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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评审权力下放应需冷静对待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接受南都专访时表示，今年准备把副教授的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只要达到一定条件，就授权给高校自评副教授，不需要拿到省里统一评了。现在正在制定广东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在4月份上报省政府。省教育厅今年将出炉自己的权力清单。(3月13日南方都市报)　　广东副教授评审权今年将下放至高校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对于这样的消息出现，应该让广东很多高校有了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在人才推荐方面，更让高校能够唯才是举，更能够让门在工作中彰显出更多的公平公正来，对于这一制度的即将落实我们可以点赞，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冷静对待，对于这项制度的施行能否起到新闻中所提到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副教授评审权下放到单位固然是好事，但是高校在这一制度落实中，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人情关呢?还有这一制度的落实会不会出现平均分配指标的现象呢?这些现象应该很难避免的，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上级政府部门又如何做到监管呢?　　还有就是一些高校由于没有多少教授，无法组成评审小组，就不能自己评副教授。如果是这样，这些学校中也应该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工作能力强，热心于教育事业，他们凭什么机会晋升职称呢?让高校自评的方式会不会将这些人才埋没呢?广东省对这一部分人才又是如何落实其评审资格的呢?我们更应该关心他们，不应该让他们成了评审工作中的弱势人群。　　对于以上出现的问题，广东省政府部门更应该引以为重。在高校自评职称过程中，对相关人员的简历通过各种平台公示，让广大群众了解的同时，更应该由政府相关部门监督下或者是引入群众监督体制，做到评定工作公开、阳光、透明，让教师觉得公平公正，让广大群众更能体会到相关部门办事的诚信。对于副教授人员不足的高校不能设置评审组的，对其教师评定也不能忽视，政府部门可以责成教育主管部门去落实评审工作，在工作中也做到阳光公开，这样就能够将真正的人才推举出来，这样的工作方式才是最可取的。　　总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需要一步步摸索，希望广东省在这项工作中，不要急于求成，更要一步一个脚印，让教育改革真正符合时代的潮流，让教育改革真正为人民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最后让我们一起关注广东省的教育改革，祝愿他们的改革能够打造出时代强音来，为其它地区的教育改革做出表率。(长江网 苗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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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工厂精简：工人全下放设备援助朝鲜
日00:00 　
邯郸晚报　
精简下放，六十年代初出现的这个词让今天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这个政策的出台实施改变了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也同时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许多老人都说当时下放的人很多很多，具体我市当时有多少人被下放记者查阅了档案馆的资料只翻到当时一些单位的下放人员名单总体人数不得而知。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包括自然灾害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六十年代初国家为此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颁布了精简下放政策，致使部分机关干部、企业职工被精简下放回原籍，以减少城市人口，减轻国家负担。在我市表现最典型的是在《邯郸大事记》1962年中的一个条目：“中央决定棉三下马，部分设备援朝，部分封存。”记者在发达纺织集团看到了仅有的一套好似油印的棉三厂的厂志。厂志中记载：“邯郸国棉三厂于1955年筹建，1956年10月破土动工，1959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1960年-1962年，在国家受到了严重自然灾害期间，遵照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省、市委指示，邯郸棉三于1961年7月全部停产下马，开始动员职工还乡支援农业，9月底共精简职工5786名。其中动员职工还乡2825名，充实其他厂2781名。1962年，按照国务院和纺织工业部的指示，将纱厂大部分设备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厂房和通用设备以及生活区移交给三机部汉光机械厂。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年两年厂子又开始续建，于1966年底投入生产。”这段简短的历史记载体现了当时国人的一种近似悲壮的行动。在自己工厂停产，人员下放的同时，却把自己的机器援建给其他国家。在这段历史的记载背后，我们可想而知这几千名工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寻找他们的故事，记者来到了棉三家属院在一幢旧式的老家属楼里记者采访了两位当时的老工人。