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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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类似于重商主义，指通过政府政策的形式对进口商品建立，并施加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国内。
经济民族主义简介
经济民族主义类似于重商主义，指通过政府政策的形式对进口商品建立贸易壁垒，并施加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国内产业。这样的政策通常在和大规模经济混乱的状况下使用，如30年代的。
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
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国家仍是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在资源有限并且紧缺的世界体系中，全球竞争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个人和团体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在相当时期内是仍然是民族国家。基于这样的认识，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国家把追求更多的当作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一般而言，它对激进的全球化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应该为抽象的世界福利而牺牲本国利益；相反，它往往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要以牺牲另一个民族国家经济为代价这样的残酷现实。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偶尔也赞同或直接介入全球化，那是因为它把全球化视为实现本民族国家的手段。
经济民族主义出发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在世界中的相对获益而不是全球的绝对获益，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
经济民族主义最显著地体现在银行业。在和，政治家们将纳税人的钱投向出现问题的银行，并要求银行更多地对国内发放。然而银行却减少了，冻结了大部分资金转移。监管层面也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瑞士在政策上向有所倾斜，而对国外贷款全额计入折算。
经济民族主义范围
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分发达还是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孪生物。随着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西方媒体上，从到，从拉美到，以反外国并购为特征的经济保护主义力量正在不断凝聚，似乎成为反的一股逆流。
经济民族主义
比如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说法“经济爱国主义”已经成为前总理的口头禅。和已中止了米塔尔钢铁公司收购法国的阿赛罗钢铁企业，以及法国和西班牙政府阻滞和公司的“恶意”收购等。而在号称大本营的，我们就见到美国国会否决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控制美国六城市港口经营权。至于中海油收购美优尼科公司遭政府的粗暴干预，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与美国政府签署的电脑销售合同提出的诸多限制措施，更是令我们记忆深刻。
经济民族主义在中国
在2007年，对于中美两国和全球经济而言，一个紧迫问题就是需要更加灵活的。正在寻求更加市场化的，2006年，已经升值6%，但是这一速度还不足以缓解的盈余、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和来自外汇市场的压力。
在的风险正在上升之际，增加的弹性显得尤其重要。增加的弹性会使得的中央银行可以利用来保持中国的金融和。正如总理所强调的，必须采取全面措施以控制、日益增大的以及过热的经济。
在中美关系中，问题已经成为引起更多担忧的焦点。在全球化和各国经济越发紧密融合的时候，一些国家担心外国日益强大的竞争力会通过贸易或者投资给本国经济带来影响，这也助长了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北洋军阀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北洋军阀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人文学院历史系
年的中国被陶菊隐先生称为武夫当国的时代，千家驹评论北洋政府是“破落户的财政”，就是这样一个弱政府却迎来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费正清称之为“经济奇迹”。常有一种论调认为一战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契机，诚如所言，但一战之后，国内工业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停止，反而在战后初期增长速度达到了该时期的最高峰，其后这种快速增长一直持续到了1922
年，而经历了1922——1923
