告：马恩关于资本剥削将加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贫富对立，从而引发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预言已经破产。
　　但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发展必然导致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论断，却值得进一步解剖和推敲。马恩关于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
　　马恩这里讲的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这两位老人家看来，既然资本的运作过程已经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过程，那么，资本的性质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即消灭资本的私有性质或阶级性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个问题上，马恩说的前因，即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并没有错。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公司制度的发展，具有个人独占性质的大额资本已经不多了，大量的股分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出现，已经形成股东集团和大量股民共同占有资本的格局，资本的社会化进一步提高。但是，由这个前因导出的生产资料也必须实现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后果，却是错误的。上文说过，资本的本质属性是根据消费需求生产产品，如果资本的不断增殖是资本惟一的生命存在状态的话，它生命的延续就是不断扩大消费需求，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平台，就是市场。消费者的各种需求，总是通过他们在市场购买哪些商品显示出来的。而商品交换市场生存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生产各类商品的“资本”，必须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自由个体存在，它不仅必须和生产同类商品的资本竞争市场份额，而且必须和其他同样自由的资本个体交换生产资料等等其他商品。而只有不同个体的自由资本之间的竞争和交换，才能产生市场，而只有市场，才能真实反映消费需求和拓展这种需求。因此，无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怎样高度社会化，也无论占有一种资本的社会集团多么庞大，它们必须是作为独立的自由个体而存在。而一旦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全社会占有，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自由的资本个体立即消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立即消失，市场立即消失。同时，作为真实反映消费需求和拓展消费需求的载体也立即消失。那么，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这个承接全部生产资料的载体是什么呢？至少在“阶级和分工”没有全部消灭的情况下，看来只能是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种情形，我们已经在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了。
　　然而，当社会的所有生产资料全部归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时，迎来的绝不是马克思预言的剥削的消灭，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灾难的到来和新的剥削方式的产生。试想，当一个企业的“资本”即生产资料（包括可变资本）是国家的，它的生产还有方向和目标可言吗？除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它还能干什么呢？它难道还会像自由的个体资本那样，去绞尽脑汁地调研市场需求，改进产品性能，研发新的产品去拓展消费者的需求吗？它还能费尽心机地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刺激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赚取更大的利润吗？而国家——作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载体，它又是怎样制定生产计划呢？比如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千万个家庭，如果一家需要一个电视机的话就需要一千万台。按照现有的生能力，生产一千万台电视机需要十年。于是，国家就制定计划，这个企业提供原料，那个企业生产零件，还有企业进行组装。但是，这种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和盲人摸象。指令者既不知道哪些家庭需要什么款式、什么尺寸的电视机，也不知道这一千万家庭中有哪些人家现在就有购买能力，哪些人家过些年才有购买能力，更不知道电视机要经过怎样的更新换代才能满足消费者不断拓展的需求。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作为掌握全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国家还有远比生产电视机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发展国防工业，需要导弹越洋卫星上天以增国威；比如发展钢铁工业，因为无论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包括农业的现代化，都需要大量的钢铁等等。这样，生产电视机的计划可能被压缩再压缩，推迟再推迟，而国家计划的制定者总是在一大堆的需求中顾此失彼，忙里抓瞎，找不着北。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二十世纪出现的所谓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是弄出个短缺经济，就是弄出个畸形经济。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农民）所获得的生活资料为什么总是那么匮乏，其根本原因，就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把围绕消费需求穷追不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活力、智慧和生产力的源泉，都统统堵塞了。