今年72岁的李香文大妈身着红色马甲，满面春风地说：“我正忙着孙女的婚事呢！”在介绍当年情况时，李大妈说，当时工厂停产，因为我是属于市民户口，没有被下放，而是被分配到了电线厂，可是1961年去的电线厂，1962年电线厂也停产了，我就等于也没了工作，成了家庭妇女。我丈夫在党校工作生活还算过得去。让李大妈记得最清的是1965年初秋的一天，纺织局一位姓孟的同志来到李大妈家，让大妈回厂重新上班，可把大妈高兴坏了。因当时小女儿才8个月，老伴还是想让她在家看孩子可大妈还是坚持回厂里上班。李大妈说当时当一名纺织工人感到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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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习仲勋在下放中是怎样对待群众的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习仲勋。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 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 让他住在那里学习。 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感到他这次能有机会到工厂来工作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一方面给了他直接向工人阶级求教、学习工业技术知识和群众接触的好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熟悉一下基层的情况，了解职工的疾苦，广泛听听群众的真实反映。习仲勋到厂不久，就向厂党委领导提出了自己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他感到这样更能接触到职工群众，也更容易直接听到群众反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国家创造一定的财富。厂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很理解他的心情，也很支持他的作法，当即表态同意，安排他在第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生产劳动，并作为他的&联系点&，一直到他离开工厂为止。后来习仲勋在《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的回忆文章中曾说道：&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习仲勋坚定的革命意志，对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思想豁达开朗，诚恳虚心好学，积极关心帮助他人的精神和品格，却给厂里许多干部职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段时间，习仲勋和秘书范民新一起住在洛阳矿山机械厂的招待所。&文革&开始不久， 西安的西北大学两大&造反&组织之一的&西大文革临委会&，派出红卫兵潜入洛阳，半夜秘密抓了习仲勋。但在西大临委会红卫兵抓习仲勋的过程中，康生在接见西安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西安市大专院校文化革命联合指挥部&是保守组织。此言一出，联指顷刻解体，其旗下的&西大文革临委会&也立时解散。抓到习仲勋的临委会红卫兵半路上突然听到消息，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处理，于是把习仲勋带到离西安不远的红安公司(现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前身)隐藏起来，一边交工人批斗，一边和筹委会联系，愿意把习交出来，以取得资格加入筹委会。筹委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日半夜，几位奉命交接的红卫兵到红安公司将正在接受批斗的习仲勋抓到了西安。
　　11日清晨，习仲勋被抓到西北大学后，学校筹委会把&监改&习仲勋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叫孟德强的红卫兵。他们被安排住在学校3号学生宿舍2楼的34号房间。孟德强从学校红卫兵接待站找来两条棉被，一铺一盖，给习仲勋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床铺。接着，又从原来的宿舍搬来他自己的被褥，安置在另一张床上，从此开始两人长达72天同处一室的生活。
　　那天午饭时，孟德强发现习仲勋没有钱和粮票。那个时候没有钱和粮票都难以解决吃饭问题。笔者曾写过一篇《文革时期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文中有这样的内容：&今年第八期《名人传记》杂志，刊载了该刊记者对江青秘书杨银禄的采访。杨银禄谈到了一则江青关心他的往事。有一次杨银禄得了肠胃炎，发烧，江青来杨银禄办公室看望，后来还要自己的厨师为杨做营养餐。江青对杨银禄说：&我叫程师傅给你做饭，用我的钱，粮票你自己出，做点软的和可口的。&当年权倾一时的江青，连富余的粮票都没有，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在文革十年时期，很多东西都要票证，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特殊。&这篇文章还谈到陕西的女工吴桂贤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也因为没有带足够的粮票，吃饭就遇到了麻烦。
　　习仲勋在下放洛阳期间，生活开支一直由秘书代管，他身上从来不带钱，这次半夜被抓走，更是两手空空。孟找到筹委会后勤部去借，但后勤部既无粮票又无现钱。孟只好自己垫钱和粮票代习仲勋买了一个月的饭票。
　　习仲勋要孟暂时代他垫付生活中的一切开支，并告诉他，他会写信告诉洛阳的秘书范民新，让他寄钱过来，寄来后一起还。孟按习仲勋的要求，代他买了洗漱用品和餐具，还买了一顶帽子和几包&大前门&牌香烟。这笔开支，共用去10元左右，孟用一个小本，记下了每笔开销的数目。一个月后，范民新从洛阳寄来60元钱，孟扣除习欠的钱，剩下的作了习日后的生活开销。