年的短暂萧条后，国内工业又开始以较高的速度继续增长。可见一战只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外因，任何一个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必然会采取相应的举措来发展经济。本文拟从北洋时期经济指导思想以及各项立法、政策入手，兼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看当时的经济实情，并谈谈这一时期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袁氏产业经济思想&&
军事经济&& 弱政府
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承认“革命之前，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袁世凯任总统后说“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外人之对我，虽承认国家之资格而可行使前清之债权，统计上年结欠洋款赔款及本年已过期之洋款赔款，各省历欠之外债，已达1千2百万磅之多。”在这样一种财政拮据的状况下，该如何发展经济成为新政府的一大挑战。从袁世凯登台到1916年去世，其政权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北洋政府经济发展的模式。
研究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作用，势必要对其界限作一简单界定，从清末中日甲午海战兴起到国民大革命后衰亡，若以1916年袁世凯的逝世为界，前期在袁世凯强权统治下通过其经济思想的指导，在张謇等人积极立法的保障下，经济取得一定发展；后期，失去袁世凯约束的各大军阀争夺全国统治权，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军阀对其地盘的投资，地方性经济发展起来，官僚资本进入市场，同时不断征战以及军事经济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
袁氏产业经济思想
袁世凯曾说:“ 窃维富国裕民之道,
农、工、商务三者, 实相为表里。”
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们一样，袁世凯将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划分为农工商三大类，认为农工商俱重，并将农业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战略之首。如何振兴农业？他的思想和对策是科教兴农。早在1902
年他就上奏：“直隶地瘠民贫，非讲求地理，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查外洋虽以工商立国，而尤注意于务农…”。同时，注重农业试验和实用科学，他说：“惟农功必期实验，考察不厌精详。”
袁世凯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其重农思想。在兴办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技术方面，他设立中国农工银行筹集农业发展基金；开设农业专门学校培养农业人才；继续筹建农业试验场推广农业新技术等。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布了《通饬重农保商令》。“劝谕农民及时耕种”，“使农勤于野”。1914年，又批准农商部公布《植棉制糖牧羊条例》，制订优惠政策，奖励扩充或改良农产畜牧。他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两角，凡改良种植者，每亩奖银三角；凡种植制糖原料苇田每亩补助蔗田银三角，肥料银六角，甜菜每亩补助甜菜银一角，肥料银一角，凡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三十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袁世凯认为必须重视水利建设。1914
年，他对广东西江农工水患“捐廉拔帘，扶衅殷勤。并排谭学衡督办广东治河事宜。”
在农业赋税上，袁世凯主张均赋，即按土地的腴瘠收取赋税。袁世凯仔细分析了清末田赋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认为“欲清厘田亩，非从事丈量不可。”进而他又分析了清丈难以成功的原因，他说：“但向来办理之难于奏功者，亦多半因有力之家，抵抗把持，使不获竟其事。盖清丈者，公家之利，细民之利，而独于豪富巨室隐田漏赋者大不利，并于蠹书猾役，朋比分肥者大不利，是以一闻清丈，辄至哗然，飞谋腾谤，多方设法，务使归于挠败而后已。”因此，他主张采取必要措施强制进行丈田清亩。袁世凯主张均赋的主要目的，其一在于推进农业近代化；其二在于解决国家财政收入问题，以巩固封建统治；另外，通过清丈，按田定赋可减除浮收勒折之弊，能够清出豪富巨室的隐田漏赋，革除蠢书猾役的贪污中饱，使得“野无旷田，赋无悬额污莱尽辟，库帑倍增，其宏裨于国计民生，实非浅鲜”。由上可知，袁世凯的按田定赋思想具有抑豪强、绝中饱、苏民困、裕国库的内容，这在当时对减除粮赋弊端、促进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于袁世凯的努力，民国初年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改良运动风行。如河北定县翟城村由米迪刚所提倡的掘井灌溉，产生功效后，很快为华北耕种旱田的农民所效仿，都开始在自己田中灌溉。在山东地区，不但盛行掘井，而且发明制造了铁轮与铁斗的新型灌溉水车。可以说，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农业向近代化迈进的一种表现。
民国初年，因废除了帝制，产业革命的风气高涨。袁世凯任大总统后，除对农业政策进行了改进外，还大力推行其重工思想，对资本主义工业采取积极的保护和扶持政策，表现在：首先，颁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法规、章程和条例。这一点在政府立法及政策方面会专门讲述。