　　《共产党宣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这种纯逻辑的推理固然具有逻辑力量的完美性，但并不真实。不错，表面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存在是资本增殖的方式。但资本增殖的实现过程并非像马恩理解的那样是资本的单纯增殖，是导致工人贫困的工人阶级对立物的不断庞大。实质上，资本的每一次增殖，都是对社会消费需求更大规模的满足，都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空间的一次拓展。而这些社会成员当然包括工人阶级。而资本增殖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率不断提高和科技水平不断拓展的过程，正是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的应用，使工人不仅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而且最终使他们从繁重粗笨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和个人自由。那么在公有制社会呢？且不说计划经济模式的运行到底能产生多少“积累起来的劳动”，即便有了一些，也像万金油那样东涂西抹应接不暇，剩下来的进行分配吧，首先将财富装入腰包的是谁？是掌握控全部生产资料和国家各级政权的官僚集团，他们掌握全部社会财富的分配大权，在分配中向自己腰包倾斜，比私有制社会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企业主在利润分配时向自己口袋中倾斜还要方便，还要贪婪——这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中的另一个谬误，认为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的根源，消灭私有制就能消灭一切剥削。实质上，垄断社会所有权力包括分配大权的专制体制才是一切剥削的总根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实现所谓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官僚集团还会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剥削。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预言的现实翻版，不正是一种新型的现代专制制度吗？
　　知识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们看到，凡是资本和市场被锤炼得炉火纯青的地方，总是带来空前繁荣的消费时代。但是，资本的憧憬和马克思关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样，总是把人类生存的惟一家园——地球，看成一个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伊甸园，认为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资源的充沛是两条可以无限延长的平行线。也许，当资本为人类锻造的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及人类无限扩张的消费欲望终于穷尽地球有限的资源之时，或者疯狂的消费终于导致人类的生态系统彻底崩溃之日，恐怕资本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而正是这个关键的历史转身，迎来了人类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和全民消费时代。
　　第三个颠覆：资本发展的最后结局是消灭私有制吗？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石，正是在这块基石上，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最后一场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私有制最后的表现方式，当无产阶级通过这场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时，资本的丧钟——也就是私有制的丧钟就敲响了。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里进行了雄辩式的阐述：“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推论，完全是建立在剩余价值论的基石上的。而事隔仅仅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已出现了和这种推论完全相反的局面：发达而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奴隶”——工人阶级，而且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他们原先的身份——机器的奴隶中解放出来，并且他们的生存条件和个人自由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推论之所以遭到历史的无情颠覆，道理非常简单：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即资本的增殖是通过剥削工人——即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减少工资——工人的生活资料实现的。因而资本越增殖，工人就越穷。事情真是这样吗？上文已经说过，资本增殖实现的最后途径，是不断扩大商品的市场份额，拓展社会的消费需求。因此，如果资本不通过市场手段使全体社会成员包括自己企业的工人不断拓展消费需求，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大幅度地提高工资的支付能力，资本的增殖就会走进死胡同。如此，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已经宣告：马恩关于资本剥削将加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贫富对立，从而引发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预言已经破产。
　　但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发展必然导致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论断，却值得进一步解剖和推敲。马恩关于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
　　马恩这里讲的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这两位老人家看来，既然资本的运作过程已经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过程，那么，资本的性质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即消灭资本的私有性质或阶级性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个问题上，马恩说的前因，即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并没有错。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公司制度的发展，具有个人独占性质的大额资本已经不多了，大量的股分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出现，已经形成股东集团和大量股民共同占有资本的格局，资本的社会化进一步提高。但是，由这个前因导出的生产资料也必须实现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后果，却是错误的。上文说过，资本的本质属性是根据消费需求生产产品，如果资本的不断增殖是资本惟一的生命存在状态的话，它生命的延续就是不断扩大消费需求，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平台，就是市场。消费者的各种需求，总是通过他们在市场购买哪些商品显示出来的。而商品交换市场生存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生产各类商品的“资本”，必须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自由个体存在，它不仅必须和生产同类商品的资本竞争市场份额，而且必须和其他同样自由的资本个体交换生产资料等等其他商品。而只有不同个体的自由资本之间的竞争和交换，才能产生市场，而只有市场，才能真实反映消费需求和拓展这种需求。因此，无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怎样高度社会化，也无论占有一种资本的社会集团多么庞大，它们必须是作为独立的自由个体而存在。而一旦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被全社会占有，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自由的资本个体立即消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立即消失，市场立即消失。同时，作为真实反映消费需求和拓展消费需求的载体也立即消失。那么，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这个承接全部生产资料的载体是什么呢？至少在“阶级和分工”没有全部消灭的情况下，看来只能是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种情形，我们已经在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了。