　　在晚上停电的日子，他们吃过晚饭，就在黑暗中用闲谈来打发时间。闲谈中，习仲勋对毛主席的崇敬自不必说，对周总理的敬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谈起林彪，他只说林很会打仗，对江青更是从未提及。使孟惊奇的是，习对&反党集团&的头目彭德怀，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叶剑英、李先念、陈毅等老同志，仍然充满感情。习还多次告诫孟，在特殊的年代，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参加武斗，不能去打、砸、抢。一个被&监改&的&三反分子&就和一个&监改&他的红卫兵互不设防地随意交谈，使两人都感受到了被人信任和理解的愉悦，因而不再感到孤独寂寞。
　　1月20日，习仲勋被大会批斗。前一天下午，孟德强为防止习在批斗会上罚跪时膝关节受损，给他找来一副护膝，还帮他借了一件军大衣。批斗会结束后是游街。习仲勋被两名红卫兵押着，站在第一辆示众车上，头被压得低低的，前额几次都快要碰到车厢的前沿上了。孟德强不顾其他红卫兵的阻挠，挤到车前，用双手紧紧抓住他额前的车厢前沿，防止了他的头脸受伤。
　　后来有一天下午，数学系的几位男生，拿着筹委会的介绍信，声称要把习仲勋带到宿舍&拼刺刀&。人一带走，孟德强心里便开始不放心，便来到了数学系一间男生宿舍，眼前并未出现想象的场面。习仲勋坐在自习桌旁，周围的床沿上坐着几个男生，气氛和谐，声音平和，原来进行的是一场随意的聊天。
　　习仲勋在西安期间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习仲勋告诉孟德强，1962年以后，中央规定他和中央的联系，一律由陈伯达中转。顺便说一下，笔者认为有种说法不实，即有人认为&因为文革期间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显赫，位高权重，担任政治局常委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因此中央规定习仲勋与中央的联系一律由陈伯达中转。&
　　习仲勋的两封信内容如下：
　　主席：
　　我于元月11日被红卫兵抓到西安，现住西北大学，请转告总理，让他放心。
　　来西安以后，红卫兵把我武斗了两次，我的一只耳朵也被斗聋了。建国初期，我在西安工作，现在红卫兵把我们抓到西安的大街上批斗，只能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亲属感到高兴。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很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还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好。
　　习仲勋
　　主席：
　　最近，西安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红卫兵到处都在夺权。现在已经到三月，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开始。红卫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种庄稼，要是让他们夺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的权，可能就会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建议中央发个文件，明确春耕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能夺权。
　　习仲勋
　　这两封信都由孟德强从西安邮局寄出。关于这两封信陈伯达是否收到，又是否转给毛泽东，都无从考查了。不过，第二封信发出不久，3月13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春耕生产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是中央采纳了习仲勋的建议还是巧合，也无从考证。
　　3月23日半夜12点左右，陕西省军区派来三位解放军到西北大学，将习仲勋接走。
　　日，习仲勋写信给周恩来。周恩来接信后，报毛泽东同意，于日对习仲勋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他在这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安定的。他利用这种安定的条件抓紧时间读书，进一步积累了知识，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身体状况也逐渐好了起来。
　　1975年春，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决定对习仲勋解除&监护&，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以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将习仲勋再次下放到洛阳。这次，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周恩来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员工宿舍区。习仲勋夫妇二人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齐心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说：
　　&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毛泽东评价习仲勋，称&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最可贵之处就是他始终心里有群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善待工农朋友和学生朋友。他的事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正确面对现在，正确面向未来，都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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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客栈 [我要发帖]