再者，对工业仍大力提倡，并采取了许多发展工业的硬措施。如提倡和保护民间兴办企业，推行奖励制度，对新办企业予以保息，对工业产品及原料调整或减免捐锐，设立示范场所以劝导人们兴办实业，开办国货展览会和参加外国博览会等等。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民初工业的发展，使民初出现了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热潮J
民国成立后,
袁世凯再次掀起铁路国有运动。年间，陆续将川路、湘路、苏路、浙路、鄂路等收归国有。就国有、民有铁路优劣而言,
“从政策而论, 似以国有为优。”
除铁路外, 袁世凯还注重电话通讯事业。19 0 3
年, 电政大臣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天津、塘沽之间架设电话线。于是从日本购人机器, 并聘用日本人吉田正秀为技师,
为降低费用还奏请机器材料免纳厘税。 终于在19 05 年建成复线电话线。从而初步改善了内外投资、兴办工业的环境条件。于上可知,
袁世凯对中国工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商业方面，他认为发展商业除了须建立商务总会这样的组织外，还需要有“通商惠工”之类的政策，才能更进一步推进商业的发展。在民国时期，袁世凯通令颁布公司条例，将《商业注册规则》、《施行细则》、《商人通例》、《商事条例》等重商政策等拟定并颁行。
除了在农、工、商等方面的具体思想外，袁世凯还具有官为商助的产业组织思想。他以周学熙所办的近代工业企业集团为示范和模版，扶持近代民族资本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的整体发展。袁世凯扶持周学熙集团的代表性公司是启新洋灰公司与华新纺织公司。主要体现在资金
、市场销售的支持，赋税优待以及其他优惠与便利措施
袁世凯采取的是官办和官助商办相结合的方式发展中国近代化经济，事实证明效果极佳。而那些未能得到官方大力扶助的企事业发展得就不尽如人意。如天津三条石不仅是天津，而且也是华北民族资本的铸铁和机器制造业集中的地方，它对天津或华北的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资金少、规模小，经营到
1911年，整个三条石各小厂雇佣的工人加在一起才 121
人，仍然没有脱掉手工业的性质，终未能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企业。由此说明，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与官办企业或外商企业相接轨，“是很难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工业的”。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在外国资本侵略与冲击的情形下，弱小的民族资本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具有近代意识的产业政策对于民族资本的扶持，对于中国经济近代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袁世凯在农业、工业和商业各产业实行的若干措施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经济立法与政策鼓励
民国初年是我国民族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与该时期经济法令的颁布不无关系。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策精英”的苦心孤诣，使七十余项经济法规得以出台。
日袁世凯便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掣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在刘揆一、熊希龄、周学熙、张謇等人的努力下，1921年，先后颁布的经济法规达40多项（不包括各法规的施行细则），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等。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初的公司法，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出现的经济方面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法令体系，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公司法的模式，在中国公司法制史上明显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民初公司企业已开始向资本集团化发展，并初步形成了一些大的公司集团。如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集团，孙多森、孙家鼐建立的阜丰公司集团，聂云台创立的大中华集团，荣宗敬、荣德生的荣氏企业等在民初都已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公司集团。
公司的优越性在于它的资本联合和再生功能，这种资本的联合和再生是近代社会大规模的公司集团或系统形成的必要条件。民初中国的公司集团与同期世界大公司集团相比尚属微不足道，但它们却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永安公司集团到1925
年控制了全国5. 57%的布机; 荣氏集团的面粉产量到1921 年占全国的31. 4%。毫无疑问,
这些公司集团都是借助公司的大资本吸收小资本形成的。所以它们的发展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民初公司法规对公司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民初公司法规经济功能的体现。