　　然而，当社会的所有生产资料全部归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时，迎来的绝不是马克思预言的剥削的消灭，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灾难的到来和新的剥削方式的产生。试想，当一个企业的“资本”即生产资料（包括可变资本）是国家的，它的生产还有方向和目标可言吗？除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它还能干什么呢？它难道还会像自由的个体资本那样，去绞尽脑汁地调研市场需求，改进产品性能，研发新的产品去拓展消费者的需求吗？它还能费尽心机地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刺激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赚取更大的利润吗？而国家——作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载体，它又是怎样制定生产计划呢？比如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千万个家庭，如果一家需要一个电视机的话就需要一千万台。按照现有的生能力，生产一千万台电视机需要十年。于是，国家就制定计划，这个企业提供原料，那个企业生产零件，还有企业进行组装。但是，这种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和盲人摸象。指令者既不知道哪些家庭需要什么款式、什么尺寸的电视机，也不知道这一千万家庭中有哪些人家现在就有购买能力，哪些人家过些年才有购买能力，更不知道电视机要经过怎样的更新换代才能满足消费者不断拓展的需求。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作为掌握全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国家还有远比生产电视机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发展国防工业，需要导弹越洋卫星上天以增国威；比如发展钢铁工业，因为无论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包括农业的现代化，都需要大量的钢铁等等。这样，生产电视机的计划可能被压缩再压缩，推迟再推迟，而国家计划的制定者总是在一大堆的需求中顾此失彼，忙里抓瞎，找不着北。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二十世纪出现的所谓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是弄出个短缺经济，就是弄出个畸形经济。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农民）所获得的生活资料为什么总是那么匮乏，其根本原因，就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把围绕消费需求穷追不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活力、智慧和生产力的源泉，都统统堵塞了。
　　《共产党宣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这种纯逻辑的推理固然具有逻辑力量的完美性，但并不真实。不错，表面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存在是资本增殖的方式。但资本增殖的实现过程并非像马恩理解的那样是资本的单纯增殖，是导致工人贫困的工人阶级对立物的不断庞大。实质上，资本的每一次增殖，都是对社会消费需求更大规模的满足，都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空间的一次拓展。而这些社会成员当然包括工人阶级。而资本增殖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率不断提高和科技水平不断拓展的过程，正是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的应用，使工人不仅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而且最终使他们从繁重粗笨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和个人自由。那么在公有制社会呢？且不说计划经济模式的运行到底能产生多少“积累起来的劳动”，即便有了一些，也像万金油那样东涂西抹应接不暇，剩下来的进行分配吧，首先将财富装入腰包的是谁？是掌握控全部生产资料和国家各级政权的官僚集团，他们掌握全部社会财富的分配大权，在分配中向自己腰包倾斜，比私有制社会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企业主在利润分配时向自己口袋中倾斜还要方便，还要贪婪——这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中的另一个谬误，认为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的根源，消灭私有制就能消灭一切剥削。实质上，垄断社会所有权力包括分配大权的专制体制才是一切剥削的总根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实现所谓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官僚集团还会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剥削。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预言的现实翻版，不正是一种新型的现代专制制度吗？
　　知识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们看到，凡是资本和市场被锤炼得炉火纯青的地方，总是带来空前繁荣的消费时代。但是，资本的憧憬和马克思关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样，总是把人类生存的惟一家园——地球，看成一个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伊甸园，认为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资源的充沛是两条可以无限延长的平行线。也许，当资本为人类锻造的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及人类无限扩张的消费欲望终于穷尽地球有限的资源之时，或者疯狂的消费终于导致人类的生态系统彻底崩溃之日，恐怕资本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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