　　 民生调查：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上访煤矿工人的群体遭遇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群老煤矿工人，总共有二百多人，多年来他们上访不断，可以说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让我们走近他们。　　　　 一： 沉重、黑暗的体力劳动与为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　　　　 探沂镇煤矿建于1969年3月，到1988年8月为止。在这20多年的生产过程中，这批煤矿工人从事着沉重的、黑暗的体力劳动，并且默默承受着随时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和人身伤害。　　　　 由于他们常年在井下潮湿的危险环境中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大部分职工都在精神和肉体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有的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职工因为伤残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甚至生活不能自理。　　　　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人民谋得了巨大的福利。探沂煤矿生产出的原煤纳入国家计划，供应临沂电厂、县水泥厂、化肥厂、酒厂、县瓦厂等。每年生产媒3－4万吨，每年上缴财政30万－40万。曾经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报导《红旗》杂志社报道，中央委员陆田计视察肯定。煤矿的主要领导人密洪瑞、黄永科、王福义、刘自廷出席“全国煤矿安全表彰大会”，并有二十余名干部职工荣获“省劳模”、省、地区、县先进生产工作者荣誉称号。　　　　二：现在的状况与国家政策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已步入了老年，不能再为社会，为人民发热发电，但是国家，社会不应该忘记他们，最起码应该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退休补助及相应的安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日特发中字20号文件规定： 　　一、凡属冤假错案的，经核实按情节，按中发[86]6号文件一律平反收回，工作上合理使用，生活上妥善安置，经济上合理补偿均按原工资的40%予以补发。 　　二、…… 　　三、凡属精简下放人员，要分别对待，按文件精神当时不属下放对象而将其下放的，要分情况，合理予以收回，或作退职退休办理，各级部门要重新复查落实，该收回的，坚决收回，予以补发一切待遇。 　　四、希望各单位、厂矿、企业学校、城乡各级组织的主要负责领导都要认真贯彻落实执行，如顶着文件、政策、原则不予办理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及办案人员的责任，如确顶着不办，久拖不决，造成严重后果损失的，必须严肃查处，按法律程序追究不秉公执法人员及主要领导的刑事责任。 　　五、[87]国发22号文件，关于解决上访老案问题的意见指出，对确实正当上访人员，不准收容、关押、不准打击报复，建国以来新老案件，各级主管部门领导办案人员，必须负责到底，逐步予以限期上报处理解决，均按《宪法》41条保护公民合法的基本权益。　　　　三：当地政府的表现与辛酸、渺茫的上访维权路　　　　 煤矿工人多次向县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落实职工待遇补助、安置问题。但是费县主要领导负责人根本不予理睬。于是为了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他们希望能通过上访解决问题。　　　　2005年3月他们首次联名到临沂市委、市政府上访、咨询，尔后又多次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相继又上访到省委、省政府，并于07年到北京上访。然而，他们得到的当然不是他们所期盼的。他们向县、市、省、中央政府领导寄去一封又一封快件，直接送去一份又一份材料，在各级信访部门登记了一次又一次，与各级政府领导面谈一回又一回，毫无结果。难道就没有一位有良知的领导了吗？ 　　　　当地政府官员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打击、镇压、拘留、伤害上访职工，甚至捏造罪名，强行拘留镇压达29人，使他们的身心备受伤害，有的甚至被折磨7－10天、15天、21天，三个月不等，并罚款之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员。　　　　　　　　试问：　　　　 这些煤矿工人不应该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政策吗？　　　　 国家中央的政策难道只是个摆设？当地官员政府可以置之不理，视而不见吗？　　　　 劳苦大众难道没有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吗？政府官员可以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吗？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谈何民主、法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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