余项经济法规多有施行细则或附则，另有一些行业性章则条例，涉及出版、电气、烟酒、药业、盐业、茶业、仿制洋货、屠宰等行业。
北洋政府以系统性的经济法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价值取向转变，规范和引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近代经济、法制的根本转折，其开明的立法给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奖励性的经济法规对加强国民的经商观念、形成浓厚的社会重商风气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同时，北洋政府内部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保育主义思想”与周学熙为代表的国家政权直接参与工商业经济并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在立法中的相互妥协，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经济立法之外，北洋时期还出台相当的鼓励政策，给民族资本的发展以信心和保障。
首先，民国初，政府设工商部和农林部，1914年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农商部接受大总统的领导，除交通业外，其余如农林、工商、矿冶等均由其管理。地方各省亦设实业厅主管全省实业事务。各省实业厅隶属于农商部。不论是中央农商部还是各省实业厅，均负有提倡、保护、监督、奖励和改良实业的责任。这样的实业结构，整齐划一，既有利于各项经济法规的统一执行，又有利于各省因地制宜独立开展工作。
鼓励倡导兴办公司,扶植保护幼稚的民族工商矿企业。张謇1913 年10 月第一次就任农林、工商总长时,
向部员宣布政策时表明了他的“民办官助”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又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
提出对近代实业“扶植之、防维之、涵濡之而发育之”的四条政策。即“乞灵于法律”: “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 “求助于金融”:
“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流通”; “注意于税则”:
“农工商之政策，惟藉税法为操纵，或轻减以奖励之，或重征以抑制之”;“致力于奖助”:
“奖励补助，宜有制限，奖励须课其成效，补助则莫如保息”。&
北洋政府规定地下矿藏皆为国有, 不同于一般工商行业,
但也基本上准许民办。从《矿业条例》、《矿业注册条例》及它们的施行细则看,
前清《矿务章程》偏重维护地主权的宗旨得以扭转,而表现出轻地主之权、重矿商利益与优先权的倾向。
铁矿石是钢铁企业的粮食，铁矿石资源的储藏分布状况对一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影响重大，而准确掌握相关的信息数据是一个国家发展钢铁工业的前提基础和必然要求。中国钢铁工业虽然自19
70年代即开始探索起步，但是中国的铁矿石储藏量到底有多少？分布状况如何？各地铁矿石的成色、品位、成矿规模如何？能否满足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的需要？对这些问题一直到民国时期国人都没有一个基于科学地质勘探基础上的清楚认识。北洋政府成立后大致从1913年
至1923年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铁矿调查活动.这次活动初步廓清了以上模糊认识，对于国人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工业化事业的矿产资源条件影响深远。
北洋时期正值全球钢铁工业发展如火如荼的历史时期，加上此时军备需要以及其中的巨额利润，同时日本由于国内资源的匮乏将目光转向国外，尤其是中国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铁矿资源引起中国政府的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政府从1913年开始了一场遍及全国的铁矿调查活动。1913年秋成立的地质研究所、调查所虽仅培养一届学生，但它是“中国自办近代地质学发展的摇篮”，近代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曾言：这届“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日”。
调查改变了国人妄自尊大的矿产资源观念，出版的《中国铁矿志》统计中国矿石储藏量约为9.5亿吨。这就强化了中国社会保护国内矿产资源的要求。同时调查也使国人对中国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即确认中国东北而非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认为的山西，才是矿产最丰富的地区。再者，调查为我国有计划地开展钢铁工业建设奠定了原料基础，如河北龙烟铁矿和江苏秣陵关铁矿因其优越的开采条件和交通环境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
再者, 确立保息、专利、示范与奖励制度
1912 年12 月颁布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
规定“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 得呈请专利”, 对发明或改良的“工艺品”即工业制造品及其制造工艺给予5
年的保护期。据统计,从1913 年5 月至1916 年3 月, 农商部共办理专利34 件。
此外, 鼓励垦荒, 规划水利,
奖励植棉、制糖、牧羊、造林、捕鱼等农副业生产。
《中华实业界》评价：“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
由此可见。民初的经济奇迹，固然与辛亥革命的推动、一战造成的契机分不开，但袁世凯政府颁布和实行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经济法规、政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北洋时期的经济情况
在研究北洋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时，数据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我们且看一组对当时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②
( 一) 工业
年中国公司在全国公司企业中的比率由7% 上升到22%
。到1928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12 年增长了近6 倍。 年是工矿业稳定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企业数量和资本都有大幅度稳步增长。1913 年前, 全国登记的工矿企业有698 家, 资本额为33 082元, 工人有20
万多人; 到1920 年, 全国工矿企业增加到1 759 家, 资本额为50 062 万元, 工人达56 万多人,
分别增长了152%、51% 和167%。这一时期, 年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3. 4%。
( 二) 农业
北洋政府农商部奖励政策的颁布, 促进了农业的多种经营,
农业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造, 农业生产也得到大幅度增长。据调查, 农林渔牧在内的农产品出口总值, 在各年全部出口货物中之比重不断增长,
如1910年为39.1% , 1930 年则增长为45. 1%。仅就农产品出口总值而言, 1930
年比1893年更增长达22倍多。经济作物中, 种植面积增长最快的作物是棉花、蚕桑、烟草、大豆、花生等。从 年间,
棉花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由11%增加到18% 。期间, 逐步形成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
如江苏、湖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棉花区; 江苏、浙江、四川、广东多产蚕桑区; 还有大豆区、小麦区等。
( 三) 商业
随着经济的商业化程度逐渐加深, 国内市场不断扩大,
一些新兴商业城市和商业经济区域开始形成。
年逐步出现了新式商业和民族商业集团。在中国沿海一些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如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主要从事新式工业产品的百货商店,
加强了商业和工业之间的联系。同时, 也吸引了一批企业主投资于商业,
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管理理念的新式商业集团。新兴工商业城市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
促进了在全国范围内若干商业性农业区的形成, 如华南区、华中区、东北区等。这些农业区内, “农业或多或少带有职业性生产的性质”
。根据吴半农《从工业之程度观察目前中国经济之性质》一文估算, 国内生产品流通1913 年为9. 3 亿元, 1920 年为14. 9
亿元, 1925
年为21. 6 亿元, 13 年间增加了1. 3 倍。
( 四) 金融业
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金融财团的形成是金融业发展的显著特征。华资银行分为官办( 或官商合办) 银行和商办( 私营) 银行两大类。1920
年私营银行首次超过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 显示了民族金融资本实力的急速增强。 年我国银行业进入发达时期。据统计,
全国新设银行计达124 家之多。 年, 全国新增私营银行共186 家, 其资本总额也由3 600 余万元增至15
800 余万元。银行业的迅速发展,
逐步形成了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系统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系统及以港、惠为中心的华南财团系统。
在货币方面, 1914 年,
北洋政府发行的“袁大头”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在一些主要城市出现了从事国债票、股票、公司债券票及各种物品交易活动的交易场所。
( 五) 对外贸易
由于北洋政府采取了相关的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
外贸总值由1912 年的8.4亿多关两增加到1927年的19.3 亿多关两,
其中出口总值增长2.48倍,进口总值增长2.14倍,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进口增长的幅度。期间,
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渐趋多样化和合理化。年我国出口商品以原料为主, 比重大约为50%,制成品的比重平均约15%
。生丝在出口产品中一直位居首位, 其出口值由1912 年的6770万关两上升到1927
年的12870万关两,增加了90%;传统商品茶叶在出口商品的结构中,
由1912年位居第二位退居1927年的第五位；豆类、豆饼、棉花的出口量则分别由1912
年的第3、4、5位各递进一位至1927年的第2、3、4位。
据统计,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1902年为528.
4 百万美元, 1914年增至1096.7 百万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从年度投资上看,
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66.2百万美元, 1927年约为100万美元。从 年间,
华侨国内投资金额7100多万元,平均年投资额为890 余万元, 在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多达1 042
家。到 年间, 侨商投资企业数为5 904 家, 投资总额达1. 68 亿多元, 年均投资额2 100
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官僚投资
这一话题的由来，还是得益于“弱政府”的启发。北洋政府的财政在袁世凯初期由于整顿曾一度恢复并超过清末时期，随后的复辟帝制及带来的内部派系斗争，政府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地方截留上解税款更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以至于1925
年时任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叹道“各省收入仅有十分之一缴归中央，其余十分之九自行支配”。中央财政的其他主要来源盐余、常关税等名为经常性收入，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保障。据估计，到1922
年，实际归中央收入的常关税仅剩京师税务监督署一处所收之款而已，而盐税到1925
年后，中央所得盐余之款仅剩长卢一区而已。再加上连年内战，军费激增，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率逐年上升，1916
年赤字率为9.57％,1919 年为17.33％,1925 年更增至30.13％214。
北洋政府财政不但连年赤字，而且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很低。据估计，1913
年财政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4％，1914 年这个比例是2.88％，1916 年占3.3％，1919 年占3.07％，1925
年这个比例降到只有2.32％。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大大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如果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北洋政府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对社会经济影响微小的政府。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看到另一种不幸中的幸事，大方军阀为巩固自身的统治，筹措军费，不得不加强对驻地的建设，由此带来地方经济的发展。
例如，阎锡山在山西境内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山西近代工矿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阎锡山因地制宜，于1915
年开办了普晋银矿公司和裕晋煤矿公司，1919 年他又创办了同宝煤矿公司，山西平民工厂。从
年间，他陆续开办了山西军人煤矿、山西火药厂、炼油厂和机械厂。为保证工矿业的交通需要,
他还修了泉峰铁路等交通运输线。另外，阎锡山看到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相接处的黄河流域水力资源丰富，又成立富山水利公司和广裕水利公司等水利企业，带动了山西水利事业的发展。阎锡山在原钱庄基础上改组建立近代新式银行，并新开了一些银行，极大地推动了山西地方银行业和私营银行业的发展。
与阎锡山不同，1925 年3
月，冯玉祥受任西北边防督办，8
月又兼任甘肃督办，管理着中国西北地区一块广阔的土地。面对着这片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的土地，冯玉祥制定并实施了庞大的开发和移民计划。除此以外，他还实施了铁路修建计划，并打算利用交通便利联系外资公司合作开发西北丰富的矿产资源。
同时，一些官僚在掌握一定的财力后为获取实业救国的政治声誉，加上自身高消费的需求以及一些热心于工商业者慕其资本雄厚而进行的劝导，民国六、七年开始，大批官僚开始加入投资领域。如黎元洪1916年投资湖北石膏公司；张勋、周学熙、李盛铎、邓君翔1920年投资久星纺织公司等等。这在魏明的《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文中有详实介绍。
商会的作用③
商会是以新式商人为主体，包括一部分工业资本家在内组织而成。它的建立，使各业商人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新型社会团体。随着商会的成立，工商业者组织发展程度大为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形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力量。与以往的商人组织不同,
被誉为“众商业之代表”的商会，不限籍贯和行业，成为连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
商会出现于清末，北洋时期，日颁布《商会法》并于1915年修订，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法人社会团体的商会已遍及全国城乡，并在组织上实现了全国的联合，成为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争取政治地位的活动阵地。北洋时期的商会在加强纵向联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其它社会团体（如各省议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的横向联系，在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如1918年12月，全国省议会、教育会、商会联合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调和南北争端。巴黎和会召开，1919年6月，山东省商会、济南商会和山东省议会、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公举代表入京请愿。
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
北洋时期为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关税自主权力，政府曾多次提出修订关税的要求，这在林仁川《北洋军阀时期财政与关税自主》一文中有详细论述，且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实现，故在此不再赘述。
军事经济的特殊性
北洋军阀是在封建势力依然存在、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与古代军阀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特别是在接受清代创立的各兵工厂的基础上，又兴办了一些新的兵工厂，军事工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并开始自制重火器和飞机，军费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
军事经济从理论上讲，应包括军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方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完整的军事经济体系。军品分配在军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基本上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军队指挥管理系统( 袁世凯称帝前一段时间除外)
，大小军阀在不同程度上要自筹军饷，因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统一的军品分配。就军事经济的两个主要方面军品生产和军品交换来看，二者发展极不平衡。生产军品的军事工业大大落后于交换军品的军火贸易。据统计，1920年前，中国军械工业仅有23家，工人28
500人，资本12 800万元。军事经济给中国带来最多的还是经济上的不足，甚至被外国列强操纵我国经济主权。
在军事贸易上，中国大量购买外国军火；在军事工业上，中国兵工厂所用的机器设备、原料大都购自西方；在军事费用上，大借外债。1912
年至1926 年北洋军阀举借外债99 110 万元，用于军械军饷的部分有30 300 万元。借外债的交换条件是出卖中国的主权。
军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性经济,
因而它不能像其他国民经济部门那样为社会生产物质财富。军事经济的效益直接表现在其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即保家卫国上,
间接地表现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上。关于军事经济的负面影响将在“北洋军阀的剥削”一节中在做说明。
论政府与市场
在任何时候，我们谈论经济发展状况时总免不了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看到北洋时期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可以说北洋政府是一个愿意提供基本经济秩序并对之加以保护的政权，但客观情况是“破落户”财政以及帝国主义操控政权带来的对经济的制约，最终使得这一时期的各项法令、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政府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作用微弱，1912
年，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开支的比重是3.5％，1914 年和1916 年为1.2％、1919
年为0.5％。北洋政府的财政不仅对民营经济无所作为，就是对官办经济也是维持乏力，此时，市场投资经营主体自然向民间资本转移。这样市场就较为活跃。，由民间投资主体根据价格信号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根据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由此迎来了民国初期由市场驱动的、以直接消费为主的、进口替代型的轻工业的快速发展，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弱政府派生的一个意外好处。
同时弱政府也给了社会一个舒展的时机。在这个阶段，商民社会异常活跃，各派社会精英人物粉墨登场，民族主义盛行，实业建国、抵制外货、爱用国货成为社会的普遍的思潮。而作为最重要的工商组织的商会也迎来了其诞生以来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积极协调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调解纠纷，保障信用，为工商业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信息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商会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还充当工商业者沟通政府的桥梁，充当政府专制权力对工商业者损害的缓冲装置。社会协调机制的活跃也为市场驱动型的工业发展降低了交易费用，避免了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这也是弱政府给民初工业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因此，民国初年的弱政府状态也是国内民营轻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因。④
北洋政府的经济剥削
北洋军阀各派系相互斗争，为稳固其统治，必须拥有大量军费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为满足军阀奢侈生活的需要，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来源，除了向帝国主义借款外，更多的则是对内收刮。如举借内债、苛捐杂税、滥发纸币、贩卖鸦片、摊派兵差。
举借内债主要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利用发行公债、库券的形式来榨取人民财产。发行时往往都有担保品，但由于这些已经被帝国主义吸允得差不多了，所以信用便难以确立。
勒索苛捐杂税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旧有名目外附加税收或是预征正税。附加税收的如张宗昌治山东，在田赋上附加四种税收，即军事特别捐、军械捐、军鞋捐、建筑军营捐，四项合计，附加额已超过正税四倍。预征正税如直系萧耀南1924年令财政厅转饬各县，限期征两年的地丁税。另一种是创立新税名目进行勒索，这些名目千奇百怪，如张宗昌创立人捐、狗捐、牛捐；张英华在河南开封立房捐；萧耀南在湖北增收汉口码头挑夫捐。这些无疑给人们带来沉重灾难，制约了小农经济的发展，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商品市场内需不足。
滥发纸币是军阀掠取民财最简便有效的办法，这种滥发的纸币包括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发行的纸币和军阀军队滥发的军用票，以军用票为尤滥。据调查，河南省在1925年有不兑现的纸币将近二千万元流通于河南和京津两地，这些纸币本没有什么切实资金的支持，因而市场流通信用必然不佳，不得不靠武力在其统治区域内强迫使用，一旦军阀在此地失败，则纸币积压于人民手中，军阀则一转手之间，榨取人民财富而入私囊，席卷而去。
栽卖鸦片是北洋军阀收刮财产最恶毒、无耻的一种办法。陕西自陆建章统治时期开放禁烟后，便迫使人民每年广中烟草。在陈树藩、刘镇华时期，均借烟税扩充军队。军阀们更无耻的用禁烟之名行种烟之实，在这种巧立名目之下勒取了大量的烟税，陕西烟税比田赋尚多三、四倍。种烟的结果，造成烟毒泛滥，农田面积削减，对整个人类社会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身体和经济生活都遭到极大地危害。
北洋军阀在混战中从各地拉夫拉车，强派役差来为战争服务，这就是“兵差”，除了这种力役外，还以“兵差”为名，强行摊派，向人民勒索财物，作为其收刮的一种方式。军阀爪牙在实际征派中先折价派征，将人们缴纳代替兵差的费用中饱私囊，然后再在沿途强拉供应，实际上人民要受交钱与服役双重剥削。
军阀利用这些搜刮来的大批资财一方面从事内战，一方面扩大自己的私产，他们往往霸占了大量的土地，从事农业剥削。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在安徽阜阳霸占土地7-8万亩，湖北督军张敬尧在安徽霍邱也有7-8万亩以上的土地。他们还在各种企业中进行投资，并利用政治权势排斥正当经营者。如山东徐世昌创办的中兴煤矿每吨税捐只有0.2元，占成本的10℅，而另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山西保晋公司的煤，每吨却要交1.731元，占成本的86℅.这种不公平竞争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军阀在维护其自身地位的同时必然带来种种经济剥削与超经济剥削，力役负担使劳动人民不能按时农作，赋税又在人们本来就不多的积蓄中扣除一部分，削减人们购物欲望，国内市场得不到发展，同时军阀利用政治权利、军事力量与民间资本进行不正当竞争，给民族资本的发展种种桎梏。
上面提到的军事经济，这里需注意的是其中包含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北洋军阀先进的( 近代化的)
武器装备与落后的国民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一矛盾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而加剧。二是近代军队保家卫国职能与北洋军阀军事经济的负效益的矛盾。后一矛盾是由北洋军阀在解决前一矛盾过程中采取的反动路线所决定的。北洋军阀在解决先进的武器装备与落后的国民经济基础的矛盾时，采取的路线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壮大国民经济，更不是反帝反封建为民族工业发展扫清障碍。而是相反，为了取得军饷、装备，不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肆意搜刮、残害人民。北洋军阀卖国残民的路线，虽然能较顺利地取得军队所需要的饷械装备，使其军队一时有所发展，地盘有所扩大，甚至可以使他们由小军阀变成大军阀，当上督军、元帅、乃至总统。但由于它背离了军队保家卫国的基本职能，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因而最后一个个或早或迟都垮台了。⑤
通过对北洋时期各项立法、政策的出台，显然，我们发现，政府愿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但后期随着袁世凯倒台，军阀内战，各地军阀为了自身统治利益，增派徭役、剥削人民、恶性竞争，给经济发展戴上枷锁。可以说，北洋军阀在“有作为”与“无作为”之间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军事经济、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等又阻碍经济前进。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固然其中有种种缺点，但我想我们不应忘记这一时期在经济立法上的努力，因为这奠定了后来经济发展的基础，也促使我国经济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参考资料：
①&&&&
苏全有、朱选功，《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袁氏重农、重工、重商思想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21卷；
孙智君，《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10月。
②&&&&
王玉灵 ，《北洋政府经济立法及其实效分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10月，第12卷第5期。
③&&&&
彭邦富，《北洋时期商会历史作用之考察》，民国档案，1992年第四期。
④&&&&
龚会莲、胡胜强，《近代工业增长与北洋政府—弱政府与工业增长关系的近代样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3月，第18卷第2期。
⑤&&&&
李怀信、姜亚东，《试论北洋军阀时期的军事经济》，军事经济研究，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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